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丁玲（前右二）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
丁玲1936年冬到达陕北时，党中央十分重视，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第一个从大城市来的文人，也是日后最典型的延安文人，这是红军苏区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一改以往邋遢的生活习惯，专门刮了胡子去迎接她，这样隆重的仪式精心的打扮连周恩来都非常吃惊，中央外交部在艰苦的环境下尽其所能的做了大餐，在最大的一孔窑洞中宴请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都出席，丁玲被邀坐在首席。
在当时的陕北红军队伍中，林伯渠同丁玲都是湖南福安人，毛泽东也是湖南老乡，而且算是丁玲的故交，至少是很熟悉的陌生人：当初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丁玲与杨开慧为同窗好友；丁玲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的老师是号称江南第一才女的陶斯咏（陶毅），陶斯咏与向警予、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
陶斯咏是毛泽东的初恋情人，1919年至1920年两人在长沙共办“文化书店”，一度热恋，数次分而复合，纠缠难了，终因两个人都个性太强而分手。陶斯咏一生仅此一段初恋，后致力于女性教育工作，1931年因病去世，年仅35岁。陶斯咏与毛泽东分手后，短暂的人生未再恋爱，也未结婚。
杨开慧的母亲后来回忆，当时杨开慧看到毛泽东和陶斯咏手牵手散步，郁闷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台前几年播过一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讲的正是这段故事。
世界有时很大，有时却很小。
盘根错节的层层关系，所以丁玲与毛泽东初次见面不会太尴尬，甚至还会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自古美女爱英雄，英雄惜美女，传闻两人一见倾心，毛泽东握住丁玲的手彻夜长谈。
相法上说，男人手软如绵囊，主富有。毛泽东的手据说是“手软如绵”。不仅主富，还主贵。
丁玲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瓦窑堡时即表现出来帝王思想，曾拉著她的手要她封文武百官，丁玲信口开河的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做国防大臣，董必武可以做司法大臣。毛泽东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毛泽东又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丁玲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丁玲一到保安，就剪短了头发，入乡随俗，换上宽大的军装，剪头发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心理象征，她渴望在这片全新的土地上获得新生，永远告别那龌龊魍魉的世界，全身心地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在陕北的窑洞中，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她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
在保安只停留了12天的丁玲，就跟着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到了定边前线。
整天坐在陕北冬暖夏凉的窑洞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对丁玲念念不忘，遂于12月30日挥笔写出《临江仙》一词，用军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写给丁玲的手迹
据说，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写给个人的情况只有两次，一次是给彭德怀，另一次就是给丁玲。
曾看过一个帖子，质疑毛泽东的诗词艺术，那首著名的“北国风光”究竟出自谁的手也难以定论。发现毛泽东的很多点睛之笔都是从别处演绎而来，就如那句赠于江青著名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出于艳情小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也是出自于孙中山在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枝笔胜于三千毛瑟枪。”
1937年春，丁玲陪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这位著名的女作家。在一张白色油光纸上，用毛笔以横书的方式写下10行字，正是这首《临江仙》，未标题目和词牌，也没有落款，送给丁玲。
除了这一首，毛泽东随后又将几首自己喜爱的词或自填的词抄出送给丁玲。这些东西丁玲视为珍宝，恐在动乱战争年代遗失破损，于是邮寄给在重庆的胡风代为保管，这一保管，就是45年。
不久，没有当过一天兵的“文小姐”丁玲，被毛泽东破格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叫那些跟随毛泽东雪山草地九死一生长征过来的红军将士目瞪口默。
1937年，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红军接受南京政府改编为八路军，丁玲又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延安留守处主任。同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组成一个综含性的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任命丁玲为团长。
1937年9月22日，丁玲率领“西战团”从延安出发，徒步开往山西抗日前线进行为期半年的宣传抗日活动。
“西战团”还没出发前，毛泽东就特意打了两次电报给阎锡山统治区的山西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告诉她丁玲带团大概什么时候过黄河、什么时候到，要他们沿途负责接待。
这样的举动远远超出了革命同志的关心，可见丁玲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毛泽东曾耐心的对丁玲说，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几十年认识一个人。
多年后，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听到她不无得意地对人说：“我一出台就是挂头牌。”
当时也在延安的美国人里夫在他后来著名的《女战士丁玲》一书中，对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抽着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像是一个家长，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就是一个她喜欢的大女儿”。
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丁玲开始有了小女人在心爱男人面前撒娇的表现，血气方刚学不会淡定，对毛泽东有一些奇怪的举动。
一次陪毛泽东散步中，丁玲对这个高大的男人说，她非常钦佩史末特莱热情忘我的工作作风，惭愧自己常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了，显得散漫，缺少现代人应有的紧张。这使得毛泽东十分尴尬，只好深沉地说：“要向她学习啊！”
又一次，丁玲负责一个文艺演出，要表明革命纪律性，下令不许任何人在节目正在演出时从台口上下，恰恰毛泽东到演出进行中才来，丁玲一女当关，坚决不让主席入内，搞得主席面子扫地。
对日趋强大的毛泽东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女人千千万，操蛋咱就换。1937年底，大名鼎鼎风情万种的上海蓝萍来到延安，不久即投身到毛泽东的窑洞中革命了。1938某日，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里摆下两桌酒席、宣布替蓝苹改名为江青，并正式同居。丁玲是唯一收到请柬没有赴宴的人，事后也无任何解释。丁玲在这件事上显露出了小女人的任性狭隘。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先浪不算浪，后浪摇倒炕。
