（此文雖“舊”，但個人認為是我們時代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的重要文本。可能不會有太多朋友感興趣，立此存照吧。508頁，較長，只得分5部分）

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

米·謝·戈爾巴喬夫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譯

告蘇聯公民書（代序）

致讀者

第一章當選總書記

第二章往事在我心中

第三章莫斯科大學

第四章初試鋒芒

第五章權力的考驗

第六章在老廣場

第七章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

第八章總書記

第九章多一點光亮：公開性

第十章經濟改革：初步的嘗試

第十一章決定性的一步

第十二章事業與思考

第十三章政治改革

第十四章蘇聯總統

第十五章黨和改革

第十六章新思維和對外政策

第十七章德國的統一、

第十八章改革與社會主義

第十九章1991年1～7月危險與希望第二十章八月政變

第廿一章最後的努力

第廿二章蘇聯解體

結束語

如果歷史可以像錄像一樣可以回放，那麼這樣幾個鏡頭您可能還記憶猶新——

1991年12月25日那個夜晚，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神色黯然地坐在攝像機前，向蘇聯也向全世界發表了他最後一次電視講話，宣布中止行使總統權力；

隨後克里姆林宮迎來了新主人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近70年的鐮刀和鐵錘國旗徐徐落下，紅白藍三色旗升了上去……

10年後，當戈爾巴喬夫再次回憶這一令他刻骨銘心的時刻時，萬般感慨油然而生：“由於我改革的失敗，才導致了這場權力之爭。”

自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6年間，國際風雲變幻，蘇聯國內形勢波瀾起伏，動盪激烈。處於蘇共瓦解和蘇聯解體事件的中心，戈爾巴喬夫在這個時期的所思、所想、所為的過程及過後對這些事件的反思，是世人感興趣和希望了解的。

在蘇聯解體10周年之際，一部由當事人親自撰寫的書——《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文版與讀者見面了。《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自1995年出版以來，已被譯成7種文字，全球發行總數超過千萬冊。

　　由於《回憶錄》是一部 120萬字的大部頭作品，考慮到不同讀者的需要，我們推出了兩種版本：一種為單本的“精選本”，一種為上下兩冊的“全譯本”。

對於對戈氏其人和當年的歷史事件感興趣的讀者，這本《真相與自白》為您精心選譯了三部分內容：

第一部分內容是戈爾巴喬夫的身歷及家庭；

第二部分是戈爾巴喬夫在在克里姆林宮的政治生涯，記述他當選總書記後進行改革的理念及活動；

第三部分為戈爾巴喬夫在“嚴峻的1991年”的經歷，重點記述八月政變、蘇聯解體的詳細過程和他從一個當權總統被迫辭職到簽署聯盟解體而成立獨聯體協議後的複雜而痛楚的內心感受。

世人對戈爾巴喬夫的評議一直存在種種不同說法，然而歷史實踐是惟一準確的衡量標準。今天許多問題已真相大白，還有更多的問題有待歷史的檢驗。凡是真實記錄歷史事實的資料，都有助於我們思考、研究和對是非的判斷。不論書中是從何種角度，是以何種立場對史實加以敘述的，我們都可加以比較、鑑別，作為參考。

本書不但對研究蘇聯興亡歷史，而且對研究20世紀的東西方關係和世界巨變歷程都是一部極有參考價值、具有其他書刊所沒有的獨特視角和珍貴資料的文獻。

告蘇聯公民書（代序）

   蘇聯總統電視演說  1991年12月25日

“親愛的同胞們：

　　鑑於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後的情況，我終止自己以蘇聯總統身份進行的活動。

我作出這個決定，是出於原則性的考慮的。

　　我堅決主張各族人民的獨立自主，主張各共和國擁有主權。但同時又主張維護聯盟國家和國家的完整性。

　　事情已沿着另外一條道路發展下去。主張國家肢解、國家分離的路線占了上風，這是我無法同意的。

　　即使在阿拉木圖會晤和會晤通過決定之後，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也始終未變。

　　此外，我確信如此重要的決定本應在人民表達意志的基礎上作出。

　　儘管如此，我將竭盡所能，以使所簽署的協議導致社會的實際和諧、減輕擺脫危機和改革過程的困難。

　　我這是最後一次以總統的身份在大家面前發表演說，我認為有必要說出自己對1985年以來所走過的道路的評價。更何況這方面有不少無法自圓其說的、膚淺的、不客觀的見解。

　　命運作了這樣的安排，就是我當上國家元首之時就已經很清楚：國家情況不妙。我們什麼都多：土地、石油和天然氣、其他自然資源；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錯。我們的生活卻比發達國家差得多，愈來愈落在他們的後面。

　　原因已經清晰可見：社會在官僚命令體制的束縛下幾近窒息。它註定要為意識形態服務，註定要承受軍備競賽的重負，已經精疲力盡。

　　所有局部的改革（已為數不少）均先後以失敗告終。國家沒有前途可言。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應當從根本上改變一切。

　　正因如此，我從不後悔自己沒有僅僅為了利用總書記的職務在數年的時間裡‘稱王稱霸’。我認為那是不負責任的和不道德的。

　　我明白，開始一場如此規模的改革而且是在我國這樣的社會裡，那是極其困難、甚至是冒着風險的事情。然而我卻至今對1985年春天開始的民主改革的歷史正確性確信不疑。

　　國家復興和國際社會發生根本變化的過程，其複雜程度大大超過了原先的一切預料。不過業已完成的事情應當得到應有的評價：

　　--社會獲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解放。這是最主要的成就，我們卻沒有充分意識到，因此也尚未學會利用自由。儘管如此，已經完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

　　--消滅了那個早已使我國無法成為富足安康、繁榮昌盛國家的極權主義體制。

　　--在民主變革的道路上實現了突破。自由選舉、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權機構、多黨制均已成為現實。

　　--開始走向多種成分經濟，確立了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在土地改革的範圍內農民階級得到復興，出現了私人農場，數百萬公頃的土地交給農村居民、市民使用。生產者的自由已經合法化，企業家活動、股份制、私有化方興未艾。

　　--在將經濟轉向市場時，必須記住這是為了人。當此困難時期一切均應從人的社會保障出發，這特別與老人和兒童有關。

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時代：

　　--已經結束‘冷戰’，曾對我國經濟、社會意識和道德起破壞作用的軍備競賽和國家極度軍國主義化已經停止。世界大戰的威脅已經解除。

　　我想在此再次強調，我在過渡時期將竭盡全力，繼續對核武器進行可靠的監督。

　　--我們已經對世界開放，不再干涉別國事務，並放棄在國外使用武力。我們得到的回報是信任、團結一致和尊重。

　　--我們已成為按照和平、民主原則重建現代文明的主要支柱之一。

　　--各國各族人民均已獲得選擇其自決道路的實際自由。對多民族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的探索使我們已接近於簽署一項新的聯盟條約。

所有這些變化都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都是在尖銳的鬥爭中進行的，都曾遇到舊的、過時的、反動的勢力日益嚴重的反抗，這裡既有過去的黨和國家機構和經濟結構，也有我們的習慣、思想偏見、平均主義和坐享其成的心理。這些變化遇到了我們的偏執、政治文化水平低下、對變革的恐懼心理。因此我們才損失了許多時間。

舊體制瓦解之時，新體制尚未開始運作。於是社會的危機更加深重。

　　我知道對目前嚴重局勢的不滿情緒，知道對各級行政當局和對我本人活動的尖銳批評。不過我想再次強調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幅員廣大又擁有如此遺產的國家裡，根本性變革不可能在毫無痛苦、毫無困難和動盪的情況下進行。

　　“八月政變”使總危機達到頂點。這次危機中最致命的是國家的解體。今天我所擔心的是我國的人們失去偉大國家的國籍--對每個人說來後果都將十分嚴重。

　　我認為保住近年來的民主成果至關重要。那都是通過我們的整個歷史、我們的痛苦經驗獲得的。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以任何藉口隨意拋棄。否則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將化為泡影。這一切我都是直抒胸臆，如實道來。這是我的道義責任。

　　今天，我想向所有支持革新政策、參與實施民主改革的公民表示謝意。

　　我要感謝國外那些懂得我們的意圖並予以支持、協助我們並與我們真誠合作的國務活動家、政治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以及數以千百萬計的人們。

　　我離開自己的崗位時憂心忡忡。不過同時也抱有希望，我相信你們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我們是偉大文明的繼承人，如今偉大文明能否振興，我們能否過上現代化的名副其實的新生活，完全取決於大家，取決於我們每一個人。

　　我想衷心感謝那些近年來與我一起堅持正義而美好的事業的人們。也許某些錯誤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許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相信我們的共同努力遲早會結出果實，我國各族人民遲早會生活在一個繁榮而民主的社會裡。

　　祝大家萬事如意。”

　　                           致讀者

　　值此動盪不安的時期，我們俄羅斯、前蘇聯各國以及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向自

己提出問題。近幾年來，我們大家遭遇到了什麼事情？眼前發生的悲劇是社會發展

進程所註定了的呢，還是人的意願（一說是善良意願，一說是罪惡意願）所致？那

些在20世紀再次使我國國內生活進入另一軌道並且遠遠越出國界的事件，其深刻的

根源和原因何在？最後，我們此刻正處於歷史坐標的什麼位置，明天等待着我們的

又是什麼？

　　自1985年至1991年年底，我可以說是處於事件的中心。如今，在卸去國事的重

擔之後，我認為自己有責任講出我所了解的一切，並對困擾着同時代人的問題作出

回答。不言而喻，首先是講一講政治、政權、新思維、我們在國內開始的改革以及

國際舞台上的變化。但是不止於此。常常有人問到我個人生活中的某些細節，他們

想弄明白改革的根源何在，消滅我國根深蒂固的極權制度的意圖又是在何時、何處

及何種情況下形成的。這方面的問題我也會涉及。

　　不過，這與其說是講自己，倒不如說是講我們這代人成長的環境，講我曾與之

一起領會生活和政治真諦的那些人，講彼此交往曾對我的信念、性格的形成產生影

響的那些人。

　　從大學入學之日起至今，我先後遇到的人數不勝數。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執政

的七年期間尤其充實。對於那些曾以親自參加或者道義支持來幫助過我的人，我始

終懷着由衷的感激之情。

　　我會儘量講講他們。

　　我的道路上也遇到不少敵人。我對他們並無惡意。至少對那些毫不隱諱地堅決

捍衛自己的信念，而不是曲意逢迎。事後又賣身投靠並躲在角落裡放冷槍的人是如

此。如今我們全都會受到歷史的評判。

　　這些年來，我看到和聽到各種各樣有關自己、自己的活動和道德準則的說法。

這裡有對過去事件的忠實描述，也有不少臆測、投機取巧甚至恬不知恥的謊言。凡

是認真的評價我都認真對待，即使令我感到不快、我不敢苟同，卻可以迫使我思考。

至於惡意攻擊，我一概置之不理。

　　我在1985年開始自己的活動時，就希望得到人們的理解。我在兩本書中介紹自

己和自己的活動，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不僅要說明自己的選擇，而且要說明我是

怎樣一步一步走近這一選擇的。我試圖講清把構想付諸實施是何等地不易，講清隨

着改革的發展許多東酉不得不作根本的改變。

　　我想不要誇大其詞，避免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來描寫事件。不知是否達到了要

求，但我在往這方面努力。

　　我儘量說明自己的某些決定和行為，決無辯解的意思。我並不推卸對所開始的

改革應負的責任，因為我仍然深信：改革十分必要，它終將為我的祖國造福，為世

界造福。

　　不過，我的任務是講述，評判則由讀者去作吧。

　　在回憶錄寫作中我時時感到我妻子的幫助和支持。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好鑽研

的頭腦和女人的直覺，她對我的全部生活變故的直接參與，在本書的寫作中具有不

可估量的意義。

　　我想對所有幫助寫作本書的人表示由衷的謝意。他們當中有我的志同道合者和

朋友，有的人改革時期同我在一起，有的人現在同我在基金會共事，他們是：阿·

謝·契爾尼亞耶夫，瓦·安·梅德韋傑夫，格·霍·沙赫那扎羅夫，B．T．洛吉諾

夫，Y．奧斯特羅烏莫夫，B．扎格拉金，A．B．韋貝爾，B．B．庫瓦爾金。

　　衷心地感謝T．f．莫加切娃和H．瓦金娜，她們是我多年的老助手。H．普奇科

娃、YK．普羅佐羅娃、H．杜布羅溫娜、C．庫茲涅佐夫、B．H．米羅諾娃均做了十

分重要的工作。

　　潛意識裡撰寫這篇我的生活和改革“總結”的念頭，終於在某一刻變成了迫切

的需要。1991年12月的最後幾天  （那是我國、當然也是我本人的悲劇性日子），

發生了某種不可思議的事情。不久前還是一個強大國家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眼看着土崩瓦解。國家任人“宰割”，人們卻差點沒把這事當成幸福？！各共和

國的最高蘇維埃紛紛拋棄主權國家聯盟條約草案（該草案系由各共和國領導人組成

的蘇聯國務委員會在總統主持下擬訂的），吞下了別洛韋日協定這顆毒果。輿論大

嘩。知識界保持沉默。我對代表們和人民的呼籲以及關於蘇聯解體會帶來嚴重後果

的警告，竟無人理睬：社會已迷失方向，無法正確理解所發生的事情。國家的毀壞

者正是利用了這一點，篡奪人民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發生了我最不願意容忍

的事情。

　　走筆至此，已是1993年的秋天。1990-1991年曾經爭論得面紅耳赤的許多問題，

現已真相大白。曾經許諾的在獨聯體框架內保持經濟、政治、國防和至關重要的

“公民空間” 等方面的完整性並未兌現。我心如刀絞地注視着原蘇聯各共和國的情

況：經濟崩潰，戰爭不斷，暴力和犯罪猖撅，公民和少數民族的權利遭到踐踏。這

一切都是對傲慢的政治家冒險主義的報應，是他們使社會和國家從改革之路拐向 

“大動盪” 的道路。

　　時間是毫不留情的，它會使一切原形畢露。昔日偶像的光澤已大半褪去，人群

對他們發出的讚許聲已變成咒罵聲。看來，我們正在開始明白，不可沉湎於幻想之

中。而這是恢復健康和實現希望的保證。我仍然深信，業已選定和始於1985年的改

革乃歷史的必需。在經過一段考驗時期之後，我國人民即可當之無愧地享有改革的

主要成果--自由、民主、公民權利。俄羅斯、其他原加盟共和國定可找到恢復自

己聯盟的道路：不是以原來單一制的、帝國的形式，而是以民主的國家聯合體的形

式。

　　我還相信，國際社會在經過因原先兩極體系的終結而引起的不協調和雜亂無章

時期之後，定可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並且共同努力克服我們處處都面臨的戰爭危

險、生態危險以及其他危險。我們業已開始走向無核世界、全球安全以及原先分屬

敵對軍事政治集團的國家的一體化，這個進程肯定會繼續下去。

　　我正是抱着這樣的信念和希望，請讀者來開始本書的閱讀的。

 第一章 當選中央書記

1978年，11月27日 筆記本上留有這樣的字樣，這個筆記本是我在自己的檔案里找到的。那是我政

治生涯中有重大意義的日子。1978年11月27日，星期一，蘇共中央全會召開的日子，

我在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

　　結局出乎意料的聚餐

　　11月25日，我從斯塔夫羅波爾飛到莫斯科。星期天中午12點，我來到既是老鄉

又是朋友的馬拉塔·格拉莫夫家中，我倆從當共青團員時就很要好，當天他過50歲

生日。這當然是朋友聚會的由頭了。在小費列夫街一幢新樓四層的住宅里聚集了幾

個人，基本上都是斯塔夫羅波爾人。這樣的日子我們是如何慶祝的，大家都知道。

按照俄羅斯人的方式，闊綽大方，佳餚美酒，友好交談，開開玩笑，唱唱歌曲。另

外，這次聚到一起的人，大家都是老相識。聚會開始，照例是相互祝酒。不過因為

這是朋友聚會，祝酒詞既發自內心，又不很規範。大家情緒高漲，過生日者本人也

不例外。50歲算什麼！連中午都不到！

　　祝酒的同時自然也少不了歡談。大家談到誰將接替時日無多的庫拉科夫的蘇共

中央書記職務。

　　我們這些州委書記、中央委員，通常都知道誰在“候任”。有時會就這樣的問

題找我們商量。這次卻沒有徵求意見。

　　歡聚之間，幾個小時過去了。至天色向晚時，方知契爾年科手下的人已找了我

一整天。原來，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要見我。人們打電話到中央辦公

廳，查明戈爾巴喬夫曾經要過車，找到把我拉到格拉莫夫家中的司機。中午便把電

話打了過來。圍坐在餐桌旁的人都沒有注意到電話鈴響。格拉莫夫的兒子聽對方說

找戈爾巴喬夫，便回答說：“你打錯電話了。”……

　　又過了兩三個小時。六點來鍾新到一位斯塔夫羅波爾人，他說飯店裡把大家全

都叫了起來，說是要找一個叫戈爾巴喬夫的人。

　　我撥通了這位老鄉給我的電話。對方是契爾年科接待室的工作人員：“總書記

找你。差點把我們都給開了……”  “好，我馬上就到，”我安慰他說。

　　應當說，當時的風氣如此，喝酒並不算很稀罕的事情。誠然，我對酒從無嗜好。

所以這次我的情況完全正常。但是我要說，畢竟搞得有些尷尬、我走進契爾年科的

辦公室，以開玩笑的口吻說道：“您知道嗎，老鄉們聚到一起，大家坐一坐，說說

話……”他沒有理會我的玩笑話，開門見山地說：“明天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算

在全會上建議選舉你為黨中央書記。所以他想見見你。”

