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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９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結束後返回北京時，在豐台火車站同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紀登奎、陳先瑞、吳忠的談話中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了。當時參加談話的吳德回憶說：「毛主席這麼說，使我意識到了陳伯達後邊還有人，不僅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軍委辦小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84
毛澤東為了敲山震虎，第一步是以汪東興的檢討為誘餌，利誘黃永勝、吳法憲、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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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李作鵬等也檢討，借此順籐摸瓜，可以直搗「黃龍」。
９月２２日，周恩來看到毛澤東２１日對汪東興書面檢討的批件後，同康生到林彪處，將毛批件送給林看，提議先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在一起閱讀該件，在他們想通了後，應給主席、林副主席寫一書面檢討，揭露事實真相，與陳（伯達）完全決裂。指出。這樣做，對黨對己都極有利。85
其實早在廬山上，周恩來就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並要吳法憲作檢討。吳法憲很緊張，於８月２８日晚上偷偷報告了林彪。林彪說：「你沒有錯，不要作檢討。」86 葉群對吳法憲說：「你為了捍衛主席思想，主觀動機是好的，不要檢討。」但是周恩來對吳法憲說：「現在要保副帥，這是由副帥講話引起的。法憲，你出來做個檢討，承擔責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帥頭上了。」周恩來給吳法憲出點子，在檢討中要重點寫自己，對林彪講話「理解錯了」。現在周恩來找上門來了，吳法憲不檢討過不了關，葉群對吳法憲說：你犯錯誤不要緊，只要不牽涉首長和黃總長，大鍋裡有飯，小鍋裡好辦。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也勸吳法憲，檢討中不要涉及葉群和他們。87
９月２９日，吳法憲檢討。１０月１３日，葉群檢討。毛抓住了就不放，１４日批示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在廬山發生的問題，是「一個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佔了上風」。因此「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但是黃永勝等還沒有檢討，大魚還沒有釣出來，毛澤東再次強調，「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88
但是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等三人遲遲不寫檢討。
黃永勝覺得自己是半截子上的廬山，自己有什麼錯？根本不需要作檢討。周恩來讓邱會作做黃永勝的工作：不是發言不發言的問題，主要是檢討宗派主義，讓主席高興點！89這就是周恩來喜歡檢討的原因和目的？！
１９７１年２月２０日，毛澤東批評軍委辦事組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要求「採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次日，江青傳達了毛澤東對黃永勝等人的批評。周恩來以自己為例，聯繫歷史上所犯錯誤的教訓，極力勸說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做檢討。90 在周恩來這種引導下，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等以及其他政治局成員也做了檢討。
２８日，周恩來就中央軍委辦事組２６日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檢討報告致信黃永勝，提出：「如果軍委辦事組這個報告，不提在政治局會議上的檢查，事情的發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這報告上單獨寫幾句，也對主席的幾次提示和批評，難以交代，時間也耽擱了。報告上還應寫幾句，在軍委辦事組開會後，各總部、各軍兵種都在繼續進行批陳整風，情況如何，也應寫上。」同日，黃永勝按周恩來信中要求，補充了有關內容。91
３月份，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交出書面檢討。但是所有的檢討都沒有涉及到林彪。毛澤東一時無奈，只能擴大黃永勝等檢討的範圍。３月２３日，毛澤東把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書面檢討批示給周恩來，並通過江青轉告說，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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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一下，給黃永勝等人創造一次機會，讓他們在一定範圍內作檢討，不要再失去機會了。下午，周恩來與康、江商定再召開一次中央批陳整風會議，進一步批陳，並聯繫自我教育。周向匯報毛澤東後，毛提出，此事應向林彪匯報。92
３月２９日晚，周恩來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紀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處匯報批陳整風幾次會議情況，毛澤東對批陳問題的多次批示和談話，以及擬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安排。林彪聽匯報後表示：「完全擁護」毛澤東自廬山會議以來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對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的檢討「很高興」，並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書面檢討」，但是絲毫沒有批評黃、吳、李、邱。93
事後，毛澤東詢問林彪有無批評，吳法憲說挨批了。周恩來幫忙圓謊：「批了，批了。」吳法憲說，這下子毛澤東高興了。94
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５日批陳整風匯報會在京舉行。但是在周恩來前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並表示希望林彪出席時，用李德生的話說是「毛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講幾句話，給他個台階下」，林彪以身體不好為由拒絕出席。95 但是在１８日，王輝球和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同他們串聯的事情，當晚黃永勝就告訴了葉群。林彪決定１９日返京親自坐鎮，準備在必要時候直接出面同江青等抗衡。96 鑒於林彪回京，毛澤東決定會議延長，由周恩來出面，送去批陳整風會議的有關材料，並通過葉群轉話，希望林彪能夠出席會議，但是林彪一口回絕。周恩來私下裡對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要是以講話的形式檢討幾句就好了。」97 周恩來以為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樣，可以為毛的歡心為毛做檢討。
既然林彪就是不肯與會講話，「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也就只能草草收場。毛澤東以退為進，一方面穩住黃吳李邱，另一方面要做足功課，出手必勝。
周恩來在４月２９日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全體大會作總結講話指出：廬山會議及其前後，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同反共分子陳伯達問題的性質根本不同。……經過會上同志們的善意批評和幫助，並有個別揭發。五位同志對所犯錯誤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表示願意通過實踐和學習，改造自己。講話強調：對犯錯誤的同志，只要真正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採取歡迎幫助的態度。98
周恩來複雜的一面在這前後也表現的非常明顯。在廬山會議之時，由於毛澤東還沒有示意出是要打倒林彪。９月７日，在林彪下山之前，周恩來看望了林彪，但是沒有說話。林彪特意叮囑黃、吳、李、邱有事多向周恩來請示報告。99
當毛澤東批示吳法憲等人的檢討「可以了」之後，在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時，在東北小組的王輝球和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同他們串聯的事情。陳錫聯將此事匯報給周恩來之後，周恩來打電話安慰吳法憲：「揭發出這樣的事情，你不要緊張，還是和原來一樣，沒有什麼變化。我要王輝球、王秉璋他們去向你說明情況。」100
對於周恩來希望林彪檢討的態度，林彪並沒有直接表態。但是林彪私下裡對黃吳李邱則說：「根據我的看法，你們沒錯。你們檢討我不怪你們，也不會生氣。但我不會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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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101
２．周恩來要和林彪劃清界限了
毛澤東是對林彪不滿意，還是因為傳統的看法因為林彪代表的軍人勢力的崛起讓毛澤東擔憂？
據說是毛澤東對《紅旗》雜誌第１２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篇社論作了嚴厲申斥的批示，因為「發現」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但是就在這同一期《紅旗》雜誌上，除了這篇社論之外，還有另一篇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其中同樣有「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為什麼毛澤東沒有對它作這樣的批示？在「７２０」事件之後發表的若干社論（《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有時還一天同時發兩篇社論中，幾乎每篇都有這個提法，為什麼毛澤東一直沒有「發現」並作出這樣的批示？
兩篇都有「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但《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中，有一個提法是《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中沒有的－－那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揮的偉大軍隊」。此文突出的用了相當多的篇幅頌揚林彪，大段大段地頌揚林彪對建立人民軍隊作出的貢獻，稱頌他「系統地闡明了和創造性地發揮了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軍無產階級性質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軍的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由此何蜀先生尖銳的提出對林彪的這些頌揚，能不引起毛澤東的不安和反感嗎？102 實際上，楊成武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在上海虹橋賓館，有一天，毛澤東非常煩躁地說：『什麼永遠健康，難道還有不死的人嗎？』」毛澤東還要楊成武回去報告周恩來，不要宣傳個人，否則將來要吃大虧，要犯錯誤。103 這裡的個人指的就是林彪，這是對輿論宣傳林彪的直接否定。對於周恩來，也知道了毛林之間關係的玄機。幾年後，毛澤東南巡時明確說：「有人說軍隊是我締造的，但不能指揮。」104
也有不少的文章提出，是因為軍隊勢力的極度膨脹導致毛澤東對林彪的不滿。事實上軍隊勢力的極度膨脹同林彪權勢的增加並不存在必然關係。「九‧一三事件」之後，到「十大」的時候，各省省委書記中，軍人占４７％，第一書記中仍然占６６％。105 所以毛澤東真正忌諱的是林彪本人的「權高震主。」
九屆二中全會，林彪一個講話，引得二百多個中央委員的共鳴，竟然「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表面上矛頭對著張春橋，骨子裡否定文革。毛澤東坐不住了。毛澤東看出廬山會議這場風波同林彪有密切關係。
８月２４日，周恩來就同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談話，追查他們的所作所為。緊接著８月２８日就要求吳法憲做檢討。106
當毛澤東將鬥爭的矛頭指向林彪時，出利害關係的選擇，無論原來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如何，周都不會冒主席之大不韙，為林彪說一句好話。相反，周一如既往的如同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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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羅、陸、楊，對待劉少奇一樣對待林彪。落井下石是必然的。
雖然周恩來勸說吳法憲爭取主動盡快寫出檢討是為林彪講話承擔責任，甚至隨後建議毛澤東刪除為批陳伯達而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涉及到吳法憲的內容。周恩來甚至在毛澤東發怒之後，仍然在２６日一大早，周恩來就全會印發林彪開幕式講話一事致信康生：為使林副主席講話不發生任何副作用，請你起來之後認真讀兩遍，有需要改動處，請用鉛筆改，於午前退我親收。此事純屬愛護副帥，忠於黨，忠於領袖，以此共勉，暫勿告人為墾。107 午前，康生將林彪講話稿退回，並告，我看了兩遍，只在第三頁上改了一個標點。如果林副主席同意發表，我看可以印發給到會同志們學習。108
但是周恩來開始同林彪一派拉開距離，並有意洗刷他本人與這場風波之間的干係。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吳法憲應該在政治局決定全會討論林彪講話的問題上替他講幾句話。吳法憲果真照做了，把責任擔了起來。不僅如此，周還一再要吳法憲出來證明他當初曾經批評過黃永勝不願留守北京，非要上山這件事，以便讓毛知道他並沒有上林彪的這條船，事先並不知情，而且是有過鬥爭的。109
此外，周恩來還設法補救他過去對張春橋一直比較冷淡的態度，刻意在一些場合當眾表揚張、姚兩人，說他們這回姿態高，照顧大局，不計較別人的誤解，事後還主動在發言中講了維護林副統帥的好話。８月２９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曾經連續三次給主持會議的林彪寫條子，希望他在講話中表揚張春橋、姚文元幾句，以利團結。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110
對于毛澤東想通過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檢討，進而把林彪揪出來的戰術，周恩來也是極力配合，不斷催促他們做檢討，其中不乏以自己也做過檢討來勸說。後來毛澤東果然在葉群的檢討上做出嚴厲的批評。當初搞劉少奇，不也是先從王光美入手么？
更為明顯的是周恩來對待林彪本人的態度的轉變。林彪被明確樹立為接班人之後，如果毛、林、周等國家領導人依次而出會見內賓和外賓時，周恩來總是將隨行的人有意壓後幾步，以突出毛、林二人。這在文革歷史紀錄片中是可以看到這個細節的。111 周恩來為了突出林彪，當其和林彪一起對公眾講話時，也刻意注意突出林彪。例如在１９６６年的「８１８」講話中，林彪先講，周恩來隨後。周恩來特意在呼喊「毛主席萬歲」時比林彪少喊一個。林彪喊了三個而周恩來只喊兩個。112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份，毛澤東以下發中央文件的形式，將毛同斯諾的談話發到「黨的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毛澤東說：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113
為了配合毛澤東的攻勢，在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周恩來找出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８月和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所發兩份文件，114 其中周恩來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中央批准同意陶鑄的報告上寫到：「此件不因人廢言，因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須嚴格執行。」周恩來又在原報告所寫「主席指示：今後不用這類語言（即『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認為這是偉大領袖的謙遜態度。我們應當照主席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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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處批註：「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謙遜，而是不科學，因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要發展的，無止境的，永遠不能說『頂峰』，說『最高最活』。」周恩來還在在逐段批注時特意註明：「林副主席在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當時，為反對劉少奇的不提而對抗毛澤東思想，用此提法，有鼓舞全黨全軍全國人心，打擊劉少奇反動氣焰的必要性。」115
洞察出此間奧妙的周恩來，在１９７１年２月１８日，將外交部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古巴駐華臨時代辦加西亞訪問外地的幾點反映」送毛澤東閱。簡報第四條反映加西亞在井岡山參觀時對講解員不提南昌起義和朱德率部上井岡山這兩段史實提出意見，認為這樣講外國人不容易理解。毛澤東批示：「第（四）條說得對，應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116 然而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周恩來，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來在大會重點發言中公開宣稱「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當時周恩來這個不「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的發言，嚇得林彪趕緊打斷周恩來的話，說：我林彪沒什麼，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著賀龍、朱德早就完了，沒有今天。還當場哭了起來。117
其中引人矚目的是，周恩來在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０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講述了黨內兩條路綫鬥爭歷史。周恩來在講述「井岡山會師」時説：「當時林彪是個連長，陳毅同志是個団的黨支部書記。」在這裏，周恩來絲毫不再提毛林會師一事，而且把當時仍然爲右派代表的陳毅作爲林彪的上級講出，這與當初周恩來極力對林彪的吹捧形成鮮明的對比。更爲驚訝的是，周恩來再談話中表揚了鄧小平。（筆者註：將在第１１章詳述。）118
在１９７１年８月，周恩來對一幅準備對外發表的畫有毛澤東、林彪在一起的題為《遵義會議》的油畫批示道：「這是違反歷史事實，應予否定。」119 這實際上是在否定誰呢？。
到１９７４年楊成武復出的時候，周恩來說：「「我要向你檢討，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頭上，一切幸福來自毛主席……」。120 羅瑞卿解除「監護」後，周恩來也曾讓鄧穎超捎話給羅瑞卿，希望他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把一切功勞歸於毛主席。121
三、「九‧一三事件」
１．事件突然爆發
筆者認為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竟然對毛的禁臠張春橋下手，而響應者盡然群勢洶洶，形成潮流，「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使毛澤東深感憂慮，於是拿掉林彪成為必然之舉。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步步緊逼下，儘管周恩來一再勸說，林彪還是沒有行動起來，公開認錯，主動讓位。
７月１０日，毛澤東向陪同周恩來前來匯報的熊向暉瞭解黃永勝等人在總參植總鬟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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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情況後，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122 周恩來對熊向暉說：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123
陳長江回憶主席對接班人林彪越來越不滿。到１９７１年８月，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頂點。謝靜宜的丈夫蘇某在空軍機要局，通過謝靜宜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主席決定南巡，行前主席說，我就不相信，這些司令員們跟著林彪走。難道解放軍都會造反？還是那句老話，如果解放軍不聽指揮，我再上井岡山打游擊去。124
８月５日，葉群身體不適回到北京檢查。８月６日晚，邱會作帶夫人胡敏來到毛家灣，談到深夜。周恩來特意打電話問候，聽說葉群正在接待客人，馬上追問是那些客人。125
８月９日周恩來陪緬甸政府總理奈溫前往廣州參觀訪問，臨行前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安排中央日常工作，並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毛澤東的護士長）同志以保密電話告訴我，或告（王）海容（毛澤東的侄女）轉告。126
１９７２年５月，周恩來在一次會上說，毛澤東為什麼要南巡？去年批陳整風匯報會，中央文件發給軍事系統６０多份，可是軍委辦事組黃永勝他們扣住了，只發了７份，傳達範圍非常狹窄。去年７月被毛主席發現了，說要繼續跟各地打招呼，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毛澤東南巡時說，批陳整風匯報會，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摀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麼行呢？127
這說明周恩來清楚毛澤東的意圖：毛澤東在南巡中的一系列行動，其矛頭都是對準林彪的，顯示出毛已下決心將林彪的問題端出來，徹底解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實際上，毛在南巡前已向周恩來打了招呼，其行蹤也只有周一人知曉，周對此心知肚明，密切予以配合。128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４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視，同沿途黨、政、軍負責人談話，講述黨內路線鬥爭歷史，批評並揭露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以及背後支持的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分裂黨、急於奪權的陰只顒印Ａ硪环矫妫芏鱽砟辏冈拢保度蘸蛷埓簶颉ⅫS永勝、紀登奎乘火車到北戴河林彪處匯報工作，並告訴林彪黨中央決定在國慶節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129
一方面周恩來於９月１０日請示國慶節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補選幾名中央委員等事宜。毛澤東批，都同意，還要補選常委。另一方面，「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黃、吳、李、邱均有重任，黃為第一副總理，張春橋、李先念、紀登奎等也是副總理，李、邱也是副總理；吳是副委員長，只是大家不理解，主席為什麼要康生當委員長，而不讓朱老總當委員長，總理還叮囑這幾個將軍在會上不要再議，不要放炮，主意不是他們幾個的。130
筆者認爲，此舉措完全是想穩住黃永勝等人，不要把黃永勝等人真的逼向林彪，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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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爲「孤家寡人」。雖然杖玑醽睃S永勝説我雖然忠于林彪，但是更忠于毛主席。但是毛自己确要小心行事，猶如文革初要把北京城變爲「水晶球」一樣才敢回到北京。但是一旦將林彪拿下，一向號稱「死了張屠戶，不吃混毛豬」的毛，是不會留用黃永勝等人的。當初楊成武倒臺之後，葉劒英等人遭到毛的拋弃，也是此種原因，無非葉劒英是和楊成武都是踩著羅瑞卿的肩膀上來的罷了，更何况在「文革」中同林彪一起對抗過江青的黃永勝等人呢？况且黨內的鬥爭模式早已固定，等著你騰出位置的人和你曾經整過的人，正眼巴巴看著你倒黴，早已經準備好大石頭了！
周恩來對於南巡中的毛澤東保持著「熱線」聯絡。毛澤東向周交代林可能會被他逼得狗急跳牆。131 ９月３日，在南方陪同毛澤東巡視的汪東興，將經毛澤東閱改過的他和華國鋒追記毛澤東沿途談話內容稿專送周恩來處。132 ９月１１日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前往長沙聽毛談話後返京的華國鋒談話。133 ９月１２日，毛澤東火速回京。毛澤東的專列路過濟南的時候，濟南軍區政委袁昇平給周恩來打了個電話，匯報了專列離開濟南的時間。134
當夜「九‧一三事件」爆發。林彪的飛機還沒有起飛，周恩來對李德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林彪「要逃」！135 葉群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表示夜行不安全，而且說要去看望林彪！葉群急忙推辭。136 當周恩來得知有飛機在北戴河機場，連續採取了以下關鍵措施：
（１）周恩來叮囑吳法憲如果葉群來電話要去調飛機，則不能答應，說要先請示我才可。吳法憲照做了。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吳法憲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做決定，要請示總理。這可是原先沒有的事！葉群接著打電話找黃永勝，但是黃永勝被周恩來「留在」人民大會堂了！葉群找不到黃永勝，這才慌了！葉群急忙衝向林彪的臥室：首長，黃吳李邱被（周）抓了，現在就要派人來抓你了！137
（２）周恩來同葉群講完電話後，在凌晨零時左右來到中南海游泳池，告訴了毛澤東，並且隨後毛澤東就搬到人民大會堂。138
（３）當林彪的座車大紅旗從其駐地衝向北戴河機場時，８３１４部隊中隊隊長肖奇明開槍射擊，擊中大紅旗後座玻璃上。事後周恩來還表揚了肖奇明，槍開的好！139
無論葉群一方還是毛、周一方，都相互把對方當成了敵人！
當天晚上，周恩來還告訴了李作鵬一條奇怪的命令－一道命令把黃、吳、李都繞進去了！當葉群和周恩來通電話時，葉群對周說林彪要「動一動」，是「天上動」。周恩來先以夜航不安全為由加以勸阻後，隨即令李作鵬：山海關機場的專機不要動，要動須有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飛，但是後來則稱李作鵬將此命令篡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140 雖然後來李作鵬回憶說：９月１２日晚上在海軍大院，周恩來給他打電話，讓他通知山海關海軍機場。這個關於三叉戟的電話是李作鵬、李作鵬夫人董其采和朱秘書三人記錄的，核對後，還特意給周恩來復誦了一遍。復誦時用的是李作鵬夫人董其采的記錄稿，周恩來肯定地回答對，傳達也是按這個記錄稿。以後審理「兩案」時說李作鵬說一人讓起飛就起飛，而李作鵬堅持說他說的是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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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起飛才起飛，他沒有篡改。141 其實無論是哪一個版本，都不重要。
如果要攔堵飛機，周恩來可以直接通知機場。周恩來為什麼要「捨近求遠」？而且這個命令，周恩來並沒有告訴黃永勝和吳法憲，也就是說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周恩來的命令就是讓飛機無任何起飛的可能性！142 若是周恩來本意如此，那麼可以直接通知機場把跑道封死就可以了。如果是因為黃吳李都是軍委辦事組成員，但是李德生等人也是軍委辦事組成員。周恩來的真實目的就是想把黃永勝、吳法憲和李作鵬都拴在一根繩上。更为更爲重要的是，黃永勝等人作爲林彪的下級，此命令有何用？！
那麼邱會作呢？
知情人透露，邱會作曾講，「與其說林保過我，不如說周保了我」。早在１９３５年內周恩來從鄧發手裡救下了邱會作，後來長征時，周患重病，肝膿腫，高燒昏迷不醒，是邱和另外三人一直用擔架把周抬出草地的。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周恩來對著一群革命小將，作了一大段關於邱會作的講話。首先周回顧歷史表達了邱是我周恩來看著長大的，而且是行影不離的。並且說是在１９５９年，毛親自點名叫邱擔任總後勤部部長的。邱作的很出色，有多麼出色呢，周恩來在點名道姓地點評了我軍歷任總後部長之後說：「邱部長是我軍歷來最優秀的後勤部長，是最好的後勤部長。這不僅是我的看法，也是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邱在周、林之間起到什麼作用呢。在第二次廬山會議前，林與周曾過默契，相互支持彼此很多。邱會作自己這樣解釋過，是某種意義上的林、周之間的聯絡員。周對於邱是充滿了期望。７０年代初，有次邱隨同周接見外賓時，周恩來被問起高齡、接班人選時，周以手指邱說：已經找好了，就是這個人。隨即表揚了邱所負責的生產、整頓、軍工、後勤等部門，對未受到大的破壞、內部尚有序表示滿意。當時葉帥、熊向暉等都在在場。邱極感受寵若驚，乃至半晌無語後來在回憶錄裡對這段好好寫了一筆。據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回憶：老毛在９月２３日晚上向周恩來佈置對黃、吳、李、邱採取措施後，因已通知邱會作第二天上午到機場送負責同志出國到越南訪問，沒有來得及同邱會作談談。工作人員解釋說「總理確實想單獨找邱會作談談，做做工作，因時間來不及，沒談成。」其實這就是一種春秋說法。在「九‧一三」之後的去越南代表團的名單上還有邱，周一直想把邱支開，讓邱去越南避下風頭，這才是周的想法。143
２．「９‧１３事件」對周恩來的衝擊
「九‧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曾經痛哭。對此，有很多不同的解析。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有如下解釋，即林彪作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卻叛國投敵自我爆炸，周恩來深感無法向世人交代其中之原因。144 高文謙先生的解釋為毛周因治國理念的不同，周長期在毛的陰影下生活，有志難伸。145 丁凱文先生則認為「毛澤東的下一個鬥爭矛頭必是他周恩來無疑。所以當紀登奎一提及林彪自我爆炸應該高興時，周不僅不能高興，反而悲從心來。周只能告訴他們『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顯然，周恩來心裡明白他不僅又要作一個新的專案組的負責人，製造新一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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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很可能他自己也逃不過這一被整的厄撸珴蓶|怎麼會容忍他周恩來坐穩接班人的位子呢？」146
邱會作曾經説：林彪死了，最困難的就是總理了，過去林彪在，總理可以因此擋住來自上海幫的明槍暗劍，現在，總理被推到一線了。果然不久，就開始批周公了。147 邱會作明白此道理，周也會明白。
周恩來在得知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後，一個人面對牆壁大哭，說過最有份量的兩句話：「還沒有完」和「林彪是個好人！」148 周恩來當然知道林彪是好人。知情人説，周恩來曾經坦言：在林彪手底下，比在彭手底下好過的多。現在應該更明確的説，周恩來自己當然更清楚，如果林當家，那麽周的日子會比毛當家的時候強過萬倍！
林彪事件對毛澤東的刺激是巨大的，對周恩來的刺激同樣是巨大的。向來謹慎小心的周恩來，在那段時間變得多疑；不僅是謹慎小心，甚至可以說是謹小慎微了。周恩來的專機機長長張瑞鞂Υ擞羞^生動的回憶「林彪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訪問我國。
１０月１０日，總理陪他去南方參觀訪問。以往專機起飛，由機長向總理報告航線、時間、天氣、機況後，總理同機組同志們握握手，問候一聲就放心地上飛機了。這次不同。聽完報告，他不放心地問：「飛機檢查了嗎？」答：「都檢查過了！?」周又問：「正常嗎？」答：「正常。」周再問：「沒發現問題？」答：「沒問題，都正常。」周繼續問：「試飛過嗎？」答：「試飛過。」周反覆問「也檢查也試飛過了？」答：「我親自檢查試飛過了。」機長張瑞鞆模保梗担茨昶鹁蜑榭偫盹w專機，從未見過總理這樣不放心。我自己跟隨總理乘飛機，何止百次，空中遇險就有過七八次，更不曾見過他這樣不放心。又問一句：「你們都是黨員嗎？」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飛機。
專機飛越長江時，張瑞靾蟾嬲f：「總理，要過長江了。」
總理一直在朝航線下方張望。以往遇險，都是我不放心，我緊張。我總想找機長去問個清楚，而總理都是一百二十個信任地穩坐不動。記得兩年前總理跟葉帥去河內弔唁胡志明，專機升空不久就進入雷雨區，電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紅，飛機像燃燒的火團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邊提醒張瑞鞄拙洌偫眈R上揮手制止：「別去打攪人家，瑞焖麄儠修k法的。」
這一次卻顛倒了。飛得四平八穩，我一百二十個大放心，總理卻狐疑地朝下方望個不止。
「是過長江嗎？」總理朝下望，朝張瑞炷暎骸肝以觞N沒看見長江呢？」
「那裡，看到了嗎？在那兒！」張瑞鞄椭偫碚业较路綄掗煹拈L江入海那一段，幾個人都跟著說看到了。
「瑞煅剑@是長江嗎？」總理臉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該不是海灣或外國的什麼河吧？總理的聲音充滿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沒錯，總理，是長江。」張瑞烀δ贸龅貓D遞給總理：「你對照一下，現在看到的就是這一段……」
總理拿著地圖，在張瑞斓闹更c下，對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點點頭：「哦，是長江……」149
以鎮定出名的周恩來的此番作為確實出乎意料。周恩來首先要確認飛機無任何機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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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再次要求確證的機組人員政治上可靠，最後自己要親自證實飛機是在國內飛行。此等諸般行為同「九‧一三事件」究竟有因果關係，現在為止，尚未發現有力材料證明之。
３．新一輪的迫害
９月２１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表示同意汪東興的報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設一專案工作小組，掌管和整理有關林彪、陳伯達全部案件材料，該專案工作小組以紀登奎為主、汪東興為副領導進行工作。毛澤東批示「同意。」150 隨後，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吳德、吳忠十人組成中央林陳反黨集團專案組，下設由紀登奎、汪東興領導的辦公機構。又經報毛澤東同意，１０月３日，中共中央分別發出撤消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來負責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專案組的通知。
猶如中共一輪輪的清洗，「林彪事件」之後的清洗是驚人的。丁凱文先生說：「『九‧一三事件』雖以林彪專機墜毀於外蒙而結束，但事件本身的後續影響卻剛剛開始。中共內部開始了新一輪的清查清洗，抓了一大批所謂林彪『死黨』、『餘黨』。中共軍內被立案審查的軍以上幹部就達千人之多，隨即而來的就是各種形式的『株連』『迫害』，受牽連者幾達三十萬眾之多，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林彪一案過去三十多年了，可是其影響依然未消，許多人冤獄未平、死不瞑目。所以，林彪一案絕不僅僅是林彪一家或『黃吳李邱』幾員大將的問題，其牽連之廣，受迫害人之多，比劉少奇一案有過之而無不及。」151 直到１９７４年，又有很多人被劃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漏網殘餘分子」被整肅。
以總參為例，自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底，總參黨委就開過四次擴大會和專題清查會，集中揭發清查總參工作人員同林彪的問題。在這期間，總參黨委向中央上報了九十七期揭發材料。在此期間，除中央審查的二十二人外，總參還清查了有牽連的五十九個人和二百二十多個問題。152
時任副總參珠L的閻仲川就因為「林彪事件」受牽連。而閻的主要問題則是發生在１９６９年的「一號號令」。153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在蘇州的林彪通過秘書張雲生向在北京值班的軍委前指下達了幾條指示。黃永勝接到指示後要求閻仲川把指示下達到軍中。閻仲川則自作主張的把其編為「前指開設之後的第一份首長指示，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這就是「一號號令」的緣起。隨後軍委前指陸續下達了一號、二號、三號、四號等命令。但是這些命令下達並沒有預先通知周恩來。後來地方系統的電報、電話報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多數報告都把林彪指示稱為「林副主席一號號令」或「林副主席一號令」。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看後大為驚訝。於是１９日晚，周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詢問林彪指示的來歷、內容，特別指出為什麼要把林彪指示稱為「一號號令」？對此，閻仲川的認識則是：回答周恩來的提問並不困難，即使說清楚了，問題並未解決。問題的癥結在於，林彪的指示雖然只發軍隊，卻事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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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且執行起來不能不涉及地方。周恩來作為毛澤東指定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負責人，這件事情軍委辦事組理應向他報告。但黃永勝佈置任務時對此卻未作交代。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在批評辦事組成員時，卻又偏偏未點明此事，越是這樣越令人感到難過和不安。154
周恩來可以說有理由質問黃永勝並表示對此不滿，因為周恩來畢竟是代表中央坐鎮北京的第一號人物。但是此後發生的事情則難免顯得周恩來有點「小家子氣」了。
９月１３日當天，周恩來接見閻仲川、彭紹輝、王新亭、張才千幾個副總長。周恩來表情嚴肅，坐在沙發上。見到閻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時不可少的寒暄，對他們聳肩，兩手向外一攤，突然說了一句：「哼！副統帥，跑了！」大家全都愣了。周恩來突然用爍人的眼光望著閻仲川，直呼其名：「閻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聽到點什麼風聲沒有？」問到自己頭上閻仲川反而冷靜下來。他簡單地搖了搖頭：「沒有。」155 周恩來雖然沒有再問下去，但是對閻仲川來說這已經是惡叩拈_始。
９月２４日，隨李先念訪越的閻仲川回國。代表團成員下飛機後沒有各自回家，卻被引導到貴賓室。大家剛剛坐下，周恩來便態度嚴肅地對閻仲川說：「閻仲川同志，中央已經決定黃永勝離職反省。你是黃永勝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發他的問題，首先是政治方面的，還有生活方面的！」然後他向葉劍英等人點了點頭，獨自先行離去。閻仲川思想牴觸：要我當黃永勝的助手，是組織的安排，當助手而「得力」，有什麼錯？葉劍英先講話了：「你還年輕，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發交代，還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說了一句：「好好揭發交代羅！」主講是紀登奎和李德生。他倆介紹了半個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兒子林立果「小艦隊」的一些活動，什麼「５７１工程」紀要，暗害毛澤東的陰钟媱潱鹊龋Ｍ愔俅ㄕJ清形勢，與林彪、黃永勝等人劃清界限，積極揭發他們的罪惡活動。156
從此，閻仲川開始了隔離審查的生活。專案組提出許多認為可疑的問題，要他逐個回答。他全憑記憶筆寫口答，居然對每年的來龍去脈都說得清清楚楚，專案組已經感到沒啥可問的了。閻仲川的絕大多數問題陸續都排除了，但在「一號號令」問題上卻長期過不了關。閻仲川認為，林彪發佈緊急戰備指示，是否別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負責向全軍傳達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組織上符合原則、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懷疑，因為是軍委辦事組五名成員向他下達任務。如果說自己在承辦此事過程中有錯誤，那麼，第一是編號可以不從頭另編，以免引起誤會，但這只是技術問題；第二是在傳達指示時，沒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這屬於考慮不周，是在時間緊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沒有向周恩來報告，這確是重大失誤，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是以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成員應負責任，因為按工作程序，理應由他們向周恩來報告和指示軍委前指報告，他們卻馬虎了，當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動提出建議，也可能就不會有以後的問題了。閻仲川的上述認識被認為沒有抓住要害、實質。157
問題的癥結出在哪個地方呢？
直到１９７１年底，負責對閻審查工作的副總長張才千、陳繼德同閻仲川談話時，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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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嚴肅地告訴他：「總理已經講了，『一號號令』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啊！你要充份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閻仲川問定性的根據何在？「總理親自問過主席：知不知道林彪發過一個『一號號令』？主席說，什麼『一號號令』？我沒聽說過。」158
就因為黃永勝沒有及時將林的戰備指示傳報給堅守北京的周恩來，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把此事上綱上線到如此地步，已經不單單是「耿耿於懷」的問題了。周恩來以此表示和林劃清界線！然而事實卻是，毛澤東知道「一號號令」正是周恩來告訴毛的！
林彪指示是發軍內的，又是電話稿，並未抄報周恩來。但是，有的軍區收到指示後，因為軍區領導人兼任所在省革委會主任，於是向省革委會領導成員作了傳達，而省革委會領導中有群眾組織代表，這些人「造反派」的習氣未改，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講究不打折扣，聞風而動。他們不考慮什麼後果不後果，連夜把指示的內容寫成大字報捅上大街，果然馬上引起轟動效應，部份群眾大為惶恐。西南地區一個邊境省尤其鬧得邪乎。這種情況是通過地方系統的電報、電話報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多數報告都把林彪指示稱為「林副主席一號號令」或「林副主席一號令」。159 而周恩來正是把這些材料傳閱給遠在武漢的毛澤東的！160
４．「九‧一三事件」之後的新的政治格局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４日毛澤東接見新成立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指出：林彪、陳伯達搞陰只顒樱钪已久，目的就是要奪權；文化大革命中整幾位老帥，也是林、陳他們搞的。又說：要好好整頓我們的軍隊，頭腦不要太簡單了。「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下達指示，要用軍委名義。」161
周恩來此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周恩來在黨政軍三方面的領導正式名正言順。「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重病之中只能向周恩來「托付」。
葉劍英在毛澤東在１９７１年５月、南巡時就已經向其手底下高級將領吹風，重提葉劍英的歷史功績。「九‧一三事件」當日，周恩來就揣摩毛澤東的聖意指定葉劍英處理林彪善後問題及戰備事項。逮捕黃吳李邱的當天，周恩來就提議中央軍委工作由葉劍英主持，並籌組軍委辦公會議。162
周恩來對政治的把握還在於對華國鋒的任命上。對於華國鋒備受毛澤東信任的事實，周恩來與９月３０日提議華國鋒為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163
《毛澤東傳》的作者們認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轉折。它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不得不面對這一現實，一方面把文革中的罪行都一股腦兒放到林彪頭上，另一方面毛澤東不得不採取更多的措施來挽回人心。在一系列的糾正文革錯誤的措施中，周恩來無疑再次成為具體的實施者和組織者，這為周恩來在文革結束後的名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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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犯了功高震主的「錯誤」，這也是造成周恩來在１９７３－７４年被批判的根本原因。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底，有人把外國一些雜誌帶給毛，並說外國媒體突出周恩來，很少提及到毛澤東，並提示毛，１５３號《新情況》同毛的思想不一致。164 這就是周恩來成了被批判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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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十章
起伏的兩年：從最高點跌落到受批判
「九大」之後，特別是「九‧一三」之後，毛澤東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具體錯誤，同時也意識到黨內外日益增長的利用這些錯誤來懷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傾向。因此，毛澤東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著手糾正那些已經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包括調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是由於毛澤東不僅不會放棄「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而且還一再發起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二者都是為了捍衛「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於是出現了在意識形態上維護文革，在具體實踐上調整政策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下，出現了在思想上是「反右」還是「反極左」的爭論，至於繼續解放老幹部、調整經濟政策等方面則無大的改變。
由於毛澤東並沒有給出具體的界線，在調整政策的過程中，處於「二把手」位置上的周恩來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來糾正「文革」造成的錯誤。一旦越過了毛澤東的底線，必然遭到毛澤東的斷然否定。對此，大陸黨史界無疑是誇大了周恩來在１９７２年的整頓中的作用。尤其是明顯地忽視了這種整頓其實大多始於「九大」。周恩來用批「林」的方式來批「極左」、批「無政府主義」也是沿用毛澤東最初的語言。
在具體執行政策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執行調整後的外交政策方面，周恩來取了得巨大的成就。這時候，毛澤東對其不滿程度亦隨之增加。特別是周恩來所處的地位是二把手，按照慣例，在毛出現意外的時候，隨時可能成為當家人，而周又不是毛澤東所中意的接班人。因此，毛澤東首先是在１９７２年的「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讓周恩來做了極為過份的檢討。繼而在１９７３年的７月份對周恩來提出嚴厲的批評，以至到１９７３年底對周恩來的不滿到達了最高點，對周進行了無情的打擊。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告訴黨內高層：周是有歷史問題的、周並不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周不是接班人。
作為「文革」湧現出來的新一代的代表王洪文，「九‧一三」以後迅速崛起，其中周恩來起了相當大的作用。１９７３年下半年的批周之所以沒有最終將周打倒，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初出茅廬的的王洪文極其需要周恩來的「傳幫帶」。伴隨著「十大」的結束，王洪文的位置穩固，鄧小平在這段時期的表現，也使毛覺得滿意。
１９７３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對調，鄧小平並沒有參與其中的任何事務。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目的主要是：為整肅軍隊、在各大軍區開展下一步的邉樱瘁醽淼呐峙祝┳龊脺蕚洌瑥亩姑鼑烂艿乜刂栖婈牐刮母锛みM派能夠滲入軍隊。
一、「九‧一三事件」以後的調整和落實政策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轉折。它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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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道：「見過尼克松後，有一天他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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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我說：『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怎麼只有兩件？』他說：『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2
毛澤東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裡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3
毛澤東不承認失敗，但是承認有不足，有錯誤。在不涉及「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前提下，可以糾正這三分錯誤。這在「九大」以前就開始了。
如黨的重建，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就作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社論中公佈了毛澤東提出的整黨建黨的綱領：「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１０月１４日，《人民日報》又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這些話為文革中新生力量進入黨內提供了的依據。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則講「整黨建黨，事實是需要重建。」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８日，康生在中央和全軍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上對於如何整黨、建黨做了長篇指導性講話。在１９７０年底到１９７１年初，部分省、市一級進行了整黨，產生了新的省、市委。到１９７１年８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一級都進行了整黨，都產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區黨委。4
在其它領域包括經濟政策、外交政策、解放幹部以及更為敏感的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開始逐步落實政策。「九‧一三」之後，在經濟領域、科教文等部門的糾左並沒有因為「九‧一三」而停頓。恰恰相反，毛澤東為了保持國內穩定，抵消因「九‧一三」事件帶來的衝擊，化解黨內外日益增長的種種不滿，加快、加深了各個領域的整頓，也加速了老幹部的解放工作。不過顯而易見，此時的整頓更具有功利性。
「九‧一三」事件不僅使普通百姓當中一些人覺醒，也對上層帶來巨大的政治衝擊，也給毛澤東本人帶來精神上的沉重打擊，使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因此毛澤東不得不更加倚重周恩來。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４日，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下達指示，要用軍委名義。」5 在毛澤東的同意下，周恩來全面主持工作，包括落實幹部政策、經濟政策，開始中美兩國的高級會談等等。特別是毛澤東有過「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批判極左思潮」的指示，而在１９７２年６月份毛澤東又指出林彪是「五•一六」的總後台，批林彪自然是要批極左。6 這也是１９７２年整頓的主旋律和內在邏輯。
儘管１９７２年周恩來主導的整頓工作是「九大」以來在各個領域糾左的繼續，沒有毛澤東的同意，這種糾左是不可能進行的。特別是在毛澤東嚴密控制的外交部門，中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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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文件（１９７２年２６號、３１號、３８號、４２號）提到反無政府主義。這些中央文件沒有毛澤東同意是不可能發出的，但是人們的注意力多數集中到台前的周恩來身上，使周成了糾左的代理人和實現中美、中日建交的外交形像大使。這成了日後毛澤東嚴厲批周的動機之一。
在同意糾左的大前提下，毛澤東並沒有給出具體明確的政策界線，因此周恩來並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越過底線，只能試探。當輿論上的宣傳同文革的指導思想上發生衝突、影響到文革本身時，毛澤東就果斷制止，以免動搖了「文化大革命」的根基。而具體執行「糾正極左」、「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周恩來就成了毛批判的對象。
１．各個領域的調整
儘管毛澤東在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３日曾說過：「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眾有無政府主義，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機殺人放火放毒，包括武鬥在內，我看這些都無關大局。」7 但是毛澤東也認為：已經進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該準備收尾了。因此，毛澤東在這年三月間在談到「九大」文件時已經說過：「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６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此標誌著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出局。此時的毛澤東他考慮在適當時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第三個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把局勢逐步納入正軌，並且認為這樣做是完全可能的。8
要把局勢納入正軌，必然要對６７－６８年期間在各個領域橫行的無政府主義和極左路線加以清理與整頓。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０日，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強調「在經濟戰線、生產技術領域，照舊框框不行，要打破常規，當然合理的規章制度還要保留，廢除了不行，那是無政府主義思想。」9 經過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於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９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邉拥闹甘尽罚甘疽螅保υ黾由a；２．基本建設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盡快形成生產能力；３．大搞綜合利用；４．提高勞動生產率；５．大力降低消耗定額；６．提高咻斝剩唬罚岣弋a品質量；８．改善經營管理；９．大抓清倉查庫，注意修舊利廢，節約代用。指示說，上述各點主要是講工業戰線，同樣適用於農業、財貿和其他各條戰線。10 同年６月１８日，周恩來指示李先念、余秋裡北方七省煤炭減產是在「一打三反」加「增產節約」邉俞嵋环N反常現象，應引起各地嚴重注意。防保守，排極左，仍然是當前主要任務。11 同年１２月經毛澤東批准，下發針對各行各業因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而廢除原有必要的安全制度而造成重大事故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安全生產的通知》。12
１９７０年６月，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關於開展保密大檢查情況報告》的批示稿說，各單位應結合當前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克服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的傾向，普遍開展一次群眾性的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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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檢查，發動群眾認真清理機密文件、密碼、電報、國防工業科研機密資料和工作記錄等等。13
針對農業生產，周恩來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４日接見參加農業、商業，外貿等專業會議代表時指出：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起來了，就要防止另一種傾向，就是不講平衡，不講計劃，甚至平調。繼而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８日周恩來接見出席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的代表是進一步提出：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搞好農業更要靠地方的積極性，要堅持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強調：要掌握好政策，對中央已經規定的政策，不要隨便改動，如獎勵、自留量、換購等辦法，還要堅持不變。14
１９７０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根據周恩來多次講話的精神，國務院先後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和全國林業會議，決定適當放寬農村經濟政策，在保證集體經濟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允許農民個人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允許生產隊擁有因地制宜種植的靈活性。此外，國家還通過調高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降低支農產品的出廠價和銷售價以及實行糧食徵購一定五年不變等政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15
外交部批極左始於更早。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２日火燒英國代辦處後，毛澤東指示要揪出王力等人。在這點上，毛澤東的態度和周恩來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８月３１日周恩來就批評道「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信譽。」９月１７日，周恩來指責外交部有關負責人，未經批准就同意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館對巴基斯坦非官方報紙刊登台灣反共消息和勃列日涅夫反華言論事向巴政府提出抗議是極左行徑。16 「九大」以後，周恩來更是多次批評外事部門的極左行為和思潮。在「九‧一三」前後的兩年，周恩來更是利用猛抓「五•一六」來達到控制外交部的目的，到１９７１年周就幾乎完全控制了外交部。17
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８日周恩來約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及有關各司負責人談話，指出：在外事部門，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同月２４日周恩來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司長談話，批評最近駐外使館中出現的「左」的傾向。指出：對駐外使館內部還熱衷搞極左的人，要調回國內學習。18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８日、１０日，陪同毛澤東會見來華作內部訪問的金日成。會談中，毛澤東抨擊了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派」的一些做法。19 １２月，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更是指出１９６７年７、８月份外交部失去控制，是因為有反革命。20
１９７１年４月７日，毛澤東作出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決定。根據此，周恩來加大了在外交部糾左的努力。當晚，周恩來就對外政策等問題發表長篇講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由於當時忙於對內，對外事注意不夠，出了一些亂子。有一些壞人鑽了空子，利用極左思潮，搞了極左行動，如「火燒英國代辦處」、外交部「奪權」等。此後即集中糾正強加於人的極左口號和極左行動。從一九七一年開始，開展了新的外交攻勢，首先從乒乓球隊開始。我今天請這麼多人來，就是為了讓大家膽子大一點；但膽子大，不是搞極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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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５月３０日、３１日，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發表重要講話，闡述在新形勢下的外交政策，批評並糾正對外宣傳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周恩來指出：我不同意那種極左思潮的說法，好像我國外交路線也是修正主義的路線，因為毛主席一直關心這條戰線，親自抓、親自領導這條戰線。周恩來還談到「文化大革命」中各項事業受影響、被破壞的情況時，說：這些事情為什麼不能跟人家說？這幾年我們出版的東西少了，要補上來；文藝方面除八個樣板戲外，只要內容是健康的、革命的、形式不是萎靡、庸俗的，就要允許人家嘗試。１９７１年６月４日周恩來繼續針對判對外工作中的極左思潮問題時說：一直到現在我們總說批判極左思潮不徹底，不敢大膽批評，包括我們中央許多部門。一直到現在還有。你不把極左思潮肅清，怎麼能掌握正確的政策呢？22
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６日周恩來同國家體委軍管會負責人和一些乒乓球隊員談話，指出：建國後十七年的體育路線不都是修正主義的，還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由於壞人鑽空子，搞了極左思潮，弄得一個時期思想比較混亂。同日接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成員，就批判出版界的極左思潮問題發表意見。指出：「現在書店裡中國和外國的歷史書都沒有。不出歷史、地理書籍，是個大缺點。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都是從資產階級的或受唯心史觀限制的學說發展來的。不講歷史、割斷歷史怎麼行呢？」「應該選擇一些舊的書籍給青少年批判地讀，使他們知道歷史是怎麼發展來的。」「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經中共中央轉發的國務院《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的報告》寫道：這次會議「批判了極左思潮，批判了『文化工作危險』論」。23
由此可以看出，在「九大」之後，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外交政策，批極左已經展開。
還在「九‧一三事件」以前，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就明確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合理的還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學的。不能違背科學。……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爛，這是極左思想。」24
２．解放幹部
解放幹部的工作從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時候就開始了。「九大」之後，毛澤東更加注意解放幹部的問題。１９６９年６月２６日，毛澤東同曾思玉、劉豐、張體學等談話：「聽說河南地專縣一級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來主持工作，這個經驗很好，全國不太多。」７月８日，毛澤東在浙江對當地負責人說：「要教育幫助新幹部，就是要當見習官。他們沒有經驗嘛，就是要當見習官嘛！老幹部是有經驗的。」25
在軍委辦事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經過艱苦努力，經過和江青等人幾次舌戰後，終於同意軍隊解放一批幹部，國慶節要上天安門亮相，諸如張宗遜、楊勇、梁必業、肖向榮、李雪三、張賢約、王諍、王恩茂、吳克華等等。26 地方幹部如萬里和趙紫陽在１９７１年也是在周恩來與軍委辦事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萬里被任命為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趙紫陽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27 一方面，沒有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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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頭，這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因為當時毛澤東沒有明確說要解放老幹部，因此難度頗大。
「九‧一三」之後，毛澤東出於穩定局勢和收買人心等諸多方面原因，解放老幹部速度大大加快了。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４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當葉劍英走進會場的時候，毛澤東對與會人員說：「你們不要再講『二月逆流』。」毛澤東同時編造謊言：「『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老帥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的。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就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同時毛澤東叫葉劍英把此話轉告給陳毅。28 但是葉劍英並沒有轉達。而且毛澤東也沒有說反擊「二月逆流」是錯的，要給「二月逆流」平反，葉周等人也只能觀望。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８日晚，毛澤東在接見出席第２６屆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當介紹到外交部辦公廳主任、代表團秘書長符浩的時候，周恩來告訴毛澤東：他是「九十一人大字報」簽名者之一。毛澤東表示他贊成「九十一」。這是毛再一次表示支持陳毅，並肯定外交部九十一人的行動的開始。29
直到次年１月６日，毛澤東再次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周葉當場核對了記錄後才去告訴陳毅。30 即使如此，周恩來在陳毅的悼詞上仍然做了負面的評價，毛澤東在審閱的時候指出「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31
沒有毛的發話，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毛髮話，也必須再三驗證，明確表態後，方敢落實。毛的權威是沒有人敢於冒犯。32
整個解放老幹部的政策是毛澤東一手控制的，特別是高層幹部。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都知道周總理保護過許多老同志。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說話，周總理也保不下來。」33 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來看，毛澤東對於高層幹部如何安排做了具體的批示。在此過程中並沒有發現江青等阻擾的事情。至於在解放一些幹部中，江青等針對於個別人的個別問題提出質疑，也是完全合乎程序的。有些文章說江青等是百般阻撓，筆者認為完全是誇大之詞。34
根據毛澤東關於解放幹部的意圖，從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加快了「解放」幹部的進程。４月２４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定的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提出：「要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除了極少數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和屢教不改、不可救藥的分子外，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不論老幹部、新幹部，黨內的同志、黨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採取教育為主的方針。」「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認真改正錯誤，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35 ７月３１日晚，在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八一」建軍節招待會上，陳雲、李富春、陳再道等一批老幹部公開「露面」，十分引人注目。36 亦根據毛澤東的解放老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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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圖，周恩來指示衛生部組織北京十大醫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給近５０名副部長以上的幹部作體檢，並在這個名義下獲得「解放」，重新工作。37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澤東在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妻子劉淑清來信上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規定的？應一律廢除。當天，周恩來就出三點批示：一、將劉建章保外送醫院就醫，並通知其家屬前去看望。二、將劉建章全案結論抽出送國務院李先念、紀登奎批。三、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在年內再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佈廢除，並當著在押犯人公佈，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各事辦好，請分別報來。38 無論是毛還是周，對於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早就知道，只是此時才解決而已。
解放幹部的模式一般如下，老幹部先致信毛澤東，毛澤東批示中央辦，多數情況是周恩來具體辦理。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毛澤東帶病參加了陳毅的葬禮，這種顯然包含著歉意的舉動，很有象徵意義。它給全國發出一種「暗示」：廣大老幹部包括對「文化大革命」有嚴重牴觸情緒的幹部是好的，應當適時給予「解放」和平反。這對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錯誤批判的老幹部們來說，不能不說是企盼已久的「信號」。周恩來不久後在一次會議上感慨地說：「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使我們這些老幹部，使我們忠於主席的人，都很感動。」39
一大批老幹部包含陳雲、王稼祥、譚震林、吳冷西、廖漢生等等紛紛給毛澤東寫信。既然黨中央號召揭發林彪的罪行，寫信也就有了題目。許多老幹部及其家屬在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扯「揭發林彪」的大旗，申訴自己受迫害的情況，要求解除監禁、出獄治病、要求落實政策、恢復工作。
陳雲在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１日，致信毛澤東：「如果沒有適當的工作可分配，可否參加北京老同志學習班？參加學習班之後，可否在我身體還能走動的幾年在春秋季節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這樣辦的話，因為我不能坐飛機，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給一個能燒暖氣的公務車，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長一點在外地走動的時間。」請求中央根據陳雲的身體情況，給其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自然是此信的重點。對此，毛澤東於７月２２日批示道：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繼而在陳雲的第二封信上批示道：請總理辦。40
周恩來成為解放老幹部的「代言人」，與此模式不無關係。大陸黨史界在論述此過程中經常有意無意的忽略毛澤東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周恩來的形像更加「光輝」。
毛澤東在１９７３年上半年閱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幹部或其家屬的來信，包括譚震林、何長工、李一氓、舒同、譚政、林鐵、葉飛等，並指示有關部門抓緊「解放」他們，「分配工作」。３月３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要「安定團結」、要「穩定」。周恩來見機而作，向毛澤東報告許多老幹部挨整、一直沒有工作的情況。毛澤東說：「我並不知道那這麼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燒一燒官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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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但不要燒糊了」。周恩來說：「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毛澤東說：「這個問題由你去落實吧！」41
解放幹部的原則是正部長和中央文革直接處理過的人的材料要報毛澤東審批，副部長報中央批。42 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常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43
正如鄧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的評論：「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說話，周總理也保不下來。」44 解放幹部也是如此，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點頭，政策的鬆動，周恩來也解放不了幹部。即使如此，牽涉到重大冤案的時候，周恩來還是要等待毛澤東的多次明確指示。例如當分管中央組織部工作的紀登奎向他請示如何貫徹毛為賀龍平反的指示時，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45 而彭德懷的案子，周恩來就一點都沒有可能對其鬆動。此二例可以明顯的看出周恩來在解放老幹部方面的局限性和嚴重的依賴性。
除此之外，並不是所有受到「迫害」的人，都會受到此待遇。
毛澤東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就說對林彪下面的幾十個工作人員和秘書也要給他們工作做，不能不用。46 但是直到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４日，一位原在林彪處做保健工作的醫生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他自「九‧一三」事件後參加學習班，至今已近４年，尚未作出正式結論。47
二、「批林整風」匯報會
１９７２年５－６月間，中共中央在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此會議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主要任務則是兩點：第一：周恩來做檢討；第二：由周恩來出面說明毛澤東早就洞察一切、江青是毛澤東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
周恩來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３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傳達了毛澤東當天向周恩來提出的中央要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的指示。５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議的通知》稿。６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下發此《通知》，其中提到：我黨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是我黨路線鬥爭中最嚴重的一次鬥爭。48 這次為期一個多月的重要會議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３１２人參加，可見毛澤東對此會議的重視程度。
