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王维洛  中国旅德学者、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工程博士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煌的业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然灾害”名列第二。[1]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幺回事，在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4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研究现代史的学者们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幺地方发生了什幺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幺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本文试图运用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来回答以上问题，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为灾害。[2]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3] 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但其它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例如，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份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份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水，海河流域夏涝，黑、闽、两广地区出现旱灾；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份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4] 尽管这些年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5]，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和与之对应的历史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意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年之久。这个结论真的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份地区有洪灾。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6]，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7]，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8]，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9]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来黄河、海河流域的一次大范围严重干旱，成灾面积2.04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津、晋、冀、陕、北、辽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持续干旱少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东北、晋、陕、甘、宁、新、鲁部份地区也有旱情；江苏省无雨天数达140余天；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是，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严重的1972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1,367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情最严重的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10]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什幺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缺粮和饥荒、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1959年的粮产量下降17.6％，从上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份与旱灾有关[11]，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12]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荒诞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正做着让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个人登上世界共运霸主地位的黄梁梦，而其它高级领导人则争相献媚邀宠。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党内仅存的敢于说真话的干部都打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着毛泽东、为了个人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干部。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却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13]，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14]，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60年春全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中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5]。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而政府和领导人的政治责任也被谎言洗刷得干干净净。在谎言面前，那冤死的数千万农民似乎死得活该，只能怪“老天不长眼”了。

    党的各级干部虽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怀的“榜样”，他们早已习惯于不说真话、专门逢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认，就连这个所谓的“三分天灾”也实际上是嫁祸于天，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至于所谓的“七分人祸”，不但身为祸首的毛泽东根本拒不认帐，并正在谋划着倒刘报复，而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自己不也是“人祸”的一部份吗？

    后来，关于这三年全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官方解释又有了进一步修正，演变成“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正式说法：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关于政策错误的部份比较接近史实，而关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的部份则仍然是虚饰之词。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经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1957年秋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随后中国开始的疯狂的大跃进计划背后，就反映出毛泽东这种为了个人在世界上称雄而毫不顾及人民死活的帝王式野心。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作为本文的结语，这里再强调一下，所谓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年-1961年），中国大部份地区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甚至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当时只有约百分之十的农田受旱成灾，全国大部份地区并没有任何“严重的自然灾害”；其次，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未发生持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现象，受灾的局部地区只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再次，当时出现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最后，那三年期间发生过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灾害与全国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

    为了让不喑史实的后人免遭蒙骗，中国的现代史中应该取消这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当然，还历史以真面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注释】   

[1] “官方民意调查吓坏中南海”，《争鸣》，2000年第2期。

[2]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份析与减灾对策》，第ＶＩＩ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 张德江（民政部长），“我国救灾的根本出路”，出处同上，第5页。

[4]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5]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第7页。

[6] 旱灾最重的是湖北省，但也不是滴雨未下，而是未下透雨，90天内的降雨量为70-170毫米。湖北是一年二熟到三熟制，90天的干旱最多影响一季收成。参见《湖北省自然灾害和防御对策》第402页（梁淑芬等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7] 《中国水旱灾害》，出处见注[4]，第305页。

[8] 出处同上，第305页。

[9] 该表利用遍及全国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将每年的旱涝情况分为涝、偏涝、正常、偏旱、旱五个等级。其结论是：1959年13个涝、34个偏涝、35个正常、25个偏旱、13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75；1960年14个涝、21个偏涝、33个正常、44个偏旱、8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92；1961年12个涝、36个偏涝、28个正常、29个偏旱、15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08。而在洪灾严重的1954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658，在干旱严重的1972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88。这一对比进一步表明，从1959年到1961年是平常年景。参见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5月号。

[10]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11]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1959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6％，1960年造成减产10.7％，1961年造成减产8.2％。参见《中国水旱灾害》，第308、557-559页。

[12] 《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卷）》，1989年，第193、194页。

[13] 丁抒，《人祸》，第286页。

[14]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1页。

[15] 丁抒，《人祸》，第281页。

【参考文献】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份析与减灾对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

郭建增等，《未来灾害学》，地震出版社，、1992年。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香港。

