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教授的“梁效”岁月：身不由己 无心为恶

网友评论(179)2014.09.10 总第22期 作者：兰台

引言：汤一介教授今天走了，在一片悼念声中也有人质疑汤一介教授文革中曾参加过臭名卓著的中央文革小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还担任过副组长。兰台本着历史应该“不因尧存，不以纣亡”的理念，为网友介绍一下汤教授“梁效岁月”。

首先，梁效写作班子是怎么成立的？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就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找去了，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梁效”，即“两校”的由来。①

1974年初，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定名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批判组。”党支部书记是8341部队的文书科副科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李家宽任，副书记由北京大学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宋伯年和清华大学的王世敏担任。 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静的灰色小楼。批判组以“梁效”（即“两校”的谐音）笔名在中央媒体发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战斗檄文。“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 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他们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要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②

在这里兰台必须实事求是的讲，当时不管是汤教授也好，冯教授也好，对成为“梁效”写作班子成员都是很高兴的。

首先，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宣传以及类似运动，毛泽东以及中央在普通人心目中地位近乎于“神”。能为毛泽东以及中央服务，即使如汤、冯、周这样的大家，心情也是非常愉快的。

如周一良教授就曾回忆，自己当时“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③周老师学生范达人更是坦陈“ 受宠若惊，感恩戴德”，认为主席对我好，我就拼命干，不能吃干饭。④若干年后，汤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称自己当时“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⑤

其次，在当时像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教授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日子都很不好过，把调入写作班子都视作是“出苦海”。

如汤一介教授，他妻子1958年就被打为右派，他自己“文革”早期中又成为“黑帮”白天遭受批斗，晚上被关在一座楼里写检查。即使是在调入“梁效”写作班子前夕，他因为教授工农兵学员时，觉得光学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是不够，擅自教学员逻辑学，为学员编马恩列斯认识论提纲被其他教员贴了大字报，攻击他不重视毛主席思想的学习。当时正是“反右倾”的风口浪尖。吃尽“运动”苦头的汤教授能不对调令“欣然”？⑥

梁效写作班子待遇以及成果

“梁效”写作班子在生活待遇上还是很不错的，在“梁效”工作，一人一屋，每月伙食费22元（其中公家补助12元）。一日三餐，加班有夜宵，节假日有会餐。而当时一个二级工工人月工资是32.5元人民币，上等大米米是每斤0.146元。

另外，他们的政治待遇也非常不错。1975（？）年1月，范达人、 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中间，有四人曾被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

当然“梁效”写作班子纪律也非同一般的严格，平时不准回家，七天里只许周六出去，星期天必须返回。成员之间，不能相互通气，发个牢骚，就可能让人汇报上去了，就有领导找你谈话，气氛紧张。

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范达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谈到“梁效”写作班子纪律的严格：“梁效是这样，它原来有规定，各个组写文章，各写各的，不要互相讲，交流情况，我们写作组写文章，材料组编材料，互相不能互相通气，懂不懂？这是一个。梁效内部什么任务，什么文章，不能跟外人说，都好像是机密似的。稍微你打听点事情啊，就给你去报告，就挨批评，我有一次问，我问一个梁效的，我说我们这个伙食啊，到底是谁补助的？就是我们每个月不是补助2块钱嘛，我就问了一下，结果问一下以后，这个那位老先生就往上去汇报给我们领导了，领导也找我谈话，说，我们谁补助，你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就这样。”⑦ 据统计，“梁效”共撰写文章219篇，发表181篇，其中《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代表作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在显赫位置先后转载，故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汤一介教授在“梁效”写作班子的作为

汤一介教授自己回忆，他在小组里的任务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写了一些文章。而有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文章。什么叫“做材料的工作”呢？汤一介解释说，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毛主席要读这个东西，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⑧

而根据“梁效”写作班子主力成员范达人先生回忆，汤教授还是材料组组长，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到了“梁效”写作班子最鼎盛的九小组时期，汤教授负责的小组也主要侧重哲学史。⑨

而对于“批林”，范达人先生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当时我觉得林彪打倒一切，的确是极左。文革初期我受冲击很厉害。所以我对左的言论比较反感。当时批极左我能接受。”⑩

另根据袁伟时教授披露，汤一介教授接到任命后，马上与一位重要角色商量：该怎么办？此人是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修改人和定稿者孙长江先生。孙先生指点汤教授：进去后争取管行政和后勤，并把每一天干了什么记录下来。⒀

文革后“梁效”成员的最终结局

据范达人回忆“1976年10月10号半夜2点，我们都睡觉了，很亮，灯光很亮，哗，这个吉普车，什么摩托车，军队，包围，把梁效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一个为首的就讲，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用查封两个字，查封梁效。他说你们马上要离开梁效，只能带洗漱，涮洗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然后我们灰溜溜地出了梁效”⒁

于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万人批判大会，范达人还一度入狱。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受到如下处分：

第一，李家宽、宋伯年、王世敏属“三种人”(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开除党籍；第二，范达人、钟哲民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第三，叶朗、杨克明犯一般错误，记录在案；第四，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第五，一般成员不予追究。⑾

至此，汤教授的“梁效”岁月正式宣告结束。

2006年78岁的汤一介教授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梁效”岁月时，执意用颤抖的手，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⑿

结语

在兰台看来，汤一介教授在文革中加入“梁效”对他自己而言固然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汤教授在“梁效”期间主要任务是收集材料，不是什么主笔；更何况老先生在后来的岁月里从没有回避这段历史，而且在自己78岁高龄时依然还在为那段历史道歉，认错。在笔者看来真的足矣了，足够了。

“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世态纷坛，人生多变。在汤一介教授逝世的今天，再次诵读冯友兰先生于1972年的旧作，作为历史爱好者，真是别有一番新感悟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