　　語重心長的祝福

　　當時我與契爾年科的關係相當不錯：作為邊疆區第一書記，我同他經常保持聯

系，一起處理與我們的工作有關的問題。滿以為這會是一次相當開誠布公的談話。

然而這次談話與以往的談話大不一樣。

　　我們這個圈子裡的人都知道契爾年科少言寡語，不愛講話。往往認為這樣的人

矜持甚至謙遜，在他們的襯托下，另一種性格和氣質的人如我者，可能顯得自命不

凡。儘管如此，我卻仍然對坦蕩開朗的人抱有好感。我對契爾年科這類不愛說話的

人懷有戒心，他們那表面上謙遜的背後，可能隱藏着最出人意料的東西。

　　我說出了自己的疑慮：選舉我的決定是否經過周密的考慮。我說，我了解農業

的情況，但是目前農村所需要辦的事．情我是否能夠辦到，卻還沒有把握。契爾年

科仔細聽完了我的意見後，來了一番別具一格的反駁：“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發

點是，你站在他的一邊，對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這個。”

　　我與勃列日涅夫之間是平平的、事務上的的關係，一點也不親密。

　　我有意將談話進行下去，契爾年科卻打斷我說：

　　“既然列昂尼德·伊里奇作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沒什麼可談的了。”

　　我試圖說這項任務很艱巨，許多東西都得變革。憑斯塔夫羅波爾的經驗我知道，

變革是多麼地不易。這時我卻聽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

　　“得了吧你！打了 23500萬噸糧食，還在老說艱巨，艱巨！你知道嗎，庫拉科

夫幹啥你幹啥，這就是我要對你說的。”

　　我明白他不單單是說農業。庫拉科夫在政治局中的作用，他與勃列日涅夫的親

密關係，我是一清二楚的。

　　“您知道嗎，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最近我同庫拉科夫沒少爭論。”但

是我的插話並未改變談話的方向。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中央關於農業有重要文件（他大概指的是1978年蘇共

中央七月全會的決議）。你照着做就是了。要是還想有什麼新的舉措或者改變，就

給列昂尼德·伊里奇講一下，不過事先跟我商量商量。我們可是多年的老相識了。

不會給你出壞主意的。”

　　照我的理解，契爾年科已無意將我們的談話繼續下去。再說我也該識相了。我

問明天全會開會前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否要找我談話。

　　“不知道。沒說過這事兒。他委託我把剛才說的話對你講了。” 契爾年科匆匆

說道。

　　最後，我還想知道明天的會上要不要講話。

　　“你在全會上的講話未必需要。建議由列昂尼德·伊里奇親自提出來。就是說，

中央委員會立即表示贊成…… 再說你不久前剛剛講過話嘛。” 契爾年科挖苦地補

了一句。

　　我們的談話到此結束。

　　為什麼會選中我？

　　每次到莫斯科，我都住在俄羅斯飯店。在莫斯科飯店只住過兩三次。許多人都

想知道為什麼。因為按“級別”我應該在住莫斯科飯店。但我不知為什麼習慣了俄

羅斯飯店。這裡的十層有個房間，大概是98號吧，窗口朝着克里姆林宮。晚上或者

深夜回來，忙碌一天之後感到精疲力盡，這裡則寂靜無聲，遠離市井的喧囂，遠離

飯店餐廳門口那醉酒後的辯白和午夜的鬥毆。克里姆林宮盡收眼底。夜間，尤其是

當克里姆林宮內有輔助照明時，那不但是一道美景，而且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心境。

後來克里姆林宮成了我常住之地，但即便到那個時候，我對她的大教堂、廣場、花

園和公園也並未失去興趣。我們喜歡全家人漫步其中。有時節日期間我們也去克里

姆林宮，為的是在那裡觀看焰火。

　　是夜，我無法人睡。我沒有開燈，將安樂椅挪到窗戶跟前，只見瓦西里大教堂

的尖頂、克里姆林宮雄偉的輪廓在夜空中翱翔……上天有知，我未曾想過這樣的任

命！

　　大學畢業後，我在斯塔夫羅波爾幹了將近25年，其中邊疆區委第一書記幾乎當

了9年。作了許多事情，也明白了許多道理，但是不少問題始終無法解決。這裡關鍵

已經不僅僅在我的身上，問題的解決卡在現行體制上。邊疆區委書記的工作使我感

到滿意。我幹起來忘掉一切，希望找到“阿基米德槓桿”，使邊疆區來個徹底改觀。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開始有人向我提起調動工作的問題。

　　70年代初，彼·尼·傑米契夫問我是否願意到中央當宣傳部長。費·達·庫拉

科夫談到農業部長的職務。原來，還曾經討論過推薦我當蘇聯總檢察長的問題：魯

堅科的健康狀況嚴重惡化，提出了接替他的問題，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這裡要

考慮到當時作出此類決定所遵循的標準。後來中央行政機關部部長H．H．薩溫金對

我說，是A．基里連科不同意對我的推薦，其原話是：“牛頭不對馬嘴。” 薩溫金

聽了還以為對我另有安排呢。

　　對於這些建議，我的態度都不積極。

　　其實，問題當然並不僅僅在於或者說主要不在於我的傾向性。政治局委員對我

的看法各不相同。從與某些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的私下交談中得知，有的中央領導人

對我這個有着獨立個性的斯塔夫羅波爾書記並不中意。確實，誠如我的朋友、克里

米亞州委第一書記尼古拉·卡爾波維奇·基里琴科所言：“不要與眾不同，專打出

頭鳥啊！” 因此事情就僅僅停留在交換意見上了。我想這正好是最主要的，因為在

領導意見一致的情況下，當時我的願望並無多大意義。

　　此外，我們這方面有個屢試不爽的晴雨表：出國訪問。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中央

委員會各部打來的電話，問我能否以代表團團員或者團長的身份訪問某個國家。往

往我表示同意，但到了最後一刻便讓別人頂替了。他們是這樣解釋的：  “您知道

嗎，領導認為邊疆區很大，讓您離開不合適。” 我對此處之泰然。這時我通常愛提

一個挖苦的問題：“是不是那些出國的人工作不忙，或者他們成天都遊手好閒啊？”

 對方聽了付之一笑，談話就此結束。

　　出國的問題不去說它了。還有比這重要得多的事情。1970年初至1978年11月擔

任邊疆區委書記期間，也就是八年半的時間裡，我只有過全會討論中的一次發言和

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一次發言，我的許多同事卻多次發言。不過我找  到了公開陳

述自己觀點的辦法：我向中央和地方的報刊投稿。與中央書記、蘇聯政府和俄羅斯

政府成員談話的次數也不少。

　　在彼此都懷有好意的情況下，我同庫拉科夫之間的爭論日益頻繁和激烈。1977

年深秋我們之間的那次爭論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那次不

僅僅限於交換意見。

　　當時仿佛是從局部的問題，從貸款和有保障的貨幣報酬開始的。

　　“我們是怎麼發放貸款的呢？” 我說。“經營不善、虧損的農莊多給；搞得好

的、先進的農莊，不給貸款，不給建材，隨你自己去折騰。能夠發揮自己潛力的人

得不到我們的幫助。可現在呢？不是讓農民、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去掙錢或者破產，

反倒是實行有保障的勞動報酬，也就是‘吃大鍋飯’，人人有份。農村失去了工作

的動力。”

　　“你真聰明，” 庫拉科夫回答說，“你呆在斯塔夫羅波爾，坐井觀天。這邊俄

羅斯中部，農村凋敝，土地撂荒。得多少給上點好處，要不剩下的人也得跑光了。”

　　他說我“坐井觀天”，這下我更加來勁兒了……

　　“如果作為‘緊急措施’，那麼你說的對，應當幫助。可‘採取措施’，‘拯

救’，為收成為牲口而‘鬥爭’，得到什麼時候才算完？中部農村的降水和其他自

然條件都正常，結果卻很差，土地撂荒。可以前農民照樣生活，勞動，養家活口……

 可見政策應當改變。您為1965年三月全會感到自豪。我也認為這個值得自豪。這是

朝着從政治上、也就是從整個與農民關係的角度出發解決農村問題的目標邁出的一

大步。可現在呢？三月全會不行了：工業和農村之間互利互惠的正常交換受到破壞。

農民的看法是：既然你拿了我的農產品不好好付錢，那我就什麼都不在乎了。何況

還有有保障的報酬呢。你無處可躲，給貸款吧，他借了是不還的，因為他不欠債，

是你欠債…… 什麼全顛倒了……”

　　庫拉科夫的反應十分強烈。從人之常情來看，他是可以理解的：他無論是在斯

塔夫羅波爾還是在農業部長的任上，都是農村的大靠山，他一直千方百計為農村搞

拖拉機，搞收割機，搞汽車，搞零件，搞肥料。最後卻聽到這樣的話。而且是出自

戈爾巴喬夫之口！

　　於是，他並不掩飾委屈的心情，談到正在籌備再次召開關於農業問題的中央全

會，不料籌備組組長讓柯西金當了，卻不讓身為政治局委員和正好主管農業的中央

書記庫拉科夫當。他連組員都不是。

　　我驚詫不已。不正是庫拉科夫在60年代末參與了破壞城鄉之間等價交換的事情

嗎？

　　庫拉科夫略帶狡黠地微笑着提出：

　　“你把所說的內容都寫出來。” 他以為我肯定會拒絕的。可是我表示同意。

　　“好吧。什麼時候寄來？”

　　“元月一號之前。”

　　我紮實而認真地撰寫這篇報告。寫了72頁。1977年12月31日深夜3時完成最後一

稿，當即寄出。

　　庫拉科夫看完後，又讓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看了，過了兩三個月，他給

我打電話說：“我說米哈伊爾，把你的報告分送給政治局籌備組成員如何？”

　　我回答說，我是寫給他本人看的，給籌備組就還得加工。他表示同意，只是希

望動作要快。一星期後，報告的縮寫本發往中央。其中保留了所有的主要論點。分

送給政治局籌備組的報告都是這個文本。

　　七月全會至今記憶猶新。7月3日，勃列日涅夫做了題為《蘇聯農業今後的發展》

的報告。討論開始。第二天，7月4日，蘇聯農業部長瓦·卡·麥夏茨、白俄羅斯共

產黨中央第一書記f．M．馬謝羅夫在會上發言。在阿穆爾州委書記之後，讓我發言。

這是我第一次在全會上發言--擔任邊疆區區委書記已到了第九個年頭。我下定決

心：哪怕以“壓縮” 的方式，也要把報告的內容講出來……

　　通常會場內籠罩着工作的氣氛。即使某個發言枯燥無味，出席者也保持鎮靜，

甚至是過分的鎮靜。不過某種雜音  （竊竊私語和翻報紙的沙沙聲）終歸是有的。

　　我的發言開始了，隨着我一步一步地展開我的論據，場內出現了緊張的寂靜。

我身後的主席團開始也是鴉雀無聲，後來我漸漸聽到了插話的聲音。

　　我結束髮言回到座位上時，俄羅斯聯邦農業部長、我多年的老朋友、聰明過人

的弗洛連季耶夫對我耳語道：

　　“總的說來講得很不錯。不過不該不聽我的，我可是建議有些話不要講的。主

席團里有的人都急了。”

　　那麼為什麼到1978年11月仍然選中了我呢？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記起了契爾年

科的話：“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發點是，你站在他的一邊。”這麼說，還有另外

一邊，它在哪兒，是什麼樣的，誰又站在“那一邊”呢？

　　我知道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各不相同，知道我國領導班子內部的爭論。但我把這

當成普通的現象，認為這是力求通過辯論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及至後來在中央工

作，才明白事情並不那麼簡單，這不光是意見分歧，而是領導班子內部存在派系，

是派系之間的鬥爭。但是也不要在這方面有什麼誤解，以為這是“改革派” 與“保

守派” 之間的鬥爭。這都是同一“信仰” 的人，同一體制的擁護者。派系之間的

角逐不是別的，正是爭奪權力的鬥爭。勃列日涅夫在物色依靠力量。首先是格列奇

科和基里連科，接下來是葛羅米柯和烏斯季諾夫，再下來是安德羅波夫和庫拉科夫，

還有謝爾比茨基和庫納耶夫，拉希多夫和阿利耶夫……至於勃列日涅夫也要依靠級

別較低的官員，自不必說。但現在我認為，政治局內部以總書記為核心的團結，其

所帶來的後果與其說是積極的，倒不如說是消極的，這成了斯大林主義改頭換面的

復甦，成了對民主的限制。因此，並不是什麼無害的事情，是一派對另一派的壓制。

　　1978年7月庫拉科夫淬然去世後，勃列日涅夫開始物色接替者。他首先需要這樣

的一個人，就是上任後不會破壞高層內部不穩定的平衡。這個我當時明白，但是對

許多情況並不了解，是後來才知道的。現在推測，當時把我作為候選人向全會推薦

的決定多麼地來之不易。擔心選錯了人。在中央委員會的機構中，主管農業的書記

是個關鍵職位，因為他與各共和國中央、邊疆區委和州委的第一書記經常保持聯繫。

而第一書記這個群體又是總書記的世襲領地和依靠力量。就是說，這個職位讓誰擔

任，要由勃列日涅夫最後拍板。

　　安德羅波夫“因素”

　　1978年8月，安德羅波夫往斯塔夫羅波爾給我打了電話。

　　“你那兒情況如何？”

　　“糧食很好，是個豐收年。邊疆區總的形勢也不錯。”

　　“打算什麼時候休假？”

　　“今年想早點去。”

　　“那太好了！咱們在基斯洛沃茨克見面。”

　　我對這次電話並未特別在意。我以為那不過是安德羅波夫確認了我們之間的良

好關係而已。現在回想起來，這次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間，我們見面的機會比往

常多，關於斯塔夫羅波爾談的較少，而對國內的情況說的多一些。安德羅波夫特別

慷慨大方地向我介紹了他所掌握的信息，並發表了自己對許多外交政策問題的看法。

在這些非同尋常的談話中，我還記得他所謂“勃列日涅夫因素” 對維護領導班子的

統一、對保持全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團結都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見解。現在明白了，

安德羅波夫的這番友好的“教育性談話” 決非偶然。顯然，當時高層內部“已對我

好一陣數落”，所以他才這麼教訓我。我卻以為這是我們幾年前那次談話的繼續，

當時我完全敞開心扉，向他講了自己的意見。

　　事情是這樣的。早在1975年的一次談話中，我曾脫口而出：

　　“你考慮不考慮國家的事情？”

　　“問得有些離奇不離奇？”對我的“晴天霹靂” 習慣了的安德羅波夫大惑不解

地答道。

　　“再有個三五年，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可都得走了。也就是陸續離開這個世界。

他們已經時日不多……”

　　應當說，當時在年齡方面政治局內的形勢相當緊張：平均年齡接近70。人們感

到厭煩的是，其中許多人並無特殊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如今由於自然

規律的關係已不能履行職責。儘管如此，至今他們全都占着位子不下來。

　　安德羅波夫大笑：

　　“你把我們說得……”

　　“我不是指您，不過這個問題可是得考慮了。您看看吧，書記的情況也一樣，

還有地方上……”

　　安德羅波夫開始講他的觀點，按照這個觀點，如果提拔上歲數的人，這樣的人

已有經歷，也有經驗，卻沒有野心。工作起來沒有任何向上爬的派頭。而所有的年

輕人一心只想着向上爬，爬得越高越好…… 簡言之，這個觀點的實質是：“老馬不

毀壟。”

　　我開玩笑地反駁道：

　　“這可是列寧幹部學說的新發展。我一直以為任何時候都必須搞新老幹部結合。

這樣就成了合成，合金。既可以防止冒險主義，又可以防止停滯不前和保守主義。”

　　“這都是理論，生活中不是這麼回事。” 安德羅波夫不以為然。

　　“反正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列寧的意見。”我狂熱地堅持。

　　“我也同意列寧的意見。” 安德羅波夫嘲諷地說道。

　　“好吧，就算不是列寧……您記得嗎，民間有個說法，叫做：哪個林子下面不

帶小灌木叢。”

　　安德羅波夫至死也忘不了我說的“小灌木叢”，忘不了這次談話。而國家已經

無法接受並從心理上拒絕“老人當政”。有關社會情緒的信息肯定也傳到了高層的

耳朵里。有的直言不諱，有的則採取“經典的”、即匿名信和笑話的方式。我記得

有這麼一則笑話，不錯，那是後來，蘇共二十六大之後才出現的。俏皮之處全在對

問題的回答上：“黨的二十七大怎麼個開幕法？”“請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員

都是抬着進去的。”

　　總而言之，“信號” 傳到了政治局和總書記的耳朵里。他們也擔心這個問題。

因此庫拉科夫的接替者還一定得是比較年輕的。我想安德羅波夫在我的提拔上是

“插手” 了，不過他並未對我作任何暗示。

　　這年秋天又發生了一件事。9月19日，勃列日涅夫乘火車從莫斯科去巴庫，參加

授予阿塞拜疆首府列寧勳章的慶典，由契爾年科陪同。每當火車在沿途停留時，當

地領導都出來迎接。勃列日涅夫在頓涅茨克會見了州委第一書記B．卡丘拉，在羅斯

托夫會見了邦達連科，在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的高加索車站會見了梅杜諾夫。

　　當天晚上，專車抵達礦水城車站。由安德羅波夫、我和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執

委會主席T．塔拉諾夫迎接。

　　礦水城車站十分舒適可愛，但是不大，極易一晃而過…… 那是個溫暖而漆黑的

夜晚。群山的輪廓依稀可辨。市區燈火點點。天上綴滿大顆的星星。這樣的星星只

有在南方方可得見。萬籟俱寂。只有飛臨礦泉水機場的飛機打破了寧靜。列車平穩

地停下來，勃列日涅夫走下火車，過了不一會兒，身着運動服的契爾年科也下了車。

塔拉諾夫向總書記問過好後走到一旁，於是我們四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

契爾年科和我）在空蕩蕩的站台上漫步……

　　人們就這次會見寫了許多文章，圍繞會見編造出的神話可說是無奇不有…… 那

還用說！四位相繼替換登場的總書記。

　　我是從基斯洛沃茨克與安德羅波夫同乘一輛吉爾車去迎接勃列日涅夫的。兩人

之間的談話與往常完全一樣。他仿佛是順便提了一句：

　　“在這兒你是東道主，談話就靠你來掌握了……”