很快，丁玲的职务改为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
正是在这个副刊主编的任上，1942年3月9日丁玲发表了著名文章《三八节有感》，感叹革命圣地延安仍是男权主义的天下，年轻漂亮的知识女性多成为首长们家中的花瓶，为延安妇女事实上遭受的不公平现象鸣不平。几天后《解放日报》副刊上连载了作家王实味的系列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中央机关领导人生活特殊化，革命队伍内部生活待遇等级化，对延安存在的等级现象和不民主现象进行了批评。
丁玲、王实味的文章在延安掀起了轩然大波，广受人民群众好评和认同，同时也引起了身在杨家岭的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脾气火爆的贺龙直接骂道：“这个婊子，还湖南老乡呢！”
1942年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接著开始延安整风运动，丁玲、王实味受到严厉批判。
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总结：“《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旧情难舍金口玉言，这句话使丁玲躲过一劫。王实味在整风中被打成“叛徒”、“国特”、“托派分子”，关入黑牢，受尽刑讯逼供。
1947年春天延安大撤退，康生押解王实味等六十多名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到黄河岸边，经得贺龙同意，全部执行枪杀，抛尸滚滚黄河浊浪。
王实味成为被共产党政权正式处决的第一个文人。
同样的人，写同样的文章，但结局是生死差别，人比人，活不成。
数年后，林彪在政治局会上珍重提出要党组织证明叶群与自己结婚时还是处女，叶群在延安时没有与王实味有过恋情。
王实味安息吧。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合影照像时，毛泽东特意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中间一点啊，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骂娘。”当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毛泽东才放心坐下。
《三八节有感》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丁玲的革命观念，丁玲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只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文章和通讯报道偶尔见诸报端。她开始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还采访了许多先进人物。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丁玲《三八节有感》
对于丁玲来说，她一生都是超时代的，她一生都是理想主义者，也许她自己就是铁打的。抛开政治，热情敏感的女人是经不得男人的冷落的。
《三八节有感》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
从来只闻新人笑，有谁听过旧人哭？所以说：人生是一个舞台，良家妇女请离场。喧嚣一番，黯淡之后，是一地生命中无法承受之哀艳的伤。
1942年4月25日，在萧红逝世三个月后的一个雨天里，丁玲写下那篇名为《风雨中忆萧红》文章，在纪念文字里，丁玲却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抒写自己闷在雨天的窑洞里无处可去，时光漫长，“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的心情，笔调抑郁苦闷。
文中有这样的语句：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
人忆旧是因为现实不得意，想说不能说，想写不能写，情何以堪。
不久丁玲离开延安，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深入生活，改造思想。
丁玲说：“女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吃一堑长一智，演砸了没关系，重打锣鼓另唱戏。
1948年丁玲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党中央机关进驻北京，经党中央大力推荐，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1950年度斯大林文学奖。被冠之“新中国的女战士”、“红色作家”的丁玲开始春风得意，身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等数职，成为文艺界的重要人物，被沈从文称为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人。当时的重要报纸、杂志几乎每天都有丁玲参加各种活动的消息。
好了伤疤忘了疼，官运亨通的丁玲锋芒毕露对毛泽东、江青夫妇有所不恭，时有闲言碎语。
丁玲曾说：轻率的玩弄恋爱正如玩火一样，随时有的危险。如果说恋爱是甜美的酒浆，但随便乱喝，也会变成烈性的毒汁。
于是，往事就要重提，丁玲在南京软禁的三年又被提了出来，新帐老账一起算。1955年经毛泽东批准，丁玲作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谋遭到批判。1958年被流放到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在北大荒农场养鸡，丁玲实在受不了折磨，两次给北京的毛泽东写信，恳求“亲爱的主席救救我……”。但时过境迁，此时的毛泽东对她恩断情绝，不予回复。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暗中特意照顾着丁玲，尽所能的提供种种便利，使丁玲有写作的机会。
陈明在口述我与丁玲五十年中讲：“1960年作协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拍了个电报通知丁玲，大意说作协开会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去。丁玲就去参加会了，还作了书面发言。会后大家照相的时候，丁玲看见了毛泽东。她没敢过去，站得远远的。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即使相隔不远，也已是人各天涯。
1970年，丁玲又以反革命罪被秘密投入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
1975年获释后再被送到山西农村改造。
1979年平反，丁玲获准回到北京，此时，毛泽东已经逝世，江青被囚。
1979年末的第四次文代会，丁玲重返文坛，会议期间高莽为丁玲画了一幅肖像，丁玲看后很高兴，认为画得神似。高莽请她题辞，她略一思索，提笔写了“依然故我”四个大字。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波折，这个强大的女人依旧是铁打的，起起落落几番沉浮的坎坷经历令人扼腕唏嘘。
丁玲回北京不久，美国华裔女作家於梨华女士访问她，谈话间她向於梨华轻松的讲述她在北大荒养鸡的经历，像讲别人的故事。
当时许多人平反后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苦难，她却淡淡一笑：“母亲犯了错误，做儿女的吃点苦算什么？”
数载恩怨纠结，在无情的岁月中，在无言的注视下烟消云散，留给丁玲的是几处暗伤、半腔宿怨。
有人曾问她：你恨主席吗？
她非常平静地回答说：我当然不恨。他当年爱我却得不到我，只好叫人折辱我罢了，我有什么好恨？
丁玲的《牛棚小品》着意描写顽强的生命、坚忍的意志和患难的夫妻情义，刻画束缚中所获得的片刻快乐，努力捕捉生活中的美好情愫。
丁玲说：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怅然。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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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最难久，故多情人必至寡情。
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终不失性。
——陈继儒《小窗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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