１．「批林整風」匯報會的起因
出於政治目的，毛澤東在強撐病體參加陳毅追悼會後，因感冒致導致病情惡化，由肺炎轉成肺心病，還一度昏厥過去。在此種形勢下，毛澤東出於無奈，向周恩來托付了大權。此事後來成為「批林整風」會議的起因也是１９７３年批周的根本原因之一。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詳述了當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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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將頭完全靠在沙發背上，說：「我看你們兩個人（指江青和李志綏—筆者註）給我吃的藥，都沒有起好作用。」然後對著我（指李志綏－筆者註）說：「所有的藥都停了。誰要是再說藥的事，就給我滾。」
毛將頭轉向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話說：「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
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我看江青雙眼圓睜，兩手握著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來則小腿縮回，兩手撐在膝蓋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傾，好像凝固起來。毛的這些話，明明是將國家的黨、政、軍大權交給了周恩來，而且是當著江青的面講出來的，我那時還餘悸未定，全身大汗，沒有體會到毛那時話中的意思。今日走筆，我想這是毛第一次面對自己的死亡。
毛又說：「就這樣定了，你們去吧。」49
周恩來從來就沒有被毛澤東看作接班人，這點是黨內高層的共識。周恩來本人也有自知之明，自己也多次表示為自己不具備帥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掌舵。50 這一點在毛澤東提撥王洪文為接班人後，周恩來對王洪文的態度亦證明了這點。毛澤東向周恩來交權的舉動只是一時的無奈之舉，用毛自己的話說是形勢比人強。周恩來深知毛澤東嗜權如命，所以此事使得周恩來栈陶恐。當２月１日毛澤東昏厥被搶救過來的時候，聞訊趕來的周恩來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來車。51 毛澤東一醒來後，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寫道：伯伯此時如釋重負，他激動地撲到主席床邊，雙手緊握著主席的手，淚水奪眶、語音哽咽地衝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52 周秉德竟然把地道一個維護獨裁者的周恩來的形像卻當作「美德」寫出來，真是是非顛倒。除此之外，周又特別叮囑讓負責警衛毛的張耀祠帶話給毛，說：「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時，請你向主席報告：我們還是在主席領導下工作。」53
由於「九‧一三」的周恩來處於「二把手」的位置上，又由於毛澤東說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的話，周恩來在事實上成了接班人。一旦毛澤東突然去世，周恩來就會便順理成章地接班成為一把手。隨著基辛格訪華的結束以及毛澤東身體的好轉，毛要解決這個問題，扭轉這個局面。「批林整風」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這也是為什麼鄧小平在１９７３年批周會議上一言中的而得毛歡心的關鍵原因。毛要通過對周恩來歷史的這次批判，向全黨發出一個明確信號：林倒了，但周恩來並不是接班人，這個事情要由周恩來自己來說，向全黨，特別是在高層，講明白這點。尤其要讓與會人員中的那些「新人」，即通過「文化大革命」上來的、被毛澤東認為能確保將來「紅旗不倒」的接班人，諸如王洪文、徐景賢等各省的負責人瞭解周恩來的歷史問題。
會議的另一個目的，提高江青的地位。一是將「林陳反黨集團」更名為「林彪反黨集團」54 ，借壓低陳伯達而淡化他的文革小組組長身份，進而淡化江青的角色；二是讓周恩來為「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出面證明江青不僅為毛澤東的夫人更為毛澤東的親密政治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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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２．周恩來的檢討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８日，周恩來確园螂装８鶕珴蓶|的意見，周恩來在５月２７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要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根據毛主席去年巡視南方談話中著重提到的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問題，講一點個人的認識和我個人在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各組召集人會議上宣佈此事。55
張佐良回憶，１９７２年的６月份，周恩來閉門寫「文章」，寫的渾身浮腫，苦不堪言。這期間，周恩來也不刮鬍子，整日緊繃著臉，沉默少語，鬱鬱寡歡地思考著問題。56
周恩來於５月３０日致信毛澤東：「我現在正寫一個講話要點，寫成後將先進主席審查，並請約我一談，好當面請示。」周恩來於６月７日將所寫《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提綱送毛澤東審閱，並附信表示自己願意像當年延安整風那樣，清算自己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周在信中這樣寫道：「現在既然大家願意聽，而我也有讓大家知道的歷史責任。兩次在主席處聽到片言隻字關於路線的教訓，我更急於要寫出初稿，不管行不行，總算搞個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臟病發，我就無法還賬，同志們也將失望，那時成為終身之憾！不管對不對，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總（算）寫出初稿，請主席勉強翻一下，這樣長的稿子（３０多頁），我實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講，講後再改，實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後再改。我現在認為，把我過去犯的路線錯誤和重大錯誤告訴三百多位老中青黨政軍和各地負責同志有好處，使他們可以批評我，監督我，對我還可以改造，對他們也可引以為訓。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樣一個黨員，主席又是怎樣挽救我和教育我的。」57 毛澤東圈閱了提綱及附信。
６月１０日－１２日，周恩來連用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發言。58 周恩來在報告中自我作賤，再次表示保持晚節，「對自己作了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過份的檢討」。59 在談及王明「左』、「右」傾錯誤問題時，周恩來結合個人親身經歷，作了嚴厲的自我剖析，並又一次表示了沉痛的以至於過分的「檢討」。周恩來檢討道「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到補過之日無多。」60 凡熟悉中共黨史、周恩來為人以及毛澤東與周恩來關係的人土對此相當不理解，而那些「新生力量」則感到震驚。
周恩來非常清楚毛澤東的心病，自己作檢討的要旨所在，自己不配作為毛的接班人，因此周恩來主動提議會議擴大人數。61 為此，周專門在發言末尾當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不僅如此，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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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表示：「你們瞭解我的歷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那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62 周恩來還特意引用了列寧的話「忘記過去就意味這背叛」來再次表示自己原來犯過的的罪惡是不容原諒的。63
６月２３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周恩來特意宣佈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後將把報告錄音、錄音記錄稿以及其它有關文獻資料存入中央檔案，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存檔。64
然而事情的發展有時並不與發起人的主觀願望一致。毛澤東讓周恩來作檢討的初衷是要讓人們知道周恩來有歷史問題、並不是一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不適合作黨的接班人。然而，事與願違，周恩來的這種檢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與會者的同情，贏得了人心。這與中國的道德文化傳統密切相連。毛澤東一直想通過搞臭周恩來的辦法，來防止周恩來成為反毛的一面旗幟，不幸的是結局恰好如此。
３．毛澤東致江青的信65
５月２１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周就會議印發的文件逐一作出說明、解釋、回顧了一九七零年九屆二中全會以來與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過程，並批判了林彪在歷史上的錯誤。66
同日，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討論意見，前往毛澤東處請示可否將毛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印發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至今為止，未有材料表明是毛授意在先，還是周主動為之。毛澤東表示可以印發作會議文件。周恩來在５月２１日講話中說：「前天，我們政治局決定要請示主席，我昨天去請示主席，原來主席還說等一等，昨天一請示說可以。這個我們當然先印給到會同志看了，先不外傳了。」
首先周恩來解釋了為什麼「林陳」變成了「林」。周恩來說：「這一次我們這個會議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風」了。九屆二中全會以後，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幹部，還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個錯誤的嚴重，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也是如此。《我的一點意見》，把打擊的矛頭對準了陳伯達這個騙子，由於主席的教導使相信他的人、上當的人覺悟了，警惕起來了。使跟他搞陰值娜司筒灰懔寺铩Ｋ裕瑥木艑枚腥珪饺ツ昃旁率帐录郧埃恢碧岬氖桥愓L。整個精神，從文件上你們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從九屆二中全會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陳整風。整個精神，從文件上你們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這個問題真相揭穿了，頭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陳，不像高饒聯盟那樣。林彪搞的是陰只顒樱袋h、反主席的思想是長期存在的。」
然後，周恩來講了要發的前四個文件之後，重點介紹了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現在確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給江青同志的信。這個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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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看過，在座的你們各省市的，還有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沒看過。就是在『九·一三』以後，今年印的吧？這封信是什麼時候寫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在河北廳講話以後，林彪講話經過多次改動，送到主席那裡，主席總是有點不安，裡頭有些話過頭，敘述政變那種寫法也不當。但是當時是為的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眾之氣，要打擊、掃除那種修正主義的風，所以說話有些過。但是當時的中央修改以後，還是請主席批。主席覺得不批，這篇東西不能發表，不是等於給群眾潑冷水了嗎？因為大家希望看到這篇東西嘛。實際上這裡頭有毛病，有些極『左』的話，有些不恰當的。現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會看出來。林彪那篇東西是不是可以作為參閱文件印給大家？剛才政治局會議沒有討論，再看一看。毛主席這封信一針見血。主席寫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漢寫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個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志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
關於此信的真偽以及有無篡改甚至有無等問題，有學者已一一列舉，此處不贅。67
關鍵的是周恩來道出此信的目的和作用：不僅著眼於現實，也在未來。周恩來說：「那個信可寫的深刻，現在大家想想看，那簡直是完全看到了這些問題。當然了，當時不是說林彪這個人了，也可能想著利用右派來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極『左』的話，這個極『左』，就形『左』實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個右派。主席說七、八年後，結果六年就出現這個事了。只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預見到這麼清楚。這封信貫穿了整個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
江青介紹此信的背景時說：「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開四月會議，當時我在上海，不知道會議情況。五月初，中央在北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我還在上海，也不知道會議情況」。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給我的信，當我讀到：『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感覺不安。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我當時雖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誰，但是我感覺到事關重大，心情沉重。」接著江青認為「這封信不是寫給我一個人的，是寫給全黨、全國人民的。信中講了世界革命問題，所以，也是寫給全世界人民的。」但是在這些客套之詞之後，江青道出實質：「不過在當時，主席不好寫給別人，只能寫給像我這樣的人。」68
此信的公開發表，向全國人民傳達了三層意思：第一，毛對江青是極為信賴的，把如此重要的意見寫在給她的信中，表明只有江才是毛的最親密政治盟友；第二，既然毛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就「看穿」了林彪，那麼江青也是老早「看穿」了林彪的，因此江青不是林彪的同路人－－無論林彪是「極左」還是「極右」；第三，著眼於毛身後，周恩來的檢討和推出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本質都是一樣的，周不是接班人，代表毛澤東路線的是旗手江青。
如此重要的物件，但是除了毛澤東，還有誰能為江青背書呢？在中共黨內高層，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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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有能力、有願望扮演這個角色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被稱為「紅朝宰相」的周恩來！
一個周恩來還不夠，有扛大旗的，也有吹號敲鑼打鼓的。徐景賢回憶到「在這次會議上公佈這封信後，每個人都要表態，發言都要上簡報。我也在小組討論時作了發言：讀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兩面派，『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毛主席高瞻遠矚，對林彪的問題早有察覺，等等。其它人的發言，也都是這個基調。另外，也有人稱頌江青的，例如鄧穎超的發言，說她「從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讀了當時報紙上發表的江青致唐納的公開信，認為江青是傑出的女性，林彪一夥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紅材料』，等等。」69
三、從批「極左」到批「極右」
毛澤東在１９７２年６月份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剋夫人時談到什麼是「左派」：我們這個國家也有人家罵我們，說是整了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什麼一些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裡頭。70
儘管林彪對於文革的真實想法是不贊成，但是毛卻利用「林彪事件」的機會，把文革迄今為止的所有惡果歸到林彪頭上，於是給林彪戴上「極左」的帽子也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從邏輯上講，既然林彪是左派的頭子，左派又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那麼批林彪就是批那些「極左行為和極左思潮」。毛澤東固然希望批「極左思潮」僅限於具體的政策而不涉及意識形態的爭論。但是沒有人知道毛澤東的具體底線，無論是周恩來還是張春橋都不知道。但是對於主管意識形態的張春橋等人，對於意識形態的「批極左」比周恩來等敏感的多。除此之外還有涉及到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等問題，因此張等人也不得不維護自己的「地盤」。出於對批林方針的混亂情況不解，王若水在１２月５日致毛澤東的信中表示：「很同意」周恩來不久前關於《人民日報》社等單位要批透極「左」思潮的意見，認為批極「左」不僅適合於機關內部的實際情況，在輿論宣傳方面也同樣適用。毛澤東隨後的表態，使得模糊的界限明朗化，也初次流露出「揚法批儒」的念頭。
１．批「極左」引起的爭執
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４日，周恩來在會見楊振寧時對參加陪見的周培源說：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６日，《光明日報》發表周培源根據周恩來多次指示精神所寫《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大陸黨史界還流行這種說法：這篇文章本來是１９７２年春應《人民日報》之邀而寫的，由於張春橋和姚文元從中作梗，不得不在《光明日報》發表。71
根據當時在人民日報工作的王若水以及余煥椿的回憶，此時《人民日報》尚在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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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之下，並不存在張春橋和姚文元從中作梗導致不能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問題。72 那為什麼周恩來不同意此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呢？
此事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１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制定。大陸黨史界長期以來的定義是「《紀要》基本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教育工作，錯誤地提出『兩個估計』是強加給全國廣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鎖』。」73「『四人幫』的『兩個估計』，與毛主席１９７１年對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戰線情況和知識份子情況的估計完全相反。『四人幫』長期嚴密封鎖了毛主席的指示」下炮製出來的。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一）十七年的估價不要講得過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了錯誤的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少部分人。（二）多數知識份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三）高教六十條。總的還有它對的地方嘛，難道沒有一點對的地方嘛，錯誤的要批，批它錯誤的東西。」74
毛澤東始自１９５７年３月的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到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拋掉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讓他們在那裡，年紀老了，不能幹事了，養起來了。其他的保存，但要跟勞動相結合，逐步逐步來，不要忙，不要強迫，不要強加於人。」１９７１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時就教育革命問題說：「對資產階級教授我們還得利用，不然我們沒有呀，不過，他們也得聽我們的話，有些人嘴裡也講聽我們的話，但心裡老是埋怨。」毛澤東又說：「過去也有些進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講完全不對。但是你剛才講的這一條，就是教育從根本上來一個革命，在最近幾年才開始。」75
建國以後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和指示清楚地顯示出「兩個估計」和毛澤東的思想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而所謂的被「四人幫」封鎖的１９７１年指示卻是無法搞清的在何時、何地和何種情況下毛澤東對遲群等人的私下談話！76 何隍在１９７１年又哪里来的「四人幫」？！
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１９７１年７月６日，周恩來約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成員，針對會上關於十七年教育工作估計的爭論，提出毛主席的紅線也是照耀了教育戰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教師隊伍和解放後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辯證地看問題。
實際上周恩來對毛澤東和「兩個估計」的關係是非常清楚的，周恩來說：「儘管有些人是解放後當教員的，但由於教育制度是舊的，方針、政策是舊的，雖然是解放後培養出來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說『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是對的，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了我們學校』是一個意思，他們是搞修正主義的。不然，為甚麼在教育上沒有徹底改革呢？為甚麼毛主席的號召沒有執行呢？」77
至於《周恩來年譜》中引述的，同當時發出的文件也有不同。根據《中央首長指示的主要精神》，周恩來說：「但不能說主席的紅線沒有射進學校。學校不能脫離社會（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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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來說，十七年來，毛主席的紅線還占主導地位的）。主席的紅線還是照耀著學校的，而且有些時候還是有力的。對教師隊伍和十七年教育出來的學生要有個正確的評價。要說清楚教師、學生隊伍大多數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接受黨的領導的。不回答這個問題，這個文件拿下去就不能起動員作用。」78
兩下對照，不免看出其間不同之處。對於當時知識分子以及教育界的認識，周恩來同張春橋等並無二致，這也正是《紀要》開頭部分是肯定十七年教育的所謂「巨大成就」的，但這並不妨礙《紀要》馬上接著就講「資產階級在教育戰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多數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至於周恩來所講的無論「主席的紅線還是照耀著學校的，而且有些時候還是有力的」還是「從整個國家來說，十七年來，毛主席的紅線還占主導地位的」都屬於《紀要》中說的「巨大成就」。但是要有個「正確的評價」，並不是為了真實的反映，而是「這個文件拿下去就不能起動員作用。」但是單純從年譜中是無法得出這個結論的，雖然年譜中所記載也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這種經過精心剪裁的歷史為樹立周恩來文革狂瀾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做了殊死鬥爭的」的「中流砥柱」的形像起了絕對作用。正如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８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組」的《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中所言「在『四人幫』反黨氣焰極端囂張的困難情況下，７月６日，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貫教導，堅決指出……周總理的指示，同樣受到『四人幫』的瘋狂反對。」
應該說，從周恩來１９５６年以及１９６２年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同此認識是相悖的。但是周恩來作為１９７１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必須把毛澤東的意見貫徹下去，制定出符合毛澤東意思的中央文件。在此點上，周恩來同張春橋等人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在毛澤東的大棒指揮下，沒有人不做「搖擺人」，作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則是最大的一個。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０日至６月２０日，國務院科教組召開綜合性大學和外語院校教育革命座談會。這次會議不僅提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問題，而且重點提出了加強基礎理論教育的，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79 大陸官方黨史把此次會議歸結於因為「是在周恩來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召開的」，因此體現了「周恩來等要求改變『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界遭受嚴重破壞的狀況的意向。」80 然而根據《周恩來年譜》並沒有周恩來參與這次會議的記錄，實際上兩次教育會議的召開和主持人都是遲群。
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文章發表後，張春橋、姚文元提出：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隨即，指使人撰寫批駁文章，對周培源的文章進行圍攻。事實上，《文匯報》發表《這樣提出問題是否妥當？》等反駁文章的時候已經是十一月份。
筆者認為，周培源的文章在１０月６日發表後，並沒有引起張姚的反擊，這正是１０月１４日後來成為《人民日報》「一塊版」的出坏闹匾尘埃。ㄒ娤挛模┱谴税嬉饛埓簶虻热说姆磸棧磽糁芘嘣吹奈恼乱簿汀疙樌沓烧隆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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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周培源的主持下，北京大學教育革命組寫成《搞好自然科學基礎理論課教學》一文，就發表在《紅旗》雜誌１９７２年第９期上。如果沒有姚文元的同意這是不可能的。１９７２年７月，周培源的《看法》一文送到《人民日報》後，姚文元讓人民日報社派出記者，分別到天津南開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徵求意見」。結果發現爭論很大。８月１５日，姚文元在給《人民日報》的一個批示中寫到：文章是否馬上發表或過一些時間較適宜，請你們繼續研究。《人民日報》有關部門的同志仍然認為可以發表，姚文元又說：「我和春橋同志商量了，文章發表後可能引起爭論，你們如何收場？」於是周培源的文章被轉到《光明日報》。直到１０月１８日，姚文元來到上海。姚文元才表示對周培源文章的不滿說：「《紅旗》的文章（指《搞好自然科學基礎理論課教學》一文）不一定都是我同意的。報刊上的文章並不都是對的，都對了，就沒有階級鬥爭了。」「周培源的文章是有來頭的，有背景的，不發不好，不發是得罪人，所以發在《光明日報》上。」81
姚文元的說法說明了當時和周恩來的關係還是相當融洽的，怕得罪人麼。至於周恩來為什麼也同意不發表在《人民日報》？筆者認為，周恩來知道涉足教育領域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周培源的文章不是簡單的學術文章。文章中的「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綜合大學理科的培養目標是「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學理論知識，具備做科學實驗、理論分析、概括和計算工作的能力」等理論性的言語是非常容易引起爭論的。既然張姚的意見如此，也就同意，進而說不定可以通過張春橋等人的反應，推測毛澤東糾左的「底線」也未嘗不可能。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周培源就６６屆至７０屆的大學生畢業工資待遇等問題向毛澤東報告。周培源認為，鑒於我國科學文化急需加速發展，大學生還要繼續培養，而且要培養質量更高的，他們的資格尤其是經濟地位不能過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學畢業生待遇的具體意見。毛澤東對報告不痛不癢的批示到：「此事關係很大。印發政治局各同志，國務院文教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請中央考慮作出決定。」82 毛澤東並沒有對周培源的說法作出肯定，而是模稜兩可的態度，這正體現了此時的毛澤東在考慮是「極左」或者「極右」的心態。
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左派」對外交工作的破壞是要清算的。經過準備，８月１日至２日，周恩來對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部門的負責人作長篇報告，系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批林整風」，政治與業務關係等問題的看法：提出外事工作也有極左思潮，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邉雍蜆I務不能對立，如果真正懂得邉泳鸵谜撸呔褪且鋵嵲跇I務上。隨後，為繼續排除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的干擾，中聯部和外交部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準備召開外事工作會議。１１月２８日，中聯部和外交部為此寫報告給周恩來並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聯繫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極左思潮。１１月３０日，周恩來審閱並同意中聯部、外交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將報告送毛澤東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傳閱。83
１２月１日，張春橋對此報告有異議：「當前的主要問題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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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江青也在報告上批道：「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俚臉O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鑒於黨內高層對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主題存在著尖銳的意見分歧，１２月２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這件事進行討論。根據政治局討論的意見，外交部在修改時刪去了原來報告中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詞句。
顯而易見的是，張春橋和江青反對的是「提法」的問題而不是外交部門如何在「批極左」的「具體操作」上。因此修改後的報告仍強調：會議「主要學習毛主席最近一兩年來關於對外工作的批示」、「總理今年８月１日，２日接見駐外使節的談話(紀要)」。周恩來在４日審閱同意修改後的報告，並註明這是「經過政治局討論後，加以修改的」，之後送交毛澤東審閱。84
８月８日，張春橋、姚文元來到報社，同報社軍宣隊和看大樣小組的幾個人談話。針對談批林問題，張春橋說：「林彪的一套，是在我們批判劉少奇的過程中搞出來的……林彪利用批劉，搞出一套形左實右的東西，流毒很廣，因此，在批林時要動腦筋，劃清界限，不要過頭，不要重犯過去批劉時的錯誤。」同時張春橋、姚文元在也表示：不能「把批林、批陳同批極『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對立起來」，批林批夠了，極『左』思潮也解決了」。85 張姚的談話表明他們是支持周恩來對於外交部的整頓的。
同樣，在姚文元主持的《紅旗》第１１期(１１月出版)，也有提出批無政府主義的內容：劉少奇一類騙子(指林彪，當時還沒有公開在報刊上點林彪的名字)散佈無政府主義，是妄圖從「左」的方面來否定黨的正確路線。就是１０月１４日那篇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曾經列入理論部擬定的「批林整風選題計劃」，並送姚文元審閱過，姚文元當時沒有表示不同意。86
但是在國慶節的時候，報社準備了一篇社論，吳冷西根據周恩來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話：「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評極左思潮。」送審時，姚文元把這句話刪去了，說：「全國形勢如何，還要再看一看。」87 周恩來也沒有表示不同意見。88
然而就在這篇社論中提到：我們同劉少奇一類騙子的鬥爭，從根本上說，就是堅持還是改變毛主席這條基本路線的鬥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把這些隱藏得很深的資產階級野心家揭露出來，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郑逅懔怂麄兊男拚髁x路線，這是偉大的勝利。89
１０月１４日，《人民日報》由王若水審定，編發了三篇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署名龍巖，題為《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配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一篇是介紹巴枯寧的書評，也是批無政府主義的。）此三篇文章組成成一塊版。文章是根據國務院領導華國鋒、李先念、余秋裡在１９７２年３月接見黑龍江省的同志時的講話精神而寫。90 這三篇文章理論色彩濃厚。文中說「無政府主義，是一個以極左面目出現的機會主義派別。」文中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描述直指文革初期紅衛兵的表現和６７年奪權風暴。張春橋在上海組織了人馬寫文章反駁。91 但是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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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橋和周恩來之間還沒有形成直接面對面的衝突。
就是上文論述的在１１月３０日周恩來審閱並同意中聯部、外交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中，周恩來也僅是在聯繫被毛澤東譴責過的６７年火燒英國代辦處風波一事提及反對無政府主義，而且這是整個報告中唯一的一次。張春橋在提出異議的時候，還是同意此報告的。92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１９７３年初召開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儘管避開使用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澤東、周恩來關於反對強加於人和大國主義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來在歸僑、僑眷、口岸、接待、宣傳工作中的種種錯誤認識和極端做法，並提出今後繼續清除極左影響的各項規定。93
因此爭執的實質不在於具體工作上的分歧，而是如何提法，而且是由誰來提。因此自八月份以來，隨之周恩來糾左領域的擴大，特別是意識形態與理論性質上的牽涉，同分管意識形態的張春橋、姚文元發生衝突也是必然。
正當周恩來和張春橋等人在報紙輿論意識形態和實際工作如何「批極左」達成平衡和默契的時候，隨後王若水的一封信打破了這一格局。
２．王若水的信引起的風波94
王若水說：「我的想法並不是在聽到總理講話以後才產生的。早在１９６７年，王力、關鋒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時，就提出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口號，包括反對無政府主義。……就實質說，『五•一六』反革命團體和林彪沒有區別，都是極右，但他們都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既然林彪是煽動極左思潮的總根子，我就以為這樣批是可以的。」然而這些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王若水說：「現在《人民日報》陷入宣傳上的混亂，主要是批林方針問題。總理在８月１日說，批『左』還沒有批透；但張春橋姚文元在８月８日卻說，批『左』不要過頭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到底批『左』是沒有批透呢，還是批過了頭？我認為周總理講的是對的。他雖然指的是幾個單位的邉樱艺J為也適用於報紙宣傳。」
後來周恩來等同王若水談話時，王若水講：「從實際工作來說，『左』右兩方面的干擾都有，這是大家承認的，問題是哪個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總理在『八一講話」中講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來理解了。總理本來是講幾個單位的內部問題，還有外交方面的問題，我卻認為，這個精神也應該適用於批林整風的宣傳。」
王若水知道不知道周恩來同張春橋等人的分歧呢？王若水說：「當時，張春橋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這個機會，就在１０月１４日把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發出去了。」
王若水還說：「信剛發出兩天，就聽到一個不利的消息：１２月６日，張春橋、姚文元有一次談話。姚文元說：『主席說，林彪歷史上一貫是右的。』『林彪在教育問題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右的。』張春橋說：大亂是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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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初期，大亂是主席號召紅衛兵造反。……當時亂有些損失，如鐵路，沒什麼了不起。……停止黨的生活，這是主席決定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剛剛過來，怎麼能忘掉？沒有大亂，哪有大治？《人民日報》的同志要到工農群眾中去，聽聽工農意見。到上海去聽聽，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見。」「生產搞不好。主要是階級鬥爭，班子不團結，不是群眾的無政府主義。」「只講極左思潮說服不了我。林彪也有個發展過程，只講極『左』怎麼行?最後投靠蘇修是極右。」95
在王若水寫信的第二天，１２月６日，毛澤東就約見江青，要她將王若水的信轉給周、張、姚等，由他們一起找王若水談話，解決一下這個問題。當日江青就將王若水來信送周恩來等閱。關於找王若水談話事，江青提出：「建議我們先談談，統一下認識。否則，冒冒失失地找他們來，各說各的不好。」當日，周恩來閱批：「同意我們政治局內部先談一下。」96
由此可見，儘管出於所謂大陸官方所定義的「派別利益」，對於林彪事件是「左」還是「右」江青等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對於周恩來還是非常團結的。沒有一個人直接對周恩來發難，都是提出自己的意見，採取同周恩來商討的做法。
周恩來接連在１２月１５日、１６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和對批極左問題的認識。１７日和張春轎、姚文元等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澤東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衷幱嫞腰h叛國。」１９日，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約人民日報社魯瑛、吳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談話，傳達毛澤東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的指示。97
周恩來首先批駁了王若水的說法：「王若水同志聽到８月１日我的講話。我講極『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還有工作上的一些問題，不是講林彪的整個路線。林彪叛黨叛國，那是極右了。中央報刊上曾經指出過極『左』思潮，《紅旗》１１期也提過，但是我們沒有定性為『左』。至於表現形式，也有形『左』實右。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繼而周恩來指出「黨報和黨刊應該一致，否則敵人就利用，把黨報和黨刊，《人民日報》和《紅旗》對立起來。只要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馬上抓住。這次是美國記者，說北京的官方報刊走著不同的道路。」同時周恩來承擔了部分責任：「這是中央務虛不夠，不能完全責備報社的同志。」
江青直指王若水信是挑撥離間：「這封信不管動機如何，客觀上對中央起著挑撥作用，我看了以後很不高興。拿著總理在某一個場合某一個問題上講的話來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線，右到叛國了。至於他在某一時間，某一事情上，利用極左思潮，實質上也是極右。你這封信，好像春橋、文元同志跟總理鬧彆扭，我認為過分了。全篇不是很講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麼可以把兩個政治局委員和一個常委對立起來呢？」
對此點，周恩來和張春橋都敲打了王若水。
周恩來：「王若水同志這封信，一個是把報社形勢看得漆黑一團，像《海瑞罷官》那時的形勢一樣；一個是從中央找空子，要徹底認識這個問題。對上海的好事不贊成，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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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嚴重些說是立場問題」
張春橋則說：「這封信反映出來，不是王若水同志一個人的問題，《人民日報》還有人。這究竟是什麼問題需要研究。我總覺得《人民日報》內部有一股邪氣，一股勢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們報社不但利用總理和我們之間，而且還利用中央、國務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見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這種挑撥，你們各位要注意。」
王若水的回憶還提到另外兩個事情：一個是毛澤東在批王若水的信時講，當前形勢如何？林彪事件是一團漆黑，還是略有光明？第二個是在此過程中，毛澤東講漢宣帝批評太子的故事。太子劉奭的立場是儒家，而宣帝對他的批評是法家觀點。據史書載，漢宣帝對太子劉奭某次的講話很不高興，以至於從此對太子疏遠而喜歡好法律的次子劉欽，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劉欽為太子。王若水說，１９７２年的這件事，可以說是１９７４年「評法批儒」的先聲。毛澤東不讓周恩來作繼承人，固然可以說是因為周恩來已患惡疾，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擔心周恩來將會糾正「文革」的錯誤。98
毛澤東講的那個故事見之於《漢書·元帝紀》。劉奭的父親宣帝在晚期濫殺好人，被殺的或是能臣，或是賢人，不過是講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就慘遭殺身之禍，當時震動很大。年少的太子劉奭有些看不下去，就利用一次吃飯機會提意見，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變了臉色，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接著批評了一通儒生的無用，說：「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說完歎了口氣：「亂我家者，太子也！」
「九‧一三」之後，周恩來不正是處在太子的位置上麼？！如此，在這以後一輪一輪如潮而湧的批周，也就在意料之中。難怪乎王若水說「我已預感到周恩來的前途多舛！」
四、在毛主導下繼續調整
在毛澤東斷言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為「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衷幱嫞腰h叛國。」的同時，毛澤東也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99 但是實際上的政策卻變化不大。因為林彪的真實作為對於毛來實際是「右」的，然而在「九‧一三」之後，把林說成「極左」更有利於糾正左的錯誤。總是要有替罪羊的，毛澤東自己不會承擔「文革」所造成的浩劫的責任。
以經濟調整為例。
毛澤東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批示發出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１９７１.１２.２６；中發〔１９７１〕８２號）。這個指示要求各地認真處理好集體積累與社員分配的關係，在增產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增加農民個人收入；同時，反對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100 此文件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農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調」、「割資本主義尾巴」等「左」的做法。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左」的錯誤，在當時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得到堅決認真的貫徹，但在實際工作中還是產生了一定的良好效果。與此同時，從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２年１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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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意，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央連續發出「關於嚴格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制止年終突擊花錢的通知》、《關於調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員工資的通知》、《關於改革臨時工、輪換工制度的通知》，《１９７２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整頓企業，加強管理，恢復被砸爛的規章制度，強調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101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６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聽取國家計委關於本年度計劃和《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起草情況的匯報。在匯報會上，周恩來歷數幾年來無政府主義在企業中的種種表現，尖銳地批評它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他指出：「一九六九年以後，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鎮陶瓷窯也給炸了。林彪一夥一直破壞到『九一二』，影響到一九七二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後果消除掉。」他同時還強調，要把「整頓的方針」寫清楚，要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克服平均主義傾向，實行必要的獎勵制度。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國家計委重新修改後的《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以糾正生產管理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作為指導思想，明確地提出加強統一計劃和整頓企業管理的十條規定，重申政治掛帥要掛到業務上。規定特別強調：要反對各行其是，要嚴格各項規章制度，加強勞動紀律，遵守黨紀國法，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等等。這個規定，在計劃會議上討論時，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代表贊成這個《規定》，據說只有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的代表反對。張春橋宣稱：這是「拿多數壓我們，我堅決反對。我們是光榮的孤立」。他甚至要求將下發的《規定》稿收回。102
由於整頓，使管理混亂，不講經濟效益的狀況有所改變，工農業生產有所好轉。１９７３年同１９７２年比，農業總產值增長８.４%，糧食增長１０.２%，棉花增長３０.８%，農民人均收入增長５.８%，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上升３.３%。工業產品成本消耗降低，質量有所改善。103
最為明顯的是外貿方面。
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澤東審閱同意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此報告提出從國外引進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化肥設備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根據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當年內共批准進口十四套化纖、化肥以及一米七連續軋鋼機等成套設備，成為總價值達四十三億美元（１９７３年初提出了一著名的「四三計劃」）。的進口計劃中的一部分。104 此後，中美貿易關係的迅速發展。１９７１年中美之間的貿易額還不到５００萬美元；而１９７２年，中國向美國出口了價值３２３０萬美元的貨物，從美國進口了６０２０萬美元的貨物，從而使兩國間的貿易額增長到約１億美元左右。美國約有１５０多名實業界人士參加了１９７２年我國春季和秋季廣交會；為了進一步推動中美雙邊貿易的迅速發展，一些著名實業界負責人還在１９７３年初發起成立了「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以此促進中美貿易穩步向前發展。105
根據美方統計，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４年雙邊貿易總額由４７０萬美元增加到９.２１２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從１９７２年的６０２０萬美元增加到１９７４年的８.０６９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的進口從１９７１年的４７０萬美元增加到１９７４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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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４億美元，中國在美國貿易總額中所佔的比重達到０.５%。根據中方的統計資料，從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４年中美貿易額從１２８８萬美元增加到４７５７１萬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出口額從９５７萬美元增加到１０２８６萬美元，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從３３１萬美元增加到３７２８５萬美元。106
外交政策以及解放老幹部等方面不僅沒有停頓下來，而是外交上更開放、解放老幹部的速度更加快了。
《毛澤東》傳記的作者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明顯受挫。但是筆者根據上述事實認為，毛澤東的仲裁使得從意識形態上關於「極左」還是「極右」思潮的爭論停止，以免引起對「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否定和懷疑，但是並不意味這各個領域的整頓陷入停頓。直到１９７３年的年中，事情起了變化。
儘管張春橋等人寫文章批判了周培源的文章，１９７３年１月，《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紀要（草案）》經國務院批准，向各省、市、自治區及國務院有關部門作了傳達。107 在教育方面也無改弦易轍行為，直到７月份，張鐵生白卷事件發生。但是這和毛澤東的思想變化也是關聯的。
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７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來華訪問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周培源隨同被接見。毛澤東對周培源說道：「你的講話有人讚成，有人反對（指周在１９７１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綜合大學組座談會上的發言）。」周培源說：「那個發言後來在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６日《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毛澤東指名道姓地說：「上海復旦大學的談家楨就不贊成你的文章。」108 （筆者註：由此可見，毛的信息十分通暢。）
隨後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十大」以後「反右傾回潮」邉拥呐d起，使得歷史再次出現了倒退，諸多領域都受到了影響，僅有外交和外貿等少數領域沒有受到衝擊。而這些又都表明，林彪同「極左」無關，因為即使在１９７２年年底林彪變成「極右」後，不再批林彪「極左」，這些整頓並沒有停止。換句話說，就是還在糾正「極左」，但已經不是批林彪的「極左」了，也就證明了所謂的林彪的「極左」完全是栽贓，出于政治的需要了。
毛澤東對於經濟調整的支配不僅在於有關重大經濟政策的必須要由其簽字方能生效，還在於毛澤東對於國家形勢的判讀。
在「左」的思想和高度備戰形勢的影響下，國務院於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５日至３月２１日間擬定和提出的《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是以「以階級鬥爭為綱，狠抓備戰，促進國民經濟的新飛躍」，要求「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戰略後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點、各自為戰、大力協同的經濟協作區，初步建成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指導思想。此《草案》不可避免的盲目追求高速度，忽視綜合平衡，戰備壓倒一切。109 這實際上建國後第二次「大躍進」，對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破壞。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轉發〈一九七一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的通知》中，批准了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會議紀要》和１９７１年計劃的主要指標。110 作為《通知》的附件之一，《一九七一年和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亦下發至省軍級。其「左」的冒進思想對全國經濟工作的影響到１９７１年就完全體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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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職工人數突破了五千萬人，工資支出突破了三百億元，糧食銷量突破了八百億斤，這就是有名的「三個突破」。111 周恩來竟然把這些問題歸罪于林彪的「極左」路綫。
在實施的過程中，雖然周恩來在１９７１年２月１５日接見來京參加全國計劃會議的各大軍區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說：大中型基建項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過一千項。「大躍進」時搞高指標，結果影響了工業的發展。「三五」期間平均每年上八百多個項目。今後每年上的項目最多不要超過一千一百項，否則，搞很多，反不如搞少點更快。112
但是周恩來還是分別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７日、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兩次同意國家計委追加基本建設投資的報告。致使１９７０年額外追加基建投資共５０億元左右（還不包括專項特殊性工程的投資)，僅全軍基建財政撥款，由原計劃２１２億元，增加到２６２億元左右，積累率由１９６９年的２３％猛增到３３%，到１９７１年竟然投資總額達到３２１億元，大大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負擔的可能。113
周恩來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至翌年２月１２日的全國計劃會議與１９７２年１１月間的全國糧食工作會議都提出過三個「突破」問題，但是並沒有什麼具體措施出台，可以說毫無作為。１９７２年「三個突破」問題仍在發展，貨幣發行量也突破了。糧食和棉花被迫挖用國家庫存，形成當時所說的「兩個窟隆」。
直到１９７３年，中美和談之後，毛澤東認為國家安全形勢已經改觀，戰爭不是那麼迫在眉睫的時候，戰備才由舉國臨戰狀態轉入常備型，此問題才得到解決。
１９７３年１月７日－３月３０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研究和制定了解決糧食銷量、工資總額、職工人數突破國家計劃的嚴重問題的具體措施，主要是：（一）大力加強農業，增加糧食儲備；（二）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三）壓縮國防和行政開支；（四）精減職工。會議還討論和修改了一九七三年度國民經濟計劃。114
１９７３年１月，全國計劃會議討論了調整「四五」計劃綱要問題，並提出了解決糧食銷量、工資總額、職工人數突破國家計劃的嚴重問題的具體措施，包括（一）大力加強農業，增加糧食儲備；（二）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三）壓縮國防和行政開支；（四）精減職工。根據會議精神，國家計委一年之中又兩次調整了「四五」計劃指標。７月１日，計委提出「四五」計劃綱要(修正草案)，強調農業是基礎，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修改、降低了若干指標。１２月７日，計委向國務院提出《關於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一些設想》的匯報提綱，又一次對半年前修訂的指標作了調整。115 經過這些調整，１９７１年的三個「突破」和１９７２年的兩個「窟窿」得到控制。
根據《周恩來年譜》，張春橋曾經兩次阻撓經濟的調整。第一次是在１９７２年初反對《一九七二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和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第二次是在１９７３年２月再次反對國家計委提交的《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但是張春橋的作用無疑被大大地誇張了。因為不論張春橋反對與否，《一九七二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中根據周恩來提出的「現在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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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若干整頓措施，例如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制、考勤制、經濟核算制和質量檢驗制度等七項制度，抓產量、品種、質量等七種指標也都被與會人員傳達，但是由於沒有採取根本的調整，因此「兩個窟隆」在１９７２年依然出現。換句話說，批極左帶來的成績都被戰備消耗了。116 至於張春橋在１９７３年的反對更是絲毫沒有影響整個「四五」計劃綱要的調整。因此，筆者認為國內官方把周恩來和張春橋的在經濟調整中的作用都不成比例的誇大了。更多的是在毛後時代，為了攻擊張春橋，這些可能不足掛齒的事情都會被嚴重放大。
在整個「批左」的過程中，毛澤東是啟動每一個「閥門」的關鍵，周恩來不僅要取得毛澤東的同意而且毛澤東的同意是必要前提條件。117 但是毛澤東對於經濟領域的干涉和他介入解放老幹部的情況有很多不同。經濟方面，毛澤東僅是制定指導方向，具體計劃由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家計委制定，然後毛澤東批准。１９７３年５月份，毛澤東更是指出「要安排好年度國民經濟計劃，使國內工作逐步走上正軌。」118 同一個時期，除了上述張春橋的兩次阻撓之外，沒有其它記錄表明江青等人插手經濟領域的「糾左」，這更加說明了江青等人採取的在意識形態上維護「文化大革命」和實際糾正左傾錯誤方面的策略和毛澤東是一致的。反過來，也表明當周恩來隨著糾左的領域的擴大，涉足文化、教育、科學、意識形態的時候，這和「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相衝突的時候，江青等人的意見實際就是毛澤東的意見。特別是到了１９７３年下半年之後，毛澤東逐漸把注意力放到上層建築的時候，江青等人再次活躍起來。因此，無論是周恩來主導的整頓工作還是江青等人的所謂「反對活動」，都是執行毛澤東的決策，都會隨著毛澤東的改變而改變。用一個形像的比喻就是文革是一輛戰車，毛澤東是這輛戰車的主人和駕駛者，他永遠操縱著這輛戰車，周恩來和江青等人是這戰車上不同的部件，在不同的時候分別起著不同的作用。
《毛澤東傳》的作者認為：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可以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糾正已經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包括調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會允許批評和糾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這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災難便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繼續下去。以後幾年裡，中國政局許多重大變故，都同毛澤東這種思想狀況有密切關係。」
同時《毛澤東傳》的作者也認為：「這年上半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主要結合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和經濟政策展開。儘管江青、張春橋等人心懷不滿，但許多問題（如一些幹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澤東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議的，加上他們對經濟工作一向很少過問，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認可』。這年下半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開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藝術等領域，涉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等敏感問題，江青等便發難了。」但是筆者認為，不是江青等發難了，而是毛澤東一旦發難了，不是連周恩來都轉回身來猛批王若水麼？
１９７２年的調整，無論如何從哪個方面看，都無法同１９７５年鄧小平主持的整頓相比。正如「九‧一三」之前，林彪和江青等人也提出過反對過「極左」，「九‧一三」之後的調整也是延續「九大」以來的政策。所有這些都是對於文革的修補，而不是從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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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文革。對於毛澤東而言，任何理論的討論一旦危及到文革的指導思想，是斷然不可能的。周恩來對此是非常清楚的，實際上周恩來同「一塊版」和王若水的信的直接關係都不大，都只是周恩來貫徹毛澤東整頓政策時所做的講話精神的衍生物。正是如此，即使林彪定性改變，糾左還是照常進行。所以張春橋在１２月１９日對王若水說：「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話，好像我反對批極左。其實那些話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亦即張春橋也表態「我並不反對對『極左』要進行完全的批評。」但是這一切到「十大」的時候就開始改變，因為毛澤東的思想在一次反覆了！119
五、外交部「１５３新情況」事件
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周恩來的具體操作下，外交方面終於取得長足進展。繼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許多國家與我國建交。特別是１９７２年２月和９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先後訪華，當時是十分耀眼的事。但是事情很快起了變化。
事情起源於外交部自己內部的一篇文章。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６日至２５日，蘇聯美國舉行高峰會談。蘇美峰會尚未結束之時，周恩來曾對當時的外交部長姬鵬飛說：「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姬鵬飛回部後即找到美洲大洋洲司司長林平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令其加以落實。６月２５日，林平和美大司一處(美國處)副處長張再、蘇聯東歐司一處(蘇聯處)副處長田管佩開會商討決定，由張再執筆寫成一篇調研文章，即後來在中國高層釀成軒然大波的《對尼克松一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該文分析、評述了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的世界形勢認為美蘇會談「欺編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配氣氛更濃」；有協議比沒有協議更有欺編性，美蘇的真正愈圖並非是限制戰略性武器。作者最後表示：美蘇兩家誰也欺編不了，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刊登在外交部新聞司的內部刊物於６月２８日出版的第１５３期《新情況》上。周恩來於當天就看到張再執筆撰寫的這篇《對尼克松一勃列日侄會談的初多看法》，大為讚賞，立即批示：值得研究。隨後通給外交部值班室打電話，當時外交部辦公廳緒印的《外交通報》也就美蘇會談發表了文章。周恩來在電話裡指示：「《新情況》這篇寫得不錯《外交通報》的稿子應該照著改！」120
７月初，王海容、唐聞生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問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新情況》寫得不錯，是根據周總理意見寫的，你給毛主席讀了嗎？張說沒有。於是唐便給毛讀，不料毛聽後提出異議，還舉例說明簡報的分析錯誤，並對外交部的工作提出批評。121
７月３日，王海容立即把毛的尖銳批評告訴周。周恩來立刻採取了一系列補救措施。周恩來非常清楚毛澤東這番尖銳的指責完全是衝著自己來的，當日即致信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及美大組負責人一要求撤回該期《新情況》，並檢討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然後又諔┑貙懙溃骸竿銈円矐源藶殍b，發揮鑽研商討的積極性，有時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會來交換意見。不要怕我忙，為大事而撇開小事，應該學習主席的工作方式。」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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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４日，毛澤東撇開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來，而邀約張春橋、王洪文等人談話，毫不掩飾地猛烈抨擊周恩來長期主管的外交部。123 為什麼找張王二人呢？毛澤東說的很清楚：「你們兩位是負責搞報告和黨章的」二人又都是年輕人因此「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俅！怪领锻饨徊康奈募恰福ǚ彩沁@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屁文件」、「照例不看」，毛澤東用同一類的措詞點名批評周恩來，在五十年代批評「反冒進」時就曾使用過。124 為了不受騙所以「正式勸同志們讀一點書。」例如「郭老現在又說孔子是奴隸主的聖人。」其實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還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還重提了歷史上周恩來所犯過的錯誤。
毛澤東再次借嚴厲指責第１５３期《新情況》張再一文對周恩來長期主管的外交部極為尖銳的批評：「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經常吹什麼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總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
最後毛澤東對周恩來蓋棺定論「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但是最嚴厲的批評則是：毛說，外交部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對外交部摻沙子、甩石頭。這不是打倒彭真的語言麼？125
７月５日，周恩來將三日寫給外交部核心小組成員及美大組負責人的信和四日外交部的檢討報告，一併送毛澤東閱，並附信說：「這些錯誤與我的政治認識和工作方式有關。」毛澤東在周恩來三日寫給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獨有，宜研究改正方法。」126
１２日，周恩來約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此事，並１４日在外交部起草的《〈新情況〉一五三號錯誤何在？》一文做了重要修改：「（美蘇）爭奪是長期目的，是實質，勾結是表面現象，互相利用為自己利益服務，而且勾結是為了更大的爭奪。同時，也會從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覺悟起來，反對兩霸。」第二日，周恩來就將此文送毛澤東審定，並傳部分政治局成員校閱，同時附信提出：「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當日，毛澤東閱後將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一句內「嚴厲」二字刪去，並批：「檢討不要寫了。」檢討不要寫，但是要把周恩來所犯錯誤讓更多的人瞭解。根據毛澤東意見，周恩來批告外交部：將《〈新情況〉一五三號錯誤何在？》一文及《新情況》一五三號除發原單位外，加發各駐外使領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部門。127
７月１４日，王海容在一個由１２８人組成的學習班上，傳達了周恩來的話也是屁話的最高指示。128
究竟出於何種原因使得毛澤東如此大動肝火？
張再說：後來知道來周恩來對國際問題的一些重要講話和自己的文章如出一轍，不僅觀點相同，而且連語言的表達上也何其相似乃爾！說白了，張再的文章其實反映了周恩來的思想！那個時候，毛澤東在不少問題上仍與周恩來有分歧，甚至「不滿」，「《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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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情況》事件便是一個最佳的突破口」。129
就在這個時期，有人（筆者註：唐聞生）將一些外國雜誌帶給毛看，說外國媒體突出周恩來，很少提及到毛澤東，並提示毛，１５３號《新情況》的觀點同毛的思想不一致。130
《毛澤東》傳記的作者認為是因為周恩來領導下的外交部沒有能夠很好的理解毛本人的外交政策。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時首次明確提出「一條線」的構想。毛澤東對基辛格說：「我跟一個外國朋友談過，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131 ６月５日，毛澤東會見越南領導人黎筍、範文同時對他們說：「我們外交部發過通報，說是美國的戰略中心是在亞洲、太平洋。後來我得到這個消息，我說不一定。它在歐洲、中東、還有美國本土，問題不少。它總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亞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縮一點。而且在你們那裡，吃了虧了。」132
因此，７月４日，毛澤東約張春橋、王洪文談話，首當其衝的就是張再一文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外交部有一個什麼《新情況》，先說大事不好，一說欺騙性更大，又說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中央總是說國內外形勢大好。一個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說大事不好，欺騙性更大。」美國「究竟重點東移，還是西移，你們討論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點吧！」133
這或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後來鄧小平在聯大能把毛澤東的外交思想闡述清楚，對於鄧小平來說得分不少。但是筆者認為，這只是一個借口。
首先是根深蒂固的毛澤東對於周恩來的不信任。此種不信任源遠流長。早在中央蘇區，以博古為首的「三人團」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甚至行政大權。當初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以便協調各地黨組織並負責聯絡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博古僅僅是因為和叛變的顧順章等人不認識而進入。其後周恩來、王明在強調集體分工時說，博古可多管些工作，但也不是總負責。王明在去蘇聯之前交代：此臨時中央一旦到了有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地方，要交權出來。這件事情周恩來非常清楚。134 後來王明在延安時期把此事揭發出來，毛澤東的怒氣可想而知！那段日子對於毛澤東來說是「鬼都不上門」！
其次，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的遷怒。林彪是周恩來揣測毛澤東的想法而向毛澤東提議而成為接班人的。同樣這也是毛澤東為打倒劉少奇等採取的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林彪事件」關係到對於「文革」以來整個路線、方針、政策及措施如何評價的問題。此後，毛澤東向周恩來詢問：「我周圍還有沒有親密戰友式的人物？」周恩來說：「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捍衛主席思想，緊跟主席干革命！」135 毛澤東問江青，江青也如是回答。毛澤東勃然大怒，當初林彪用這麼肉麻的話這麼樣騙我，現在你們和林彪一樣用同樣的話來欺騙我！136 大陸官方承認「林彪自爆後，雖然眾口一詞都說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又一偉大勝利，但毛澤東自己，心裡是明白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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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工作人員後來回憶說：「林彪叛逃後，主席就大病一場。所以林彪叛逃對主席的健康是有很大影響的。有一次，我們聽見主席又說起『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的民諺，心裡就難受。我們安慰主席，主席反而不高興，說：『你們這是違背自然規律，有生就有死，人都是要死的，不死是屁話。』」137
毛澤東的這口怨氣，發洩到周恩來頭上，也是找對了人。周恩來也是「始作俑者」之一。
最後，根據材料，雖然具體時間有待進一步考證，有次毛澤東在聽到王海容和張玉鳳讀到西方對於周恩來的讚揚時勃然大怒。138 毛澤東想讓人知道他才是外交政策的主宰。而正是這種毛澤東的干預才是外交部派別分化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１９７２年底的關於「極左」還是「極右」的爭論，只是讓周恩來感覺到「蛋炒飯沒有加鹽」，這次７月份的批周則使周恩來充分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139
據周恩來的醫生回憶：周恩來這幾個月心情不好，拒絕化療，以至癌症復發。140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５日，周恩來同鄧穎超會見「表妹」王去病時，曾有過這樣一段對話：141
周：你在單位裡人家曉不曉得你是我的親戚?
王：我填表時從不填和總理的關係，所以單位裡並不曉得。
周：你為啥不填和我的關係呢?