　　然而談話並不投機。在寒暄問好和不疼不癢的關於我和安德羅波夫的健康和休

假的話語之後，就開始冷場了。我覺得總書記有些超然物外，對旁邊這幾個人不大

理睬。這個場面讓人感到難堪……

　　這次會見之前，我與勃列日涅夫見面、為解決邊疆區的問題讓他接見都不止一

次。他每次都表現出由衷的興趣，並給以幫助。因此在一陣長時間的冷場之後他突

然提出問題，我就不感到奇怪了。他問：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你們那個綿羊王國的情況如何啊？”

　　斯塔夫羅波爾提供了俄羅斯聯邦27％的細羊毛。初夏，在產完春羔之後，草原

上放牧着成千上萬個羊群：共有羊1000萬隻。那場面確實動人。名副其實的“綿羊

王國”。我簡單講了講我們的情況。當年是特大豐收，共產羊毛500餘萬噸，平均每

個斯塔夫羅波爾居民兩噸。

　　第二個問題是：

　　“運河怎麼樣了？修的時間夠長的了…… 這該不是世界上最長的運河吧？”

　　我設法解釋這裡的問題出在哪兒。又是一陣沉默。安德羅波夫不時以期待的目

光看看我，契爾年科卻完全啞巴了，這是個“邊走路邊默默作記錄的裝置”。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的休假怎麼樣了？還休不了嗎？” 我儘量把談話維持

下去。他搖了搖頭。

　　“是的，應當，應當……”

　　安德羅波夫加入了談話。他們就勃列日涅夫在巴庫的活動日程交換了意見。又

開始冷場了。看得出來，總書記不是很願意談話。停留的時間結束了。我們走到車

廂面前。他已經站在車門口，抓着扶手，忽然問安德羅波夫：

　　“講話如何？”

　　“很好，很好，列昂尼德·伊里奇，”安德羅波夫匆匆答道。

　　到了車上我問他，總書記問的是什麼講話。原來是另一回事。安德羅波夫解釋

說，勃列日涅夫越來越感到言語困難。大概這多半就是他沉默寡言的原因吧，不過

論稟性他可是個好交往的人。

　　總之，這次會見讓我感到奇怪。看來安德羅波夫倒是很滿意。

　　後來還有第二次“相親”。礦水城車站那次會見之後，基里連科突然訪問斯塔

夫羅波爾。他正在索契休假，是乘直升機過來的。在一天的時間裡，我同他一起前

往蘇聯科學院澤連丘克天文台和農業區。我向他講了我們的問題。讓我大為吃驚的

是他那動輒抓住雞毛蒜皮的小事不放的派頭……路上看見農機修理場，就大動肝火

地訓斥開了：

　　“那兒該有多少沒用過的機器？撈的機器太多了……是不是打算賣廢鐵？你們

簡直把嘴吃習了……”

　　他在政治局主管機械製造業，他認為農村的要求太過分。他那傲慢的教師爺口

吻刺激神經，拙口笨舌、不善言詞又使得與他的談話完全成了一種折磨，根本無法

弄清他究竟想說什麼。反正我們之間的談話從頭到尾都極其緊張。我內心裡感到他

不懷好意，於是以牙還牙，指桑罵槐地暗示我們這位客人對所談的問題一竅不通……

　　我們顯然是彼此都沒有好感。以後也一直如此。後來已經在蘇共中央工作了，

我發現基里連科不願意我到莫斯科來。此外，他還是個擅權和愛記仇的人。我們的

關係發展為對立，後來更成了政治對抗。

　　不管怎麼說，畢竟選中了我。毫無疑問，勃列日涅夫生怕失誤，到最後一刻還

心存疑慮。因此同我的談話早先沒有進行。勃列日涅夫在物色進入領導班子的人選

時慎之又慎，需經過長時間的困難的選擇。可一旦作出決定，就決不放棄。

　　整個夜晚我都是在飯店的窗戶旁邊度過的，逐一回顧了許多往事。不覺已是次

日早晨，到了準備參加全會的時候。考慮再三，決定如要發言，一定要講農民的狀

況，談國家對農村的政策必須改變。

　　我早早地離開了飯店，免得碰見人。不想多費口舌去作解釋。

　　蘇共中央全會於10時開始舉行。克里姆林宮斯維爾德洛夫大廳內的座位事先未

作分配，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有些人已在此穩坐了幾十年。

　　一切都和契爾年科所說的完全一樣。一上來就是組織問題。勃列日涅夫最先提

出選舉中央書記，點到我的名字，三言兩語講了我的情況。我站了起來。沒有問題。

一致通過。平平靜靜，沒有情感的流露。

　　然後，全會同樣平靜地將契爾年科從政治局候補委員轉為政治局委員，並選舉

古洪諾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為候補委員。“根據健康狀況和本人的要求”免去馬祖羅

夫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整個程序只用了很短的時間，沒有發言，沒有提問，也沒有

反對意見。

　　全會聽取並討論了蘇聯國家計委主任HJ．巴伊巴科夫《關於1979年蘇聯經濟與

社會發展國家計劃的報告》和財政部長瓦·費·加爾布佐夫《關於 1979年蘇聯國家

預算和1977年蘇聯國家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

　　會議休息時，我在側廳里被熟人、同事和部長們包圍起來，他們紛紛向我表示

祝賀。但持續的時間不長，我應邀前往主席團的房間，裡面聚集了政治局委員、候

補委員和中央書記。

　　我走了進去。大家都在那裡。安德羅波夫離我最近。他面帶微笑，迎上前來：

　　“祝賀您，‘小灌木叢’

　　柯西金走過來，不知為什麼十分信賴地說道：

　　“祝賀您當選，很高興您成為我們中間的一員。”

　　我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對他講話。他繼續喝他的茶，只是點了點頭。全會結

束後，我回到飯店。有人在等着我：“您可以使用吉爾轎車，房間裡高頻電話已經

安好。您將有一名值班軍官，所有的差事都交給他辦……”親眼所見使我信服了克

格勃機關和中央辦公廳辦事之乾淨利落。

　　同勃列日涅夫的談話

　　我往家裡給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打電話：“晚上聽新聞。” 次日上午，我未經

邀請，也未事先提出要求，就到克里姆林宮去見勃列日涅夫，請求秘書通報。

　　我十分需要勃列日涅夫的接見。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否則就無法開展工

作。不知道他是否想見我，不過我馬上被請進他的辦公室。勃列日涅夫坐在一張大

桌子後面。我在靠近他的地方坐下，發現總書記的心情不好，心不在焉，有些沮喪。

整個談話過程中始終處於這種狀態。

　　我首先對於當選表示感謝，講了農村、土地對我意味着什麼，並表示立即投入

工作。

　　“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有一點是可以說的，” 我最後說道，“我一定竭盡所

能。我知道您對農業一向有興趣，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來克里姆林宮的路上，我本想向勃列日涅夫講講關於農業政策必須改變的想法，

但我明白了或者說感覺到了這毫無意義。他不但不參加談話，而且對我的話、對我

毫無反應。我覺得此時此刻他對我絕對是無動於衷。他所說的惟-一句話是：

　　“庫拉科夫真可惜，是個好人啊……”

　　我感到目瞪口呆。同勃列日涅夫見面後，我明白自己是莫名其妙地遇上了倒霉

事。心裡很不痛快。

　　我從克里姆林宮出來直奔老廣場。中央辦公廳主任帕夫洛夫已在等我。我的前

任庫拉科夫在老樓的四層辦公，與五層的勃列日涅夫辦公室近在咫尺。我的辦公室

則安排得較遠：在新樓（六號門）。

　　帕夫洛夫一五一十地向我交代說，中央書記“應有”：每月800盧布（“和列昂

尼德·伊里奇一樣多”），伙食限額為每月可訂購價值200盧布的食品（政治局委員

為400盧布），工作時間的伙食成本和札儀方面的開銷均由辦公廳承擔。

　　“關於住宅、別墅以及服務人員的建議，趕在您從斯塔夫羅波爾回來的時候拿

出來，” 帕夫洛夫最後說。

　　決定對各位中央書記進行禮節性拜訪：談一談，接觸接觸，畢竟大家要在一起

工作嘛。分別拜訪了多爾吉赫、卡皮托諾夫、齊米亞寧、里亞博夫和魯薩科夫。我

去見波諾馬廖夫時，聽到了他對農業的建議。順便說說，這種情況一直繼續下去，

至他退休方告結束。波諾馬廖夫屬於“業餘農學家”，他乘車從自家位於烏斯片斯

基的別墅出發，注意到了沿途看到的一切……

　　“昨天我看見路邊有一塊地。莊稼熟了，該收割了，可是按兵不動。這叫什麼

事兒？”

　　要麼是：

　　“昨天我在別墅附近散步，來到一片沖溝旁邊，草有齊腰深……為什麼不割？

在瞅什麼呢？”

　　確實如此：堂堂國際問題的專家，卻煞有介事地就農業提出“專家” 的建議。

　　最讓我感到吃驚的則是拜訪中央書記時機關工作人員、那些助手和顧問的表現。

許多人我都很熟悉，我每次到莫斯科大家都在一起說說笑笑，已不下數十次。我覺

得關係很正常。曾幾何時……我在每個接待室見到的仿佛是另外的一些人了。出現

了某種“距離”。機關工作人員都經過嚴格訓練，遵守紀律，我明白了，如今是

“官階表” 在起作用，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下級對上級的尊敬在蘇共中已成

為牢固的準則。

　　我同農業部長弗拉基米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卡爾洛夫之間有着良好的同志關

系，我請他把如今要在一起工作的人召集到一起。這裡也一樣…… 昨天他們還在向

我提建議講指示，干預邊疆區的事務。而且每個人都意味深長地打着官腔說“有個

意見……”  是誰的意見不說。畢竟與我的關係還算正常。而現在把他們召集到一

起時，都以一種戒備的目光看着我這個“上司”，並且提心弔膽：來了個“新掃帚”。

必須講明來意，解除顧慮，因此我立即宣布：

　　“我不打算搞幹部的頻繁調動，咱們還象原來一樣地工作。” 這下大家都放心

了，開始了實事求是的談話。

　　遊戲規則

　　接下來是拜訪安德羅波夫…… 這次見面是他的主意。不過我覺得他安排見面是

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首肯。談話剛開始有一個短暫的停頓。而且整個談話都與我們

以前的多次談話大不一樣。

　　“米哈伊爾，我想向你介紹一點情況。你知道嗎，現在團結最重要。團結的核

心就是勃列日涅夫。這點要記住。領導班子中曾經有過……怎麼給你說呢……我指

的是，比方謝列斯特或者謝列平，那個波德戈爾內。他們都自行其是。現在這號人

沒有了，要鞏固已經取得的成果。”

　　我不習慣像打啞謎一樣與安德羅波夫講話，於是我直截了當地說：

　　“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您對我、對我的觀點和立場最了解。我並不打算為

了取悅誰去改變自己的觀點和立場。”

　　安德羅波夫微微一笑。

　　“那太好了。因為我看見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已經開始竭力討好你了。

要頂住。”

　　原來如此！……全會休息時間在主席團房間裡接受祝賀時，我發現安德羅波夫

正目不轉睛地盯着我。看來，他並未放過柯西金那句話和說話時信任的口氣。

　　我問道：

　　“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請您原諒……至今我認為我們倆是朋友。現在有什

麼變化嗎？”

　　“沒有，沒有，”他回答說，“此話不假，我們倆是朋友。” 安德羅波夫此後

並未食言。

　　然後我給蘇斯洛夫去電話，他請我過去。我早就認識他，他對斯塔夫羅波爾有

着深厚的感情。1939年他從羅斯托夫到我們邊疆區來當第一書記。在斯塔夫羅波爾，

人們將走出殘酷的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時期與他的活動聯繫在一起。他在同我談話

時回憶道，當初形勢極其嚴峻，他糾正錯誤的最初步驟受到部分幹部的反抗。斯塔

夫羅波爾市卡阿諾維奇區代表會議通過決議，宣布以蘇斯洛夫為首的整個邊疆區委

常委為“人民的敵人”。不過挺過來了。

　　附帶說說，同蘇斯洛夫的談話總是很簡短。他討厭饒舌的人，談話時善於迅速

抓住問題的實質。不喜歡多愁善感，與對談者保持距離，對所有人都客客氣氣、一

本正經，一律以“您” 相稱，只有極少數幾個人例外。

　　這次他把我叫去，是為了討論由誰來接替邊疆區委第一書記的問題。桌上放了

兩份個人檔案：穆拉霍夫斯基，1926年生，卡拉恰耶夫一切爾克斯州委第一書記；

卡茲納切耶夫，1935年生，邊疆區委第二書記。

　　“你是什麼意見？” 蘇斯洛夫問道。

　　“我認為應當推薦穆拉霍夫斯基，”我回答說。“他經驗很豐富。這個人已經

很成熟。至於卡茲納切耶夫，要麼還當第二書記，要麼去卡拉恰耶夫一切爾克斯州

當第一書記。”

　　“就這麼說定了，”最後蘇斯洛夫站起來說道。“你去搞個決議。所有的文件

這邊隨後寄去。”

不久，我乘機前往斯塔夫羅波爾。

 第二章 往事在我心中

從斯塔夫羅波爾乘飛機去莫斯科，對我說來已是家常便飯。中央全會，蘇聯最

高蘇維埃會議，會議和討論會，去首都解決邊疆區的問題……

　　起初是在礦水城上飛機，而當斯塔夫羅波爾郊區的機場和可供大型飛機起落的

跑道竣工（我也曾參與其事）之後，事情就變得更加簡單，時間也更加節省了。生

活節奏變快了，老得節省時間，我當時認為那些坐火車的人都是在逃避工作，合法

地為自己另外安排一次休假。

　　飛行本身總是激起我積極的情感。我喜歡飛行。遇上陰雲密布或者風雪交加的

天氣，飛機升至雲層之上，你又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之中，一種不可言狀的無比開闊

和自由自在的感覺油然而生。這時若再步人駕駛艙，就會分外感覺到飛行之速度和

強度，仿佛整個世界在你的面前展開，無邊無際。宇航員說，從太空看我們的星球，

覺得它沒有那麼大。而從飛機里看出去，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只覺得地球真是其大

無比。

　　這次去斯塔夫羅波爾我是第一次乘坐專機，它由為國家領導人服務的特別航空

分隊提供。陪同的衛隊坐在另一個機艙，這邊就我一個人。我靠近舷窗，期待着這

次飛行也會給我帶來自由自在和生活充實的感覺。心中卻很不平靜。我猛然醒悟到：

我要長期地以至永遠地告別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了。47年的生活中，我在這片土地上度過了42年。上大學期間，我每次放暑假都回來（冬天不回來是因為經濟上捉襟

見肘）。

　　對我說來，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這裡有我的根，我的故鄉。我與這片土地生在一起了，她那生命的乳汁在我身

上流動。我熱愛斯塔夫羅波爾。

　　根

　　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莫斯科人的說法，尤其是在大學期間：“你們那個外省嘛，

愚昧落後…… 死氣沉沉的王國。平平靜靜。” 說話者堅信，千百年來的整個人類

歷史全是在首都創造出來的。但我知道，情況並非如此。我故鄉的歷史就是最好的

證明。並不是“死氣沉沉的王國”，並不是外省，而是兩個大陸的接合處，各種文

明、文化和宗教的交匯處，許多民族、語言、傳統和生活方式的接觸點。

　　我不僅是從教科書和我仔細收集的地方志著作中了解到這些情況的。1975年在

皮亞季戈爾斯克附近的建築施工中，馬舒克國營農場內發掘出一個古墓。發現了墓

穴，那是一位領袖及其四名親信的遺骨。學者確定墓葬已有將近4000年的歷史。

　　早在公元前1世紀，在斯塔夫羅波爾、西北高加索即有古希臘、羅馬作者稱之為

苗特人和辛德人的部落居住，有的研究者認為他們當時在北高加索土地上建立了奴

隸制國家。公元前8～公元前7世紀西徐亞人從第聶伯河沿岸和克里米亞人侵此地。

後來這片土地屬於希臘殖民的範圍。公元初年阿蘭人來到這裡。他們建立了自己的

國家，這個國家存在了數百年之久。他們被匈奴殲滅了。大約從9世紀開始，基督教

從拜占庭和格魯吉亞傳到這裡。10世紀出現了第一批俄羅斯人，並出現了與基輔羅

斯聯繫緊密的特穆塔拉坎公國。13世紀開始了韃靼--蒙古人的入侵。

　　隨着俄國的形成，高加索各民族開始從與它的聯繫中尋求擺脫形形色色的征服

者的保障。1555年8月伊凡雷帝的使者安德烈·謝佩托夫與阿迪格公使從北高加索回

到莫斯科。伊凡雷帝宣布皮亞季戈爾斯克王國永遠隸屬俄國。開展了俄國防線的建

設，在葉卡捷林娜二世時代，建起了所謂的亞速一莫茲多克邊界設防線，由七個城

堡組成。斯塔夫羅波爾也是其中之一。第一批衛士為霍皮奧爾哥薩克（沃羅涅日省）

和弗拉基米爾團的近衛軍士兵（弗拉基米爾省）。

　　俄國軍隊也來到這裡。開始建設哥薩克村鎮。為了逃出殘酷地主的魔掌，農民

也往南方跑。後來則開始以強制方式將農民流放到此地。這種移民是極其慘烈的人

間悲劇，不少人成了犧牲品。其中既有我的曾祖父母戈爾巴喬夫一家，沃羅涅日省

的移民，也有來自切爾尼戈夫西納的外曾祖父母戈普卡洛一家。

　　在這俄國的南部邊疆，連人的性格也來得特別，甚至可以說那是反抗的性格。

難怪許多人民運動的首領正是在這些地方集合起自己的隊伍並開始遠征的，這裡有：

孔德拉季·布拉溫和伊格納特·涅克拉索夫、斯捷潘·拉辛和葉梅利揚·布加喬夫。

根據傳說，就連西伯利亞的征服者葉爾馬克也是這些地方的人。

　　看來這已深入到此處居民的血液中，並且世代相傳。

　　我的曾祖父莫伊謝伊·戈爾巴喬夫和三個兒子（阿列克謝、格里戈里和安德烈）

在普里沃利諾耶村的最邊上住了下來。他們起初都住在一起，一個大家庭，18口人。

旁邊是近親和遠親，都姓戈爾巴喬夫。家庭里的秩序嚴格而清楚：曾祖父是首腦，

他的話就是法律。兒子們成家後都另外蓋房單過，我的祖父安德烈·莫伊謝耶維奇

當時與外祖母斯捷潘尼達結婚，過起了自己的小日子。1909年，我的父親謝爾蓋·

安德烈耶維奇·戈爾巴喬夫出生了。

　　家族

　　我的外公潘捷列伊伊·葉菲莫維奇·戈普卡洛對於革命是無條件地接受的。他

13歲就沒了父親，5個孩子中排行老大。典型的貧苦農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在土耳其前線作戰。蘇維埃政權成立後分到了土地。家裡的說法是：  “我們的土

