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毛泽东“建国”有功吗？!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吗？!

1、毛泽东建国只对共产党与既得利益集团有功

有人说，毛泽东一生，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建国有功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首先，建国是用高昂的代价换取的。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建国是用数千万人民的生命换取的。但是，人民所期盼的民主、共和、宪政的国家并没有实现。那些解放前小学课本中民主、共和、宪政的词语后来都成了右派的罪证。请问，数千万人民的生命牺牲值得吗？

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如果建国是为了展开后面一系列人祸，实施那一系列罪行，这一“建国”还有“功”吗？这一“建国”对谁有功？只能说对共产党有功，只对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功。正是毛泽东率领共产党夺得政权，坐上江山，建立起共产党的一党天下，他对共产党“功不可没”。然而，从毛“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是对中国人民新的奴役，更专制、更黑暗的历史的开端，这一建国对人民是“功”还是“罪”？蒋介石国民党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它独裁专制、腐败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泽东共产党一旦掌权后将会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独裁专制、更腐败黑暗，你还会迎接这种“解放”、这种“建国”吗？毛泽东的所谓“建国”完全是开了一次历史倒车。开历史倒车的建国也能说有功吗？!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对于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毛泽东开国是有功的，并且功劳是巨大的。对于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来说，开国不仅没有功，反而有罪。你们说呢？!

对于全国人民来说，什么开国有功？人民的国家1912年一月一日就有了，还用着着他开国吗？他只是颠覆了民国，成立了一个他自己的帝王之国，伪共和国，他成立之后一人极权天下，有民主选举吗，有法制吗，军队归他一个指挥想打仗就打仗想造反就造反，只效忠他一个人，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呢？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中华，也不共和，更不人民。

49年建国，建国后俗称解放后。究竟解放了什么？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了兽性，人人自残；解放了贪婪，丧失了人伦；解放了流氓，个个沐猴而冠；解放了土匪，强抢成为常态；解放了罪犯，作奸犯科可投名；最终解放的是一个团伙，它们打着“人民”的旗号劫持了这个国家，为祸世界。

其实，从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利益而言，毛泽东也只是功过参半：毛泽东的功劳在于不断打内战扩张共产党的地盘，甚至借助日本侵略者的势力扩充了共产党的势力。解放后，又将民主联合政府变成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属工具；毛泽东的过失在于做了很多有损中共形象的丑事，甚至直接破坏中共组织、迫害中国共产党人达到令共产党人目瞪口呆的程度。

从中华民族全体利益而言，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功劳可言。打内战、假抗日、扩张一党势力，算哪门子的功劳？非法乱杀中国人，不管被杀的是非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是有罪的。解放后的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达八千多万人，简直罪大恶极。

老百姓跟着毛泽东闹革命，完全是受了他的欺骗。毛泽东深知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民族优秀传统，尤其1945—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反独裁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和民主人士的反蒋斗争风起云涌，形成为反蔣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创建新中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毛泽东需要借助这股力量；可在建国后毛泽东地位变了，醉心于独裁专制政体，一心要成为“当代秦始皇”，并超过“秦始皇百倍”，则势必会形成历来暴君之共性，于是对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这一群体的态度，也势所必然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除上文提到在延安时，对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反复作了民主的承诺外，又如1944年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曾经说过：“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刘少奇说过：“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董必武说：“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类似的说法，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处处皆是。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他们说（自由民主）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当年这些讲话和文章，对广大青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使他们决心成为共产党人，坚决跟随毛泽东共产党闹革命。那时，毛泽东共产党会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诚如韦群宜所说：“在反右运动中，我曾对……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韦君宜的《思痛录》)她的女儿杨团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得更透彻：“我的父母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在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是公然反对民主的普世价值，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无情打击和平理性要求宪政民主人士的党，为维护一党专政的维稳经费高踞世界榜首，甚至超过军费的党，已经是贪官污吏“前赴后继”的党，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其实，革命伊始毛泽东就暴露了“斯大林+秦始皇”的真面目。在延安时代，毛就已经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延安整风和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毛泽东此举开创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恐怖肃反的先河。毛泽东就是靠杀共产党人染红顶子，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起家的。

毛泽东有别于斯大林。斯大林杀人是在他掌权以后，才开始清除异己，毛泽东杀人是在他尚未掌权之前。他教会了斯大林、教会了贝利亚、教会了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教会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教会了匈牙利的拉科西、教会了波兰的贝鲁特、教会了捷克的胡萨克、教会了朝鲜的金日成……教会了红色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这个反人类的大刽子手，是毛泽东特别青睐的真传弟子。毛曾专门指示陈伯达、张春桥等人4次对这个小同志耳提面命传授真经，并且出钱出枪出人，给他装备了一支革命大军。在夺得政权以后，为了建立纯净的无产阶级社会，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其中包括几十万华人——我们的同胞！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有关波尔布特的文章说：“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为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从上述摘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让波尔布特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侨胞？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有人总结近代中国最悲催的事:

①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结果新中国饿死的比抗日战争牺牲的还多。

②内战死了几百万同胞，结果发现其实国民党不比gcd差。

③发现当初所谓四大家族其实有人还没有现在党国的处级干部有钱。

④带领我们反美反西方的人他们的后代都移民美国了。

建国后，毛泽东制造了8,000多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

综上所述，请问毛泽东建国有功吗!？

2、邓搞的决议，是为了继续维持党国体制和特权统治，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出现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再评价问题。本来，饱经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和摧残的人们，上至高层领导，下及一般百姓，大家都是饱含怨愤，对毛泽东普遍否定，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神话已趋于破灭，这是必然的事。在历时一年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会讨论中，群情汹汹，毛的错误受到揭发和批判，毛的形象随之完全动摇。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然而就是这个复出的邓小平，搞出了这么个决议，强行通过，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把摇摇欲坠的毛泽东形象和已百孔千疮、不成体统的毛泽东思想重新树立起来。《决议》当然也不能公然无视事实和违抗民意，它承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全盘皆错。但是，老谋深算的邓小平，认定毛泽东这面旗子不能丢，为了继续维持特权统治的合法性，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撑下去。于是，便让起草《决议》的御用秀才们在文字上玩花招，进行曲护。它断言：

