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压倒一切的实质

中共从建党以来一直实行打击异己的政策，用他们的口号说：“一定要把异己的力量掐死在摇篮里”，“消灭在萌芽状态。”稳定压倒一切的实质就是共产党的权力压倒一切。

1．稳定与不稳定的跃迁

稳定的词根是“稳”，《康熙字典》解释是：蹂谷聚也，古通用安稳。《汉语大字典》对“蹂谷聚”解释为：“将谷穗践踏脱粒后再扬场，除去秕子”。《汉语大词典》对稳字的释义共六项：①平衡，安定；②妥帖，工稳；③安心，忍受；④犹安顿；⑤匀称，适度；⑥表示有把握。该字后列有“稳定”词条，其意有三：㈠平稳安定；㈡使平稳安定；㈢准定，必定。综合这些释义，可以得出稳定一词的准确意义应该是“平稳安定”和“使平稳安定”。语用学意义的稳定指的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事物的变化未影响其可持续存在。

在复杂系统发生质变，也就是出现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突变过程中，只有旧状态或旧结构失稳，系统才能经由跃迁的方式，即经由一系列不稳定的中间态的方式，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有序态。在这个过程中，旧结构的稳定性是一种消极因素和保守力量，是扼杀生机和希望的；不稳定性则起了一种扬弃旧结构、激发和导向新结构的建设性作用。从计划经济——共党专政的旧稳态，跃向市场经济——多元民主的新稳态；这一跃迁符合人类文明进步大方向。

实行民主、法治倒能建成稳定国家；像英国，300多年都能维持自由幸福的稳定盛世。印度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民主社会。半个世纪以来，在加尔各答或孟买，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游行，他们学会了如何成功地面对这些不稳定的问题。只有不稳才能进步！

2．“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稳定”就是屠杀

然而，在中国社会面临根本变革的历史关头，邓小平鼓吹稳定性崇拜。所谓稳定性崇拜，就是麻痹了或丧失了对稳定性的批判意识，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稳定总是好的，有百利而无一弊。有人甚至认为，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去求取稳定。国内社会科学界与人文科学界，几乎众口一辞地、无批判地褒扬和突出稳定；政要人物，言必称“稳定”。

邓小平的稳定哲学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一样，靠的都是专政即镇压手段，目的都是维持“党天下”；不过一个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个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已。

稳定不是国家根本利益，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人权高于一切，“稳定”仅仅是次价值。一切有良知的人，绝不能堕落到维护暴政的地步，应为自由与正义不懈地抗争！因为人类不同于蚂蚁，不同于蜜蜂。拿蜜蜂来说，工蜂、雄蜂、蜂王，有不同的分工，但它们分工都是天然的。人不一样，人生来都是一样的，而且有自由意志，所以对人类来说，稳定不是唯一价值，也不是最高价值。在稳定之上，还有自由，还有公正。弗格森指出：“当人们一味地把有效管理下的稳定视为衡量国家兴隆的标准时，自由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没有自由，没有公正的稳定，就是暴政。邓小平鼓吹“稳定压倒一切”，“压倒一切”是否包括“压倒”生命、宪法、法律？如果不认真界定范畴，很容易被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破坏宪法、践踏法律开始的吗？如今此伏彼起的瓦斯爆炸事故，日甚一日的环境污染，屡禁不止的三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暴露的是同一个问题——权力“压倒”了法律。这种现象还要延续吗？中共果真赞成“稳定压倒一切”吗？那么，当初干嘛要革国民政府的命？可见，“稳定压倒一切”，其实是共产党权力稳定压倒一切。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口号，一切善恶是非就颠倒了。中共可以用破坏或妨碍稳定而定人罪名，“稳定”正如“反革命”一样，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具体的界定标准，他们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加以解释。稳定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的目的；稳定一旦成为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往往会不择手段，暴力就会成为“正义”，诛灭异己就会“理所当然”，稳定就会成为人们眼中令人憎恨的东西。在绝对专制的社会中，如加缪所言，“压制住了一切的矛盾，也就毁掉了自由。没有自由，公正将失去意义”。