王：我可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在思想上並不能保證永遠跟上形勢，不出差錯。
倘若犯了錯誤，會連累總理的。
周：我也會連累你們啊！
可見周恩來對於當時政治形勢的嚴重看到非常清楚，也從另一方面說周恩來對於自己將來的命叨噼钍怯蓄A感的。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深究下去。
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９日毛澤東決定周恩來為政治報告起草小組負責人後，周恩來多次主持政治局會議修改「十大」政治報告。142 但是「十大」的主角不是周恩來，而是新生力量的代表王洪文。在決定「十大」政治報告由誰作的問題上，毛澤東講述了歷史上「劉邦殺白馬為盟，非劉氏不王」的典故。他說：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什麼不找一個姓「工」的呢?在張春橋的提議下，決定由剛到中央的王洪文向大會作政治報告。直到開會前夕（８月２０日），才改由周恩來作「十大」政治報告。143 但是無論如何，王洪文畢竟經驗缺乏，還需要周恩來的大力幫助。這才是７月份批周嘎然而止的一個重要原因。
六、「十大」的召開與王洪文等人的崛起
本應該在１９７４年召開的「十大」，提前到１９７３年來開，一是「林彪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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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致，其次是在毛澤東看來，毛澤東發動文革防止「變修」而採取的關鍵措施之一就是提撥文革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而這正是毛澤東發動文革防止「變修」而採取的關鍵措施之一。
早在１９６７年，周恩來在接見國防工業口革命造反派代表就講：「要提一批，提到處科級、司局長甚至領導崗位，這是革命需要，還不少，把新生力量提上來，這是邉俞崞谝獙崿F的，在奪權鬥爭中也可以適當進行。抓極少數，罷極少數，調一些，留多數，提一批。這對於「三結合」，改造領導，改造業務有好處。」144
八屆十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就點名「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看。上海工總司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會。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並概歎「這次會，有年青的同志參加很好。但太少了」。「九大」期間，毛澤東再次表示中央委員中絕大多數應該是工農兵，應該是一個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今後我們提拔幹部，要在工廠、農村中選拔積極分子。145 借這股東風，王洪文被選進了「九大」的中央委員會。廬山會議和「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更是多次說要提工農出身的同志為黨的副主席、常委。而在「九‧一三事件」前後的王洪文的表現也讓毛澤東滿意。146 一九七二年七月，毛澤東說：「外國人說我們現在年紀大了，寄希望於年輕人，說是我們死了就會變修。怎麼辦？我的意見就是要搞一點年輕人來當共產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三十至四十之間，要工人和農民。老年、中年還要。你們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點，用一批知識分子扶助。」147
被大陸官方所津津樂道的１９７２年的４月２４四日《人民日報》《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是由周恩來親自審稿的。社論亦提出：「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148 在１９７３年，年齡上的「老、中、青『三結合』」正式代替了文革早期各級領導機構組建的時候曾經提倡的「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群眾代表『三結合』」(實際上是老官員、軍人和造反派代表的結合)。正是在這種大的背景下，以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等一大批新生力量被結合到中央領導班子裡面。
親歷者王殊回憶：１９７２年７月被從德國緊急召回後，在７月２４日被毛澤東接見。毛澤東談到國內問題時，看得出來他最關心的是重建在「文革」中遭到破壞的各級政府和黨的機構，克服國內的混亂狀態，恢復正常的秩序。他著重談到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對總理說，你要到全國各地去，在工農兵中好好找一找，找一些人來擔任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員，政府中的副總理、副部長，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等。要盡快地去走一下，在工農兵中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年紀輕一些的，當然也要顧大局的。要認真地找一下，把這樣的人找到。……兩天後，周總理召集我們和某些部門的領導同志學習毛主席的這次談話。在談到從工農兵中找人的問題時，總理提到了當時一些工農兵代表人物的名字，說這些人在群眾中是有一些威信的，但他們的文化水平太低，要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估計會有很多困難。可能要辦一個學習班，讓他們學點理論，學點文化知識，並且總結一點經驗教訓才好。後來，周總理經毛主席同意，辦了幾期中央讀書班。調來了一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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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兵代表人物－－這個很重要的參加，但也混進了一些造反派。舉辦讀書班的時間不長，在１９７３年８月舉行的中共「十大」和１９７５年１月召開的四屆人大上，一些參加讀書班的人擔任了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149
１９７２年９月，張春橋打電話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調他到北京學習一段，帶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帶一名秘書。周恩來安排王洪文住進釣魚台九號樓，和張、姚住在一起。毛澤東特意關照周恩來「傳幫帶」。自此中央政治局的小型會議，中央處理七機部問題的會議，解決河南兩派的會議，甚至包括絕密的討論……總之，凡是周恩來主持的會議，都通知王洪文參加，並讓他發表意見。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張春橋到上海，對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說，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們只參加政治局的活動和中央的會議，他呢，總理開的會，他都要參加，國務院那一坨，中央軍委那一坨，甚至連國家計委的會議，都請他去參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們多，總理指示，各個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過來……看樣子，洪文回不來了。張春橋宣佈，經與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馬天水主持。150 此後，由周恩來、王洪文聯合署名向毛澤東報告，周、王一起準備四屆人大，周恩來、王洪文一起渡過了一段比較愉快的合作時光。對於周恩來的提攜和幫助，王洪文也是報恩的。
１９７３年７月份，毛澤東對周恩來大發雷霆，怒到「外交部的文件是『（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的地步，可是「雷聲大雨點小」，為什麼？「十大」要召開，王洪文要周恩來的「傳幫帶」，在這個時機上，毛澤東批周的風波注定是小打小鬧。但是毛澤東沒有忘記，不僅在「十大」上點了周恩來的問題，而且「十大」結束不久，就抓住了機會，在十一月份所謂「幫周會議」就上演。周恩來到達了人生的低潮。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北京軍區黨委會議結束，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首長接見。葉劍英突然在講話中提到接班人問題：「主席從６４年起就講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貧農出身，參加抗美援朝，又當過工人，三十多歲；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養。」周恩來的講話更直接：「毛主席說，外國人說我們年紀大了寄希望於年輕人其實老的中間也有『修』的。我（毛）的意見是要搞些年輕人當軍委副主席、黨的副主席。」接著周恩來說：「我講一講，讓你們有個精神準備，讓你們震動一下，看你們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滿，也會摔跤。主席講年齡要在三十歲到四十之間，工人農民。」王若水回憶：這時全場的眼睛都注視著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151
然而讓人容易忽視是另一個方面－王洪文的獨立性。雖然王洪文和張春橋的關係非常深，但是關係卻非常緊張。雖然王洪文是張春橋的下屬，但是卻敢頂撞張。特別是分別作為王洪文的在上海的代言人上海革委會第三副主任王秀珍同代表張春橋的第二副主任徐景賢有激烈衝突。152 這是毛澤東非常看重的一點。為此，毛澤東還要做張春橋的工作。毛澤東當面對張春橋說，王洪文當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優越，我們要瞭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具備這種條件。153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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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王洪文卻喪失了這種獨立性，是導致其失寵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１９７３年５月，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十大」準備工作。周恩來宣佈，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決定把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並被宣佈正式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比鄧小平的級別要高－筆者註）；由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報告，並提出新的黨章草案。154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中央「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可先開預備會議，草擬各項人選名單，此事擬由王洪文為主，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為副進行工作。４日，致信毛澤東，報告政治局會議議定各事。隨後，周恩來連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王洪文主持下的中央「十大」籌備小組提出的「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名單和「十大」主席團名單。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３日，周恩來與王洪文聯名致信毛澤東，報告幾天果政治局會議討論情況，並附上兩份名單。信中提出：「為使籌備和準備工作銜接得好，（選舉準備工作委員會）主任仍為洪文同志，副主任七人（即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均是在京政治局同志。」毛澤東表示同意。155 周恩來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８月２０日，「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開會，毛澤東讓周恩來傳達他的指示，要重視提拔新生力量。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來宣佈完，立即從主持人的位置下來，讓王洪文接下去主持。156
毛澤東選中王洪文，高層阻力很大。「十大」召開前，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黨中央副主席的預選名單，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提議，王洪文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來之後，康生、葉劍英之前。周恩來重申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評價，工農兵幹部……比較全面，還主持過上海市革委會的工作，調到中央以後表現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這樣的年輕幹部……但周恩來說完，政治局委員誰都不吭聲，張、姚不好搶先表態，坐在一邊的王洪文十分尷尬。許世友表示就表態說：「我看只要一個副主席就行了！」葉劍英表態：重視提拔年輕幹部，是主席的一貫思想，早在６０年代，主席就多次說過，群英會中諸葛亮只有２７歲，孫策小霸王１７歲，周瑜當大都督時也只有３０歲……我們這些人當軍長師長時，有的還不到２０(歲)。現在王洪文同志已經３８歲了，我擁護主席的提名，贊成王洪文同志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總理之後。一席話扭轉局勢，王洪文勉強躍升到黨內第三位。157
許世友的態度，也代表了很多老幹部的意見，對於「乘火箭」進入黨中央核心並在「十大」籌備工作中身居要職的王洪文強烈不滿。為此，毛澤東決定有必要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負責人開會，以便「打通思想」、「統一認識」。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３日，周恩來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協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158 周恩來傳達、解釋了毛澤東關於老、中，青「三結合」的組織路線，說明自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多次表示要培養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領導工作的意願。提出：根據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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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的指示精神，應重視選拔青年幹部，不能看不起「兒童團」。我年紀大了，但我還是要為黨鞠躬盡瘁的；我們是立黨為公，不是立黨為私。
在此次講話中，周恩來還說：政治報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寫的，是張春橋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線起草的，經毛主席看過。報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報告。
此話後來被大陸黨史界廣為引用，以證明「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仍舊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十大」政治報告同周恩來無關。159 更有甚者，提及此報告時，絲毫不提做此報告者周恩來的名字，反而特意點出該報告的起草者張春橋等的名字，為「尊者諱」的地步，令人歎為觀止！160
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９日，毛澤東決定周恩來為政治報告起草小組負責人。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６日，周恩來去毛澤東處談黨的「十大」政治報告起草問題，次日，致信張春橋，轉告毛澤東對「十大」政治報告的意見。１９７３年７月３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黨的「十大」政治報告草稿和修改黨章報告草稿。次日，將兩件草稿討論情況及其它「十大」準備工作情況書面報告毛澤東。１９７３年７月５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十大」政治報告草稿中國際形勢和任務部分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１９７３年７月６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讀、討論「十大」政治報告國際形勢和任務部分，並商定由張春橋、姚文元再加斟酌後，印成修改送審稿報送毛澤東。周恩來的事無鉅細，事必親躬的做事風格，怎麼就會在「十大」政治報告上消失了呢？周恩來為什麼這麼講？筆者認為，既然毛澤東剛在７月份指責周的文件為「屁文件」，周恩來自然要替毛澤東圓場。
８月２４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當周恩來讀到「應當強調指出：有不少黨委，埋頭日常的具體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不改變，勢必走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時，毛澤東插話說：「對。」161 這實際上針對周恩來的批評。
繼５月份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宣佈「解放」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李葆華、廖志高（候補）、江華（候補）、江渭清（候補）、王稼祥、秦基偉、李成芳、方強、陶魯笳、曾希聖等十三名老幹部之後，在「十大」上，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李葆華、、秦基偉、陶魯笳等人被選為中央委員，廖志高、江華、江渭清為候補中央委員。而其中的李葆華、廖志高、江華、江渭清、陶魯笳、秦基偉、李成芳、方強等人很快被任命到各省、國務院各部和軍隊。
毛澤東寄希望這些老革命幹部不計前嫌，能和新生力量攜手共進。「十大」的政治格局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想法。「十大」之後，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處找吳德等談話，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著房子外邊菜地裡的一些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162 王洪文在「十大」上做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同樣表達了毛澤東的願望：「在討論修改黨章過程中，許多老同志都有一個強烈的願望，要求進一步做好培養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領導我們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許多年輕同志也熱烈地表示，經過長期革命戰爭和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有豐富的經驗，要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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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習他們的長處，嚴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幹部都表示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163 １９７３年年底，毛澤東還就謠言「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歸位，小兵回營」進行了駁斥，應改成「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歸線，小兵提升」。164
從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一直到１９７４年５月底，毛澤東１６次會見重要外賓，都由周恩來和王洪文陪同。165 在「十大」前後的周恩來的職責就是「培養」王洪文，因此兩人的交往特別密切，相比之下，同時期的周恩來和鄧小平的交往卻幾乎沒有任何記載。當毛澤東要求王洪文、張春橋學習英語，免得上了「那些老爺們的當」時，王洪文真的從上海復旦大學外語系找了一個姓黃的教員，教他英語。但是王洪文卻沒有在外交部「插一腳。」166
中共「十大」以後，周恩來寫給毛澤東的重要報告，都由周恩來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167 在周恩來病重的時候，也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無論是流傳頗廣的聲稱周恩來在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才離開西花廳到３０５醫院就是因為要等鄧小平從聯大歸來，還是鄧穎超的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周恩來去世數年後，鄧穎超才向身邊工作人員透露，周恩來為什麼一再推遲住院治療時間的緣由，她說：「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夥人乘他住院時間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去住院治療。」168 因為在周恩來在離開西花廳之後，是由王洪文接周的班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169
在鄧小平出席聯大的風波中，王洪文是非常配合的。３月２５日，周恩來就和王洪文一起提議請示毛澤東，由毛最後定奪。只是毛澤東當天太累，未能面談。但是毛澤東讓秘書傳話給周恩來、王洪文：關於鄧小平出國一事，他是個人意見，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來聞訊當即表示：將於明日向政治局傳達，並對有關同志做工作。王洪文也作了一番表白：原先他並不清楚，既然毛主席這樣說了，當照此辦理。周恩來隨即乘熱打鐵，委託王洪文與張春橋、姚文元談談，做做工作。３天後，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商討對鄧小平參加聯大會議的方針問題，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均稱病缺席但是王洪文參加了。170
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在其回憶錄裡談到：１９７４年４月的一天，周恩來正在輸血，王洪文的秘書打電話來要求周恩來去參加會議。周恩來不得不拔掉針管，趕去開會。171 主流媒體紛紛渲染此事是「四人幫」故意干擾，使周恩來不得安寧，是一種非常殘忍、毫無人道的迫害行為，是對周恩來了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打擊。
筆者認為這是一種非常不公平的說法。首先，《周恩來年譜》明確記載了自１９７４年１月至５月，根據有關記錄統計，周恩來在五個月共計一百三十九天的實際工作量為：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時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時有三十八天。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時有五天，只有十三天的工作量在十二小時以內。此外，從三月中旬到五月底的兩個半月內，除日常工作外，周恩來共計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二十一次，外事活動五十四次，其它會議和談話五十七次。根據王力回憶，在文革早期碰頭會的時候，只要通知周恩來，周恩來沒有不到的時候。172 張佐良同時也寫道當時周恩來就表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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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
其次，張佐良同時講，是鄧穎超寫了紙條要求周恩來去參加會議，而不是向王洪文說明周恩來正在輸血。173 說明知周者，鄧穎超也。就是作為秘書的紀東也沒有向王洪文說明情況。因為作為周恩來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周恩來的工作習慣。
最後，王洪文對於周恩來的的健康是非常關心的。看過王洪文在周恩來的醫療報告上的批示的人說：從批示可以看出王洪文真的對周恩來的健康很關心，很焦急，不是造作的。174 此次通知開會，王洪文或許並不知道周在輸血當中。後來王洪文對於「長沙告狀」一事說：
關於這次告總理狀的問題，最近我又反覆回憶，並沒有在主席前說總理的壞話，因為在這個時期，我沒有同周總理有過任何分歧，總理也未批評過我，我沒有理由告總理的狀，我當時的思想活動，只是認為總理生病，沒有很好休息，還在指揮工作，這個我在政治局幾次會上講過，而且採取措施，如少批送文件給總理，動員大家少去看望他，這個思想在醫療小組也提過，同周本人也講過，關於總理有病不休息的問題，我以前曾向主席「告狀」過，第二次去長沙，我還向主席講過，這個思想被總理阻止，後來總理說我干擾了主席。175
最為明顯的是在１９７３年的兩次批周過程中，王洪文都無批周的言語，並且主持會議的時候非常公道，不似江青和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等人（包括李先念、耿飆、許世友、喬冠華等人），上竄下跳，活躍的很。176 章含之甚至說，王洪文是持中立態度的，沒有在會議上添油加醋，而且還在江青太過分的時候制止她，不讓她亂講。177 在後來的的四屆人大準備過程中，王洪文和周恩來的配合也非常的好。
一位資深黨史專家說，王洪文對於周恩來非常尊敬，在１９７５年年底的時候，周恩來還建議王洪文同江青聯繫少一些為好。178 因此筆者認為，後來王洪文和周恩來的關係在文革後時期被大大歪曲。
１９７０年夏天，由周恩來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擔任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１９７１年７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為禮賓司的副司長。１９７２年，王海容被提為外交部「部長助理」。再過一年多一點，王海容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顯然，這些都是周恩來一手操作。王曼恬在１９７０年就進入國務院科教組，也只能是因為其和毛澤東的關係才被周恩來「塞進」去的。
在文革後期大出風頭的毛遠新在文革初期就是周恩來的聯絡員。閻長貴回憶：１９６７年春夏，毛遠新回到北京後，住到釣魚台十一號樓（江青住的樓）。毛因為他到少數民族地區造過反，要他讀點民族問題的書，研究一下民族問題。為此，我（當時任江青的機要秘書）還幫他從《紅旗》雜誌圖書室和中宣部圖書館借了十幾本關於民族問題的書（主要是列寧的）。在這次交談中，我問他，在１９６７年的時候，我經常看到周總理轉來你寫的信讓江青閱，怎麼沒看到你給江青寫信啊？他告訴我，他從參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總理的聯絡員。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當聯絡員。179 更爲蹊蹺的是，毛远新到辽宁任职一事。
余汝信先生在《<陳錫聯回憶錄>的弦外之音》之中论述到：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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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中央同意成立遼寧省革委會，在中央的批示中，毛遠新列名為副主任，排名第七。經查證檔案資料，毛遠新被安排至遼寧任職，並非瀋陽軍區或陳錫聯本人主動提出，前於４月２２日，陳錫聯向中央、中央文革並軍委辦事組提交《關於籌建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初步意見（第二次修改稿）》，這是陳關於此問題的最後一個報告，共有三大點意見，提出了省革委會中地方幹部、軍隊幹部、群眾組織代表的人選，其中完全沒有提及到毛遠新的名字。
但是在１９６８.０５.０８；中發〔６８〕７０號於關於成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中云：中央同意中共瀋陽軍區委員會五月七日關於成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報告。而在此報告中，對成立省革命委員會提出如下建議，其中第３條：
３，建議省革命委員會由陳錫聯同志任主任委員，李伯秋，楊春甫，王良，楊迪，楊棄，毛遠新，尉鳳英（女），任寶成，王鳳恩，劉忠禮，於桂蘭（女），張治國，魏禮玲，郝義田，劉盛國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委員（暫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中共瀋陽軍區委員會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
余汝信先生説：有關毛遠新事，我在遼寧省檔案館中並無看到瀋陽軍區６８.５.７報告原件。從軍區５.７報告中央５.８即批復來推測，該報告將毛列為副主任應是中央的授意並非瀋陽軍區主動提出，否則很難解釋為什麼陳４.２２未提而軍區５.７提出第二天中央就批了。在當時情況下，甚至報告本身中央都可代擬的。需要說明的是因未看到報告原件，以上所說，只是一種推斷。181 筆者認爲余汝信先生所言有理。筆者更是大膽推測，此實乃周恩來揣測毛意而提出。當然此說法仍然需要檔案材料來證明。
作為「文革中的紅人」謝靜宜同周恩來的關係也是非同小可。毛澤東的私人保健醫生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隱去謝靜宜她的名字，但在英國廣播電台的訪問談話中透露，謝是毛的女人之一。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辦公廳為毛舉辦的舞會上被毛選中，據李志綏透露「毛同她很好」。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毛說要南下去長江游泳，指名要代總參珠L楊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來告訴楊成武，中央決定由他擔任周和毛的聯絡員，並告他：「要中央機要局送兩名譯電員跟你去。」據楊成武回憶：「中央機要局送來的兩名譯電員，一名是廣東人，一名就是長春機要學校畢業、分配到中央機要局工作的謝靜宜。」182曾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吳德在其口述史《十年風雨紀事》，談及謝到北京市委任職的經過：「在這裡就有必要談一下謝靜宜的情況。大概在１９７３年時，謝靜宜調到市委任書記處書記，她是中辦機要局的人，與毛主席很熟。謝靜宜調來前，是周總理與我談的話，周總理說，就派謝靜宜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可以經過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吳德還提及１９７４年下半年籌備四屆人大時：「周總理還提出謝靜宜任副委員長，他找我徵求意見時，我表示同意」，而「毛澤東在批閱人大和國務院的人事安排名單時，才把謝任副委員長劃掉了」。183 而在「十大」上，謝靜宜已經是中央委員！周恩來「投毛所好」，不能說一點沒有吧！
七、嚴厲的批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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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對於功高震主者極為敏感，無論是劉少奇還是林彪（１號號令）都在這上面摔了跤，如今輪到了周恩來。毛澤東對周恩來從來就不信任，外交上打開局面以後周恩來在國際上的名聲越來越大，毛由此而產生出來的嫉妒，終於在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份忍耐不住而爆發。這就是嚴厲批判周恩來的所謂「幫周會議」。其借口僅僅是周恩來在同來訪的基辛格的會談中立場不穩，並且私自作出決定。事實上周恩來，無論從程序上，還是具體操作上，根據美國解密檔案，均無問題。毛澤東透過江青之口，透露出此次實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以至於周恩來的衛士都想到可能被送進監獄。但是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沒有文革初期的勇氣，而且「林彪事件」剛過去不久，中國的社會也經不起大幅動盪。再加上鄧小平和王洪文的聯手格局尚未形成，這次「幫周會議」終於沒有進行到底。但是毛澤東在批林批孔邉又衼K沒有放過周恩來，事實證明，周恩來一天不死，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批判就不會中止。
１．批周的借口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基辛格第六次訪華。此時，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還中國，政治局勢都已大大改變。在美國，尼克松陷入「水門」醜聞。在中國，５月份，毛澤東首次提出「批孔」；７月份周恩來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指責，８月份，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地位確立；到了１１月，批林批孔的文章已經是日漸增多，所有這些都嚴重的削弱了周恩來的權威和地位。周恩來變得更加小心與敏感。江青在１１月１３日向周恩來提出，原為對外友協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只印發周恩來、江青二人事，現在「這類簡報，建議也送春橋，文元同志。」當日，周恩來就批告外交部：「請從今起，外事活動簡報，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體同志，及有關各部、委、組，望通知友協照辦。」184
在這次訪華中，周恩來與基辛格在５天裡共會面１０次，除去兩次禮節性的宴會和陪同毛澤東的１次，共會談７次。185 就在１１月１４日基辛格離京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談話」，並讓她們立即整理出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１５日早，王海容、唐聞生拿著周、基最後一次會談的記錄稿，將劃有槓槓之處念出來，問周恩來：「您是這樣講的嗎？」周回答：「對，這是記錄稿嘛，我就是這個意思。」186 筆者認為對於無論是王海容、唐聞生還是周恩來都認為是「技術」問題。特別是王海容和周恩來的關係如此親密的情況下（見前文，王海容向周恩來私下透露毛對張再一文的不滿），毛澤東在沒有拿到具體的證據之前是不會「打草驚蛇」的。對於王、唐來說，在未得知毛的確切表態之下，也不可能向毛澤東歪曲匯報。187 毛澤東拿到王、唐同周核對之後的談話記錄後，根據張玉鳳的回憶：唐說，那就怪了，這麼大的事，總理為什麼不請示主席，也沒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見基辛格，答覆建立核保護。188 筆者認為這只能是毛澤東的授意下，唐聞生等人的四處散風，造輿論。事實上，當唐聞生和王海容兩位小姐把周同基辛格談話記錄送給毛後，毛當場就說：美國人要借給我們一把傘，這把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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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核保護傘，這把傘我們是不能要的。還說：果真蘇聯打過來，就知道誰是敢打的，誰是要投降，當兒皇帝的。189
關鍵的問題有二個，第一個：周恩來為什麼沒有報告毛澤東？第二個，所謂的「核保護傘」的真相是什麼？
關於報告毛澤東。１３日晚，當基辛格提出臨時動議後，周因事起倉促，來不及請示毛，而作為東道主也不便回絕客人的提議，便連夜與基辛格就中美雙方軍事合作的問題又舉行了一輪會談。當時只有中方的翻譯唐聞生和美方的溫斯頓·洛德在場。會談結束後，周當場並沒有表態，只是表示要請示報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機前再給予答覆。當晚的會談一直進行到０時３０分。結束後，周恩來對喬冠華說，現在太急了，基辛格的問題要馬上答覆，要報告主席。190 周恩來立即打電話到毛澤東的住地中南海的游泳池電話，不料那邊告知：「主席才睡，服了幾次安眠藥才睡著的。」周恩來的衛士長張樹迎說：總理打了電話了，當時主席在睡覺，時間又不能等。191 周恩來此時非常為難，一個原因是睡眠對於晚年毛澤東來說，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好不容易睡著了就決不能被叫醒，因此當毛睡下以後，周一向不去打擾，其次此事情又十分緊迫，在毛澤東醒來之前基辛格就會離開，因此周恩來急的在辦公桌旁「團團轉」192
文革發動之初，７月１８日晚，劉少奇知道毛結束南方巡視，從武漢回到北京時，立即趕到豐澤園，想向毛匯報，但是門口不讓進，說主席需要休息，實則不然。193 這次是不是故伎重演呢？
關於核保護傘。根據１９９９年美國國務院宣佈解密的中美關係檔案，美國確實有一個「核保護傘」計劃。194１１月１０日晚，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同行的官員洛德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第一次單獨會談。基辛格主動向周恩提出可以向中國提供情報，使得中國在遭到蘇聯突然襲擊時減少軍隊傷亡和並提供提前報警的技術，並表示可以由隨行的豪爾司令來具體介紹。這件事只有四五個人知道。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澤東表示現在這事不急，可以以後再討論。但是在１２日，基辛格和毛澤東的會見中並未就此事直接交流。195
１１月１３日晚，基辛格表示除了提供情報、在裝備上及其他方面給予援助之外，還提出準備在美國衛星與北京之間建立一條熱線，重點在於將情報快速傳遞給你們，這樣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將消息傳給北京，雙方還可以就防止突發性核戰爭上簽署協議。基辛格特別強調：這不涉及任何互惠或任何正式關係，而是基於我們的經驗及若干常規情報而做的建議。周恩來表示：至於你希望討論的特殊議題，我們必須研究一下。明早在你離開之前，我將去拜訪並送行。我想，有些事我們雙方都用得著。雖然在戰爭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但現實問題同樣舉足輕重。無論如何，周恩來表現出了熱情，這或許被指責在「中美情報合作提議中表現太慷慨」的緣由？
１４日早上７時３５分，周恩來與基辛格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談。基辛格留下了兩份協議，一份是關於建立熱線，另一份還包括共同防止蘇聯襲擊的內容。周恩來說：如果如你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措施上合作，對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大的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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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基辛格：總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來，其特定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針對美方提出的需要繼續商議的有關雙方合作的幾個具體建議，周恩來沒有給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說：「我們還要考慮」，「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196 但是同時周恩來同意指定黃鎮繼續與基辛格交換中美情報合作問題。197 在毛澤東的眼裡，這就是沒有事先獲得毛的同意，亦侵犯了毛的權威。
早在１９７２年１月初，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組來華，除了為尼克松及其訪華的大隊人馬進行技術安排之外，還負有一項特殊使命，就是受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托向中方轉達一個重要口信。該口信在對國際局勢、印度和巴基斯坦衝突、越南戰爭和蘇聯威脅做出一番分析後得出下述結論：「蘇聯企圖繼續包圍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美國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所以美國準備力圖抵消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以維護中國的獨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加強尼克松總統的世界領袖的形象，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此，周恩來給予強烈反擊。１月６日深夜１１時３０分，周恩來、葉劍英會見黑格及其所率先遣小組一行。周恩來表示：美方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並聲稱要「維護」中國的「獨立」和「生存能力」的說法，令人驚訝。中國認為，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別人的保護國或殖民地。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在不斷抗擊外來侵略和壓迫的鬥爭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並一定會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198
周恩來對於國家主權是非常敏感的。
周恩來在首次同在基辛格談完有關台灣問題後，周特意審查了翻譯唐聞生給毛澤東的會議記錄，而且是和唐聞生一起向毛澤東做的匯報。但是周恩來的看法和毛澤東還是有點不同就是，周認為有兩種可能性，這導致了１２日毛澤東同基辛格會談時候指桑罵槐，表示了對周的不滿。毛澤東對基辛格說：「只要你們跟台灣切斷外交關係，就有可能來解決我們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問題。這跟我們和日本之間的處理方式是一樣的。至於我們跟台灣之間的問題，就相當的複雜。我不相信會有和平解決方案。」此時毛澤東問姬鵬飛說：「你相信嗎？」199 這或許是周在台灣問題上表現軟弱的來由？
陳東林先生認為：這次會談中，周恩來是遵循毛澤東的「一條線」策略進行的，他堅持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原則，更沒有在台灣問題上放棄什麼。同時，周恩來也確實對美方提議表現出了一定的興趣，雖然他沒有做明確的許諾，也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才能決定。美方雖然有個「核保護傘」計劃，但基辛格鑒於以前黑格提出「保護」被中方怒斥的教訓，只謹慎地提出了建立熱線的建議，也沒有要求任何交換條件。今天看來，如果在平等基礎上中國能夠得到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軍事情報，自然對國家安全有利，何樂而不為？畢竟中美兩國在１９８８年還是建立了熱線。當然，美國也可能企圖用一些信息來誘導中國，但畢竟判斷權在中國。這談不上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而且基辛格強調：這不涉及任何互惠或任何正式關係，而是基於我們的經驗及若干常規情報而做的建議。200
５０年代，蘇聯同時考慮到將來如果打仗的話，中蘇共同的敵人是美國。因此依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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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提出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問題。但是這遭到了毛澤東的強烈反彈。毛澤東把尤金召到中南海去談話，指責蘇聯，發洩他長期以來積壓的對蘇聯領導人，特別是斯大林的不滿情緒，包括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斯大林在中國使館安裝竊聽器；蘇聯前任大使羅申在中國外交部發展情報員；貝利亞與高崗勾結，多次派人與高崗聯絡；蘇聯駐新疆領事館通過非法渠道收集情報等等。蘇聯人的印象是毛澤東整整講了一天。201
現在是美國向中國提議，共同對方蘇聯，要提供裝備，要建立熱線。毛澤東本就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曖昧態度感到不快。202 現在美國是不是要利用蘇聯壓力打「中國牌」？像蘇聯一樣利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來控制中國？直到１９７５年６月，毛澤東對美國人的建議仍然耿耿於懷。他會見岡比亞總統賈瓦拉時說，美國人想賣傘給我們，送給我們「保護傘」，我們說：非常感謝，我們不要。203
但是毛澤東的不可能找到一個類似尤金的美國人喋喋不休的罵上一天，例如找基辛格？伴隨對美國的強烈不滿，夾雜著長期以來對周恩來的憤恨，周恩來成了坐在中南海邊上的「尤金」。有沒有向毛報告都是整周的借口，真正不滿的是周因為外交的成功而在國際上獲得的巨大聲望；同時在國內因為糾左、解放老幹部導致周成為老幹部和普通群眾中的代言人。古話説的好：無心插柳柳成蔭。所有的這一切，受到壓迫的毛澤東在基辛格一離開中國，就開始「升帳點火」，周恩來進入了人生中的最低潮。204
２．批周的過程
１１月１７日，毛澤東澤東親自出馬，在召集周恩來以及外交部有關人員的談話中，嚴厲批評這次中美會談公報「並不怎麼樣」，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毛並放出狠話：「當著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205
由於周恩來開始拒不承認其在中美會談中對美國犯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會議相持不下。於是毛澤東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從１１月２１日至１２月５日召開擴大會議，對周恩來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批判鬥爭，主題為「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外地的政治局委員也飛來參加批鬥，許世友等人就是連夜趕來的。206
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認為：「中美、中日關係的大門打開了，他們認為總理這頭『老黃牛』也沒有用處了，像要動手殺『牛』了。」207另外，「十大」已經召開完畢，王洪文也可以主持政治局會議了，真的要卸磨殺驢了麼？
會議對於周恩來的摧殘是雙重的，身體上的，更嚴重的的精神上的。高振普回憶：總理病情明顯加重，尿血量增加。208 跟隨周恩來多年的衛士長張樹迎回憶道：總理有近半個月的時間神情憂鬱，落落寡歡。那些天中南海（實為人民大會堂）裡天天開會，每次開會回來總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麼話也不說，只是飯量銳減，常常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那裡想心事。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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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周恩來的醫生、衛士等充分知道了什麼叫世態炎涼。往日誰見了周恩來都會熱情的打招呼，現在有些人則竭力迴避，即使迎面相遇，也是冷若冰霜。周恩來在家裡偶爾和鄧穎超同桌吃飯，也是相互不講話，西花廳氣氛異常沉悶。平素很受人重視的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無人在給予他們應有的禮節性問候，他們成了不受歡迎的一個小集體。張樹迎對張佐良說：「佐良啊，咱們得有思想準備，說不定哪一天給咱們帶上手銬，用吉普車把我們送到什麼地方去了，連家裡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只有葉劍英、紀登奎表示對周恩來的關心。210
會場內的周恩來也是孤立無助，當求助他人幫忙時，得到的一頓訓斥。周恩來因病右手發顫，拿不住筆，所以，請那位常去西花廳的小姐幫助他記一下，哪知道這位平時笑容可掬的女同志立馬杏眼圓睜，厲聲的指責：「怎麼？你想秋後算帳？是批你還是批我？自己記！」她們的發言是慷慨激昂、無限上綱唯恐批的不徹底。211
各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紛紛赤膊上陣。許世友，在椅子上不安分的跳上跳下，用手指著周說：告訴你，總理，如果蘇修打進來，美帝打進來，你如果想要做兒皇帝，我告訴你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會允許你的，不會放過你的。葉劍英說他和那些所謂的「投降主義」、「修正主義」都沒什麼關係，參加基辛格的軍事會談是周恩來同志叫我去的。葉劍英還衝著周恩來說：總理，都是你呀！把我拉進來了。你看現在犯了這些大錯誤，我的心情也很沉痛，可這些事都是你拉著我的呀，不然的話我也不會參與這些事了。李先念也直說總理都是你呀。耿飆則指責周恩來把外交部搞成自己的獨立王國，在黨內搞宗派。耿飆還藉機說周恩來用外交部排斥中聯部，中聯部是張春橋領導的，因此矛頭是對著張春橋的。212 喬冠華則指責周同毛主席唱對台戲，對抗中央，凌駕於主席、中央之上，並稱周管外交部管了２９年，不原原本本的告訴我們主席的指示，不知道什麼是主席的，什麼是他自己的，自己說了算。喬冠華還說周的錯誤「不是偶然的，由來已久。」213
參與「圍剿」的喬冠華兩年後向已經病重的周恩來當面檢討這件事，請求他原諒時，周恩來表示：「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214
無論周恩來講的是真話還是假話都無關重要。作為從抗爭時期一手培養的嫡系，反戈一擊造成的刺痛絕非是唐聞生、王海容等人造成的傷害可比。但是此時的周恩來有沒有想起了劉少奇、林彪等人？所有的這一切，不是自己一手造成的麼？
同時不也正說明，如果不是刻意維護，周恩來的形像又怎麽是如此「高大」呢？
會議期間，周恩來因無端蒙冤受辱，心情鬱結而使得病情加速發展，體內的腫瘤細胞長得很快，侵犯了周圍的血管，造成潰爛出血，膀胱裡積存了大量血液，凝結成血塊，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廁所都很痛苦，要化很長時間，用力晃動身子才能排出。擴大會議後期，周的病情已經很重了，常常在廁所裡半天出不來。在這種情況下，會議只好暫時休會等待。為此，江青、張春橋還斥責周故意耽誤時間，對抗會議的批判，又給他增加了一條新的罪名。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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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江青提出這一次是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澤東。會後，江青還向毛澤東提出，要求增補她和姚文元以及汪東興為政治局常委。216 江青提出增補常委，同毛澤東提出要開九屆三中全會增補常委，是同出一轍。既然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周恩來不就是下一個劉少奇和林彪麼？江青此舉實為欲探知毛澤東批周的底線。
是否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值得考慮。第一，毛澤東自７２年初到７３年的「十大」，對於毛後時代有人會走修正主義路線，否定文革的擔憂愈來愈烈。而周恩來在歷史上的表現是「牆頭上的草」，先是跟著博古跑，後來跟著王明跑，這一切都讓毛感到恐懼。在江青拋出第十一路線鬥爭之前，毛澤東就告訴江青，周恩來要奪權。當江青提出後，政治局的人沒有人對此提法表示懷疑。217 第二：從１９７３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就讓人把在延安時期寫的九篇文章找出來，印成大字本，在極小的範圍內進行傳閱，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後來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遠新，甚至准許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內容的兩篇文章錄下音來，帶回遼寧。218 毛遠新還調查周恩來的歷史問題。219 毛遠新後來在批林批孔邉又卸啻握f：「毛主席發動的這場批林批孔鬥爭，一個是解決九次路線回潮問題，一個是解決十次路線沒有解決完的問題，能不能歸結到十一次路線鬥爭，可不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在還很難說。」220
根據現有材料，王洪文並無出格之言論。且在１２月９日，毛澤東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等談話。提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常委的意見，毛澤東表示：「增補常委，不要。」221 江青做了屁股，毛澤東做了臉。毛澤東也並沒有說批周恩來是批錯了，而是「開得很好」！（筆者註：實為批的很好。）
３．批周的結局
從尼克松訪華一開始，周恩來在某些細節部分就「用心良苦」。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尼克松訪華。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出那張著名的尼克松微翹著腳一副急不可耐的樣子同周恩來握手的照片。但是這張照片是假的，經過「移花接木」式的處理。照片中的站在後面的翻譯，人民日報登的是王海容，實則是冀朝鑄。此「換人術」的決定只能是周恩來作出的。因為這類重大事件的照片審核都是周恩來一手操刀的。222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周恩來指導《人民日報》的原則居然是：尊重事實才能尊重真理。223
而周恩來以前對於此等事件是非常痛恨的。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２日，劉少奇、陳毅圓滿結束對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和越南的友好訪問，乘專機回到北京。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歡迎劉少奇訪問歸來的消息和社論，並配發了機場迎接的照片。當天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辦公室翻閱當天的《人民日報》時發現此張照片是經過「換頭術」處理的。為此，周恩來十分憤怒：「豈有此理，荒唐！」當事者回憶，周恩來火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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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將報紙重重地摔在桌上，吩咐秘書把負責那天活動攝影的攝影師和有關人員找來，猛剋一頓。224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據《周恩來年譜》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２日的記載，周恩來指示「過去新聞照片拼拼貼貼的情況很多，今後一定要避免這種做法。」
將冀朝鑄換成王海容，而王海容同毛澤東的關係，天下人盡知，此事只能說明周恩來想通過此事向毛澤東傳達出這樣一種信息，那就是在外交方面，只有毛澤東才是最高權威。也說明周恩來在政治需要面前，對於原則、是非的踐踏也是隨心所欲的。
從對於《中美聯合公報》中的一個詞的用法，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外交事務的控制之嚴與周恩來的「言聽計從」。２月２５日下午，中美聯合公報稿中有關措詞還沒有確定下來。這時，周恩來告訴基辛格：反正雙方觀點已經接近，我們也報告了毛主席，但還要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詞表達。最後，這個問題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決。基辛格又提出將公報稿中「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後一句改為「人民要進步」。周恩來認為還是用原來的提法好，因為這一段講的是中方的立場。事後，周解釋說：我們本來也想讓一步，因為我國憲法裡也有人類進步的說法。但把公報初稿送到主席那裡，主席說：還是恢復「革命」這個詞。在連續幾天的中美會談期間，周恩來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澤東那裡匯報情況，交換意見，往往一談就是一兩個鐘頭正如周恩來後來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說法：「中國總理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向毛主席報告的，等於毛主席參加了會談。」225
但是無論周恩來如何做，結局早已經注定。周恩來不得不順毛意，而且還要加碼，表示自己不僅唾面自乾，而且是心甘情願。毛澤東要求周恩來做４０－５０分鐘的檢討就好，結果周恩來做了７個小時的檢討。226 周恩來對所有的指責照單全收，為了打消毛對他的的疑心，周在檢討的末尾還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應交別人主持。227
儘管毛澤東不同意江青把會議內容捅出去，但是在１２月１１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外交部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準備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討論中央政治局「幫周」會議有關內容。信中還提出：外交部、軍委既開這樣的會議，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也應安排開這樣的會。毛澤東圈閱批准了此信。228 對周恩來的「批評」被擴大到了相當廣泛的範圍。
１２月９日，他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故意用說反話的方式，將這一情況透露給外界。毛當著外賓的面，談笑風生地說：總理啊，你挨整啦，聽說他們整得你不亦樂乎啊，說是你愛插我的話，弄得你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229
１９７４年１月，外交部組織了１８０人的讀書班，人員是由各大使館老、中、青代表組成，專門為批判周恩來使用。此舉意味著毛要在整個外交系統搞臭周恩來。230
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毛澤東接見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後，向陪同接見的周恩來發問：「總理，你怎麼樣了？」周恩來回答：「還可以。沒抓好大事。」……毛澤東笑著說：「被人整得不亦樂乎吧?」……周也笑了：「沒有。自己犯錯誤。剛才在汽車上我還在說，抓大事還不會抓，沒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231
無論如何，已經刮起來的「批林批孔」之風愈演愈烈，接著是批經驗主義與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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滸》，毛澤東也不時的把那九篇文章拿出來欣賞一番。事實證明毛澤東確實有徹底整治周的打算。但是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沒有文革初期的勇氣，「林彪事件」剛過去不久，再次使社會大幅動盪，無論是精神狀態還是身體狀況都不允許毛澤東這麼做。「林彪事件」給了毛澤東致命的打擊，毛澤東的精心準備的把戲沒有派上用場，而林彪拒絕檢討也使得毛澤東沒有享受到鬥爭快感。
更關鍵的鄧小平和王洪文的聯手格局尚未形成，也為了不致於使自己在「十大」努力經營的「老少共攜手」的格局泡湯，這次「批周會議」終於沒有走到徹底打倒周恩來的路上去。
然而，毛的暫時的歇手，並不表示放棄。但是無論如何，毛澤東一定在整治周的過程中得到快感。
１９６７年８月，毛澤東在上海，在觀看上海造反派鬥爭陳丕顯、曹荻秋的電視鏡頭時，表些陳、曹被迫做的「噴氣式」「這算不了什麼嘛。」232 紀登奎曾回憶，毛問他挨了多少決鬥，紀說他挨了幾百次鬥，坐了「噴氣式飛機」。「毛主席聽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還親自學做噴氣式的樣子，低頭、彎腰、並把兩手朝後高高舉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233
九屆二中全會後，周恩來讓邱會作做黃永勝的工作：不是發言不發言的問題，主要是檢討宗派主義，讓主席高興點！234
也許因為周恩來的自虐帶給毛澤東的快樂最大，每次折磨都有新的感受，這或許是周恩來能活到１９７６的最主要的原因？
４．批周的的餘波
１９７３年５月份，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注意抓路線、抓上層建築、抓意識形態，並要求學一點歷史和批判孔子。235 隨後毛澤東多次提到批孔的事情。「十大」的政治報告又提出「敢於反潮流，敢於硬著頭皮頂住。」在此背景下，清華大學「反擊右傾回潮」的三個月邉映鎏āＭ粫r期，大量批孔文章在報刊上發表。
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其真實意圖之一既不在於批判已經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不是替秦始皇翻案。毛澤東主要著眼於解決對待「文革」的態度問題，即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進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論和實踐，防止「右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義」。而許世友對於王洪文的態度，使得毛澤東認識到來自軍頭的反對是最大的憂患也是未來對文革派掌權最大的障礙。且自「三結合」以來，在領導班子中占主導地位的軍隊幹部擁軍自重，雄踞一方已經多年，並不是毛澤東自己怕這些「山頭」，實為後人鋪路，於是八大司令對調出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澤東在接見八大司令對調會上提出「修正主義」與讀《水滸》。「修正主義」與毛澤東提及《水滸》中「接受招安」都是針對否定「文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傾向而言，與「批林批孔」的精神是一脈相通的。236 毛澤東隨後通過批林批孔更加牢固的控制軍隊，在這複雜的背景之下，「八大軍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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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對調也就被賦予了新的含義：（１）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是為了讓「批林批孔」邉釉诟鬈妳^順利的開展，否則「蓋子」揭不開。「蓋子」揭不開，毛澤東怎麼知道你同林彪的關係有多深？；（２）成立以王洪文為首的專案組專門處理各大軍區的揭發材料，自是為了樹立其權威；（３）警告這些軍頭不要站在周恩來一邊。
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先是提出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接著話鋒一轉，再次嚴厲批評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的工作：「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後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裡來。我毫無辦法，我無非是開個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面講，在政治局。」237
在隨後的幾天裡，毛澤東多次含沙射影、怵目驚心的講：
我還可以打幾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亂，包括中國嘛！我能吃飯，也能睡覺，所以，要打，我最歡迎了。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打起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238
誰想當皇帝？誰會搞修正主義？毛說：蘇聯要是打進來，周恩來就是兒皇帝！美帝要是打進來，周恩來就是投降主義！239
毛澤東為什麼對周恩來如此看法？早在１９６４年周恩來和賀龍訪蘇時，就發生過蘇聯人勸說周趕毛下台之事。事情更加嚴重的是，１１月８日，美國、英國等國的通訊社根據頭一天馬利諾夫斯基一事從莫斯科報道：這裡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240
１２月２１日，毛澤東對許世友說：「《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這是毛澤東晚年第一次在高層會議場合提到《水滸傳》。雖然僅寥寥幾句，卻已形成了１９７５年評《水滸傳》批判「投降派」的肇端和雛形。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下發的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評論中主要內容就是「冰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昆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昆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１９７５年的評論中還用對比的手法對「招安」和「非投降派」鬥爭還有深入闡述：位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241
「招安」不就是投降麼？原來「修正主義」、「兒皇帝」和批「水滸」是一條線。既然，周恩來是投降派，毛澤東自然希望許世友是「非投降派」。毛澤東勸許世友等人讀《水滸》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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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十一章
「批林批孔」批周公：
在身受其害的同時推波助瀾
１９７３年底的批周會議和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為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礎。名為「批林批孔」實為「批周」的邉樱芏鱽砑仁沁動的領導者也是被批者。
毛澤東發動在軍隊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務。文革開始，天下大亂，毛澤東不得不依靠軍隊來維持政局的穩定。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後、在王洪文和鄧小平組成的政治格局穩定的情況下，毛澤東反過來整治軍隊，為未來的接班人打下基礎。此時，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澤東一手促成，周恩來並不是中共官方所認定的主動積極，而是被動、消極的。鄧小平和周恩來的關係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４這段時間裡是非常淡漠的。
但是成立的軍委六人小組並沒有達到毛澤東的意圖，王洪文和張春橋在軍隊裡的地位並沒有建立起來。周恩來的病情發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亂狀態，使毛澤東決定停止「批林批孔」邉印Ｋ膶萌舜笠约皩窠洕{整的必要性提到日程上來，為鄧小平在１９７５年的整頓打下了基礎。
一、「批林批孔」的意圖在於批周及整軍隊
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邉樱瑏K不是一次再革命。這場邉拥哪康膩K不是象１９６６年發動的文革一樣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毛澤東傳》的作者雖然聲稱「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澤東曾幾次談到評法批儒的問題，並寫了《讀〈封建論〉呈郭老》的詩，著眼點是針對那些懷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江青等卻認為『批孔』是一個好題目，可以借『批儒』把攻擊矛頭一步步指向周恩來。」「毛澤東在外事方面對周恩來的批評，更使江青等認為有機可乘，可以借此一舉打倒周恩來，掃除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的嚴重障礙。」
事實的發展卻表明「批林批孔」邉訉嵸|上就是「毛澤東在外事方面對周恩來的批評」的繼續。從１９７３年春天，毛澤東就開始提出批孔，把批林和批周聯繫起來；在毛直接指導下的「兩校」（梁效）的所撰寫的大量「批林批孔」的文章和在北大清華「反擊右傾回潮邉印梗ㄈ齻�月邉樱┣∏∈鞘牵保梗罚茨辍概峙住沟那捌谶動；邉拥膶ο鬄橹芏鱽砗蛙婈牐@是毛在１９７３年底決定的。儘管在激進派的領導下，這次邉佑羞^火，但是毛在１９７３年的所作所為正是導致這次邉拥母驹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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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樹立文革派在軍隊中的威望也是其目的之一。所有目的都與毛澤東考慮身後事緊密相連。整個邉右苍诿珴蓶|所掌控之中。僅是由於邉拥哪康奈茨苋珙A期那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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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才導致邉釉冢冈路萸娜欢埂�
１．「批林批孔」的興起
對於「文革」，毛澤東非常清楚，反對的人不少，贊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澤東認為黨的「十大」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仍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對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毛澤東在３月２５五日政治局會議上批駁道：「怎麼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麼能發現？怎麼能打倒？」毛澤東還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線，抓上層建築，抓意識形態，要學一點歷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在１９７３年５月下旬，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籌備「十大」的工作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以及精神。2 同日以及８月５日，毛澤東兩次召見江青，對江談了批孔等事宜。８月７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批轉的、中山大學楊榮國撰寫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９月２３日，毛澤東對埃及副總統沙菲說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子。3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７月４日同張春橋、王洪文的談話。毛澤東在嚴厲批評周恩來的時候，借批評外交部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時，用尖銳的口吻告誡說：「將來（有人）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同時提到「批孔」問題時，毛澤東表示不贊成否定秦始皇，認為林彪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4 至於兩者有何關聯，由於整個談話記錄並沒有公開，所以並不明朗，但是後來的發展卻實實在在的把二者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７月１７日，毛澤東會見楊振寧談到儒法鬥爭的問題時說：「我們郭老（指郭沫若。筆者註），在歷史分期這個問題上，我是贊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書》裡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對於這個問題，王洪文在１９７４年１月份的中央讀書班上的講話對於毛的這個擔憂闡述的非常清楚。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４日，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做報告：「這就是提醒我們要有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同志們最近看「批林批孔」文章，說秦始皇搞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的革命，被罵了兩千年，何況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呢？肯定有人要罵，有準備十年幾十年以後還有人要罵，還有人出來為劉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幾千年了，還有人崇拜，秦始皇當時還是革命的，結果被人罵了二千年。」「這正如毛主席所說的，『被敵人反對的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證明我們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對的，我們的「批林批孔」越深入，蔣介石、南朝鮮、南越、蘇修都罵我們批孔，這從階級觀點看是不奇怪的。」5
為此「梁效」寫作班子應叨Ｈ欢睹珴蓶|傳》的作者卻聲稱他們（指江青等－－筆者註）操縱的寫作班子，連續發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導到現實政治鬥爭當中，火藥味越來越濃。
「批林批孔」材料組於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成立，由遲群和謝靜宜主持。江青開始並不知道。此材料組以及隨後成立的「梁效」受毛澤東直接控制，由謝靜宜直接向毛匯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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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由謝靜宜向梁效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6 「梁效」成員范達人回憶：「（謝靜宜）她說我們班子是毛主席提議建立起來的，她說原來我們搞材料，清華幾個人在搞材料，她說毛主席看了幾條材料，小紙條，他說不夠，你們清華搞理科的不行，你們要找北大的文科老師一起搞，然後就把我們文科找去了……」7 不僅如此，在遲群、謝靜宜等人直接掌控的《北京大學學報》在１９７４年第一期批林的篇目有七篇，占一半以上，第二期，批林的只佔一半，第三、四期就完全沒有批林的篇目了，只剩下批孔子的了。
謝靜宜自己是這樣解釋：「當我們向毛主席匯報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論的時候，主席說，噢，凡是反動的階級，主張歷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問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論或者類似的語言，主席讓我們，就是讓我和遲群同志搞一個材料送主席看一看。」8
謝靜宜在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的中央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說：「就是說北大馮友蘭也寫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讓我們回去，說你回去拿，拿回來，給我看一看。所以我們當時就回去了，然後返回，把那一篇馮友蘭的文章拿來給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氣地把它看完。很長吶，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鏡把它看完吶，一直都沒休息，而且還看出了裡頭那些標點錯了，叫我們去改一改，很細。第二篇文章也是這樣的，第二篇馮友蘭的文章出來之後，又送給主席，主席又看了。」9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７日，江青在新華總社學習班講：「(８月５日)主席那天還給我講了，楊榮國教授說孔子是為奴隸主服務的，這樣我才看了楊榮國的文章」，江青有說「主席給我講：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賞上海、廣州的學者。現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華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結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與孔孟之道》這個材料，立了大功。」10
於是以歷史題材寫現實問題的「批林批孔」文章滿天飛。但是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對於「批林批孔」賦予了新的含義（筆者註：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１９７４年１月１日，元旦社論）。社論指出：「批林，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就是批判修正主義。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社論引人注目的在提及「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時，提出「黨委要抓大事，抓路線，抓政治思想工作。大事要多討論，討論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大事不討論，埋頭於小事，這樣很危險，勢必要搞修正主義。」11 而這不正是而毛澤東在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批評周恩來時說的話麼？
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９日，根據毛澤東指示，王洪文在召集在北京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有關部門負責人的會議上，除了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和鄧小平任職等問題的幾次談話要點之外，還重提了文革前夕，毛澤東曾經多次提出向「修正主義」進攻。12
或許開始觸動毛澤東批孔是因為在毛家灣（林彪在北京的住處－筆者註）發現的大量有關孔子的材料，繼而認為林彪和孔子思想同源，都是「尊孔反法」、開「倒車」的。同時毛澤東發動了一系列針對周恩來的嚴厲批判。隱藏在二者之後卻是同跟同源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親自批轉的並向他人推薦的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撰寫的文章《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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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中，畫龍點睛的部分是「孔子最崇拜的『聖人』」不僅是「周公」，而且「提倡『忠』」，就是要「諸侯忠於周天子」，目的就是「要鞏固各級奴隸主的統治」（復辟）。13 毛澤東不是聲稱敵人來了，周恩來要做「兒皇帝」的麼？熟知歷史典故的毛澤東借古諷今，把「批孔」同批判歷史上反動階級的代表人物和黨內機會主義分子、批評現實當中的某些思想傾向聯繫在一起。14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２日，王洪文和江青聯名致信毛澤東，提出向全國分發「梁效」編寫的《林彪與孔孟之道》。
隨後，王洪文於１月１４日在中央讀書班做報告，再次詳細的介紹毛澤東曾經多次提出向「修正主義」進攻和解釋「批林」要與「批孔」結合。王洪文說：「毛主席說，『我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的，我就號召地方起來造反，向中央進攻』。這裡『幹壞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義。毛主席在杭州對許世友同志說到，『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怎麼辦？』毛主席曾反覆講過這個問題。」王洪文還說：「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我們要把批林整風深入下去，把「批林批孔」邉痈闫饋恚捉Y合起來，要批林彪的流毒，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全面鼓吹唯心主義的思想家，一切守舊的傢伙吹捧孔子。林彪是當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結合起來，也必須結合起來，要打倒我們頭腦裡的孔家店。」
１月１８日，經毛澤東批准，作為７４年１號文件下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5 從此「批林批孔」邉釉谌珖秸归_。
２．周恩來的困境
此間的種種奧妙，周恩來心裡是十分清楚的。
周恩來在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會見基辛格。基辛格在最後一次宴會上，提出「孔夫子問題」，基辛格自認為是把毛澤東比作孔夫子，比作儒家。周恩來一聽就沉不住氣了。周恩來十分激動地堅決指出這種類比的荒謬。16 雖然當時基辛格對周恩來申辯：應當把我的任何誤解當作無知的表現，周也拒絕接受。17 筆者認為是基辛格觸動了周恩來的心事。
周恩來也曾試圖淡化批孔。首先是在「十大」前夕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曾借毛澤東關於「批孔」的詩和有關言論，主張將「儒法鬥爭」的內容寫進「十大」的政治報告，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以這個問題「還需要消化一段時間」為理由沒有採納。毛澤東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18 其次，在１９７３年底，大量的批孔的文章刊登出來之後，周恩來就１９７４年的工作向毛澤東書面報告時提出在新的一年裡將繼續「批林整風」鬥爭。周恩來在１９７４年１月上旬就政治局會議情況向毛澤東報告時，也不涉及「批孔」問題。19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開始的「批判無標題音樂」事件同當時毛澤東下令批周恩來外交問題也不是巧合。１０月，中央音樂學院教師黃曉和就替對外友協對於即將來訪的土耳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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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寫了演奏報告。認為其音樂還是比較健康明朗。此前在３月至９月，已經不少外國音樂團來訪。但是此次卻出了岔子。１１月１８日，江青致信周恩來建議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周恩來回復到今後應盡可能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無法接受或不瞭解其內情的文藝團體，請友協予以注意。姚文元將黃曉和報告中特指的「兩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沒有具體情節和標題」的作品，稱之為「無標題音樂」。20
巧合的是，就在江青批示的前一天即１７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外交部一些成員開會，批評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此次中美會談中的錯誤。21 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批判無標題音樂」事件實際上配合當時批判周恩來外交活動的「大合唱」。
對於當時的批孔和批判音樂事件，外國報紙和電文看的非常清楚。英國《泰晤士報》在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９日說：中國是否準備進行另一次文化革命？……獻身革命的純粹主義者對西方音樂展開了進攻，而西方音樂看來也許遠非中國的真正用意所在。這種進攻在這場鬥爭中絕對不是無關緊要的陪襯，可以認為這是新的抗議浪潮的信號，甚至抗議認為這是矛頭指向黨內上層那些要受批判的人。美聯社記者約翰.羅德裡克１月２２日從東京發出外電：「中國的左翼分子在打倒古代聖哲孔子之後，現在又把矛頭對準貝多芬和舒伯特……主要是通過對孔子的學術批判來攻擊周恩來總理……」22 周恩來領導的對外交流工作被稱作是「引狼入室」「開門揖盜」。23
很明顯，毛澤東還沒有放過周恩來。
二、１９７４年１月的在京「批林批孔」大會
１．軍委六人小組的成立以及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九‧一三事件」之後，在周恩來建議下，成立了葉劍英主持下的軍委辦公會議以替代原來的軍委辦事組，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負責軍委的日常工作。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周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提議中央軍委成立以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參加的五人小組，討論處理軍委的大事及緊急作戰事項，後加蘇振華。軍委六人小組「大事視情況或直報主席或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後再報主席」，「對內對外不行文，一律以軍委名義下達」。２０日，周恩來與王洪文聯名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毛澤東表示同意。把王洪文和張春橋列入當然是有其他含義，特別在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果不其然，在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１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根據李先念建議，軍隊系統的「批林批孔」由軍委六人小組負責處理有關問題。２月１日，周恩來與王洪文聯名致信毛澤東，匯報政治局會議情況。毛澤東圈閱了此信。24
此軍委六人小組成立意義甚大。第一個是在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以後，對各大司令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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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是由王洪文統一搜集並上報中央。25 而王洪文原來並無任何軍職，此舉可以讓王洪文名正言順的參與軍隊事務，挾揭發材料之威，樹立王洪文在軍隊的威望，增加其在軍隊的影響力。第二個，軍委六人小組管理當時在軍隊中的「批林批孔」事宜，並且其成員結構保障了「批林批孔」的順利進行。在１月２４日召開的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就是一明證。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江青在致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鄧小平的信中說：「我特請謝靜宜和遲群二同志向全軍指戰員（指在下午召開的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筆者註）宣讀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１月１８日《批林批孔》的通知）。」26 江青在信中還提出：「毛主席說能文能武（毛澤東表揚鄧小平之語－－筆者註），長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毛澤東對許世友之語－－筆者註）。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學得文武雙才，才能完成毛主席，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