郑德荣等，《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李锐，《毛泽东的功与过》，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香港。

《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文聿，《中国左祸》，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

李文海、周源，《灾荒和饥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晓冲，《祸国的辉煌》，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年，香港。

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年鉴》。

  风雨故土

──四川成都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纪实

左颖嶷 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我的家乡华阳[1]位于四川省成都平原中心，这里空气温暖湿润，土壤肥沃，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由都江堰流出的府河如玉带环绕，与陶渊明笔下所绘“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颇有几分相似。就是在家乡人们已无心耕作、纷纷外出经商打工、田中杂草与庄稼并生的今天，倚仗着润泽清芬的土地，收成照样可喜，仍旧可称“鱼米之乡”。这样天赐的锦绣宝地，怎幺也会在“大跃进”时期饿死过人呢？通过走访当地一些居民，查阅当时的相关文献，笔者试图客观地还原出部份历史真相来。

     1957年9月中共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大跃进”[2] 运动的序幕，“大跃进”的目标是“超英赶美”。1957年底，农业率先启动；接下来是发展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工业；1958年10月后又开始了所谓的“文化大跃进”。整个运动持续了三年。大势所趋，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的干部群众当时都热火朝天地投身于运动中。

     据当时的华阳县24个乡联合制定的“1958年到1960年发展简要规划”（这24个乡的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均署名）：1958年要建立养鸡场，养鸡200只；栽桑十万株，每亩平均324株，养蚕1,000张，产茧12万斤；养蜂量1960年要达到200箱；要建立千株果园一处；设养鱼场一所，养鱼10,000尾；开设粮食付产加工厂、碾米厂、砖瓦厂、农具修配厂、肥料制造厂、饲料加工厂、纤维制造厂、制硝厂等8大工厂；新建37处水力发电站以及沼气发电站一个；农民住宅3年分别集中，兴修两个居民点；除七害、讲卫生，1958年实现基本七无；实现无文盲化，1958年8月全社无文盲，要建农业中学一所；建立交通网，新建干道、机耕道；3年实现全社十万桑、十万树，不留一寸荒土，一片树荫成线，行路不再打雨伞，乘凉不再进屋；两年实现托儿、幼儿组、所、班5个，产院1个，生育、晚婚有计划。[3] 这看起来似乎是个全面的规划，它所勾勒的美好蓝图就是放到今天也丝毫不嫌过时。如果当时的各级政府能实实在在地逐步实施，其前景还是令人鼓舞的。可惜，这份为“大跃进”制定的规划却为“大跃进”运动本身所摧毁。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上游公社以农业的“大跃进”最为轰轰烈烈，其次是“大炼钢铁”，下面就农业与工业两方面的“大跃进”分别阐述。

一、农业生产“放卫星”

     1957年冬天伊始，华阳县根据地委的指示精神，认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调工形式已不合时宜，在学习毛主席指示和信阳专区办人民公社的先进经验后，决定试点摸索，从而将中兴、协和、合林三乡合并为“上游人民公社”（下文简称上游公社）。[4]“上游”一名缘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口号。“大跃进”中，华阳唯一合数乡为一社的只有上游公社。上游公社地大人多，又系华阳县委机关驻在地，因此在华阳各乡中位居“龙头”之重。1958年8月30日，华阳县“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规划意见的请示报告”正式递交地委，上游公社于1958年9月正式组成。当时全社共有9,265户，44,080人；土地63,042亩，平均每个标准劳力有耕地4亩；此外还有牛1,505头，猪21,647只。[5]

     新成立的上游公社面临诸多任务。当时该公社的工作汇报称：建立人民公社之初，社党委面临着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公社生产发展的方针问题。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有了矛盾，这矛盾，特别表现在劳动力问题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社的生产，应当以工业为主呢，或是应以农业为主？公社党委根据国家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要求和省、地、县委的指示，坚决贯彻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全社在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力量摆布上，约为四分之一比四分之三。[6]