稳定不应被作为元价值看待，不能扩展至社会的一切方面。当稳定伤害到创新精神时，稳定就应该靠后安排。稳定不能作为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是服务于公民，是尽可能让每个公民感到妥适。如果稳定是至高无上，那么，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势者，由于他们最维护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可靠的稳定因素；而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和个人，由于现行制度剥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投票权利，因此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言行都构成了对既定秩序的挑战，因此就成了危害稳定的因素。按照这套逻辑，权势者代表秩序、代表稳定，没理也是有理，再错也是对的；反之，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和个人，有理也是没理，再对也是错的。一种最坏的稳定是社会不稳定而政权稳定，权贵和精英共同剥削底层弱势群体。这正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所谓稳定局面下被掩盖的事实。自然，这种稳定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一年高达87000起群体事件就是明证。

“稳定压倒一切”与“发展是个硬道理”就是为专制暴政大开方便之门。当绝大多数人在一心赚钱的时候，还有少数人仍然野心勃勃，热衷于追求权力的更高目标，那么，这少数人将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容易实现他们的野心。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安排得使其中大多数人根据利益代替激情的原则而一心逐利，这就会导致公共精神被窒息的严重副作用，从而为专制暴政大开方便之门。”托克维尔的言论：如果人们只顾自己的工作，不愿意操心公共事务；如果我们过分注意自己的个人事情，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应当做自己的主人；如果人们仅仅追求物质福利的增进，因此只要统治者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他们就听任统治者去做任何事情，而不管那些事情是善是恶，是好是坏；如果人们一味热心物质享乐，在没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于他们获得物质福利之前常常是先发现自由的滥用如何破坏物质福利，因而唯恐公众的激情会影响到他们私人生活的小小安乐，一看到骚乱就准备放弃自由，那么，他们就已经为独裁者的上台打开了通道。“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即已经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而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现了。”这说的似乎就是今日中国！“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人们仅仅追求物质福利的增进”，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发展是个硬道理”。如果一个民族把“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个硬道理”奉为圭臬，那么，“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那“就会导致公共精神被窒息的严重副作用，从而为专制暴政万寿无疆大开方便之门。”

官方的稳定，是一种死的稳定，它窒息了社会的活力。这种稳定靠的是暴力工具的控制、经济资源的垄断、政治资源的独占来实现的。稳定是统治者的稳定，是某党的稳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稳定。今天的稳定，是老百姓忍受独裁统治压迫的稳定，是独裁者作威作福的稳定。稳定，稳定，官僚集团越稳定越阔气，越稳定越高高在上；老百姓越稳定越贫穷，越稳定越活不下去。在官民对立的专制社会中，是不会有长久的稳定的。这种稳定使得奴隶主生活在天堂里，奴隶只能生活在地狱中。邓小平说的“稳定”无疑指的是中共邪恶政权的“稳定”，而不是社会的稳定。中共的“稳定”就是社会的不稳定，也就是说，中共极权的“稳定”必然要以社会的越来越不稳定为代价。王力雄在政治幻想小说《黄祸》里，写到一家气功团体在中共专制政权崩溃，社会濒于解体的混乱情况下，不期然而然地扮演了把一盘散沙的人们加以凝聚和组织的重要角色。这就是江泽民政权镇压法轮功以及其他所有气功团体的真正动机。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国家与社会依然是互相对立的。国家依然压倒社会。国家唯有使得社会软弱无力，才能保证自己强大稳固。专制愈巩固，社会愈脆弱。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每当人们谈到稳定，我们务必要追问一句：什么稳定？谁的稳定？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社会，我们就不能去支持像中共政府那样的专事摧毁社会自生组织和社会自发秩序的政府。中共专制政府自身的稳定是建立在对社会自生组织和自发秩序的打击摧残之上，维护这样的“稳定”，就是明知故犯地破坏中国社会的内在稳定性。