謝靜宜和遲群與毛澤東的關係世人皆知。江青最後的提議則明顯的是借用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會議上的講話來向鄧小平和許世友示好。這為後來的事實所證明。就在２８日，江青又修書一封，致「洪文、劍英、春橋、小平、錫聯、振華同志，請轉世友、紫陽同志」，要求許世友和趙紫陽同志協助準備材料。27
同日，張春橋批示：「建議軍委議一議如何抓好「批林批孔」，並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實。」28 雖然其他人的批示尚未曝光，至少軍委六人小組並沒否定江青的意見。但是此信證明了２４日下午召開的解放軍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並不是江青擅自召開的。29 葉劍英等人也都表示同意，是在軍委六人小組都同意下才召開的。出席會議的中央領導人有葉劍英、鄧小平、王洪文、陳錫聯，有軍隊駐京１４個大單位的幹部戰士１.８萬人。會議開始，葉劍英作了簡短的講話。葉劍英首先申明這個會是江青提議召開的，接著又列舉了江青給空軍寫信，給海軍送材料的事，然後說：「我們對於批孔與批林的關係理解不深，指導不力，沒有把批林與批孔結合起來，因此「批林批孔」邉硬粔蛏钊恕！�30
２．１月２５日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對於１月２５日召開的有一萬多人參加的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毛澤東傳》說江青在會前對遲群講了許多攻擊周恩來的話。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快到當天中午才得知開會的消息。甚至不少的文章說周恩來事先根本就不知道，因此毫無準備，並且言之確鑿的說周恩來當時講：「對於這個會，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31 毛澤東是事先知道的，但並沒有採取任何制止措施。32
然而對照當時的會議記錄，周恩來並沒有講這話。相反，周恩來的講話說明：周是做了充分的準備。另外周恩來還親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參加「１·２５」大會的通知和當晚政治局會議上準備討論的內容（此為根據江青的提議），隨後並主持了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動員大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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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先是承認「我們中央和國家機關已經落後了。昨天在這裡軍隊已經大動員了。」隨後，周恩來對《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做了說明，稱「這個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稱讚。」
周恩來同時還對當時中央起草的關於以下學習文件和文章的通知讀了一遍。周恩來特別強調了軍隊裡的「批林批孔」情況「江青同志首先發現了二十軍防化連的一個對批孔問題的情況反映，是軍報內部參考上登的。江青同志看到那裡的批孔推動不起來……江青同志看了《內參》上的反映，就請謝靜宜同志和遲群同志帶著材料直送二十軍防化連。並帶去了江青同志的一封信，是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３日寫的……謝靜宜和遲群同志到現場後立即和他們進行了座談，浙江省委、防化兵和廿軍黨委均給江青同志來信，現把信轉發各地，作為「批林批孔」的參考。」「跟著江青同志又給空軍馬寧同志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據說空軍機關對批孔有些困難，特請蘇元勳同志送上北大、清華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及《名詞解釋》１００份，可能有助於批林、批孔。請指定一個連隊，由蘇元勳同志去宣講。』」在後面周恩來還講了江青給海軍蘇振華同志的信，「信裡說：『現請謝靜宜和遲群兩位同志到海司去搞試點，並送上《林彪與孔孟之道》二百份，其他材料以後再送。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介紹完江青如何指導在陸軍和空軍開展「批林批孔」的情況後，周恩來還解釋了江青寫給國務院文化組的信，是寫給吳德同志的。
關於２４日召開的大會，周恩來解釋說：「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給軍委幾位負責同志的（洪文、劍英、小平）。軍委收到此信後，昨天在這裡已經召開了動員大會。」
周恩來還說：「我今天早晨得到了這個消息，向政治局幾位同志建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同志今天開這個會議。」
最後，周恩來講了第六封信是江青同志寫給外交部的。
周恩來還在講話中讚揚了江青，指出是毛讓江青主持這次邉樱�帶頭喊了「向江青同志學習！」的口號。34 周恩來還在遲群講話之前就講了「走後門」問題。周恩來還在講話中講了２４日晚同張春橋一起去看望郭沫若，並動員郭出席此次大會的事情，充分表明了周恩來是事先知道這次大會的。江青也表示要不是周恩來邀請，這次大會她還不出場了。35
謝靜宜在同一天的講話中又再次重述毛的話向周發出警告：「就怕你不抓大事，不抓大事，那就是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麼，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主席教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警惕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江青同志寫的信，送的材料，我們認為，這本身就是貫徹主席關於抓大事，抓路線，抓政治思想工作，把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綱來的大事，把全黨的政治工作提上綱來的大事。因此，這就不是孤立的給某一個領導同志，某一個單位的寫的信的問題，而是給全黨全軍全民寫的信。也不是孤立的在批孔的問題，是「批林整風」的繼續深入，是關係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防修反修的一個大問題。」36
２４、２５日的會議鬥爭目標顯然和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到１２月的批判目標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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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恩來和軍隊。根據《毛澤東》傳記記載：為了使大會的主要發言者遲群等明白她要開這次會的「背景」，江青在會前對遲群講了許多攻擊周恩來的話。在「１·２５」大會上，遲群等發表長篇煽動性講話，有意將到會的周恩來、葉劍英等置於受指責的地位。他們借宣講《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談所謂「抓大事」和「反覆辟」問題，說：黨內「歷次機會主義的頭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不抓「大事」而埋頭「小事」就要「變修」。37
儘管陳永貴後來說王洪文在大會上有過發言，但是根據會議記錄則表明，除了應周恩來要求，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外，並沒有發言。但是王洪文卻證實了此次大會是未經政治局討論、未報告毛主席的（但是王海容、唐聞生已經報告給毛）。38 既然王洪文、周恩來等都沒有報告毛澤東，只能說明他們認為江青就是代表毛的。這也是後來毛說「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的言外之意是江青曾經代表過毛澤東。39 但是這個特權也是毛澤東一手授予的。
３．毛澤東的策略
１月２７日和３０日，江青再次借「走後門」問題攻擊葉劍英。
繼葉劍英在１月３１日因為江青在「１·２５」講話中嚴厲指責「走後門」問題而向毛澤東檢討之後，周恩來也向毛澤東反映有關情況，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後門』一個問題，這又太狹窄了，不正之風決不止此；而『走後門』又要進行分析，區別處理，才能收效」。江青在「１·２５」講話中提及走後門問題，相當不策略。早在唐聞生、王海容向毛澤東匯報大會情況時，毛就表示不滿意。這正如毛在回復葉劍英說寫：
「劍英同志：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即謝靜宜。──引者注）、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向下發。我的意見如此。」
毛澤東絲毫沒有對江青等要大力開展「批林批孔」邉硬粷M，反而是怕沖淡了主題。因此，江青向毛澤東寫出檢討，稱：「我做蠢事，對不起主席！」40
毛澤東後來對「批林批孔」表示肯定意見的時候，對此問題有過深刻的解釋：「在我們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要批評。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批林批孔」都要這些人來幹，沒有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後門這樣的人有成百萬，包括你們在內（指王、唐），我也是一個，我送了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辦法，我說你們去上學，他們當了五年工人，現在送她們上大學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得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41
雖然毛澤東自己也有「走後門」的問題，但是這並不重要。重要的「三箭齊發」不可以，只能有「兩箭」：即批林和批孔，而且更重要的是會偏離邉拥姆较颍械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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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標是周恩來附帶著葉劍英（為了批軍隊）。走後門只是小問題，不能「沖淡了主題」。
檢討之後，江青又提出見毛澤東的請求。３月２０日，毛澤東再次致信江青：「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42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說江青此舉會導致「修正主義」，而是提醒江青要注意大事，不要偏離「主題」。
果然主題隨後被突出。１９７４年４月，江青在一次會議上，公開點了周恩來的名：「總理是什麼人？總理還是我們的人麼？」43
此外，根據江青親自擬題、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即遲群等領導的寫作班子，後來用「梁效」作為筆名）所寫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畫成「言必稱仁義，口不離中庸」、「重病在床」的魯國「代理宰相」，宣稱揭露孔子對「反擊開倒車、搞復辟的逆流，很有意義。」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稱讚，認為「寫得較生動」、「通俗」，被安排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發表。44
毛澤東並沒有因為「走後門問題」制止「批林批孔」邉樱炊谌珖鞯厝缁鹑巛钡拈_展起來。
對於江青因國內事務需要鄧小平參加而反對鄧小平去聯合國一事，毛澤東也對江青提出批評。江青或許感到氣餒，而致信毛澤東。45 ４月１７日，毛澤東在同一日覆信兩封，表示鼓勵，而且滿足了江青的要求。
毛澤東說：黨的大勢不錯，悲觀不好。不要動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觀片觀〈面〉。千萬注意。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請假。錢可略增。無限風光在險峰。 在第二封信中，毛澤東說：兩信都收到，並收到春風楊柳。後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觀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請長假。46
於是江青也就只好振作起來，衝鋒陷陣，還要準備好繼續替毛背「黑鍋」。
三、周恩來的雙重角色
１．由被動轉為主動
王洪文於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４日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可以被認為是毛澤東對於當前文革形勢的判斷的總結。王洪文說：「老幹部有錯誤要一看二幫，允許改正，對新幹部也要這樣。但現在有些地方，老幹部犯錯誤，可以一看二幫允許改正，但新幹部一犯錯誤就一棍子打死。為什麼老幹部犯錯誤可以教育，新幹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這不公平嘛！不利於黨的團結嘛！毛主席批評了好些人看不起兒童團，提出『你們那幾個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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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歲的人就那麼高明』？現在新幹部要謙虛、謹慎、不要驕傲自滿、翹尾巴，要尊重老幹部，向老幹部學習；老幹部要傳、幫、帶，對新幹部要有個傳幫帶的問題。」47 但是周恩來是否還屬於「老幹部」？王洪文還說：「還有一種傾向，認為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是極『左』實質；其實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是極『右』，而不是極『左』，右得不能再右了。」
「１·２５」大會對周恩來的刺激非常深，當時擔任中聯部負責人的耿飆回憶：「１·２５」大會後的一個傍晚；他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辦公室，向總理談起中聯部邉拥那闆r，認為有人無中生有，借題發揮，被江青抓住，在「１·２５」大會上點了他的名，他想辭職不幹了。周總理聽後說：「耿飆同志，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筆者註：根據宋永毅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所記載的江青講話，並沒有點耿飆的名字）48
如果說在這之前，周恩來對於「批林批孔」邉邮怯幸鈷袢《惚芑蛘邟袢±涮幚淼脑挘屈N在這之後周恩來變得十分主動。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７日，周恩來同江青等一起接見中央讀書班和記者學習班的代表時，就「批林批孔」問題發表講話。周恩來指出：「批林批孔」要結合，批孔是批林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批林批孔」可與目前城鄉正開展的「批林整風」，進行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教育結合進行。49
同日，周恩來根據江青的建議將反映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決心把邉幼ド先サ男氯A社《國內動態清樣》轉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周恩來還根據「１·２５」大會提出反對「走後門」的意見，專門加寫了一段要教育好幹部子女的內容。50
１月２８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轉發《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情況簡報》的通知。此文章為江青指派遲群、謝靜宜調查該地的一位中學生考試問題受到校方批評後自殺一事，旨在意在「批林批孔」邉痈鞯亍感拚髁x教育路線復辟回潮」不是個別現象。51
１月３１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林批孔」問題。鑒於邉娱_始後發生的一些情況和問題，會議提出：在黨政機關、軍隊系統、生產部門和大中學校等，「應早一點規定一些政策界限」，報經中央和毛主席審批後，「下達全國試行」。其中，各野戰軍和軍委、各軍區的作戰、機要、通信、情報、咻敗⒐┙o等部門不搞「四大」，黨政機關則應「集中在一個易於觀看的地方貼大字報」，機關的學習「初期可定半天，其它時間仍搞業務」；學校、工廠都不放假搞邉樱笇W校可分出一定時間學習和批判，工廠可在生產外的時間搞，（農村）公社亦然」。「凡學習時，不論哪個單位。都要有值班員，不致誤緊急事件。」會議還決定成立由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和汪東興等七人組成的小組，代表中央處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務。52 周恩來任小組組長。周恩來試圖抓住邉拥闹鲃訖唷�
２月５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林批孔」邉訂栴}。會議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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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前各地、各單位邉犹幵诎l展不平衡狀態。經驗還不夠多，如果過早地規定政策界限，可能對群眾的發動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積累些經驗，才好提出問題，智蠼鉀Q。江青因扯出「走後門」問題而遭毛澤東批評之後，２月１６日下午，周恩來找遲群、謝靜宜談話，明確地告訴他們：毛主席講的「形而上學猖獗」，是批評江青的。53
２．針對周恩來的一系列攻擊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從１９７３年一系列意在外交口打開缺口進而對周恩來的進行影射攻擊事件的不斷發生。
遲群在１月２５的講話提到一部名字叫《中國》的電影。遲群形容此電影是「他們盡拍了一些歪曲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鏡頭，……所以像這樣的片子，實際上就是一個間諜加漢奸搞出來的，難道不需要聯繫嗎？」54
此影片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６日，經過中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和代行文化部職責的國務院文化組批准，由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反映中國的影片。１９７３年楊振寧向周恩來反映此片有問題。55 在批周的政治氣氛下，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一位幹部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就電影《中國》問題給江青和姚文元寫了一封舉報信，他認為安導演在污蔑中國。１７日，這名幹部又寫了第二封信，他在第二封信中還揭發了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給周總理來信「反映此片很壞」。56 江青對此表示說：「過去我不知道美籍教授楊振寧對總理說過此片很壞，最近廣播局XX同志給我和文元來信揭發這片子很壞，我們才抓。」１２月３０日，中央政治局組織審看影片《中國》，江青講：「這是與帝國主義開辦的合股公司！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57 這事成為當時外交部聯繫實際進行批判的一個主要內容。58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０日江青到第四機械工業部發表講話，指責該部赴美考察組接受美方所贈玻璃蝸牛禮品是「屈辱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是「崇洋媚外」；提出「要把蝸牛退回去」，「這條彩電生產線我們不要了」。１１日，國務院就開會，李先念在召集四個部門領導開會的會上發了脾氣：「人家給你個反動標語，你也不打開看看？」同時，四機部也發了簡報，通報全國。59 對此，周恩來幾次指示外交部就「蝸牛事件」認真調查。再作定奪。２１日，外交部在詳盡調查核實的基礎上，寫出《關於美國人送「蝸牛」禮品等事的報告》。說明美方送蝸牛並無惡意，反駁了江青的論點，建議不必退回禮品和作外交交涉。周恩來閱後批示：外交部這一分析和所提處理意見較為正確，擬同意這一報告。在此期間，周恩來還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蝸牛事件」作了研究。會議決定；江青在四機部的講話不印發，不下達，已印發的立即收回。60 周恩來還將報告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圈閱了報告，表示同意外交部的處理意見。61
所有這些事件，完全可以套用當時吳德的話來說明。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中組部和國務院文化組成立了電影《中國》聯合調查組，文化組一把手吳德是負責人之一。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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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組追問彭華時，有意讓彭華朝周恩來身上引。但是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彭華沒有開口。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３日調查組研究給中央的初稿報告時，吳德說：「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外交路線取得很大勝利，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聯合時易右，決裂時易左（筆者註：這是套用毛的話）」「前段轉尼克松來這個彎，現又出來右傾投降主義。」就是指向周恩來的外交口。１月３０日，調查組向中央提交報告：「所以犯這樣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錯誤，是喪失階級警惕性，是不抓路線、不抓大事的必然結果。」（筆者註：整個報告，有６處提出外交工作存在「右傾投降主義」。１９７３年７月和１２月毛的兩次批評周「右傾投降」）62 由中組部和國務院文化組聯合調查組以及外交部調查組分別寫出的報告均給外交部扣了兩項大帽子：（１）典型的右傾投降主義；（２）極為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這正是１９７３年批周時定下的調子。63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３日，江青上門要求郭沫若寫檢查，承認重慶時期寫作的《十批判書》、《屈原》等作品是「王明路線的產物」。「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判「王明路線」，顯然是想將當年曾經擔任長江局副書記的周恩來一網打盡。所謂「第二次王明路線」，指的就是對１９３８年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武漢時期工作的一個方面的評價。１９３９年之後的南方局工作，從未有人以「王明路線」問罪。江青還要郭沫若寫文章批秦始皇的「那個宰相」。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直言不諱地稱自己是當今中國的「秦始皇」，這裡「宰相」自然是周恩來。64
江青直言：「周總理都叫我搞得沒辦法了！」安徽等地甚至還公然貼出了「打倒當代孔老二」和「打倒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直接指向周恩來的大標語。65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日出爐的《孔丘其人》一文中，孔丘「竊取」了代理宰相的要職，是一宰相儒。66 ５月１７日，北京日報發表柏青的《從<鄉黨>篇看孔老二》，在描繪孔子見國君的時候，「端起胳膊」來影射周恩來。
周恩來一方面要應付這些攻擊，另一方面更加以積極的態度來參與「批林批孔」邉印Ｖ芏鱽硐嗬^多次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各省和各部門的「批林批孔」邉印�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日至４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研究中共福建省委、軍區「批林批孔」邉訂栴}，並通過中央給福建省委，福州軍區的復電。復電聲稱：「福州地區批林整風邉娱L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邉觿倓偲饋碛珠_什麼糾正錯誤大會，把群眾鎮壓下去，這同有些領導人長期捂蓋子是分不開的。你們應該認真地對待自己的錯誤，在「批林批孔」鬥爭中把福州地區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蓋子徹底揭開。」67 王洪文代表中央打電話給福建軍區：「九號文件不是對著你們的，是針對韓先楚的，你們要集中揭發韓先楚，把韓先楚的蓋子揭開。」於是福州出現了萬炮齊轟韓先楚的局面。68
山東在「批林批孔」中也是重災區。周恩來指示山東省委：山東的「批林批孔」要揭發林彪反黨集團在山東的代理人袁昇平；「文化大革命」中按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批示作了結論的問題不能翻案等。69 袁昇平等人受到了嚴厲的迫害。山東被整的雞犬不寧。根據袁昇平的說法，１９７４年，山東工農業總產值，由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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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第六位，猛然下降到第十四位。生產遭受極大破壞，產量產值之低，為山東建國以來之最。社會秩序之亂，為「文革」以來之最，人民生活供應品全面短缺緊張，那段時間內，濟南市連醬油、煤球都買不到。70
此時的周恩來因為自年初以來，拚命應對這些攻擊，精神上受到折磨，身體過度勞累，導致病情加重。３月上旬起每日便血達一百多毫升。據此，醫療組決定對其病情作進一步檢查、治療。３月８日，周恩來將醫療組所擬《檢查治療方案》作詳細閱改、批注後，致信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提出：「治療方針仍按照你們原報告在這次施行膀胱鏡檢查，如可能仍採用通過膀胱鏡進行電灼或者電切除；如因病情變化，需採用手術切除，則此次不予考慮，以後再議。」隨後，周恩來到三○五醫院作全面檢查，確詾榘┲桶l。71
這段時間裡，他直接過問和處理在「批林批孔」中出現問題題的省、市、自治區和國家機關就有：新疆、浙江、江蘇、上海、山西、江西、吉林、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廣東、湖南、山東、雲南以及國家體委、民航總局、四機部、解放軍軍政大學等。１月到３月就六次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林批孔」事宜。海外輿論也對中國國內的「批林批孔」紛紛猜測，尤其注意周恩來的言論行止。72
１９７４年４月２２日，周恩接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前眾議員、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協會會長川崎秀二及其隨員。川崎提到去年８月間，西方一些報道認為中國開展批孔，也牽涉到周總理，一些日本朋友對此感到擔心時，周恩來說：我們這一代都是反對孔子的，從五四邉悠穑吞岢觥复虻箍准业辍沟目谔枴？鬃铀枷朐谥袊鐣延绊懥藘汕Ф嗄辏衼K肅清這種影響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件大事情，並且是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在批孔的同時，還要對歷史上改革派的思想進行宣傳，當然我們不是繼承法家，今天馬列主義哲學思想已遠遠超過了法家。73
四、穩定社會和經濟秩序與更露骨的批周
１．「批林批孔」造成的社會影響
毛澤東後來談及「批林批孔」邉訒r認為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74 但是無論是江青還是王洪文在執行毛澤東的部署時，如同周恩來一樣，並不能夠保證所有的行動都是完全符合毛澤東的意思。每個人在執行的時候都同自己的經歷、經驗有關，後果也就各異。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４日，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做報告時提到：「關於有些人犯了走資派的錯誤，經過幫助後改了，改了好嘛，但不能說改了就不存在走資派了。走資派不但過去有，以後還會有。少數人現在還對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甚至說造反派沒有好人！這話那有一點共產黨員的氣味呢？『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就是領導我們造反的。」造反有理一詞，使得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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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原來已經大傷元氣的造反派又看到了希望，有部分又開始活躍起來。
從１９７４年２月份起，全國再度出現動亂，已走上正常化的社會秩序迅速惡化。派性鬥爭再度興起，許多地方重新拉起了戰鬥隊之類的組織，甚至又開始武鬥；一些領導機關受衝擊，許多幹部被炮轟、批鬥，各級黨委的工作又陷入癱瘓狀態；許多已恢復的合理規章制度又遭否定，經濟急劇下滑，不少企業陷入停產、半停半產狀態；咻敺e壓嚴重，鐵路堵塞，咻斄夸J減；學校教學秩序混亂，教育質量下降，大批判風又起。縣級以上建立「批林批孔」小組，邉愚k公室和學習班。以黑龍江省為例，截止３月中旬，近３０萬幹部進了學習班。75 「批林批孔」大大影響了生產。
根據遼寧省朝陽市記載：有些單位在邉又校罕娮孕谐闪痿Y隊。如地區商業局機關幹部成立兩個戰鬥隊，一個叫「反潮流戰鬥隊」，一個叫「批林批孔戰鬥隊」。八家子鉛涞V成立５４個戰鬥隊。地區輕工商店成立戰鬥隊後，該店領導讓戰鬥隊領導邉印＿�有些單位，群眾公然奪領導者的權。如朝陽縣大平房公社大平房大隊１２隊張淑琴找到生產隊長李洪文說：「我代表貧下中農，從現在開始罷你的官，奪你的權」，後被公社制止。根德公社平房大隊偏北溝生產隊，有些社員對生產隊幹部指名道姓的要揪「小林彪」。東電一公司、朝建一公司、朝陽建築機械修造廠、朝陽水泥廠等，有些工人問：「批林批孔邉觼韯菝停谥醒胧遣皇怯袀�代理人？在下邊是不是還要踢開絆腳石，打倒走資派？搞不搞奪權？」朝陽縣古山子、東五家子公社等，有些大隊和生產隊幹部說：「××公社××大隊被群眾奪了權，誰誰『靠邊站了』，開始整幹部了」，弄得一些基層幹部惶惶不安，影響了工作積極性。76
因此中共中央於４月１０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批林批孔邉訋讉�問題的通知》。77 該通知指出：一、「批林批孔」邉釉邳h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連。對已經成立的聯絡站，上訪團、匯報團一類組織，各級黨委應做好工作，勸他們回本單位參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二、人民解放軍廣大指戰員在三支兩軍中作出了巨大貢獻。已經回部隊的三支兩軍人員，不要再回支左單位參加「批林批孔」。如果對他們有批評意見，可以送到所在部隊的領導機關。部隊各級黨委和被批評的同志對人民群眾的批評應當表示歡迎，認真地妥善地處理。
如果說以上兩點是為了著眼於穩定，但是該通知的第三點卻又挑起了矛盾。中央對於邉又行n擊各級幹部沒有嚴令禁止，反而指出：「有極少數領導幹部，不批林，不批孔，捂蓋子，怕群眾，甚至採取惡劣手段挑動群眾斗群眾，破壞革命，破壞生產，煽動經濟主義，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完全錯誤的。對階級敵人的破壞，要提高警惕。」
雖然通知點明中央「希望各級黨委認真加強領導，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和幹部，使「批林批孔」進一步開展起來。」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
以吉林省為例，１９７４年４月３日，中共吉林省省委召開在長春的省革委會黨委、委員「批林批孔」座談會。會議認為，省委常委對「批林批孔」很不得力，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即「不批林，不批孔，捂蓋子，怕群眾」等錯誤。會議要求對省革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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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淮湘在執行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問題和同林彪死黨牽連的問題，要進一步深揭深挖。５月７日，省委召開省直機關揭省委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蓋子會議。經過一個多月的大會小會，集中地揭發、批判了王淮湘於林彪反黨集團有牽連的許多問題。在王被迫做了檢查發言之後，會議認為王迴避了要害的實質問題。會議決定，要深入發動群眾，繼續揭批王同林彪集團有牽連的問題。78
有鑒於此，中央不得不於５月１８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批林批孔」邉訋讉�政策問題的通知》：除了繼續號召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新勝利外，認為「在邉又校瑥V大群眾揭發批判了許多同林彪反黨集團有關的人和事，這是完全必要的。繼續把這方面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中央也認為「領導上必須注意清查的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團陰只顒佑嘘P的問題，不要擴大化。在時間上，應當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視各地打招呼為界；以聽到傳達中發〔１９７１〕５７號文件為界。在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嚴重錯誤，只要向黨講清楚，同林彪反黨集團劃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這些老賬。」為此，中央重申中發〔１９７１〕５７號文件宣佈的政策：「中央對於堅決同林彪劃清界限的同志，不論他過去是否受過林彪的影響，是否犯過錯誤，都是同樣愛護而不會輕易懷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問題上犯了錯誤，但是已經交代了問題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廣大群眾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將功補過。也希望那些隱瞞了某些問題的同志，把問題講清楚。凡屬好人犯錯誤，都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各級黨組織應當為這些同志創造條件，使他們有改正錯誤的機會。」
據《周恩來最後兩年的政治交代》一文，此兩項中共中央通知皆為周恩來主持定稿，並反覆修改之。79
７月１２日，紀登奎電話通知吉林省委，指出：吉林省跨行業串聯起來的「批林批孔學習班」的少數人，隨意揪斗幹部，是完全錯誤的，要嚴厲批評制止。同日，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同吉林省革委會副主任宗希雲等談話，保護了王淮湘等被揪斗的幹部。以後王淮湘因此受累為後話了。80
此通知另外還指出「批林批孔邉又校瑴ガF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積極分子，應當注意培養，並且團結一切願意「批林批孔」的知識分子，推動他們同廣大工農兵群眾結合起來，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論隊伍，使全黨全軍能文能武。各級黨委都要把這個問題當作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百年大計認真抓起來。」
此舉後來頗為詬病，各地形成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的浪潮。
６月１８日，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工農業生產問題時指出：１９７４年上半年不少地區和部門沒有完成國家計劃。許多產品例如煤炭、鋼材等比１９７３年同期下降很多。鐵路咻斄考眲∠陆怠Ｈ珖斦杖氡龋保梗罚衬晖跍p少５億元。同月，當毛澤東得知從４月份開始全國工農業生產明顯下降後，找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瞭解情況，並指示他們要注意全國穩定和解決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隨後，毛批准中共中央於７月１日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81 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幹部，不准打人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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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擅離職守的領導和其它人員必須返回工作崗位，對把打內戰、停工停產的行為說成是「反潮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必須加以批駁，等等。
２．「評法批儒」
周恩來因病重終於與６月１日離開西花廳，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三○五醫院。但是批周卻批的更露骨了。社會上關于周恩來因病住院而出現流言：「主要是政治原因，是體面下臺」。82 而在上層，對周恩來的批判也更加露骨。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４日，張春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戰士「批林批孔」匯報會上指出：「批林批孔」要圍繞「一個克己復禮，牽涉到現實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許多問題。」同日晚，江青接見「梁效」和「唐曉文」成員時講：「現在的文章很提到現代的儒，除了林彪、陳伯達以外。以前的，不提無神論、唯物論；現在的，不提現在的儒。難道現在沒有儒了嗎？……我希望告訴我，提到現在的儒。沒有，為什麼反孔老二？現在有沒有儒？有很大的儒，蔣介石是總代表。」在隨後的謝靜宜和遲群召集一些出版單位開會，遲群說：「你們可以注意一下，地方上的報刊和學報有沒有批大儒的文章。」一位「梁效」的領導對批什麼樣的儒做了解釋：「大儒不是指劉少奇，也不是林彪、陳伯達。」謝靜宜接著表態：「就是他講的這個情況。」83 ６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廠、農村和部隊，繼續散佈「儒法鬥爭持續到現在」之類的說法，煽動要「揪現代大儒」、「批黨內大儒」。６月１９日晚７時半至次日凌晨，江青主持召開了一千餘人參加的「天津市儒法鬥爭報告會」，她大講其「儒法鬥爭史」，提到從先秦至明清的許多歷史人物。她並以批劉少奇「進城初期親自祭過孔」為名，說「你們不要以為社會主義沒有儒了，我們黨就出了不少的儒」，並露骨他說：「這次邉又攸c是批『黨內的大儒』。」她還借國外傳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國記者就中國開展的「批林批孔」邉影l表評論說：「以江青為代表的激進派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溫和派之間的鬥爭還在繼續」。），暗示周恩來就是她所說的「現代的儒」。84 此後，「梁效」等寫作班子紛紛撰文著書，進行「評法批儒」的宣傳。
６月１８日，《人民日報》發表《在鬥爭中培養理論隊伍》一文，提出「兩千年來的儒法鬥爭，一直影響到現在，繼續到現在，還會影響到今後。」在北京等地，街頭還出現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標語。
６月２３日，江青在小靳莊把接待她的婦女主任改名「周克周」。85
對於是否影射，當事者有自己的說法。周一良說：我認為「批林批孔」也好，評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她只是執行而已。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條是緊跟「四人幫」，反對周總理。……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遲、謝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86
著名軍旅作家張聶爾說：「我曾專門為此事找過小謝（指謝靜宜－－筆者註）。她一口咬定，他們決不可能影射總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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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效」主筆范達人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說：（《孔丘其人》中描述孔子）７１歲病重在床，這段話在我寫這個文章之前，我曾經看到，看到上海《學習與批判》雜誌的《孔子傳》，他們有類似的描述，我覺得這段描述孔子的復辟形象很好，我採用它了，我們寫文章是１９７４年２月份寫的，當時總理呀還不斷出來接見外賓，參加各種活動，還是這樣的情況，總理生病，總理有病住院是６月份的事情。然後再講當時這個梁效大批判組的領導，他們也沒有任何人沒有向我暗示，你們寫這篇文章要影射周恩來，沒有，這個實話實說，沒有還是沒有，我不能栽在人家頭上，為自己開脫。」88
范達人在其回憶錄《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中說：１９９８年１月，我曾向謝靜宜問及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她說：「《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議寫的。目的在於簡明扼要地介紹孔子。我就此事專門請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寫這篇文章。文章在公開發表前，我們曾將文稿報送毛主席和周總理閱審。」如果要問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麼，坦率地說，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從內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談會上罵他是「大惡霸」。１９７４年２月間，（中國文革研究網整理）江青叫陳亞丁到她那裡開會，她說：「八一廠造孽了，軍閥管理。」會一開完，總政就貼出了大標語：「打倒大軍閥李德生」。這事傳到了「梁效」大批判組。在此影響下，我們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個「凶狠殘暴的大惡霸」的小標題，影射李德生，這是實情。
究竟有沒有影射，相信讀者可以自辨。
五、「批林批孔」的終結
１．軍隊中的「批林批孔」
「５１６通知」中宣稱「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但是在１９６６年底，天下趨於大亂之際，毛澤東不得不動用軍隊穩定地方，這也是軍委「八條命令」和「三支兩軍」的背景。但是隨後的軍委「十條命令」把「八條命令」否定，於是不少人認為偉大領袖是要把「混入黨內，政府內，軍隊內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揪出來，地方已奪權，將要奪軍隊權了，突然風向一轉，揪「軍隊一小撮」甚囂塵上，結果軍隊勢力大為反彈，終於激出驚天動地的「７２０事件」。毛澤東隨後急劇左轉，欲以民兵、造反派為依托，建立「第二武裝」，對此各級軍隊也紛紛軟磨硬抗，甚至造成軍隊內部的對立。同時火燒英國代辦處、外交部奪權，武鬥演變成「全面內戰」，對此毛澤東不得不審時度勢，拋出「王關戚」以平息眾怒。
「九大」召開不久，林彪主動出擊，攻擊張春橋，大有「釜底抽薪」之勢。毛澤東本來就沒有把林彪作為真正的接班人，現在林彪「自我暴露」，拿掉林彪也就是順理成章之勢。「九‧一三事件」的爆發或許是偶然，但是林彪的「失敗」卻是必然的。「林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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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給予毛澤東的沉重打擊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廣大群眾對文革懷疑的思潮漸起，這是以後毛澤東再也不能發動大規模群眾邉拥母驹颉＝涍^１９７２－７３年的短暫平靜，縈繞在毛澤東心頭上的軍隊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
「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曾經要求軍隊「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１９７３年毛澤東兩次嚴厲訓斥周恩來後，毛澤東覺得必須對軍隊也採取措施。毛澤東先是在１２月將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接著在隨後展開的「批林批孔」邉又邪衍婈牶煤玫摹刚瘟艘环埂�
１月１３日，江青就給給空軍領導人寫信，要求「批林批孔」，隨後又找遲群等人談話，將他們派往海軍、空軍等單位「點火放炮」。隨後在１、２月間，江青還以部分軍區連隊作為「批林批孔」的試點，江青連續以個人名義給中央國家機關，軍隊領導機關和連隊、科研部門以及下鄉知識青年寫信，送材料。89 江青還指示要給南京部隊、廣州部隊以及國防科委等送信、送材料，宣講「批林批孔」。同期間，江青在軍隊地方召集的會議上稱：「今天我是斗膽。我不敢得罪軍隊，今天把你陳亞丁也請來了，就是要整一整軍隊。」１月２７日，江青在即將結業的某期中央讀書班學員和即將派往外地的一批記者參加的會議，點了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的名，並命人撕下其作為革命軍人榮譽標誌的領章與帽徽。（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解放軍軍報》等軍隊宣傳系統負責人亦與會參加）。90
江青在「１.２５」講話中提出要揪「走後門」，對於江青這種沖淡主題的做法，毛是不滿的。特別是不合毛「批林批孔」的戰略安排。毛意圖通過「批林批孔」達到批周、整軍隊的目的，但是不想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亂重來，而江批走後門問題無疑會使衝擊面大為增加，自然會沖淡「批林批孔」的主題，那就是集中批周。另外，毛希望是通過這次邉訕淞⑵鹞母锱稍谲婈犞械耐徒⑵鹑嗣}，「走後門」問題主要是高級幹部在軍隊中安插子女問題而非軍隊主要領導人的問題，揪「走後門」問題勢必不合此戰略。況且毛澤東本人也在「走後門」。
「批林批孔」邉右潦迹缰芏鱽碓凇福�.２５」講話中所提及，江青等主導了在軍隊中的「批林批孔」邉樱詡�人名義給空軍、各大軍區領導機關寫信、送材料等，要求進行「批林批孔」。王洪文、江青、張春橋相繼在軍隊系統「批林批孔」匯報會、軍隊文藝單位負責人會議上，指責軍隊領導機關對「批林批孔」消極應付，「右傾手軟」，提出「要整一整軍隊」，「該奪權的還是要奪」，要在軍內搞「放火燒荒」。91
北京三總部首當其衝。據說在一次會議上王洪文和張春橋斷言：「總參領導右傾手軟，右得不能再右了。對總政治部可以奪權。總後勤部垮得愈快愈好。」92 ２月８日，在一次會議上，王洪文、張春橋攻擊「總參領導右傾手軟，右得不能再右了。」２月２５日，江青在會議上大喊：「總參問題太多了，要放火燒才好！」３月６日，王洪文聽取總參植繀R報之機時說：「要揭總參的蓋子！」「揭不開就砸，砸不開就用炸彈炸！」張春橋在２月２８日重提在１９７２年發生的「山東問題」：山東問題怎麼解決的？２月２１日，王洪文派秘書到總參作戰部調走根據周恩來指示和批示承辦的文電３４份。４月，總參作戰部被勒令清查所謂的「北兵南調」問題。93 此事最後卻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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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４年３月５日，張春橋、江青召集於會泳、陳亞丁等人開會。在會上，江青點名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說什麼「八一（廠）造孽了，軍閥管你們。」陳亞丁回去立即傳達佈置，煽風點火。「打倒大軍閥」的標語在北京和全國風行一時，造成軍隊和地方很大的混亂。94 陳亞丁還說：「江青同志要我回到總政，就是要放火燒荒。今天叫你們來，就是叫你們回去放火！」
為查看總政點火的情況，江青要求遲群、謝靜宜去總政大院查看情況，而且告訴他們「為了保證你們的安全，我已告訴汪東興，去總政這段時間內，給你們每人派一名警衛員。」95 這意味著毛澤東對軍隊「批林批孔」的支持。當新年伊始的時候，海軍就作為「批林批孔」的試點單位。遲群、謝靜宜來到海軍召開大會，肖勁光也表態支持「批林批孔」邉樱瑏K做了自我批評。肖勁光後來對此解釋說：「他們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江青又有代表毛主席的假象，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唱反調。」96 所謂的假象是後來的說法，當時肖勁光的認識只能是「真相」。在軍隊中的「批林批孔」，如果說王洪文、張春橋還有合法身份的話，江青在軍隊中並無任何職務，只能用背後有毛澤東這個靠山才能解釋的通。這同周恩來沒有在軍隊中任職卻可以下令調動軍隊是一個道理。正如後來毛澤東對於「批林批孔」是正面評價的，充分說明了江青的「擾亂軍隊」的所作所為是毛澤東支持和默許的，這也是毛澤東言外之意所講的「江青代表我的」的含義。只有如此，才能解釋所有發生的這一切。
陳先瑞回憶到：「批林批孔」邉又校喽啻尾迨直本┸妳^部隊。她抓了北京衛戍區某師６連和保定某軍８連，作所謂「批林批孔」的試點。她以個人名義給連隊寫信，送了上百種材料和書籍，如《儒法鬥爭史講稿》等。２月４日和６月２０日，江青先後兩次把連隊部分幹部、戰士召到北京，當面聽發言，匯報，作指示。她還抽調一名連隊指導員和五名戰士，到湖南搞了三個多月的調查；派戰士到全國各地的「批林批孔」點上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未定稿)，並收集瞭解情況。江青還到天津某軍九連，直接聽發言和匯報，觀看軍事表演。
江青不僅自己到軍區部隊去，還派沒有軍籍的記者到軍區機關搜集情況，規定記者可以參加包括軍區黨委常委會在內的所有會議，看軍區的所有文件，還可以查閱檔案材料。……在全國「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那時叫「三箭齊發」，在北京軍區卻是亂箭齊發，又把「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問題翻騰一遍，軍區機關二級部以上的一些領導同志，又受了一次批判。這回給我算了一次總賬，查了我１４個方面的所謂錯誤。
（後來）我根據自己對「批林批孔」的理解，（在北京軍區召開的會議上）講得很隨便。我說：對「批林批孔」邉樱覀冞�不夠理解，現在要一面學習一面搞邉樱诰裆闲铚蕚浒c批，挨批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沒有想到，我的講話內容很快就被河北省軍區的人告到了江青那裡，江青按捺不住對我的怒火，於５月１２日給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鄧小平、紀登奎、陳錫聯寫信，說「陳先瑞不帶頭『批林批孔』，不作自我批評，把矛頭指向群眾，借『批林批孔』發牢騷，北京軍區的『批林批孔』邉娱_展得不力」等等，弄得北京軍區領導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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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青寫信的當天晚上，軍區召開黨委常委擴大會，陳錫聯、紀登奎傳達江青的信，對我進行批評。我於５月１３日向江青寫了檢討，經陳錫聯、紀登奎轉給江青。我在檢討中說，江青「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指出我的錯誤的嚴重性，這是對我的關懷和挽救，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同時，對我們軍區的「批林批孔」邉永卫握莆蒸Y爭的大方向有重要意義」。其實，這個違心的檢討，是陳錫聯、紀登奎同志為保護我過關，親自幫助寫的。在那種高壓下，不得不低頭。97
不得不低頭，是因為江青麼？顯然不是，是因為站在江青背後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２．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妙處
廣州和南京軍區的司令對調，丁盛到南京，許世友到了廣州。
許世友的秘書李文卿說：丁盛調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不久，就說：「我既有挨整的經驗，也有整人的本領。」對前任許司令，他嘴上稱之為「老前輩」，褒之以「很能打仗」，當眾表白：「我很尊敬他。有人說我反對許司令，我怎能反他呢？」轉過臉又指責南京軍區「迷信沒有打破，蓋子沒有揭開，路線沒有分清，顛倒了的歷史沒有顛倒過來。」以揭不揭許司令為標準劃線，分裂幹部隊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抵制，又採取「搬石頭」、「攙沙子」的辦法「改造軍區機關」。然而「倒許」的手段一套接一套，卻極少有人附和。有個想當「倒許」積極分子的收發員，從一封寫給許司令原來的保健醫生「高老」的信上認出了我的筆跡，把信交了上去。丁盛拆看後，發現信中有對「批林扎孔」不滿的內容，在大會上點了我的名。結果呢？群眾輿論沒有講我的不是，反倒對這種不顧國家法律和職業道德的行為嗤之以鼻。丁錯估了局勢。98
互相搞的不亦樂乎的時候，江青又出面安撫各軍區新上任司令。兩手並進，毛可謂用心良苦。
遲澤厚先生說：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８日，江青特派三名信使持其親筆信交送到廣州軍區司令許世友手裡，鼓動許世友「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一場持久的戰鬥」，信中還說「我們是心連心的。」許世友接到江青的信，心中有底，於是大刀闊斧的幹了起來。許世友為了製造聲勢，打開局面，一方面把過去黃永勝、劉興元當政時期因各種原因受過處分被調離軍區機關或轉業地方的人員，請回機關參加邉樱煌瑫r又拉上趙紫陽，接見已堰旗息鼓多年的廣州地方兩派群眾組織的３３名頭頭，宣稱軍區原主要領導人劉興元、丁盛、任思忠是林彪死黨，要這些頭頭與他「共同奮鬥，你們在地方揭，我們在軍隊揭」。許世友頻頻在大會、小會、軍內、軍外講，廣州軍區的問題「不簡單」，過去被「捂了蓋子」，現在要「打破沙鍋紋(問)到底」。於是，邉友杆偕郎亍Ｉ嫌兴茫卤厣跹桑瑔栴}越揭越多，而且都具有「爆炸性」。隨著材料越揭越玄，破綻越來越多，結果是曲高和寡，最後變成多數人看，少數人表演，影響惡劣。北京在７月２９日發來緊急電報指名批評了許世友，並派韋國清來處理善後。廣州軍區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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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止。99
丁盛說：「在廣州搞了兩次，一次是七四年，第二次是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那一次真是荒唐，還是林彪南逃，還是這些人，結果兩個副司令被隔離，江燮元、黃榮海，這些同志是非常忠绽蠈崜碜o毛澤東，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們不是為林彪革命，是為勞苦人民革命，是毛澤東培養出來的人。隔離起來，在中山紀念堂召開五千多人的大會，副參珠L劉如，政治部副主任李維英、趙國楠，要打倒他們。說是丁盛不接電話不知道，丁盛的秘書知道，陳宏康知道！真是我不知道，沒有這個事，所以我感覺到，這個事對廣東，中央雖然沒有下正式的什麼結論，但是在廣州搞的這些事情，影響很大，對廣州這部分幹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負擔！」100
丁盛還說：「７４年在廣州「批林批孔」，許世友提出來，廣東的劉興元、丁盛、任思忠就是林彪的死黨，不是死黨也是死黨。」101
被調動的八大軍區司令享受此「待遇」的為數不少，過程也頗為類似。
許世友的秘書還說：（１９７４年初）江青、王洪文、張春橋氣勢洶洶地打出了「解決南京軍區的問題」的旗號，顛倒黑白地胡說：「南京軍區長期以來歪風邪氣盛行，正氣抬不起頭來。」在軍區和一些地方拉攏親信，又是「揭蓋子」，又是「砸核桃」，矛頭直指許司令。
３月１１日，在軍隊沒有任何職務的江青，親筆寫信給南京軍區某部防化連，並派親信遲群、謝靜宜到這個連隊送「批林批孔」材料，煽動部隊揭發上級領導機關所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大是大非」。３月２６日，王洪文竄到浙江，擅自召開省委全會、省革委會和省軍區黨委會，公然宣稱：「涉及軍區以上領導人的問題也可以揭發。」（筆者註：原文如此，幷非表示筆者同意其觀點。）
４月２７日，王洪文又背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給浙江的造反派頭頭打電話，要他們繼續揭批「軍以上領導」，並點了許司令的名，說「許世友想搞三省壓上海，搞獨立王國。浙江的問題在南京。」102 （筆者註：原文如此，幷非表示筆者同意其觀點。）
這一時期在軍隊的「批林批孔」的記載，多是王洪文、張春橋以及江青等人的所作所為。作為軍委六人小組的成員，其行為是合法的。而軍委六人小組組長葉劍英也在３月８日召開的聽取國防科委「批林批孔」匯報會上表示要派人下去「煽風點火」。103
１９７３年底的八大司令對調為１９７４年江青等人的行動鋪好了路。一方面，原來各大軍區司令的老班底可以徹底的揭發老司令的問題，雖然免去了面對面的尷尬，但是這種背對背的揭發卻讓人有口難辯，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揭發材料成了這些司令們的「緊箍咒」。
３．８月軍隊高幹會議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後，在中央佈置下，各大軍區通過召開黨委擴大會議等方式，揭發有關同林彪集團鬥爭中的人和事，主要對象是被對調的八大軍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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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及其政委等。為此毛澤東決定成立以王洪文為首的專案組，專門處理各大軍區的揭發材料，並成立了兩個專案小組：李德生專案小組和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以及陳錫聯專案小組。104 １９７４年７月，王洪文把這些揭發出來的送給毛澤東，並發給政治局委員。105 這些材料表明這些司令們無重大問題，比周恩來掌管的專案組要實事求是得多。
１９７４年８月，軍隊高幹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由王洪文主持，把各大軍區司令分成幾個小組，分別「批評幫助」。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等是批判的重點對象。關於如何開會，毛澤東指示：我看找他們來。不要一個一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都來，一道談一下。聽說會議氣氛緊張，他特別交代，每個同志發言時不要插話，發言後都要鼓掌歡迎。關於問題的性質和程度，毛澤東說：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數同志或多或少有些問題。又說，各地大字報揭露的都是老賬。這些人有錯誤，揭一揭也好。106 王洪文傳達了這個毛澤東的指示。107 毛澤東同時表示「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棍子打死不好。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嘛，要給人家機會。」108
會議只要一開，就絕對不是多做自我批評，講完了就講完了，發言後都要鼓掌歡迎那麼簡單。韓先楚說：我願意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但我不能按照會議發給的《檢查提綱》檢查，因為我不能瞪著眼睛胡說八道。但是身不由己，最後還是得按那個提綱認錯。109
丁盛回憶說：我在南京工作時，７４年的８月份，在北京開會，當時主持會的是王洪文、張春橋，總理他們都沒有來，主席那就更不說了！我們九個人作檢討，楊得志、許世友、韓先楚、曾思玉、我、陳先瑞，劉興元都作檢討，對林彪思想上的認識，都作檢討。這個期間，張春橋、王洪文硬追我，說「林彪南逃你知道」，我說：「不知道！」張春橋的作風，比王洪文凶啊，形象凶，講話也凶，王洪文看著總下不了台，就說：「你不知道，以後再說！但是你，你上了林彪的俅埂Ｎ艺f好吧，咱們就作妥協，這個可以的，但是我沒有和他搞陰衷幱嫛！改阋獙懮稀埂Ｎ艺f：「寫上就寫上」！
這是７４年８月檢討，我們這九個人的檢討，各種各樣的檢討！現在來看，不該屈服，不該寫，我否定，我上什麼俅。�110
據丁盛說，有人要求他下來，當時是周恩來總理堅決不同意，說：「丁盛不能下來。」111 毛澤東自然是不能把這些司令們全部趕下台，目的是要樹立王洪文的權威。整個會議都是由王洪文主持。會議高潮過了，毛澤東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對於司令員們，毛澤東說：都是一些老問題了，在會上講也可以，寫出來印發也可以，不寫也可以。不要那麼挖苦，不要強迫人家做檢討，不要搞得那麼緊張，傳達範圍也不要太大，檢討不要發下去。112 為了幫鄧小平拉攏人心，毛澤東特意讓鄧小平捎話給這些挨整的司令們。113 ９月過後，各大司令按照會議要求和定下的調子紛紛檢討過關。
４．試點－－總政治部
鑒於李德生在安徽支左的出色表現，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向全國通報他的經驗。在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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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毛澤東當眾誇獎他「哪個是李德生？你們安徽的事件辦得不錯，你們整蕪湖整的不錯嘛！」114 在毛澤東的欣賞下，李德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九屆一中全會上，第一次當選中央委員會的李德生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１９６９年４月任中央軍委委員，１９７０年４月任總政治部主任。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李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可是，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風雲突變。在北京軍區司令員任上不到三年（次任職時間同其它被對調司令成為明顯對比，例如許世友在南京軍區司令任上長達１８年，自１９５５至１９７３）當黨中央副主席才三個月，李德生就被調離北京。他兼任的總政治部主任，被毛澤東一句「不要兼了吧」一句話就抹掉了。115
李德生之遭遇，可以說至今還是撲朔迷離，個中緣由，現在還無法完全解釋清楚。《李德生回憶錄》則聲稱是「四人幫」誣陷所致。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中共中央為李德生徹底平反的決定中有一段話說得分明：「１９７４年９月間各大軍區負責同志在會議上，『四人幫』強迫德生同志承認『推行林彪路線』、『上林彪俅皇遣缓虾跏聦嵉模瑧枰酝频埂！沟亲鳛橐粋�中共中央副主席，豈是江青等所能決定的？
１９７４年底，為了給鄧小平騰出黨中央副主席的位子，紀登奎和李先念找到李德生談話，提到要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在此之前，在黨內很少有黨中央副主席辭職的，李德生聽後很詫異。紀登奎和李先念只是奉命辦事，不願意和李德生多說。紀登奎直截了當地說：「德生同志，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我們兩人只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主席的意見。」116
「九大」之後，毛澤東用「摻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勢力的增長，首選目標是軍委辦事組。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８日，李德生奉調進京，下午３時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會見了李德生，並通知李德生「中央已經決定了，你除了參加政治局活動外，還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和軍委辦事組的活動，同時仍然兼著安徽省和十二軍的職務。」117
總政治部被砸爛後，毛澤東曾經設想讓張春橋當任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徵求林彪意見時，可是林彪就是頂著不辦。118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總政治部軍管結束，由李德生主持工作。林彪後來說：「我在江蘇跟許世友同志說，偏偏要找一個軍事幹部來總政當主任。軍事幹部中有許多不僅懂軍事，也懂政治，他們打過仗，不脫離實際。我偏偏找一個軍事幹部管政治，找個『丘八』管秀才。」林彪還說：「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說這些人粗中有細。」119 林彪推薦李德生是為了抵制張春橋的任命，毛澤東對李德生也是滿意的，因此一拍即合。但是這卻是李德生以後被整的原因之一。
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因為林彪發動對文革派的進攻，導致毛澤東的強烈反彈。李德生深得毛澤東信任，在會議中途被派下山，主持軍委辦事組工作。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為了防止天子腳下作亂，改組北京軍區，李德生作為「摻沙子」的重要一員被任命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李德生被周恩來派到第一線，在空軍作戰值班室坐鎮指揮。事後，李德生還是中央處理林彪事件專案組成員。並由李德生領銜會同余秋裡、張才千主持軍委三總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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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汪東興廬山會議上的「跳得最高」，不僅在發言中支持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林彪任國家副主席，且矛頭直指張春橋等文革派。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不僅大罵了汪一頓，還命汪停職反省，在家閉門思歸過寫檢查。據知情人告之，李德生推薦了楊德中接替汪東興，接管中央警衛團。周恩來並且找楊德中談了話，而康生則找了王良恩，讓王準備接管中央辦公廳。楊德中為了接管中央警衛團找了局辦公室的武建華和清華大學支左的遲群，對他們講了周恩來的部署，而武、遲二人卻將此消息報給了汪東興。120 不料，汪東興乃是毛澤東故意放出去的「蔣干」，並沒有真心想「換馬」。而楊德中同周恩來的關係非常深，形同毛澤東同汪東興的關係。如果楊德中替換了汪東興，不知道偉大領袖是否還睡得著覺。１９７３年，毛澤東兩次對周恩來大動肝火，此事又成為李德生受牽累的一大原因。對於此點，李德生在１９８６年回憶說：「江青一夥終於借『批林批孔』，掀起了反對周、葉的惡浪。我在工作中，大事都請示總理、葉帥，他們便稱我為『大軍閥』，進行批判鬥爭。」121
「十大」之後不久，毛澤東要整軍隊，原因複雜，但是清除林彪勢力是其原因之一。而李德生原來是被毛澤東看作是「摻沙子」，現在在毛澤東看來是同林彪「穿一條褲子」，阻攔張春橋的任命。現在把李德生一腳踢開，就是為了給張春橋騰出「政治部主任」一職的位子。一年之後，周恩來向毛澤東談到到他設想的總政治部主任的三個人選時，毛澤東笑著說：「羅榮桓。」但是隨後的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圈閱的一號文件，任命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22 也因此，後來李德生在１９７４年８月軍隊高幹會議上，就是因為是否上了林彪俅瑔栴}而被窮追猛打。123 此事還同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９日林彪接見李德生有關，李德生後來說作為總政主任，在林彪一大篇講話之後，我不能不表態，是有盲目吹捧之嫌。124
但是事情遠比這個複雜。李德生還向林彪寫了「效忠信」，雖然此事在「十大」以前就明瞭，並且沒有影響到毛澤東的信任，繼續在「十大」上得到提升和重用。125 但是當毛澤東因為要批周恩來，要清除林彪在軍隊中的影響的時候，要提撥張春橋等諸多問題糾纏在一起的時候，李德生成為靶子是在意料之中。
李德生調離北京軍區之後，政治部一時顯得「群龍無首」，毛澤東有意把它作為一個試點。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３日，江青對遲群和謝靜宜說：「我就是要把你們當炮彈放出去，打破他們的一統天下。讓你們到海陸空三軍去點火燒荒。總政的問題大得很，那個李德生不是一個東西，他在林彪死後就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互相勾結，把軍隊要變成他們的工具。這是非常危險的。」
在１月２７日晚，江青整了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
１９７４年３月５日，江青召集文化部部長於會泳和總政原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等人到釣魚台開會。江青對陳亞丁後說：「李德生把八一電影廠搞得亂七八糟，造孽了，他們欠下人民的一大筆債。我看總政不是一個小問題了，是要重新奪權的問題。陳亞丁，你去把權奪過來嘛！」張春橋則說：「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這些人就造謠，竭力反對，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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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什麼批林批孔是多此一舉。李德生就公開說：『我們不認識孔夫子，沒有什麼批頭。總政這裡不需要批。』這樣的人能擔任總政主任嗎？」126
陳亞丁雖然召集駐京部隊文藝單位一些負責人開會，傳達江青的講話，佈置在部隊「放火」，「奪權」。但是陳亞丁既不敢找黨組織也不敢去找有關領導去「奪權」，還怕找錯了對象！最後，陳亞丁是兩手空空，什麼權都沒有奪到。127 江青等人把水搞混了卻沒有抓到魚，可見能力和手段均屬平平。
軍隊畢竟是毛澤東的「命根」，但也是最講究資歷的地方。這就是為什麼張春橋在黨內地位雖然高於許世友（政治局常委和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但是在南京軍區，張在軍區並無實權。這一點，許世友的兒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桿子全抓在我們手裡。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爸爸說，他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著上海的。」128
「槍桿子出政權」，這是一句至理名言。經過半年多的借「批林批孔」整軍隊，毛澤東的意圖並沒有達到。總所周知，毛澤東之所以能發動文革，一個是有堅實的「文革」的依靠力量即軍隊，另一個是有堅定的「文革」的推動和貫徹者即文革派。現在，毛澤東希望文革派能夠在軍隊中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到頭來仍然是「竹籃子打水—場空」。雖然亦有趙紫陽、胡喬木、譚震林等人向江青等人表態，但是終歸都是手無寸鐵之人。129 因此江青等也就只能像是４０年代的王明等「教條宗派」那樣只剩下嘴上的功夫。130 毛澤東也就只有說「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31
六、周恩來的日子不多了
毛髮動「批林批孔」的另一大目的是整周。
１９７４年６月（此時評法批儒正轟轟烈烈，批現代大儒），毛澤東又找出在延安整風時期寫的「九篇文章」仔細看了一遍，並將其中有關稱讚劉少奇的內容全部刪掉，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後來只發給部分政治局委員。「九篇文章」寫得很尖稅。它不僅點了幾位政治局委員的名，也點了周恩來的名，指其為「經驗宗派的代表」，為教條宗派「跑腿抬轎」，充當「幫兇」。而且用詞辛辣、刻薄，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它是毛編輯《六大以來》時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洩，刺人的過頭話不少。後來雖幾經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語氣仍然是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的。132 此時拿出來的目的不言而喻。
但是１９７４年的周，病情越來越重，出血速度快過排血速度，血塊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場痛苦的掙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滾，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塊撞開。因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輸兩次血。醫生們要求給周做手術。經過各方包括周恩來自身的努力，終於在６月１日住進了醫院，當天就動了手術。但是８月上旬，周恩來再次開始尿血並被確證癌症轉移。周恩來於８月９日致信毛澤東，匯報病情及治療方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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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在上次手術後。體力雖較弱，但自信尚能經受這次治療。」經毛澤東批准，於１０日作第二次大手術治療。133 此時的病情表明周已經來日無多。
就在７月份毛澤東離京的時候，還放出「煙霧彈」，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稱：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燒了，不要了。134 毛澤東還一手握住周恩來的手，另一隻手握住葉劍英的手，說：「：「你們為什麼對這兩個人過不去，他們不能反，一反就犯錯誤的。」（根據耿飆回憶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的話語推測為１９７４年的７月，而非耿飆所言的１９７３年－－筆者註）135 高文謙先生認為「他（毛澤東）決定離開京城這塊喧囂之地，赴南方休養一段。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決定前的習慣，當年發動文革，向劉少奇展開攻擊前就是這樣做的。」136
既然周恩來不久即將離開人世，毛澤東心病既可以除掉，何必再大動干戈，引起社會震盪呢？對於那些剛被解放的老幹部也是個安撫。對於自己精心營造的老幹部和文革新人加上華國鋒、紀登奎等人的政治格局業已基本成型，毛澤東將繼續整周的念頭暫時擱置。這是「批林批孔」得以停止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於毛澤東來說，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毛已經沒有足夠的信心和精力讓１９６６－６８年的形勢重新來過一遍，多次承認「全面內戰」和「打倒一切」的錯誤不能重演。137 因此毛澤東一直處於兩難。例如毛澤東雖然支持「批林批孔」邉樱活娫俅慰吹缴鐣霈F動亂。為制止混亂局面的發展，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不僅批「林批孔邉印福�是以後的反「經驗主義」、批「水滸」等，都是虎頭蛇尾。
這一系列的措施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毛澤東的「八月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此指示的直接後果就是「批林批孔」的停止、四屆人大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遠期後果則是為１９７５年鄧小平的整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批林批孔」逆勢而行，周恩來的因病住院，這一切反而造就了周恩來的「忍辱負重」的形象。１９７４年９月３０日的對周恩來抱病出席國慶招待會的掌聲就是對當時再次動亂的不滿。
在「批林批孔」邉又校m然毛澤東也多次批評過江青等人，但是著眼點卻是「幫助」。１９７４年７月７日，在毛澤東離京去武漢休養的前一天，他召集了「批林批孔」邉娱_始以後的第一次在京政治局成員會議。在這次會上，他告誡江青不要設鋼鐵工廠和帽子工廠，提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但是王洪文依然主持黨中央工作，張春橋則很快被任命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共中央關於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中，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這一段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則傳達了毛澤東批評「四人幫」的有關內容；可是，在政治局傳達的１９７４年９月至１２月毛澤東對國內工作的「指示要點」中，卻沒有這一指示。顯然，毛澤東當時作出的這一指示有著明確的針對性。138
毛澤東還特意提到「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139 豈不是不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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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正因為以前江青代表過毛澤東！
《毛澤東傳》突出敘述的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評，但是毛澤東從來沒有從整體上否定過「批林批孔」邉印Ｈ缤珴蓶|在１９７３年的１１月批周會議後的表現一樣，毛澤東在１９７４年年底，還表揚了江青：「在批林批孔邉又辛⒘斯Γ灰阕谂桑阕谂梢拥摹！�140 此類批評與其說是批評，毋寧說是對其政治鬥爭手腕、策略的教誨。中共官方把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來證明「（毛澤東）並沒有主張在中央的全盤工作中突出「批孔」問題，更沒有提出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邉印！故钦静蛔∧_的。141 進而開脫毛澤東在「批林批孔」實為批周恩來上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毛澤東雖然多次批評過江青，但是從來沒有作出決定性的指示要求停止這場邉印＞褪窃冢吩拢保啡照匍_的政治局會議上，雖然是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江青，並且話說得那樣重，點出了「四人小宗派」的問題。這是很不尋常的舉動。但他還留有餘地。在主要是批評的同時，毛澤東在會上也說了「對她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批評的都是江青的工作作風，善意的批評，絲毫沒有提及「批林批孔」的問題，而且要一分為二！142
七、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崛起
劉曉波先生認為：「文革結束之初的中國，由於中共的黑箱制度，當時的絕大多數百姓，一直把周與鄧視為毛的對手，把鄧的復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認為鄧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們並不知道：７０年代中期，毛澤東之所以一邊發動「批林批孔」邉樱贿呏匦聠⒂绵囆∑剑饕康氖菫榱朔乐沽直胨泪嶂芏鱽淼臋鄤輸U張。所以，鄧小平縱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貶毛，也是為了利用周在黨內和民間的人望，來獲取黨內高層（特別是平反了的高官們）和民意的支持。」143 就歷史上的淵源來看，鄧小平是毛派而非周派。鄧小平在文革中始終是毛澤東手中進行權力鬥爭的一枚重要棋子。更爲重要的是，鄧小平是毛澤東一直想用來替代周恩來的最重要的人選！
１．毛、周、鄧的三角關係
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三者在長達近５０年的交往中，其關係是錯綜複雜的。早期在蘇區形成的關係，及其所造成的的影響遠遠比一般人認識的要深刻的多。周恩來隱瞞博古成為「總負責」的真相，無疑是毛澤東對於周恩來不滿的根源。自周恩來到蘇區後，毛澤東頗受壓制，「寧都會議」周更是難辭其咎。長征開始以後，周恩來更是不買毛澤東的賬，以至多年以後毛澤東多次恨恨不平的對王力說「老是四票對三票」（指周恩來、李德、朱德、博古對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筆者註）144 毛澤東更是在衛士面前講過「此人當初是要殺我的」。此人有傳為博古，據筆者採訪得知實指周恩來。其後周恩來又在抗戰初期緊跟王明，雖然在延安整風，周恩來向毛澤東輸眨踔琳f自己是犯了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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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組織路線上再也沒有背叛過毛澤東，但是１９５６年關於「反冒進」的爭論，使得毛澤東再次對周恩來的政治路線表示懷疑。除了周恩來對於毛澤東個人的絕對忠找酝猓芏鱽淼慕M織和工作能力也是毛澤東所需求的。因此自延安整風以後毛澤東對於周恩來的態度就是「用（工作上）而不信（政治上）」。文革初期，周恩來成了毛澤東發動文革整倒劉少奇最重要的打手。「九‧一三事件」之後，客觀的形勢讓周恩來處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為此周恩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雖然周恩來可以通過毛澤東要求其做４０－５０分鐘的檢討的機會「趁機」做上７個小時來向毛澤東表示自己的忠心，毛澤東最後還是沒有放過周恩來，一直到周恩來在恐懼中死去，周毛關係徹底結束。145
鄧小平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復出，蘇區的經歷也至關重要。在１９７２年毛澤東解放鄧小平的重要批示中第一條就是「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146 １９３７年紅軍整編，名不見經傳的鄧小平出任１２９師（大部分官兵是原四方面軍－－筆者註）政委，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是另眼相看的。鄧小平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聽從命令，千里躍進大別山，不計自己損失；147 其二是軍事指揮才能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抗美援朝時候一度作為志願軍統帥的人選。148 建國後高崗事件，鄧小平因為向毛澤東揭發高崗而獲得毛澤東的進一步信任。149 作為建國後的更重要的一筆政治資產則是來自於蘇共二十大。鄧小平明確不同意赫魯曉夫的做法，同朱德形成鮮明對比。150 此事在中共「九大」的時候被毛澤東表揚。作為「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實際主持「反右」邉拥泥囆∑街赋觯河遗墒植保仨毻醇哟驌簦遗蓪嶋H同地主富農等一樣屬於敵我矛盾，決不能手軟，必須趕盡殺絕。151 這同毛澤東的思想是一致的。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毛澤東當著赫魯曉夫的面高度評價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152 原則性一詞同「反右」的成果分不開的。１９５９年４月，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地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為副帥。」「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153 從１９５６年２月到１９６３年７月，鄧小平先後七次率領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蘇共談判。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１日，當鄧小平回到北京時，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堅決「反蘇修」的。可以說，從反右到批教條主義，再到大躍進，直到「九評」，鄧小平可謂就是毛澤東的代言人，意氣風發的走了一路。鄧小平同時對毛澤東的宣傳不亞於其他人。在建國以前，鄧小平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的。鄧小平在解放區進行土改的時候也是很左的。整個６０年代，鄧小平不僅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強調毛澤東思想與毛本人的關係。在１９６２年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他強調說，幹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導的那些東西，也一直堅持把學習毛澤東思想放在政治學習的首位，也替毛做了辯解。但是文革後，鄧掌權後，這些年中鄧小平的講話幾乎很難得到。原因不外乎在於維護自己的形象。（筆者認爲鄧小平在文革之後，吸取經驗教訓，以經濟建設爲忠心還是對的。當然同時忽略了法制的建設，終是釀成了嚴重後果。）此事在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４日毛澤東在那個關於鄧小平的著名批示中也特別提到－當年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因此，無論是能力還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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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素養，鄧小平在毛澤東眼裡都是可以做接班人的。這和毛澤東對於周恩來長期的的羞辱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可以預料文革伊始就「中箭落馬」的鄧小平的復出僅是時間的問題。毛澤東對於鄧小平也有不滿，主要是在經濟路線上的分歧。
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雖然可以追溯到２０年代初在法國勤工儉學階段，但是二人並無可靠的直接交往的階段。周恩來是當時的風雲人物，而鄧小平則默默無聞，並不是所謂的在「組織和開展『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和中共旅歐支部的活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54 鄧小平則在後來回憶道：「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位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尊敬的人。」155 鄧小平的說法顯然是應景之詞，二人住在一起就不屬實。從１９２７年年底到１９２９年夏季，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上海共事。鄧小平先任李維漢（秘書長－筆者註）的手下的秘書，後任中央秘書長，此時的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二者的交往也實屬有限，而且並無類似毛澤東和鄧小平被劃到同一個路線上的經歷。156 １９３３年５月，鄧小平遭「左」傾路線打擊，被撤銷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到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時為「三人團」成員之一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也是打擊毛主義路線的決策人之一。建國以後，鄧小平在很短的一段時期在周恩來手下工作，但是大部分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主持書記處的工作。而周恩來對中央書記處是有怨氣的。歷史證明，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遠遠說不上親密。
