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制度仅仅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政治改革的悖论也许就是癌能不能自己除去自己）

政治改革的死敌——干部制度

刘燕波

现行干部制度，不单纯是中国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障碍，而是由于这种制度决定了它从本质上是政治改革、社会发展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意味着：现行干部制度的制度本身，会抵制任何即使是微小的改革，改良。而不是具体哪一个干部本人的问题。

中科院研究员邵道生认为：当今反腐败已不是和单个的腐败分子斗，而是在‘大款’和‘大官’间权钱交易过程中的腐败利益集团的‘一群人’斗。在与‘腐败同盟’斗。

即使在允诺干部的‘本位’和‘终身’不变的前提下；要想让他们接受有限度地民众和媒体监督，无论是所有干部，或者干部制度本身，也是绝不会答应的。而他们敢堂皇的否定，其本钱正是‘官本位’和‘终身制’。

‘本位’和‘终身’能够理直气壮，理由是执政党和所有干部代表了最先进的三种东西，例如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我一直替‘三个代表’捏把汗，时常让我夜不能寐。曾有人问我；’世界上最先进生产力在哪个国家’？我当时随口答到：’美国’。那人紧接着说：’那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当我回答说：’政党与生产力先进与否有什麽代表关系’？后，发现那小子嘿嘿坏笑时；便突然害怕了起来。

干部们抵制政治改革，是因为现行干部制度一是容易混日子，二是容易捞好处，三是无论混也好，捞也好，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 而他们能这样做，敢这样做，当然是其思想基础的原因。而最根本的，最首要的问题是从古至今，没有人告诉他们干部究竟是什么？干部是干什么的？干部和国家的关系，干部与执政党的关系，干部与上、下级的关系，干部与人民的关系。所有人都是不清楚或认识混乱的。

有二个例子；能最生动的说明这一点：

一是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曾经说过：‘党养活了你们（指大学教师），你们却骂党’。

二是许多犯了惊天大案的干部，为了保命时几乎都会对中纪委的人说：’我没有抵御住资本主义思想侵蚀，把自己思想境界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对15年前李铁映说的那句话；我一直没有找到依据。反倒一直在找执政党‘养活’自己的根据。因为全国党员交的党费还不够给党员买学习资料的。更不用说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党校（数万所）的巨额经费来源，以及全国千百万政工干部的工资、福利、行政的天文数字开支来源。又从哪里来的钱‘养活’教师 ？

其次；对贪污、受贿上亿元，包十余个‘二奶’的坏事，又怎么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思想境界’？我更是越发糊涂了。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犯案干部所说的是‘套话’，而是这话中有二层至关的含义；一是他的堕落是西方‘资本主义’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腐蚀，他属于‘失足’，情有可原。   二是提醒中纪委的人；他是与我们‘普通老百姓’决然不同的‘精英’，是党的 ‘财富’，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还应该注意的是；李铁映和犯案干部所说的话，绝非是偶然。绝非是少数干部的‘偏见’。

在湖北襄樊市的一个市场，某天一个妇女因购物与小贩争吵起来。该妇女于是用手机召来当‘干部’的弟弟；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公安局刑警队员。赶来后的这个孩子大声训斥那个小贩，但这个小贩是个不开眼的家伙，居然敢和‘政府’顶嘴。这个孩子对刚当上干部就‘镇不住’人，与自己的姐姐和围观百姓来说实在是失面子，就掏出手枪说：’再犟就打死你’。但这个小贩也气昏了头，忘记了‘普通老百姓’是不能要面子的，跳起来喊：’有种你开枪’。 于是，枪响后小贩成了冤魂。

这个当刑警队员的孩子，从小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生活所给予的教育中，均没有是小贩们这样的人养活了刑警队员，以及刑警队员是小贩们的‘公仆’这样的理念。而是相反，是‘干部’们给了百姓吃饭和生存的机会和空间。

也许，这个刑警队员的父辈及亲属就有当小贩的。可一旦这孩子进入‘干部’行列，就自然成为有‘先进性’的特权‘精英’人物。尽管他目前还处于‘干部队伍’的最底层，但对于老百姓敢于顶嘴，则认为已经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了。  因此，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要让全国几千万干部；上至李铁映们，下至刑警队员们，从内心接受自己是小贩们，甚至是农民们的仆人这样的观点，而对此我是不敢想象的。

不敢想象的是：今后我们的两个干部在办公室吵起来了，其中一个干部用手机召来当农民的弟弟，来训斥另一个干部。即许多到过国外的人常见到的百姓在街头训斥警察，市民在市政府训斥官员的景象，能在中国出现。