     由此可见，在建社之初上游公社是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的，当时国家鼓动的业运动主要是两项：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因华阳县有府河、江淹河两条水流平缓、清澈甘甜、流量终年稳定丰富的大河，田地灌溉不成问题，因此上游公社将农业工作的中心放在积肥上，衡量农业生产成就的指标则是粮食产量，尤其是水稻产量。如前所述，华阳县的土地天生就是黑油油的肥土，上游公社位于府河畔，更是天然良田万顷，根本无需积肥。但是由于公社领导人主观上太想取得惊人的好收成，于是就决定做一系列急于求成的事：让农民不分昼夜地在田间劳动，为了晚上打火把照明，茂盛的树林、竹林几乎全被砍光；当地农民居住原本份散，三三两两用竹竿、茅草搭成的农舍掩映在丛丛翠竹中，但“大跃进”期间把许多农宅拆来烧掉，拆下来的谷草麦秸用于熏土积肥。[7]

     现在双流县华阳镇河池村4社[8]的吕海云是当地的一位老农，今年71岁（当年28岁）。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谈到：1958年我刚当兵回来，那时成立了上游人民公社。我是公社管治安的。成立公社后，就有了伙食团，集体吃伙食。然后就搞大跃进。土要深耕，产量才高。白天搞，晚上干，打起火把垒土、耕地。当时拆了很多房子。我在的那个队，就是我和赵子和的房子最先遭拆的。记得当时上游公社的社长是刘祖武，他把我和赵子和喊去，跟我们说：“把你们的草房拆了，以后你们就先住墩墩房子（楼房）。”我和赵子和想，住墩墩房当然好，我们就答应了。房子拆了后，社上喊（让）我家住到左文华家的堂屋头（里），赵子和他们住到袁家喂牛的房子头（里）。跟我们一起拆房子的还有左文芳，我们三家人加起来，有十多间房子。后来全村一百多家人的房子都拆了，大家挤到一起住。还拆了一个庙子办学校。叫河祠寺小学。房子顶上的草，拿来熏土了，竹竿拿来打火把，木杆就拿给伙食团住了。后来没得房子拆了，伙食团煮饭就砍树子来烧。有些一、二十年的树子都拿来砍了，好可惜哦。当时树子基本上都砍光了。

     “大跃进”开始时，干部们“志向”远大，老百姓老实听话，大家都热情高涨。但当时的行动却是欲一步登天，而逆自然之道，无异于拔苗助长。检验深耕积肥的收效是粮食产量，刚开始的数据和计划可能还有几分根据，到后来就浮夸成风了。

     在华阳县“1958年几种主要农作物增产情况表”[9]中，有关上游公社情况是这样的：

     依表上所列，三乡合并后的上游公社1957年、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大致是其它23个乡的3倍，其中粮食总产增长率一项名列榜首，其它的几项增长率在全县亦是名列前茅。据当时的上游公社对县委的汇报：1958年，全社主要作物中稻的平均产量为1,462斤。最高的一块田4.4亩，亩产达6,900斤，最低的产田，亩产仅有600斤。……在全社菜麦田25,082亩中，划分为卫星田、丰产片与一般田三种。在卫星田中，再分为大卫星与小卫星两类。实播结果，小麦14,082亩内，亩产10,000斤的大卫星田1,349亩，占9.5%；亩产5,000斤的小卫星田2,619亩，占18.5%；亩产3,000斤的丰产田6,706亩，占47.4%；亩产1,000斤的一般田3,408亩，占24.6%。油菜11,000亩，亩产5,000斤的大卫星田899亩，占8.22%；亩产3,000斤的小卫星田1,703亩，占15.5%；亩产1,000斤的丰产田6,660亩，占60.5%；亩产600斤的一般田1,738亩，占15.8%。[10]

     农民吕海云也谈道：当时的浮夸风，严重得很。只打了500多斤要说600多斤。600多斤报上去还不过关，结果我们就报1,000多斤。还记得最凶的一回是在公社大礼堂开大会，生产队的队长、队委、保管员都来了。本来是说生产，结果开成了斗争大会。有一个保管在分组讨论时说：“我是保管，我晓得，每亩只打了500多斤，哪儿有1,000多嘛！”马上就把他带到大会上去斗。协和乡的赵乡长，帮着说了几句话，也被弄上去斗。