地是蘇維埃給的。”從貧農成了中農。20年代外公參與創建我們村的土地共耕社。

人社的還有外婆瓦西里薩·盧基揚諾夫娜（她娘家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

烏克蘭）以及當時年歲很小的我母親瑪麗亞·潘捷列伊耶夫娜。

　　1928年外公加入聯共（布），成為共產黨員。他參與建立我們的名為“莊稼人”

 的農莊並擔任第一任農莊主任。我問起外婆這件事的經過，她幽默地說：“你外公

建立了一整夜，可第二天早上人全跑光了。”

　　30年代外公在鄰村的紅十月農莊當主席，離普里沃利諾耶有20公里。我上學前

基本上住在外公外婆家。那完全是我的自由天地，他們對我特別疼愛。我覺得他們

什麼都圍着我轉。大人想方設法讓我在父母家住上兩天，卻總是做不到。不僅我一

個人滿意，父母親同樣滿意，外公外婆就更不用說了。

　　童年時我還見識了革命前和成立集體農莊前典型的俄國鄉村生活遺蹟。土坯房，

泥土地面，根本沒有床鋪，睡的是高板床或者俄式爐頂，蓋的是皮襖或者什麼破舊

衣服。冬天把小牛犢也拴在屋內，為的是別讓它凍着。春天為了早日孵出幼雛，將

抱窩雞甚至母鵝也放在屋內。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那真是一貧如洗。而主要的是極

其繁重的勞動。至於我們那些爭取農民幸福的當代鬥士們所說的“俄國農村黃金時

代” 為何物，我弄不明白。他們不是一無所知，就是故意撒謊，再不就是患了健忘

症。

　　在外公家裡，我第一次看見了粗粗拉拉地釘成的書架上面那些薄薄的小冊子。

那是當時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單行本。上面還有斯大林的《列寧主義

基礎》、加里寧的文章和講話。裡屋的另一個角落是聖像和神燈：外婆是個虔誠的

教徒。就在聖像下面自製的小桌上，醒目地擺放着列寧斯大林的肖像。兩個世界的

這種“和平共處” 絲毫未使外公感到難堪。他自己並不信教，卻具有令人羨慕的寬

容態度。他在村里威信極高。他愛說的一句玩笑話是：“一個人要緊的是穿着寬鬆

的鞋子，可別夾着腳。” 這可不僅僅是笑話。

　　我的爺爺安德烈·莫伊謝耶維奇·戈爾巴喬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西部戰線

作戰，從那時起家裡留下一張照片：爺爺以優美的姿勢騎在一匹黑馬上，頭戴一頂

有帽徽的美麗無比的制帽。“這是什麼軍服啊？”--我問道。爺爺避而不答，他

當時已老態龍鍾，彎腰駝背，卻身體乾瘦。

　　當初這樣的照片製作起來十分簡單：在擋板上畫一匹馬和一個剽悍的騎兵，在

面部的地方挖個洞：只須將頭部塞進去即可。（順便插一句，這個傳統也延續至今。

也許順應當今時代增添了點新的東西：可以同任何一位畫在擋板上的名人合影留念。）

　　爺爺安德烈的命運確實充滿了戲劇性，同時又是典型的我國農民的命運。他與

曾祖父分開後自己單過。家庭變大了：生了6個子女。可倒霉的是只有兩個兒子，村

社分土地又只給男人。需要讓現有的份地多產些東西，於是全家老小日以繼夜地在

地里幹活。爺爺安德烈性格專橫，干起活來對自己和家人都毫不留情。然而付出的

勞動卻並非總能得到應有的回報：旱災接踵而來。漸漸從貧農變成了中農。三個女

兒到了出嫁的年齡，就是說，該預備嫁妝了。需要錢，而農家弄錢的推一途徑就是

出售自產的糧食和牲畜。果園也幫了大忙。爺爺喜歡侍弄果樹，漸漸地培育出一個

很大的果園，各種果樹應有盡有。他懂得嫁接，有時一棵蘋果樹上忽然結出三個品

種的蘋果。果園帶來莫大的好處，而且給家庭帶來歡樂。

　　1929年大兒子謝爾蓋（我的父親）與鄰居戈普卡洛的女兒結婚。起初小兩口住

在爺爺安德烈家裡，但不久便分開單過了。土地也得分。爺爺安德烈不接受集體化，

沒有加入集體農莊，一直是個體農民。

　　1933年斯塔夫羅波爾鬧饑荒。就饑荒的原因何在的問題歷史學家至今仍在爭論：

是否特地製造這次饑荒來最終制服農民呢？要麼是天氣條件起了主要作用？我不知

道其他地方的情況如何，我們這裡倒確實是天旱。然而問題不僅僅在旱災。大規模

集體化破壞了千百年來形成的生活基礎，破壞了農村中經營管理和生活保障的習慣

方式。我認為這才是主要的。當然也加上長期滴雨未下。可說是雪上加霜。

　　饑荒來勢兇猛。普里沃利諾耶的村民餓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

絕戶，直到戰爭前夕，那些破爛不堪、沒有主人的農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裡。

　　爺爺安德烈有三個孩子死於饑荒。他本人則於1934年春天因未完成播種計劃而

被捕，當時上面給個體農民定了這樣的計劃。可是缺種子，計劃便無法完成。爺爺

安德烈被當成  “怠工者” 派到伊爾庫茨克州去伐木。奶奶斯捷潘尼達帶着阿納斯

塔西婭和亞歷山德拉兩個孩子留在家裡。我父親承擔了所有的操心事：誰也不需要

家了。爺爺安德烈在勞改營幹的不錯，於兩年後，即1935年提前釋放。他帶着兩張

突擊隊員獎狀回到普里沃利諾耶，立刻加入集體農莊。因為他會幹活，不久即開始

管理農莊的養豬場，養豬場始終在區里位居榜首。爺爺又開始獲得獎狀。

　　至戰爭前夕，生活開始走上正軌。外公和爺爺都在家裡。商店裡出現了花布、

煤油。集體農莊開始按勞動日發給糧食。外公潘捷列伊伊將草屋頂換成瓦屋頂。留

聲機隨處可以買到。流動放映隊開始來放無聲電影，儘管次數還很少。讓我們這些

小孩子最開心的，是有人時不時從外面運來冰淇淋。人們在勞動之餘、星期天舉家

前往林帶休息。男人們唱拖長聲音的俄羅斯和烏克蘭歌曲，喝伏特加酒，有時候打

架。小男孩打球，女人們則彼此講講新聞，並照料丈夫和孩子。

　　就在一個這樣的星期天早晨，1941年6月22日，傳來可怕的消息：戰爭開始了。

普里沃利諾耶的全體居民都聚集在村蘇維埃旁邊，那裡放了一個收音機，大家屏住

呼吸，聆聽莫洛托夫的演說。

　　戰爭

　　戰爭我全都記得，儘管有人會覺得這是誇大其詞。後來、戰後經歷的許多事情

現已淡漠，而戰爭期間的情景和事件卻深人腦海，永生難忘。

　　戰爭開始時，我已滿10歲。我記得，短短幾個星期村子就空了：男人沒有了。

區軍事委員會的動員通知書是在大家都已收工的夜晚送來的。人們正圍坐在桌前吃

晚飯，突然響起一陣馬蹄聲。人人都屏息靜氣……沒事兒，這次通信員跑了過去。

父親和其他機械師一樣暫緩人伍，因為正在收割糧食，然而到8月份他也入伍了。晚

上接到通知，夜裡集合。早上把東西往小車上一放，就往20公里開外的區中心進發

了。全家出動來送別，一路上眼淚不斷，囑咐也不斷。區中心是最後告別的地方。

妻兒父母捶胸頓足，號哭聲匯成一片撕心裂肺的呻吟。父親最後給我買了冰淇淋和

巴拉萊卡琴做紀念。

　　父親上前線後，家裡的許多活也得做。1942年春天起，又加上了菜園裡的活，

菜園供養着全家人。母親天剛亮就起床，開始創地除草，然後把活交給我，就去農

莊的地里幹活。後來我的主要職責是儲備餵奶牛的草料和家裡取暖用的燃料。我們

那裡沒有樹林，就用壓縮的糞便做廄肥干，但那是用來烤麵包和做飯的。為了取暖，

都是儲備草原上帶刺的沙蓬。一切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我們這些戰時的孩子跨過

童年，一下就進入了成人的生活。忘記了嬉戲打鬧，中斷了學業。成天都是一個人，

忙得喘不過氣來。不過有時候……

　　有時候忽然忘掉世上的一切，為冬天的暴風雪或者夏日果園樹枝所迷住，我心

馳神往，已經到了另外一個遙遠的、虛無縹緲的、卻又如此嚮往的世界。那是幻想

的世界，兒童想象的世界。

　　從1942年夏末開始，一股撤退的浪潮從羅斯托夫滾滾而來，經過我們這個地方。

人們相隨而行，有人背着背囊和口袋，有人推着兒童車或者手推車。拿東西換吃的。

驅趕着奶牛、馬群、羊群。

　　外婆瓦西里薩和外公潘捷列伊伊也收拾起自己的什物，不知往哪兒去了。人們

把村石油站的油桶打開，將油料倒入水量不大的小河葉戈爾雷克。放火燒掉尚未收

割的莊稼。

　　1944年夏末，從前線寄來一封神秘莫測的信。拆開一看，裡面是父親上前線時

帶走的證件和家裡的照片，還有一張短短的通知，說是上士謝爾蓋·戈爾巴喬夫已

在喀爾巴的馬古拉山上英勇陣亡……

　　此前父親已走過了一條漫長的戰爭之路。我當上蘇聯總統之後，國防部長德·

季·亞佐夫贈給我一件極不尋常的禮物--父親戰爭期間所在部隊的軍史。我懷着

萬分激動的心情讀了這部軍史，更加深刻而清楚地認識到，我國人民走向勝利的道

路是何等艱苦，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何等沉重。

　　父親轉戰各地的許多情況我是聽他自己講的，我現在看到了書面文獻。父親人

伍後到了克拉斯諾達爾，當地在步兵學校的範圍內組建了由中校科列斯尼科夫任旅

長的獨立旅。父親早在1941年11-12月間羅斯托夫附近的戰鬥中就接受了第一次戰

斗洗禮，其時他在外高加索方面軍第56軍。獨立旅傷亡慘重：死440人，傷120人，

651人失蹤。父親倖免於難。此後至1942年3月，擔任米阿斯河防衛任務。又有大量

傷亡。獨立旅奉命開往米丘林斯克，改組為第161步兵師，此後又開往沃羅涅日，編

入第60軍。

　　當時，他有數十次犧牲的可能。161師參加了庫爾斯克弧形地帶戰役、奧斯特羅

戈日斯克一羅索什戰役和哈爾科夫戰役，曾在佩列亞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區參與

強渡第聶伯河，曾參與扼守著名的布克林諾橋頭堡。

　　父親後來講到他們在天上轟炸不斷和炮火猛烈密集的情況下強渡第聶伯河的情

況，當時乘坐的是小漁船、“應用器材”、自製的木筏和渡輪。父親擔任狙擊小分

隊隊長，任務是保證一條渡輪上的迫擊炮順利到達對岸。他們在炸彈和炮彈的爆炸

聲中，朝着對岸若明若暗的燈光駛去。雖說是在夜間，他卻覺得第聶伯河的河水已

被鮮血染得通紅。

　　父親因強渡第聶伯河而獲得勇敢獎章，他為此感到十分自豪，儘管後來也有過

其他的獎勵，包括兩枚紅星勳章。1943年11-12月，他所在的師參加了基輔戰役。

1944年4月參加了普羅斯庫羅夫一切爾諾夫策戰役。同年7-8月參加了利沃夫一桑多

米爾戰役和解放斯坦尼斯拉夫市的戰鬥。

　　該師在喀爾巴死461人，傷1500餘人。想不到在經歷如此血腥的屠殺之後，竟然

在這座可詛咒的馬古拉山上丟了性命……

　　家裡哭了三天。後來……父親來了一封信，說他安然無恙。

　　兩封信上的日期都是1944年8月27日。也許是給我們寫好信後，去參加戰鬥時犧

牲了？可4天之後又收到父親一封信，是8月31日寫的。這麼說，父親依然健在，繼

續打擊着法西斯匪徒！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對寫信通報他的死訊的人表示憤慨。

父親在回信中為前線戰士辯護說：“孩子，你不該責罵戰士們：前方什麼事情都會

發生。” 這句話我終生不忘。

　　直到戰爭結束後，父親才給我們講了1944年8月所發生的事情。在一次進攻前夕

接到命令：夜間在馬古拉山上搭建指揮所。山上林木蔥鬱，只有山頂光禿禿的，從

那裡望下去，西邊的山坡一覽無餘。於是決定在那裡設立指揮所。偵察兵往前去了，

父親同他的狙擊分隊開始工作。他把裝有證件和照片的挎包放在新挖戰壕的胸牆上。

突然下面樹林裡傳來一陣嘈雜聲和槍聲。父親斷定這是自己人，是偵察兵回來了。

他走上前去，沖他們喊道：“你們要幹嗎？往哪兒打槍？” 回答他的是一陣猛烈的

自動步槍火力…… 聽聲音就知道這是德國人。狙擊手們四散跑開。是漆黑的夜色救

了他們。無一傷亡。簡直是奇蹟。父親開玩笑說：“第二次生命。”欣喜之餘，修

家書一封，只報了個平安，再未細說。

　　第二天早上開始攻擊後，步兵在高地上發現父親的挎包。他們斷定父親已在攻

打馬古拉山時陣亡，便將一部分證件和照片寄至家中。

　　然而戰爭還是給上土戈爾巴喬夫留下了終生的印記……

　　有一次，他們經歷了艱難而危險的深入敵後的襲擊、布雷、破壞公用設施，幾

天晚上沒有合眼，事後獲准休息一個星期。他們到了離前線數公里的地方，頭一夜

就是想睡個夠。周圍林木蔥寵，萬籟俱寂，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氣氛。士兵們全身都

酥軟下來。萬萬想不到，就在這個地區的上空爆發了一次空戰。父親和他的狙擊手

們倒要看看究竟會是怎樣的結局。

　　炸彈的呼嘯聲、爆炸聲此起彼伏。有人想到了大喊：“臥倒！” 全都撲向地面。

一枚炸彈就在父親的附近爆炸，偌大的彈片劈傷了他的一條腿。只要再偏上那麼幾

毫米，腿就劈斷了。這回又是萬幸，骨頭沒有傷着。

　　此事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策。父親的前線生活就此結束。他在克拉科夫

的軍醫院接受治療，那已是1945年5月9日--勝利日的前夕。

　　戰爭成了全國可怕的悲劇。費盡千辛萬苦才搞起來的東西毀於一旦。幸福生活

的希望毀於一旦。家庭毀於一旦：孩子失去父親，妻子失去丈夫，姑娘失去未婚夫。

　　前線戰士遭遇到了極其艱苦和可怕的考驗。地球上的人們對於這一代男人和女

人欠下了債。戰爭年代的種種經歷和見聞，父親至死也無法擺脫。關於戰爭他講得

很多。講到戰爭初期是何等地艱苦，武器不夠，而且還不會打仗。

　　在塔甘羅格附近給他們這個戰區增派了援兵--黑海艦隊的數千名水兵。年輕

力壯，面色紅潤，一個賽一個。“步兵，我們來給你們現身說法吧。” 有一天，水

兵們借着酒勁兒，散成密集的散兵線，端着刺刀投入進攻。德國人用機槍和迫擊炮

來》寸付他們。於是水兵們幾乎全都留在這塊田野上。大地鋪滿了身着黑色短呢衣

和海魂衫的軀體。

　　父親在塔甘羅格附近也曾參加肉搏戰。他後來講過。腦子裡只有一個東西：不

是德國人幹掉你，就是你把他幹掉。此外沒有任何想法。一個勁兒地打啊，刺啊，

開槍啊，跟野獸沒兩樣。還有那野獸般的吼聲。並不是人人都頂得下來。而且其他

人得經過幾個小時，才能勉強恢復到正常狀態。我看到，父親直到多年之後，講到

這些事情也仍然是十分痛苦。

　　戰爭期間我和所有人一樣，經歷過許多事情。雖然如此，在談到戰爭時，仍然

往往回憶起一幅噩夢般的圖畫。1943年2月底3月初，一場雪過後，我和其他孩子為

尋找戰利品，來到普里沃利諾耶和鄰近的白動土村之間一個遠處的林帶。我們碰見

了一批紅軍戰士的遺骸，1942年夏天，他們在這裡進行了自己的最後一次戰鬥。這

是無法描寫的：完全腐爛和已被啃光的軀體，戴着鏽蝕鋼盔的頭骨，腐爛的軍便服

里那緊握步槍的發白的手骨。這裡還有手提式機槍、手榴彈、一堆堆空彈殼。他們

就這樣躺在戰壕和彈坑的髒水中，未加埋葬，用眼眶的黑窟窿望着我們

　　我們驚呆了。回家時內心受到極大的震動。

　　那些無名戰士後來安葬在陣亡將士公墓。我從來不把他們當成外人或者不相干

的人。如今普里沃利諾耶村中心矗立着一個普通的方尖碑。碑上鐫刻着戰爭中未能

生還者的名字。其中整整一行都姓戈爾巴喬夫。

　　戰爭結束時，我14歲。我們這一代是戰爭之子的一代。戰爭燎傷了我們，它在

我們的性格上以及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第三章 莫斯科大學

錄取為住校生

我於1950年中學畢業，因成績突出獲得銀質獎章。我已滿19周歲，是應徵入伍

的年齡，需要決定：下一步怎麼辦？

　　父親的話言猶在耳：“畢業以後你自己看着辦。你要是想工作，我們就一起干。

想學習，就接着上，我儘量支援你。不過這事非同小可，主意只能由你自己來拿。”

