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

原文作者：王橙宇*

　　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着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 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我觉得郑仲兵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 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邓小平讲的那个“四项原则”，我也是起草组的，“四项原则”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的。理论务虚会应该说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杰作，确切地说是绝唱。这个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理论务虚会刚开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让我起草华国锋的讲话。因为那个会是中央召开的，所以原来的安排是华国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以表示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当时他们就找了我一个人来起草讲话稿，没有成立起草组。胡耀邦和胡乔木都讲了讲。他们整个调子都很解放，讲的很详细，我记的也很详细。后来我一边开会，一边抽空起草讲话稿，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讲的大意写的。
　　务虚会第一阶段开了一个月，胡耀邦的开幕词讲的非常好，大家情绪高涨。开会不久，周扬到邓小平那里去，又带回来邓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因此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气氛下，我有一个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主题是：“不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通篇发言都是批毛的，同时也批评了华国锋。这个期间我已经起草好了华国锋的讲话稿，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人看了一下提了点意见。我又写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务虚会就休会了。
　　没想到，这个期间“西单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使局势突然逆转。“西单墙”是78年夏天开始的，79年1月份，魏京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个大字报本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内容，但明显是针对邓小平的。他写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的积极分子，包括刘青，都不赞成。刘青当时是《四五论坛》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劝魏京生，别写那个大字报，邓小平正在搞拨乱反正，你批他干嘛，转移目标嘛。但是魏京生坚持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本来邓小平是支持西单墙的，原来有些老干部反对“西单墙”，但是邓小平支持。他说，不要鸦雀无声。叶剑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单墙”办的很兴旺。一些人虽然不高兴，也没有办法。然而魏京生这个大字报是个转折点。1月下旬，彭真把这个大字报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一下子火了。结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来，“西单墙”也被取消了。这个事情是胡耀邦告诉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后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铭找去帮他搞一个文件。我们说魏京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判了15年，怎么能这么处理？太重了。胡耀邦说，我也不赞成，但这是小平定的，我也没办法，彭真拿着魏京生的大字报去找小平，把小平说服了。
　　促进邓小平转变态度的因素，当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报。不过这张大字报很像足球场上的“临门一脚”，把比分扳过来了。当时上海、四川等地纷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我们这儿办不了公了，乱套了。这些告急电报都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所以，如果说魏京生贴大字报是“临门一脚”，那么社会上的乱象就是足球场上的混战。这场混战刚好使足球滚到了魏京生跟前，这才成全了他的“临门一脚”。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也是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压制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松开，当然什么都要泛起了，这是难免的。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四过头”：“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了社会秩序混乱。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了思想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了阶级阵线的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抓住这种“四过头”的说法，指责三中全会是“逆风千里”。正好在这个时候，务虚会上刮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风席卷全国，所以这个会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务虚会复会的时候是三月下旬。这时，事情已经完全变了。原来是华国锋要在闭幕会上讲话，现在改成邓小平讲话。其实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别人起草，他们拿到会上去念，谁念都一样。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原来我给华国锋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给邓小平专门成立一个新的起草组（吴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乔木带领，到邓小平家里听他的指示。
　　这次邓小平对我们谈话的调子，和他先前“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方面批评社会上的乱象，一方面批评党内，就是他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那个意思，同时也批评了理论界。他整个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想，政治家转弯真快！说变就变。我还发现邓小平真是“钢铁公司”，绝对的一言堂。连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话，更不要说别人了。记得1962年我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的时候，毛泽东曾在武汉接见调查组。他看上去一点架子都没有，谈笑风生，大家毫无拘束。可是到了邓小平跟前，只能规规矩矩接受指示。这两个人都是扭转中国历史的领袖人物，都是说一不二的“一言堂”。邓小平是表里如一，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然而毛泽东这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来却是那样慈祥，那样平易近人！难怪田家英生前长叹：“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测！
　　这个新起草组从邓小平家出来之后，再就没有事了，根本就没有开过会。邓小平的讲话稿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给他写的，连起草组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一直到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讲话时，才知道它的全文。
　　邓小平白天刚刚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来京参加务虚会的各省宣传部长马上连夜把这个“新精神”传回本省，于是全国的风向立刻变了。我在河北呆过，听河北的朋友讲，省委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刚发还给社员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摇摆来形容中国政局的话，就是“左易右难”。往右摆，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摆，如顺水推舟。就跟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你要往右拉开一点很费劲，可是你一撒手，它马上就弹回去了。其实“左比右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左是“正路”，“宁左勿右”就是党性强。“四人帮”往左边跑得太远了，搞的太厉害了，所以叫“极左”。因此才要“拨乱反正”。什么是“正”？左就是“正”。就是这么个局面。邓小平的讲话，中央根本没有讨论过，他个人拿出去就讲，却比中央正式通过的三中全会决议更有权威。一篇个人讲话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做出决议，自然没有法定效力，然而却能风行全国，可见党内左的传统是多么深厚，可以说已经成为这个党领导骨干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语：“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到血液里”。在毛泽东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这些高干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党性”特别强，听到风就是雨。三中全会刚刚使中国进入温暖的春天，“四项基本原则”掀起的反右风暴就横扫中国大陆，政治形势很快就逆转了。
　　第二个《历史决议》我认真看过，还参加了中央组织的传达组到河北省传达过。我分到沧州地区，在全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讲了两次。第一次讲中央人事更动，集中说明胡耀邦对中国历史转折的伟大贡献，当选党的主席是众望所归。第二次针对与会者强烈反映的左倾流毒，着重讲解三中全会路线，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评了农村的左倾回潮风。但我没有传达邓小平反复强调的 “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
　　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就是为了文过饰非而掩盖历史。写历史要有“史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是我们中国史学最可贵的传统。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所以，不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为当时领导者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当初我参加起草组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明白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