     左学富（现双流县政府国土局职员，协和乡人，当年14岁）对当时情况的回忆是：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记得为了放卫星，等到收成时，就把几个田的庄稼统统插到一亩田头（里），密密麻麻，连青蛙都钻不过去。然后就喊我们这些学生去数，挨个挨个数一个穗子上有好多颗麦子，一株小麦平均结好多个穗子，再算田头（里）总共有好多小麦，最后一算亩产上万斤了。

二、“土法上马”、“大炼钢铁”

     在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大炼钢铁”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先是发动农民献废铁。据当时的县委材料记载：“人民公社化后，各地都筹办了集体食堂，因此，对于过去用的旧锅、铲、火钳，应动员出卖，每户在月底前最低必须完成18斤。”[11] “截至十月底止，全县共建炉1,248个，其中煨钢炉791个，炒钢炉791个，共出钢290,339斤。”[12] 县委还特别表扬“上游人民公社苦战一昼夜，建成一百座土炉”。

     据当时的材料，华阳县政府在全县推广的土法炼钢方法有3种：

     （1）“跃进钢”炼法：由华阳县先锋机械厂试验成功，自称其炼出的钢比土钢质量好，故取名为“跃进钢”。炉子用炒毛铁炉，主要工艺流程是：先点火烘炉，炉烘干后，将生铁打成小块熔化，熔化出的铁水收浆后用钳子夹出来打成铁沱，然后铁沱入红炉上锻炼，就是成材钢。

     （2）坩锅炼钢法和三节炉炼钢法（即用三节炉代替坩锅炼钢），但当时在农村里无法实行。（这里不再介绍）

     （3）土法煨钢：煨钢罐用铁皮筒，每炉可煨出50斤－500斤钢。需100斤左右的焦煤。用猪骨或牛骨5斤，打成小块；焦煤末5斤；锯末8斤；将三种混合均匀作为配制原料。然后一层铁一层配制原料这样层层垒入煨钢罐，将罐填满后放入炼钢炉中，并把焦煤塞满炉子四周，使焦煤燃烧，约煨8－12小时，即可成功。

     当时农村里都用第一和第三两种土法炼钢，其中又以“煨钢法”最为流行。从登记表上看，当时指导炼钢的技术人员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原多为泥瓦匠，文化程度一般为初小，仅有极个别人上过初中。

     华阳全县除上游公社外另有23个乡，根据当年华阳县“各乡炼钢完成情况日报表”[13]的数据，1958年10月15日全县有土法炼钢炉763个（其中上游公社76个），出动炼钢人数1,996人（其中上游公社200人），全县当日钢铁产量7,362斤（其中上游公社1,284斤）；10月17日全县土法炼钢炉增加到792个（其中上游公社减少到68个），出动炼钢人数2,155人（其中上游公社523人），全县当日钢铁产量8,602斤（其中上游公社1,089斤）；10月19日全县土法炼钢炉进一步增加到845个（其中上游公社恢复到79个），出动炼钢人数2,170人（其中上游公社270人），全县当日钢铁产量达13,909斤（其中上游公社1,266斤）；10月20日全县土法炼钢炉再增加到847个（其中上游公社减少到71个），出动炼钢人数2,234人（其中上游公社286人），全县当日钢铁产量11,945斤（其中上游公社2,533斤）；10月21日全县土法炼钢炉达到960个（其中上游公社达111个），出动炼钢人数3,239人（其中上游公社1,104人），全县当日钢铁产量达24,010斤（其中上游公社1,445斤）。

     这些数据并不是可靠的，至少有几处可疑：10月17日和21日上游公社参加炼钢的人数陡增，而产量却并未有较大增幅，且其它乡社参加炼钢的人都相对稳定；20日上游公社的炼钢炉比19日少了，参加炼钢的人数与昨日差不多，日产量却达到2,533斤，比昨天翻了一番，第二天产量又下降到19日的水平。由此估计，当时的统计数字“水份”是非常大的。如果作一个大致的比较，上游公社的各项数据约占华阳县总数的九分之一，这说明在华阳县“大炼钢铁”的过程中上游公社处在中游、平均的位置上。