(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他的集中概括。”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就是说：把“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巧妙地与毛泽东区分开来，其真实用心就是要为毛泽东洗刷和减轻罪责。

(2)“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定的调子是：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邓小平巧妙地用十几个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把毛泽东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四人帮”的黑后台身份中划分出来，变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中央人人有份，毛泽东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犯了错误的好人。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首犯毛泽东不但不被指控，反而奉若神明，并把他的头像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强迫群众顶礼膜拜。

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不能容忍的。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家宴庆祝73周岁生日，毛泽东举杯祝愿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随后推出了进一步的动乱措施，煽动全国叛乱。所以，毛犯有煽动全国叛乱罪。在文革中，惨死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种浩劫和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煽动起来的全国全面内战。

回忆一下，朱老总的临终遗言是对邓搞的决议的最好驳斥。“朱老总于1976年6月26日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朱老总对前去探望的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快要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十七年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吗？”“6月28日下午对汪东兴说：现在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全断送在这批人手里！”

中国有句俗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邓小平‘舍本求末’‘舍车保帅’究竟为什么？

江青在法庭上气焰非常嚣张地对法官说：“你们所揭发都是事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主席指示办的，我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讲的是真话，说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张春桥则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对审判不公正表示抗议—无论检察官、法官提问什么，一言不发。演出了中外司法史上最大的一幕丑剧与闹剧。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首辅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

决议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一决议，明白地告诉人们：毛是被江青利用了。真不知这一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不妨回顾一下有关史实：

1965年1月在毛泽东下定决心“倒刘”时，为找“突破口”，派江青去上海潜入地下，密谋炮制姚文元的“黑文”，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三次定稿。

1966年2月，为与党中央按正常程序审批并经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认可的《二月提纲》相抗衡，毛泽东又特地让江青出面炮制了所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文毛泽东又亲自修改了三遍。

1966年六、七月间，为给毛泽东自己在八月的《炮打司令部》，准备“炮弹”，江青、康生之流再次潜入地下，泡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唆使北京高校的个别学生，大反工作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这是“奉密旨”进行的。

1967年７月，又是毛泽东亲自出谋策划，让江青出面炮制了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黑材料”。

仅从上述四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就足以认定：不是江青利用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利用江青。而这四次重大政治事件，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几场关键性的“战役”。江青充其量，是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或“帮凶”。离开了毛泽东，凭江青的“德与才”，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有什么作为？《历史决议》的“利用”一说，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实在估计得太低了。众所周知，“四人帮”只是毛泽东的替罪羊而已，首恶不办，拿从犯出气。这样先例一开，上行下效，中国司法能公正吗？中国共产党能取信于民吗？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等恶性案件接连不断发生，根源就在于此。

在法庭上江青说：“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的确，“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介入。那时候“四人帮”根本没有产生。“四人帮”是在林彪死后，王洪文来京后才形成的。林彪集团，也只存在于1969的九大到1970的庐山会议的一、二年间。早已死去的林彪和早已消失的林彪集团，怎么能对十年的“文革”负责呢？1966年5月4日到5月2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516通知”，清洗了高层领导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文革”破坏最严重的时间是在1966年初期6-8月这个阶段，这是十年浩劫的大破坏阶段。“文革”中，抄家、批斗、喷气式、阴阳头、游街等破坏性极大的社会事件，都发生在这个阶段，大批人被打死、杀死，许多人自杀，也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这一期间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领导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文革”运动也由刘邓领导。期间，全国各地大破坏、大抄家、大斗争的横扫牛鬼蛇神运动，基本上都是在中共党委严密领导下进行。即便是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的风仍在刮着。华国锋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由此可见， 把“文革”的账完全算在林彪与“四人帮”的头上是十分荒唐的。有人甚至明确提出：“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

邓小平保护毛泽东实质是保自己，因为文革前他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深入揭批毛泽东，必然要联系到自己。

邓小平袒护毛泽东，保极左路线是为了保自己，也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维护旧神，是为了树立新神。是为了让自己凌驾在全党之上。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有功的。但他是政治改革的拦路虎，绊脚石。至今，他的极左思潮仍然阻碍中国走向民主之路。

现在把从部署、策划，到开展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语)和“全国全面内战”，并具有明确犯罪动机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有意放过，去追究走狗江青、林彪和走狗的走狗张春桥们的责任，似乎脑筋出了问题。其中的奥妙就连我们局外人也不难体会。终于，总设计师道出了天机：“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又说：“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树立个人权威，在这些问题上，邓小平永远是清醒的。但是，却给共产党的历史抹黑，写上了蒙羞的一笔。

3、毛泽东思想应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导思想，决非其他人的思想

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的想法，应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导思想。比如井冈山时期的“肃AB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抗战中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解放后的“反武训”、“反胡风”、“肃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主导下全党一致地进行的。不能认为凡是正确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错误的就不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同样是毛泽东讲的话，正确的就要，错误的就不认账。事实上，完全变成一个捉摸不定的、含糊不清的概念。说得透彻一些，是一种愚弄人民的手腕。这比“八大”《党章》何止倒退了十万八千里！其实，也像‘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一样，毛什么时候离开过‘左’的路线？请看“肃AB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抗战中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解放后的“反武训”、“反胡风”“肃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哪项运动不是错误的？!既然“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那么之前这些运动也都是‘左’倾错误路线指导的，自然也都不能算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那么我们怎么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呢？中国还存在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事实呢？!