孟德斯鸠早就指出：“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这种权力——服从的压制型太平是脆弱的稳定，是没有活力的稳定。中国统治者将政权稳定当成国家的最高目的，搞得社会万马齐喑、停滞不前，这样的稳定是不可持续，秩序在维持200年左右而崩溃。邓小平在1989年镇压“六四”时说：“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现在，已到了二十年的期限了，中共的政权也真的是越来越“不稳定”了。看来，中共的“大限”将至，而邓小平要成为“一语成谶”的中共“先知”了。

为什么邓小平说“对”了呢？因为：中共的“稳定”就是社会的不稳定，中共的“稳定”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不断加剧原有的矛盾并制造新的矛盾。“稳定压倒一切”恰恰是因为国内的危机四伏，难以安枕。当局的一切暴行，都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达官贵族所争取的稳定，其实他们坐在随时会爆发变乱的火山口上，有谁敢于扰乱了主人们的宁静，便是一项大罪，于是又打又压，又关又杀，稳定、稳定，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要社会稳定，就要中共变得“不稳定”。魏京生只用一句话批驳了“稳定压倒一切”，他说：“稳定压不倒一切”，可谓一字戳穿了中共的戏法。原来，酝酿巨变的正是在“压倒一切”的口号声中埋下革命的种子！稳定与动乱是互为因果的。

200多年前，法国著名革命家罗伯斯庇尔说过：“只要翻一下历史，你们就会看到，到处是公职人员压迫公民，而政府则取消人民的主权”；“社会灾难从来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政府。”不彻底打破独裁者奴役剥削人民的“稳定”局面，人民就永不能取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很多人只知道动乱是灾难，他们不知道有时候稳定也是灾难，甚至是更大的灾难。像秦始皇暴政下的稳定，像纳粹统治下的稳定，那就是更大的灾难。这叫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反过来呢，动乱有时候也是好事，它可以纠正社会上的不公不正。

如果一个社会它把“稳定压倒一切”置于首位，那么到头来它实际上是酝酿一种更大的暴乱、更大的动乱。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下，很多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且，为稳定而实施的政治高压本身，就是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稳定压倒一切”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的积累，将使被强行推迟的结构取代过程终于发生时，社会要付出额外的代价。中共是极权社会，没有缓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设计，只会用高压手段将社会矛盾强行压下去，将社会危机积压、储蓄下来。社会脱序行为之频度、烈度将提高，社会动荡将加剧，社会动乱将更可能出现。这种高压社会一旦出现的权威真空，必然使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人民将承受额外的痛苦，作出额外的牺牲；甚至将使结构取代成为不可能。

3．“稳定”不过是拒绝民主维护专制的借口

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要稳定党权并非“恋栈权力”，而是无其它党派能取代中共！果真如此吗？国民党不是中国的政党吗？国民党可不可以代替共产党？推翻满清、缔造民国，有百年历史传承和执政经验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平等的政治竞争，其他党派则努力发展以求早日打破这两党独大的局面，中国政党政治的条件还能说不成熟吗？反对党在中国的出现，被认为影响稳定，是因为一党专权不允许反对党出现。中国法院给民主党人士编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所谓维护稳定不过是保住一党专权的借口。

而一党专权才是社会不稳定的真正原因。由于一党专权的权力缺乏制约，发生了腐败；腐败导致社会不公，人民产生了怨愤；共产党回应人民的呼声是镇压；镇压人民后，权力更无法制约；更无法制约的权力就更腐败；……这就是制造不稳定的恶性循环。专制特权是中共一党专制的命根子，限制和废除特权必将危及中共一党专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中共改革只会加剧社会冲突而无法舒解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哪一环上可以突破？只有使权力受到制约。开放党禁，实行多党竞争，执政党和反对党良性互动，这是民主制度制约权力的常规。按照中国的实情，在多党竞争中，共产党一党独大，还是可以继续执政，但用不着担心不稳定了。如果共产党不允许出现理性的反对党，逼得人民进行非理性的反抗，那就只能“颠覆国家政权”了；如此，非但没有稳定可言，只好等着起义了。

