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万＋N，李克强再遇朱镕基难题 ——读凤凰周刊《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一文有感
去年“两会”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锡荣在大会上发出强烈呼吁：“中国的公务员已超1000万，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的官！……”瞬间，刘锡荣成为媒体新闻人物。并倍受网民热捧。
然而认真看了《刘锡荣：“千万公务员”数据来自赵启正》一文后，我发现了一个巨大漏洞：赵启正他们统计国家公务员时，竟把数百万战斗在各级党委、纪委、宣传部、统战部、党校、共青团等重要革命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漏掉了。这无疑是一个性质很严重的疏忽：领导公务员的同志们不算公务员，谁算公务员？考虑至此，便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1000万公务员”的求证》文章，对“1000万公务员”的说法予以质疑。文章刊在博客上后，不但引来网民热评，几天内还连续接到国内外十多个新闻媒体记者的电话采访。很有些虚荣的咱，便为自己的伟大发现洋洋自得起来……
然而昨天看了凤凰周刊一篇题为《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的文章之后，却不禁目瞪口呆……想起去年洋洋自得的样子，脸色更瞬间赤橙黄绿青蓝紫……
且看一面一段话：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 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再看——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大约以每年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看了上述消息，怎不目瞪口呆呢——6000万吃皇粮的，一个准大国的人口了！
看了上述消息，脸色怎不瞬间“赤橙黄绿青蓝紫呢”？——之前，咱一度以为吃皇粮的队伍绝不会超过3000万！
看了上述消息，便又想起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的上书》中的一句话：“负担如泰山，干部如蝗虫！”还想起前总理朱镕基的一句感叹：“如此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提起朱镕基，更勾起一宗心事：十四年前，这位万众欢呼的“铁面宰相”即位不久，便挥拳立誓要来个“两手抓，两手硬”：第一手硬：“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第二手硬：国务院先行开刀，举国上下来个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听了朱总理的话，尤其是看了朱总理挥拳立誓照片，草民李悔之与很多中国百姓一样，眼里含啜激动泪花，嘴里喃喃自语：看来，这回中央要动真格的了。屁民们真的要过上“天天都是好日子”的幸福生活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咱发现自己的热泪白流了：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贪官同志们就是不惧“棺材”——越是反贪，贪官队伍越是庞大，贪官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以至微博上的网民口味越来越重，曝光几十万、几百万贪腐案的帖子，连轻轻按动鼠标点击转发的兴趣都消失了。
而“精兵简政”呢？越是“精简”，吃皇粮的队伍越来越像蝗虫一般；越是“精简”，“维稳办”、“精神文明办”、“城管”一类的从词典上查找不到的单位便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越是“精简”，阳光的行政开支和灰色的“三公”消费越是大鹏展翅直冲云霄九重天……
如此怪象，害得咱四处查找最新版的《成语词典》和《新华词典》——莫非为了特色事业之需要，上面下了红头文件，将“精兵简政”改作“增兵繁政”？或将“增”同志与“简”同志相互调换工作岗位了？
然而，《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一文让人最犯傻的，还是下面这段话：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 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 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
“2007年、2008年、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
“2006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366人万。到2009年，增至3815万人。三年时间增长约450万人！”
也即是说：当今中国，最让人“伤不起”的，并非6000万吃“皇粮”大军本身。而是：6000万＋N！——尤其是近几年，年增250万人。
年增250万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文革”之时，为了表明中国不惧美帝、苏修（苏联）和各国反动派的全球大包围，最高领袖大手一挥手，发出“全民皆兵”之号召……而当今中国呢？吃皇粮队伍如果按目前速度发展下去，“全民皆官”的伟大日子也为期为远了。
这时，一些可爱的红顶专家学者出来讲公道话了：“不要忘了咱们中国有13亿人口哪！按人口平均，当今中国的官民比例也就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嘛。人家美国14人供养 1人，日本是24.4人供养1人，德国是18.4人供养1人，只比日本稍稍高一点嘛。”
我查了许多数据，发现红顶专家学者们引用的数据可靠性还是很高的。然而——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摘自《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
日本是24.4人供养1人，中国23.5人养一人，本质上的差距却在10倍以上！
上面一组数据，红顶专家学者同志们当然是不会看到的——一直以来，为了营造大平盛世、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红顶专家学者同志们总是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数学计算公式。比如，当谈及GDP、国民人民币储蓄和外汇储蓄的伟大增长时，他们总喜欢用加法和乘法；为化解各类与和谐社会、中华千年太平谐盛世很不协调的各类负面数据，以及灾难损失数字、死亡人数，他们便使用“N÷13亿”的计算公式——一年上万亿元的“三公”开支一旦除于13亿，也只是区区小菜一碟；至于损失几百万、几千万，死伤一百几十号人，在13亿这个极其伟岸的被除数面前，就得借助显微镜才能看得清了。这一招在网络刁民面前虽然很讨骂，但对付国外颠覆势力和不怀好意者的攻击却很管用。
然而，当一个个伟大成果、辉煌成就分摊在每个国民头上往往十分可怜，或可忽略不视之时，红顶专家学者们却像捍卫国家统一般捍卫这一个个伟大成果、辉煌成就数字的高度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而绝不会使用“N÷13亿”的公式。
此外，红顶专家学者们还把外交部同志“有选择性地与国际接轨”那一招也学得十分精通。比如吧，在谈人均财政供养人员时，他们只会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接轨”，而不会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印度“接轨”——印度人口12.4亿人，目前共公共部门的雇员供养比为69人供养1 人！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至为关键的一点，红顶专家学者更不会与之“接轨”的，这就是：从人均官民比例上，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显得太高。但：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是服务，因而绝大多数政府雇员的职责是为全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咱们的特色政府则是党政混编、无所不管的准全能型政府（全能型前面加个“准”字，比三十年前还是进步了）。而绝大多数官员平时都干些啥呢？先看下面两组很多人熟知的比较数据：