即便是中共党内有个别领导如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有些正确思想，始终未成为党内的主导思想，非要把它安上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又有何意义呢？!又请问，文革中，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能区分哪句是毛泽东思想，哪句不是毛泽东思想？!

再则，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智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也会犯错误。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集体智慧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同样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的都是属于我的!这种逻辑显然很荒谬。

于是人们进行了归纳：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的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思想；早期的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晚年的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

4、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都不是普遍原理

邓小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为了推卸自己作为副帅的历史罪责，可谓煞费苦心的。说什么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这与“反右是必要的”说法一样的荒谬。又按邓的说法，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什么普遍原理(前苏联和东欧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在亚洲与世界推广的失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并没有普世适用的价值，而只是一种反马克思学说的暴力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经查马克思列宁主义（俄语：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简称马列主义或马列，严格的说，是指由列宁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在不同的大环境下，许多不同的政治团体都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汇，并宣称以此作为理论体系的支撑。按以上定义可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列宁主义，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暴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一人或几个人的专政)的理论。同样，毛泽东思想也是暴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个人独裁的专政)的理论。从毛选五卷的注释引文可见，大量的均系中国的古籍，马、恩著作几乎未见，倒是有一些列宁的有关策略和政策方面的东西，意在起“立竿见影”的作用。可见毛泽东思想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与中国农民革命实践(包括中国千百年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毛泽东思想不是来自马克思学说，而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痞子精神与斯大林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相结合的产物。而马恩早已与时俱进了。正因如此，井冈山时代就有反AB团等的错误，解放后有三大改造、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及历次运动的错误。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运动无不带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左’的特性。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已为毛的罪孽所亵渎，我们清算毛泽东的罪孽，就必须批判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制度上彻底肃清毛思想的流毒，为政治改革鸣锣开道。

在丁弘的《在哲学的迷雾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他（指毛泽东）几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到来，全部一风吹了。从总体上看，这都和他没有‘实事求是’哲学思想有关。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预言：‘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雨就会冲光了……当然中国还会存在。’正像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哲学家李达事先预告的：‘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毛泽东除了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暴力专制与死亡外，又能留下什么呢？!

5、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崇拜的产物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辩护，最好笑的一个地方，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毛泽东思想，别人讲出来的主意可以算是毛泽东的思想——这完全是概念的游戏。邓小平为了给毛泽东辩护已经到了一种理屈词穷的地步，搞文字游戏。

要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意义，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毛泽东思想”一词是怎么来的。在中共历史上，每当掀起一次毛泽东思想热潮之时，也都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疯狂之时。毛泽东思想是个人崇拜的产物，其真实意义就是毛泽东的思想。1942年是毛搞个人崇拜的第一个高潮。毛以建党纪念为借口，要王稼祥写纪念文章，毛对王说：“你以前向我提的那个也可以写进去。”王心领神会，就把“毛泽东思想是统一全党的思想”推了出来。王的文章由毛亲自布置并审核，所以“毛泽东思想”的发明权就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思想除了是毛泽东的思想之外，难道还会变成别人的思想不成？！1943年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正面挂的是毛的金色画像。党校学员每人胸前都佩带毛的像章，毛的画像大量向边区发行，《东方红》乐曲也开始在边区传唱。随着共军对沦陷区的逐一占领，十六块根据地建立，《东方红》这首造神歌曲就唱遍根据地，一直唱到建国，唱到改革开放。半个多世纪起起伏伏，至今毛的残渣余孽还想唱下去，以便夺回他们失去了的天堂，并再次给中国制造灾难。

后来，在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二号人物，主席接班人刘少奇的专利。别人只有跟，不能超越。他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并多次提到：“毛泽东及其思想”。把两者并提，“其”者，毛泽东也。“刘少奇还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用最完美的词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他在非常庄重和严肃的场合最高度的评价、歌颂毛泽东及他的思想的第一人。他说得再透彻不过了：‘……当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刘少奇在1966》)

毫无疑问，刘少奇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毛的言论或讲话），就成为真理的化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代表。“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刘少奇的提议下，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集“四个主席”于一身。刘少奇还在“七大”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刘也成为中国毛泽东个人崇拜第一人。

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宣称要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却没有什么大动作，林彪突然以军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搞出了一个超越八大、超越党章的文件，等于从刘少奇手里抢过了“个人崇拜”的大旗，全军乃至全党都得跟林彪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调子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形成了又一个司令部，与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相对立的另一个发号施令的机关。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最初形成。因此，林彪此举是向八大通过的党章挑战，是向刘少奇、邓小平挑战，是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挑战。在林彪和几百万军队的威慑下，没人敢再翻腾三面红旗的错误，没人敢追究饿死人的责任，只能悄悄地纠正“下边”的错误。

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防线。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舞台，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上再放异彩。林彪1月29日大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干劲，不争上游，少慢差费。人民翻了身，党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正应该迈开大步向前进，这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当然在执行中，不能把总路线的各个部分分离开，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检一个，丢一个，那就错了。说明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因为那种指标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观的，用它衡量大跃进，首先就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根据现实情况来比，根据各国情况来比，这是大跃进。即使去年今年和明年数字低，仍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人民公社在实践中更加证明它是正确的，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使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发展形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