２．鄧小平取代周恩來的歷史沿革与鄧小平復出的背景
建國之初，毛澤東就有把周恩來趕下台的想法。王光美在討論《歷史决議》時指出，建國伊始，毛澤東就想把周恩來趕下臺，曾經就此事徵求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表示周恩來的功勞很大，不能這樣做。相互印證的是，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於１９５２年７月就曾向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出任副總理並主持政務院工作，同時周恩來亦提出不再擔任中央機關總黨委書記。李誌綏也在其回憶錄中談及，當初「反右」時，毛澤東意在「右派」把矛頭指向政務院、周恩來，但是「右派」們却是要「輪流執政」。毛澤東此計流産。１９５８年，毛澤東借「反反冒進」終于得以嚴厲批判周。鄧小平在南寧會議上，是批周恩來最厲害的一個。王海容說毛講周恩來最怕鄧小平，南寧會議批周，別人都批不倒，就是鄧小平發言批周最厲害。157 筆者認為，在１９５８年，毛澤東的打算是啟用鄧小平來代替周恩來而非流傳甚廣的柯慶施。但是兴苤脑颍耸虏豢赡芄_。
毛澤東在文革發動的時候，曾經構想一個由林彪、鄧小平和陶鑄三人形成「三架馬車」，來代替原來的劉少奇、周恩來格局。因此在被稱為「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兩次重要的中央會議上，鄧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並未下降或者動搖。158 劉少奇倒台之後，「九大」開過，鄧小平復出的時機已到。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提起鄧小平的目的，就是為了取代周恩來，完成文革發動後的未竟目標，但是自己「跳」出來的林彪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林彪在「九大」後不久従康生處拿到張春橋的叛徒材料，然後上報於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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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159 林彪和張春橋的矛盾在毛澤東看來，是否定還是肯定文革的問題。因此解決林彪問題遠比鄧小平的復出要緊迫的多。
另一方面，雖然毛澤東多次吹風劉、鄧要分開，但是這只是少數範圍內的談話，並沒有上正式的中央文件。例如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關於鄧小平的談話以及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難道他一輩子就不改？」等。160 中共中央發出的一系列文件，諸如中央熱烈祝賀各省、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的賀詞中，無一例外的都是點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的名字。如何向全國人民解釋這個事情仍舊是不小的麻煩。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在解決鄧小平問題的批示中還要點明「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給自己一個台階和向全國人民一個交代。
即使「九大」的政治報告沒有提鄧小平以及「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話，但是在上層領導人中並沒有達成共識。周恩來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４日關於清查「五·一六」的談話中還點了鄧小平的名字。161
因此，鄧小平在開「九大」或者之前復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雖然在８０年代初期，鄧小平曾在一次談話中說：「九大」時候，毛澤東同志確實也提出，要我當中央委員，進政治局，但是林彪他們不同意。162 筆者認為進政治局是萬萬不太可能的，特別是聯繫到後來鄧小平複出的過程。因為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後，鄧小平復出都是經歷相對非常長的時間，而且同王洪文的陞遷相比慢的很多。但是考慮到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時的既定目標，「九大」之後，如果此時鄧小平複出且能和林彪搞好關係，則對于在「九大」之後「倒周」的行動是相得益彰的。
有資料説，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九大」以後，「文化大革命」應該較快地告一段落了。163 鄧小平復出的機會也來臨了。無論是出于那種情况，有資料證實此時，毛確實有想讓鄧小平重新出山的想法。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周恩來以惋惜的口吻說）鄧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來，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的，現在看來又不行了。」164 鄧樸方回憶：總理一直沒有忘記過父親，但他很謹慎的，特別是在父親的問題上他不能多說話，想多說也不能多說話。我看到一個材料，一次在廬山的時候，提到曾設想讓鄧小平上山開會的事情。當然我想，一定是總理和毛主席曾經談過這個事情，才有這種可能。」165 但是筆者認爲，考慮到周恩來對待彭真的複出的態度，此時的周恩來是不會表態同意鄧小平複出的或者也是極其不積極的。
無論如何，在廬山會議之後，周恩來在公開場合對于林彪与鄧小平的評價「變調」了許多。周恩來在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０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講述了黨內兩條路綫鬥爭歷史。周恩來在講述「井岡山會師」時説：「當時林彪是個連長，陳毅同志是個団的黨支部書記。」在這裏，周恩來絲毫不再提毛林會師一事，而且把當時仍然爲右派代表的陳毅作爲林彪的上級講出，這與當初周恩來極力對林彪的吹捧形成鮮明的對比。更爲驚訝的是，周恩來再談話中表揚了鄧小平。周恩來説：我們在廬山會議受到了教育，不然我們都是「天才論」證。在座的都知道了，三個副詞，「天才」我們都贊成了，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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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創造性」，然後又加上一個「全面」，三個動詞，「繼承」、「捍衛」、「發展」。「捍衛」倒是鄧小平提的。三個副詞，三個動詞，主席一看那么多，就把副詞勾掉了。副詞往往起副作用。有三個動詞就講清楚了。166 期間折射出來的對林彪的貶低与對鄧小平的表揚，是不同尋常的政治氣息的變化。而恰恰是在一年前，根據吳法憲的回憶，周恩來對于鄧小平的說法還多有不同：周恩來説三個副詞是鄧小平提出來的。167
鄧小平的復出第一個是得益於「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加快解放老幹部的政策。「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復出的政治意義比其實際意義要重的多。這也是鄧小平復出緩慢的另一個原因。從毛澤東的８月１４日的批示到任命副總理竟然費時８個月。鄧小平隨後的陞遷同周恩來地位的削弱在時間存在著直接的關係，或者說鄧小平就是踩著周恩來的「肩膀」一步步的高昇起來的，是毛澤東嚴厲批判周的結果。毛澤東啟用鄧小平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
毛澤東為什麼要批判周？除了上述的重要原因之外，就是周恩來在外交上的成功讓毛覺得「反客為主」，由此引起的嫉妒讓毛澤東覺得要把周恩來在外交上的「威風」徹底打掉。不僅是外交上的，周恩來因為作為解放老幹部的具體執行人而大獲人心的事實，也引起毛澤東的忿忿不平。168
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之後，只是參與外交活動，雖然說可以參加有關外交事務的政治局會議，實際上因為外交政策都是毛澤東一手制定而不存在討論的問題，因此鄧小平復出後參加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竟然是在１１月份的批周會議！因為一直沒有可以讓鄧小平表現的機會，因此「十大」上鄧小平僅是中央委員。鄧小平在批周會議上的發言可謂少而精，一語中的，使得周恩來百口莫辯，大獲毛澤東的歡心。隨之而來的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上，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並決定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雖然鄧小平此時的頭銜不少，但是還是沒有什麼實權，真正參與的還是外交事務，特別是作為中國聯大代表團團長參加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中，鄧小平在軍委六人小組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模糊。但是鄧小平從１９７３年的復出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以前同江青為首的文革激進派關係良好，並沒有什麼衝突，這使得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表現更加滿意。這也是鄧小平能夠一直穩步陞遷的重要前提條件。
根據《周恩來年譜》和有關《鄧小平傳記》等，周恩來和鄧小平從１９７３年３月個人見面以後直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才有個人見面！周恩來從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就因病而長期的住院，再也沒有回到西花廳，直到１０月６日鄧小平才赴醫院同周恩來見面，還是因為鄧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的緣故。169 據此，可以判斷出６月１日以後鄧小平就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170 但是周恩來知道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人」，即使就是回來替代自己，也要努力為之。這或許是周恩來的偉大和無奈之處。因為對於周恩來來說，最要緊就是執行毛澤東的指示，無論是何指示。對此鄧小平在１９７８年曾經指責過周恩來做事既虛偽又無原則。171
無論是鄧小平的外交工作，還是在國內同文革激進派的配合，都讓毛澤東覺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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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批林批孔」之後，國內形勢的惡化，以及周恩來的身體狀況都讓毛澤東覺得，要徹底的「交實權」於鄧小平。這才是鄧小平在１９７５年能夠大刀闊斧的整個背景。而鄧小平在１９７５年年初的任命，標志著周恩來的政治生命的結束。
３．鄧小平復出的過程
（１）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刻意保護
意想不到的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和在十月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上上，不僅是林彪、江青、謝富治等人攻擊了鄧小平，周恩來也攻擊了鄧，並在倒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172 筆者認為這正是周恩來看透了毛澤東的安排，利用當時的大局趨勢，作出的自保行為。在這種形勢下，儘管毛澤東有意，鄧小平也不得不暫時退出政治舞。173 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批評是「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一九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找我。」「以及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說他有能力嗎？」174 實際上，在書記處，是彭真仗著劉少奇的後台，大權獨攬，鄧小平自覺退讓，大大減少了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的機會。有黨史專家說鄧小平自認為同毛澤東的理念有差而自覺同毛澤東疏遠，以避免直接衝突的機會。175 毛澤東對此十分清楚。因此這個批評毫無實質內容。在鄧小平出席中央工作會議並在會上作出檢討上，毛澤東作出了「干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的批示。176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將鄧小平指責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的最高報刊點名，意味著對劉、鄧這兩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批判將大大升級。鄧小平立即作出反應，於４月３日致信毛澤東「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覺得我所犯錯誤的性質似已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求見主席當面聆聽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認為適當，請隨時通知我去。」毛澤東通過汪東興捎信給鄧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而「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177 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來信上批示到：做大的工作不行，干小的工作還是可以的。鄧小平的駐地還派有解放軍保護。毛澤東還把戚本禹編輯的《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中的鄧小平言論刪掉。178 在鄧小平提出要求面見毛澤東澄清一些事情後，毛澤東同意了，並再次告訴鄧小平如有事情可以找汪東興，也可以給他本人直接寫信。毛毛說「看到主席態度和，批評得並不嚴厲，使人感到相當大的安慰。」179
毛澤東在給鄧小平希望的同時，也懲戒了鄧小平在１９６０代初期所犯的錯誤－－主要是經濟路線上的分歧。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和８月５日，鄧小平接連被批鬥。鄧小平因抄家寫信要求面見毛澤東，毛澤東此時在上海。即使毛澤東在９月份回到北京後，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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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鄧。180 在懲戒的過程中，鄧小平沒有受到殘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殘，毛澤東還是高抬貴手，亦證明了毛澤東的政治安排。
根據王力的回憶，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澤東在武漢與王力單獨談話時說到鄧小平「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來。不管是我，劉少奇、林彪還是鄧小平，都離不開周恩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181 但是１９６７年的７月份，正值天下大亂，鄧小平絕無在那個時期重新出山，毛澤東只能讓鄧小平繼續冷藏。
筆者認為王力可能會誇大其辭，但是基本上是站得住腳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外地作過一次談話。毛澤東說：譬如抗美援朝我們出動一百萬軍隊，那時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個錯誤，沒有用鄧小平同志去指揮，他是一個懂軍事的，你看他人這麼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統帥的。打南京是兩個野戰軍，差不多一百萬軍隊。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後他們第二野戰軍向西佔領四川、雲南、貴州。這三個省差不多有一億人口。毛澤東在談話中還讚揚了林彪。182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４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談到召開「九大」問題時，毛澤東說：接班人當然是林彪。還說：劉少奇、鄧小平要有區別。183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５日，在與中央文革成員談關於黨的「九大」和整黨問題時，毛澤東說：「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六三年搞了個十條，才隔三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後十條，也不徵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鄧小平要批，請軍委準備一篇文章。」但同時，他又說：「我的意見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184 （筆者註：毛澤東關于『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的說法現在已經證明是謊言。）
八屆十二中全會來臨之際，鄧小平應毛澤東要求於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０日對於自己的錯誤作出檢查，特別是對歷史上的疑點－紅七軍「逃兵」問題作出詳細解釋。鄧小平最後表態說「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繼而提出要求「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185
因此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專門對鄧小平的歷史問題加以澄清：「鄧小平還沒有發現他歷史上有什麼問題，就是發現他在七軍開小差那回事。（張雲逸插話：他在紅七軍當政委時，情況緊張了，他藉口到中央去匯報工作，在××地方開了小差，葉季壯同志死前也揭發過此事。）主要問題還是到北京後搞獨立王國，他不服氣，他說他不攬權，實際上他是劉少奇那個司令部裡搖鵝毛扇子的。但是有時我還找他說幾句話的，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是打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來他歷史上投敵叛變自首這一類問題。這個人一個是錯誤不小，一個是自己寫了個自傳檢討，可以給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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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籍，最好還是找點工作。一說工作，許多同志搖頭。很大的工作也很難作了，我說給點室內整理材料之類的工作還可以吧！」186
「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談過鄧小平的問題，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鄧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說打仗也不怎麼樣，總打過些仗，蘇區鄧、毛、謝、古，王明是反對的」。187
在「九大」的時候，毛澤東還特意叮囑陳伯達「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因此報告上不要寫成「劉鄧路線」亦即「劉鄧要分開」。陳伯達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想法，因此周恩來是知道毛澤東的意圖的。188
由於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因此在１９６９年的戰備疏散之前周恩來也是「愛莫能助」。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４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志，於１０月２０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汪東興直接通知鄧小平要遷往江西。189 因為是由周恩來一手操作這次戰備疏散，周恩來說：「主席根據當前形勢，決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號或稍後從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電話安排，中央辦公廳負責準備專機或專列。」因此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周恩來與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辦公室負責人通話，要省革委會妥善安置即將去江西的陳雲、鄧小平、王震及其家屬，生活上要給予照顧。次日，得知江西省革委會準備把鄧小平夫婦安置在贛州時，即告；對鄧安排贛州不妥，那裡交通不便，山區條件差。應安排南昌市郊為宜，並住兩層樓房，獨家獨院。據此，江西省革委會重新調整了方案，將鄧小平夫婦安置在南昌市郊。190 周恩來之所以強調交通便利問題，是緣於毛澤東說：「萬一打起仗來，要找的時候，我還離不了這些人呢。這些人還用得著，我還要他們呢。」191
臨行前的頭一天，１０月２１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表示接受中央對於他的處理，重申對中央和主席做出過的保證，以一個普通黨員和社會主義公民的身份，盡力工作和勞動，並希望將此信轉報主席和黨中央。此信由汪東興轉呈了毛澤東，而且毛澤東本人看到了。鄧小平一到江西，江西省革委會辦公室主任程惠遠前來接機：「鄧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來江西，我們非常歡迎。」１１月２６日，鄧小平致信汪東興要求把滯留在機場的行李托叩浇鳌Ｐ欣畈痪帽惚贿到。192 「同志」，就意味著鄧小平問題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行李叩剑f明「汪東興之路」仍然暢通。
（２）邁出關鍵的一步
直到毛澤東在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４日圈閱鄧小平的信之前，周恩來對於遠在江西的鄧小平都是「漠不關心」的。
「九‧一三事件」之後，鄧小平在１１月６日在江西聽取了《中央所發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及其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的傳達。１１月８日，鄧小平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鄧小平首先向毛澤東表態對文革的看法「林陳反革命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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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值贸眩缰醒胪ㄖf，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麼的高興呵！」，接著提出來了自己的要求「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此外，鄧小平很技巧性地向毛澤東提及自己的孩子們，並請求毛澤東幫助，以安排好孩子們，借此探測毛澤東的態度。
果不其然，毛澤東並沒有回復此信，而是批示道：「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毛毛說：鄧小平要求安排孩子工作上學的的事情得到了解決，這說明毛澤東仍在注視著遠在千里之外的鄧小平。193 同時，毛澤東也想知道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意見。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毛澤東在陳毅的追悼會上，在同張茜等人談話時，把鄧和在當時任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當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毛澤東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筆者註：在所見所有的材料中，並沒有發現周恩來如何告訴陳毅的家屬以及陳毅的家屬在這方面的回憶。張茜後來整理的同毛澤東談話記錄也無此事記載。）194 １月２４日，周恩來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接見來京出席新疆工作會議的代表時，談到鄧小平問題時說，林彪就是要把鄧搞成敵我矛盾，而毛主席講鄧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混淆。195
受到孩子被安排上到大學以及形勢變化，特別是被通知可以參加黨組織生活的鼓勵，鄧小平在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２日再次給汪東興寫信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信中還提出要求經濟上的幫助。汪東興收到信後，於５月３０日批道：「鄧小平同志又來信，信中要求解決錢和人的問題。我建議把鄧的原來工資照發。」並請將此信報周恩來批示。６月２７日周恩來批示同意。196
事情終於出現了重大轉機。鄧小平在８月３日向毛澤東寫了那封著名的保證永不翻案的信：「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197 鄧小平８月３日的信是江西省革委會送出通過江青轉交毛澤東的。198 張玉鳳回憶說：主席收到鄧小平從江西寄給他的信，非常高興，很激動。這封信主席看了兩遍。199
毛澤東在８月１４日作出了那個著名的批示：請總理（周恩來）閱後，交汪主任（汪東興）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毛澤東強調了鄧小平的歷史：（１）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２）沒歷史問題。（３）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而且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200
雖然當日，周恩來即批告汪東興「立即照辦」並且當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批示內容，201 但是卻沒有了下文。毛澤東的批示固然重要，鄧小平不再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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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派」，而是「同志」了。但是毛並沒有明確提出對鄧小平的職務作出具體的安排，因此毛澤東雖然幾次提起「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202 鄧小平的復出安排仍然無法具體落實。毛澤東把「球」踢給政治局，試探政治局的反應。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林彪倒台後，以江青為代表的中央文革一夥的勢力大大加強，對於像鄧小平這樣的老幹部的復出，他們堅決反對，形成了強勁的阻力。」事實上，根據《周恩來年譜》從８月１５日周恩來在政治局上傳達毛澤東在８月１４日的批示後，無任何記錄顯示政治局再次討論此事。周恩來也無任何積極熱心之舉。
此時的國內形勢又增添了很多變數。在１９７２年，面對林彪事件後黨內外日益增長的種種懷疑以及對否定「文化大革命」傾向的日益增長，毛澤東不得不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糾正已經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包括調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是作為這場「大革命」的發動和領導者來說，毛是絕不允許從指導思想上批評和否定「文革」。因此當周恩來在貫徹毛澤東的「糾左」思想時，牽涉到文革意識形態的批判時，毛澤東不得不出面糾正周恩來的「錯誤」。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毛澤東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澤東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衷幱嫞腰h叛國。」203 這是自「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第一次表示對周恩來的不滿。伴隨著批周，鄧小平的機會也來臨。筆者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來表明，毛澤東在１２月１７日批周和１２月１８日周恩來致紀登奎、汪東興的信之間有何直接因果關係，但是筆者認為二者之間絕非巧合這麼簡單。而且根據以後事態的發展，鄧小平的崛起恰恰和周恩來受到的批評在時間是非常同步的。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請韋國清同志注意幫他治好。」「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當日，周恩來還約見了紀登奎和汪東興二人。204 四個月過去了，周恩來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而是要紀登奎和汪東興替鄧找個位置。周恩來的小心翼翼躍然紙面。
汪東興的提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毛澤東的看法，這才是周恩來此信的關鍵之處。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７日，紀登奎、汪東興就安排譚震林、鄧小平重新工作事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將譚調北京安排工作。鄧仍任副總理，分配適當工作。周恩來收到此信後表示：譚事可先辦，鄧事待請示主席後定。205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對於鄧小平復出的採取非常謹慎的做法，而非「鄧小平被打倒後，周恩來盡己所能，給予鄧小平最大的照顧，後來又竭力創造機會為鄧小平復出製造輿論」。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點頭，周恩來在鄧小平的復出上是毫無建樹的，即使毛澤東點了頭，周恩來也要等待毛澤東的再次確認，因為鄧小平畢竟曾經是「第二號走資派」，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抓住把柄，而導致被動。同時亦因為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這也是鄧小平才姍姍「始出」的重要原因，更是可以解釋周恩來為什麼如此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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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１９７３年２月下旬至３月初，周恩來抱病連續幾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的問題。周恩來提出，要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恢復鄧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要讓鄧小平復出。江青、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大員根本不可能贊同，於是便百般阻撓，從中作梗。政治局會議上充滿了尖銳的鬥爭。不過，這次讓鄧小平復出，是毛澤東的決定，中央文革再心懷不滿，也未能得逞。」
筆者對此認為毫無可能。江青等人在知道毛澤東的明確意圖下（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後由於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斥責，絲毫不敢「違毛辦事」，汪東興對於鄧的任命推薦，政治局成員都明白是毛澤東的建議。）是不可能說出反對意見。毛毛在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所說「周恩來急於要讓他的老戰友鄧小平盡快復出，周恩來知道，鄧小平復出，將會發揮很大的作用，並完全可以頂替他的工作」的說法，同江青等人的想法不侄希辽倏梢哉J為鄧小平的回歸可以大大增加對抗周恩來的力量。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張春橋為此還批評上海造反派「為什麼還稱鄧小平為第二號走資派？」。206
在１９７３年１１月的「批周」會議上，不僅鄧小平的表現是合格的，在接下來的近兩年的時間內，鄧小平同江青等人的關係是非常融洽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鄧小平復出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不能夠反對江青。207 １９７３年５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以籌備黨的「十大」為主題的工作會議上講：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文件，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對此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滿意的。208 這應該是實情。
直到１９７３年的３月９日，此時周恩來已經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取得兩周的病假，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情況，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毛澤東批示「同意」後，周恩來即批告汪東興，將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文件及其附件交鄧小平本人閱，並對有關內容提出意見。１０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209 鄧小平終於正式復出。
巧合的是在中央發出《決定》的當天，周恩來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葉劍英主持。國內黨史界不少人探尋「周恩來的這個舉動說明了什麼?」，說明了「１９７２年５月，醫務人員首次在周恩來體內查出癌細胞。為此，毛澤東曾以『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勸誡。同時，醫務人員也一再提醒他減少工作，配合治療。但周恩來卻毫不在意，仍堅守『崗位』。直至鄧小平復職一事終成事實，心力交瘁的周恩來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這就再次說明，解決鄧小平問題在周恩來心中佔有的特殊重要位置。」210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
１９７２年５月中旬，在例行尿檢中發現周恩來得了膀胱癌。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述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後。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５月底，毛澤東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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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指示：第—、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211 （周秉建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則說：毛澤東的三條親筆批示是（１）不治療；（２）不要告訴周、鄧；（３）搞好營養。212
張玉鳳回憶：當逐字逐句地看完醫療組關於周恩來病情的報告後，「主席的心情是那樣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臉上和緊皺著的眉頭上」。他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對怎樣治療，毛澤東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並且這樣解釋：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毛澤東還要求「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213 （筆者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彭德懷竟然被毛澤東允許做手術。）
１９７２年８月４日，周恩來第一次尿血，不得不到北京西部玉泉山邊工作，邊休息５日。214 同年１１月，鑒於周恩來日益嚴重的病狀，醫務人員再次向中央報告有關情況。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215 事實上，周恩來的病情變化，毛澤東一直是瞭如指掌。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周恩來突然排出大量鮮紅色血尿，以至整個抽水馬桶的水都變成紅色。醫療組很快把報告上呈中央即毛澤東處。216 ２月７日，汪東興卻對吳階平電話指示到：「七老八十，做什麼檢查！不要慌麼！217
１９７３年３月２日，周恩來約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談自己病情及檢查治療問題。５日，葉劍英陪同外賓接見外賓後，毛澤東反映了周恩來病情發展、急需檢查治療的情況，並拿出裝著周恩來血尿的瓶子讓毛看。毛當即批准先檢查、後治。同日。周恩來作透視檢查。３月６日，周恩來去毛澤東處開會。會前，周恩來將自己病情及檢查治療安排等向毛澤東作簡要報告。周秉建說「（周恩來）以他特有的方式爭取到３月１０日檢查治療的機會。」周秉德還說在張佐良把病情發展和治療辦法詳細的告訴周恩來之後，周恩來說：「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辦法。」218
吳階平在訪談時表示：「毛主席說，你告訴他們動手術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醫中藥，不能用手術，可以用針灸，可以吃中藥，不能手術。那麼這個時候，我們甚至於想，我們能不能就說，周總理自己願意手術，周總理自己是願意手術的，可我們不能去說，因為我們要去說，周總理說，我讓你們不要說話的嘛，就違反他的意願了。其實他個人也是想做手術的。」219
因此同大陸官方黨史界流行的說法恰好相反，並不是因為周恩來要準備鄧小平復出的文件和江青等鬥爭才推遲到１０日進行手術，而是因為周恩來要在１０日動手術不得不在９日把鄧小平復出的中央文件準備好。毛澤東已經批示很久，汪東興對鄧小平任職的提議也完畢多時，江青等人也並沒有反對的情況下，周恩來辦事何來如此「囉嗦」？
治療期間，周恩來委託鄧穎超先後前往看望李富春和蔡暢、鄧小平和卓琳，以及住３０１醫院的劉伯承，告訴他們自己病情及檢查治療情況。220
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８日，周恩來同李先念等會見鄧小平。次日，約鄧小平到毛澤東處開會。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議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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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221 需要指出來的是，在３月２８日的接見中，還有江青。而《周恩來年譜》則用一個「等」字把江青給省略了！222 這也說明了江青對於鄧小平的復出也是非常關注和支持的。従另一方面來說，鄧小平的複出更能配合當時批周的策略，江青何樂而不爲呢？後來，江青因爲權力之爭又和鄧小平閙僵，則是後話。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曾經提起周恩來在４月９日，周恩來夫婦和鄧小平夫婦會談的事情：多年後，父親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還不勝傷懷。他說：「我們去看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相對無言，能說什麼呢？幾年之中的風風雨雨、辛酸苦辣，豈是言語所能表達。見了鄧小平，周恩來很高興。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蓄積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
在同一本書裡面，毛毛還寫道：１９７３年我們回到北京後，父母親曾帶著我去釣魚台他的住處看他。我們看到的康生，已經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臥在床。見到我的父母親，康生開口便大罵江青、張春橋等人，罵得很凶，也很狠。如果是別人罵「四人幫」，自然沒什麼奇怪，但不知怎地，這罵，一出自康生之口，聽起來就讓人覺得有些變味兒。聽著康生的罵，剛剛回北京的我們竟然不知所云。
毛毛關於４月９日的回憶是值得懷疑的。首先，依據周小心翼翼的性格特點，特別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提起如此敏感話題是不太可能的。其次，鄧此時剛剛復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見面，周就同鄧談此事，其可能性更小。考慮到一個是鄧小平的回憶，一個是毛毛自己的親身經歷，筆者則完全有理由認為是毛毛把兩次事情記混了。223
（３）非常緩慢的陞遷
３月２９日毛澤東雖然決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此舉一方面說明毛澤東對鄧小平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做了保留，在使用的時候還要繼續進行觀察。因為鄧小平只能參加「有關重要決策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亦即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局會議，而不是同王洪文等一樣可以「參加所有的政治局會議」。實際上，根據現有記載，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次參加政治局會議則是在１９７３年的著名的「幫周會議」。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聲稱「鄧小平恢復了副總理的工作，但是，周恩來總理卻要暫告病假。國務院的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將主要交由鄧小平和李先念兩人全力來抓。」但是很少有明確的資料說明這一點。
１９７３年４月９日，周恩來在玉泉山會見鄧小平、卓琳，並進行長談。但是從此以後，再無周恩來與鄧小平私下交往記錄，而且引入注目的是自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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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３０５醫院之後，直到１０月６日鄧小平才因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之後才去醫院看望周恩來。事實上，復出後的鄧小平同周恩來與葉劍英的關係都不「熱絡」。224 毛澤東的「觀察」或許是個可以拿來解釋的理由，鄧小平知道要和周恩來「撇清」，才能獲得毛澤東的信任。
１９７３年８月份召開的「十大」，鄧小平僅被選舉為中央委員，沒有能進政治局。這同還沒有一個合適的「機會」讓鄧小平去表現，毛澤東的「考察」得到滿意結果有極大的關係。機會終於在１９７３年年底來臨。
在１９７３年年底的批周會議上，鄧小平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列席會議。會議的中間，毛澤東曾問前來匯報會議情況的王海容和唐聞生：「鄧小平發言了沒有？」毛澤東要瞭解鄧小平的情況，要瞭解鄧的態度。王海容說：主席昨天晚上說，這個會議開得不好，所以現在要調兵遣將。將就是鄧小平。鄧小平一言擊中周恩來的要害：「總理表現出來的是外交路線上的錯誤，但是你的核心是對待毛主席的態度，我們在座的所有人認為，我們對於毛主席是可學不可及的，你這次的錯誤在於你的內心認為毛主席不只是可學的，而且是可及的。」225 因為病重，毛澤東托付周恩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十大」之後，周恩來是排名第一的黨的副主席，但是周恩來又不是毛的接班人，因此毛最不放心的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對此誅心之論，百口莫辯。當王海容、唐聞生二人把鄧小平的發言向毛澤東報告後，毛澤東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一時興起，毛澤東問誰知道鄧小平的住處，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雖然因其時已屆深夜，沒能將鄧找來。226 亦有資料說，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就召來鄧小平，進行了長談。227 但是無可置疑的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表現是十分滿意的。
為了避免在軍隊中形成尾大不掉的「山頭」，進而威脅到未來的接班人，以及在軍隊中「批林批孔」的順利進行，毛澤東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對調。１２月１２日到２２日，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嚴厲的批評了周恩來，並提出要將八大軍區的司令員對調。在這同一個會議上，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此時鄧小平才開始「歸位」。
因為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鄧小平就為其中的中央軍委委員（當時未設常委），１９５９後更是１３人組成的軍委常委之一（常委之中，除毛、鄧外全為有軍銜的現役將領）。228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與政治局委員和各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毛澤東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珠L（指鄧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相當高，「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同他對自己和斯大林的評價一樣。毛澤東繼續到「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毛澤東也勸鄧小平：「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229 １２月１８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傳達毛澤東關於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的講話。政治局會議贊成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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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２２日，中央根據毛的意見，周恩來親筆代中央起草文件發出通知，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追認；鄧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同日宣佈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230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王洪文雖然被提拔了上來，並得到毛澤東的刻意栽培，但畢竟新來乍到，在黨、政、軍機構內都還沒能插上手，更不要說掌握實權。鄧小平剛剛回來，卻一下子在黨、政、軍都有了職務有了實權。」甚至一些資深黨史研究專家也據此認為「毛澤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未擔任過中央軍委要職的鄧小平出任總參珠L，說明毛澤東把最重要的軍隊權力交給他掌管。」231 這些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毛澤東雖然在１２月１５日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珠L」，但是事實上此時的鄧小平並沒有出任總參珠L一職。毛澤東的說法是一個唤y意義上的「總的參珠L」而非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珠L。正如毛澤東在１４日所講：「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了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引者注）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珠L吧。」232
根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和當時發出關於《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參加中央領導工作的通知》（１９７３.１２.２２）中都沒有提及出任總參珠L一職，僅是說：「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請予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特此通知」。233 根據中央組織部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附卷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９７.９）》中的介紹，鄧小平出任總參珠L一職為１９７５年１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同志任職的通知》（１９７５.０１.０５；中發〔１９７５〕１號），鄧小平確實是在１９７５年１月才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珠L。234
至於毛澤東把最重要的軍隊權力交給他掌管和掌握實權更不是歷史的事實。根據《周恩來年譜》，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周恩來主持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中央軍委成立以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參加的五人小組，討論處理軍委的大事及緊急作戰事項。２０日，由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澤東提此建議時，將原五人小組增至六人（加蘇振華），並確定；軍委六人小組「大事視情況或直報主席或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後再報主席」，「對內對外不行文，一律以軍委名義下達」。同日，與王洪文聯名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毛澤東表示同意。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１日成立政治局會議還決定成立由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和汪東興等七人組成的小組，代表中央處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務。在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王洪文作為組織工作小組的組長，負責審查全部人事組成名單。235
因此即使在軍委六人小組中，當時的鄧小平不僅排列在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之後，而且在隨後的「批林批孔」邉又校瑢哆動的走向基本上沒有什麼發言權。而與同一個時期的王洪文相比，王洪文不僅和周恩來一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起籌備四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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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名向毛澤東報告政治局大小事務，而且同時還是主管同時期為專門處理各大軍區的揭發材料而成立的專案組。236 作為接班人培養的王洪文，可謂手握大權，更是在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之後代替入院治療的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37 此時的鄧小平和王洪文相比，如何比得上？作為周恩來更是悉心照顧和指點王洪文，同鄧小平的交往實屬「鳳毛麟角」「乏善可陳」！
毛澤東給予鄧小平的頭銜是不少，但是鄧小平實權並不多。對於毛澤東來說，鄧小平取代周恩來主持對外事務才是最緊迫的事情。因此，從一開始鄧小平作為副總理，分管的就是外交，隨著周恩來的病重，陪同外賓見毛就成了鄧小平的首要任務。
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會議上宣佈鄧小平新的任命意味著什麼？
政治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對於這次八大司令對調，鄧小平是毫無涉及。對於有人認為是鄧小平先提議、提撥鄧小平是為了保證八大司令對調成功等，筆者認為這都不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至於誰提議的，毛澤東說是葉劍英和紀登奎。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具體操作是周恩來、葉劍英、王洪文和張春橋四人完成。238 對於軍隊的控制權，一直都是被毛澤東牢牢的掌握著。從毛澤東的１９７１年的南巡講話以及１９７３年的許世友、韓先楚以及楊得志的檢討也可以看出。239 「林彪事件」以後，一大批原四野軍隊幹部受到牽連而倒台，很多原二野或其它山頭的人馬被提撥上以填補這些「空缺」。蘇振華的復出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蘇振華在１９７２年復出以後，很快掌握了海軍的實權。240 毛澤東提撥鄧小平的政治意義在於，鄧小平可以作為這些人馬的老上級，可以更好的理順和協調他們同中央軍委的關係。雖然毛澤東多次強調要重視和解決「山頭」問題，但是在中國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山頭」也不是「百弊而無一利」。況且，鑒於鄧小平和林彪的間隙和歷史上無任何淵源，更加有利於進一步清理軍隊中的林彪勢力。毛澤東說：「現在要多用四方面軍的人，劉鄧的人。」241
（４）出席聯合國大會的風波
中美、中日建交以後，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好評如潮，把中國外交說成「周恩來外交」。毛澤東醋意大發之下，狠狠的整治周恩來。１９７４年的４月份，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召開在即。即使周恩來身體允許，周恩來也必定是無緣與聯合國的舞台。
主管這件事情的外交部繞過周恩來，由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直接向毛本人報告了此事，探詢對中國代表團團長人選的意見。本來，各國出席這一屆特別聯大的多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照理中國也應派出具有對等身份的周恩來參加，然而毛卻屬意讓鄧小平率團前往，由喬冠華做助手。毛澤東特別叮囑此事要秘而不宣，由外交部自己提交報告。242 毛澤東要觀察各方反映。但是王海容卻早早的在３月２０日就告訴了周恩來，這是毛的意思。243 周恩來對此安排表示驚訝，因為最初設想從外事部門選擇一位部長率團出席會議。244
３月２２日，外交部向中央呈送了關於出席六屆特別「聯大」代表團人選的請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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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周恩來在批示同意外交部的請示報告的同時，考慮到葉劍英因高血壓導致視網膜出血尚未痊癒，而王洪文又忙於指導「批林批孔」邉樱枰囆∑絽f助工作，故而周恩來建議三周的特別「聯大」會期鄧小平出席一周，在向大會發表講話，並與主要國家領導人接觸後，即起程回國。周恩來特別指出，將他的批示意見首先呈報毛主席，暫不送王洪文、康生。在毛主席批示後再送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鄧小平核閱，最後退外交部辦。江青以「中央軍委要開會解決李德生的問題，鄧小平必須參加」為由反對鄧小平出任團長。245 江青的說法也有道理，因為李德生曾經是鄧小平的部下，希望鄧小平能像罵陶魯笳一樣去罵李德生。246 周恩來和江青的建議有不侄现帲际且驗閲鴥仁聞招枰囆∑剑虼私ㄗh縮短鄧小平在聯大的時間，只去一周。不同的是，周恩來是在毛澤東的決定之後作出的建議。江青則是被蒙在鼓裡。
正如前述，在鄧小平復出的時候，曾經有個前提條件，就是不能反對江青。在關鍵的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份的批周會議上，鄧小平又合作的不錯，因此江青講的也未必不是實情。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江青一直被蒙在鼓裡，王洪文知道以後也沒有告訴江青。247 因此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堅持要外交部撤回這一報告，會議最後議而未決。直到毛澤東親自出面，寫信告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要她「小心謹慎」。248
從某種角度上來講，鄧小平復出和江青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毛澤東用來從不同角度側面攻擊周的工具。毛澤東啟用鄧小平以後，希望能建立一種新的政治格局，即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和以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派通力合作，共同穩住文革的大局。即使江青反對鄧小平出任團長的理由都是完全正當充分的，但是難免會在二者之間種下芥蒂。
同時，鄧小平的崛起，同和江青等人相處良好也有很大關係。江青在鄧小平復出的時候，並不認為鄧小平屬於周恩來派系，而是把鄧小平看作是自己的人。249 正如前述，鄧小平復出的兩大條件是不能夠反對江青和永不翻案，就是存在「聯大風波」一事，江青在１９７６年回顧時仍然承認，在１９７４年同鄧小平的相處還是大體不錯的。江青支持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250 因此，江青反對鄧小平出任聯大代表團團長，筆者認為理由是正當合理的，並非中共官方所定論。中共官方認為江青不僅「無理取鬧」還「有著更深的用心」，「在江青等看來，鄧小平和周恩來、葉劍英一樣，是他們自己「組閣」、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重要障礙。」251
至於「至周恩來去世數年後，鄧穎超才向身邊工作人員透露，周恩來為什麼一再推遲住院治療時間的緣由，她說：『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夥人乘他住院時間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去住院治療。』」252 《毛澤東傳》則說「在當時江青等不斷發難、政治風波迭起的形勢下，鄧小平不在國內，周恩來無法放心。他置病體不顧，繼續超負荷地工作，堅持等候到鄧小平從國外歸來，才在６月１日住進醫院。」這種說法是值得推敲的。鄧小平是４月６日離京，４月１９日回京。周恩來是６月１日入住３０５醫院。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從３月中旬到５月底的兩個半月內，周恩來外事活動多達五十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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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４年５月上旬，尿病理檢查中發現了「膀胱乳頭狀癌組織塊」，證實了癌細胞已經開始在體內擴散轉移。５月９日，周恩來醫療組認為必須進行手術治療，制定出《檢查治療方案》，並向周本人和負責醫療工作的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等作了匯報，當面陳情，情況已經十分嚴重，敦促中央下決心批准周恩來及早住院動手術，避免發生意外情況。253 周恩來也在５月１３日約見負責醫療工作的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談話，陳述自己的想法，實為請他們幫忙，提早做手術。在同醫生會談後，在醫生的暗示下，周恩來寫了封信給毛澤東，希望能夠接受手術治療。254 張春橋代表中央表態，駁回了醫療組的請求，表示：「目前手術不能考慮，這一條給你們堵死。」理由是周「是黨、政、軍、內政的總管，他的工作別人無法代替。」葉劍英也稱張春橋所說的「是中央的意見，積極的意見，切除的辦法，暫時放一下，不考慮。」255
張春橋說：「從現在起，到５月３０號，有好幾批外賓要來，最後一個外賓，是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他們都要求總理接見。這是執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需要。所以，起碼要到５月底以後，才能考慮怎麼辦的問題。」256 張春橋說的也是客觀實情。毛澤東的態度如何？吳階平說要做手術一定「周恩來一定要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毛指示檢查和醫療兩步走，但是吳階平在葉劍英和鄧穎超的支持下，兩步並一步走之後，「後來毛主席發下話，說兩步走比一步走好。」257 從１９７３年３月第一次手術之後，周恩來每一次的手術報告都是周親自所為。258 這一次，毛澤東說：「見完拉扎克再說。」拉扎克是馬來西亞總理，預計在５月底訪華。259 ３１日，和拉扎克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中馬建交公報。毛澤東終於批准了。６月１日，周恩來住院做了第一次大手術。260
因此，周恩來到６月１日才住院同鄧小平去聯大基本上關係不大。
此時的鄧小平，在外交舞台上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事，在六屆聯大特別會議上，詳細正確的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１)把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作為外交戰略的基石；(２)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堅持毛澤東所說的兩句話，即「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３)關於中美正常化的途徑，關鍵是台灣問題，解決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認一個中國，而不是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261 鄧小平，而不是周恩來，在外交事務上的的地位得到明顯提高。
５月１２日，周恩來和鄧小平一起同布托舉行會談。這是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次參加如此高級正式會談，雖然鄧小平以前也在機場迎接國外國客人，參加舉辦的招待外國客人的宴會，陪同外國客人到大寨參觀等等。262 １９７４年的鄧小平也開始多次陪同毛澤東會見外國客人。以１９７４年５月為例，毛澤東一共接見五次外國客人，鄧小平陪同接見三次，而王洪文全部都參加，分別是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１日，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１８日，毛澤東會見塞浦路斯總統馬卡裡奧斯大主教；２５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１９７４年的上半年，鄧小平參與的國務院事務也比１９７３年增加許多，雖然具體責任並未明朗，但是至少參加可以參加例行的政治局會議了。263
毛澤東無疑是鄧小平得到提撥的最重要和決定性的因素。當鄧小平回到北京時，當晚汪東興就看望了鄧。鄧小平向汪東興致謝，汪東興說：「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辦的。」264 329
鄧小平在１９８０年是說：「不是周恩來（提拔我的），是毛主席。」265 在國內黨史界，在此點上，無疑是有點本末倒置了。
鄧小平在批判周恩來中的表現，同江青等人的關係處理上，都是讓毛澤東滿意的。特別在「批林批孔」中，鄧小平也是積極配合，同王洪文等人也合作愉快。266 除了對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江青的信所提開會建議贊同之外，還在３月份嚴厲指責陶魯笳在「批林批孔」邉又胁坏昧Α｀囆∑綄堵豆堑呐芤埠翢o任何替周開脫之語。所有的這一切都使毛澤東覺得鄧小平可以托付重任。一切都按照以「王洪文和鄧小平的搭配，組成新的工作格局」的模式發展。當毛澤東在１９７４年８月，作出停止「批林批孔」邉樱匦逻M行治理整頓的時候，相對於王洪文等，鄧小平無疑具有更強的優勢。
基於鄧小平的表現，江青在誤以為鄧小平是同路人，従而要求鄧小平對「風慶輪」事件表態時，鄧小平可能是基於「風慶輪」有可能牽涉到自己或者對江青的態度所不滿而沒有當場迎合江青，於是引起江青極度不滿。但是在毛澤東看了這完全是「小事」，並不影響對鄧小平的進一步重任，鄧小平除擔任第一副總理外，還要兼任總參珠L。而且在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毛周見面時進一步提出：四屆人大之後，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267
在通過漫長的觀察期之後，鄧小平在１９７５年初終於獲得了更重要的職務，掌握了更多的實權，全面的代替周恩來在國務院的工作。１９７５年的鄧小平，無疑要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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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十二章
四屆人大以及最後的日子：
終於沒有被「打叉叉」
在四屆人大的準備過程中，江青等人的表現讓毛失望，但是也並不是官史中所講的是鮮明的正確與錯誤的兩條路線的鬥爭。１９７５年鄧小平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但去好景不長，又一次被打倒。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來走完了他的一生，雖然毛澤東對周恩來去世表現得出奇的冷淡，但不管怎麼說毛還是放過了周，周終於保住了「晚節」沒有被「打叉叉」。
一、四屆人大的緣起與拖延
１９６６年７月７日，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改期召開。「九大」前後，毛澤東認為「文革」已經接近尾聲。毛澤東在１９６８年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講：「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麼到底呢？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1 中央文革小組提交的報告中聲稱：「解決不僅在實質上、而且也在組織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問題，順帶也就解決國家主席問題。」2 要解決國家主席問題，自然會牽涉到修改憲法和召開人大等諸多事項。
１９７０年３月初，周恩來致信毛澤東，隨信附來一份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周恩來在信中談到政治局常委提出憲法中原有國家主席一節，是不是還寫上。3 ３月８日，在武漢的毛澤東指示汪東興回北京傳達毛澤東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4 此後，籌備工作主要是由周恩來主持。
正如以後參加過四屆人大的一位代表的回憶：「雖然選舉是採用無記名投票進行，但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只不過是完成一次『橡皮圖章』作用。」5 依據１９５４年憲法賦予全國人大的職能，國務院副總理、秘書長、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人選等都是由全國人大選舉決定。
在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７、２８日，周恩來就已經認為「現國務院各部、委成立革命委員會條件已成熟，擬上報批准。」６月１６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國務院６月７日《關於國務院各部門建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和中共中央對國務院報告的批示稿等事項。６月１７、１８日，周分別將政治局會議商定事項報毛澤東、林彪。６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批發毛批示「照辦」的國務院《關於國務院各部門建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6 在此報告中，周恩來提前任命了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但是報告卻不是提交給將來召開的四屆人大，而是毛澤東和隨毛澤東畫圈的林彪。7 余汝信先生認爲：周恩來此時眼裡，人大這個過場都不需要走了，「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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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章」也不需要蓋了。8 四屆人大要主要解決的無非是修憲－－毛所關心的國家主席問題而已！毛澤東說：「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主席」。9
但是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卻一直沒有解決。周恩來多次向毛反映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直到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前一天８月２２日，周恩來同其他三名常委一起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10 ８月２３日晚，周恩來對張春橋說：《憲法》修改草案有關國家主席的章節，要準備一下，備用。張春橋回答：現成的，已經準備好了，請總理放心。葉群還以周恩來為例對邱會作等人講：「昨晚周總理交代張春橋準備《憲法》草案中設國家主席的章節，這對我們有很大啟發，我們要向總理學習。11 周恩來２３日還打電話告訴陳伯達：有些人主張還要國家主席，請陳準備些條文，等候毛的意見，備而不用。12 此後在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憲法》草案有兩個版本，一個「設」，一個不「設」。
８月２２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憲法修改草案中「設不設國家主席」如此解釋：「下午見主席，我們特別提了國家主席的問題。報告上已經說了嘛，但我們又說了：大家熱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黨的主席、國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儘管是個形式，但群眾熱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當然副主席。這樣就滿足群眾願望。領導嘛，當然是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的領導了。……當然，起草的稿子還是照顧那個一開始由東興同志傳達的主席的意思。但我們還是反映一下子，還提出了一個方案。」13
經毛澤東批准，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下發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中發〔１９７１〕７７號）稱：「林陳反黨集團把四屆人大看作是『權力再分配』的會議，陰掷眯薷膽椃ê驼匍_四屆人大的機會，實現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野心。他們反黨的政治綱領，是要設國家主席。他們反黨的理論綱領，是堅持天才的觀點。核心的問題，是要設國家主席，是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
周恩來豈不是對於「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之陰址浅５呐浜希�
９月６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全會公報宣稱：「全會認為，在當前國內外大好形勢下，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全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進行必要的籌備工作，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四屆人大。」14
但是九屆二中全會之後，四屆人大並沒有如期舉行。雖然據報送毛澤東、林彪的《中央準備召開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工作計劃（送審稿）》，四屆人大應在９月１５日至２４日召開。15 未能如期舉行的箇中原因，雖然官方從未作過任何解釋，筆者認為顯然在毛看來要發動「批陳整風」進而解決林彪問題比召開四屆人大重要的多。
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０日，毛澤東從熊向暉處瞭解到情況後斷定「黃永勝等人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16
１９７２年５月，周恩來在一次會上說，毛澤東為什麼要南巡？去年批陳整風匯報會，中央文件發給軍事系統６０多份，可是軍委辦事組黃永勝他們扣住了，只發了７份，傳達範圍非常狹窄。去年７月被毛主席發現了，說要繼續跟各地打招呼，他們的檢討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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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毛澤東南巡時說，批陳整風匯報會，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摀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麼行呢？17
李德生回憶：經過批陳整風，毛主席從大量的揭發材料看出，同林彪的這場鬥爭遠沒有結束，他決定去南方視察，進一步瞭解掌握情況，並為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作準備。18
陳長江回憶：主席對接班人林彪越來越不滿。到１９７１年８月，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頂點。謝靜宜的丈夫蘇某（蘇元勳－筆者註）在空軍機要局，通過謝靜宜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主席決定南巡，行前主席說，我就不相信，這些司令員們跟著林彪走。難道解放軍都會造反？還是那句老話，如果解放軍不聽指揮，我再上井岡山打游擊去。19
８月９日周恩來陪緬甸政府總理奈溫前往廣州參觀訪問。臨行前的８月８日，周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安排離京赴廣州期間中央日常工作，並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毛澤東的護士長）同志以保密電話告訴我，或告（王）海容（毛澤東的侄女）轉告。20 這說明周恩來清楚毛澤東的意圖。
就在８月１２日下午，毛澤東南巡前兩天，周恩來從廣州飛回北京，立即到毛澤東那裡面談，請示四屆人大的召開時間，毛澤東提出國慶節後召開四屆人大的設想。８月１６日，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張春橋、紀登奎、黃永勝前往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分別談了宣傳、常務、生產、軍事等。匯報結束周恩來說，毛主席提議，黨中央決定國慶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在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９月１０日，周恩來請示國慶節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補選幾名中央委員等事宜。毛澤東批，都同意，還要補選常委。這說明毛澤東已經下決心人事調整了。21
「九‧一三事件」突發，毛澤東想用組織手段解決林彪問題的可能性絕無，九屆三中全會與四屆人大也就又一次夭折。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上代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中宣佈：「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延遲兩年的籌備四屆全國人大工作，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來。
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周與王洪文一起向毛澤東匯報籌備四屆人大會議情況。同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四屆人大會議各項籌備工作，決定在政治局內組成三個小組進行：１：組織工作小組。王洪文任組長，李德生、李先念、紀登奎、吳德、汪東興為組員，負責審查全部人事組成名單；２：憲法修改小組，康生任組長，張春橋為代組長。江青、紀登奎、蘇振華、倪志福為組員，負責憲法的修改、整理工作；３：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周恩來任組長，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華國鋒為組員，負責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工作，並先於近期提出報告要點或大綱。以上三組工作。均需在十月五日前進行完畢。十四日，周恩來報告毛澤東政治局商議情況，提出：「這些程序如果進行得順利，四屆人大正式會議開五六天就能解決問題。」毛澤東圈閱了報告。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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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９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四屆人大會議籌備工作，並基本通過政府工作報告草稿。22
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３日，周恩來同王洪文一起向毛匯報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分配方案》等相關問題。當天，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由王洪文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知識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老朋友要照顧，同時要多交一些新朋友等。１０月２１日，對於四屆人大主席團人選和《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名額分配方案》均已經落實。23
但是李震的突然死亡導致四屆人大再次耽擱。然而國內黨史界流行的說法則是「四人幫」視周恩來為奪權的最大障礙，為此發動了１１月份的批周會議，從而導致了四屆人大的推遲。24 但從現有披露的記載來看，江青等人在此次四屆人大代表的準備過程中同周恩來幾乎是沒有任何爭議的。
親歷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孫中范回憶：１０月２１日，組織工作小組召開會議對主席團人選建議名單進行討論。會議結束前，紀登奎要求值班室根據會議討論的意見修改主席團人選名單，第二天上午正式印好。第二天上午我們仍按紀登奎的佈置，仔細校核了《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人選建議名單》，並討論修改了說明。按慣例，當天下午，紀登奎、郭玉峰、吳慶彤、周啟才等一定會來紫光閣辦公，審定印好的文件。可是他們沒有來，而且一連幾天都沒有來。後來，從國務院值班室聽說，１０月２１日，發生了公安部部長李震自殺事件。公安部部長不明原因身亡，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一起要案，北京的氣氛比較緊張。在當時條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時難以查清。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中央決定採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範。這時才弄清楚，中央責成紀登奎、郭玉峰等參與處理李震事件，顧不上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大約在１１月初，組織組負責人吳慶彤來紫光閣召集值班室工作人員開會。他說，中央最近有些緊急事務需要處理，一時顧不上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值班室也就沒有事情做。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是，值班室可以派人輪流值班，平時可以回原單位上班，但不要出差，隨時等候通知。25
當李震事件告一段落的時候，隨之而來的「批周」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及「反右傾回潮」，直至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四屆人大直到１９７４年的１０月份重新題上日程。顯而易見的是，毛澤東才是四屆人大推遲的最關鍵的因素。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毛澤東要秘書電話告訴王洪文，並要王洪文轉告周恩來：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同時提出了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發出準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通知突出強調了毛澤東的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26
四屆人大再次被提到日程上來。
二、四屆人大準備工作中的插曲：「風慶輪事件」
毛澤東在８月決定中止「批林批孔」邉又幔_始考慮何時召開四屆人大。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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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年國慶節一過，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討論了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在１０月４日向毛報告：「１０月３日晚，政治局討論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問題，主要是討論了四屆人大的問題。如主席同意年內（或春節前）召開四屆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時間的工作以此為中心全力準備。」毛同意年內召開四屆人大。有關四屆人大的籌備和會議期間所有的文件、人事安排，都要向毛澤東請示和獲得批准，方能湊效。27
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並沒有參加１０月３日晚的政治局會議，因此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在１０月４日並沒有向周恩來轉告關於四屆人大的通知，僅是告知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28 後來國內黨史對此一致鞭撻，實屬不公平，筆者認為這正是毛的安排。高文謙先生認為：他在用召開四屆人大這張空頭支票吊人們胃口的同時，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準備利用四屆人大組閣之機，先把周恩來「掛」起來，然後再逐步排出權力格局，用鄧小平取而代之。為此，毛澤東在籌組四屆人大的問題上，從一開始就明顯把周恩來晾在一邊，既沒有讓他過問有關人事安排的問題，也沒有明確表態是否由他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而是讓張玉鳳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擺出準備在政治上重用鄧的架勢。29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６日晚，周恩來和江青談話。江青提出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總參珠L人選的意見，周恩來當時並未表態。30 周恩來在沒有得到毛的明確授權，參與或者主持四屆人大之前，周恩來如何表態？雖然無從得知江青是主動還是被動的找周談話，江青此舉無疑是不符合毛的部署。
毛澤東的本意是撇開周恩來，讓王洪文等和鄧小平一起齊心合力，趁四屆人大的機會造就以王洪文等文革派和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派結合的權力新格局。而且鄧小平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表現是讓毛澤東滿意的。這也是毛澤東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精心打造的身後政治格局。首先是通過１９７２年６月份的「批林整風」會議，讓全黨知道周恩來不是接班人；然後提撥王洪文和解放了鄧小平；進而再通過１９７３年的批周會議，徹底打掉周恩來的威信；隨後更在全國範圍內興起「批林批孔批周公」邉樱屓珖嗣裰酪葬崛绻侵苷茩啵瑒t會走復辟的道路。毛澤東在事後所說的「總理還是總理」是有所指的，如一直有讓周恩來繼續做總理的打算，何必來這一句呢？