(一)、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市长1名，副市长3名，议长1名，副议长一名；
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市长1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等“市领导4名;
中国铁岭市，人口300 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市领导”却有41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 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二)、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 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也只是说：按人均比例来看，美、日、德、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供养人数也不低，但性质上与中国几乎是两回事：前者的政府官员和雇员的职责，是为全社会的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全方位立体化服务；而后者呢，党工、政工太多太多；“一杯茶，一支烟，翻翻报纸又一天的“工作式休闲”的干部太多太多；“综合治理办”、“维稳办”、“精神文明办”、“计生办”一类与国际无法“接轨”的官员太多太多……而“服务办”的官员则太少太少！
所以，就拿日本与中国而言：纵然人均供养官员比例同样是1:24，性质上却有两个绝不相同：一、24个富人养一个官与24个穷人养一个官。二、前者养的官员职责是服务于大众。后者养的官员职责是牧养大众！
谈了许多令人伤起不起的数据和现状之后，就要谈谈这些令人伤不的数据和现状产生之根源了。
前些日子，网友“耒阳网事V”在新浪微博爆料，称湖南耒阳市一个只辖7个居委会、2个村委会的(五里牌)街道办事处，竟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计20多个领导。对此，耒阳市委宣传部一罗姓副部长解释称：“这都是政策允许的，并没违反干部任用条例。”
看了这个消息，我不禁想起一则旧闻：2010年，网曝四川贫困县——剑阁县，设14个副县长。对此，该县政府办工作人员回应称：“领导班子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配备的”。 看到“领导班子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配备的”这句话，突然想起任志强的感叹：“新疆一个县，人口只有5万人，配完人大政协政公检法五套班子，这个县就没人了！”
一个连皇帝老儿时代打着灯笼找不到影儿的“街道办”，竟有二十多位戴乌纱帽的官儿；一个人口68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竟配备14位副县长！这些，在特色中国本是司空见惯之事。见多不怪了。奇就奇在“这都是政策允许的！”怪就怪在“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配备的！”
还有更奇、更怪的：前年冬在广州与广东梅县一位纪检老干部吃饭时，他无意中向我讲了这样一个情况：县委的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退居“二线”（或任“人大”主任或副主任，或任“政协”主席、副主席）后，原来每年6—8万元的“首长办公费”仍然继续享用。直到退休。他还粗略计算了一下，该县享受此项特殊补帖的人数超过50人。接着他还向我讲了此中的“猫腻”：由于监管制度纯属虚设，首长的一切办公费用和开支，一概按“正常开支”报销。这样一来，一年6-8万元的“首长办公费”，也就成了首长的“纯收入”。
声明：因为隔了近两年，“首长办公费”一词是否准确，我已记不太清。但绝对记得清的是：当时这位老干部还特地向我解释：这个“费”与台湾的“公务机要费”是一回事。 真想请可爱的红顶专家学者们解一套学术题：中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50个地区（州、盟）；661个市，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83个；县级市374个；1636个县，究竟有多少人领“首长办公费”？“退居二线”后仍然享受“首长办公费”的官员有多少？总金额是多少？纵然是“N÷13亿”又是多少？
中国的行政管理费为何16年间增长19倍？从“首长办公费”退而不休一事中人们不难找到答案中的一个细节！为免看官更伤不起，更多类似的细节就不再谈了。
下来，谈一个中国红十字会不肯脱官袍的故事：
雅安大大地震之后，有一件事让咱倍感受伤：太多网友一再呼吁千万不把爱心款物交给红十字会，而要交给《壹基金》一类民间慈善机构。香港甚至发生了“抗捐”事件。这是一个令人忧虑信号——国家权力信用面临极为严重危机。为此，网络上为此群情激愤，强烈要求立即将红十字会去衙门化而与国际接轨。
特色中国真的太多特色之事：1904年日俄战争之时，上海商界名人沈敦和联络几位上海绅商发起并建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这是如假包换的“与国际接轨”的民意慈善机关。然而后来改称“大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之后，性质也就半官半民了。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赫然成了副部级的全天候官衙。成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人员、行政开支当然也“与时俱进”了。……
自郭美美事件之后，连当局也意识到“不变革无路可走”了。因而去年下半年开始，立定主意试行“去行政化”改革。但，这个改革方案首先在红十字会内部引起一片抗议声——一旦“去行政化”，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是手捧金饭碗的公务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结果，“去行政化”推不下去，只能绕道。这一绕，又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绕出来了。（详看《红十字会改革的曲线路径_》）
看了“‘去行政化’推不下去，只能绕道”的字眼后，不少革命修养欠佳的网民便唾沫飞扬骂将起来：
“不要脸！全世界有几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是官衙的？天天谈与国际接轨，为何红十字会就不能接轨？”
“操！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红十字会他们反对，难道就可以不改革了吗？”…… 看来，上述网友政治上真的很幼稚，很有必要响应毛领袖当初的号召，把《红楼梦》看上个四五遍之后，才会明白啥叫“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啥叫“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
唠叨了一大堆，终于要与本文主题“接轨”了：为削减政府开支，新总理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李总理的表态，让咱想起了朱总理的“一百口棺材”，想起了鲁迅“挪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话，想起了红十字会不肯脱下官袍的故事……眼里也就不再含啜激动的泪花，而是忧心忡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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