     此外，那时为了加速钢铁生产，华阳县委还决定将劳动力调到灌县（现成都都江堰市）的炼铁厂。县委于1958年9月18日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全县共抽调劳动力11,300人，其中上游公社1,350人；两天后的9月20日县委又发出新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县出动25,200人，其中上游公社出3,000人。执行结果是，全县共有9,851人去了灌县炼铁厂，其中上游公社去了1,125人。[14] 现在河池5社的左文斗（当年21岁）是被抽调者之一，他口述的当时情况如下：1958年抽我去灌县虹口大炼钢铁。每个社的劳动力都被抽走了10-20％，一个公社有100多个土炉子，全部都是泥巴糊起来的。华阳县去了上万人，漫山遍野都是人，住的是连间铺，因为人多，所以全部都是睡地铺。当时炼钢铁用的鼓风机都是用手摇的，在土炉子头（里）放一层焦碳一层矿石，这样一层一层的放，因为温度上不去，所以搞了一年多也没有出铁水。抽我去炼钢，我很高兴，因为抽去炼钢是当工人。

三、“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

     从1959年底到1960年初，人民公社的种种问题已经有所暴露，但官方的态度还是“坚持公社好、坚决反右倾”。1959年10月华阳县委全体（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15]还在批判各种“右倾”倾向：如“解散公共食堂”，推行“包工到户、包产到组”，“退给社员自留地和毛猪”等；并认为“大家一致答复是肯定的，人民公社好得很；1958年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出现了一跃再跃的新局面。”

     1960年3月7日，四川省李大章省长到华阳县上游公社同兴管理区检查工作，认为存在着严重问题。华阳县上报给地委并省委的报告[16]承认：“这个管区病人不断增加，现有病人达72人之多，绝大部份是脚肿病（编者注：因长期饥饿而引起水肿病，当时在中国大陆非常普遍）。据工作干部反映，死人数量也达到惊人的程度，1959年以来共死153人，其中属于正常死亡的仅29人，其余均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死牛、死猪现象也十分严重。”报告并称：“经过五天工作，群众最迫切的吃饭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情绪也已安定下来”。但该报告仍将饿死人等严重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右倾倾向，认为“上游公社以前任党委书记刘祖武为首进行了一系列的右倾倒退活动”，认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反右倾斗争”。

     3月31日，上游公社的会龙管理区又发生了食堂食物中毒事件，再次惊动了省委。公社给省委的报告称：“该食堂当天早上吃饭人数为225人，均程度不同地发生中毒现象。经抢救查明：严重中毒的23人，中度重毒的121人，……在抢救过程中死亡3人，均为5岁以下的小孩”。中毒原因是，“31日早饭吃的厚皮菜稀饭，厚皮菜是30日早上摘的，淘洗后切碎，放在一个背兜里，31号早上下锅，下锅发现厚皮菜发热，煮好的稀饭发酸，是属于亚硝酸盐中毒。”[17]

     一年以后，上级政府派来的检查组在报告中承认了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和推行“大跃进”的负面效应。但该报告把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一，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很差；二，蔬菜下种不多，管理不善，吃菜甚少；三，吃用代食品不够平衡和经常；四，部份食堂生活不够正常，停伙食堂较为普遍。[18]

     吕海云当时在公社管治安，对伙食团的历史记得比较清楚：没搞伙食团以前，我们都吃得饱饭，有时还有肉吃，搞了伙食团，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吃肉了，连活的猪都见不到。伙食团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就垮了，好多人得了脚肿病。当时想，住的房子楼上楼下，不煮饭，一打钟就吃饭，好安逸，结果整（弄）了一年多就垮了。得的得水肿病，饿的饿死。我负责治安，还有高旺民协助我，我那个时候搞都搞不赢（忙不过来）。经常一到晚上就有伙食团被盗，觉都睡不成，整（弄）得我心头很恼火。后来我就不在公社干了，回家当农民。