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有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

往下听，这个林彪，还有精彩的：

“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党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从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同志们的思想经常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有些同志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思想，但是把事情往“左”拉，执行主席思想走了样，精神并不一致。当然也有右的问题，党内党外都是有的，如彭德怀就算一个，庐山会议暴露得很清楚。凡是“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比之我们某些同志的只是一股蛮劲不同，也与某些同志没有劲，不振作，没有大的打算更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中，最主要的是唯物主义，这就是尊重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综合起来办事。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更好起来”。

从林彪的这段话，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指的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无论王稼祥、刘少奇或林彪要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吹捧的当然是毛泽东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而决不会是邓小平为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故意做作的那种意思。

再看由张春桥执笔写而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它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里的毛泽东思想也只能指的是毛主席的思想，决不可能是其他人的思想，因为张春桥是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前言。该不会指的是你邓小平的思想不成？

又见，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说：“林彪同志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容置疑，也指是毛主席的思想。没有邓小平或其他人的份。

正如祝世华先生所说：“关于‘个人崇拜’，在党的‘八大’已作了彻底的批判，认为这是‘封建的腐朽遗产’。当时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这对毛泽东是极大的威胁、极大的打击。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反右’和狠批周恩来，终于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就高喊：‘不崇拜，就不得了。’这是什么话？分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话，是逆潮流而大动的话。毛泽东居然理直气壮地在共产党高层会议上讲了。尤其令人悲哀的是：就在这个庄严的会议上，政治小丑柯庆施竟然跳出来，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对毛主席的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这又是什么话？看一副奴才嘴脸！一个堂堂的中共中央委员竟这样庸俗、低级，而又无耻。也正是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讲了另一句话：‘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所谓‘马克思’，只是一种陪衬，是一个幌子。当一个当代的‘秦始皇’，才是毛泽东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白。（在林彪死后，一次与国外记者谈话时也承认了这一点。）又是那位柯丑，马上就表态：‘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用以表明只想当一个忠实的侍候主子的奴才。这叫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柯丑从此颇得主子赏识，在两个月后（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被破格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搞‘个人崇拜’，居然达到了这样可悲的地步：对毛泽东和他的言论、思想，要‘迷信’、要‘盲目’。这不能不说这是党的悲哀！同时也是毛泽东本人的悲哀。遗憾的是：毛泽东正需要柯庆施这样的‘小丑’，以维护他的‘凌驾’地位。”毛泽东思想本来就是封建的‘君君臣臣’观念、帝王专制独裁和个人崇拜的产物，邓小平颠倒黑白只能给共产党历史抹黑，延缓政治改革的进行。

祝世华又说：『仅以“文革”为例，“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引自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交锋》，第９页）。这里还不包括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被毁灭殆尽的这一更深层次的伤害。所有这些恶果，本质上，都是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因此，有必要对“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进行反思，重新再认识，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早在45年前“八大”，已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个人崇拜”这一封建腐朽遗产的组成部分，一股脑儿扔进历史垃圾堆。而今天步入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都与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八大”的时代背景，所能比拟。总之，社会在高速向前发展，可是中国人民反而被经常灌输什么毛泽东思想，这一代年轻人能接受吗？他们也许会问：半世纪前已经被“八大”抛进历史垃圾堆里的东西，为什么还要重新捡回来强加给我们年轻一代人呢？』

可悲，共产党、邓小平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毛泽东思想，要把中国引向何方？

6、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危害

钟波先生《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中说：“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生涯中，最难受、最痛苦的是1950年至1953年，因为这段时间执行联合国和平使命的联合国军军人大量伤亡。中国军队偷袭惩罚侵略者朝鲜的联合国军造成联合国军军人几十万人伤亡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他确实是人类的大灾星。”

毛泽东野心勃勃地对中共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很明显，毛泽东搞大跃進，就是要称霸世界。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

有媒体认为，第一人口大国的苦难中国“以俄为师”,学到的是叁点，一是建政七年完成了政治资源垄断，经济资源垄断，文化资源垄断，构建了斯大林模式执政实体；第二是取得政权后就立即堵断民主革命进程，用事实表明原有的一切民主承诺纯属骗局，要公开召回秦始皇亡灵，办法之一就是制造“反右派”大型文字狱，建立起一个比秦始皇更为专制独裁的毛泽东王朝。第三是醉心于当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自称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普世原则推向全亚洲、全世界。暴力社会主义损害了亚洲的许多国家，毛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在泰国，他培植起来的、以华侨为主的共产党，在1965年八月七日首次与政府军交火。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开火日”，以失败告终。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当时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五十万人，在非共产党国家中人数最多。斯大林把它划归毛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说，中共一直在鼓励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宫本与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讨论过这个问题。日共的态度是谨慎，而艾地却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毛看准了就有把握成功。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哈托的大屠杀其残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蒋介石手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跟苏哈托比起来，蒋介石对中共简直可以算得上“仁慈”。

一九六五年快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全球是失败连连。满腹挫折感的他，掉转头向国内的政敌猛扑过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

1979年1月7人晚上，越南军队攻克金边，“民主柬埔寨”灭亡。毛泽东的忠实学生波尔布特所领导的这场袖珍版的全景式革命，无论是成就还是错误，都带有深刻的毛泽东的印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波尔布特打下了天下，他耳提面命告诉波尔布特如何走社会主义的要言妙道使波尔布特把天下坐塌。印尼共产党的失败、“民主柬埔寨”灭亡等等再一次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农村包围城市的暴力革命，不仅没有普遍意义，它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推广开来只会给亚洲、世界带来更大的灾难。

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泽东思想，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0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0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著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進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