　　我的傾向十分明確：繼續學習。這是當年我的同齡人的典型傾向。國家正在恢

復和建設，工程師、農藝師、醫生、教師都很缺乏。往往是全班學生統統升入大學。

即使成績最差的學生，也能找到錄取條件較寬的大學報考。

　　我的同班同學都報考斯塔夫羅波爾、克拉斯諾達爾和羅斯托夫的學校。我則認

為要上就上最大的大學--國立羅蒙諾索夫莫斯科大學的法律系。

　　不能說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想法。對於什麼是法學和法制，我當時只有相當模

糊的概念。但是我敬仰法官和檢察官的地位。我把材料寄到法律系招生辦公室，就

開始等待。過了一些日子，沒有任何反應。我發了一封已為回電付費的電報，這回

得到了通知書：“已被錄取，並提供宿舍。” 就是說已按最高檔次錄取，甚至面談

也免了。看來，一切都起了作用：“工人農民出身”，工齡，已是候補黨員，當然

還有最高級政府獎勵。總之，就當時主要靠前線戰士來達到的對大學生社會結構的

“優化” 而言，我也算是合適的人選。

　　於是，我成了莫斯科大學的學生。頭幾個星期以至頭幾個月，我都感到不大舒

服。對比一下吧：普里沃利諾耶村和莫斯科。我從新朋友那裡初次聽到“莫斯科是

個大農村”這樣的說法。列寧格勒人特別喜歡重複這個說法。然而在我這個農村中

長大的人看來，莫斯科是個龐然大物，一個巨型城市。當時的不安心情至今印象很

深。

　　對我說來，一切都是第一次：紅場，克里姆林宮，大劇院--第一部歌劇，第

一部芭蕾舞劇，特列嘉柯夫美術館，普希金美術博物館，第一次泛舟莫斯科河，到

莫斯科近郊遊玩，第一次十月革命節遊行……每次都有一種無與倫比的認識新事物

的感覺。

　　儘管如此，最先回憶起來的，還是大學宿舍那其貌不揚的樓房，它位於索科爾

尼基的斯特羅門卡大街上。我們每天都要輾轉奔波七公里跑上一趟（乘地鐵、電車

和步行），到母校去再回來。每次這樣的行進都使我們見識到新的市區，我們對這

個城市愈來愈依戀了。當然，老莫斯科和她那素來就有的“俄羅斯特色”，那縱橫

交錯的小街道小胡同，別說是5年，就是50年也休想弄清楚。然而大學周圍的所有街

道和胡同、宿舍周圍大學生群島的所有小島卻永遠留在記憶之中：魯薩科夫大街的

大錘電影院和魯薩科夫俱樂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廣場那絕無僅有的情調，布赫沃

斯托夫大街那古色古香的塔樓，索科爾尼基的公園。

　　到後來，已經是四年級了，我們搬到列寧山上，兩個人住一套房，往往躲在

“貴族之家”里一兩個星期不進城。可當初在斯特羅門卡大街，我們這些一年級學

生是22人住在一間房裡，到二年級是11個人，三年級6個人。

　　這裡設有自己的帶小吃部的飯廳，花上幾戈比就可以買一杯茶，就茶吃麵包，

面包管飽，都放在桌上的盤子裡。這裡還有理髮店和洗衣房，不過衣服常常是自己

動手洗，因為沒有錢，也沒有可供換洗的衣服。這裡有自己的門診部。這對我說來

倒挺新鮮，因為我們村里沒有，只有一個衛生站。這裡還有圖書館、寬敞的閱覽室，

俱樂部里有各種各樣的小組和運動隊。這是一個完全特殊的世界，一個具有自己不

成文的慣例和規則的學生大家庭。

　　我們大學生的日子過得很清苦。文科各系的助學金為每月220盧布（1961年以前

的幣值）。誠然，我一度因為是優等生和擔任社會工作，曾領到過很高的個人助學

金，叫做加里寧助學金，金額為580盧布。此外家裡每月寄200盧布。這筆錢的代價

我很清楚：父母親在自家宅院裡種上蔬菜、養上雞鴨，再拉到城裡市場上去賣。

　　在莫斯科處處都得節約。不過，同我的大多數朋友一樣，每到發助學金之前的

那個星期，就感到特別緊張。只得吃“乾糧”了，來上一個青果罐頭或者是其他不

超過一個盧布的東西。即使如此，那最後一個盧布也不是花在吃上，而是拿去買電

影票了。

　　大學裡的學習從一開始就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學習占據了所有的時間。我學習

起來如饑似渴，如醉如痴。家在莫斯科的朋友取笑我說，許多我覺得新鮮的東西，

人家早在中學時就會了。可我念的是農村中學啊。

斯大林之死

1953年3月5日嚴寒的早晨。在通常上公共課的16號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靜。老

師走了進來，以悲哀的聲音，噙着眼淚，向大家報告了74歲老人過早逝世的消息……

　　有些學生的親人曾在大清洗中受到迫害，他們當時已經（或多或少）認識到現制度的極權本質。然而大多數學生都深感悲痛，認為這是全國的悲劇。不必隱瞞，

我當時的感情大致就是如此。

我中學的畢業作文題目為：《斯大林是我們戰鬥的榮光，斯大林是我們青春的驕傲》。作文得了最高分，後來又作為樣板向畢業生展出了幾年。我可是了解現實

生活、也了解他執政年代所發生的某些事情的。

　　前不久我看到薩哈羅夫院士寫於1953年3月的一封信，信中說：“我正處於偉人

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的仁愛……”可見，這並非我一人所特有。

　　那幾天仿佛再沒有比向斯大林告別更為重要的任務了。我是和一些同班同學一

起去的。大家十分緩慢地艱難行進，走了整整一天，往往幾個小時都在那兒原地踏

步。我們順利地繞小胡同，避開了特盧布納亞廣場，廣場上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擠人

事故，許多參加弔唁活動的人因此丟了性命。我們一個街區一個街區地走了整整一

夜。終於來到遺體前面。

　　從前在參加節日遊行時，即使從遠處我也始終沒有看見過斯大林。如今在圓柱

大廳里才第一次看到他……死去的他。那是一張木然不動、呈蠟黃色、毫無生氣的

面孔。我用目光在他身上尋找偉大的痕跡，但所看到的東西卻妨礙着我，並產生出

種種混雜在一起的感情。

　　“我們今後會怎麼樣？” 無論對斯大林的態度如何，這自然是1953年3月擺在

每個人面前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因為死者乃是整個體制的化身。

　　                          “解凍”

　　不久便出現了第一批變化的徵兆。一醫生案件” 被中止了。《真理報》、後來

其他報紙開始刊登關於“個人崇拜”（不錯，暫時沒有點名）及其與馬列主義毫不

相容的文章。文化領域出現了“解凍”。這一切當然不會不在大學裡反映出來。講

課愈來愈有意思，課堂討論、學生小組的活動也愈來愈活躍。“解凍” 影響到我國

各社會組織的活動。

　　前面提到的幾次“晚期斯大林主義” 運動使得某一部分高年級前線戰士的心靈

深受刺激，這些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一手進行的。他們的影響開始明顯下降。

　　我記得曾為“列別傑夫集團案” 開了三天大會。列別傑夫本是法律系黨委書記，

他培植親信，實際上已篡奪了系裡的大權，控制了黨委會和系辦公室。他對全體教

師施加影響，干預生活的各個方面和系裡的日常工作。經過激烈的三天辯論之後，

將他免職。我們年級也有了自己新的領導人，並且這已經不是我入學之初那些當權

的莫斯科人，而是“外省人” 了。

　　最後兩個學年，大學裡的氣氛開始發生變化。人們起初是提心弔膽、後來便愈

來愈無所顧忌地對於某些歷史事件以及當代政治生活的某些現象的“固定” 解釋表

示懷疑。當然，離公開的意見多元化還相差十萬八千里。黨的領導機關和其他機關

雖說是放鬆了手中的意識形態韁繩，卻決不打算完全撒開不管。

　　                            相遇

　　大學幾年的學習對我說來不僅異常有趣，而且相當緊張。課內課外的學習時間

加起來，每天至少12～14個小時。必須填補農村中學的缺陷，這種缺陷已經表現出

來了，尤其是在頭兩年。至於說到缺乏自尊心，老實講，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所

有的新東西我都掌握得相當快，而為了鞏固所學的知識，卻需要仔細閱讀大量額外

的參考書。順便提一句，這就是莫斯科大學的教學與其他高校的不同之處。

　　我是個愛交往的人，我與同年級的同學以及系裡許多學生都保持着同志式的關

系，這也是團內職務的要求。還有一個範圍較小的朋友圈子。他們是：尤拉·托皮

林，瓦列里·沙普科，瓦西里·祖布科夫，沃洛佳·利伯曼，茲傑涅克·姆雷納爾

日，魯道夫·科爾恰諾夫，廖尼亞·塔拉韋季耶夫，維克多·維什尼亞科夫，瓦洛

佳·利哈喬夫，娜塔莎·博羅夫科娃，娜佳·米哈廖娃，利亞·亞歷山德羅娃，薩

沙·費利波夫，柳夏·羅斯洛娃，埃拉·基列耶娃，瓦利姬·雷洛娃，加利姬·達

紐舍夫斯卡婭，瓦洛佳·大庫茲明。我與他們以及許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人一起，

進入了首都這個陌生的大世界。

　　我們曾一起去看戲、看電影、聽音樂會、看畫展。經常在一起準備功課和考試。

　　莫斯科大學不僅是思想方式不同、生活經驗各異、分屬不同民族的人們的薈萃

之地。這裡也有人的命運的相互交匯，這種交匯有時轉瞬即逝，但往往也有從此永

遠交匯下去的。而且有一個經常出現這種邂逅相遇的中心，就是我們在斯特羅門卡

大街上的學生俱樂部。

　　一座簡陋的低矮樓房，好像是昔日的兵營，卻成了我們的真正文化的發源地。

名噪一時的歌唱家和演員均曾在此演出。其中有：列梅舍夫，科茲羅夫斯基，奧布

霍娃，揚申，馬列茨卡婭，莫爾德溫諾夫。堪稱莫斯科演藝界的精英。演員本人將

演出看作是一種職責：培養青年對美好事物的感覺。這是藝術界知識分子的優秀傳

統，它可以追溯到革命前時代，可惜今天已幾乎喪失殆盡。這樣的演出活動確實使

我們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得以了解真正的藝術。

　　如上所述，俱樂部里有許多小組，可說是五花八門，既有學習煎雞蛋和改舊衣

褲的家政小組，也有交誼舞小組。當時幾乎是人人都很痴迷交誼舞。俱樂部經常舉

行舞會。我很少參加，更喜歡鑽書本。可同年級的同學經常去，回來以後就對自己

舞伴的優點展開熱烈的討論。

　　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間裡看書，這時沃洛佳·利伯曼和尤拉·托皮林走了進來……

　　“米沙，那兒有這麼一個女孩！新來的！咱們去吧！”

　　“好吧，”我說，“你們先去，我回頭就到……”

　　他們走了，我試着繼續看我的書，可是一種好奇心占了上風。我就到俱樂部去

了。我哪裡知道這一去竟會與自己的命運有關。

　　剛一進門就看見身材高大、卻像軍人一樣地衣着整齊、腰板挺直的托皮林了，

他正在同一位陌生的姑娘跳舞。樂曲聲戛然而止。我走到他們面前，我們相識了。

　　賴莎·季塔連科在哲學系學習，該系與法律系同在一座大樓，她也住在斯特羅

門卡大街的宿舍里，我原先卻沒有看見過她，真是無法理解。

　　我一到莫斯科，就下定決心，在莫大五年期間要一心撲在學習上，決不搞“風

流韻事”。應當承認，同年級女孩很快就憑直覺感覺到了這一點，至少她們沒有將

我歸入“未婚夫”的範疇。我也絕對相信我能挺得住。可眼下……

　　從這次見面開始，我就開始了難熬而幸福的日子。

　　當時我覺得，我們的初次相識沒有使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產生任何情感。她對

此處之泰然。這可以從她的眼神看出來。我一直在尋找新的見面機會，有一天，又

是尤拉·托皮林邀請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同房間的女孩到我們這裡來做客。我們請

她們吃茶點，通常都是這樣，大家海闊天空，有些興奮。我很想“加深印象”，我

認為當時自己顯得很蠢。她始終很矜持，而且第一個提出要走……

　　我一再設法與她見面、攀談。可是幾個星期，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直到19

51年12月，才終於有了這個機會。有一天晚上，我做完功課後到俱樂部去。那裡正

在舉行與文化活動家的見面會。禮堂擠得水泄不通。這時宣布稍稍休息。我順着過

道往主席台走，想找熟人。

　　我在前進中先是感覺到、後來才發現有人在注視着我。我與賴莎·馬克西莫夫

娜打了個招呼，說自己正在找坐位。

　　“我正好要走，”她站起來說道，“這裡我不是很感興趣。”

　　我覺得她好像有些不對勁，便提出來跟她一起離開。她並未表示反對，於是我

倆一起走出俱樂部。我們在宿舍區里溜達，說東道西。按照大學生的標準還有點早

--將近10點鐘，我邀請她一起去城裡走走。賴莎·馬克西莫夫娜表示同意，幾分

鍾後，我們再次會合，順着斯特羅門卡大街往盧薩科夫俱樂部的方向走去。

　　我們久久地漫步街頭，話語連綿，但談得最多的是關於面臨的考試和大學生的

事情。第二天又再次見面，不久，我們所有的課餘時間都在一起度過了。仿佛我生

活中其餘的一切均已退居次要地位。老實說，那幾個星期連學業也荒廢了，不過考

查和考試都順利通過了。我到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宿捨去得愈來愈勤，結識了她

的兩位女友及其男伴--梅拉布·馬馬爾達什維利和尤里·列瓦達（前者後來成了

著名哲學家，後者是同樣有名的社會學家）。他們都是很有趣的交談者，可我憑直

覺感到，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樣，最喜歡的是我們兩人在一起。因此我們寧

可街頭漫步，也不願在一起聚會。

　　然而，冬天卻發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我們像往常一樣課後在莫霍瓦亞大

街莫大的院子裡見面，決定步行去斯特羅門卡大街。可賴莎·馬克西莫夫娜一路上

幾乎一句話不說，也不太願意回答我的問題。我覺得有點不對勁，便直截了當地問

她出什麼事了。她的回答是：“我們不必見面了。這段時間我一直感覺很好。我又

回到生活中來了。同一個我曾經相信過的人決裂，使我痛苦萬分。很感謝你。但是

這種事再來一次我就無法承受了。最好現在就趁早結束我們的關係……”

　　兩人一路無言。快到斯特羅門卡大街的時候，我對賴莎·馬克西莫夫娜說，無

法滿足她的要求，那對我說來簡直是一場災難。這也成了我對她的愛情表白。

　　進了宿舍樓，我把賴莎·馬克西莫夫娜送回房間，分手時我說，兩天以後還要

在莫大院子裡等她，地點不變。

　　“我們不必見面了，” 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再次斬釘截鐵地說。

　　“我等着你。”

　　兩天以後，我們見面了。

　　我們又在一起度過全部的課餘時間了。我們在莫斯科的林蔭道上徘徊流連，互

相傾吐衷情，驚喜交集地發現彼此身上所有使兩人親近起來的東西。1952年6月的一

個夜晚，我們在斯特羅門卡大街宿舍的小花園裡談興甚濃，徹夜未眠。也許在那個

六月的夜晚最終明白了：我們不能夠也不應該分開。生活表明：我們彼此並沒有選

錯。

　　一年後我們決定結婚。但是出現了這種情況下通常會遇到的問題：在哪兒住，

父母對“大學生結婚”會說什麼，主要是婚後靠什麼過活？就靠兩份微不足道的助

學金和家裡（多半是象徵性的）幫助嗎？

　　根本就別指望在斯特羅門卡大街宿舍里要個單間。然而青春畢竟是青春。上完

三年級後我回到家鄉，向父母通報了我的決定，整個收割季節我都在拖拉機站干機

械手的活，特別賣力氣。父親嘲笑道：“有了新的動力。”