雖然從來沒有資料證實毛澤東設想周恩來不再擔任總理，但是６月份的鄧小平任中國代表團團長透露出來的信息無疑的。這次聯大特別會議以研究原料和發展問題為主題，是聯合國成立以來首次專門討論國際經濟關係問題的一次特別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願望。會前，已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表示要出席會議，使這次會議的規格明顯提高。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由誰代表不久前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中國政府在會上闡明對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為舉世所矚目。31 照理中國應派出具有對等身份的周恩來參加，然而毛澤東讓鄧小平率團前往，這不就是在暗示周恩來的總理職位即將不保麼？
然而一起突發的「風慶輪」事件讓毛澤東認識到，江青等人的政治段位確實太低，不得不再次讓以「調和」能力著稱的周恩來主持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從而毛澤東在以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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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裡，不得不對江青加以更精心的指點和指教。
不少著作引用王洪文在１９８０年被審訊時的供詞來證明「風慶輪」事件是意圖阻攔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參珠L一事和「四人幫」一開始就打算把矛頭指向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風慶輪只是個引子。江青在１０月１７日逼鄧小平表態一事是蓄忠丫玫摹�32
實際上，事情遠非如此。第一個在鄧小平已經被毛定為第一副總理的情況下，無論是江青還是其他人都不可能反對。恰恰相反的是，鄧小平的任命同江青關係密切，同一定程度上來講，毛是配合了江青才有了這麼一個安排。
有著作如此敘述：「在此之前，國務院副總理中是沒有第一副總理頭銜的。這是在醫院養病的周恩來向毛澤東建議，並得到毛同意後才設立的，暗示著鄧成為周恩來接班人地位。」33
周恩來是第一個提出要設立第一副總理頭銜的人，但是周並沒有提出候選人。江青則說：「總理比較危險，可能動手術了，他（指鄧小平）就跑到我身邊說，不得了了，怎麼樣危險，最重要的問題要有一個第一副總理呀。我說，那還不是你嘛。你們看我蠢不蠢哪。」34 實際上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沒有遇到任何的阻力。江青推薦張春橋取代周恩來的說法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江青之所以如此，同鄧小平的表現是分不開的。首先鄧小平復出的條件之一就是不能反對江青。35 其次，是鄧小平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現讓江青認為鄧小平和她們是一路人。
筆者在《周恩來年譜》或者其他資料中未曾看到過，鄧小平在整個「批林批孔」中對周恩來表示出同情或者是站在周恩來這邊。相反的是鄧小平卻有明確支持「批林批孔」的記錄。早在２月份，周恩來就建議「現在確實有些單位、有些省的個別領導者和個別老幹部在『回潮』，在談『復舊』，政治局同志請小平同志在適當場合批判這些錯誤，會較別人有力，當然要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36 在１９７４年３月８日，軍委六人小組針對在軍隊中如何「批林批孔」召開會議。會議由王洪文主持。鄧小平在會上猛批時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政委的陶魯笳。鄧小平批陶魯笳要脫下褲子，要執行江青的指示，從文革中好好學習，積極進一步推動「批林批孔」邉印�37 再加上鄧小平在１９７３年年底批周會議上的表現，江青認為鄧小平和他們是同路人，這是非常自然的。
風慶輪事件之後，周恩來勸說鄧小平找江青談，要搞好關係。對此，毛表示支持鄧。根據後來江青的敘述，雖然有分歧，但是效果還是不錯的。江青表示了對鄧的繼續信任。38
１９７４年９月底，國產萬噸級貨輪「風慶」號遠航歐洲歸來。而在７０年代初，周恩來建議利用當前能源危機，可趁低價購進一批萬噸級輪船。國產萬噸級輪船的成功遠航，此事正好提供給江青攻擊周的素材，買船實際是崇洋媚外，不符合毛一直提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在內部傳閱的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登出文章，文章中指責交通部派駐風慶輪的幹部「崇洋媚外」，公開散佈「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１０月１４日，江青將這份簡報批給在京政治局全體成員，稱「看了《國內動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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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有關風慶輪的報道後，引起我滿腔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建議「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39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顧明說：「周總理是堅決主張買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譏影響到世界各國，使咻敇I蕭條。船隊咻斠膊痪皻猓尚碌拇迷瓋r百分之五十就可以買到手，一條萬噸級輪船花原價百分之二十就能買來。於是，周總理提出要買一批船，以加強我們自己的咻斄α浚闵蠋啄昃蜁B本帶利都賺回來。經周總理批准，外貿部門便動用貨款買了一批外輪。為此，『四人幫』批總理批得很凶。」40
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江青信上批示，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見，要求抓住「風慶輪」的問題，「批判修正主義路線」，「對交通部進行徹底檢查整頓」。鄧小平圈閱了該信。41
這份文件經政治局傳閱後，退給江青。於是江青在１０月１５日（原文為２５日）再作批示：
總理、康老：
這三份傳閱件毛主席都看了。現送上請閱。
周恩來看後，批示：已閱。
康生也於１０月１６日（原文為２６日）寫下了下面的一段批示：同意江青同志在各份材料上的批示，同意洪文、春橋、文元同志的批示。我長期以來感到交通部有問題。應通過查處李國堂的問題，對交通部進行徹底檢查整頓。42
１０月１７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針對風慶輪問題，作為已經被毛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此時還沒有表態。此時江青詢問鄧小平的態度也是自然的，而且是突然提起，43 因此並非什麼蓄忠丫玫氖虑椤�
顯而意見的是，江青指責的是國務院，風慶輪事件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而非鄧小平。而且此時的周恩來尚沒有獲得主持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的權力，如果單是指向周恩來，又如何能夠影響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呢？況且人事的安排最後還是由毛一手決定。而且根據後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情況，把風慶輪看成是江青等把「矛頭指向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也是毫無根據的。
但是，鄧小平的表現卻讓江青非常失望。鄧小平表示：我已圈閱，對這個材料我看還是要調查一下。江青卻進一步逼鄧小平表態：對批判洋奴哲學是什麼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鄧小平表示：這是強加於人，一定要寫上贊成你們的意見嗎？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44 江青認為鄧小平的這種態度有必要向毛澤東說明。江青認為「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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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對文化大革命從來不表態。鄧小平不支持新生事務。風慶輪雖不大，畢竟是中國造的，鄧小平為什麼不表態？」45 江青想知道鄧小平是否在被任命了第一副總理之後還和他們是否一條心，站在同一個立場上。這其實才是江青質問鄧小平的最根本的動機。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晚，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開會，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鄧小平和周恩來的「狀」。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在長沙向毛澤東匯報：為「風慶輪」的事，江青和鄧小平在會上發生爭吵，吵得很厲害。看來鄧還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又說：鄧有那樣大的情緒，是與最近醞釀總參珠L人選一事有關。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周總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裡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46 後來王洪文表示擔心周恩來的健康才這麼說的，筆者認為鑒於當時王洪文和周恩來的關係，是可信的。
王洪文關於這部分的說法是：散（會）後我們回釣魚台，江青通知我：張春橋，姚文元至於１７號樓碰頭，江青說小平吵架，就是對文革不滿，有氣，又說反對文革等等。江青說，鄧所以跳出，可能是對總參提名有不同意見，這是一次總爆發（鄧提陳錫聯，江青提楊成武）。47
但是從中可以發現的是，當時江青和王洪文關係的微妙之處。王洪文飛長沙之後，江青得知王海容、唐聞生將隨鄧小平陪丹麥首相去長沙見毛澤東後。兩次召見王、唐二人，要她們向毛澤東反映國務院「崇洋媚外」的問題，並攻擊鄧小平１７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是又一次「二月逆流」。48 此事說明江青對王洪文的信任是有限的。
周恩來對於政治局發生的這一切，非常關心。１０月１９日，周恩來把能「通天」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醫院，向她們介紹整個事情的經過，著意替鄧講話，拜託她們向毛傳話，說：經他向參加會議的同志瞭解，鄧並非像江青宣傳的那樣揚長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勸走的。鄧走後，張春橋說，他早就知道鄧要跳出來。江青也說她是有意問鄧對這個問題的意見。看來他們是事先準備好了要整鄧，鄧小平已經忍耐很久了。49 周此番話，不僅絲毫不提矛頭是指向自己的，反而挑撥離間，說是事先預趾玫摹５敲珴蓶|發話此事是小事之後，周恩來又在１１月１日至３日先後分三批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紀登奎、鄧小平，華國鋒、吳德、陳錫聯、陳永貴、倪志福，吳桂賢等開會，解決「風慶輪」事件的問題。50 其間，還另約王海容、唐聞生談話。還建議鄧小平找江青溝通。
毛澤東對於「風慶輪事件」認為是小事，不值得大驚小怪。風慶輪所能夠帶來的僅是江青偶然和鄧小平的衝突從而讓毛認為江青等人並不能夠理解自己的戰略安排－要和鄧搞好關係，且此時的毛澤東不想再掀起什麼「腥風血雨」。「風慶輪」對於王洪文造成的影響最大。在毛看來王洪文不能夠承擔大任，對王洪文的「聖眷隆恩」不再。雖然王洪文繼續和周恩來聯手準備四屆人大，但是王洪文從此開始走下坡路，而鄧小平卻一路陞遷。這就是江青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因此，毛澤東在見王洪文的時候，批評王洪文：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並要王回京後多找周恩來、葉劍英談談，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提醒王要注意江青。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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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０日，鄧小平趕赴長沙，陪同毛澤東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鄧小平離開後，王海容、唐聞生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把情況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生氣地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經在解決，但是江青還這麼鬧。」毛澤東要王海容、唐聞生將他的意見帶回北京：「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如果他的身體還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齊給各方商量，提出一個人事安排的名單。鄧小平做第一副總理兼總參珠L，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贊成照他的意見辦，戰時有事，平時無事，掛個名。楊成武可以做副總長。王洪文來的時候沒有這麼明確，再明確一下。委員長一二人再考慮。」52
毛澤東對於總參珠L人選的談話，揭開了另一個話題，關於四屆人大人事的安排。
三、四屆人大人事安排中並無兩條路線的鬥爭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在長沙的毛澤東聽取王海容、唐聞生的反映後，對江青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滿。他讓王、唐回京後向周恩來、王洪文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53 根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自王海容、唐聞生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到１２月２２日由周恩來和與王洪文聯名將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三個方案送毛澤東參閱之前，周恩來同王洪文一共談話１４次，包括４次此單獨談話。顯然不是《毛澤東傳》作者所言的「受到毛澤東批評的王洪文，這時已處於十分狼狽的境地。」54
對於官史中所做的一些寫作手法筆者認為需要點明。例如《毛澤東傳》中寫道「這一年，是建國二十五週年。慶祝活動比往年隆重，除組織遊園活動外，還增加放焰火、舉辦大型國慶招待會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將參加國慶招待會見報的名單報送毛澤東，其中包括近幾年沒有露過面、第一次見報的老幹部四十多人，如胡喬木、孔原、伍修權、宋任窮、歐陽欽、林鐵、孫起孟、屈武、馬文瑞、張勁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楊秀峰、孫大光、蔣南翔、蕭向榮、劉少文、傅秋濤、王輝球、陳鶴橋、傅崇碧、薛明、范瑾等。」，顯然對此國慶招待會見報的名單大加讚揚，但是誰主持寫撰的呢？則用唤y的中央政治局，是明顯的掩飾其中王洪文所起的作用。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在９月２８日晚閱王洪文送來的出席國慶招待會人員名單，提議增加齊燕銘。周恩來又在次日就出席國慶招待會人員名單致信王洪文並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議在愛國人士中增加起義四將領夫人等。由此亦可以看出在無論是王洪文還是周恩來都是執行當時「進一步推動對老幹部和社會各界人士的落實政策工作」的政策方針。
在周恩來同王洪文等協同各方的意見後，由周恩來同王洪文一起向毛澤東匯報關於四屆人大的準備情況。對於準備過程的幾個問題，將會在下面一一闡述。
１．關於總參珠L人選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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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著作引用《周恩來年譜》上江青在１０月６日向周恩來提出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總參珠L人選的意見，周恩來未表態一事來說明「召開四屆人大是他們攫取國家最高權力的最好時機。」且不論當時的中國國家的最高權力在毛澤東手裡，而江青的這個名單為什麼沒有曝光呢？如果說這個名單確確實實能證明江青要「攫取國家最高權力」！
江青向周恩來提出的參珠L人選是楊成武。鄧小平提出的候選人是陳錫聯。55 江青為什麼提名楊成武？雖然在１９６８年３月楊成武倒台時候，江青說了些非常過份的話。但是總的來說，江青並非楊成武倒台的關鍵因素。楊成武之所以倒台是腳踏兩條船，且表現飛揚跋扈，得罪不少人。但是江青和楊成武的關係並不一般。例如導致江青倒打一耙的「兩條路線鬥爭史」以及處理黑材料一事（見前文），不正說明江青對楊成武的信任麼？特別是在楊成武倒台後，總參珠L換成黃永勝，黃與林保持一致，對江敬而遠之，江對此極為不滿，聲稱總參珠L選錯了。林倒台後，江自然而然想起用楊成武這個投靠過來的軍隊內的重要人物。所以江青提名楊成武不足為奇。
周恩來並沒有提出任何人選。如果把這兩個人，陳錫聯和楊成武，放在一起進行分析，則會發現這都是投「毛之所好」。
鄧小平提名陳錫聯一點都不忌諱毛一再強調的山頭問題，只能說明這是投毛之所好。自陳錫聯出任北京軍區司令一職後，仕途一帆風順，在１９７６年達到頂峰。而江青提名楊成武也是出於同樣原因。這在周恩來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給毛的信中說得非常明白：我極端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珠L，便於楊成武同志學習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為黨培養一個得力幹部。56 毛選鄧則化解了江和鄧提名上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符合毛現在的平衡原則。
由此筆者認為，高文謙先生的說法：「江青知道與沉潛內斂的周恩來不同，鄧小平為人剛愎倔強，說一不二，以後更難相處。自鄧復出後，兩人已經在一些問題上發生齟齬，像在總參珠L人選的問題上，兩人的提名就不一樣，相持不下。為此，江青決定先下手為強，尋機大鬧一場，即便鬧不出名堂來，也要給鄧小平點顏色看看。這就是後來鬧出『風慶輪事件』的由來。」57 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斟的。
楊成武被毛看中，對比同一時期的羅瑞卿則看出明顯的不同。鄧小平對於整肅羅瑞卿表示出一定的保留意見，而楊成武在整肅羅瑞卿一事上是立下汗馬功勞的。58 楊成武在一定程度上是牽制鄧小平的一個棋子，也體現出毛對鄧的信任度並不是百分之百的，或許是吸取了林彪事件的教訓。
而陳錫聯則在四屆人大上被任命為副總理，預示著進一步的高昇。
２．文化部、教育部部長人選的爭論
根據《周恩來年譜》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１日的記載：周恩來召開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紀登奎、吳德等參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會議，討論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會上，江青、張春橋等人竭力設法將其親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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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文化、教育、體育等部門。會後，周恩來同李先念、紀登奎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以周榮鑫掌管為宜，文化部、體委可作些讓步。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根據毛澤東的安排，「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權力提出候選人名單，難道江青等人的提名就是奪權？
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主持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１日政治局會議，草擬出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第一、第二方案，並送葉劍英、鄧小平及江青、張春橋等閱。
張春橋在１１月２０日就被毛任命為第二副總理（只僅次於鄧之後）。而主管文化和教育恰恰是張春橋的分工。儘管江青在１個月以前寫信給毛表達自己的意見，提議遲群為教育部長。但是在１２月２１日，江青等人並沒有針對教育部長一職提出任何候選人。相反，在１２月毛周會面的時候，周是帶著未定意見向毛澤東提出是遲群還是周榮鑫為教育部長。毛澤東否定了遲群。59 周榮鑫在１９５８任過浙江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而且以「土八路」的身份開了一門專講建築學的課。周榮鑫在浙大的表現讓毛覺得滿意：教育戰線要多派周榮鑫這樣的幹部！因此，當周提出兩個候選人的時候，是毛決定了周榮鑫為教育部長！60
沒有任何證據能表明文化部不比教育部更重要。根據《周恩來年譜》，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０日，周恩來主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設立國務院文化組問題，周恩來提議吳德為組長，劉賢權為副組長，石少華等七人為組員。當四屆人大來臨，周恩來詢問江青、張春橋關於文化部部長人選意見的時候，江、張提議吳德而非于會泳！
吳德回憶：「四屆人大召開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周總理就分別找一些人談人事安排，當時是三四個人為一批，周總理分批談話。周總理在與張春橋、江青談話時，他們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讓我去任部長。我知道後對周總理說我不行。我提出我負責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負責文化組時，很多工作也沒有做好。我記得張春橋、江青堅持讓我任文化部部長，他們說：就得你來搞。為此，倪志福曾和張春橋發生了爭吵。倪志福說：北京市的工作吳德同志還管不過來，他不能兼任兼管那麼多別的事情。張春橋說倪志福是本位主義。總理提出我做市委書記不兼革委會主任，主任要倪志福來搞。倪志福不幹。張春橋提出別的書記是否也不兼主任了？這就牽扯到上海兼主任的問題。總理沒有再提。
……後來，張春橋又提出讓我任副總理兼文化部長，這個提議大概是「四人幫」商量後確定的。……以後，在一次徵求人事安排的談話中，周總理對我說，讓我到人大去。周總理說：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幹；讓華國鋒去，華國鋒也不干；總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我不任文化部部長，就討論由誰任文化部部長。我提出文化部部長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擔任，于會泳、劉慶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領導得起來。我具體提名上海的一個著名教授劉大傑。江青他們不同意，他們提出于會泳任部長，劉慶棠、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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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副部長。周總理考慮了他們的意見。」61
在吳德堅決推辭的情況下，此時的于會泳是吳德的副手，而且自國務院文化組成立以來，於就在周領導下工作，為文化組組員之一。另有材料說雖然吳德推薦劉大傑，但是在吳德拒絕出任之後，是周恩來提議于會泳為部長，而這導致了江的極度不滿，並拒絕向于會泳祝賀。62 但是不論是哪一種情況，于會泳出任文化部部長是各方都接受的，所謂「四人幫」的設法將其親信安插一說是站不住腳的。
３．「四人幫」有利用四屆人大組閣陰謫幔�
周恩來自得知主持四屆人大的決定後，隨即連日在醫院裡約集在京政治局成員開會、找人談話，部署落實四屆人大的各項籌備工作。整個四屆人大組閣都是由周恩來一手操作。
其中一個典型的特點是周在安排老幹部方面遠遠跟不上安排中年人和依靠造反起家的新人。周在１１月份給毛寫信，表示關鍵在於中青幹部－－實則為造反年輕人的提拔，並且支持他們在政府中任職置。在高文謙先生所著《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有信的全文。在１２月份，周恩來又提議在現有名單基礎上－再增加老幹部、外事和體育等方面的名額，並提交政治局審議批准。但是根據《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所提，此信也包括增加「紅衛兵」（即造反派）代表，並且周恩來對其類建議增補的代表名額都提出了具體數字，唯獨對老幹部的增選名額不提出具體數字，建議由政治局「考慮斟酌後加以決定」。
在這次提名中，周恩來提議同毛關係密切的謝靜宜當人大副委員長。周還特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沒有私人關係的人，如祝家耀、鄧崗、于會泳等以避嫌。周還催促張春橋和王洪文推薦祝家耀為公安部副部長。周恩來還推薦于會泳出任文化部的部長一職。63 周恩來還批評上海方面送來的人還不夠！64 來自上海金祖敏被周恩來安排為人大常委候選人。65
周恩來同陳永貴談話，要求其出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以文化水平不行推辭。周恩來用當年勸陳伯達的話來勸陳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你是個農民代表。」66
周恩來從長沙回京後又提出增加董加耕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理由是上海、北京、東北都有人選了、西北也應有個年青人。但董是反許世友一派，因此周恩來最後沒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讓他作了人大常委。67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周恩召開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紀登奎、吳德等參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會議，討論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根據會議討論醞釀情況，草擬出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第一、第二方案，並送葉劍英、鄧小平及江青、張春橋等閱。審閱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名單第一方案，增加陳雲、韋國清為副委員長。68
其中大方案（第一方案）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數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國務院安排的是一個精幹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會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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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人數不宜過多(三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１８人)，則將幾位老革命安排作國務院顧問。周恩來同時提出對陳雲、徐向前、聶榮臻、韋國清、譚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設想國務院設顧問等想法。以及他們是作國務院顧問還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需請示毛主席決定。方案還列有：葉劍英兼國防部長，余秋裡兼計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華國鋒兼公安部長，喬冠華兼外交部長，方毅兼外經部長等。69
毛澤東聽了匯報後表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贊成大方案，即副委員長人數可以多一些。這樣原方案列為國務院顧問或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幾位老同志均明確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在講到人大常務副委員長人選時，毛澤東贊成吳德主持人大常務工作。毛不同意謝靜宜列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他說：「副委員長，小謝不能放，人家對她不瞭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說：「小謝，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團書記可以，當副委員長就不適當了。」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２日，周恩來召開有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陳錫聯、倪志福、吳桂賢等參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會議，討論２１日所擬兩個方案名單。經過協商，又擬出兩項名單的第三方案。會後，與王海容、唐聞生談話。同日，與王洪文聯名將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三個方案送毛澤東參閱。70
在聽取周恩來匯報時，在講到喬冠華、方毅作國務院副總理人選時，毛主席說：「要保護喬(冠華)、方(毅)、謝(靜宜)，但不要放。」最後這三個人都沒有當上副總理。講副總理人選時，毛主席還曾問：「吳桂賢多大年紀?」71
關於總政治部主任人選，在周總理去長沙時尚未有定論。周恩來向毛匯報時提出了三個方案－—肖華、蘇振華、廖漢生，還提出可否調冼恆漢?對此，毛都沒有表態。最後，毛再三考慮決定讓張春橋兼任總政治部主任，並說，張春橋有才幹。72
另外，毛在聽取匯報時還毛還提出在開四屆人大之前開二中全會，並說：鄧(小平)換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來，辭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職務。73
因此筆者認為：文革中是否存在周、江兩個陣營的對壘？根本就不存在。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過程充分表明，周、江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相當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所不同點在於採取何種形式予以完成。周江在所有重大的根本問題上沒有重大衝突，相反，雙方的配合相當良好。
筆者還有理由認為中共官方所謂葉、周拼了老命要找毛匯報，防止江青等人利用四屆人大篡黨奪權是一個謊言。編造這個謊言的目的是為了是另一個謊言能夠自圓其說，那就是周恩來和江青各自擬定的名單有巨大的差別。歷史的真實是在毛授意下，讓他們商量名單然後來匯報。
而從鄧小平的任命到長沙告狀，恰恰反應了這樣一個事實：包括王洪文在內的一批人對鄧小平的崛起並不抱有好感，更是難以達成在一個戰壕裡戰鬥。王洪文說：
小平任命的事，我最想不通，我記得初時鄧出來工作時，我就思想不通，他是第二號走資派，我看到的，聽到的都講鄧不好，特別是聽了幾位原先同鄧共事的老同志的話，使我更不信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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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74
這樣同毛澤東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由此毛澤東期望鄧、江、王等人合作一致對外（周）的設想注定落空，也注定了當毛澤東重用鄧的時候，王洪文會失勢的結局。
４．關於兩個史實的說明
第一：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字數問題
不少著作引用毛毛的說法：毛澤東讓鄧小平起草一個短小的《政府工作報告》是因為考慮到周恩來的身體健康問題。實則不然，儘管張玉鳳在１０月４日給王洪文的指示中就指明政府工作報告有３千字就夠了，而實際上報告仍然達到了５千多字。75 而張春橋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字數更少，只有３４００字左右，比周恩來的報告還少１６００字。
第二：鄧穎超的提名
周恩來在準備四屆人大的時候，非常小心謹慎。周恩來讓孫中范把其所有的親筆原件都銷毀。76
孫中范回憶說：「紀登奎聽了郭玉峰和我的匯報後說：看來要考慮調整全國婦聯的主要領導人。郭玉峰當場建議請鄧（穎超）大姐擔任全國婦聯主席，紀登奎當即表示同意，但他說這要同總理商量後再作決定。後來紀登奎傳達周總理的意見，周總理堅決不同意鄧大姐擔任全國婦聯主席，全國婦聯主席的人選要再考慮。紀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議由蔡暢、鄧穎超擔任名譽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總理還是不同意。（後來周恩來匯報時）在講到鄧穎超、蔡暢的安排時，毛主席同意鄧穎超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周總理堅持鄧穎超不要當副委員長時，毛主席沒有再堅持。因此只安排蔡暢做副委員長。」77
對周恩來素有研究的秦九鳳則說：四屆人大之初，中央政治局就有安排鄧穎超為副委員長的建議，這一建議並且為毛澤東生前親筆批准。78
無論如何，如果周恩來執意不肯的話，鄧穎超絕對就不應該出現在提交給毛的方案名單上。周恩來此舉是借毛對此事的態度來揣測毛，打狗還要看主人，人事安排不也是如此麼？周恩來對王洪文等人的悉心培養、對江青等人的態度不也是這般道理麼？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鄧穎超的資格足夠當人大副委員長的。鄧穎超在文革後也曾經對自己在建國後一直沒有得到陞遷而惱火。即使沒有處在高位，鄧穎超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投機的。有一次周恩來指示新華社和對外文化聯絡部舉辦一次「我國領導人出訪國新聞圖片展覽」。鄧穎超對杜修賢說：「老杜，選圖片時，記住多選一些外國人舉毛主席像的場面。」79 周恩來得病後，有人向鄧穎超問候。鄧穎超回答：「你講的不對（指總理的健康關係到人民的幸福），總理一再說過，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身體健康才是全國人民的幸福。」80 鄧穎超就是一個「小」周恩來，也有人說周恩來是鄧穎超「調教」出來的。
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鄧穎超邀請朱旦華上廬山，並幫助鄧穎超整理了一份反應大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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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材料。但是八屆八中全會後，全國反右傾。鄧穎超竟然把此材料轉交給了全國婦聯。全國婦聯以此批判了朱旦華。81 九屆二中全會期間，鄧穎超在發言中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並義憤填膺地說，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林副主席，我們就打倒誰！鄧穎超還爭功似地說：「我們現在都說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你們知道嗎？『親密戰友』這樣的稱呼是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第一個提出來的。」在該組，由鄧穎超牽頭集體通過了擁護林副主席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彪擔任國家副主席的意見。鄧穎超說：「對設國家主席，我們都發言了。現在我們再用全組通過的辦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議，這樣我們小組對設國家主席的態度就更加鮮明瞭。」82 「林彪事件」之後，在１９７２年的「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鄧穎超又對江青做出了極其不合實情的發言。鄧穎超說她「從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讀了當時報紙上發表的江青致唐納的公開信，認為江青是傑出的女性，林彪一夥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紅材料』，等等。」83 就是文革後，鄧穎超又根據形勢的變化，一度對林豆豆許諾。但是形勢再變之後，鄧穎超就再也不再理會林豆豆了。84
鄧穎超和周恩來的關係，有其融洽的一面，也有另一面。知情人透露鄧穎超曾經在延安因為搭竹竿晾衣服大罵警衛員。知情人也透露周恩來和鄧穎超之間摩擦不斷，並曾經打架，鄧向周扔碗，有次還導致周恩來臉都被鄧穎超抓破。知情人還透露，周恩來和服務於中南海的文工團的團員跳舞之後，鄧穎超曾經握住此團員的手問到：周恩來對你沒做什麼吧。張佐良則說：周恩來在１９７３年年底被批期間，周恩來偶爾與鄧穎超同桌吃飯，也聽不到老倆口的說話聲，西花廳的氣氛異常沉悶。85
但是鄧穎超和周恩來畢竟在政治上是連體的。薛明在「林彪事件」之後回到京城，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去看望。文革結束後，薛明揭發賀龍被迫害慘死的材料在北京政治圈中廣為流傳，引起很大的反響。但是知情人又都知道此事周恩來是要負主要責任的，鄧穎超就頗有些難堪，曾托人帶話給薛明，說：你寫的那個報告，要是恩來看了，他會哭死的。86 文革剛結束時，一批老幹部要求清算毛澤東的錯誤，但是又同時樹立起偉大的周恩來形象。其實抬高周恩來是假，想否定毛澤東是真。對此，鄧穎超不無擔心。因為鄧穎超知道，在高度個人集權和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周恩來不可能「潔身自好」、「光明磊落」。「毛榮周則榮，毛損周則損。」而鄧和周的關係，則是夫貴妻榮麼。鄧穎超說：你們不要這麼搞，不能這麼搞麼。恩來什麼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瞭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無法向歷史向後人交代麼。87 基於同樣道理，鄧穎超還對一些老幹部的復出持否定態度。鄧穎超擔心周恩來的聲譽被毀。鄧小平復出後，有人提議鄧穎超進政治局。對此，鄧小平說你知道鄧穎超是什麼樣的人麼？鄧穎超如果進了政治局大家還有辦法工作麼？88 當局勢發生變化，中央對於周恩來的評價過份扭曲後，鄧穎超又認為在《歷史决議》中寫上毛在「文革」中保護了中央和地方一批領導幹部，平反了一批冤假錯案，這樣寫不夠實事求是，反而會引起反感。89
５．關於江青、張春橋叛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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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回憶：１９７３年４月９日，鄧小平和其夫人卓琳看望周恩來。周恩來向鄧小平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但是毛毛的回憶是值得懷疑的。首先，依據周的小心翼翼的特點，特別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怎麼可能提起如此敏感話題？其次是鄧此時剛剛復出，和周的交往甚少，周同鄧談此事更是不可能。實際上考慮到毛毛寫的另一次親自陪同鄧小平去看康生的情況，則完全有理由認為是毛毛把兩次事情搞混了。90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３日毛周會面，周恩來又對毛談起此問題。這也是不可以信的。根據《周恩來年譜》，１２月２６日，毛澤東還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
《周恩來年譜》並沒有告訴讀者是周還是毛先提起，僅是提及「毛澤東還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但是很多著作言之確鑿的說是周主動向毛提起。91
同樣根據《周恩來年譜》，毛不僅任命了提議由張春橋兼任總政治部主任，而且向周誇獎了張，說張有才幹，要周向政治局傳達。周還傳達了「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92 這些都證明毛對張的重視。其實就是周恩來本人，對張春橋也是非常欣賞。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周恩來向中央文革提出，他身邊缺少助手，沒有辦法正常工作，要求給他派個秘書，並點名要張春橋去。93
陳永貴在１９６８年承認了自己的歷史問題。當有人質疑陳永貴沒有資格做為「九大」代表時，是周恩來根據毛的意思把此事壓下。謝振華說他寫了向上反映的經過和自己的看法：「陳永貴的歷史問題被發現以後，於１９６８年９月，我即派當時出席『軍工會議』的李金時（六十九軍副軍長）將陳永貴的問題呈報周總理。周總理當即指示：『六十九軍的同志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影印件可報中央。』」「遵照周總理指示，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以六十九軍黨委名義正式上報北京軍區黨委轉呈中央。」「周總理陪外賓參觀大寨時，我又當面向他作了請示。總理說：『要維護大寨紅旗，作為歷史問題，仍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只當代表』。」94 或許過了幾年之後，此事已經淡漠，周恩來提名陳永貴為副總理！95 因此，鑒於以上幾點，在周明確知道毛對張的看法，周如何能向毛主動談起此事？但是陳永貴和張春橋之間出現矛盾時，周恩來卻站在張春橋這邊。96 由此可以看出張春橋的份量。
根據張佐良的回憶，當時毛周會面很長時間後，準備去接周，曾經偷聽到周對毛澤東的秘書說：「康生這個人，歷來極左，他在延安時期就是這樣。剛才主席也說了……。」97 聯繫到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康希望周能就此事同他聯名上書，周恩來拒絕了康生的要求，筆者認為實際情況有可能是：毛根據自己的渠道瞭解到有人提出此事，特別是張春橋的問題，早在「九大」之後不久，林彪就把此類材料報告給毛。（筆者採訪原空軍情報部有關人員得知）毛因此需要向周說明此情況，而周向毛的秘書解釋，把此事說成是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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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左」的結果，實際上是為張春橋和江青辯解！周恩來和康生的關係本來是相當融洽的，不僅僅體現在周恩來對康生晚年得病之後的關心與探望。周恩來有次在洛陽龍門參觀，看到北魏時期的龍門二十品拓本。周恩來當下對隨同人員講：「康老很喜歡書法，可以給康老買一套帶回去。」周恩來為此專門詢問周圍的人是否帶夠了錢。98 康生在臨死之前的最後一搏，仍然是見了周恩來一面，據說仍然是爲了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99
張是毛的紅人，是文革的標誌之一，林彪想打倒張都辦不到，以至於在廬山在拉大跟頭。九屆二中全會後風向轉變之後，周恩來竟然遞條子給林彪，要求林彪表揚一下張春橋，結果林彪對周恩來的提議置之不理！100 張春橋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邉又校砑鎯陕殻仍谄呷恕概峙住诡I導小組也在六人軍委小組，紅的發紫，以周的為人善於揣摸毛的心思，怎麼可能會在此時向毛提及張春橋的「叛徒」問題？
以江青和毛的關係，周恩來更是不可能提及了。
四、１９７５年中國的政治舞台
毛澤東提出四屆人大之後，讓周交班，要周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鄧小平全面掌管。101
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１０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復出兩年之後的鄧小平終於通過了毛澤東漫長的考察，最終獲得了實權。會議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１３日至１７日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正式成為排名第一的副總理。２月１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有全體副總理出席和葉劍英、郭沫若列席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十二位副總理分工。周恩來順勢說到：「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之後，鄧小平實際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102
１９７５年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鄧小平。
從１９７４年８月至１９７５年１月，毛澤東四次指示要安定、團結。說明這時毛澤東已經從思想上到行動上認識和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期「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教訓，決心以最大的努力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局面，實現安定團結，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鄧小平在１９７５年整頓中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毛澤東安定團結的指示，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實踐證明，毛澤東關於安定團結的決策是正確的。103
然而「你不管它，它要管你」的無產階級政治卻無時不在干擾「整頓」。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下發了中發【５】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此通知的重點是突出在引用了毛自己的話：「毛主席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由此也可以看出張春橋的「才幹」在毛的眼裡是如此的重要，也由此注定了一旦鄧與張等人發生衝突，毛澤東最終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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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擇能給代表自己意識形態的張春橋等人。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日，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經過毛澤東批准，在《紅旗》雜誌第３期上發表。隨後，《人民日報》全文刊載。姚文元的文章強調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至關重要，也論及了毛澤東的擔憂－在物質刺激的激勵下出現了令人擔憂的新資產階級分子，號召那集體所有制推向更高層次，並且進一步推向全面所有制，警告中國仍然有淪為修正主義的危險。除此之外，姚文元還加了一段至關重要的話：「１９５９年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時，毛主席曾經指出：『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因此要認真讀書，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這個意見。」毛澤東在反經驗主義上是否在此之前有過表態，筆者尚未發現可靠證據。
在姚文元文章發表的當天，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講話說：「在延安整風中，主要批教條主義，全國解放以後，也批教條主義，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張春橋要要求把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當作綱，聯繫我們軍隊存在的這些問題來學習。」104 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新華印刷廠的工人是發表了和張、姚兩人相同的看法：「黨內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會後，江青又連夜讓其秘書打電話給「梁效」寫作小組，解釋說：「當前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它是大敵，是修正主義的幫兇，使我們必須打倒的大敵。」105
４月７日，《解放日報》發表《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說：「他們輕視理論學習，醉心與無原則的實際主義，滿足於沒有遠見的事務主義，以自己的局部經驗，指揮一切，而不墾聽取別人的意見。恰恰是這些同志，自覺地或不自覺的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麥克法奎爾對此評論道：鄧小平主持會議時以目標為導向的生硬風格所表現出來的正是這樣。106
同傳統的認識恰恰相反，筆者認為張春橋等人的矛頭是主要是針對鄧小平而非周恩來。107 重新獲得毛澤東信任的鄧小平是張春橋等在權力競爭方面的對手，而非周恩來。這可以從江青的講話中得到明證。
江青曾經對於理論學習挖苦到：「不要告訴別人是我說的，在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時候，相比之下，政治局是最差的，他們只學了３條，然後就停下來了。有時候政治局沒法開會，一開會總有爭吵。」108 此時周恩來很少參加政治局會議，矛頭非常明顯的是指向鄧。
４月１８日，鄧小平在陪同毛澤東會見金日成之後，向毛澤東反映自三月初以來江青、張春橋等大反經驗主義的問題，表示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鄧的觀點得到毛的贊同。２３日，毛澤東在姚文元所送的新華社《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批示還要求將「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109
４月２７日，鄧小平和葉劍英等人根據毛的講話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江青等人提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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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會後，王洪文以匯報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為名致信毛澤東：說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總是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支持、縱容社會上最凶的謠言，並稱：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110 筆者認為，毛澤東支持鄧小平並沒有想到會造成如此大的「分裂」。一個是鄧小平對於江青等人的態度過於嚴厲，其次是對江青等人把鄧、周放在一起的做法不滿。毛澤東覺得有必要親自說明這個問題：一是雙方不要搞派性影響團結，二告訴江青等鄧小平和周恩來不一樣，鄧小平是毛派。
５月３日，毛澤東在其主持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江青等人。官方對於這一段的說法是「嚴厲的警告」。111 筆者認為，毛確實批評了江青等人，指責江青等本人就是「小小的經驗主義者。」112 但是「嚴厲的警告」則是遠遠談不上。就在毛講話的時候，江青還插了話。江青說「「主席是不是說看《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毛澤東答道「嗯。」113 亦有材料說江青在中間是多次插話。114
至於官方大力宣揚的毛澤東批評了「四人幫」一事（指官方宣稱恰恰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要解決「四人幫」問題）在筆者看來是對江青等人友好的提醒。在１９７５年的毛澤東最擔心的莫過於是「派性」問題－即影響鄧和江青等人的合作的最大障礙。毛澤東從三月份就在提出要消除派性：「不要搞什麼幫，什麼廣東幫，湖南幫。」115 毛對左、中、右各種派性都要敲打，不僅僅是「四人幫」。毛澤東明白，只有鄧小平與江青等人的團結一致才能完成文革大計－既可以保證文革的意識形態，又可以治理好國家。毛對此顯然非常自信，這也是毛澤東在５月３日當眾再次提及「鄧是毛派」的的緣因。
經過點撥的鄧小平完全明白毛澤東的意思。５月２７日的會議記錄完整的體現了這一點。會議記錄說：「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橋那個分析，現在的派性同過去不同，我始終贊成。看不到宗派主義，四人幫，值得警惕。不是什麼人挑起的。我是相信毛主席的話。在不在四人幫，都警惕。政治局有責任把主席的優良傳統貫徹下去。」葉劍英在隨後的６月３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對派性問題做而來詳細的闡述，贊同鄧的觀點。簡而言之，鄧和葉都沒有利用毛的批評來攻擊「四人幫」。116 而官方的一致的宣傳是鄧小平、葉劍英等集中的、嚴厲的批評了江青等人，甚至是會議還沒有開始便是兩軍對壘、針線分明。117 這顯然難以解釋如下問題。
毛對於５月２７日和６月３日會議的評價是「有成績」。118 同時毛澤東還不忘提醒鄧小平江青等人是有功勞的。119
毛對於鄧的表現是完全滿意的。而且毛澤東特意讓鄧小平主持這兩次政治局會議，大有特意觀察之意。１９７５年６月下旬，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一段時間。行前，他向毛澤東提議，在他離開北京期間，政治局會議由葉劍英或鄧小平主持。７月１日 凌晨二時，葉劍英就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主持人選，致信毛澤東：「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勝，提議請小平同志主持，以利黨的工作。」毛澤東批示：「同意。」120 這是對鄧小平表現的最大回報。鄧的表現完全向毛顯示：他是可以和江青等人合作共事的。逮捕四人幫後，葉劍英後來證實到：鄧小平主持工作時，研究過要團結他們，結果還是團結不攏。121 團結不攏的主要原因在於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把鄧小平視為掌握權力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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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絲毫沒有領會毛的政治安排。
周恩來是在４月中旬開始關注「反經驗主義」。但是直到毛澤東在５月３日表態之後才開始要求秘書準備將前一時期各報刊上批判經驗主義的情況，綜合成一材料，連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提到的《哲學小辭典》一起送閱。122 周恩來在４、５日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對於毛澤東指出的江青等人的「這次錯誤」，表示「擁護主席意見」。「有錯誤的，要有自我批評」；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見」，「願自我批評的就說，說多少都可以，不說也可以，不要強人所難」。123 周恩來在和稀泥。為此，周恩來依據毛澤東的提議提出124 ：關於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續問題，強調：政治局工作「必須遵守九大、十大方針路線，『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團結為好」。「凡要議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談一談。各單位擬好文件的，除外交、國防事急需立即傳閱送批外，其它總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閱待議。政治局同志有意見（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討論的，請先向主持人在兩三天前提出。個人除自己管轄的單位外，其它需下達的事，必須經過政治局常委會或主管部門同意後以機關名義下達。個人交換意見，不能以個人或機關名義下達下送文件。個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氣來信和通電。」125 周恩來指望分歧在政治局內部消化。
在５月下旬，周恩來和張春橋發生了關於「三月一日張春橋在總政召開的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否確切的問題上的爭論。筆者認為這恰恰正如周恩來所言：「我這段回憶的文字，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確切，請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寫，我決不會介意，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張春橋也就不再爭辯，回信到：「不再改了。」126 就在此信中，張春橋還對周恩來的健康表示了極度的關心。127 知情人講述，張春橋對於病重的周恩來非常關心，幾次周的大手術張春橋都在場，而且在９月２０日的最後一次大手術之時，周恩來不僅表揚了鄧小平，同時也表揚了張春橋。張春橋在和陳永貴發生了衝突之後，周恩來也是站在張春橋這一邊。
６月２８日，江青做出檢討，主旨是自己的「派性」非常嚴重甚至到了有可能分裂「黨中央」的地步，並表態感謝政治局對其的批評和幫助。張春橋則說：「主席關於不搞四人幫的指示，一定要堅決照辦，並盡可能的作好團結工作。至少不給主席增加負擔。」128 周恩來率先表態肯定了江青的檢討：「今後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經過組織討論，事先請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執行，認真深入學習，聯繫中國實際，在實踐中多聽同志好意見，堅決改正常犯的錯誤，政治局的團結就會搞得更好。」129
高文謙透露：周還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員找到醫院來，向他們打招呼，要他們適可而止，不要計較江青的態度，注意團結她一道工作。130
秋石客先生說：據知情人講，周總理住院期間，的確同許多老同志談話。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的確經常往總理那裡去。……一些老幹部找總理是不斷做總理工作，希望總理站在他們一邊，採取一些行動。……(但是)總理不但沒有支持他們，反而語重心長反覆批評他們，其中有一條是叫他們放過江青，不要再犯錯誤。他們不聽，迫使周恩來帶病要參加批評江青政治局會議，阻止他們繼續批判江青，結果被擋在門外，使周總理很生氣，說了一些很重的話。知情人講，毛主席的確在政治局會上批評過江青，主要意思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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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不懂政治，不會團結人，有宗派主義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顯，是恨鐵不成鋼，是關心和愛護，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幫助江青。對此，周總理非常清楚。可那幾個中央領導人，卻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說總理能不著急嗎？知情人分析，當時的總理很為難，一方面他是忠於主席的，愛護江青的，同時，他也愛護老同志，他與他們有數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們再犯錯誤。131
吳德回憶，在４月２７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雙方因為要不要下發毛在姚文元請示上的批示上發生了爭執。張春橋提議，毛主席的批示在其他文件上順便提一下就可以了。張說完此話之後，雙方陷入了僵持。此時吳德發言說毛主席的批示應該下發，並說反經驗主義就是反對老幹部。此日，周恩來就找吳德談話，勸吳德以和為貴，團結要緊。周恩來還對吳德說：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面意見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之後，吳德就不再怎麼發言了。132 當毛澤最後一次考驗鄧小平的時候，鄧小平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拒絕後，周恩來在見到鄧小平後批評鄧小平「你就不能忍一忍?」133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在反經驗主義時的真實態度：周恩來不可能對江青或者張春橋等人提出正面的批評。周恩來做的更多的是「調和」的工作。對於周的這種行為，完全符合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一貫理解。在筆者看來，周恩來是黨內真正深入到毛澤東的內心，真正懂得毛澤東需要什麼，要幹什麼的唯一高級幹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毛澤東在回答為其「讀書」的北京大學講師蘆荻關於「水滸」時說發表評論：《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農民起義軍領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讓人招安了」，進而得出結論：「《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當時在場的張玉鳳則說：１９６４年毛澤東在武漢就說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134 正如筆者在第二章所論述到的，那個時候毛澤東不正是想先打倒周恩來麼？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水滸》的評價是早就有所指的。而１９７５年這次，只是更加露骨而已。顯然毛澤東這番話不是泛泛而談，是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毛澤東寄希望江青等人能和鄧小平團結合作，希望能給消除派性。但是反「經驗主義」暴露了江青等人對於鄧小平是不滿的，原因無非還是權力之爭。雖然江青做了檢討，又聽從毛澤東的建議，去訪問了鄧小平的家，但是這並沒有消除甚至是減緩雙方的關係。135 毛澤東有理由擔憂自己去世之後中央會發生鬥爭甚至分裂，進而會出現修正主義－即有人會「鞭屍」，也就是毛澤東此時所言－否定文革即是投降、招安了。因此，當蘆荻提及水滸時，毛澤東也就有感而發，實為心中早有慼慼焉。
蘆荻認為毛澤東的談話十分重要，對重視研究占典文學著作有價值。談話之後，蘆荻把毛澤東的談話一句句整理出來，交給張玉鳳送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表示同意。由於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中有這樣一個內容：要出版二種版本的《水滸》，因此，毛澤東把這份記錄稿交給江東興，要江東興交給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８月１４日，記錄稿交給了姚文元。136 姚文元於當天便致信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所作評論「很重要」，對現在和將來的中國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並提出應把毛澤東的評論和他的這封信印發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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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成員及各宣傳、出版單位。毛澤東於１８日對姚文元的請示批示「同意」。137
８月１７日，姚文元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組織討論毛澤東關於評《水滸》的談話，還訂出了一個宣傳規劃，於８月１０日送毛澤東處，清毛澤東閱。毛澤東閱後批示：「同意」。《紅旗》雜誌１９７５年第９期發表文章《重視對<水滸>的評論》。９月４日，這篇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社論在《人民日報》上公開見報。這些文章的關鍵之處在於：明確提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卞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評論《水滸》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邉拥囊粋�組成部分，「要從《水滸》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訓，總結歷史經驗，學會在複雜的鬥爭中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知道什麼是投降派」。其主題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９月７日，周恩來在會見最後一批外賓時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但是懷有深厚「伍豪事件」情結的周恩來還是坐不住了。９月１５日，周恩來在與人談話中，就近期報刊宣傳開展對《水滸》評論一事指出：他們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138 據說，周恩來還講：「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139
還有一次，周恩來當著汪東興的面說：我要去見毛主席，我有文件證明，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汪東興後來說，文件沒有找到。140
周恩來對此太過於敏感了。江青等人的目的還是想把鬥爭的矛頭對準鄧小平。張玉鳳說：主席評《水滸》，根本沒有影射小平同志。141 ９月１２日，國務院在山西大寨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中央部長、副部長一級的領導幹部，各省市自治區副省級以上的領導幹部與會。在會議上，江青針對「評水滸」發表講話：「不要以為評《水滸》只是一個文藝評論，同志們，不能那麼講。不是，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對歷史，對當代也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宋朝，最著名的是方臘，洞庭湖的楊麼。方臘是在浙江。還是全國此起彼伏的農民暴動。獨獨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奪了領導權。他怎麼篡奪的領導權呢？同志們，他是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麼架空的呢？……他把那些土豪劣紳，武將文吏請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領導崗位統統佔領了。不然，他那麼容易得逞？晁蓋一死，第二天全部實現了。所以主席說，搞修正主義很容易。」。142 江青在大寨還私下與其親信大談毛澤東評《水滸》就是批鄧小平，鄧小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就是防止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143 早在８月下旬，江青就召集于會泳等人開會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144
９月１７日，江青召集「梁效」等寫作班子和電影、新聞界１００多人講話，說：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145
在場的新聞記者把江青講話要點發回北京後，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向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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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吳冷西做了匯報。吳冷西同胡喬木商討後，決定向鄧當面匯報。鄧小平對此反應十分強烈，指示：「這個講話要立即呈送毛澤東。」並且特別強調要想辦法用別的途徑盡快送上去。吳冷西和胡喬木於是找到能給經常接近毛的唐聞生，由唐在毛澤東接見外賓時交毛。９月２１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唐聞生藉機把江青講話稿面呈毛澤東。146
然而這一時期，鄧小平從來就不正面談論評《水滸》問題，也不公開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話。江青在要求鄧小平在全黨播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鄧小平便對她講，要清示主席。江青又去華國鋒那裡一再提要求，華國鋒也說，要請示主席。９月２４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後，向毛澤東匯報最近工作時，談到了江青在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及江青會後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澤東聽後，氣憤地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不久，華國鋒在一次向毛澤東清示匯報工作時，也向毛澤東談到了江青要求在全黨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講稿的問題。毛澤東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147
江青這種做法恰好與毛澤東的想法背道而馳，毛澤東做出如此表示在情理之中。
到了９月下旬，形勢突然逆轉，毛澤東又開始對鄧小平不滿，以至於發展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邉樱钡皆俅伟燕囆∑嚼埋R。
五、生命的終結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下午２時，在即將進入手術室前，周恩來讓工作人將他在幾年前所作關於「伍豪啟事」的講話記錄稿取來。躺在擔架車上的周恩來強撐病體，用他顫抖著的右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並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字樣。當擔架車進入手術室時，躺在車上的周恩來又突然睜開雙眼，拼盡全身力氣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148
１０月２４日，周恩來做了第五次大手術，這次手術之後，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周恩來時日無多了。
１２月２０日，周恩來約羅青長談對台工作問題，詢問台灣近況及在台老朋友的情況，囑咐不要忘記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其間，兩次被病痛折磨得說不出話來，並進入昏迷狀態。最終不得不中止談話。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約中央部門負責人談話。149
鄧穎超回憶：有一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他對我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後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然而我們把沒有說的話終於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裡，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150 周恩來能說什麼呢？因為此時伴隨著周恩來的是在臨終前的恐懼。
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曾經對陳伯達高調讚譽。周恩來在接見北京各院校七千餘名師生員工時講：「陳伯達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領導下的我們黨的最好的理論家。……陳伯達同志最善於發揮、善於闡明毛澤東思想……」151 周恩來在６６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陳伯達更是不吝言辭：「陳伯達同志是我們黨最傑出的理論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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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思想融會貫通，……。」152 但是在毛澤東決定整肅陳伯達後，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分為四個部分：（１）「陳伯達的反動歷史」；（２）「投靠和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３）「對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黨亂軍，陰执蹤唷梗ǎ矗竿犊客趺鳌⑸倨妫薪导{叛，搞獨立王國」。
這四部分內容是黨內政治整肅人的典型材料模式，周恩來作為中央專案組的總負責，對此是十分擅長的，也是十分瞭解是怎麼出爐的。周恩來知道，毛澤東發動《評水滸》的矛頭是對準自己的。階級鬥爭是無情的，一旦毛澤東把周恩來送入政治地獄，打翻在地，上述陳伯達的名字完全可以換成周恩來。周恩來對毛的這套整人術非常的清楚和瞭解，周配合毛整肅他人也是這麼做的。周恩來長期助紂為虐的結果最終會演變為為虎作倀，這是歷史的必然。臨終前的周恩來就是被這種恐懼深深的徽帧�
當周恩來在接受喬冠華請求與大家合影留念時，說「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上叉叉。」153 此時的周恩來想到了什麼？那些被「打叉叉」的人真的都是「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和「現行反革命」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該被「打叉叉」嗎？。周恩來在手術前，大聲喊自己不是投降派，這又是怕的什麼？這只能說明周最怕的是身敗名裂。
周恩來還寄希望於鄧小平。據高振普回憶，在１９７５年８月份的一天，周恩親自向毛澤東寫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自己擔任的國家和黨內的職務。高振普回憶說，周總理在信中雖沒有寫上要鄧小平同志任黨內「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周恩來的這封信寫好後交給了鄧穎超，由她轉交中央，並向鄧小平通報了信的內容。154 此時的鄧小平已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並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珠L。
恐懼的周恩來只能對毛澤東臣服到底。１９７６年元旦前夕，鄧穎超給周恩來帶來本剛出版的《詩刊》雜誌，其中發表了毛澤東十年前所寫的兩首詞《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在年後的頭兩天，周恩來在清醒的時候，幾次讓身邊工作人員把這兩首詞念給他聽。他除了悉心靜聽外，偶爾還說上一兩句話，當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甚至露出了笑容，還喃喃自語道：「中國出了個毛澤東……」155 此時的周恩來或許還期望：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樣的死心塌地的表忠會換來毛會出席他的葬禮。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去世。９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發出訃告，稱「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忠盏母锩鼞鹗浚屈h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周恩來終於保住了「晚節」，沒有被「打叉叉」。
六、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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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追悼會於１月１５日舉行。此前，１月１０日、１１日是向遺體告別，１２日、１３日、１４日是弔唁儀式。毛澤東沒有在任何場合露面，這使得那些熱愛周恩來的人十分失望。為此中共官方的黨史專家們費盡心機要想證明毛澤東沒有出席悼念周恩來的任何活動都是出於健康的原因，是因為「行動已經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156 然而事實的另一面卻尷尬地使他們的努力成為徒勞。
筆者承認周恩來去世的時候毛澤東已經病入膏肓，「無力行動」，157 毛的體力已經不允許他去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但是，毛如果想要向世人表示對周的哀悼和惋惜、表示對周的看重，方法是多得很：毛可以發出讚揚周恩來的「最高指示」，讚揚的級別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是毛沒有這樣做；毛也可以指派江青或者毛遠新作為個人代表，在周的遺體告別儀式或追悼會上表示他個人的哀悼，毛也沒有這樣做（這樣做的另一個好處是還可以抬高江青或毛遠新，增加他們的政治資本）；毛還可以把鄧穎超叫到中南海自己的住處表示撫慰，毛還是沒有這樣做；毛甚至可以指示媒體渲染自己對周的無產階級感情和痛悼之意，毛不僅沒有這樣做，而且還不許別人這樣做。特別是關於在中南海放鞭炮一事，朱德的秘書說：據一個同志說，周總理逝世時，他在自己的住處看身邊的人放鞭炮，真是令人感到驚訝。158
對於一個以外交著名於世的政治家，毛竟然決定「按照我國慣例和禮賓改革，決定不邀請外國政府、兄弟黨和友好人士派代表來華參加弔唁活動。」159
毛不是不能做這些表示，毛是不肯做這些表示。
毛澤東對周恩來去世的冷漠態度不能不使那些擁毛又擁周的人感到萬分遺憾，置他們於尷尬之地。時至今日，仍然使那些千方百計粉飾毛、周關係的人辛苦徒勞。同時，毛的這種態度也使那些擁周而不滿毛的人產生出憤怒。
筆者則認為，毛這樣做是有意的。毛恰恰是要以這種方式表達對周的不滿，要以這種方式劃出自己和周的界線、表明自己和這個做了多年總管家的周恩來並不是親密戰友、並不志同道合。
然而，毛這樣做卻使那些對他不滿、對十年來的「文化大革命」不滿、尤其是對當時正在展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邉硬粷M的人找到了發洩的渠道。他們盡自己一切力量來抬高周、悼念周，以各種手段來表達和宣洩自己的冤屈和義憤。甚而至於指桑罵槐，著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桑樹來痛罵。於是就有了「十里長街送總理」、１９７６年的「四五事件」、以至於粉碎「四人幫」，以至於造成了知道今天周恩來仍然是中國大陸甚至世界上部分群眾的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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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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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一章
周恩來在對毛的個人崇拜中的責任與特色
自延安整風以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日趨嚴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僅有劉少奇、彭真、林彪等人，還有周恩來。相對於其他人，周恩來在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有很大的責任，也有他的特色。但因為他一向嚴格控制著不讓自己在宣傳上顯得突出，因此人們對他這方面的問題或是缺乏瞭解，或是未予重視。
一、周恩來在大搞個人崇拜中的首創性
在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周恩來常常是走在別的領導人前面的。從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９日開始，周恩來就在許多份致中央的電報中，以「毛主席並中央書記處」開頭。
1 在稱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書記處」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筆者所見資料中，周恩來是最早這樣做的中共高級領導人。這種做法完全顛倒了個人和組織的關係，使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對毛澤東的吹捧，卻不瞭解周恩來早在四十年代就開始這樣做了。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２日，周恩來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中就說：「毛澤東同志的工作作風是：中華民族的謙遜實際；中國農民的樸素勤勉；知識分子的好學深思；革命軍人的機動沉著；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2 這年８月，周恩來回到延安後的首次公開講話，就最先提出「毛澤東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方向」，他說：「要爭取中國抗戰的勝利，還有沒有辦法呢？我們回答：有辦法！辦法就出在陝甘寧邊區！辦法就出在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辦法就出在中國人民的身上！辦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黨派和軍隊中間！辦法就在中國共產黨，尤其是在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手中！」
在說到中共三年來的成就時，周恩來說：「這一切成績，是怎樣得到的呢？是全黨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黨團結在中央領導之下得到的！尤其有決定意義的，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他強調：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3
在隨後的中共「七大」上，周恩來進一步提出：中共能夠「鍛煉成為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也是一個很強大很有能力的共產黨」，「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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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指示了我們以新民民主主義的方向，他教育了我們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學說，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了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創造了偉大的革命力量，經歷了無數次革命鬥爭，克服了無數次艱難困苦，達到了今天的初步勝利。」「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起毛澤東同志的旗幟，勝利前進。」
在這次講話的最後，周恩來高呼：「毛澤東同志萬歲！」4
周恩來這個講話中有關「毛澤東領導我們經過了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的說法並不是事實，在篡改歷史方面也是走在其他人前面的。
１９４９年５月７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做報告，主題之一就是「學習毛澤東」，這是最早公開號召全國學習毛澤東的記錄。周恩來聲稱：「我們必須有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能夠帶著我們前進。三十年革命邉拥膶嵺`使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就是毛澤東。我們這次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口號也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我們決心舉著這面旗幟前進。」「毛主席的旗幟，就是我們最好的號召。」周恩來在講話中再次強調：「毛主席在中國革命的四個階段都是正確的，都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正確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國人民正確的方向。他不斷的指出真理，堅持真理……在中國革命三十年的許多關鍵時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確的。」5
這是在中共還未執政、還在反對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政權之時就向全國青年介紹、宣傳並倡導學習自己這一個黨的領袖毛澤東的最早、最系統、最權威的講話。
１９４９年７月６日，周恩來再一次提出：「我們應當感謝毛澤東同志，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正確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來，因而造成了偉大力量，戰勝了中國革命的強大敵人。我們號召大家學習毛澤東同志，把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結合起來。」6
在１９５８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又對毛澤東進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錯誤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作對了的時候或者作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思想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必須下苦功夫，認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學習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學習他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學習他的思想和作風以及他所具有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風格。」7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上的這段長期遭到詬病的講話：「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8 兩相對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講話的這些意思，周恩來早已在四年前的講話中說過了。
不同的只是：
一、周恩來更極端，他說「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而林彪在那段話前面說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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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
