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赵家楼后的故事

二十年代末年，曹汝霖花了大量钱财和精力，办了一所医院。穷人就医，缴费颇多优惠，甚至完全免费。医院不赚钱，每年都需要曹家经营的银行花钱补贴，才能保证不关门。

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多年，直至抗战爆发。

日本人占领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这时候，曹汝霖不得不出马，跟日本交涉，颇费口舌，总算保住了医院。当时，日本人出于战略需要，推行以华治华的近卫方针，大力笼络名人政客，扶持和培养汉奸。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人，纷纷投靠。但这并不包括曹汝霖。抗战八年，他没有担任过伪职，也没有替日本人做过一件事。

如果要投靠，他是有资本的，也是有条件的。他精通日语，曾长期跟日本人打交道，对日本情况非常了解，也认识一些日本的当朝官员。只要一点头，立马可以官运畅通，富贵荣华无数。

然而，他拒绝了。利诱不成的日本人，也曾一度恼羞成怒，开始威胁。 火烧赵家楼后的故事

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里面，都介绍过五四运动。众所周知，我们的教材，高度肯定这次运动，认为是进步的，爱国的，有思想启蒙意义的，但是，对这次运动具体内容，介绍甚少。这也是我们历史书的通病，经常给一些高大全的结论，强塞各种伟光正的评价，却缺乏有血有肉、生动细致的故事和细节。长此以往，历史书跟政治书大同小异，甚至比党中央的总路线还要严肃，这种东西，谁愿意看呢？

历史真正耐看的，窃以为，不是结局而是过程，并非意义却为故事。

接下来我想讲的，就是跟五四息息相关的两个人，以及几个相关的小故事。

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打着爱国的旗号，罢课游行，声势浩大。刚开始，这种游行还比较理性和温和，后来，在一些学生领袖的煽动下，越来越火爆，开始打砸外货，扰乱秩序，甚至违法殴打所谓的“卖国贼”。



首当其冲的就是曹汝霖。

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主要民族矛盾，国民想到抵制外货，第一个烧的就是日本商品。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从清朝末年开始，担任外交次长，主要负责对日关系，跟日本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所以，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是亲日派。后来，他又担任过袁世凯的外交总长，奉命跟日本进行过借款谈判。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学生眼中，这个中国人肯定不是好东西，常年跟日本勾勾搭搭，眉来眼去，必然是卖国贼。

你敢卖国，我就敢揍你。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进曹汝霖私人住处，想揪住这个卖国贼，痛打一顿。很不巧，学生掘地三尺，也没找到曹汝霖，这贼子不知藏起来了还是跑掉了。

怎么办？

好办，点火吧，用600摄氏度的高温，去清洗这片被卖国贼污染过的土地，就不信老子的爱国之火，镇不住这个卖国贼的歪风邪气。

这一把火，烧出了五四运动中看似正义、其实无耻的一幕——火烧赵家楼。

这一把火，烧出了一个狼狈不堪的卖国贼子——曹汝霖。他从此声名扫地，民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弃卒保车，非但没有严惩违法防火的学生，反而让他辞职，其实就是变相承认学生行为是爱国的，你曹汝霖就是卖国。

这一把火，烧出了一个威风凛凛的爱国青年——梅思平。他从此声名远播，因为，他是当时的学生领袖，烧赵家楼的第一把火，就是他放的。因为这种爱国行动，他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时风光无限，成为爱国进步青年的代表。

如果历史是收音机里面放出来的节目，我愿意就此按下暂停键，如此，卖国贼终得报应，爱国青年浩气长存，黑白分明，恩怨两清，于是就可以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很可惜，不能。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而是历经风霜后洞若观火的猥琐大叔。有些故事开端很美好，但结尾非常冷酷，甚至充满黑色幽默般的讽刺，令人无限唏嘘。

火烧赵家楼后，面对众人非议，曹汝霖退出了政界，他对自己的十几年外交生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知道，自己身居其位，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与其自我争辩，不如笃行慎为，浴火重生。