7、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给修正主义下的定义是：“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眼里，生存就是一切，生存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观自然演化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就可知生存史就是进化史。生存权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权，否定生存权就是否定人权。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统治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人权的保障的。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像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反对“生存”还可能有号召力。但毛泽东思想正是这样一个理论：它根本否定人民对生存的要求与权利。

上文提到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说，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准备以一半人口的生命做炮灰来争夺世界霸权。1958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又说过，历史上经常几千万几千万人死，能死掉一半人呢。后来他又说，不怕打核战争，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惊世骇俗放言，把外国同志吓得目瞪口呆。

《八评》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会上暴力革命已被毛泽东抬到了绝对真理的高度：「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這个最高指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可惜不是真理。

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就主张用议会斗争代替暴力革命。他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利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是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学说正统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殊不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无论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前苏联和东欧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中国暴力社会主义的实践都历史地证明，暴力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完全有害的与错误的。邓小平们是否觉得参加对马克思主义修正，为创造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出过贡献而感到非常光彩呢？!只能说明邓对自己的历史罪责丝毫没有悔罪的表现。顺便提一下，在执行暴力社会主义、搞阴谋诡计方面，邓与毛本是一丘之貉。毛死后，邓狂言“杀20万人，稳定20年”。邓还说，再发生动乱，还得开枪。是邓主持一至九评的编写，也正是邓通过生活会采用“逼宫”的方式把总书记胡耀邦赶下台，又藉口学生暴乱，集结军队，以武装政变方式把合法选举产生的总书记赵紫阳搞下台。证实了“六四”不仅仅是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而且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改革的军事政变。邓小平直到1989年5月21日对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并无“把握”，认为会出现“冲击和干扰”，不能保证会议达到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的政变目的。“要等大军进入北京以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才能开得更有把握”。根据《李鹏六四日记》的揭露材料，1989年发动与支持动乱的罪名应当放在邓小平、李先念的头上，绝不应放在总书记赵紫阳头上，更与年青的学生无关。(详见六四事件时的李鹏日记)。

毛泽东主张“大权独揽”，“党領导一切”。邓小平则主张，毛在，毛说了算，我（邓小平）在，‘我说了算’，将來，由我的接班人说了算。人民说话算什么？什么也不算。一个人说了算，十几亿公民说了不算，这就是中国的模式，中国的制度。如果这也算共和国，也算社会主义，肯定不是普世共识的共和国和马恩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共和国」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何神志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屠杀視為「共和」的产物。中共党章总纲規定，“党必須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內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是对党权的限制。但是毛泽东是无法无天的，邓小平同样是无法无天的。

否定人的生存权，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鼓吹暴力革命，只要个人的专制独裁，反对老百姓的民主自由，这算哪门的社会主义？! 这算哪门的马克思主义？! 自由是终极价值，人权是价值尺度，民主是进行选择时最有效的手段，舍此之外，采用暴力、专政就要血流成河。共产党放弃了这些目标，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比历代帝王都要恶，因为共产党社会组织严密。

共产党员何家栋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依旧是一个拥有武装、带有暴力倾向和黑道性质的政治团伙，与现代政治文明无缘。这不是党的光荣，也不是军的光荣，更不是国的光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通过革命实践检验证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第三国际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与陈独秀所谓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是错误的。陈独秀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学说的真诚信仰者。

8、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是反马克思学说的

我在上文已经提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是造就了两个被剥削阶级。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造就了“新社会”的农奴阶级；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派运动，则使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子女沦为贱民，并与“地富反坏”构成为一个新的阶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人人有产、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个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呢？对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既然社会上还存在着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这样的社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历史的讽刺是如此地诡异，阶级斗争理论本来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理论武器，现在却被压迫者剥削者用来对付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如果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知，恐怕也只能无奈苦笑了。

1980年代中期，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辛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怨愤，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对于马克思学说毛并无深入研究，只是断章取义地为其实用主义服务。李锐说：“问题就出在他只接受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以及同这四个字有关的‘消灭私有制’，而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尤其是经济理论。”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毛泽东倡导的五十多次运动斗争实践证明：

阶级斗争学说是一种动乱学说，以煽动穷人夺取富人财产来扰乱社会。它所煽起的族群仇恨，让一部分人从另一部分人的屈辱中得到满足。

阶级斗争学说不过是一种夺权术而已。

阶级斗争理论，是煽动仇恨、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泯灭人性的理论。

阶级斗争理论，从它来到人间起，每一个论断都在制造着野蛮、血腥与罪恶！

阶级斗争理论把人异化成了魔鬼。

阶级论是人权论的反动。

资本家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阶级，是自食其力的阶层。

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决定一切，权力也决定经济。因此，不应以财富多寡来对人群进行划分；应以权力关系划分人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即官民两大阶级。合法致富是没过错的，剥夺有产者毫无道理；要打倒的不是资本而是特权阶级。

人类文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

青年马克思把财产私有制当成了万恶之源，真正的万恶之源却是权力的私有制。权力的私有化、垄断化是中国贫困、动乱、愚昧的总根源。马克思学说不批判权力私有制而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导致了生产资料的一党化垄断主义和极度腐败。

阶级关系主要是协作，其次才是斗争。人们不是为了斗争，而是为了协作才走到一起，一起工作后才可能产生矛盾和斗争。

中国从古到今，主要矛盾都不是阶级矛盾，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今天则是权贵与民众的矛盾。

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按照马克思学说，经过“三大改造”，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也随之消亡。毛泽东却认为，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也愈激烈。甚至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反马克思学说的。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反马克思学说的观点还有许多，上文也已提及一些，在此不再重复了。