二、周恩來用了貶損自己的說法（「我所犯的錯誤足以證明這一點」）來反襯毛澤東的偉大。而這正是周恩來與眾不同的一大特色。
三、周恩來的講話比林彪的講話更早，實際上對林彪及其他領導人後來的表態起到了引導、啟發、示範的作用。
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也照樣講了與林彪相類似的話，他說：「『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9
這個講話在官方編纂的《周恩來選集》中是沒有的。
我們再來看看人們所熟知的林彪講話：「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是林彪在１９６６年提出的。然而早在１９６２年，周恩來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３日至３月２日，周恩來在廣東從化組織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周恩來在２月２５日發言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對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產生的列寧主義的發展。在３於２日，周恩來對此問題還特意強調了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10 周恩來說：馬列主義在斯大林後期停滯了，但在中國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革命理論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革命鬥爭實踐中發展的，而毛澤東同志則是哂民R列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又發展了馬列主義。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有他的歷史條件的，有他的發展背景的。11
根據最新的資料表明：周恩來早在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以前就已經說過：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2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對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13 然而，周恩來在此前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曾宣稱：「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14
同時，據王力的回憶可以推斷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是周恩來主持搞的。15 《公報》中就明確宣佈：「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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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同年９月２６日，周恩來說：「林彪同志說的很對，毛主席是列寧以後的二十世紀最偉大天才。」到１１月份，在周恩來的眼裡，毛澤東遠勝斯大林。周恩來說：「世界上只有列寧，毛主席這樣的天才。這樣的領袖不多見，斯大林問題不少，當然功大於過，三七開。」16
周恩來在８月份的清華大學萬人大會上講：「毛澤東思想是從群眾中來的，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來，發揮起來，成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17
此類語言，在周恩來的文革講話中不勝枚舉。
林彪號召全軍學習毛澤東的「老三篇」，提倡「帶著問題學，急用先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而周恩來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就曾把《毛主席的四篇哲學論文》送給工作人員，作為解決三門峽工程問題的工具。18
過去在批判林彪時，曾批判林彪說過的這句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都認為這個說法是林彪的發明，然而實際情況是：這句話最早出現在１９６６年《解放軍報》元旦社論稿中。當時值班的《解放軍報》副總編馮征回憶說：這樣的評價，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於是馮征親往林彪駐地蘇州打電話求證。結果卻被告知，「一句頂一萬句」是林講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領導講的。19 據筆者多方瞭解，這「另一位領導」就是周恩來。
在批判林彪時，還常常說他篡改歷史，比如把自己吹噓成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把朱德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篡改成林彪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等等。其實，這些篡改歷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為，而究其根源，卻能發現周恩來在其中的獨特作用。
比如，在對南昌起義的歷史闡述上：
１９５７年，周恩來在審定《八一起義》展覽提綱時，提綱有一段話的原文是：黨為了挽救革命的失敗，決定由周恩來同志在南昌舉行起義。周恩來在「舉行起義」前加上了：「以賀龍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葉挺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和朱德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九軍一部分為基礎。」提綱中還有一段話原文為：「七月二十一日晚……周恩來……等同志率領了北伐軍三萬餘人，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周恩來在他的名字後面加上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名字。20
為「反冒進」作檢討之後，１９５９年，江西省話劇團進京會演《八‧一風暴》，周恩來指示：聽說戲裡寫了我，不要寫我，要寫毛主席。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了八‧一起義。21
１９６４年，周恩來在指導大歌舞《東方紅》時，為了突出秋收起義的氣質，指出「南昌起義部隊」的旗幟可以不要，改用「中國工農紅軍」。22
到了文革中，周恩來的說法有了更大的變化。當年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負責人之一的戴維堤，在寫成於２００４年的長篇回憶錄《逝者如斯》中記敘了這樣一件事：１９６７年９月９日，北京市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組織一些人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大會，紀念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４０週年，大會組織者安排的發言者在歌頌了毛主席領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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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義」的偉大意義之後說，是偉大領袖領導的秋收起義打響了對國民黨的第一槍，不是「八‧一」南昌起義打響的第一槍。「八‧一」南昌起義是大軍閥賀龍他們領導的，最後以失敗告終。這次起義不是工農武裝起義，而是資產階級舊軍隊的一次兵變，所以「八‧一」不能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軍日，必須徹底砸爛。我們強烈要求中央廢除「八‧一」建軍節，把「秋收起義」紀念日９月９日定為建軍節。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爛八‧一」的口號……
在混亂中，應邀出席大會的周恩來講了話。按戴維堤的說法：「這是我知道的總理最違心的一次講話」。
周恩來說的是：「同志們，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們熱愛毛主席，熱愛江青同志，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完全理解你們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我周恩來熱愛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們差。我要告訴你們，『八‧一』南昌起義，不是我周恩來領導的，是林副主席領導的，我周恩來不過是參加了而已。『八‧一』建軍節是毛主席確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對的！我周恩來一生犯了許多錯誤，但我是擁護毛主席的，擁護林副主席的。不信請同志們看一下，我周恩來的心是紅的。」
戴維堤回憶：「說到這裡，周總理突然用手撕開了襯衣，露出了胸膛。」23
至於說將「朱、毛井岡山會師」篡改為「毛、林井岡山會師」，這也並非林彪所為，而恰恰是周恩來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間說過這樣的話。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周恩來接見江西省聯合赴京控告團全體代表時指出：「『八‧一』南昌起義，人數開始很少，但是由於領導，其中我就是一個，沒有負到責任，在領導戰爭中犯了錯誤，沒有能在江西站住腳，到廣東去，到海口就失敗了。就在那個時候，朱德同志、陳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會師到江西，跟著毛主席秋收起義的部隊，會師在井岡山，由毛主席高舉這個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24 這是毛、林井岡山會師說的源頭。
在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的「九大」全體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以歌頌林彪為中心內容的發言時宣稱：「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25
後來，「九一三」事件發生了，林彪變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系統批判林彪的發言中又說，「上井岡山，他僅僅是一個營長吧？（朱德同志：連長。）還是連長。那怎麼能把朱、毛會師說成了毛主席跟林彪會師呢？這是歪曲歷史嘛。」26 周恩來這是在批判誰呢？是誰歪曲了歷史？
二、周恩來搞個人崇拜注重娛樂性與藝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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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搞個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種軍人作風直來直去要求「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與這種方式不同，周恩來搞個人崇拜，更注重大眾喜聞樂見的娛樂性和潛移默化的藝術性。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為人們熟知的，是他親任「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總導演和經常在公眾場合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躍進」失敗之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澤東是「一貫正確」的。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崇毛的講話，是對高級幹部講的，一般民眾並不知道。而周恩來則在重振民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周恩來此時選擇被冠名為「大型音樂舞蹈史詩」的大型歌舞演出《東方紅》來讚美毛澤東，是把握住了歷史機會，也摸準了毛澤東當時的脈搏。
周恩來作為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總策劃和總導演，堪稱嘔心瀝血，在如何編排上費盡心思。為了突出毛澤東，周恩來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義，認為有秋收起義就行了（此舉直接影響到文革中一些紅衛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義和改建軍節為秋收起義紀念日），把中國革命的歷史功績歸為毛澤東一個人。周恩來在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８日的國務院各部黨組書記會議上講：「從黨的誕生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後來的『五四』邉樱酱蟾锩会嵊值骄畬剑e起了紅旗，都貫穿著毛澤東的思想，通過這個表演逐步地體現出來……」27
周恩來親自給參加《東方紅》演出的人員做了７個小時的黨史報告，講述毛澤東怎樣領導黨和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28 周恩來要求演員「要把我們熱愛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達出來。」29 有人質疑「黨的誕生」部分升掛毛澤東的像不合適，因為毛那時還沒有擔任黨的領袖。周恩來則回答說：「從黨一誕生，就存在著兩條對立的路線。真正能代表黨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這才是歷史的真實。」30
周恩來特意在首枚原子彈爆炸成功的當天安排毛澤東接見三千名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演出人員並會演。當天夜裡，周恩來提出要把《東方紅》拍成電影，並繼續親自領導。31 徐肖冰回憶：周恩來指示，在拍攝電影時：「你們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領袖這一點。」32
為了把《東方紅》電影拍好，周恩來特意要求外貿部從倫敦購買質量好的膠片，當時的外匯還是比較缺乏的。楊明偉先生對此評價道：「這一表態，令從事電影《東方紅》工作的編導人員欣喜若狂，他們知道，國家經濟情況雖然好轉，但是對於進口電影膠片來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國家總理作這樣的表態，表示中央對《東方紅》的拍攝工作非常之重視。」33 在周恩來的全力督促下，１９６５年國慶節，大型電影藝術性紀錄片《東方紅》轟轟烈烈地走進了人們的生活。
大型歌舞劇《東方紅》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別是對當時的青少年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文革中各地紅衛兵編演的大歌舞無不打著深深的《東方紅》烙印。「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也是在大歌舞《東方紅》中最早由一曲《讚歌》唱出來的。到文革中發展成為「三忠於、四無限」活動的日常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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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當時毛澤東向世界輸出革命的決策，《東方紅》火熱上演的同時，其第二部也在策劃中。主題定的是支持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大團結，內容計劃描寫建國之後的建設和生產。一些作品像《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剛果河在怒吼》已創作完成。越南人民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訪華時，就看了《椰林怒火》的演出。34 但是後來因為形勢變化，不得不中途叫停。
究其本質，大型歌舞劇《東方紅》就是一個充滿個人崇拜並經藝術謊言刻意包裝的向毛澤東表示忠心的產物。中國的文藝本來就是神化領袖的造神文藝，而周恩來更是把這一點推向了極致。
在文革中，在廣大群眾之間造成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絕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們最為熟悉的是在眾多的群眾集會上，都由周恩來親自揮臂指揮群眾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別是隨著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記錄片的上映，周恩來揮舞雙臂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眾中深入人心。而這首歌本來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為《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１９６４年６月，周恩來陪同朝鮮來賓在哈爾濱訪問時，作曲者王雙印演唱了此曲。周恩來聽後，給予了熱情鼓勵，並幫助修改詞曲，然後正式推向全國。
當年有關周恩來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憶，曾經充斥了紀念周恩來的文集。在一篇回憶中稱：１９６４年，周恩來出訪回國返回昆明，總是從外國朋友臨別贈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選最大最好的送給偉大領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員在一起聯歡的時候，總理常常站起來，親自提議，親自指揮大家齊唱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歌曲《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聲音，充滿了對毛主席的無限深情，激勵著大家緊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奮勇前進。35
據另一回憶：有一次，我們跟隨周總理到一所大學，當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時，全場響起一陣陣的歡呼聲，革命師生高呼：「向周總理致敬！」周總理立即用洪亮的聲音對大家說；「同志們，首先讓我們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來指揮。」他帶頭起歌，揮動著手臂，有力地打著拍子，和全場一起高唱。36
還有回憶稱：周恩來抱起一個幼兒園的兒童親了親，問孩子們會不會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們雀躍著回答會唱。周恩來就打起拍子，親自指揮他們唱起歌來。37 還有回憶稱：出訪歸來飛越國界的時候，周恩來提議唱《東方紅》：「毛主席很偉大，要熱愛我們毛主席。」周恩來對機組人員講：「你們飛行要靠毛澤東思想導航，全國各行各業都要靠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個人要靠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38
總之，還在文革之前，周恩來就不斷借藝術性的音樂、舞蹈、歌曲，向毛澤東表達了非凡的忠心。它們在大搞對毛澤東個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並不亞於後來被稱為「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
周恩來對於其他的歌頌毛的歌舞演出也是下大工夫給以關注和指點的。廣東省歌舞團人員追憶，周恩來在觀看《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邉又v習所頌歌》時指出：第六段中的「紅太陽照亮了粵海」，這樣說「太小了太輕了」，「何止照亮了粵海，大概你們從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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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吧？這樣就太小、太輕了。」39
三、在崇毛的同時貶損自己
在大搞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行為中，周恩來與其他領導人不同而顯得十分突出的一個特色，就是在崇毛的同時貶損自己。
１９５８年伊始，因為「反冒進」問題，周恩來從１月份的南寧會議到３月份的成都會議，從「離右派５０米」到「是否馬克思主義者」，一路檢討不斷。周恩來對檢討稿逐字逐句地親自修改後才打印出來，送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閱。時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回憶說：「後來，這個檢討稿打印出來發政治局和書記處徵求意見。鄧小平看後就說，寫這麼多幹嘛，把『離右派差５０米遠』等刺激字眼劃去，有些話的份量也改得輕了。可見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批評，是有不同看法的。」40
周恩來在檢討中批判自己：「『反冒進』的錯誤，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間。當時我對於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成績和在躍進中出現的某些缺點和困難，作了錯誤的估計，把實際上不到一個指頭的缺點誇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計劃『冒』了，並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適當收縮規模的意見。」他還說：對於毛澤東批評的反冒進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和速度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在相當時間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裡」。41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５日，周恩來視察河南偃師，當一位社員高呼「周總理萬歲」時，周恩來立即制止：「我們敬愛的毛主席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只能喊毛主席萬歲，我是主席領導下的工作人員。」42
在指導排演《東方紅》歌舞的時候，有人問長征時候周是否直接參加指揮了戰鬥。周恩來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做一些具體工作，勝利全靠毛主席的英明指揮。」43
更為出格的是，周恩來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貶稱為「娃娃」。１９７３年６月，周恩來陪同外賓重訪延安。在毛澤東舊居前，周恩來告訴外賓：「我那時還是個娃娃！」44
周恩來貶損自己，不僅是在語言、文字上，還經常表現在行動上。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對周恩來有這麼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見紅衛兵，因人數有一百五十多萬，已不可能在天安門廣場檢閱。周恩來提出，讓紅衛兵分別排在天安門前東西貫北京的長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環路上。毛則乘敞篷吉普車巡行檢閱。為了說明行車路線，周恩來帶了一張北京市大地圖來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將地圖在地毯上攤開，跪在地圖前，為毛指點方向。毛站在地圖旁，一面吸紙煙，一面聽著周的解說。我站在旁邊，心裡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麼能舉止像個奴僕一樣呢？毛的態度帶著一些嘲諷，似乎在享受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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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45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之首聶元梓，在晚年接受訪談時也講到周恩來的這類做法，她說：「毛澤東從沙發上起來，他趕緊去攙扶。有這個必要嗎？不是有下面的人嗎？你超過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澤東看什麼圖，周恩來跪在地上給毛澤東講解。說明他還有奴才的本質。」46
萬潤南回憶到：（毛澤東在「八一八」接見紅衛兵時）毛的步伐慢而緩，林的步伐急而促。後來我在記錄片裡更印證了如下的細節：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這時候周恩來伸出手，扯住林彪軍裝的後擺，很用力，因為從後領到下擺都扯直了，林幾乎是一個踉蹌。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鬆手，其後林彪一直自覺地保持著這一步之遙。更讓人歎為觀止的還在後頭，這時候周停住了腳步。周不動，後面沒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帶著大隊人馬緩緩跟上。47
在文革結束後紀念周恩來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們出於對周恩來的崇敬而寫下的這類回憶：周恩來去毛澤東處匯報工作，要提前在大門口下車。48 毛澤東請周坐沙發，周卻搬過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邊。49 毛澤東上天安門，周恩來每次都要提前檢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澤東一出現，周恩來立馬上前迎接。有人這麼形容：「周總理始終緊挨在主席身邊半側著身子；舉起一隻手臂，像是為毛主席開路，又像是準備隨時去攙扶……」50
與此相對應的是，每次毛上天安門，周恩來都要親自先乘坐電梯檢查，然後自己不做電梯上城樓，而是從旁邊的台階步行登上城樓。隨後周恩來會站在電梯門前迎接毛澤東。51
周恩來的這類動作，林彪及其他領導人都做不出來。52
四、結束語
１９５８年以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一干中共黨內要員都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林彪早已被批倒批臭，劉少奇在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論及，唯有周恩來還被描繪成是一直在對個人崇拜風氣進行批評、抵制、糾正。但是透過對歷史的審視，周恩來在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方面是不亞於劉、林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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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章
周與中央文革小組以及江青的關係
中央文革小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其成員名單是在周恩來參加、鄧小平主持的，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９日至１２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草擬的，後報毛澤東批准。
1 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伊始，並沒有人給以太多重視，且在中央文革小組許多成員觀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參置貢嘧樱踔潦菤w劉少奇、鄧小平領導。2 但是後來經過毛澤東和江青的諸多咦鳎醒胛母镄〗M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和其成員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成員以及人所共知的中央首長（中央文革小組主要骨幹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歷史的變遷中，周恩來的作用始終被官方漠視甚至不承認。周恩來和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以在文革前期、中期基本上是同盟關係，雖然也有分歧，但是這種分歧卻被官方演繹成是純粹的「鬥爭」關係，並進而把這種所謂的「鬥爭」誇大為長期持久、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這種看法顯然不是歷史的真實。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更是錯綜複雜，絕不能簡單地「概念化」。
一、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碰頭會
１．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據中發〔６６〕２６７號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簡稱《大事記》）記載：「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鄧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同志參加。」在此會議上，周恩來、鄧小平、康生嚴厲的批評了彭真。同時這個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3
根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此次書記處會議還決定，成立以由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為中央起草關於文化革命的指示。4
作為文件起草小組的一位成員之一的穆欣回憶：「經中央審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名單是：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劉志堅，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吳冷西、陳亞丁、尹達、張春橋。」5
另根據《大事記》記載：「四月十六日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同志的錯誤，撤銷所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
５月１６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宣佈：「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上文字，為毛澤東親自所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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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恩來對於上述會議都是參加了的。文革發動的前期準備工作，整個中共中央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都是參與了的。
文革小組成員名單由中共中央在５月２８日正式公佈，明確此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下。7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我們整個中央文革小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個秘書班子。也還是哨兵工作、參止ぷ鳎褪翘岢鲆庖姡┲飨⒘指敝飨⒅芸偫怼⒅醒氤Ｎ瘏⒖肌Ｋ鞯墓ぷ骶褪沁@麼一點。」8 實際上的中央文革小組絕對不是江青這麼謙虛、低調的說法。
１９６６年７月９日，風塵僕僕回到國內的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宴會，慶祝「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閉幕。劉少奇等一干中央要員在宴會前會見了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宴會開始前，周恩來特意打電話給穆欣：要陳伯達參加會見，並叫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出席宴會，新華社將趁此機會公開報道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事。9 周恩來不僅費盡心機創造機會把中央文革小組這個牌子打出去，還順從毛澤東的旨意在樹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上不遺餘力。
毛澤東在７月２４號發話：「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10 繼而在緊接著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稱讚道：前一時期正確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11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列席會議並在同期舉行的批劉（少奇）、鄧（小平）政治局生活會上充當了主力軍。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來是心領神會，亦步亦趨。周恩來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日接見科學院文革代表和院黨委等人時就指出：「部的名稱太大，過去文化部那麼大，幹了不少壞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組，是一個小組，倒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眾歡迎。」12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由周恩來親自審定的關於此次接見的新華社電訊稿刊登於次日的《人民日報》。13 通訊中說：「有１５００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並且在一起照了相。」「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主持。他在致開會詞時說：『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裡同大家見面。……』」14 在此新華社電訊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歷史已經證明的那般，江青高於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陳伯達也被單獨點出，對於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給以了非凡的待遇。對於周恩來插手此類排名事件，並不是只有這麼一次。王力回憶到：１９６７年的５月１日，周恩來把已經印好的《人民日報》停發，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員名單之後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提到中央委員名單之前。15
２．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由來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後，形如一盤散沙，內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經是中央文革小組一員的穆欣稱之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內部充滿錯綜複雜的爭鬥，作為一個共產黨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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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無政府、最無章法的地方。16 甚至中央文革小組每天幹什麼(比如開什麼會，通知什麼人參加，接見什麼組織等)，都是臨時決定，辦公室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安排停當，工作人員整天忙得團團轉。17 而更為致命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間芥蒂矛盾非常大。
江青曾經挖苦道：「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很難進行，只要康老（筆者註：康生）和陳伯達見面，兩個人就吵。陳伯達連（周）總理的話都不聽，儘管我告訴他你要聽（周總理的話）。周總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就做陳伯達的工作，最後會議總算可以舉行了。但是時間沒過多久，兩個人又吵起來了！」18 毛澤東也抱怨：（同一個事情）康生講他的，陳伯達告訴的卻是另一個，江青也有自己的版本。而且連報告都沒有。19
陳伯達曾這樣回憶：在毛主席第一次檢閱紅衛兵不久，我生病進醫院，江青就當然代理組長職務。毛主席再次檢閱紅衛兵時，江青致辭，從此，她就在小組中橫行跋扈。我向去醫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於是大大觸怒江青了。當我的病沒有好時，江青要關鋒去叫我出院。我已曉得這個女人很難對付，決定出院。我撇開江青，找王力、關鋒、戚本禹起草一個擬送中央的文件，確定中央文革小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工作機構。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請示，不能擅自作主。這就要使江青受到約束。會議未完，可能有人洩露給江青，江青來了，大鬧一番。我現在不記得她要加了一句什麼，但她說，「我這句是最重要的。」從此以後，文革小組就沒有再單獨開會了。毛主席指示：以後開會，由周總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頭會。20 根據陳伯達所述筆者推斷周恩來是在１９６６年９月中旬期間。（筆者註：陳伯達所稱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實際為中央文革小組會議。）
很明顯，在某種程度上中央文革小組實在是「扶不起來的阿斗」。周恩來從８月２０號左右就開始主持中央碰頭會（《周恩來年譜》亦稱之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由此可見，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完全是因為形勢發展所致。陶鑄在未倒台以前也經常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會議，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人在１９６７年初也參加中央碰頭會。21 自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９日起，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和中央碰頭會。22 前後參加過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主要是原中央文革小組會議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汪東興、謝富治。１９６７年２－３月間毛澤東同意葉群、肖華、楊成武列席與會。隨著文革深入，黃永勝、吳法憲亦與會，其間成員也不斷遭到清洗。23 無論是早期的中央碰頭會還是後來的中央文革碰頭會都是由周恩來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並決定會議議程。24
二、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
１．周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衝突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周恩來在理解和執行毛澤東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決策上，無疑是比江青等人更勝一籌。因為周恩來還可以用親身經歷作為他人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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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周恩來扮演了一個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來要執行毛澤東的「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這也是國務院總理角色的職能；另一方面，周恩來為了不被打倒，這也是他在整個文革中所要達到的目標，無論是「下地獄」還是「跪在地上裝孫子」都是為了這個目標。所以，周恩來要做一個響噹噹的文革派，以至於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組還要左。這樣，在這兩個方面無疑都會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責。
而且正如文革初期，陳毅所評論：「說什麼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25 在這種局勢下，周恩來自然會遇到所謂的「黑槍」、「暗炮」。需要指出的是，周恩來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攻擊，出於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因為毛澤東的決策導向引誘而成，也有各自利益衝突，自然還有權力之爭。決策導向，自然部分也是起因於毛澤東的在他的大字報中不點名的批評了周恩來。但是，這並不代表著基本決策有什麼變化。各自的利益衝突，權力之爭，在周恩來身上卻被演繹成根據「遵循黨的原則、為人民的利益辦事」，在其他人身上則成了「禍國殃民」、「篡奪權力」。這是違背歷史基本事實的。
除了支持發動文革之外，周恩來還要執行國務院總理的職能，執行毛澤東保人的政策，這和中央文革小組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中央文革小組也保人，但是因為具體的分工不同，衝突自然難免。因此就有了周恩來「調和」、「和事佬」等的說法。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姚文元在紀念魯迅３０週年的講話和１１月１日的紅旗社論都不點名的批評了周恩來，評之為「騎牆派」，謂之「那些標榜走中間道路的人，必然滑到修正主義的泥坑」。26 這是中央文革小組和周恩來在１９６６年中最大的衝突。原因有二，一是周恩來在參與了一些文件政策的制定，而這些文件並不一定全部符合中央文革小組的意；二是針對於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各級領導對於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開。27 對此，周恩來為了保護自己，在１１月起草關於公交系統和農村文革的文件制定中基本上不再參與，而是由陶鑄出面搞。28 事後，陶鑄完全成了周恩來的「擋箭牌」，在陶鑄落難的整個過程中，周恩來沒有施加援手。反而是康生還提醒陶鑄，進行路線交底。29
周恩來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外交部大抓「牛鬼蛇神」，其中含有三名副部級幹部王炳南、陳家康、孟用潛，若干司處級幹部以及大批一般幹部與工人，也分別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並發生了抄「牛鬼蛇神」們的家的事情。30 周恩來還在９月份簽署了關於國務院系統如何進行文革的《紀要》，該《紀要》提出要把司局級以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裡「燒一燒」。此事後來被張春橋告狀，說周恩來對此文件評價很好，並以此威脅周恩來多次檢討。張春橋批評周恩來說：打倒所有幹部其實是周恩來搞的。31 此事完全表明，雖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所倚重的兩駕馬車，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來比中央文革更甚。或許出於爭寵，也可能是爭奪邉拥闹鲗啵ㄔ冢保梗罚材辏保苍掳l生的批極左就是對話語權的爭奪），二者發生衝突是可以預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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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周同中央文革小組關係的另一面
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並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而是毛澤東手下兩大剛柔並濟的政治利器。雖然在毛澤東的初始打算中，周恩來也是要被清算的目標之一，但是在沒有徹底打倒和解決劉少奇的情況下，作為發動文革的最大的借用力量就是周恩來，周恩來仍然具備巨大的利用價值。徐向前回憶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積極響應和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對於那些持有懷疑或者不積極的很多高級幹部，周恩來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勸說和幫助他們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性質、對象和任務。最後徐向前指出，沒有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來的。32 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想像中的「一呼百應」，很多例如李井泉等高級幹部在一開始就對於毛澤東的「發動文革」很是不理解。個中緣由恐怕是「高崗事件」恍如昨天之事，歷史教訓不可不吸取，劉少奇經營黨務多年，樹大根深，難保不再翻天。還有諸如陳毅之類一開始是舉雙手雙腳贊同文革並在自己權力範圍之內大搞迫害大揪「牛鬼蛇神」，但是當揪到自己頭上就不「理解」的高級幹部。此二類高級幹部都需要周恩來，這種「屢犯錯，屢檢討，保持晚節，終生都要做毛的奴僕」的人，作為活生生的「典範」來說服眾人。俗話說「殺雞給猴看」，周恩來是自己把自己變成了那只「雞」之外，還要「鳴幾聲」來告訴眾人，「你們不跟著毛主席走，就是自絕於黨，自絕於毛主席。」
在本質上，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都是執行毛澤東的文革決策的主力軍。也正是如此，也就決定了就整體而言，特別是文革初期，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基本是十分融洽的。
雖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對周恩來時有不敬，但是江青對於周恩來並不是後來官方一直認定和宣傳的：江青對周恩來是使盡奸計、迫害和炮打。33 兩者的關係可以用周恩來和江青自己的言論作為註腳。江青在接見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地質「東方紅」代表時指出：「反我們的總理……就是指向中央。」34 周恩來坦言：「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35
對於中央文革小組，周恩來曾經這樣評價到：「我們中央文革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組成部分，成份上來說是主要的組成部分，在這個鬥爭中，不論從維護、堅持、發揮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說來，不論是說批判、揭露、打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面說來，我們都應該承認中央文革在我們無產階級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豐功偉績。」36 同時，周恩來也同時號召廣大軍民要永遠忠於中央文革！
通過大量的實例，周恩來對於江青可以說是畢恭畢敬。37 (詳見下文)。很大程度上周恩來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實質上周与毛的關係。以致周恩來多次說過中央文革（小組）決定的事，我們去執行。38 對於周恩來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吳法憲對此有過生動的回憶。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重點批判劉少奇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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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路線。但是由於與會的各地幹部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對於批判劉少奇並不積極，會議開了許多天卻效果不彰。經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給吳法憲下令，由空軍派出專機，將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接來北京，一起參加討伐劉少奇的大會。這些造反派頭頭一到北京，就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劉鬥爭。吳法憲回憶說「我們東北組來的是貴州造反派頭頭，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神氣十足。他來了以後，周恩來親自到東北組來參加會議，以示重視。他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了三個鐘頭，專門揭發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等人是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邉雍痛都t衛兵的情況。我看到，在這個人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在頻頻點頭，讚揚他的揭發。」造反派的與會終於在會上掀起了批劉高潮。39 可見，經過周恩來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提議和決定會得到更完美的發揮和更理想的結果。
１９６６年年底，同中央文革支持的「工總司」的對立組織「赤衛隊」在康平路被血洗。被擊潰的「赤衛隊」要乘火車到北京告狀。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抓捕「赤衛隊」頭頭不准上訪。40 在支持地方造反派組織上周恩來同中央文革並無二致。41
江青對周恩來也並不都是飛揚跋扈，相反，江青有時對周恩來非常尊重。官方為了樹立周恩來的偉大形象，對於此點非常忌諱，一概不提。而在穆欣、王力等當事人的回憶中都對此加以證實，而且連中央文革小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來安排。42 林傑的太太王乃英曾經「交代」：江青經常等周恩來拿主意，雖然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有時候不同意這種做法。林傑抱怨說，江青總是讓我們按照周總理的命令去執行，事情總是變的越發困難。43 在１９６７年夏天，造反派圍困中南海。戚本禹建議周恩來安全起見搬到釣魚台。44 對所有的這些支持和關心，周恩來自然也報之以桃李。不僅對江青，連對張春橋都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給你們辦。45
周恩來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如此評價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是毛主席最好的參植浚娢撬玖畈浚覀儑鴦赵菏菆绦袡C構（陳伯達同志插話：中央文革不是參植浚皇莻�工作機構），我們要以上海為起點作個榜樣；鐵道學院已經決定到鐵路沿線去宣傳了，別的院校也可以考慮大搞宣傳。」「對中央文革小組我是堅決支持的」。46 因為文革小組的工作實際上周恩來主持的，這個支持也是針對周自己的。
１９６８年中央擬定的慶祝國慶口號中有一條：向立下豐功偉績的中央文革致敬！47 「九大」召開之前，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迅速掀起春耕生產新高潮的通知》。在此中發通知中，排名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排在國務院之前。48 這個排名絕對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周恩來在「九大」來臨之際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個獻禮。１９６９年中央文革卻在新形勢下改頭換面，在它解散的前夕，林彪和周恩來都讚揚它「堅決地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49
三、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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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江青的陞遷
江青在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51
１９５６年由周恩來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為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副部級）。52 江青從文藝戰線打開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就是周恩來在１９６４年主持的京劇座談會。江青在此次會議上的講話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出版的《紅旗》和５月１０日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發表。在文革初期，由周恩來提議，林彪、周恩來共同簽署，將江青的行政級別從九級提到五級。53 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籌備期間，曾提名江青為政治局委員，而在此之前，江青連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曾建議江青為政治局常委。54
實際上，建國以後的高層對於江青的態度可以說是表現其本人政治態度的一個潛規則。作為一個老紅軍，徐業夫從５０年代起就在毛澤東身邊擔任機要工作，曾經因議論江青而被調離過職位。55 周恩來對於江青的堅定支持是其不被打倒的重要一點原因。特別是文革初期，江青進入「文化大革命」最高領導層，是毛澤東為了保證「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線得以貫徹的重要保證。而在此過程中，周恩來所做的工作無疑要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林彪多得多。這自然也是周恩來「緊跟」毛主席的結果。
陳伯達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因病住院，主動提議由第一副組長江青代理組長。56 筆者認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卻為此專門發出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57 根據當時的組織程序，此類通知是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草擬出來並報毛澤東批准。此事是周恩來主動為之還是得到毛澤東事先提示尚無可信證據。但是無論如何，現在看來，這並不是多次一舉，而是具有深刻重大的政治意義。首先，對於江青在全國樹立起其為中央首長的形象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堪比「林彪事件」之後公佈的《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一般，為江青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其次，為江青把持中央文革作了法律上的背書。正如文革史專家王年一所論述，此通知具有非凡的政治意義。58
雖然在文革小組內部，當家作主的是江青，不把陳伯達放在眼裡，但是「名不正，言不順。」有了此文件後，江青便成了名正言順的當家人，成為指揮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太上皇。
２．對江青的吹捧
實際上，在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際，周恩來提議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和後來江青提議徐向前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同出一轍。59 軟弱的陳伯達和具有歷史包袱的徐向前都可以被輕易作為「劉盆子」、「阿斗」使用。陳伯達自己就承認：自己沒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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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於是陳伯達推薦康生，但是康生如何能做得了「劉盆子」？周恩來對陳伯達軟硬兼施：「你還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61 後來公佈由江青代理組長則顯得極為順理成章。成為代理組長的第二天即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江青就主持毛澤東第二次接見５０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大會。大會情況由新華社發佈消息：「毛主席和林彪以及賀龍同志，由謝富治、楊成武陪同乘第一輛汽車，緊跟著周恩來、陶鑄、聶榮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輛汽車……六時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宣佈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開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大家問好。她說，我們熱烈地歡迎你們，向你們致革命的敬禮」。62
國慶節後，陶鑄對報紙上關於江青的宣傳極其反感：「你（曾志，筆者註）看，這幾天的報紙，照片上居然將江青和總理平列，像什麼樣子？」63 陶鑄是常委中主管宣傳的，但是是誰越過他插手照片排列之事？捨周恩來，還能有誰？
１０月６日，首都紅衛兵「三司」在首都工人體育場發起召開有北京和和地方各大專院校師生１０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江青講話之後，周恩來表態：「同學們，革命的紅衛兵戰士們，我首先向你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我沒有更多的話要說了，我完全同意剛才江青同志講的那段話。她講的那段話，我們大家都看過，都同意的。……江青同志的講話和中央批准的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的錄音，我們把它製成錄音片子，到全國大中學校去放。這樣就不僅是今天到會的同學、紅衛兵戰士都聽到，而且是全國大中學校的同學，紅衛兵戰士原原本本都聽到。」64 把江青在一個大會上的講話做成錄音，在全國播放。江青名聞九州、聲震寰宇的地位與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對於一個還不是中央委員的江青，這種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絕後。
其次周恩來除了在宣傳江青上十分賣力氣，另外還當面奉承當眾江青。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晚，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兩萬多名「革命文藝戰士」，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為了對江青進行一次集中的人為拔高和吹捧，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獻媚的大會。65
周恩來在此次大會上不顧歷史的真實，對江青做了極其露骨的吹捧：「在這裡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上面所說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鬥爭的結果。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我在文藝方面是個外行，是個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針上，我是堅持革命化、大眾化、戰鬥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實踐上，常常犯指導性的錯誤。例如，在音樂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強調中西音樂的不同處，強調反對崇洋思想，強調中西音樂分開的基本訓練，不認識洋為中用，不認識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樂為我所用。在這個問題上，江青同志直接幫助了我，我也在學習革命歌曲的實踐中，得到了深刻的體會。」66 在這場把江青樹立為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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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藝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禮上，周恩來是立了頭等功的。周恩來把自己擺在了是江青學生的地位上。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評論：周恩來的講話，通篇充滿了卑躬屈節、諂媚奉承的表白。誰又可以說，在江青邁向更高權力的道路上，沒有周恩來推波助瀾的一份功勞？67 杖鐨v史所記載，周恩來從一個這種表態到當眾高舉手臂高呼「（我們要）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也就不足為奇了。68 閻長貴回憶說：關於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我也問過汪東興，他說：「江青和總理的關係是比較親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不一樣。在文革中，總理說了很多讚揚江青的話。『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總理喊出來的。連主席都說，總理有點怕江青。」69
官方的文字、文獻以及傳記、年譜等對於周恩來和江青、中央文革的關係是比較隱蔽，為「賢者諱」。但是在文革期間多次的召見造反派的活動以及群眾大會上，兩者的關係就非常露骨了。對於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的關係，在１９６８年的３月２４日和２７日的兩次大會上，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則顯示的非常清楚。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中央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對軍隊幹部會議，宣佈「楊、余、傅反黨集團」的問題。
首先是林彪講話。當林彪講到：「表面上他（楊成武）是擁護江青同志的，但實際上他是對江青同志不滿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時候，他同戚本禹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們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實際上成立了專案來迫害江青同志。」
此時的周恩來插話高喊：「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志！」在林彪講話的時候，周恩來多次高呼：「誰反對中央文革打倒誰！」
周恩來在自己的講話中對於江青的吹捧更是不遺餘力、無以復加。
周恩來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績的一兩點，就足以證明江青同志的偉大成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剛才提到，她還有很多的著作，還有很多的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
周恩來講：「在這裡，我提幾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一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
如果說現在或者是兩面派或者是特務、壞分子，他們所謂收集江青同志那個時候的材料，有兩種，一種是江青同志自己為戰鬥所寫的東西，那不是什麼黑材料，那是紅材料，革命的材料！至於國民黨社會上，那時候是反動派統治著，那時他們寫的東西，污蔑、造謠、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東西，把那些東西如果拿出來，作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個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說的很清楚，那就是台灣的話，香港的話，就是應該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話，那有什麼黑材料？
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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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長時期的修養、學習和鍛煉。經過了戰爭的年月。解放以後正是江青同志身體很差的時候，受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代表人劉、鄧、陶、彭德懷、賀龍、彭、羅、陸、楊，譚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華的迫害。儘管如此，江青同志堅強不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教育的時候，進行了文藝的改革。
大家都知道，１９６４年演出樣板戲八出，都是經過江青同志親自指導、修改出來的。到了１９６６年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內奸彭真寫了個《二月提綱》，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託，寫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談紀要》，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大家都人手一冊，讀過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績的一兩點，就足以證明江青同志的偉大成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剛才提到，她還有很多的著作，還有很多的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70
時隔３日，中央文革小組在首都工人體育場組織１０萬人群眾大會。周恩來對軍隊幹部吹完江青後，對於普通群眾再次對江青進行了肉麻的吹捧。當周恩來講到「我們要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時，江青回應到：「向總理學習！向總理致敬！」
周恩來則說：「我不敢當，我還要學。因此我們要誓死保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要誓死保衛林付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為首林付主席為付的黨中央，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我們要誓死保衛我們的人民解放軍，誓死保衛我們廣大的革命群眾，誓死保衛我們的紅衛兵，還要誓死保衛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政權。」71
周恩來這個講話有如下幾個特點：１）從歷史上來塑造江青的革命歷史形像，把江比作魯迅來讚揚；（２）江青受到過迫害，而且這些迫害者文革結束後卻被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３）文革期間江青又立新功。
另外作為中央領導人，在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大會上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這是十分難得的互相聲援致意的熱烈場面。這也真實的體現了在文革中期以前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真請F結一致、親密無間的的一面。如果説文革是毛澤東和江青合夥開的「夫妻店」，那麽周恩來就是這個店的總經理。
如果説這是周恩來在公袌龊舷碌淖餍悖趋崴较卵Y的周恩來也不遜色。知情人講述，當時的軍政大學政委張秀川親自抓（筆者註即今天的國防大學），在周恩來的專門指示下曾搞過「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知情人説她沒看過那東西的原稿，據說除有毛林會師（即井岡山會師）之外，還特別對江青倍加贊揚。但是後來時間不長，因爲時局變化，周就命令把寫成的東西全部收回銷毀。
３．江青和周恩來的互動
聶元梓回憶說：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楊勳（經濟學家，文革時為北大教師，因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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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曾坐牢兩年）。楊勳是楊柄章的姐姐。指示我們讓群眾扭送楊勳到公安部。開始康生指示，我照辦了。後來康生又通知讓我到他那裡去，問我：「指示你抓楊勳，你怎麼沒辦呢？」我說我已經讓學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說：「那總理來電話說沒有送去。」然後他立刻打電話給謝富治核實。謝富治說「人送來了，在押了」。然後他當著我的面又給周恩來打電話，說：「已經辦了，我也問了謝富治了，在押了。」我才知道這事是周恩來讓辦的。
當聶元梓被問到：到底為什麼要抓楊勳？聶回答說：我先不知道，後來聽說是周恩來完全是唯江青意圖為從。72 是如聶元梓所說還是如林乃英在檢討中表示的要听周恩來的？無論如何，閻長貴先生回憶説：在外出開會或活動時，周恩來有時坐江青的車。這是為什麼？對這個問題我當時就想過。我認為，主要就是周恩來要和江青討論問題，徵求她的意見，以統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經過１９６７年的所謂「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層面上出現了一個議事和決策機構，叫做「中央文革碰頭會」，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這個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參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外，還有謝富治、楊成武、葉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雖然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但說話算數的實際上是第一副組長江青，她幾乎具有一票否決權；不管什麼問題，就是陳伯達、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來作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視和重視這種情況。73 筆者認爲，周恩來与江青在工作上應該是對于對方還是非常支持的，雖然時不時的江青會耍下「小脾氣」。舉例來說，王力曾經回憶道：有關四川「二挺」（劉結挺、張西挺）的問題，他曾經應江青要求進行調查，事後也寫信給江青說明情况。但是後來此信是周恩來批示的。周恩來批示道：「同意王力同志意見。」74
而對於周恩來，江青也是關照有加。１９６７年１月，北京大街上連續出現了要打倒周恩來同志的大標語。75 閻長貴回憶到：在發生所謂「二月逆流」的時間裡，我拿份關於周恩來的什麼材料（其內容沒一點印象了，很可能是關於貼周恩來大字報的材料）給江青看，江青嚴肅地跟我說：「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這句話，這個表態，對我影響很大。也正巧在這段時間裡，我中央財經學院的一個大學同學（年輕教員），給我來信，說（大意）：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晚（或２月１７日凌晨），周總理接見財貿口造反派的講話對造反派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利，還當場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等等，並附來了周恩來講話的紀錄；其意思是想就周恩來的這次接見寫周恩來的大字報，問我行不行。我知道這不行，因為按照當時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見，不允許貼總理的大字報，陳伯達、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聶元梓、蒯大富，讓他們組織人到天安門覆蓋有關總理的大字報，我聽了江青所說她「心不安」的話，更覺得不行，於是我就給我那位同學打電話，告訴他：「不行，絕對不行，決不能給總理貼大字報。有什麼意見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學，知道給總理寫大字報不行，又給我來信，說要貼李先念的大字報，我覺得他不聽話，有點不耐煩，告訴他：「我不管了！」我當時的心態是只要不貼總理的大字報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講這件事情，是想說明，江青所說「心不安」的話對我確實是影響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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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接見科學院造反派時說：「江青同志講話就是指示，誰不執行，你們就造他的反。我支持你們按江青同志的指示去辦事，至於他至死都不執行，那你們自己去想辦法，可以奪權嘛？我只能起煽風點火的作用，在必要的時候，我可以助你你們一臂之力。」77
曾經是上海造反派負責人的潘國平回憶：一是有一次他參加北京工人體育館紅衛兵大會，會後大家鼓掌要中央首長繞場一周，周應是第一位，可他退到後面，還扶著江青下台階。潘當時感到很不舒服。二是１９６７年１月，潘上京開全國造反派頭頭大會，第一個發言，提出部份幹部可以出來工作由造反派監督，江青當場反對，把潘轟下台。潘氣不過，給周恩來遞紙條要求繼續發言，周卻公開宣佈說，潘的意見，他已知道，會轉告中央，今天不必再發言了。江青會後也順勢過來，叫我潘司令，並給我聯絡電話，派車派聯絡員。78
江青和周恩來在日常生活中的關係也非常親密。周恩來曾對劉白羽說：她（江青）那裡一個電話就是幾個小時。79 吳法憲回憶說，江青下樓的時候，周恩來周恩來都趨步往前，扶其下樓！在江青外出青島遊玩，周恩來還要吳法憲和李作鵬兩位政治局委員陪同！80 而周恩來對於江青的要求更是有求必應！江青有個人問題時特別愛找周恩來幫忙。81 江青因為覺得住１１號樓不安全提出要改住１０號樓，又在１７號樓和１０號樓下面建立防空洞。而這些工作，都是周恩來一手操辦的。楊銀祿說：江青提出要求後，打電話給周總理。周總理對江青非常瞭解，他接到我的電話，立即就答覆了：「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對的，我同意。我現在就給東興同志打電話清他準備一下。江青同志還有什麼要求嗎?」我說：「江青同志說要檢查一下樓的安全情況，然後再用紫外線消消毒，別的沒有提什麼要求。」周總理說：「那好嘛，我請東興同志辦。」82
閻長貴先生還說：周恩來到江青這裡來之前，都是親自打電話給閻長貴（時任江青秘書），問：「江青同志現在幹什麼，是工作還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裡去。」有時周恩來也打電話說：「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裡去，請你問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閻長貴每次向江青報告時，江青都是高興和痛快地說：「總理來，可以，歡迎。」閻長貴說：實實在在地說，江青沒有一次說「總理不能來」，或借口有這樣或那樣的事情而拒絕總理來。閻長貴還回憶到：她常常纏著周恩來，她做的事，她的活動，很多總是要求周恩來參與。比如，當時江青經常看所謂革命樣板戲的演出，她要周恩來也看，演出結束後，她給劇團的演出人員談看法，提意見，她也要周恩來陪著，我看到周恩來不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戲，也參加江青演出結束後的活動，可以說周恩來經常總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紅衛兵搞的一些資料中可以看到這方面的記錄。據我看，周恩來也「樂意」（不樂意也順從）幫助江青做些事情，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诌h慮」，想到毛主席……83
４．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受到毛周關係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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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長貴先生說：談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不論從哪方面說，都不能脫離開毛澤東。周恩來對江青遷就又遷就，忍讓又忍讓，為什麼？因為江青背後站著毛澤東。江青是通天的，周恩來對江青的態度是他對毛澤東態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來。她建國以後的工作都是周恩來給安排的，她在文革中的職務攀升也離不開周恩來。她１９５６年成為毛主席五大秘書之一是周恩來提議的，１９６９年在「九大」當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無疑也有周恩來幫忙。這是從她本人的利害關係而言。而她對周恩來的態度，從根本上講，也是以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為轉移的。毛澤東經常敲打周恩來，在每一次敲打時，江青都比毛澤東走得更遠，從思想方法講，她比毛澤東更極端。江青認為周恩來成為她實現野心的障礙而必須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後。因此，不論從情理看，還是從實際講，說江青從文革一開始就把周恩來視為「眼中釘」，就要整周恩來、打倒周恩來，是不對的，不符合歷史事實。84
筆者認為，按照毛澤東的本來設想，「九大」之後應該是整周。85 作為毛澤東的代言人，「九大」後江青接連對周恩來的發動了幾次攻擊。最重要的一次是《周恩來年譜》記載的「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謝富治等開會，誣稱周恩來『在亂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決策』，吹噓自己是很成熟的領導幹部，可以掌握國家的全盤領導。」86 吳法憲和邱會作都對這次會議做了詳盡的回憶。87
根據程光先生的採訪，「九大」之後，江青還背著周恩來曾經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發洩對「九大」後中央工作的不滿，後兩次是專門誹謗周恩來的。88
江青在１９６９年夏季也向劉慶棠交底：「文藝界大批判有個困難問題，就是有總理，有些事都是總理主張的。」劉慶棠馬上就呼應說：「文藝界的權還沒有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不久８月２６日，劉慶堂致信江青說文藝界的階級鬥爭，實質還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89
但是林彪自己跳出來之後，改變了文革的大方向。因此，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儘管從文革開始，難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是總的看來是良好的。「九‧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同江青是毛澤東清理林彪勢力的左右手。此時的周恩來和江青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於是在，周江之間的良好關係再次體現，直到１９７２年年底。
「林彪事件」之後，江青多次宣稱：總理、康生、春橋、文元，我們是毛主席這一派的，都是受林彪集團迫害的。林彪一夥到處放火，我們是救火隊，保老同志。90 無疑，周恩來是被江青看作是同一集團的人。
１９７２年５月，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議在北京召開。５月２１日，周恩來做了長篇講話，並為會議中最重要的文件－毛澤東致江青的信背書。周恩來用自己的政治聲望為此信的真偽做了證明。同年８月１０日，周恩來將維特克一再表示希望見見江青的要求的報告批示給江青：「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周恩來還說：「在你尚在北戴河時，已請鄧穎超、康克清兩同志見她，談談長征。蔡大姐因身體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擬見了。」91 周恩來不僅把江青同鄧穎超、康克清等革命老大姐相提並論，更重要的是，在周恩來將報告批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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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之前，剛從北戴河回京的江青根本不知道有維特克此人。余汝信先生對此事的評價則是：「報告一批，周恩來完成了江青與維特克之間牽線人的角色。周的這一舉動完全是向江示好的表現，這一動作更說明，在１９７２年，周與江的關係是密切、良好的。」92 筆者對此完全贊認同。
１９７２年年底，毛澤東重新對對於「林彪事件」定性。毛澤東改變的不僅是批極左還是極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政治局內部格局的重新認定。王若水回憶說就是通過此事認定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信任是有限的。93 顯而易見的是，江青在批評周恩來方面比周恩來批評江青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而周恩來在這之後對於江青的回應更為小心翼翼。這在１９７３年夏季毛親自發動對周恩來的批評之後更是如此。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３日，為對外友協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只印發周恩來、江青二人的事情，江青以批示向周恩來提出：「這類簡報，建議也送春橋，文元同志。」周恩來當日就批告外交部：「請從今起，外事活動簡報，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體同志，及有關各部、委、組，望通知友協照辦。」94 當毛澤東決定發起批林批孔邉訒r，作為周恩來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筆者註：楊德中實為周恩來在中央警衛團、中央專案組的最重要的耳目。如果毛決定對周恩來動手，第一個需要清除的就是楊德中。）楊德中被江青等定為「壞人」隨後被下放也就在意料之中（現代版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95
周恩來在「批林批孔」期間依然讚揚過江青，但是筆者認為此時的讚揚和原來完全不能同日而語了。正如上面所論述，周恩來和江青之間也存在摩擦，可以說既有互相勾結、互持，狼狽為奸的一面，又有勾心鬥角、你爭我奪的一面。這完全可以歸於周恩來看透了文革其實就是毛江夫妻店。周恩來通過對江青的「投資」與「阿諛奉承」，獲取最高決策的信息和最高領袖的信任，自然也受益匪湣５亲裕保梗罚材昴甑字幔芏鱽碓谡紊祥_始遭到毛澤東的拋棄，周恩來對江青的讚揚和順從，在某種意義上將只是對毛澤東的輸樟恕＃保梗罚的辏翟旅珴蓶|發動政治局批判「經驗主義」。吳德回憶，他和葉劍英都批評了江青搞「宗派主義」。而此時的周恩來卻對吳德說：「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面意見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96
四、結束語
周恩來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和文革的進展所影響，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個決定性因素。在文革前、中期，二者整體而言是以合作為主，共同貫徹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九‧一三事件」之後，兩者之間因為權力的再分配，則逐步轉為以爭奪為主，矛盾日益尖銳。但是除了這個因素之外，周恩來對於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相對於被中共認定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康生，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的公開場合對於江青都是不卑不亢，無甚吹捧。97 而在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抬到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可以說是居功甚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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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周恩來為什麼如此自我「作賤」，是什麼重要因素在文革時期制約了周恩來，導致周隊對江青和文革小組如此這般。筆者認為那就是對周恩來毛澤東一個人的忠心，而非對國家和人民的負責，是周恩來時刻在心裡的以所謂「賢相」自居，保持晚節的心態所致，由此周恩來也只能扮演「從惡」和「幫兇」的角色，起到任何其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動亂、更不可能撥亂反正，引導國家步入正途。周恩來還可以說是第一個領會到「江就是毛的一條狗」的高級領導人，因此，周恩來對江青的態度之謎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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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三章 「伍豪啟事」風波
反擊「二月逆流」的最大後果，是周恩來承認了「中央文革已經取代了書記處」的現實。從此，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都是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各省、市、自治區籌備建立革委會的權亦交給文革小組。