如果再告诉干部们，公款吃喝旅游及私用公车，同进城的农民偷下水道井盖一样是犯罪，轻则应该危及其公职，重则应该面临起诉，可能判刑的时候；所有的干部一定都会跳起来喊不公平。尽管他们吃一顿或旅游一次相当于多少个下水道井盖？而在西方人的理念里二者都是偷国库的钱，非但没有任何理论差异；并且在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法理层面，‘公人’应该罪加一等。

但从容不迫地公款吃喝旅游，和理直气壮地把偷井盖的农民关进监狱的，常常是同一些人。

的确；中国法律没有规定干部和党员有特权。但事实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对一个偷井盖的农民，只要偷一次，并且被抓，马上就会进入常规的‘司法程序’，该拘留就拘留，该劳教就劳教，不会有任何悬念。 但对一个干部，事情就复杂多了。如果他的‘问题’太大了（一般要贪污到一万只下水道井盖的钱数以上），才有可能被‘双规’。还有；这个‘双规’的基数标准，是以职务为递增的。到了‘省、部’级别，贪污到百万只，千万只下水道井盖的钱数以上才有可能被‘中央’来‘处理’。不信你们谁见过一个省、部级干部因贪污百万元以下被撤职的 ？尤其是；干部如果具备二个‘条件’，一般就会‘化险为夷’。这二个‘条件’一是‘政治可靠’，二是‘上面有人’。

例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他贪污、受贿了多少钱，政府一直没有公布。政府只公布了仅他的秘书（李真）个人就‘落’了六千万。程维高在职期间就一直有人向‘中央’告他，但十年来‘上面’始终没有反响。而程维高最后也只是受到了‘双开’，一天牢也不用坐。   更有甚者；另一个省的原省委书记在职期间本省发生了二起全国最大的走私案。公安、边防、 党政干部几乎全部被拉下水。有传闻说他的某亲属卷入其中，作为小道消息我们完全可以不去相信。但至少数年一直有人向省委、省纪委告发，但一直‘石沉大海’。作为省委书记能说身边几年来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完全不知道？退一步说；失察、渎职是铁定的吧。尽管该省的走私案被揭露是在他调离到另一个‘省、部’级别位置后的事情，可为什么不追究？可此人非但一直没有被‘触及’，竟然目前仍在‘国家’级别的领导位置。

这二个原省委书记，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属于典型的具备二个‘条件’。而原北京市委书记（省、部级）陈希同就反之，他的‘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与其他同级的人相比要小得多，但他政治上自我膨胀，结果丢掉了原本也具备的二个‘条件’（小平时代的资本）。

干部，党员，受到本单位甚至上级行政，党组织的客观保护。加之我们的司法不独立，行政、政党、司法一体化。司法部门在各级‘政法委’的领导下运作，各级‘政法委’又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相机行事’，就决定了法律惩处仅仅对平民才有真实的效力。

像前面说过的二个省；省里的司法部门要想‘处理’省委书记，就如同重孙子‘处理’太爷爷一样是不能想象地。因为省司法部门要向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再向主管‘政法委’的省委副书记汇报，省委副书记再向省委第一书记汇报，说‘下面’ 和我们准备‘搞’你。能成否？荒唐否？

干部制度本身是改革的障碍，而改革的制订和实施又正好是这些人，难度该有多大？如果没有外部的压力，即其余十几亿百姓的觉悟和呼吁，从道理上讲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对不作为、贪污官员的本人痛恨，认为这样的干部数量再多，也仅仅是个人行为。最多是对执政党监管自己官员的不力有怨言，而几乎没有人对干部制度本身去思考。

现行干部制度是基本沿袭了中国古代的官员制度，并加入了大量的现代弊病。官本位，终身制，是干部制度的二种病毒基因。百姓痛恨的腐败等问题，只是这二种病毒所显现的毒瘤。

因为这种制度的‘独立性’，‘霸权性’，使得许多干部可以为所欲为。你们有人喊‘反腐败’，他们就‘以歪就歪’，干脆再给自己加一条‘福利’。

最近一些地方政府推出了‘廉政公积金’。意思是只要干部是‘廉政’的，就可以退休后再多拿一笔月月有的钱。但这里面有三个大问题；一是谁同意给这笔钱了？合法性呢？自己奖励自己？二是官员能‘廉政’就可以得到奖赏，首先从道理上就说不 通。因为官员本身就应该‘廉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官员不包‘二奶’，人民还要给每个官员奖励一个‘二奶’不成？三是你说某个官员是‘廉政’的， 就可以奖赏‘廉政金’，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谁认同了？在一个自我封闭，没有人民和舆论监督的环境下，自己说自己是‘廉政’的？