     左学富也回忆道：大跃进后期，每个人都吃不饱饭，食堂头（里）煮的稀饭清汤寡水，连米都见不到，肉就更不要想了，当时的主食就是野菜和谷糠。我们成天都饿得心慌，课也上不进去，有机会就跑到田头（里）去偷点麦穗，或者是到河头（里）去抓螃蟹，当然鱼是不可能有的，然后找个地方偷偷烤来吃。我记得到后来饿死了好多人，一家一家的得浮肿病（编者注：即水肿病的另一种说法），死的好多都是年轻的男的，都是壮劳力。我的大哥、大嫂也都生了浮肿病，后来嫂嫂就死了。

     令笔者心生疑窦的是，纵然“大跃进”运动严重打乱了上游公社的生态系统，破坏了很多自然资源，浪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尽管对土地不遗余力地深耕积肥，即使不能使粮食产量翻番，但总不会适得其反地让农田严重减产吧？就算当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降低，但庄稼还是在耕种，1958年以前一向丰裕富足的天府之国怎幺会突然饿死那幺多人呢？中共四川双流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一本材料的解释是：“自1959年以来，两县（双流县和华阳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先后遭受了旱灾、洪灾、冰雹等重大自然灾害”。[19] 但是，《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以及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都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全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20]

     那幺华阳县当时究竟有没有灾情呢？对此左学富的回答是：当时所谓的1960、1961、1962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那儿倒是没得啥子（什幺）感觉，根本就没得天灾。那个时候说是苏联和我们绝交了，要整（害）我们，所以到收割的时候，谷子刚打下来，都还是湿的，就全部运起走了，说的是支持国家。后来吃不到饭，大家做活就越来越没得劲，粮食产量也就越来越低了。那个时候人都很老实，对这样做也没得啥子（什幺）怨言，都很听干部的话，粮食是公社的，国家又有困难。只是饿慌了，要弄点儿小偷小摸，胆子大点儿的，就去偷伙食团。

     这样纯朴善良的人民，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尽管“大跃进”失败了，饿死了许多人，然而，人民公社制度仍然存续下来，对农民的折腾也还在继续。直到改革开始后，人民公社才解体。

【注释】   

[1] 《辞源》（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册2666页[华阳]条：“唐分成都县地置蜀县。安史之乱，玄宗西奔入蜀，改为华阳县，明清皆属成都府。公元1965年并入双流县，属四川省。

[2] “跃进”一词是针对当时的反“冒进”而生出。毛泽东在1958年5月26日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们信中写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

[3] 摘自“中兴乡会龙社1958年到1960年简要规划”。

[4] 1962年3月，上游公社又被分成中兴、合林、协和三个公社；80年代初，三个公社又被改为三个乡；90年代初，又将中兴、合林、协和三乡加上中兴场（镇）合并，建立了华阳镇，这就是笔者调查时的乡镇建制。

[5] “中共华阳县委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规划意见的请示报告”，华阳县委办，1958年8月30日。

[6] “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生产方针的情况”，华阳县委办，1958年12月21日。

[7] 即把田地翻耕后并不打细，而是将泥块堆起来，一个田里堆数个，土堆中空，以便烧谷草、麦秸熏烤，谓之熏土。

[8] 现华阳镇协和乡河池村是当时上游公社的一个生产队──52队的一部份。

[9] 引自当年的华阳县委办材料。

[10] 出处同注[4]。

[11] 引自“中共华阳县委钢铁办公室关于开展全民性炼钢运动的通知”，华阳县委钢铁办，1958年10月9日。

[12] 华阳县委办，“关于华阳县开展炼钢运动的情况报告”，1958年11月。

[13] 华阳县委钢铁办，1958年10月。

[14] 这两份紧急通知由华阳县委工业跃进办公室分别于1958年9月18日、9月20日发出。

[15] “中共华阳县委第1届20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总结报告”，1959年10月31日。

[16] “中共华阳县委关于突击改变上游公社同兴管理区落后面貌的措施的报告”，中共华阳县委，1960年3月12日。

[17] “中共华阳县委关于上游人民公社会龙管理区第四生产队食堂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中共华阳县委，1960年4月2日。

[18] “关于华阳县上游公社中兴分社生活安排情况的检查报告”，温江地委华阳县生活检查组，1961年3月5日。

[19] 引自《艰难曲折的岁月（1949－1965）》，中共双流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双流县党史资料丛书。

[20] 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1期。

转载《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8

转载《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