毛泽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死了两千多年的孔丘，被定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受到“中共解放区”几亿人的严厉批判；“黑五类”尚在孕育的胎儿，逃不脱出生后“狗崽子”的命运，幸运者不过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贫下中农子女无论如何低上一等以上，就像“摘帽右派”永远低于没有被戴过“帽子”的人一样。“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这一对政治术语，简单明了地体现了阶级划分的恶果。在正常法治的人类社会，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野，决没有“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

由于阶级斗争，从中国共产党革命伊始到改革开放前，文官刘、周以下，武将朱、彭之后，人人有错，个个挨整。而“永远伟光正”的只有毛泽东一人。有一次，维稳办问某改正右派对毛泽东的看法，他委婉地回答说：“毛泽东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因为江青是反革命分子”。这样一来，按共产党的标准，结果党内一个好人都没有了。

有趣的是，在毛泽东的眼里，阶级成分还能遗传。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份文件中，还有一段这样的话：“依靠贫、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毛的秘书田家英看到这段话，私下说：“这个话不通，难道阶级成份也能遗传吗？”事实是，阶级成份必须遗传。否则，毛泽东的整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就要坍塌。

毛泽东对土改时的乱打乱杀知之甚详。1959年，他回老家韶山村时曾说：“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压。”由此可知，在毛泽东看来，一个农民被定为“富农”，就等于犯了死罪，应当受镇压。

宋家宏指出：对中华文化打击最大的不是反右，也不是文革，而是土改。土改一下把地主和乡绅消灭了，他们是中华文化一代代的传承阶层，这样掐断了民族文化命脉，让流氓地痞来主导乡村社会。现在说什么国学复兴，没有乡绅这个传承载体了，怎么可能？

在毛泽东的统治下，通过阶级斗争，中国成了世界顶级“冤假错案大国”。中组部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9)。1983年中国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是400多万(10)。建国后到1981年累计培养的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数量为800多万⑾，加上建国前遗留下来的人数，顾则徐先生估计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总数约为1000万。按此，中国知识分子冤假错案每百人有68个，即每三个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国人中，有两个以上在1978年前遭受过冤假错案，有过非人的遭遇。⑿仅以文革计，据各地检察厅起诉书统计，正式被“起诉”迫害的有744,554人，34,766人被迫害致死，受牵连者超过一亿。其中受害的政治局委员22名，中央委员（含后补）96人（1968年有“叛徒”、“特务”、“有历史问题”罪名者占总数72%！），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3人，全国六大局的4个第一书记，29个省市区的60个主要领导人，中央监委34人，人大常委60人，全国政协常委74人，军委副主席5人，民主党派负责人11人，军队干部8万多人（其中1100多人被迫害致死）。以政治局委员计，1965-69年，10 个人打掉7个；1965-73年，10 个人打掉8个。1965-69年的5个侯补政治局委员打掉4个。文革十年间，国家领导人从主席到副总理共21人，除宋庆龄被架空，董必武、谢富治、柯庆施三人早逝外，12个被打倒，3个被斗，一个被批。21个人只剩一个未计入，就是死无全尸的林彪。在迫害致死的人中，包括张闻天、李立三、王稼详、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黄克诚、周小舟、李井泉、陶铸这些中央级的人。地方情况更不用说。仅“广东地下党案”就有林锵云等85人被逼死。⒀从希特勒、斯大林到麦卡锡，我们看到，统治者、执政者用国家、政府赋予的权力所犯罪过，远在社会任何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之上。2004年全国反腐案，处分17多万罪证确凿的官员。其中厅局级431人，省部级16人。十年下来，不知其数。从680万冤假错案，到不知其数的真腐败案，都指向一点：用国家、政府赋予的权力所犯罪过，远在社会任何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之上。但我们又不能不要国家、政府，而且还要爱国家爱政府。这是人类社会一大悖论。全部问题在于，人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政府。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一生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史，其实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中国人民的血泪史、也是共产党的耻辱史、毛泽东的罪行史，更是“世界历史最残酷、最黑暗、最野蛮、最愚昧的”（季羡林语）暴政史！今天，谁也无权剥夺揭露这一史实的权利；但若无这一史实存在，毛泽东也不至于会如此臭不可闻，而且令人咬牙切齿！

“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一松，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出来。……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毛选》第五卷第477页）“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搞个把月就行了。”（《毛选》第五卷第488页）毛泽东的这两段话，活脱脱钩画出毛泽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逻辑依据与他的内心世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毛泽东统治下的“臣民”，都得靠“整”、靠“斗”，才能服服贴贴、老老实实听命于我毛泽东。在毛泽东脑袋里，只有“整”与“斗”两个字，从来没有想到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更谈不到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毛泽东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发展了马列主义。真是不知羞耻!

很明显，割舍了阶级斗争，就不成其为毛泽东思想。“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反修”、“反帝”，直到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一个“反”字贯之，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没完没了的斗下去，怎么能创建和谐的公民社会呢？!坚持毛泽东思想，只能给人们带来暴力、腐败、压迫、苦难和死亡。

为了实现惟我独尊的凌驾态势，毛泽东推行心照不宣的“以崇拜毛泽东为纲”，为了方便打击不够驯服的人，毛泽东推行广而告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崇拜毛泽东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支撑社会的脊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则是毛泽东时代面对世人的脸面。无论是脸面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脊梁以崇拜毛泽东为纲，都是祸国殃民的。

最终受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谁让你碰上那么一位政治骗子来充当“最高领导人”。令人惊奇的是直到现在，这个“假面”还撕不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传记作家叶永烈说：“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针对毛泽东好斗，叶说：“实际也是这样，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伴随了他那漫长的一生。”