如果一个社会把自由、把公正置于首位，在此之上建立的秩序，才能是真正的长治久安。在英国，人民自由，经济繁荣，而且社会是长期的稳定。中国今天要避免社会动乱，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药方只有一个，就是实行民主，使人民的主权得以确保，让强大的人民主权制约和限制官僚权力，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政府的腐败和职权的滥用。

第2节 维稳成本太高

公平与正义已亡，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在当代中国恰恰相反，公平与正义被一些官员视如敝屣，稳定与既得权力、既得利益成为“首要价值”，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以谎言、暴力、陷害、劳教，动用黑恶势力，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抓捕记者、举报人，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维稳的财政开支惊人。

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是众所周知。社会冲突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每年维稳的费用已高达五千亿以上，和军费相当。《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2010年伊始，中国大陆新增编了500万的维稳人员。2010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与此相应的，庞大的维稳经费和行政成本严重地挤压了民生。

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已成为普遍现象。云南省自2010年开始将维稳项目经费提高一倍；辽宁省，2009年维稳费是223亿人民币，2010年的维稳支出更高达223.2亿元，超出该省投入教育与医疗的支出。上海金山区1996-2006年政法总投入124609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6%，财政拨款年均增幅17.34%。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为此遭致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强烈质疑。湖南常德市下属的津市市，该市因政府财力有限，虽然维稳经费在财政拨款中已占了较大比例，仍不能满足需要。无奈之下，只好口中挤食，强令所有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挤出财力保证维稳经费；甚至不惜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拨到政法委集中使用，以确保专业巡逻人员工资的发放。天价维稳成本已经是沉重的包袱。它最终必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可见，中共使用铁腕控制和镇压的维稳，是不惜大撒公帑的。目前全国约有2千万公安和1百万武警，为了调度方便，武警已加强信息化。其实，除了预算中明列的公安费用之外，还有网络封锁、舆论控制等费用也该归入（但没有计入）维稳开支。

为避免严重的政权危机。如今地方维稳资金需要已经高达9000亿，地方三公消费：公交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也需要九千亿，两者相加一点八万亿。反观中央用于教育支出，2009年仅1981.39亿，10年为2159.9亿；医疗卫生支出，2009年仅1277.14亿，10年为1389.18亿，同维稳费相比，显得多么可怜！“两会”中有谁能对这种反差提出质询？没有。有谁能提议预算辩论？没有。所有这些花费上亿公帑，得到70万人保护的5千多名“两会”代表，全是木偶。这样的大会，除了扰民之外，于民何益？！

第3节 中国社会危机的病根

中国社会危机的病根就来自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一条。其实，社会权力的面包，任何个人或集团都不能独得。要独得面包者，就必然要把一切要求合理分割面包的人视为敌人。当你把所有要求权力分享的人都变成敌人的同时，你也就成了一切人的敌人。危机也就相伴而来。这也就是说，“绝对领导”等于绝对危机。

要绝对领导就要有绝对权力。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下中国无法治愈的全面腐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继续式，就是绝对腐败走向绝对危机。绝对权力要统揽一切，也就将社会矛盾全部集中到权力自身，执政危机也就相随而来。当前，中国之所以腐败已深入到权力的骨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且难以排解，原因就在于党的绝对权力与公民权利形成对立两端，而没有权力的合理分配与承担体系以及公民社会的权利空间分解。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党权与民权的对立矛盾与管治与被管治的直接冲突，而没有缓冲领域。1989年全面爆发的全民反腐败，形成党与民对峙，最终导致大镇压结局，就是最生动、最现实的解读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