目前网上盛传一个文章，说美国的‘干部’与民的比例是1：15。中国是1：26。意思是美国的情况比中国还严重。

这里面显然有三个问题；第一，你这个1：15的美国比例是怎么来的？可靠吗？他们的算法我们一样吗？第二，中国的1：26比例又是怎么来的？可靠吗？我们的算法和美国一样吗？就像政府宣布的人口数目一样，我是绝对不信的。我们的这个‘1：26’有多少类党政干部没有算进去？就像我们从不把国防工业，国防科研，武器采购等算入军费一样。第三，我们假设中国的1：26和美国的1：15比 例都是真的，还剩下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国的‘干部’要管多少事情，而中国的‘干部’又管多少事情？

最近发生了湖南一个青年被车撞伤到在路边，路人电话打到三个行政部门均不理睬。最后伤者在路旁躺了整整4天被活活冻死。

我们的‘1：26’们每天都在做什么呢？

这事情要发生在美国，他们的‘1：15’会有一大批人（包括高官）丢掉公职并有人被起诉。不会像我们的湖南只是让几个当事干部‘停职反省’，在家避避风头休息几天。

对干部队伍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不从根本上，自身上找原因，却都归结为‘外部’原因，是极为缺乏说服力的。

例如有人说腐败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渗透’，那有二个问题至少我是不明白的。一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既然这么凶猛，那‘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部’必然是人人腐败。可我没有听到有这样的证据。二是既然腐败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中国古代的官员腐败怎样解释？难道他们有超前意识，把当时还未出现的资本主义思想给‘预支’了？

旧的干部制度能长期存在，有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很深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定位为尊卑差序的关系。它不是要求人相互尊敬，而是要求一方服从另一方，而服从方却无权要求被尊重。这就造成了学者刘晓波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奴性化的传统。是个「卑者」的奴化问题。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君主和国家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资源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通过中央至地方的权力机关对社会进行严密而全面的统治，使社会呈现出高度一元化的倾向，任何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都难以生存。

这种国家权力全面覆盖社会生活的状况从根本上扼杀了公民社会产生的可能性，也从根本上遏制了民众对官员权利，官员地位，官员作为质疑性的产生。

中国的改革被人讥讽为"跛足改革"，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意思如同人的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来走路。而搁置政治改革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

政治腐败的实质是权力部门和个人以公权谋私利。如果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和民众监督，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来遏制权力的扩张和腐败，历史上则从未有过成功的例子。

由于官员阶层可以依托信息垄断来对抗执政者自上而下的监管，所以他们对媒体报道是很敏感的。新闻监督是借鉴来的一种外部监督手段。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曾有过对部分基层官员黑暗面的揭露性报导，尽管揭露面和揭露深度很有限， 但自从十七省地方大员联名向中央反映，称舆论监督‘歪曲了党的基层干部形象’以来，也就被迫取消。官员体系十分警惕这种对自身权威和利益的威胁，努力将这种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所谓‘官本位’，是指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小。与百姓的区别是：‘官的’社会价值是固定的，‘随身走’的，一直能带到墓地。百姓的社会价值则是‘零起点’，例如当某人挣了大钱，才会有一些‘临时’的社会地位。可如果他的钱一夜之间没有了。他立刻就会降回到‘零’点。

当社会的人的最高目标是如何当官、升官时，‘官本位’文化就主宰了我们的整个社会。

所谓‘官本位文化’，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一切以‘官’为本，而不是一切以‘民’为本。

美国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而对他当过国务卿和总统则只字未提，

我们的张仲景在西方人看来，‘医圣’二字足以名垂世界，但他墓碑上却仅刻以‘长沙太守’的字。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怎么能和‘医圣’相比？这是西方人怎么也想不通的。

‘官阶’不仅是衡量人的价值尺度，而且也是获得财富的保证和最快捷的途径。‘官本位’是一种单一地崇拜权力、服从权力的制度，它自身缺少对权力的足够制约和监督，并且自己也不能造成这样的机制。因此，‘官本位’作为‘绝对的权力’象征，就无法避免‘绝对的腐败’。