“对毛泽东的审判，还没有结束”，“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9、毛泽东思想是专制暴力的空想社会主义

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当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但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落后，更反动，它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搞专制独裁，搞世袭制和家天下。辛子陵先生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真实史料，赤裸裸地但绝无夸大地揭露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和罪行，并着重分析他铸成种种大错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分清历史是非和理论是非，排除“左”的干扰，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深刻揭露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表现，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政治体制，是打着革命口号举着马列主义旗帜的专制政治体制，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秦始皇加斯大林。我们中国只有从制度高度上批透批臭毛泽东，这才是当今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

吴祖光在1997年就说过：“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绝对是一个中国以至全人类有史以来最绝灭人性的、最惨无人道的、最荒淫、最无耻、最残忍、最阴险的暴君。他的罪恶擢发难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丝毫的法制观念。毁灭生灵如同儿戏，毁一条生命，比踩死一种蚂蚁还要容易。”他还说：“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

毛泽东的一生是罪大恶极的一生，是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一生。按照谢韬的说法：毛在历史上的定位，他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不戴皇冠、没有帝号、比皇帝还要皇帝的末代皇帝和最残暴的红色君王，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行者永远留存在中国以及世界空想社会主义历史的记忆中。

10、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能消灭的

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这可以视为毛泽东改变新民主主义设想和对资本主义政策的一个信号。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199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匆匆完成了三大改造。为此，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改变了中共八大确立的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论断，为后来“左”的错误的产生埋下隐患。1958年的人民公社规定，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一两年后也变为公有，使生产关系大大变动，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遭到剿灭。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认为，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以上就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对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基本看法。但是，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毛死后，邓实行改革开放，又把资产阶级请了回来。近年来，更有官僚权贵资产阶级活动猖狂。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可有趣的是，2004年的宪法仍明确宣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好像改革开放后请回来的资产阶级和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就不算资产阶级了，当然更不是剥削阶级了。“睁着两眼说瞎话”、把谎言载入宪法，这样的政治笑话大概也只有充满谎言的中国才可能产生和存在，也可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吧。

据《资本论》记载：当时“英国五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二亿人，这当然不是说纺纱机排挤了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二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用消灭资产阶级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等于用消灭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用伐树的办法造林。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永远达不到那个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一定阶段。

马恩年轻时也曾要消来私有制。辛子陵在《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一文中指出：“1886年2月，1892年1月和7月，……恩格斯用大致相同的语言三次明确：共产主义理论可以谈论，但绝对不能实践，谁要是真干，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作为理论家，否定自己创立的理论是非常痛苦的。恩格斯没有说共产主义理论错了，而是否定了它的实践性，否定了它的可行性。他要把这一理论作为无害的理想，留在人间。他好像预见到后代共产党人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下干出蠢事，谆谆教导后人，共产主义理论是不能实践的，小规模实践犯小错误，大规模实践犯大错误。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如果在这以前你读过许多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记牢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坚持要把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中苏两党长期犯“左”的错误不能自拔的历史根源。”

11、从不罪已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如果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于被人比做大独裁者秦始皇，他说：“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并且补充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既然要个人独裁，就势必要制造个人崇拜。毛泽东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还不断通过各种运动，制造“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来造神。甚至亲自指令人民喊他“万岁”、“早请示、晚汇报”。

毛泽东深知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1976年6月7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对一批干部的怨债，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总理是在批斗我，……，死后还要鞭尸。火化、火化，不留死尸。”

犯错误对任何人来说，都在所难免，毛泽东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死不承认，而使错误愈犯愈大，以致酿成弥天大罪。毛临死前准备传位给江青，带有一点儿无奈，他并没有万世一系的信心，他盘算只要有两代人（江青一代、毛远新一代）的时间，就能根本改写大跃进的历史，赖掉饿死四千万人的历史责任。这就是毛泽东对错误的态度。可惜，这段历史是不能抹掉也不能修改的。正如辛子陵所说：“要用浓墨重彩在这里做一个标记。中国人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的惨重代价，证明“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个实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已诏。”还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他不检讨，原来是怕亡国下台，一语道破天机。自然，更不可能像德国总理勃兰特、英国首相卡梅伦、俄国总统普金、蒋经国、马英九一样为上一代人认罪、赎罪。

伟大的人物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不犯错误。而是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恩格斯与毛泽东成了鲜明的对比。恩格斯临终前五个月，毫无保留的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⒁遗憾的是有些共产党人仍然死抱着马克思、恩格斯年青时的幻想不放，也像他们的前辈毛泽东一样，原来是怕亡国下台，失去既得利益。至今，他们还强词夺理，粗暴地将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

12、灭绝人性的毛泽东

我想通过毛对世界、国家、人民，对同志、战友，对家庭、妻子的态度，来看一看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记载，毛泽东亲口对他说：“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多少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这段话表明毛主使，要挑动战争。毛还说过：“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过去都说帝国主义是疯子、是战争贩子。听毛的一席话，才知毛才是真正的疯子和战争贩子。

大跃进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引发的。结果死了四千多万人，造成人相食的悲剧。毛又怎么看待死人的事呢？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时，曾就核战争发过一番宏论：“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端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千万啊。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毛泽东为何能说出这种话。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上文谈到，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苏联政府闻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毛泽东却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算啥大不了的事！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茆家升《从来佞幸覆乾坤》)这是人话吗？能说出这样的话，在毛的眼中，中国人还是人吗？!毛泽东还有－点人性吗？!中国人真不幸，竟摊上了这种人格低下的暴君！