　　臨去莫斯科之前，我和父親賣了9公擔糧食，加上現金報酬將近有1000盧布，這

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我原先手裡從來沒有過這麼多錢。於是我們的“家庭計劃”

便有了物質基礎。

　　我提前幾天去了莫斯科，以便迎接假期回鄉探親的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有一

次我們一起散步時路過索科爾尼基戶籍登記處。我提議：“進去看看！”

　　我們走進去，問清了登記結婚都需要哪些證件。1953年9月25日，我們再次跨入

這個可敬機關的大門，領到一張編號為PB047489的證件，證明公民米哈伊爾·謝爾

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1931年生人）和公民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季塔連科（19

32年生人）依法結婚，有關簽名和印章已經查明屬實。多少有些缺乏詩意，不過倒

是進展神速。

　　在我們的家庭“民間創作”中，還保留着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恰好在那幾天做

夢的回憶。

　　仿佛我們（她和我）都在一口黑洞洞的深井下面，只有上面很高的地方有點光

線。我們相互攙扶着，順着木井架往上爬。手已受傷，流着鮮血。疼痛難忍。賴莎

·馬克西莫夫娜掉了下去，我把她抓住，我們又慢慢地往上爬。最後精疲力竭，終

於爬出這個黑洞。我們面前是一條筆直、清潔、兩側鑲有森林的光明大道。前方地

平線上是巨大的、鮮艷奪目的太陽，大道仿佛匯人和融人到太陽中去。我們迎着太

陽前進。忽然之間……從大道兩側開始在我們前面落下一道道可怕的黑影。這是什

麼？森林呼嘯着回答道：“敵人，敵人，敵人。”心臟一陣發緊……我們攜起手來，

繼續沿着大道向着地平線、向着太陽走去……

　　                         大學生婚禮

　　婚禮是後來，到11月7日十月革命節才舉行的。婚禮之前，用夏天掙的錢在基洛

夫大街一家成衣店給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做了一條漂亮的裙子，布料用的是意大利

紗。她穿上這條裙子真是美麗動人。我是平生第一次做了一套貴重料子的西裝，料

子名叫“突擊隊員”。這樣，在儀式前我們都做好了準備。只是新娘子的白鞋沒有

錢買，不得不向女友借債了。

　　婚禮在斯特羅門卡大街的營養餐廳舉行。前來參加婚禮的都是同年級的朋友。

上的是大學生菜餚：以必備的涼拌菜為主。喝的是香擯酒和首都牌酒。大家紛紛起

立致祝酒詞。茲傑涅克居然往自己考究的“進口” 西服上撒了大塊的油污。食堂里

歡聲笑語，大家翩翩起舞。那是個真正的大學生婚禮。因此，誠如俄國革命者心愛

的歌中唱的那樣，“我們並未在教堂里舉行婚禮”……

　　我們家庭生活中開始了一個有些“奇怪的” 階段。我們幾乎整天都在一起，到

了晚上再各自回到斯特羅門卡大街那人滿為患的“住所”。我們直到秋天搬到列寧

山上的宿舍時，才分到了單間。這裡住的是理科學生和文科高年級的學生。

　　未能分到“一家一戶” 的單間。更有甚者，校長辦公室擔心我們的道德問題，

實行了絕無僅有的學生住宿辦法。將全部宿舍分成兩部分：男生部和女生部。賴莎

·馬克西莫夫娜住在了區，我住在乙區。進入每個區都有嚴格的出人證制度的限制。

好不容易才獲准每日探視。而且每次我都得隨身帶上註明已經登記結婚的身份證。

可是這也起不了什麼作用：11點整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房間裡就會響起刺耳的電

話鈴聲，樓層的女值班員說：“你們那裡有外人。”

　　不過好在1953年12月到了，召開了斯大林去世後的第一次團代會，我們這些學

生代錶針對校長辦公室成員的假仁假義把他們批了個體無完膚。在會議進行中貼出

了反映學校生活實際的諷刺畫。其中的一張（有四五米長）畫了校長的一隻腳，他

皮鞋下面踩着一張結婚證。

　　共青團提出的意見尖銳而果斷。一切都經過重新審議，並作了改變。學生開始

分系住宿。恢復了正常的交往。生活進入了自然的軌道。如今我們已經有了家庭早

餐和家庭晚餐，甚至有了家庭午餐。朋友到我們這裡來串門。總之，我們十分幸福，

我已經開始感到自己是個有家眷的人。

前途未卜

　　五年的學習結束了。現在是畢業生最心神不安的日子：分配工作。分配結果實

際上會決定整個今後的生活道路。

　　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已經過了這一關。她比我早一年畢業，考上研究生，通過

了副博士考試，正在寫論文，她將來肯定是在首都從事科研工作。

　　也有人建議我報考集體農莊法教研室的研究生，但我無法接受這個建議，是出

於原則性的考慮。我對所謂“集體農莊法”的態度已徹底弄清。我認為這門科目絕

對是不科學的。

　　不過，我並不擔心我的前途。我作為團組織書記參加了分配委員會，知道我的

命運已經決定。我和其他12名畢業生（其中11名為前線戰士）都分配到蘇聯檢察院。

　　對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工作開始了，打算在重新組建的對於國家安全機

關的案件處理進行檢查監督的部門中使用我們。為正義的勝利而鬥爭，這是我對於

自己未來工作的想象，這也完全符合我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

　　6月30日考完最後一門。我回到宿舍，發現郵箱裡有一封公函，大意是請我到未

來工作的單位蘇聯檢察院去。我去的時候興高采烈，期待着關於我的新職務的談話，

還想着要提出的建議該如何措辭。然而當我興沖沖、笑呵呵地跨進信上所指的辦公

室時，聽到的卻是該處官員那冷若冰霜、照章辦事的通知：“無法錄用您在蘇聯檢

察院工作。”

　　原來，政府作了一個決定，嚴禁接收法律院校畢業生進入中央司法機關工作。

這樣做的理由是，在造成30年代大清洗愈演愈烈的諸多原因中，據說也有這麼一條：

幼稚的青年太多，他們沒有任何職業經驗和生活經驗，卻掌握着生殺大權。於是，

我這個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卻不由自主地成了“恢復社會主義法制鬥爭”

的受害者。豈非咄咄怪事！

　　這是對我的全部計劃的打擊。計劃在頃刻之間化為泡影。當然，我可以在大學

里找個美差，以便留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已經在為我出謀劃策了。但是我沒有這個

想法。

　　有人建議我到托木斯克檢察院、布拉戈維申斯克檢察院、後來又是塔吉克共和

國檢察院去工作，最後，是到距首都咫尺之遙的斯圖皮諾去當市檢察長助手，那裡

還提供住房。我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對這些建議均未多加考慮。幹嗎要到人地兩

生之處，到人家那裡去尋找幸福呢？因為無論西伯利亞的嚴寒還是中亞地區的酷熱，

斯塔夫羅波爾都並不缺少。

　　決定作出了。於是，在派遣信寫有“交蘇聯檢察院使用” 字樣的地方，劃掉

“蘇聯” 二字，並在該行上方填寫“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 的字樣。

　　總之是回家，回到斯塔夫羅波爾。決定先去看望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

要“祈求寬恕過失”。

　　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不冷不熱：談不上不友善，卻也並未掩飾自己的怨氣，因為

我們結婚是先斬後奏。今天我作為一個父親對此完全能夠理解。而我們又給他們增

加了一條消息：女兒在莫斯科的研究生不念了，我要把她帶到默默無聞的地方，到

一個叫做斯塔夫羅波爾的“洞穴”里去。

　　同家裡的年輕一代--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弟弟熱尼亞和剛剛中學畢業的妹

妹柳達相處沒有任何問題，很快便彼此產生好感。同父母親相處就麻煩一點。父親

比較冷靜，而同母親亞歷山德拉·彼得羅夫娜起初就是不好相處。到後來我們確立

了親密無間的關係。雙方的父親特別要好。

　　我讓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在父母家住上一個月，自己則回到莫斯科。7月的最後

幾天一直在做臨行前的準備。我們的全部東西都裝進兩個箱子。主要的行李是書，

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口大木箱，裝了滿滿一箱，運到車站發“慢件”，這樣要便宜點。

　　夜裡我自己也該上路了。我回到宿舍。沖了個淋浴。躺在床上，閉上眼睛，第

一次思考後來曾不只一次地想到過的問題：在我的生活中，莫斯科大學意味着什麼？

　　我很清楚，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亞大街大樓的那個“工農青年” 和五年

後準備前往斯塔夫羅波爾的莫大畢業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判若兩人。

　　當然，家庭是我作為個人和公民的成長中至關重要的推動因素。當然，中學和

中學老師在我的進一步成長中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我還要感謝我那些年長的同志

--機械手們，是他們教會我如何工作，並幫助我認識到勞動者的一系列價值觀念。

儘管如此，正是莫斯科大學給了我決定我的生活選擇的基本知識和道德力量。正是

在這裡開始了長年累月對我國歷史、它的現在和將來進行重新思考的漫長過程。可

以斷言：如果沒有這五年，也就沒有政治家戈爾巴喬夫。

　　大學給定的智力高度使我永遠避免了自高自大和自以為是。它幫助我在日後生

活最困難的日子裡挺了過來，到那時我的生活環境、交往範圍已完全不同，人們看

重的不是智力，而是完全不同的“美德”。

　　我在看自傳體小說時，注意到有些作者為自己所經歷的考驗感到十分自豪。他

們把生活本身看成“大學”。我的生活中也有各種變故，經過的苦難也不少。但我

還是認為，我的經歷中只有一所大學，那就是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

　　                      第四章  初試鋒芒

　　                           省城

　　斯塔夫羅波爾沒有人來迎接我。我把東西放在車站寄存處，便出去找安身之地

了。我對城裡情況一無所知，以前只是偶爾光顧。找到了一個旅館，名叫“厄爾布

魯斯”。我就在這裡下榻。我交過床鋪錢，便出去逛街了。

　　城裡處處樹木蔥蘢、綠草如茵，一派古典省城的景象，令我驚嘆不已。三四層

樓房並不多見，一兩層唱主角，房屋的旁邊和上面都蓋滿了小屋，而且都是俄羅斯

邊遠地區許多小城所特有的那種最莫名其妙的建築樣式。每座房屋房頂上的煙囪，

仿佛是在證明沒有暖氣。後來我才得知，城市也沒有上下水設施。

　　市中心位於高起的部分。那裡也有老城堡的斷垣殘壁。據說這裡還曾有過一座

金碧輝煌的古代大教堂，但在1942年德寇大兵壓境時炸掉了。60年代以前，舊城的

很大一部分由中央廣場和上市場占用，這裡曾是全邊疆區和鄰近各州農產品的集散

地。

　　從市中心往下，也就是往東，是一條寬闊的大街，大街盡頭，是昔日城堡大門

所在之處，叫做梯弗利斯大門。通往梯弗利斯的大門……最後，還有一處容易記住

的當地“名勝”--師範學院樓前的大水窪。總之，簡直就是果戈里筆下的省城圖

畫。

　　厄爾布魯斯旅館的旁邊是下市場。其泥濘不堪和蔬菜水果之便宜，均令人大吃

一驚。幾個戈比就可以買到一大堆番茄。不過我花錢都很節省，省下來派別的用場：

必須在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抵達之前隨便租個什麼住房。

　　我從8月5日起在邊疆區檢察院開始見習。每天晚上滿城裡四處找住房。一天兩

天過去了，先後看了幾十處住房，卻每次都不成功。最後單位的同事建議去找經紀

人。檢察院和民警局同他們進行着殊死的鬥爭，將他們登記在冊。給了我一個老牌

女經紀人的住址，是伊帕托夫街26號（如此“重要” 的材料記得很牢）。我去了，

她當下就明白我不是來“鬥爭”，而是來求助的。她收了我50盧布，給了三處房的

地址。其中的一處（在喀山大街）就成了我們未來幾年的住處。

　　這裡住着一對討人喜歡、頗有教養的退休教師，還有他們的女兒女婿--柳芭

和沃洛佳。後來又添了個孫子，叫阿納托利。房東給了我們一間見二平米的小屋，

其中爐子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積。從三個不大的窗戶望出去，是個非常美麗的古色

古香的花園。不錯，窗戶關起來很費勁，它們全都歪斜了。家具就是一張又長又窄

的鐵床，那網狀床墊中間幾乎已經耷拉到了地上。而且整個房間已多年無人收拾，

可是就憑我那點錢，似乎也沒有更好的選擇。與房東講好了每月房租250盧布（按1

961年以前的幣值）。至於木柴、煤炭、煤油，都得自己操心。我把那個雖說是“慢

件”、卻也平安到達的大木箱放在房間中央，既當桌子，又作書架。自己做了掛衣

架。在賴莎·馬克西莫夫娜臨來之前買了兩把椅子。置辦家具到此為止。

　　                      與檢察院一刀兩斷

　　蘇聯檢察院工作人員所表現出來的毫不客氣、對我家庭情況的漠不關心以及我

分配的整個經過，無不使我對是否搞專業工作頗為猶豫。在斯塔夫羅波爾的見習也

並未改變我的想法。於是我決定與檢察院一刀兩斷。

　　我與共青團邊疆區委進行了接觸。在這裡遇見了以前的熟人。我談了自己的想

法。莫斯科大學的校徽以及關於我在法律系社會活動情況的介紹看來是起了作用。

幾天后我被請去與邊疆區團委第一書記維克托·米羅年科談話。我們見面認識，彼

此交談，我接受了調到區團委工作的建議，是去擔任宣傳鼓動部副部長。

　　似乎一切順利。但只是乍一看來如此。作為年輕專家，我必須到所分配的地方

報到並從事委派給我的工作。現在必須把邊疆區檢察院的事情辦妥。好在米羅年科

就我調到共青團工作問題已徵得邊疆區黨委的同意。不過我決定不繞開邊疆區檢察

官，一再要求與他談話。檢察官瓦西里·尼古拉耶維奇·佩圖霍夫威信很高，大家

都認為他很有主見、堅持原則。後來我在共青團工作時，不止一次地確信此言不謬。

　　“您有權決定是否放我走。不過我請求您滿足我的願望，”這是我對他說的最

後一句話。

　　關於這次談話，我當天在給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信中寫道：“今天與邊疆區

檢察長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不愉快的談話。”次日又在下一封信中寫道：“他們今

天又同我談了一次，在挨着個兒把我大罵一通之後，同意我調到區團委去。”

　　數十年後，我於80年代收到佩圖霍夫親筆題贈的兩本書和一封信，他在信中說：

“今天，我懷着極其滿意的心情想到，當時沒有阻擋您的生活道路是做對了。”但

這都是後話了，而當時與佩圖霍夫談話之後畢竟心裡還是很不痛快。

　　                          在共青團

　　在經歷了戰爭和恢復的嚴峻時期之後的50年代，共青團內還保留着年輕人的朝

氣、活躍的同志關係精神。共青團的全部工作都是靠熱情來完成，即使最簡單的事

情也不易辦到。

　　我開始了在邊疆區區團委的工作，我努力做到儘快熟悉工作，弄清我的新職責，

跑跑各地的團組織。我開始定期深人斯塔夫羅波爾的各區。路程遠的地方需坐火車

或者搭乘順路的汽車，在區里就多是步行。第一次發工資（發到手840盧布）就得去

買一雙充革布長筒靴，在我們這個泥濘不堪的地方穿別的鞋根本不行。

　　當時出差，伙食問題更難解決。成天在路上走，精疲力盡，飢腸轆轆，可是找

不到地方吃飯，什麼小吃店、咖啡館、食堂、小賣部，統統沒有。哪位同事或者村

民可憐你，讓你到他家去款待一番，來上一杯奶、一塊麵包就很不錯。要是到哪個

當地領導家中去做客，那就算得上一件大事了。

　　過夜也是個大問題。除非是區中心，大部分村鎮都沒有旅館或者客店。這時共

青團的朋友幫了大忙：要麼把你安排到哪個“瑪尼亞大嬸”家，要麼接回自己家去

住。

　　每次下去都會認識愈來愈多的人，都會有一些新的發現。了解人，在生活的自

然狀態下了解生活，對我說來這是最主要的。

　　最初下去時，有一次我來到邊疆區東南部沃倫措沃一亞歷山德羅夫區的苦山溝

村。成天都在修配廠、牧場和生產隊度過，情況觸目驚心，貧困破敗到了極點。晚

上久久坐在集體農莊管委會，設法弄清那沒完沒了的問題。許多事情如今已想不起

來，畢竟過去了這麼多年。但下面這個情景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和團組織書記決定

到最遠的畜牧場去，看一看在那裡工作的青年。我們在無法通行的泥濘中艱難跋涉。

在某一刻，我們好不容易走完一段上坡路後，來到一個小山岡，停下腳步。

　　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圖畫確實離奇。村莊坐落在下面的山谷之中，綿延近20公里，

苦山溝河從它的兩側流過。極目所見，是凌亂不堪的低矮土屋，炊煙鐐繞，黑色籬

笆曲曲彎彎

　　在這些簡陋的土屋裡，有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小街（如果可以這樣稱呼它們的

話）上空無一人。仿佛瘟疫橫掃了村莊，仿佛這些土屋小天地之間並無任何接觸和

聯繫。只有狗吠聲此起彼伏。於是我想到，難怪年輕人都紛紛逃離這個被上帝遺忘

的村莊。他們是在逃離被遺忘的處境，逃離恐懼不安的感覺，他們是害怕在這裡被

活活埋掉。

　　我站在小山風上想道：這叫什麼，難道可以這樣生活嗎？

　　出差中耳聞目睹，感慨良多。想對親人傾訴，於是我幾乎每天晚上，只要是獨

自一人，就給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往斯塔夫羅波爾寫信。通常都得過上一個星期甚

至十天半月，往往我都已經到家了信才收到。然而這樣的通信卻可造成經常交往的

錯覺。

　　原來，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將這些35年前的許多信件都保存起來了。在《我希

望……》一書中她公布了其中的某些片斷。例如有這麼一段：“……我曾經有多少

次來到普里沃里諾耶，那裡卻在進行着關於20盧布的談話：上哪兒去弄這筆錢，而

且父親一年到頭都在幹活。我真是一肚子怨氣。我忍不住（說實話）要落淚。其他

人又如何呢？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我們的父母和千千萬萬像他們這樣的人理應過更

好的日子。”