人生安分即逍遥，莫问明时叹不遭。

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

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

王榭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陶。

以诗明志，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曹汝霖也不能免俗。但不得不说，这首诗用得极其出色。这首诗出自南宋诗人戴复古之手，原名叫《饮中达观》，写出了看破世事纷扰，独身反省修行的情怀。曹汝霖用这首表明志向，耐人寻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真相可以被一时蒙蔽，但终将水落石出，无需过多自我分辨。《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发于言。若无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深刻的自我反思，肯定难以有这种睿智超脱的情怀。

曹汝霖用一首诗表达了出世修行的志向，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古人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五四以后，曹汝霖退出政界，完全打消了东山再起的心思，退出了政界。赋闲在家，他并没开始享清福，一方面经营银行，另一方面，利用银行赚的钱，积极做慈善。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还可以尽量让车夫有尊严的接受曹家的好意，可以说一举两得，细思极佳。曹汝霖没有屈服，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比如，曾经的爱国青年梅思平。

这个在五四运动中风光无限的年轻人，后来进入大学担任教授，一直受人尊敬。然而，抗战期间，他却秘密潜入日占区，投靠日本人，随后一路高升，最后做到了汪伪政权的中央组织部长。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大跌眼镜。想不到吧，当年万人唾弃的卖国贼，竟然坚贞不屈，守护着家国大义和民族气节，而当年人人佩服的爱国英雄，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叛国的民族败类。

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在看似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有着冰凉彻骨的真相，揭开以后，往往令人凌然大惊，甚至不寒而栗。

初看惊恐，细思寻常。几百年前，文天祥在元朝大都的监狱里面，写过《正气歌》，其中有两句话，颇为深刻：“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的，不经历真正的烈火考验，难以辨别是破铜还是真金。一个人是否爱国，并不在和平时期对内喊过多少口号，表达过怎样的观点，而在于非常时期，做出过怎样的抉择。

卖国贼诚然令人痛恨，但更不能原谅的是，像梅思平一样，打着爱国的高尚旗号，站在道德制高点，违法乱纪的“进步人士”，这种人不是爱国者，而是爱国贼。

这种爱国贼，与卖国贼半斤八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卖国贼是真小人，这种爱国贼是伪君子。爱国贼持着正义的尚方宝剑，高高在上，伤害同胞，绑架舆论，要挟政府，逞口舌之快，走极端之路，时时煽动别人冲到一线去，事临自己却往往做缩头乌龟。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当年某地下组织煽动学生，从北方一路南下，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当时闹得天翻地覆，舆论沸腾，南下的学生个个打了鸡血一般，恨不得就去前线，最后惊动了国民政府的总裁蒋先生。蒋先生接见学生，心平气和地给了两个选择。

第一，停止罢课，现在就回学校去好好上课。

第二，停止罢课，现在就去南京孝陵卫新兵训练营报到，训练完第一批送去前线报国。

结果，北方来的学生很快走得无影无踪，如人间蒸发一般，没有一个去南京孝陵卫报到。

可笑吧，但这就是事实，也是一些爱国贼的集中写照。孔子说过，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一个人是否爱国，真正的标准是“听其言”且“观其行”，很多时候，行为比言论更具有参考价值。

让我们回到火烧赵家楼吧。当年梅思平振臂一呼，点起爱国火炬的时候，明明知道，那栋房子里面看不到卖国贼曹汝霖，却有曹汝霖的小妾和幼子。熊熊大火中，面对从浓烟里跑出来孤儿弱妇时，这个爱国青年，是否心中有过羞愧，她们虽然是卖国贼曹汝霖的亲属，但他们也是血肉同胞——无辜的中国人啊。

即便当时热血冲晕了头脑，激情之下，难以自持。那么，事后冷静以后，有没有过反思和忏悔？

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个所谓的爱国青年，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情理的正义之举，高尚之行，若不信，且看看他的《狱中自白》吧。抗战胜利以后，以叛国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梅思平，想到的依然是为自己辩护，从来没有忏悔和反思。

相反，“卖国贼”曹汝霖却在晚年，对火烧赵家楼进行了全面的自我总结:“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行文最后啰唆两句，以此作结：

1946年9月14日，因叛国罪，50岁的梅思平被国民政府枪决。

1966年8月4日，曹汝霖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历史真相虽然残酷，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黑白不同道，恩怨自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