毛泽东不仅仇恨知识分子，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无穷的灾难。中国人的生命，对毛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他个人的权力是最重要的，并且他的权欲是无止境的。上文谈到，我们的万岁爷五七年冬，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说，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准备以一半人口的生命做炮灰来争夺世界霸权。死几亿人，对毛泽东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中国皇帝的宝座远不能满足胃口，他还要做比帝王更显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球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从来就不把人当“人”，女人是满足他性欲的工具，人民也只不过是实现他权力欲的工具，战时是炮灰，平时是奴隶、生产力。

为了掩盖大跃进中死亡四千万人的罪责，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家宴庆祝73周岁生日，毛泽东举杯祝愿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随后推出了进一步的动乱措施，煽动全国叛乱。所以，毛泽东不仅不顾忌人民的死活，还犯有煽动全国叛乱罪。文化大革命，搞得中国到处一片狼藉和混乱，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族人民都是一场浩劫。在文革中，惨死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种浩劫和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煽动起来的全国全面内战。为了同一目的，在这内战之前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制造了彭德怀冤案。又在内战之中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死了与他在一个战壕里战斗几十年的、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等人。文革中没死的，文革之后，又用种种卑劣手段促成其死在自己之前，如周恩来、朱德等人。妄想把政权交到江青手里，经过江青、毛远新两代之后，就不会有人追究“人相食”的罪责了。

以上是毛对世界、国家、人民、同志、战友灭绝人性的态度。下面再谈他对家庭的态度。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说：毛的二打长沙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这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带著三个儿子就住在长沙市郊杨家老屋。毛离开他们整整三年了。守长沙的国民党长官是坚决反共的何键。三年来他没有骚扰开慧，因为开慧没有進行任何共产党活动。甚至彭德怀一打长沙，差点打死何键，何也没有在开慧身上泄愤。但毛泽东又来二次打长沙，何键极为恼怒，决心报复，在十月二十四日逮捕了开慧和长子岸英。那天正好是岸英八岁的生日。何键给开慧留了条活路：只要她公开宣布跟毛脱离关系。开慧拒绝了。她死在十一月十四日这天。次日，湖南《民国日报》以一个可怖的标题报导了她的死讯：“毛泽东之妻昨日枪决，莫不称快”。这仇恨的对象显然是毛。

其实，毛泽东的部队二打长沙，经过自己的家门口，带走妻子、孩子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毛一到井冈山就娶了贺子珍，早把杨开慧抛在脑后了。凡中国人大概都会记得“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首词 ，可惜杨开慧是被毛皇帝弃之不顾而死，柳直荀则是在毛皇帝发动的肃AB团斗争中被杀的，这词就显得假惺惺了。其实，杨开慧也看透了毛的本性，曾撰文说毛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

陈振中先生指出：“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孕，晚年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码做人的道德底线。”

祝世华先生指出：既然毛泽东有这种丑恶的灵魂（特指所谓的“三宫六院”的帝王思想），因此，在建国后毛泽东也自认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李锐语），并“超过秦始皇百倍”，对他来说玩弄女人于股掌之中，就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被他糟踏过的女子，为尊者讳，这一向是属于绝密的禁区，因此难以数计。这里只涉及三位著名的女性——孙维世、上官云珠和张玉凤。

另据郑义先生《毛泽东与邓楠的那一夜》,毛皇帝甚至连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也没放过。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一个绝灭人性，惟有兽性的人。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因与女秘书莱温斯基的事受到弹劾，差一点连总统都丢了。为什么毛泽东玩弄了那么多女人，甚至还有人专门选美进贡呢？难道这不是制度的腐败吗？毛泽东是中共高官公开包二奶的带头人。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目下热爆网络的是河南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的“阴毛”故事，这个李部长被揭出接受性贿赂，共收集了三百多女性的阴毛，这是第二个有此癖好的淫官（另一阴毛收藏家是湖北官员张二江）。网民热议，称他为“深入裙中的好干部”；“明察秋毫”；“发现了美帝的阴毛”；“组织部长就是考察人，办公桌上考察工作作风，床上考察生活作风……”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现在的高官们养着二奶的不新鲜，甚至有七奶、八奶的，不批毛、不进行政治改革，行吗？!

13、呼吁建立“毛泽东罪行馆”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了一座《波尔布特罪行馆》

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的第四期发表《又见〈红色高棉〉》一文写道：“曾经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国已经以改革开放的态势高歌猛进，但至今没有建立可以公开开放的‘文革博物馆’。首倡其议的巴金老人已经作古，他那颗燃烧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来吧。而这，并不仅仅是巴金老人的梦与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观点是极其显明的。写本文的意图在于促进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馆”能尽快建立起来！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忌谈文革”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忘记这一在神州大地曾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淋淋的局面，无疑这是十分可悲的！

我在上文提到，著名作家巴金曾提议创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倒觉得不如建立一个“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综合博物馆”。这个综合博物舘的理想馆址应选在《毛泽东纪念堂》（当然得重新整顿布置），这也许是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最有意义的贡献。

为什么在柬埔寨能够建立“波尔布特罪行馆”，而在中国就不能或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综合博物馆”或“毛泽东罪行馆”，究竟怕什么？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实在无法理解！

丁抒在《阳谋》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一群，得了中国一统政权后，尚不容陈独秀这堆死骨头存在，挖坟鞭尸，平毁无迹（丁注：1947年陈松年移父柩至老家安庆，江津另留衣冠冢，此当指安庆之陈墓），使百年之后中国政治历史只有毛泽东而无陈独秀其人了。斯大林已遭受后辈共产党的鞭尸，我相信中国鞭尸的历史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