制度的背後一定有文化精神来支持。我们民众中存在着普遍的崇圣意识和依附心理，把国事的兴衰完全寄托在明君和清官身上，‘人治’于是成为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并已根深蒂固。例如毛泽东就曾说：‘不能靠法律统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但我是记不得’。

‘非官’的人长期以来不能‘代表’自己，而由‘官’来‘代表’他们。因此；他们的‘代表’自然他们的‘父母官’，自然就享有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特权。

‘非官’的人长期缺乏把自己从自然的‘人’转化为公民社会中的一员，缺乏把自己从附属于他人的‘子民’转变为人格平等的‘公民’这样的公民意识，使得千百年来我们的社会一直没有从官权利本位转变为人民权利本位。

1989年，苏共失去政权后，媒体曾作过一个‘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普通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干部自身利益的占85％。

戈尔巴乔夫谈到前苏联的特权现象时说：“在过去的年代里，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谈到：“州委书记可以给他想给的人‘巨大’好处。这样的结果是少数人过上‘共产主义’生活，而群众却在贫困中挣扎。当人民了解到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就会失去最后一点信任。没有信任，就谈不上有任何有前途的改革。”

邓小平也曾讲到：“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邓小平讲到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就是一个核心：干部制度。

干部本身的问题，和与人民的关系问题，都有一个本质：即政治权利的掌握和归属问题。

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急剧的变更政治权利而不顾中国的国情，的确可能出现‘自由是需要代价 的’代价过大，超出社会和人民的承受能力。但，以此为理由而打算长期甚至永远不归还民众的最低的有限权力，则必然会使得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快速弱化，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成为空谈。至少应该归还给非官的人部分监督权利，来避免执政党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和干部失控。

既然中国已经经济改革20多年了，而政治改革想一相情愿地永远拖下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和社会是要反制约政治体制的。韩国和台湾都是这样过来的。

近年来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也说明这个观点。

但中国有个与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使得我们的政府能把问题拖这么久，居然社会仍然能保持相对‘稳定’。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人的平均文化素质较低，尤其是政治素质低。这是我们同俄罗斯等国的差异。

许多百姓对社会也有怨气，但几乎没有人上升到政治体制的高度来认识。

当霸占了话语权后，黑的硬是可以说成白的。有句中国古老谚语；‘小河没水大河干’，竟然曾经被宣传成：大河没水小河干。让全国人民倒着背诵了30多年。目的当然是让个人牺牲经济和政治利益，来服从、贡献给‘大河’和大河里‘干部’的需要。这种本末倒置的手段竟然能掩盖最简单地自然现象，而没有人敢质疑。

如果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希望我们国家能像韩国和台湾那样平稳地过度到民主政治，而不希望出现前苏联的巨变。就应该采取互动的态度来首先改革政治领域的核心结症：干部制度。如果作为政府想拖一天是一天，作为百姓想过一天算一天，最终我们一定会看到其恶果的。倒霉的还是国家和民族。

因为，我们国家的调节能力和国民的控制能力低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当我们出现巨变时，情况会比前苏联和转型东欧的情况要糟百倍。

改革干部制度的标志，第一是破除终身制。第二是建立全方位的监督机制。如果你们看不到这样二种变化，所谓的政治改革你们谁也不要信。

对于干部终身制，显然是社会定位的倒置。当一个国营企业破产后，工人阶级全部下岗。干部；尤其是地位较高的干部却可以‘安排’。企业办不好，当然是社会环境加之干部的原因，怎么板子全打在工人身上？即使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裁员；也先从看 门的，做饭的裁起。一个小县就能有8个副书记10个副县长及‘四大班子’，怎么不说从党政一、二把手起裁？

在‘文革’前，干部犯了错误还有‘降级’处分。即职位和工资同时降。例如解放军的骁将王近山，因犯‘作风错误’被从兵团级降到农场厂长。其行政级别被降了没有10级也有8级。可现在连这一条也被取消了。干部犯了错误即使失去职位，行政级别也仍然是被‘绑定’的。

建立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也有二个标志：一是容许有独立的媒体存在。二是民众有正常地表达权利和通道。没有这二个变化，监督机制你们谁也别信。

最后我们归纳五条结论：

1．干部的选拔不合理是干部不作为和腐败的根源之一。

2．干部的考核制度缺乏是干部不作为和腐败的根源之二。

3．干部的理念不正确是干部不作为和腐败的根源之三。

4．干部的终身制是干部不作为和腐败的根源之四。

5．干部不受监督是干部不作为和腐败的根源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