　　人們理應過更好的日子，這就是我愈來愈關切的問題。

　　而生活在照常進行。出差一次接一次，有時是青年的事情，有時又是區黨委的

任務。我經常當眾講話，話題也五花八門。

　　大家聚在一起，聚精會神地聽我講，問題主要不在我的口才。當時農村大多沒

有通電通廣播，電視更是聞所未聞，報紙要晚好多天，書籍很少。因此只要一宣布

“中央” 來了個講課人，大家就到俱樂部來了。很高興能有個交往的機會，舒舒服

眼地在長凳上坐下，後排的人悄悄嗑着葵花籽，準備坐在那裡聽下去，哪怕聽到天

亮也行。

　　不過共青團工作中的“教育活動” 愈來愈被赫魯曉夫發起的一個接一個的經濟

運動給擠掉了。我很快就開始明白，黨團機關的工作也自有其陰險之處。它提出現

成的“遊戲規則”，將你塞進某種死框框。這裡，在共青團機關，也有很大的從真

正的社會工作變成當官做老爺的危險，我當初從檢察院出來就是想避開這個東西。

　　這個青年政治組織其實並無任何獨立性可言，實際上充當蘇共的“分包人”。

此外，共青團任何級別的任何採取獨立行動的嘗試，不僅不受歡迎，而且被當成危

險的事情。黨組織把直接領導經濟的職能攬在自己身上，自己成了經濟機關不算，

希望共青團也照此辦理。一切都通過經濟成就來評價。經濟上有成就，那麼黨組織

和共青團都幹得不錯。要是沒有成就，那麼政治工作就一錢不值。

　　最令人感到吃驚的是，探索活躍的、人道的工作方式的做法，往往（說得輕點

是）得不到各級黨委的理解。我去苦山溝和當地農莊（由於命運的作弄居然冠上列

寧的名字）後留下的印象，上面已經講到。在那裡呆了幾天，意見聽了一大堆，都

是衝着經濟崩潰和暗淡無望的生活。然而最讓青年人感到壓抑的，則是那種完全與

世隔絕的感覺。得想想辦法。

　　我決定就此與專家們一談，專家基本上也都是年輕人，一致同意年輕人需要交

往的意見。決定成立幾個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小組，正所謂“鑿開一道通向世界

的窗戶”。舉行了最初的幾次活動。參加者不僅有年輕人，也有上年紀的人。大家

表示希望定期活動。堅冰打破了。出差結束後，我到區黨委去找第一書記德米特里

耶夫。我向他講了我在苦山溝的所見所聞和所做的工作，將全部意見和盤托出，便

回到了斯塔夫羅波爾。

　　沒過一兩天，邊疆區黨委把我叫去：你在那兒出了什麼事？

　　“沒什麼特別的，” 我說，“不過印象很糟糕。”

　　“據區委書記講，邊疆區團委來了一個叫戈爾巴喬夫的人，他沒有整頓秩序，

加強紀律，沒有宣傳先進的生產經驗，卻成立了一些‘示範性的小組”’。

　　我一時目瞪口呆，過後才明白過來。德米特里耶夫是這樣推斷的：戈爾巴喬夫

到了邊疆區黨委，肯定會講村裡的生活情況，講對人不關心。於是老謀深算的德米

特里耶夫決定來一個“先下手為強”。至於苦山溝農民的貧窮和不幸，自然是隻字

不提。

　　同德米特里耶夫的第二次衝突，也具有這種性質。那是後來我擔任邊疆區團委

書記時的事情。開始了又一次擴區的運動，他藉此機會儘量把自己手下的紅人都安

插到重要崗位上。下面怨聲載道，我只得馬上出發了。我同共青團員見面，安慰他

們，後來又到德米特里耶夫那裡，我斬釘截鐵地對他說，改組並不是打垮現有的社

會機構和任命“合適的人” 的藉口。我回到斯塔夫羅波爾，又被請到邊疆區黨委那

里。原來德米特里耶夫已經來過電話了，他說，這個戈爾巴喬夫來了，你們得看着

他點兒，他顯然在幫倒忙。

　　同我的共青團同事相處也不是一帆風順。我的大學學歷無疑使我具有一定的優

勢，在就共同的問題發生爭議時，我按照大學生習慣馬上卷了進去，並提出也許對

方意料不及的什麼論據，表明他們的觀點站不住腳。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追求真理，

帶着辯論的激情。

　　可有一次邊疆區團委開會時，有人卻公開責備我“濫用” 大學的教育程度。然

後在較小的範圍內對我說：

　　“米沙，你知道嗎，我們喜歡你，尊重你，為你的知識，也為你的人品，可是

機關里許多同志一旦在爭論中顯得象個無知的人甚至傻瓜的時候，就感到很委屈。

他們只念過夜校的十年級，這難道是他們的過錯嗎？”

　　我認真地對待這個意見。而主要是幫助其中許多人到大學繼續深造。

蘇共二十大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1956年春天到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在大會秘密會議上的報告成了全國某

種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動。

　　我在邊疆區黨委看到了中央的通報信，信中幾乎逐字逐句地將那篇報告敘述了

一遍。我贊成赫魯曉夫的大無畏行動。我並未隱瞞自己的觀點，當眾表明了立場。

但我發現機關中對於報告的反應相當混亂，甚至可以說是張皇失措。

　　這種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幾十年來，整個黨的工作、我國社會的整個體制都是

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這個來說明和辯解。可如今“基礎” 垮掉了。

每個機關工作人員所遵循的鐵的紀律精神要求服從中央的新方針，但是遠非每個人

都能領會和理解這個方針。許多人不露聲色，靜觀事情的進一步發展，等待下一步

的指示。

　　問題出現了：共青團該作何種反應？大家達成了一致意見：訓練有素的工作人

員應當參加向青年宣講二十大精神的工作。我們的行動計劃已得到邊疆區黨委的批

准。我被派到新亞歷山大區。我在那裡遇到的情況可說是比較典型的。我下車伊始，

便去拜訪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H．H．韋列堅尼科夫，他在了解我的任務後，深表同

情。據我的理解，他認為我簡直就是在充當“炮灰”。不管怎麼說，他自己是手足

無措，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實話對你說吧，” 他說，“老百姓對譴責‘個人崇

拜’接受不了。”

　　我知道這種拿老百姓當藉口是什麼意思，那往往就是機關工作人員的情緒。於

是我決定必須親自去體察人們的情緒。我在區里呆了兩個星期，每天會見共青團員，

與共產黨員談話。印象是複雜的。“個人崇拜” 的話題在我的有些談話對象那裡，

尤其在青年和知識分子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接觸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們中間，引起了

熱烈的反響。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報告中列舉的事實，絕對接受不了對斯大林

I的活動和作用的評價。還有一些人（這種人還不少）並不懷疑事實的真實性，他們

老提同一個問題：“為什麼？” 為什麼要“家醜外揚”？為什麼要公開談論這件事

情，把人們的思想搞亂？

　　我對許多普通人頭腦里形成的那種對於大清洗的解釋也大感吃驚。據說斯大林

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他們遭到了報應。這樣的說

法居然出現在一個曾經歷腥風血雨的30年代大清洗的邊疆區！

　　在“上層”，有人是出於直覺，有人是完全自覺地，反正大家當下就明白了，

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體制本身，就是對體制的存在構成威脅，因而也威脅到當權

者的平靜安寧。最初貫徹二十大決議的會議上，各級領導聽到人們提出的“你們當

時都到哪裡去了？”之類的問題，這一點就更明顯了。

　　時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羅波夫後來講到，二十大剛剛結束，當時的匈牙

利領導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請他去打獵。兩人單獨在一起時，拉科西用俄語說道（他

顯然指望談話內容會傳達到莫斯科）：“這麼幹不行。沒有必要倉促行事。你們在

代表大會上幹的事情，那是一場災難。我還不知道它在貴國和我國會怎麼表現出來

呢。”

　　初到區里我就明白，需要的不是大會講話，而是推心置腹的友好交談。我將此

次出差的觀察和建議都向邊疆區黨委作了匯報，引起人們的興趣。似乎一切都還過

得去。但是我沒有覺得滿意。我自己的問題反而更多了，其中許多都沒有答案。我

明白了，主要原因之一是赫魯曉夫的報告。報告沒有分析，沒有“推論”，甚至可

以說帶有個性鮮明、激烈揭露的性質。沒有論證，而是刺激人們的神經。將許多極

其複雜的政治過程、社會經濟過程、社會心理過程的原因統統歸結為“領袖” 本人

不良的個人品質。本來應當進行更加深人的分析。可是，唉……

　　二十大之後不久就開始出現的“回潮” 跡象，使混亂和不滿情緒有增無減。聽

說中央就赫魯曉夫報告所發的通報信已經收回。《真理報》轉載了中國《人民日報》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文章中說，斯大林“體現了人民的意志，

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傑出戰士”。

　　最後，6月30日中央作出《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定》，決定指出斯大

林的功績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誠”，還說任何“崇拜” 也無法改變“我國社

會制度的本質”。

　　無論如何，二十大給社會一個極大的推動，它為重新評價內外政策、分析歷史

事實奠定了基礎。然而這個過程反反覆覆，舊勢力不甘心就此讓步。

 赫魯曉夫的悲劇

　　人的記憶力變化無常，在受到大眾傳媒的控制時更是如此。人人都記得“玉米

的光榮史”、赫魯曉夫在聯合國大會上敲皮鞋、他在馬涅日畫展上與畫家的衝突。

然而在這些表面上的事實後面隱藏着重要得多的東西。我想，歷史永遠不會忘記赫

魯曉夫揭露“對斯大林個人崇拜” 的行動。的確，他在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中分析太

少，主觀的成分太多。將極權主義問題歸結為外部原因和獨裁者的壞性格，這是個

便當而有效的辦法，卻沒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魯曉夫的個人政治算盤也是一

目瞭然：他率先揭露“個人崇拜”，立刻就將最親密的競爭者和對手莫洛托夫、馬

林科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凍結起來，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親信。

　　所有這一切都不錯，然而對於歷史和大政治說來，他的政治行動的實際後果卻

具有重大的意義。對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僅暴露出整個我國社會極其嚴重

的狀態、其中所進行的政治鬥爭的扭曲性質，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碼的法制。這一

批判使極權主義在道義上聲譽掃地，引發了對體制進行改革的希望，對政治經濟領

域和精神生活領域的新的過程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這應當算作赫魯曉夫的功勞、

他的支持者的功勞。

　　更不必說赫魯曉夫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使大批人得到平反，並為在斯大林的監

獄和勞改營中無辜身亡的數十萬人恢復了名譽。

　　在對斯大林的揭露方面，赫魯曉夫歷史作用的矛盾性表現得最為鮮明，一方面

是膽略和勇氣，果斷和逆潮流而上的決心，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思維受某些刻板公式

束縛的局限性，不能也不願揭露他所抨擊的現象的深層基礎。

　　如果認為蘇聯社會歷史上悲劇事件的原因僅僅在於“惡棍” 斯大林的個人品質，

那就相反地無異於成為“個人崇拜” 的俘虜。既然問題在這裡，那麼只需將壞領導

人換成好領導人，我們就可以保證不會重犯錯誤。赫魯曉夫仿佛在對大家說：我老

老實實地講出過去的事情，沒有任何隱瞞，相信我吧，跟着我走，一切都會好的。

換句話說，建議大家以一種崇拜來代替另一種崇拜，卻無意去觸動體制的基礎。

　　赫魯曉夫不想去深人分析極權主義的原因，而且大概也無法進行這種分析，因

為這就要求他打破那些業已成為他的信仰象徵的舊框框。所以，對個人崇拜的批判

看似言辭激烈，其實並不徹底，事先已設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實際民主化的進程從

一開始就陷於停頓。

　　同樣的自相矛盾在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中也表現得很突出。他積極地登上國際

舞台，建議實行和平共處，進行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常關係的初步嘗試；與

印度、埃及等  “第三世界國家” 建立新型關係；最後，力圖較為民主地處理社會

主義國家之間的聯盟關係，結束與南斯拉夫的敵對狀態。所有這一切都在國內外受

到普遍歡迎，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則是殘酷鎮壓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起義；

導致1962年使世界瀕臨

戰爭災難邊緣的導彈危機的冒險主義因素；與中國的爭吵，後來則演變成為長期的

敵對與對峙。

　　當時內外政策的種種曲折，無疑不僅反映了赫魯曉夫本人對問題認識的水平和

傾向，而且反映了他不能不正視的各種政治力量的影響。來自黨和國家機構的壓力

特別大。這種壓力迫使他隨機應變，使他的某些措施只能以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可

以接受的形式表現出來。

　　據我的觀察，如果不是他所處的環境的話，赫魯曉夫以他的觀點和打算完全可

以走得更遠。我無法接受那種簡單化的說法，似乎他起初是個徹底的改革家，到了

除掉“斯大林的老近衛軍並把江山坐穩” 之後，就開始搞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了。

儘管有自相矛盾之處，我認為赫魯曉夫是一個行動始終如一的人。如上所述，他的

改良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明確無疑的，同樣，第二階段也不能歸結為毫無意義的即

興之作。依我之見，其中也貫穿着改革方針的繼續。

　　就以國民經濟委員會為例吧。自赫魯曉夫下台以後，對國民經濟委員會只作否

定的評價，有人撰文說，國民經濟委員會給我國的經濟帶來巨大的損失，它破壞了

各地區企業之間所形成的聯繫，產生了地方主義，造成了對部門的領導和貫徹統一

的國家技術政策中的塊塊分割。

　　對這種片面的評價不能苟同。我覺得，當年的許多擴大共和國、邊疆區、州、

地方蘇維埃機關和某些企業的權利的決定，1957年向國民經濟委員會、向以經濟區

為基礎的按地域原則管理過渡，其目的首先是反對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國民經

濟委員會打破了我國經濟中的本位主義壁障，緩和了中央的操縱，為發揮地方主動

性、為生產合作和更加有效地利用地區內資源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至於赫魯曉夫所特有的那種要找到全國都適用的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辦法的願

望十分荒唐，那又另當別論。如果說國民經濟委員會在大工業中心也許確實顯得多

此一舉的話，那麼在欠發達的共和國和州，它對經濟進步起了強大的推動作用。在

我們斯塔夫羅波爾也是如此，我們正是多虧國民經濟委員會，才使食品工業和輕工

業實現了現代化，建立起新的化學企業和機械製造企業、動力基地。

　　對於1962年十一月中央全會後赫魯曉夫所搞的黨的改組、即邊疆區黨組織和州

黨組織按照生產原則分為工業黨組織和農業黨組織的做法，同樣必須有所分析。從

邊疆區的經驗我知道這次分開完全是矯揉造作，而且造成了嚴重的混亂、勾心鬥角

和無謂的爭吵。邊疆區黨委是自己地區實際上的國家政權機關，它手中集中了國家

管理的全部槓桿和線索。必要時它可以集中邊疆區的力量和資源去完成某項任務。

一分為二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比方說，我就曾經目睹邊疆區農業黨委第一書記庫

拉科夫與邊疆區工業黨委第一書記H8．博先科之間沒完沒了的明爭暗鬥。從旁看着

這場幾乎每天進行的“拔河”、相互盯梢和競爭，可能認為他們從未在一起共過事，

一輩子都是死對頭呢。

　　不過當時就不由地產生一種想法：赫魯曉夫的意圖決不會如乍一看時那麼簡單。

實際上許多州委書記都是中央委員。地區里出現了兩個第一書記，下一次代表大會

上就有可能對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來個大換班。不僅如此：赫魯曉夫是否打算通過這

個措施、通過建立國民經濟委員會和農村的地域生產機構多少削弱一下黨對權力的

壟斷，取消昔日“省長” 或“有封地的公爵” 的無限權力，讓懂行的人、專家和

內行來熟練地主事呢？

　　當然，赫魯曉夫並不反對黨的領導作用，他只是想使這種領導作用現代化，削

弱黨對一切的壟斷。但是他在這裡卻遇到了強有力的反抗，這種反抗最終使他慘遭

失敗。

　　不錯，當政治領導高層爆發戰爭時，他贏了第一輪。1957年，中央委員會，實

際上也就是共和國中央、州委和邊疆區委的第一書記不讓把赫魯曉夫搞掉。讓那些

習慣於把地區書記看成無名小卒的黨內老“元帥” 靠邊站，赫魯曉夫擴大共和國和

地方權力機關的權力，這些都得到普通中央委員、黨內“將軍” 的公開贊同，他們

堅決支持赫魯曉夫與  “反黨集團” 的鬥爭。軍隊也支持他。

　　然而赫魯曉夫後來對黨採取的措施卻使情況發生了變化。將州組織一分為二、

幹部的頻繁變動、經常讓幹部易地任職等觸犯了幹部的利益，在這一級權力集團中

造成了不穩定的局勢。換言之，“將軍” 階層中不滿情緒也日益增長。此外，當時

作出了基層組織書記每年改選一次的決定，本意是加快幹部輪換、使幹部無法“扎

根” 和長期盤踞在自己的崗位上，這項決定又在黨的“軍官” 中引起了消極的反

應，直接在勞動集體中開展工作的重擔都壓在他們身上。

　　不僅如此。赫魯曉夫在人民中間也失去了威信。蘇斯洛夫在1964年十月全會前

夕曾表示擔心解除赫魯曉夫職務會引起人民鬧事，這純屬多慮。1961年的貨幣改革

最終打擊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對農民宅院經濟的討伐搞得農村中怨聲載道。1963年

收成不好使糧食形勢緊張起來，導致食品價格的“臨時”提高。赫魯曉夫與軍隊、

與科技界創作界知識分子的關係也惡化了。

　　對赫魯曉夫的批評性論據已足可為“宮廷政變” 開脫了，然而在“人民福利”

 的漂亮辭藻後面，仍然首先是黨的“將軍”和“軍官”保住自己權力的願望。195

7年曾經支持過赫魯曉夫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1964年10月將他趕下了台。

　　在我看來，整個“赫魯曉夫時期” 的主要特點在於赫魯曉夫想強迫體制工作，

卻仍然沿用體制的辦法。赫魯曉夫力求進行實際的變革尤其是經濟領域的變革、提

高經濟效率。加大社會發展力度的意圖是完全正當的。但是體制不接收新事物，而

且還進行抵制。

　　如今在回顧歷史時，我認為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黨的二十大以後）至60年代

中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而且極其重要的時期。無論赫魯曉夫本人的主觀意

願如何，就其意義而言，這是對極權主義體制的第一次衝擊，這是使我國社會朝民

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

黨內仕途的開始

　　1960年三月，列別傑夫被別利亞耶夫所取代，H．H．別利亞耶夫此前是蘇共中

央主席團委員，哈薩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他是在鐵米爾套發生悲劇事件之後到

我們這裡來的，他在當地動用軍隊和坦克來對付工人的不滿和騷動。別利亞耶夫仿

佛是“流放” 到此，他給人的印象是完全不知所措，心神不安，半年之後就離開了

斯塔夫羅波爾，費奧多爾·達維多維奇·庫拉科夫成為邊疆區委第一書記。

　　庫拉科夫出生於庫爾斯克州的一個農民家庭，對農村生活瞭如指掌。

　　邊疆區對庫拉科夫表示歡迎，對他寄予希望。他當時42歲。與前任不同的不僅

是年輕，還有令人羨慕的果斷、性格開朗、個人魅力。至少這是我最初的印象，而

且不僅是我一人的印象。

　　庫拉科夫一來，邊疆區黨的機器轉速加快了。這反映在各個方面，首先反映在

幹部工作方面。我的生活中也發生了許多變化。在當選為共青團邊疆區委第一書記

和邊疆區黨委候補委員後，我如今也愈來愈多地從事黨的工作：深入各區，參加制

定決議以及在全會和積極分子會議上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邊疆區黨委的會議花去

的時間特別多。庫拉科夫不斷交給新的任務，仿佛在考察我，看我都能勝任哪些工

作。

　　1962年1月在總結和改選的代表會議上，我再次當選為共青團邊疆區委第一書記，

幾周之後，庫拉科夫就把我叫去，建議從共青團的工作轉到黨的工作。當時成立了

一個新的機構：邊疆區黨委派駐各地區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管理局的黨組書記。

1962年3月，我成為邊疆區黨委派駐斯塔夫羅波爾管理局的黨組書記，該局將市郊的

施帕科夫斯基。特魯諾夫斯基和科丘別耶夫斯基三個區聯合到一起。對於物色黨組

書記一事十分重視，我也和其他人一樣，為此還被請到蘇共中央去談話。

　　我專心致志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我整天跑農莊，常常連夜裡也搭上，為建立新

的管理機構而奔忙，相信指靠內行就一定會有收穫。我留任邊疆區黨委候補委員，

經常與庫拉科夫見面，他仍一如既往，交給我各種任務，邀我一起到區里各處視察。

　　因此，1962年夏天發生的事情就更加顯得意外了。

　　邊疆區黨委開會討論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致農業勞動者的公開信問題。這

樣的公開信當時多如牛毛。那些對宣傳鼓動部長HJ．利霍塔沒有好感的人挖苦他是

“聰明得像掉到頭上的磚頭”，他突然對我發難，說我犯有對社會主義競賽估計不

足和其它類似的毛病。我起來反駁，於是出現了互相爭吵。庫拉科夫建議成立調查

組檢查我的工作，在8月7日的邊疆區黨的積極分子會上，庫拉科夫完全“把我出賣”

了。他說我“在落實中央公開信的工作中不負責任”他的發言不夠公正，言辭激烈，

態度粗暴。

　　我急切地想起來反駁，卻一直得不到發言的機會。在返回區裡的路上，我的同

路人、老資格功勳農藝師、昔日“穿藍工作服者” 弗拉基米爾·彼得羅維奇·恰欽

見我還在生氣，便問道：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你是不是還在為沒有讓你發言慪氣啊？”

　　“那當然啦，” 我回答說。“這不光是申斥，還是毫不客氣的攻擊。難道可以

這樣嗎？別看我很敬重庫拉科夫，我可不吃他這一套。”

　　恰欽寬厚地看了看我。

　　“好吧，就算你發言了，講了你的意見。你以為你就能讓大家都相信你是對的、

庫拉科夫不對嗎？荒唐。好吧，好吧，”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接着說道：“萬

一是另一種情況：你發言了，積極分子不管怎麼樣，全都支持你。那麼庫拉科夫呢？

你真的以為他就把你的這樁事忘了嗎？你是了解他的脾氣的。所以你就聽我的一句

忠告吧，記住：最好的發言是沒有念出來的。”

　　這件事之後，一些同事開始把我看成不可救藥的人。當機關的一位女同志搬出

庫拉科夫來讓我寫一篇關於我的工作經驗的材料時，我簡直是受寵若驚。

　　“蘇共央正在綜合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聯合體黨組織的最有意思的材料，”

她說，“費奧多爾·達維多維奇①認為你的看法正好合適。”

　　11月底，根據中央全會的決議開始了上面提到的將黨組織按照生產原則一分為

二的“偉大”實踐。庫拉科夫邀請我到他那邊去，豈料他居然建議我調到新成立的

農業邊疆區黨委去當組織部長。我於1963年1月1日走馬上任。

　　因為蘇共已經取代了一切，實際上不僅是充當領導，而且履行了管理社會的功

能，與其他部相比，黨的組織部就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該部所管的問題範圍也相

當寬泛：除了邊疆區黨組織的組織工作而外，還要“照管” 蘇維埃、工會和共青團

的工作。

　　不過主要的是，幹部都在組織部的主管範圍之內，這裡包括各級官員，大大小

小的各種重要職務，從非同小可的黨內職務到工廠廠長、國營農場場長和集體農莊

主任。也就是黨內行話所說的“選拔、分配和培養幹部”。這首先是保證邊疆區黨

委掌握實際的權力。

機關的遊戲

　　1968年夏天，邊疆區黨委開始了“機關大遊戲”……搞人員大換班。起因是卡

拉恰耶夫一切爾克斯州委第一書記雷任故意示威性地離開家庭，去跟另外一個女人

住在一起。此事引起了公憤。雷任被解除職務，選舉邊疆區黨委第二書記布爾米斯

特羅夫接任該職。

　　葉夫列莫夫的親信都動作起來了。我不僅袖手旁觀，而且在醞釀自己的計劃。

當時我已經自己作出了選擇：應當往學術方面發展。我通過了副博士研究生入學考

試，選定了題目，它與斯塔夫羅波爾的農業生產專業化和布局問題有關，我開始收

集研究所需的材料。就在圍繞第二書記職位的竟爭達到白熱化時，我已辦好休假手

續，並買好了我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去索契的療養證。

　　即將啟程時，總務部長帕維爾·尤金忽然來電話說：

　　“米哈伊爾，你別走了，等等再說，這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維奇的指示。

　　一天、兩天過去了。我給葉夫列莫夫打電話：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維奇，有人向我轉達說您要我先別走。可療養證眼看過

期，時間一天天過去，全家人都準備好了。您就讓我去休假吧。”

　　“到開全會時再說，”他口氣很生硬。

　　“全會沒有我照樣開，我事先就同意您的建議。”

　　“我給你講過了，等等再說。行了。” 葉夫列莫夫把電話掛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最後葉夫列莫夫請我過去。談到推舉我。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維奇，”我對他說，“您又不想與我共事。不必強求自

己了。競爭者有的是，您就讓我去休假吧。”

　　“你到莫斯科去，” 他明顯地感到不滿。

　　原來關於推舉我的問題已經決定。葉夫列莫夫當即召開了邊疆區黨委會，黨委

會…… 一致贊成推舉我。會後大家都散了，我又在等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找我談話。

後來我看談話顯然是不會進行了，便決定主動去找葉夫列莫夫。

　　“到莫斯科去，” 他就說了這麼幾個字。

　　“到莫斯科什麼地方？找誰？有何建議？”

　　“你自己知道去什麼地方--去中央組織部，那兒有的是人袒護你。” 連一句

送別的話也沒有。

　　在莫斯科老廣場的中央組織部，由副部長拉祖莫夫與我談話，後來又同中央書

記卡皮托諾夫、傑米契夫、庫拉科夫見面，推薦我擔任邊疆區黨委第二書記職務的

問題就解決了。我的所有疑慮在各個辦公室里就讓一句“必須新老幹部搭配” 的套

話給弄得煙消雲散了。組織部的工作人員給我講了這一決定的前因後果：葉夫列莫

夫的確死不同意，一直拖到最後一刻，但卡皮托諾夫寸步不讓，他得到庫拉科夫的

支持，仍然用上了那個關於“搭配” 的套話，葉夫列莫夫只好讓步。

　　我面前放着1968年8月5日蘇共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全會的記錄。

　　邊疆區黨委會全面討論了這個問題，在蘇共中央進行了協商，並考慮到新老乾

部正確搭配的列寧主義原則，建議選舉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同志

為邊疆區黨委第二書記。

　　沒有對戈爾巴喬夫提出問題。一致通過。

　　讀着這則記錄，就會產生一種十分平靜的團結一致的印象。仿佛在所通過的決

定後面既無人的欲望，又無激烈鬥爭。但我和其他黨委委員都很清楚，在步調一致

和遵守紀律地投票“贊成” 的人當中，也有堅決持“反對” 態度的。其中最初就

有葉夫列莫夫本人。

　　我剛剛當選，他就休假，始終沒有同我談話，便去了基斯洛沃茨克。我則與此

相反，只得放棄休假，投入到工作中去。待葉夫列莫夫回來後，他和我都隻字不提

過去的事情，開始重新安排共同的工作。經過兩三個月的相互適應後，我們之間又

像從前一樣建立起了正常的同志關係，即使遇到嚴重的分歧也始終不變。

　　                      第五章 權力的考驗

　　1970年春天，葉夫列莫夫的願望終於得到實現：他調回莫斯科了。

　　我面前放着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全會4月10日會議的記錄。葉夫列莫夫被批

准為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因此免去其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關於選舉戈爾巴喬夫為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的建議贏得一片掌聲。

　　全票通過。黨委委員自然對我十分了解，此外，令他們深感滿意的是，多年來

這是第一次由自己人、斯塔夫羅波爾人而不是“外來人” 擔任此職。

　　我當選第一書記後，出現了獨一無二的情況。問題在於邊疆區黨委的所有其他

書記和黨委委員都比我年長許多。

　　                          特殊現象

　　我覺得，為了弄清國內原先體制的內部結構和機制，搞明白共和國中央、州委

和邊疆區委第一書記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們是體制的一個主要支柱。儘管存

在機關在部門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國家機構和社會機構通過他們連接成為一

個統一的體制。他們在蘇共中央委員會中占大多數，總書記實際上是由他們投票選

出的，僅此一點似乎就使他們處於特殊的地位。

　　有必要再提醒一下，正是他們保證了赫魯曉夫在與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集團的

鬥爭中穩操勝券。1964年10將赫魯曉夫拉下馬來的也是他們。

　　今天有人感到奇怪：無論我國近年來的歷史是怎樣的波詭雲詭，許多州委、邊

疆區委和共和國中央的第一書記竟然能夠與新的機構（無論是國家機構還是商業機

構）有機結合、渾然一體。其實沒什麼值得奇怪的。體制從四面八方--工農業生

產企業、科研單位、各種社會集團和社會階層中仔細地透選最積極、最有活力的領

導人。它確實在儘量地取其精華（換成俗話就是“颳走奶皮”）。不過只要你登上

了官名錄，無論你做什麼，無論你是工廠廠長還是有才氣的工程師、傑出的學者還

是經驗豐富的實際工作者，每個人都在這個體制中有指定的位置，就應當遵守一定

的遊戲規則。最終，體制讓幹部通過“黨的分離器”，將“奶皮” 加工成自己的

“黃油”。

　　通常，登上巔峰的領導人可說是麻木不仁、對其行為的道德方面不是特別在意、

將良心深藏起來的人。因為評價一個領導人的品質，主要是看他達到既定目的的能

力。這叫  “胳膊長的人”，就是說可以把事情託付給他。至於競爭者的頭腦甚至

良心，往往都忘記了。

　　在提拔州委或者邊疆區委第一書記時，有不成文的規定。一般由第二書記擔任，

其次是由蘇維埃執委會主席、州委的部門主管書記或者諸如斯維爾德羅夫斯克、哈

爾科夫。塔什干之類的大城市市委第一書記擔任。由其他人擔任的情況很少。

　　黨的工作經驗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例外，這個職務由教研

室主任、大學校長、報紙主編等人擔任。不過其中後來當上州委或者邊疆區委第一

書記的人極少。

　　當時認為，既然黨要管經濟，要管國家的整個生活，那麼一個較大地區的領導

人所學專業就應當與國民經濟有關。引人注目的是，許多第一書記無論就工作經驗

還是所學專業而言，都是土地問題專家。這不僅是為了順應傳統（曾幾何時，大多

數居民的生活與土地聯繫在一起），大部分地區土地部門占有主要的或者十分重要

的地位。不過也有人文科學家，教育專業出身的人。

　　至於說到第一書記的作用，那麼只有過去沙皇省長的地位可以與之相比。一切

權力實際上都掌握在他們手中。他們讓全部地區管理機關甚至選舉產生的機關都適

合他的需要。任何任命都不可能繞開他們，任何稍微像樣的領導職務都上了州委或

者邊疆區委的官名錄。甚至在企業或者學校隸屬聯盟部的情況下，部長也不能撇開

第一書記、未經第一書記同意就任命什麼人。只有軍工綜合體這個“國中之國” 可

以例外。然而即使那些單位也都儘量考慮地方領導人的意見。

　　總之，第一書記是一種特殊現象，是政權體制中的關鍵人物。他的職位和巨大

權力不是人民給的，也不是差額選舉的結果，而是莫斯科--蘇共中央政治局、書

記處、總書記本人--給的。這就是第一書記地位的薄弱環節和自相矛盾之處。每

個人都很清楚，只要上面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他就立刻失去權力和職位，立刻失

去總書記的信任。

　　第一書記人選的最後決定權正好屬於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親自組建這個班子，

並且仔細進行挑選。在此之前，卡皮托諾夫、契爾年科對競爭者的專案文件進行悉

心的研究。我想他們所得到的信息是來自各個方面。在此基礎上形成初步的意見。

然後候選人與中央書記們-一見面，最後才與“頭頭” 見面。這樣的整個程序我也

從頭到尾過了一遍。葉夫列莫夫調走的問題剛剛提出來，就把我叫到莫斯科去。依

次與卡皮托諾夫、庫拉科夫、基里連科、蘇斯洛夫談話。這是所有州委、邊疆區委

和共和國中央第一書記在批准之前必定要走的過場。

　　這些談話都具有奇怪的甚至是荒唐的性質。彼此對面坐着，面帶微笑，慢條斯

理地談話。並且我很清楚為什麼叫我來，但是誰也不說，因為“我們推薦您” 之類

的關鍵話只有勃列日涅夫可以說。

　　最後同勃列日涅夫的的談話就完全是以另外一種方式進行的。我通過這次和後

來的會見，確信他善於讓對方對自己產生好感，造成一種無拘無束的氣氛。他一上

來就開門見山地說，中央推薦我擔任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也好，” 他說道，“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這回是自己人了。”

　　然後勃列日涅夫以一種特別信賴的口氣講起戰爭期間經過頓河和庫班撤退到新

羅西斯克的情形。

　　“天氣炎熱，塵土飛揚，一路缺水。喝口水止止渴都成了問題。當時我發現人

們在下雨時將屋頂上的雨水收集到特製的容器中，”他回憶起1942年七八月份的事

情。

　　我證實了他的觀察之正確，並講到斯塔夫羅波爾人比頓河平原和庫班平原上的

人遭受的災難還要多。我們的談話很自然就轉到斯塔夫羅波爾的問題上來了……我

明白他的意圖並不複雜：儘量多聽，從中可形成對於談話對手、對於其分析地方和

全國問題的能力的看法。這時我壯起膽子，想抓住機會解決正打算同庫拉科夫談的

一個實際問題。問題在於1969年是斯塔夫羅波爾極其難熬的一年：嚴寒，乾旱，沙

塵暴，全趕到一塊了。兩百萬公頃已播種的冬小麥死掉了一半，多年生草也已枯死。

冬天是熬過來了，得挨到新糧下來，眼下才4月份，沒有國家的幫助是過不去的。

　　“幫幫我們吧，不然就一切都落空了，”我哀求道。

　　他聽得很仔細，然後便哈哈大笑，拿起分機撥通了庫拉科夫的電話。

　　“我說，費多爾，” 他故作嚴肅地說，“咱們這是打算推薦一個什麼人來當第

一書記啊？他還沒有選上，就在提要求，要配制飼料了。”

　　看來，這樣的節目他們已是駕輕就熟了，我聽到庫拉科夫也學着他的腔調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