1 周恩來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１９６７年５月份出現的「伍豪事件」則使二者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傾斜。「伍豪啟事」與其說是江青要挾周恩來的工具，不如說是周恩來自己強加給自己的心病。毛澤東則利用此事，有意不時的敲打周恩來，直到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時段。
一、「伍豪啟事」的起源
３０年代初，周恩來在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時，曾使用過「伍豪」這一化名。１９３２年２月下旬，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在上海的《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報紙上連續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宣稱「伍豪」等人脫離共產黨，企圖在共產黨內製造混亂。報紙流人中央蘇區後，時任蘇區中央局委員的項英、任弼時表示，一定要予以還擊，戳穿謊言，肅清影響。遂提議請毛澤東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名義，發佈告示，在全蘇區範圍內，向廣大工農群眾徹底揭露中統特務機關陰帧Ｃ珴蓶|擬就《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佈告》，並於２月下旬以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佈了這份《佈告》。佈告全文如下：
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連續登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唐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蔑。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
一九三二年二月。2
此時的周恩來已經在蘇區瑞金，並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並且連續撰寫了兩篇文章，一文是《今年的「二七」紀念與中國工人階級的中心任務》；一文是《紅軍十二軍佔領杭武的意義》，分別於２月３日和３月２日，刊登在中央蘇區的機關報《紅色中華》上。《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署名時間是２月１８日，這一時間與周恩來在中央蘇區主持工作的時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3
關於此事的說法，無論是《周恩來年譜》還是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都聲稱《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為南開大學造反派在查閱舊報紙發現。但是都沒有怎麼詳細敘述事情的原委。劉西堯後來寫的回憶文章中則說：「這次反總理的『五•一六』思潮，與一位長期在國務院工作的人有關，他竟把天津『８１８』造反派弄到的一份載有國民黨反動派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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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伍豪聲明』的報紙，送給江青，妄圖陷害總理。」4 劉西堯所言的這位長期在國務院工作的人是周榮鑫。１９６７年５月初，天津南開大學「衛東」的紅衛兵在查閱舊報紙時發現了「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示」。當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時，將載有啟示的報紙的抄件交給周少華和張國忠，並由二人專程送到北京。周少華是周榮鑫的女兒。5 周榮鑫為什麼不直接交給周恩來？這恐怕同當時周榮鑫的情況有關。吳德說：「周榮鑫、雍文濤被揪走後，好幾天都未放回來，我們就派人想辦法去找。周榮鑫找回來後，周總理讓他在國務院燒鍋爐，紅衛兵再找他時，就說周榮鑫已經參加勞動去了，實際上把周榮鑫保護起來了。」6 這期間的原委則不難明白。
對周恩來來說，則是有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周恩來曾經直接授權紅衛兵可以進行調查取證為其所主管的中央專案組服務。7 周恩來對於紅衛兵的行動也曾經給以高度評價。例如周恩來對於學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幫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證據就大為讚賞。8
５月１２日，周少華致信戚本禹，報告此事。５月１３日，戚本禹同關鋒一起會同周少華、張國忠兩人談話並將抄件取走送予江青。9
關於伍豪事件還另有一說法。李文卿在其所著的《文革中的許世友》一書中記載，１９６８年５月４日，許世友攜帶南京造反派清查敵偽檔案時發現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啟事》材料火速趕到北京。10 這和吳法憲的回憶是一致的。吳法憲回憶到：「江青把楊成武和我叫到她那裡，拿出一包材料對我們說：『這些都是周恩來的材料，但是現在你們不能看，你們只要知道有這些材料就可以了。』後來我才知道，這些材料是許世友送來的，裡面裝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啟事』」。11
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毛澤東接見在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解放軍指戰員、各地黨政幹部和群眾代表以及出席全國鐵路、交通會議的代表等人。同時參加接見的還有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幾位副總理、元帥。毛澤東說：「敵、偽的報紙也不能全信。像許世友這樣六十多歲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啟事』是敵人偽造的，可見瞭解當時的歷史情況很不容易。」12 當場周恩來簡要地談了「伍豪啟事」的原委：我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中到了中央蘇區的。我到福建永定的時候，正好碰上寧都暴動。當時康生等在上海，他們看了這個敵人偽造的假啟事，很快就由申報館廣告部在廣告欄登了一條揭露性的啟事。13
江青拿到這個材料後，於５月１７日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信中並附寄了這個啟事。江青在信中說：「５月１２日夜，收到周榮鑫的女兒周少華（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給中央文革來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示，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談。」14
對於此事，官方《周恩來傳》的評述是「江青使出了更狠毒的一手。……江青此時要這樣做，用心的險惡是是十分清楚的。」15 事實上這種指責完全是站不住腳的。最為有力的證明是「伍豪事件」並沒有在社會上擴散，特別是在１９６７年的春夏之交（當時是文革中社會上第一次反周高潮）與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期間。筆者在查閱宋永毅主編的１１２卷《紅衛兵大字報》以及哈佛大學所存的紅衛兵資料，未能發現在社會上擴散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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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若沒有毛澤東的點頭，江青對於周恩來的任何企圖都是無法實現的。江青在收到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之後，致信林彪、周恩來、康生是完全符合組織程序的。直到１９７２年１２月份，江青和周恩來的合作遠遠大於衝突。「伍豪事件」完全是周恩來自己的心病（詳見下述）。江青在沒有得到周恩來的回答之前，也未把這個材料定性。江青在當時是否意識到這個材料的價值，尚無可靠證據，但是事後的發展，卻表明了這個材料成了毛澤東手中有效的工具，並且隨著時局的變化，此材料宛如變化多端的「金箍棒」，時而「深藏」，時而「啟用」。
二、「伍豪事件」的澄清
周恩來對此反應十分強烈。周恩來發動工作人員對此進行詳細的查證。
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工作了３７年之久的趙煒回憶：「鄧大姐讓我把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書、衛士、司機和廚師。鄧大姐向大家簡單講了講這件事，讓（趙）茂峰去北京圖書館借來１９３１和１９３２年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我們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來。報紙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兩個人高，而且因為是豎版，找一條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難。」16 功夫不負有心人，工作人員終於在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０和２２日的《申報》上找到了關於「伍豪啟事」的聲明和否定聲明。
隨後，在５月１９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閱上海各報。」「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偽造啟事」，「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周恩來將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併送毛澤東閱。17
同日，周恩來在江青來信批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18 值得注意和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始終沒有提及毛澤東簽名的那個布告。
康生出面為周恩來澄清此事為假。周恩來（在江青寫信給周恩來過後不久：筆者註）專門在文革小組會議上對此說明。周恩來講完之後，康生出面作證這件事是敵人搞的，發生以後是由他處理的。19 但是因為康生現在已經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了，此等好事，一筆勾銷。
其實康生已經多次證明此事為假。文革前就有兩次。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康生曾在一份涉及「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材料上親筆寫過：「這完全是造謠誣蔑，與敵人完全站在一起的說法。事實真相是：顧順章叛變後，全家被我們幹掉了，敵人為了報復，用特務機關造了那個謠。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志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康生在另一份有關材料上再次批寫道：「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樣的事。」20 １９７２年的２月１８日，重病中的康生口述了一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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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伍豪啟事』完全是國民黨特務的偽造，用來攻擊污蔑我們黨和周總理的」。21 官方一致宣稱原本知情的康生在１９６７年的５月卻啞口無言了，以此極力醜化康生。
不知道陳雲是否當時知道此事，但是筆者迄今為止沒有看到陳雲在１９６７年此事發生前後出面為周證明清白的材料，這應該和當時陳雲所處地位有關，極有可能當時並不知情。陳雲在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３日，陳雲在「批林整風」匯報會小組會上就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發言：「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對這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一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向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邉訏袢∝撠煹膽B度，講清楚。這件事完全是國民黨的陰帧！雇眨謱懥藭姘l言。指出：「我現在書面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帧！�22
謝富治在死之前亦留言：「所謂『伍豪啟事』是國民黨偽造的，毛主席講過這啟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這件事的真相。」23
據筆者所知，林彪沒有表態。毛澤東閱後批：「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24 並在「存」字旁邊重重地劃了令人醒目的兩道槓。25 由於毛澤東並沒有明確表態，於是留下了不少可以想像的空間。卜偉華先生說：周恩來在其後的半年時間裡，心中可能一直在打鼓，他要反覆的琢磨毛澤東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毛澤東不明確表態，周恩來被掛在了半空中。26
當時「抓叛徒」之風十分猖獗，在此大背景下，周恩來無法不心驚膽顫。周恩來在６月３日接見國防工業系統群眾組織代表和軍管會代表，在談到「揪叛徒」問題時說：關於「抓叛徒」問題，重申：材料要送中央核實，不要在街上貼大字報。有的是敵人搞的陷害材料。要從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著想，不能把毛主席身邊的人都看得那麼壞。27
康生在同日接見外事口單位和紅代會代表在談及「抓叛徒」問題也指出：
「抓叛徒的問題，我不詳細講，以後中央要發文件。紅衛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許多叛徒，變節分子，做了許多貢獻。中央發了一個通知，關於劉少奇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團，照片也發了下去，大家很重視這件事，做了調查工作。外事口也好，其他學校也好但是最近發現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處都去抓叛徒。我們希望你們繼續深入調查研究工作，可成立調查組，深入調查。你用一個『抓叛徒小組』的名稱，去調查別人，一聽這個組名就有意見，很不好。
另外這件事情不簡單，做結論要慎重，這是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問題，不能根據未核實的材料，宣佈某一個人是叛徒，這實際上制定了一個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負政治上的責任。這和西方新聞記者搶新聞不一樣，你也抓，他也抓，被利用了。我們黨是光榮、正確偉大的黨，毛主席說我們的幹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若都有問題那不就把毛主席的結論推翻了嗎？進監獄對共產黨員來說是個很好的考驗，也很光榮。不要一進監獄就懷疑人家是叛徒，不要隨便貼大字報，有些群眾組織做得比較好，得到材料交給中央，不立刻宣佈結論，這是好的。你們革命組織要掌握方向。
不要喪失警惕，也不要特務如麻。對歷史上有政治結論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幹部，歷史問題的決定權絕對在中央，必須由中央決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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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唬瞪闹v話也有不實之處。關鍵之處，康生這個講話無疑是為周恩來講話的。為什麼在搞「六十一人的叛徒」時不講呢？康生、周恩來講話的言外之意都在是打「伍豪啟示」的預防針。
周恩來行動快速的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在６月２８日發出。通知重點強調了：
（一）對一個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結論，是一件嚴肅的政治問題，是關係到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問題，必須經過周密的調查，採取慎重的態度。不要根據不充分的，未經核實的材料，自行宣佈某人為叛徒。不要輕易公佈材料。
（二）應當把重點放在清查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的叛徒。其他歷史上有過變節行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據其情節輕重，是否向黨交代清楚，是否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起幹壞事，以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區別對待。29
第一點無需多用解釋。周恩來當時尚屬「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自然不是要清查的重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無疑也是優異的。即使群眾再次發現關於周的什麼材料，也要區別對待的。
周恩來的這番努力，恰恰證明了周恩來的心虛與害怕。事情如果燒不到自己頭上，周恩來會搞這麼一個文件麼？當時有幾個學生就是在調查劉少奇的叛徒時，他們中有人懷疑正是周恩來可能在洩露１９２８年的天津事件中扮演了非常可疑的角色，結果最後被整肅，最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30
對於江青等人來說，既然毛澤東不明確表態，就意味著可以做文章。但是文章做的也只能是時不時的敲打周恩來，向吳法憲等人擺擺譜，卻無置周恩來於死地的心。雖然周恩來已經對江青唯唯諾諾，但是江青還是要顯出「老娘」的氣概。
周恩來絲毫不敢掉以輕心。在一些相關的會議上，周恩來幾次就「伍豪事件」的來龍去脈，做出詳細的敘述和解釋。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曾幾度在１６號樓、１７號樓會議室外值班時，聽到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就「伍豪事件」對周恩來的高聲質問，周恩來不厭其詳地解釋回復。31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張春橋、姚文元擔任正副主任的上海革命委員會材料組，把這個偽造的「伍豪啟事」編進《「抓叛徒」簡報》第５５期。32
但是此時的５月，時值天下大亂興起之際，打倒周恩來時機未到。「二月逆流」之後，毛澤東本來寄希望各省的革命委員會能夠陸續建立起來，以利於下一步文革大計。未曾想，各省造反派、保守派等各色群薪M織為了爭奪在革命委員會中的主導地位，反而大打出手。
如河南問題。４月２３日，毛澤東批示林彪、周恩來：「河南問題爭得厲害，請商陳再道、鍾漢華、劉建勳諸同志，是否將兩派領導人調來談一次，省軍區只保一個趙文甫，將劉建勳、文敏生、紀登奎、戴蘇理、楊蔚屏都不要，這種看法是否適當，值得研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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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問題也很大，幾乎省委大都是壞人，也應快點研究為宜」。33
林彪就是個甩手掌櫃，具體事宜能躲則躲。34
諸般事情，毛澤東當時只能依靠周恩來。
然而在「鳥盡弓藏」的時候，「伍豪啟事」不啻於制周恩來與死地的利器。因此，毛澤東的批示模稜兩可，未置可否。
１９６７年５月，紅衛兵中掀起了自２月份以來另一波打倒周恩來的浪潮。天安門廣場貼出了「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將周視為「右傾保守黑後台」、「二月逆流黑後台」、「右傾翻案風黑後台」。35 這些紅衛兵很多最後被冠以「五•一六」被整肅。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９日，毛澤東在王海容、唐聞生反映最近社會上有一股攻擊周恩來之風的來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36 ５月３１日，康生寫信告訴陳伯達、江青：建議由文革小組召集外交部的聯絡站及所屬核心組開會，明確指出那些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37
周恩來於１０月和１１月，曾讓工作人員將登載有偽造啟事的報紙和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以及毛澤東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檔。38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２日，北京大學「６４０６」信箱歷史系學生范××向毛澤東寫信，又反映了他在１９３２年的《國聞週報》、《申報》、《時事新報》上發現《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材料。39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０日，周恩來給江青寫信說：「此事在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叩模錇閭卧臁Ｎ以冢保梗矗材暄影舱L、下半年開的中央座談會上已經原原本本談過，今年有暇，我當在小碰頭會上再談此事，並予錄音，記入中央檔案。」40
直到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６日，毛澤東就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的來信反映１９３２年２月上海各報登載過《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41 周恩來暫時才算放下了心。同年５月８日，在一次毛澤東親自參加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再次談了此事經過並說：「我已將那件事的報紙和我的報告複印了，還要寫一個材料。」毛澤東則說：「前幾天，許世友忽然做飛機來找我，要親自交給材料。我一看是《舊申報》，就知道還是那個『伍豪啟示』。」「有些幹部對當時歷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驚，說『這還了得』。」42
實際上，正如前述，１９３２年２月，毛澤東曾經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簽發《中央政府佈告》為周恩來闢謠。43 同年２月２０日，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報《鬥爭》發表《伍豪啟事》，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誣蔑的新把戲！」「一切國民黨對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與我個人自己的造謠誣蔑，絕對不能挽救國民黨於滅亡」。44
除了中共方面的證言之外，還有來自國民黨特務方面的證詞。１９５１年３月７日，國民黨中統特務駐上海特派員黃凱被逮捕後，承認：張衝起草了這個偽造「啟事」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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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啟事」送到《申報》館門市部。但是《申報》廣告處律師看到這個啟事借口２４３人脫黨而具名只「伍豪」一人而暫不刊出。但２月１６日、１７日，《時報早晨號外》首先刊出了這一啟事；１８日，《新聞報》也刊登了。１９日，國民黨設在上海的新聞檢查處派人到《申報》館質問為何不登這個啟事，《申報》遂於２０、２１日刊登。《時事新報》也在這兩天刊登。45
１９５３年６月７日，黃凱又在獄中寫的交待材料中說：「他（指張沖）在抗戰以前攸（悠）長歲月中，是蔣光頭的主要幫兇，我又是他的主要幫兇。他親筆起稿，寫伍毫（豪）啟事。……遍登中外各大報一星期，絲豪未達預期的效果。」黃凱刑滿釋放後，又寫文章記述了這段經歷，並稱這件事的結果是「毫無反響，好久無人來向各機關秘密自首。相反《申報》上卻由一位大律師代伍豪發表聲明。季源溥警告《申報》史量才不應刊登，史居然拒絕，他說：『廣告是營業性質，何況從法律觀點來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應該聲明的。』」46
應該說「伍豪啟示」的真相是不難搞清楚的。
三、《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
「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一時顯得「大權在握」，處在接班人的位置。毛澤東仿如一個握緊拳頭準備猛擊對手的鬥士，林彪的出走，卻使這個拳頭打在棉花上。毛澤東閃了腰，一下子病倒了。
１９７２年２月１２日，毛澤東突然休克。周恩來知道後，慌張加緊張，當坐車趕到毛澤東居住的游泳池門口時，兩腿無力，許久都下不了車。47 毛澤東醒來的那一刻，周恩來脫口而出的是：「「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48
這個表白並沒有獲得毛澤東、江青、鄧小平的認可。
江青後來仍然指責周恩來：「（周）迫不及待。」49 江青為什麼指責周恩來「迫不及待」？李志綏回憶：「在毛澤東病了之後，毛對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李志綏說：「我看江青雙眼圓睜，兩首握著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來則兩腿縮回，兩首撐在膝蓋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傾，好像凝固起來。」50
而鄧小平則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51 事後，鄧小平的這番表態大獲毛澤東「歡心」。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當王海容、唐聞生二人把鄧小平的發言向毛澤東報告後，毛澤東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一時興起，毛澤東問誰知道鄧小平的住處，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雖然因其時已屆深夜，沒能將鄧找來，但這一事情，說明毛澤東對鄧小平在進行認真觀察。而觀察的目的，是他將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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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委鄧小平以重任。」痛打落水狗，好似是「光榮傳統」。但是如果你不痛打，你就會被淘汰，下一個被痛打的就可能是你自己。這個，就是中共長期黨內鬥爭製造出來的「畸形果實」。實際上鄧周的關係遠非後人所述，周恩來在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住院以後，直到４個月以後鄧小平才去醫院看望周恩來。52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所寫的「在法國的兩年，在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蘇區，在長征路上，在革命戰爭中，在建國後的黨和國家最高機關中，直到周總理為黨、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吐出最後一息，父親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中一直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和忠諔鹩选梗瑒t是不折不扣的謊言了。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８日，周恩來確园螂装６藭r的毛澤東已經「還陽」了。５月２７日，周恩來先去毛澤東處，然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說：要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根據毛主席去年巡視南方談話中著重提到的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問題，講一點個人的認識和我個人在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各組召集人會議上宣佈此事。53 然而只講歷史的上錯誤還不行，周恩來還要對伍豪事件做一個系統的說明。
張佐良回憶，１９７２年的６月份，周恩來閉門寫「文章」，寫的渾身浮腫，苦不堪言。54
６月１０日－１２日，周恩來連用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報告。55 周恩來在報告中自我作賤，再次表示保持晚節。
６月２３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周恩來特意宣佈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後將把報告錄音、錄音記錄稿以及其它有關文獻資料存入中央檔案，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存檔。56 中共中央還發出文件予以說明，並附若干原始材料傳達至高級幹部。毛澤東當時也說，這樣做的用意是：讓黨內高級幹部瞭解真相，不允許任何人今後在這個問題上誣陷周恩來。可是會後，並沒有下發周恩來的報告。江青在華東組和中年組會上的講話卻作為會議文件下發。57 在這次會議之後，王洪文叫人從上海檔案館尋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檔案館查到一份「伍豪等人的啟事」，於７月１７日報王洪文。王洪文批示：「此件先存敬標同志處，再等一個時期處理，可能中央有指示。」58
１９７２年８月３日，周恩來與李先念、紀登奎、汪東興約周榮鑫、周少華談話，詢問了１９６７年天津一些紅衛兵在查閱舊報紙時發現所謂「伍豪啟示」以及將載有這一啟示的報紙抄件送戚本禹的情況，並要周少華就此事經過情況寫了一個材料，即《匯報我和張國忠通過戚本禹向中央報告國民黨反動派報紙捏造總理黑材料的經過》。59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就是下發一個中發文件。而關於中發文件和請示報告問題，毛澤東曾經做出批示。
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９日，毛澤東批示：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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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60
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０日，毛澤東對於領導機關應加強請示報告工作做出批示：中央對國內很多情況不清楚。許多領導機關封鎖消息，不作論證性的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實行獨立王國。而國外使館消息，卻如此認真而迅速。請同志們想一想，是否可以把這個十幾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執行紀律的一條路了。61
即使報告到了毛澤東手裡。毛澤東畫了圈，周恩來又能怎麼樣？
王力說：後來周總理總結出個經驗：凡是毛主席只劃圈的，還不要急著去辦。因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話，他會鮮明地表態，同意或不同意，這樣才可以積極執行。如果只劃圈，那還不行，何況這個文件（筆者註：指「二月提綱」）主席連圈也沒劃。62 周恩來說：「主席如果說很好，照辦，那才算數。」63
周恩來也親自叮囑過工作人員：「毛主席雖然看了，也可能只是覺得總的還可以，因為毛主席只劃了個圈，還可以再研究一下……」64
實際上，在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周恩來做完《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真相》報告後，這個報告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會議處做了錄音，然後又根據錄音整理出文字記錄送給周恩來。周收到以後看過，但—直沒有簽字。根據毛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要把這個報告的錄音、文字記錄稿及其它有關文獻自資料存人中央檔案館，並發紿各省、市、自冶區的黨委、各大軍區黨委存檔。但周恩來如果不簽字，這個報告印發不出來。65
因此此事被擱置，絕非周恩來工作忙或者江青等阻攔所能解釋的。66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周恩來要進行大的手術。周自知很可能再也起不來。在麻醉藥都打了情況下，叫工作人員讓趙煒把此報告盡快送到醫院來。趙煒用最快時間送過來，周簽字。簽好之後，周恩來如釋重負：「我簽了字，就算是辦完了這件事。」67
是周自己耽擱的。因為周恩來非常清楚毛是把此事作為自己頭上的「緊箍咒」，毛澤東的真實意圖並不是什麼讓周恩來澄清事件，完全是一直敲打戰術，告訴全黨，周恩來歷史上不那麼乾淨。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周恩來希望毛澤東能夠瞭解自己的苦衷，高抬貴手罷了。
但是無論如何，「伍豪啟示」當時並沒有對外洩露，社會上也沒有出現任何與此有關的消息。
四、周恩來的叛徒情結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日，北京醫院。身患絕症的周恩來在和泰國總理簽署完中泰建交公報後，對一部分要求同他合影留念的工作人員說：「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的臉上打叉叉。」68 周恩來的這句話表明：他在他死後，說不定什麼時候有人就可以拋出「伍豪啟事」這個「定時炸彈」，把「周恩來」三個字炸成無數個「叉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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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病情急劇惡化的周恩來再次做大手術。周恩來自知不久將告別人世，這次上手術台能否還能活著下來尚存未知數。打了麻醉藥之後，在進手術室前，周恩來特地調來了「伍豪啟事」事件的全部材料及１９７２年批陳整風會上關於「伍豪事件」的報告記錄稿，詳細閱讀之後，將其封存，並用顫抖不止的手簽上自己的名字「周恩來。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來用心良苦，不僅是簽名，還註明了簽字的環境和時間。不僅如此，周恩來在進手術室前突然高呼：「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69
周恩來的喊聲撕心裂肺、令人動容。「伍豪啟示」在周恩來心中的份量是如此的沉重和痛苦，此喊聲意味深長，耐人尋味！
為什麼要報告毛澤東？是要把毛澤東感動到擠幾滴「鱷魚的眼淚」然後批示「同意照辦」嗎？周恩來其實非常清楚，這些統統不起作用。
這是因為周恩來自己對此有個特殊的叛徒情結。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周恩來在談到「保持晚節」問題時候，就專門針對叛徒問題感慨：「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像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一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寫文章批判過，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70
周恩來在１９６７年月１日接見鐵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時講：「我是經過五個時代，從大革命到現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到現在。五個階段都經歷過不少事情，看到過不少階級，有的是鋼鐵戰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發是黨的總書記，但一抓住就叛變。當然也有好的，像蘇兆征成為烈士。知識分子也是這樣，也有很多烈士，像李大釗；也有象陳獨秀背叛革命成為托派，瞿秋白臨死前還寫叛變書，就像從蘇聯回來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為修正主義分子，住在蘇聯，成為人民的敵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是前仆後繼。我們是留下來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是為世界革命服務，你們應該全心全意干革命，要勝過我們。」71
周恩來還對紅衛兵大搞叛徒材料大力讚揚：「我建議注意調查研究。我接見過南開大學衛東派組織。我叫他們多作調查，他們下決心鑽到很多圖書館裡，查了幾個月。安子文是黑幫分子，是一位學生調查出來的。南開大學發現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變，是經劉少奇批准，集體自首。入城之後，組織部長是安子文，就不把這一部分材料拿出來。瞿秋白死前也寫過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樣，結果蔣介石還是把他殺了，這篇文章被陸定一藏起來了。這些都是大事，是白紙黑字寫的材料。這些材料就值得了。」72
在文革中，周恩來對於叛徒問題不厭其煩的講，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沒有作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周恩來在「伍豪事件」中扮演的真實角色到底如何？陳小雅質疑的非常有道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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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周恩來本人和中共高層以及所有為周恩來辯護的人，在辯護和證言中，所強調的都是「周恩來本人並未登過那樣的啟事」，所謂周氏脫黨「並不是事實」。一言以蔽之，周恩來沒有「做」過那件事，但從來沒有人從正面澄清過：周恩來（我本人）從來沒有「說」過那類話。
第二個：毛澤東在３０年代和６０年代都深信不疑的事情，為什麼在７０年代發生了變化？那些原來為周恩來作過證明的元老們，為什麼竟沒有堅持一定要形成一份中央文件？而把這件只需舉手之勞的事情一直拖到周恩來的身後。直到１９９５年，才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聯合撰寫了一篇《「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算是「正式澄清？」
對此陳小雅女士認為：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發表演說，認為中國紅軍「只能分散地存在」。根據他的指示，周恩來主持的中共中央致信湘贛邊特委，將紅軍主力分散為小部隊，認為在必要時，可以「對外宣稱朱毛死亡，以便他們安全地撤出根據地」。故此，１９３６年斯諾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到的，外界曾多次謠傳毛澤東「已經死亡」，並非空穴來風。
發生在「六四」後大搜捕的期間，我（陳小雅女士）還在建國門內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內的政治學所上班。在一周兩次的「返所日」，我和同事們在一起議論的一話題經常是：「聽說誰誰誰逃走了」，「聽說誰誰誰被捕了」，「聽說誰誰誰出賣了誰」……一天，有人說：「柴玲被捕了。」但過了幾天，又聽說：「柴玲已經出去了。」對於這些謠傳的信息，我們當時都沒有當真，不過是一聽罷了。但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又聽有人說：「王超華被捕了。」我們仍姑妄聽之。但不久，又有消息傳來：「王超華已經出去了！」我們已經知道，解救柴玲、王超華等的「港支聯」，實際上是「六四」後「反」出去的中共地下黨的老班底，它完全有可能借鑒共產黨的地下鬥爭經驗；我們也知道，國民黨的特工藝術，極大的得力於共產黨。而中共的特工與地下鬥爭經驗，又直接來自蘇聯的「契卡」。
早年「偷渡」成功的周恩來喜不自勝。據說他一落定便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大讚「汀州的繁盛，簡直為全國蘇區之冠。」不僅如此，他還召集省委、省蘇維埃和縣委的領導人開會，報告一作就是「８個小時」……。到達中央蘇區的周恩來，在「勝利沖昏頭腦」的情況下，完全有可能將此作為一段「佳話」告知過旁人，但由於根本不是事實，旁人「遊戲」聽之，轉眼就被忘記。但記憶力驚人的毛澤東未必會忘記：「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議論，『欽差大臣』滿天飛」——這至少說明，直到延安整風，毛澤東對當時的情景仍記憶猶新……
也就是說正是周恩來到達蘇區之時所講的「佳話」才正是張沖等人製造「伍豪啟事」的根本信息來源，而這正好也符合當時自然條件下的信息傳播速度：「國民黨謠言不攻自破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失去了「時效性」——它是在周恩來出現在蘇區兩個月之後才刊登的。在一般情況下，當事人不在「出事地點」，這項「栽贓」就不能成立。但是，在「六四」後大搜捕期間的兩則故事啟示我們：如果當日柴玲或王超華「被捕」的謠言，按照自然傳播的速度擴散的話，它從出事地點到京城，肯定已成了「馬後炮」。考慮到３０年代信息傳播手段的落後，一個「謠言」從廣東東北部或福建西南部或江西東南部的崇山峻嶺傳到上海或南京，「兩個月」恐怕也不為多。
唯有一點不同的是，筆者認為記憶力也同樣超人的周恩來對於此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才一直不敢簽字，唯恐「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但是周恩來對於９月２０日這次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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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是否還能夠走下手術台無法確定，因此才命趙煒拿出此材料簽字，猶如臨終遺言般。
而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才是周恩來叛徒情結的根本來源，也正是如此，周恩來才有「啞巴吃黃連」的苦衷。
１９７２年的８月４日，周恩來指示：對於敵人污蔑我的材料，也要登參考清樣，供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參閱，不應封鎖。74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周恩來也自作自受，好比人家打了右臉，然後把左臉也貼上去，沒有打夠吧。但是周是有心說，別人是有意做，本來周瑜打黃蓋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現在成了一個是真心打，另一個也確實痛在心上。
相對於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周恩來可以說是把自己完全貢獻給了毛。１９７５年夏，周恩來到北京醫院的時候，同護士閒談時問道：「你看我還能不能再活一年？」這話傳到周秉建耳朵裡。周秉建打電話給周恩來：「伯伯你怎麼能開這樣的玩笑？我們怎麼能夠離開您！」周恩來對此批評：「你怎麼能對我有這種感情？我們只能對毛主席才能源頭這種感情，沒有我誰都可以代替，我們誰都離不開毛主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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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四章
周恩来在中央專案組中的作用
在文革中發生過許多令人髮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僅僅停留在各種群眾組織舉行的規模宏大的批鬥大會，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些比起現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專案組（亦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或中央專案小組）所實施的法西斯行為，都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1 中央專案組不僅令人談虎色變，而且其具體的操作更是罕為人知，其結構和咦髌襁�很少見諸公開出版物。楊成武的回憶揭開冰山一角，領導楊成武搞專案的是周恩來。2 實際上，整個中央專案組的實際領導者就是周恩來，連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員。當然，江青的作用和地位比較獨特，因為江青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毛，所以周恩來對於江青非常遷就。以劉少奇專案為例，江青在此案上投入的精力最多、最大。但是就整個中央專案組的組織機構來說，周恩來畢竟還是中央專案組的總負責人，而且江青對於其他專案所投入的精力相對於劉少奇專案則少的多。整個專案組的材料最後審批以及在報告於毛澤東之前都要經過周恩來之手，至於材料的真假不是關鍵問題，關鍵是能否迎合組織的要求。無論早期的彭德懷專案還是文革期間的的劉少奇、賀龍等專案，都是依據中央專案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重要專案的最後仲裁完全取決於毛澤東。無論在專案迫害上還是保護解放老幹部上，都是毛作出決定，周恩來負責具體執行的模式。
一、中央專案組的發端與演變
中央專案組和中央文革小組不同，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和意見可以在媒體上顯著報道，而同樣是１９６６年５月在政治局會議上成立的中央專案組卻是秘密的，這個名字從未出現在媒體上。在中央專案組存在的１３年時間裡，它行使的權力不僅遠遠大於一度存在過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也遠遠大於中央的公、檢、法機構。它的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擁有的特權相當於列寧的「契卡」和希特勒的「蓋世太保」。如果說中央文革小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動亂的第一個環節，那麼，中央專案組則是最後一個環節，它負責為中央文革小組發起的行動作最後的定案。3
中央專案組發端於專案審查委員會。4 而專案審查委員會來源於文革之初成立的一個處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臨時機構。在劉少奇主持的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２０號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決定成立對彭（真）、陸（定一）、楊（尚昆）和田（家英）的審查小組（王力稱之為四個人談話委員會），羅瑞卿由軍委處理，同時決定由周恩來總負責並且直接擔任專案委員會下的彭真專案組的組長。中央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和軍委的審查工作都是由周恩來做統一佈置，例如召開專案會議等等。5 其他各個小組的情況是：陳伯達負責陸定一專案，康生負責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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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昆專案，安子文負責田家英專案。陳伯達主管陸定一，後來轉給陶鑄繼而是謝富治接手。6 田家英自殺後，在這個臨時小組基礎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實際是向毛澤東負責），下設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個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主任是鄧小平。7 隨著文革的深入，此專案機構不僅對所謂的「四大家族」——彭、羅、陸、楊做調查，而且對其他的眾多人員做調查。8 隨著鬥爭的深入開展，專案委員會更名為中央專案組，而且制度化，變成一個半永久性的機構。9
自１９６７年２月起，中央專案組的成員同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相差無幾。10 中央專案組和中央文革小組不是一個組織，雖然名義上都是直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人員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實際上都是直接對毛澤東個人負責。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是公開的，而中央專案組是秘密的，而後者直接掌握超過國家公檢法的權力，負責決定整人、揪斗、隔離、逮捕等等，超越於黨章和憲法，凌駕於黨組織和政法機構之上。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上不具備公檢法的權力，但是也可以作出逮捕、關押某人的權力。這充分體現了某種體制特色。例如周恩來在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就可以當場宣佈逮捕財政部的某副部長。至於此時的周恩來是以何種身份下的命令，就很值得玩味。最重要的是，中央專案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起源、發展至結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間，中央專案組織同國務院一樣成為常設組織，但是更有權力。中央專案組的具體工作是由謝富治和汪東興負責，但是康生、江青覺得需要加強專案組骨幹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擴大會上，決定從部隊調人進入專案組工作，於是大量軍隊人員被調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後專案組工作人員多達數千人，其中一度有７８９位來自解放軍的官員，１２６位解放軍軍官擔任專案委員會下屬的專案小組正副組長職務。11
在１９６７年的秋天，專案委員會極度擴張，調查的案子數量大大增加，由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負責的「羅瑞卿專案組」就已經分成了至少三個小組，處理所有與羅有牽連的案子。毛澤東和周恩來下令專案委員會分成兩個辦公室，就是後來俗稱的「一辦」和「二辦」。「一辦」由汪東興負責（即任主任），下屬多個專案組：例如彭真專案組、陸定一專案組、安子文專案組、胡耀邦專案組、李維漢專案組等，以及後來成立的劉少奇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專案組、陶鑄專案組等，此專案組主要負責對中央國家機關的負責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黨政負責人的專案審查。「二辦」和中央軍委掛鉤，由楊成武負責，楊成武倒台後由黃永勝負責，主要負責軍隊內部系統的高級將領的專案審查。12 例如彭德懷專案、羅瑞卿專案以及後來成立的賀龍專案等。13
以賀龍專案組為例，該案為主案祖，下面設１７個分案組，計有：總參的「王尚榮專案組」、「雷英夫專案組」、總政的「金如柏專案組」、「李貞專案組」、裝甲兵的「許光達專案組」、通信兵的「陳鶴橋專案組」、「樊哲祥專案組」、工程兵的「譚友林專案組」、北京軍區的「廖漢生專案組」、成都軍區的「黃新廷專案組」、「郭林祥專案組」、武漢軍區的「楊秀山專案組」、新疆軍區的「張仲翰專案組」、空軍的「成鈞專案組」、「向黑纓專案組」、國家體委的「榮高棠專案組」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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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三辦」成立，主要負責公檢法系統領導幹部的專案，三辦的主任是謝富治。但是「三辦」開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卻是調查「五•一六反革命陰旨瘓F」。15 「三辦」後來也處理許多其他的案子，例如「抓叛徒專案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國（馬列主義）共產黨案」，涉案的一個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在拷打下招認存在一個由朱德領導的中共的秘密「影子」，與國民黨、與蘇共、與蒙古共產黨有聯繫。16 還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蘇枚的「謿浮梗ǚㄡt的證據認為是自殺），此案導致９９人遭迫害，其中９人入獄，２３人被軟禁，３人被逼瘋，２人死於審訊者之手。17
文革期間，為中央專案組服務，成為許多黨、政、軍機關的重點任務。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央專案組下又成立了一個專門的中央敵偽檔案清查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１８個城市由常設的分支專門就嫌疑人的政治歷史提供信息。18 １９６８年８月，謝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檔案，為此解放軍抽調了７００多人，花了１８個月的時間才完成這項工作。19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慮撤銷中央專案組，就像「九大」以後撤銷中央文革小組一樣，但是到了１９６９年，中央專案組變得太有用處而無法輕易撤銷。20 １９７０年，它又負責「審查」陳伯達的專案，一年後又有了林彪專案。１９７５年，中央曾經設想盡快結束專案，中央專案一辦、三辦和「五·一六」專案組隨即撤銷。21 但是最終撤銷中央專案組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這一決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後一項任務是為毛以後的領導人處理「四人幫」專案。22
二、周恩來是中央專案組的實際負責人
周恩來主持中央專案組的工作會議，參與其所有的立案調查活動，給予指示，批閱下面調查小組所提出的報告，並報告毛澤東。23 對外界來說，周恩來同中央專案組的關係並不明朗。24 但是在很多回憶錄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絲馬跡。李銳曾經這樣回憶：１９６７年８月間，北京專案組的幾個人，持中央辦公廳和公安部的介紹信來，要我交代同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的關係，特別是在廬山時的情況，並說專案組長是周恩來。25 曾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書記處書記、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憶說：專案組的人員告訴他，武光專案組是在周恩來和康生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的。26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鄧小平受到批判，無法繼續工作，鄧小平把工作移交給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錄》中引述戚本禹的話表明，專案組的會議是周恩來主持的。實際上，此專案委員會及以後的中央專案組，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其日常工作並直接向毛澤東負責。27 實際上，決定成立什麼專案組、由誰分管、選派專案組工作人員，均是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由周恩來親自提出，經大家討論同意，再由周恩來簽名報毛澤東、林彪批准。28
例如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８日，一張署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的傳單引起了中央高層的深切關注。傳單批評了毛澤東、林彪等，唯一對周恩來提出了表揚。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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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接到此傳單後立即轉交給毛澤東。１０月１０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研究傳單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決定由周恩來負責組織破案。當天晚上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並指定陳伯達負責，謝富治和吳法憲參加。29
由於中央專案組的極度擴張，從部隊抽調了一大批人員充實到專案組工作。所有的抽調人員在北京集合後，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開會，說明任務的重要性，並佈置工作。周恩來每隔半個月就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主持召開一次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由每個專案組依次匯報工作。30
為了配合中央專案組的工作，１９６７年春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幹部專案組，副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人。下屬一個專案審查辦公室，由謝富治任主任，汪東興、戚本禹、嚴佑民、肖孟任副主任。辦公室的日常工作則由嚴、肖二人負責。31
對於中央專案組的工作，周恩來規定甚嚴。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寫上「已閱」、「請周總理批示」，簽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發出。在中央專案組內部，對有關專案的材料，不論是下屬各組上報的，還是中央專案小組成員及其辦公室轉來的，都要及時傳遞。至於怎麼傳送及傳送範圍，都有嚴格規定，不允許個人擅自處理、扣壓。32
對於調查工作中需要查閱檔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來最後決定是否可以。當事人回憶：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我呈送了上任後的第一份報告：
永勝、法憲、葉群、作鵬同志：
為全面審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的歷史，需向中組部借閱鄧的檔案。
是否可以，請批示！
黃永勝閱後劃了個圈，在報告的天頭批：「呈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陳、江、康等均劃圈同意。五天後報告從周恩來辦公室批轉回來，右下角幾行飽滿的鋼筆字：「同意。但目前在江青處，過幾天後再辦。周恩來。六月二十三日。」33
由此可以斷定，吳法憲在其回憶錄中關於黃永勝對彭德懷專案的報告是同意上報而非同意該審查的結論的說法是正確的。34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夕，高達８８位中央委員因為「叛徒」或者「特務」等罪被中央專案組立案調查。35 每個專案組下設很多分組，這些小組曾經一度調查過１２６２位主要案犯和數目不詳的相關案犯。36 把這些罪行統統都扣在康生的頭上是不公正的。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４日，為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周恩來專門召開中央專案組會議。賀龍在這次會議上被定性為「歷史上搞叛變」、「現行中搞政變」的人物，許光達則是「反革命政變的黑干將」。對於所有中央專案組的專案對象的定性都是在這次會議上最後敲定。37 對於周恩來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會上專門提出表揚：「專案的問題除文革的幾個同志以外，總理也是參加了的，也是領導的，是他們這些同志，專案小組的全體同志的努力，剝開了這個畫皮，使我們看出，照妖鏡把這些牛鬼蛇神照出來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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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三」之後，中央專案組重組，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３號發出通知，成立由周恩來負責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專案組。39 而受到林彪事件牽連的眾多人員鋃鐺入獄，並無實質性的犯罪行為，當然這都是周恩來主持的「林陳反黨集團」專案組的「傑作」和「功勞」。
根據毛澤東決定盡快結束專案審查的意見，１９７５年２月底至３月初，臥病在床的周恩來兩次約紀登奎、吳德、華國鋒談話，盡快結束專案審查。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少數人外，對絕大多數被關押受審查者予以釋放。40 許多官方文章對於周恩來在文革後期解放了許多被專案組審查的老幹部一事津津樂道，也有的拿出對周恩來有利的隻言片語作為證據，例如《周恩來年譜》記錄周恩來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９日就專案組工作指示：要謹慎，要有證據，要有人證物證。然而這種證據所能證明的只是周恩來在中央專案組的地位。後期的幹部解放即使是周恩來的功勞，那麼周恩來也應當為專案組的倒行逆施負責！審查所謂「林彪集團」的專案審查是由周恩來總負責，同樣，審查劉少奇等人的工作也是由周恩來負責的。
在整個文革時期，整個專案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層）調查過大約２００萬個各級幹部。41 僅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即占總人數的７５％左右。在審查中，濫用專政手段，大搞逼供信，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受牽連的親屬和有各種社會聯繫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達１億人。42 涉及面如此之廣的最重要原因是周恩來授權群眾組織可以自己成立專案組。詳見下述。
長期以來，周恩來被認為是「大樹參天護英華」，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極力打倒老幹部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現在的材料表明，中央專案組是對黨政幹部進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機關。整個專案組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領導和參與了「解放」一部分老幹部的工作，當然也參與了所謂「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動」。不可否認，康生和江青有私慾的一面，但是周恩來對「五•一六」的窮追不捨，不也是私慾嗎？更主要的方面則是，康生、江青、周恩來等人實際上是一個共同戰鬥的團體，都在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為毛本人或者為毛的路線）工作，要對中央專案組所犯下的包括審訊、調查、逮捕和實施眾多法西斯行為共同承擔責任。所有提交給毛澤東的要求立案調查的人員名單，都是在周恩來主持的專案組會議上預先討論通過，也包含了周恩來對於眾多專案組所提交報告的評語以及專案組所討論通過的結論，這些評語和結論無一不是令人髮指、怵目驚心。如果將周恩來在毛澤東指示下所保護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領導下的整個中央專案組所迫害的老幹部對比，周恩來的保護無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實際上，任何專案組的專案對象，群眾組織提出批鬥，都必須由周恩來批准。周恩來對譚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護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後，不少群眾組織提出「炮轟譚震林。」首先是３月１４日，周恩來的聯絡員董楓在財貿聯絡委員會上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譚震林的問題同志們認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43 ５月份，農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鬥譚震林。６月１３日，周恩來批示可以批鬥譚震林。44 蒯大富被採訪時就陳述當年他們提出批鬥王光美後，先後請示戚本禹、江青、周恩來的過程，最後由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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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通知他，中央批准這次批鬥，並用周的專車送王光美到清華接受批鬥。45
周恩來在文革中多次誣陷薄一波是叛徒。不過，在薄一波因長期「監護」身體衰弱、危及生命時，周恩來指示將他送進醫院保護起來，救了他一命。以至後來薄一波說，如果沒有周的關懷，他也許早已被迫害死了。46 知情人講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將帥能否入醫院治療，甚至是否可以開刀，都要經周親自批示。知情人亦講述了陳毅在治療上的失誤應由周恩來負責。可以說，相對於薄一波的幸撸芏鱽硌u造了更多的不幸。
三、紅衛兵是周恩來抓叛徒的「衝鋒隊」
在調查的過程中，周恩來直接授權於紅衛兵可以進行調查取證，為其所主管的中央專案組服務。47 除此之外，周恩來對於紅衛兵的行動給以高度評價，例如周恩來對於學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幫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證據就大為讚賞。48 而紅衛兵也在報紙上舉出證據來表明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支持，並多次向周恩來致謝。天津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說：「（１９６７）一月中旬，我們再次寫了《關於搞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請示和報告》送給周總理、謝副總理和中央文革，同時又交給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後，周總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長給予我們極大的關懷，並不斷給作重要指示。當總理知道我們過去上報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鑄等壞蛋扣壓了的時候，中央文革、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和總理值班室轉達了總理的指示：『總理叫你們把材料交來。』」49 知情人講述南開大學紅衛兵組織「八一八」還寫信給周恩來要求得到指導，周恩來則寫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點。
周恩來對于南開「衛東」紅衛兵組織多次給予指示和鼓勵。對于劉錫五「叛徒」一案，周恩來和康生的指示是：紅衛兵找劉錫五談，叫他談，老老實實的談，知道多少就談多少。１９６７年７月，周恩來和江青指示天津市革命籌備小組要大力支持衛東某專案的調查。周恩來還親自對衛東的工作做出具體批示：「此綫索很重要，要繼續搞下去。」50
全國到處掀起的「揪叛徒」之風很難說與周恩來的這種鼓動和支持沒有關係。由群眾組織任意推倒中共組織對在白區工作過、被捕過的幹部作出的正確結論，重新審查，甚至刑訊逼供。而對於這種「揪叛徒」之風，現在都歸到康生一個人頭上。51 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聶元梓在其回憶錄中專門寫了一小節來描述「周總理關於『揪叛徒』的批示」。聶元梓說：「還有，我們參與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現在是只說，北大揪叛徒是因為康生寫了條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實呢，康生的條子我不知道（筆者註：此說法與聶元梓在同一書另一處所寫的有矛盾），我們是有周總理的批示，周總理同意我們就有關叛徒線索進行調查活動。」52
對此，周恩來的態度不是一般的欣賞。周恩來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小將查出一批叛徒，這是小將們的功勞，這是很大的收穫，我們向紅衛兵小將學習。」53
在第一次揪彭德懷未果之後，周恩來則直接指示紅衛兵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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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部，周恩來指示：要結合批判劉少奇，把外交部幹部的歷史問題查清。根據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成立了一個紅色尖兵四連（簡稱「紅四連」），專門負責抓叛徒。幹部司的審干處配合了此項工作，把其掌握的幹部材料提供給「紅四連」開展抓叛徒的邉印＃保梗叮纺辏乖拢饨徊吭辈块L章漢夫就被當作叛徒被拘捕審查。55
四、專案組的證據與周恩來的指導
專案組的調查取證和定性是根據當時的需求，特別是可以隨意更改。例如蔣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對劉少奇的工作，而周恩來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號談蔣南翔問題的時候又明確表示蔣南翔在文革前是極力吹捧劉少奇。56 周恩來在「七二○」事件之後為了表示對王力的特殊照顧和歡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專機盤旋以待周恩來專機先行降落，然後在機場組織歡迎王力的儀式，一如迎接英雄凱旋，但是後來周恩來卻表示王力是國民黨，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陰旨瘓F頭子的罪名。57
中央專案組報告給毛澤東的材料是經過剪輯和精心選編的，作為負責向毛澤東匯報專案工作的周恩來無疑是非常清楚這些材料的不真實性。58 周恩來對下面專案組如何搜集證據和如何審訊應是知之甚詳的，因為每天專案組都把他們如何搜集證據等做成《動態情況反映》簡報報給周恩來等領導人。59 面對如此眾多有疑點而且是通過嚴刑拷打得來的供詞和證據，是不可以作為法律上的證據的，但是周恩來對此熟視無睹。例如在《劉少奇專案組》中，面對如此破綻百出的所謂劉少奇歷史問題罪證材料，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如此為周恩來開脫，說他「不清楚江青一夥有意製造偽證，不掌握真實情況而最終相信了專案組的報告」。60 周恩來的判斷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陳伯達專案組給出的有關陳伯達罪行材料的證明，當時僅為一個普通工人的陳曉農（陳伯達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經不起推敲的，何況周恩來了！61 作為一度是毛澤東上級的周恩來，在「反『反冒進』」之後再也沒有在毛澤東面前直起過那根脊樑骨，對於毛要打倒的人，他總是可以遞上讓毛滿意的材料。
高默波對此質疑評論道：
「周恩來在文革中是各個專案組，包括劉少奇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劉是在『叛徒，內奸，工佟坏淖锩卤婚_除出黨的。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個時候，問題不那麼簡單。劉少奇專案組花了很多時間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劉少奇的證據。作為所有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對劉少奇調查的結論得先通過周恩來的批准才能送報毛澤東作最後首肯。據王年一說，送給毛澤東看的只有證明劉少奇有罪的『人證物證』，而證明劉少奇沒有罪的人證和物證卻沒有送給毛澤東看。為什麼沒送呢？周恩來不知道嗎？如果周恩來知道有反證材料而不送，那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周恩來相信劉少奇真犯了這些罪。另一種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覺得毛澤東或是江青要栽贓劉少奇，他必須照毛澤東或是江青的意圖做。否則的話，周恩來可以有很多辦法來保護劉少奇。他可以把反證材料送給毛澤東。他也可以要求在專案組人員提出更可信的證據以前不下結論。他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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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手續不全，證據不充份或方法不對頭為由把劉的專案調查停下來。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說，劉少奇有路線錯誤可以打倒，但說他是叛徒，內奸和工偈悄笤臁Ｈ绻芏鱽磉@麼做，他當然有冒犯毛澤東的危險。但不論從良心上來說還是從中共的利益來說這個風險都是應該冒的。」62
周恩來還把成立專案權下放給造反派。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奪權興起之後，周恩來曾經這樣說：「黑材料要集中起來，搞個目錄，以後集中燒燬。處理材料問題還沒有一個好的典型，為黑材料爭論不休，費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奪權以後，可以找幾個人成立專案處理，處理材料是極其複雜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來，中央決定嘛！現在奪權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這裡邊去，否則就成了文牘主義了，只有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價值的材料才拿出來。不鑽在材料裡把大方向轉移了。毛主席過去受打擊，現在事情都清楚，至於過去，誰說了什麼話，誰搞了什麼材料，主席才不管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紙隻字中，妨礙了大方向。雖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幾個人搞專案，不要都陷在這裡，檔案不可沒有，不可太多。」63 此舉為各造反派成立專案審查、迫害對立面提供了依據。
周恩來在談及衛生部孫正專案的時候，指出：（１）孫正專案組的報告，要罪狀定實，不定實就不行，不落實就不行。罪狀的落實主要是看情節，例如叫嚷「無產階級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這句話就可以鬥他。（２）定案，要說得準，很清楚。要穩准狠。劉少奇不過只抓了他三件大事。64
周恩來所說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內奸」、「工佟惯@三頂帽子。單是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不夠給劉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夠滿足毛澤東徹底打倒劉少奇的願望，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案組（同時周恩來也是劉少奇專案組組長）不得不另行植邅K最終提供了證據。依靠這些證據，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題名「劉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俚姆锤锩镄小沟膶彶閳蟾妫ㄟ^中發〔６８〕１５２號、中發〔６８〕１５５號文件，下達全黨、全國。同時發佈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說：「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伲亲飷豪n纍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周恩來在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間以摧毀「以叛徒、內奸、工賱⑸倨鏋榇淼馁Y產階級司令部」來證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來說：「如果不是毛主席親自倡導，並發動群眾進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內奸、工賱⑸倨鏋榇淼馁Y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能摧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就會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那就不要很多時間了，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面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65
官方強調的周恩來內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強調的他是為了服從大局。這些說法都無法為周恩來洗脫罪名。周恩來的內心無人知道，但是客觀的所作所為都已經被歷史無情地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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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五章
「周恩來保人」的真相
在中共官方的文革史中、在不少當事人的回憶錄中都認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保人」的，保護了大量的幹部和群眾，而所有的迫害幹部群眾的壞事都是「林彪、四人幫」干的。甚至有人認為即使毛澤東要「打倒」的一些人，周恩來也總是加以保護。但是，歷史的真相並非如此。
在文革發動過程中，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是「君主」與「臣僕」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體現在毛澤東摧毀原一線工作的官僚機構上，也體現在毛澤東對於幹部的保護與解放上。對於毛澤東要迫害的對象，周恩來是親而為之，絲毫沒有半點的憐憫。同時，在實施的過程中，周恩來也有自己獨特的一面，從而留下了「大樹參天護英華」的說法。
在這一章裡，我們要描述和分析「周恩來保人」的真相。在以下的幾章裡，我們將針對劉少奇、陳毅、彭德懷、賀龍的個案加以分析。
一、保護與解放老幹部：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毛澤東
在文革發動的早期，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同意，《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絕對不可能出台，但是沒有周恩來的支持，該文就很難在大範圍順利轉發。無論是１９６６年初批判彭真，還是９月份保護蒯大富那樣的造反學生，１２月保護中央文革小組，以及在１９６７年的「二月逆流」主持對老幹部的批判，以至隨著文革的深入開展，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的整肅，毛、周的關係都是如此。
1 即：毛澤東是決定者，周恩來是執行者。
對於文革當中對於老幹部的保護與解放，周恩來同毛澤東的關係也是如此。據不完全統計，從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５年，毛澤東談話涉及到保護老幹部的多達３５次。在「十大」選舉前夕，毛澤東又親自宣佈解放包括曾希聖等１３名同級別幹部。１９７５年３月至８月，毛澤東又批准幾個專案組關押的老幹部釋放３５０人。2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毛澤東提出徐向前、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等人都要保。依據毛澤東意見，周恩來指示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兩次寫報告給周恩來，建議把葉飛、譚啟龍、張平化等人接到北京。3 ２月８日，周恩來將報告轉交給毛。毛批示同意後，周恩來採取措施，把江華等人用飛機接至北京。
更能體現周恩來在保人一事上的則是被大陸官方黨史界所津津樂道的周恩來所開列的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章士釗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致信毛澤東反映８月２９日晚被抄家的情況，請求毛澤東幫助。毛澤東閱後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當即辦理，並於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在信封上批註：「已辦。周注」。同時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開列了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4 鮮為人知的則是，早在８月２７日，周恩來就已經收到到章士釗要求保護的信，但是並沒有採取什麼措施，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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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章在８月２９日被紅衛兵抄家。5 從中完全可以看出周恩來在保人一事上的局限性，如果沒有毛的首肯，周恩來是不可能有什麼舉措的。對於這一點，周恩來也是公開承認的。
周恩來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９日接見北京軍區幾個革命組織時說：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２月１１日，對於王任重問題，周恩來說：「王任重的病很厲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來休養一個時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見，昨天我才給軍區下命令限時間……主席命令我親自打電話，要找王任重，有一些人還不相信，這樣自由主義就氾濫到邊緣了。王任重要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麼回答？……我這樣說，並不是保王任重。如果傳出去，有人又給我貼大字報，說我保王任重，那我也不怕。」6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六小組會議上說：「我在這次邉又幸矝]有經驗，關鍵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對群眾的態度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毛主席講了的，但有些人回去就是怕群眾。不僅是部長，我還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找到北京來，當時黃火青、歐陽欽、譚啟龍、江華、張平化、韋國清、楊尚奎、劉俊秀、葉飛、江渭清、張體學等不少人，叫他們自己反省錯誤。我有事不能去，叫譚震林、李先念同志找他們談。在中南海，譚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裡、谷牧他們在一起開會，軍隊方面有徐向前、聶榮臻，有情緒，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裡、谷牧、部長們十多位。余秋裡被抓後，我去報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7
王力說：「具體的人都還是毛主席決定要保的。有時是總理出面，有時是別人出面，總理出面的比較多。都打倒了，毛主席也不高興。有些人一定要保，包括幾位副總理。當時決定不保的只是一個薄一波，其他都要保。元帥中只有一個賀龍不保。（指１９６７年初的情況－筆者註）。」王力還說：「當時保護軍事機關不許亂衝擊，有些人中央要保，不光保邱會作，到處去保。凡是被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受到衝擊，無一不去保。中央文革也去保，這是毛主席定的。」王力由說：「打倒人的罪狀都歸於毛澤東，保人的功勞都歸周總理，這不符合歷史。據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幹部他不能決定。」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毛澤東對周恩來說：「趙紫陽、張平化、劉子厚、張體學……都要保。都給打倒了，打倒那麼多，我也不高興。」8
文革中後期，老幹部的解放也是毛澤東決定後，由周恩來去執行的。劉志堅的解放就是因為先由許世友提起，毛澤東點頭。而解放劉志堅的工作由周恩來來做。在國慶２５週年之前，即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對出席國慶招待會名單進行討論時，周恩來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劉志堅一人。」9 洪學智也是因為毛澤東向周恩來發問：「洪學智現在搞到哪裡去了？」才導致洪學智自農場解放出來。10 類似的情況還有張聞天、江渭清等人。11
二、周恩來的保人特色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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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黑幫、黑線
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在８月份討論《十六條》的過程中，周恩來與陶鑄商量後，刪掉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用詞，加寫了一些限制性的條文。周恩來又在９月１０日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二次座談會上說：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同志犯了錯誤，但不是一切黨政機關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都是黑幫、黑線、保皇派。黑幫、黑線這些詞早就不用了。
這不是歷史的事實。周恩來在隨後的一系列講話中，「黑幫」、「黑線」滿口飛。試舉幾例，８月２２日周恩來在清華大學萬人大會上說：我上次講了，因為前市委由黑幫統治著北京市各個部門、各個學校，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初期很迅速地採取的辦法。那麼，我們的辦法可以有兩種，一種是派出工作組，把黑幫的或者懷疑是黑幫的，或者懷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那些分子的權奪過來。12 １０月３日，周恩來對參加國慶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的講話。周恩來說：「黑幫是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集團，搞陰只顒樱袂氨本┦形袋h、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彭真、劉仁在全國總是極少數的，大多數不是這樣的性質，而是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這種可能大。」周恩來又說：「被批判的領導，要敢於接受批評，對的就接受，不能模稜兩可。群眾問是不是革命的，是不是黑幫，你要回答。有人說：『你去調查好了！』連是不是黑幫、是不是革命的你都不敢回答，這樣群眾就更懷疑了。這個你要回答。你的行動作的對不對，要由群眾來鑒定。有錯誤就承認，是黑幫就低頭。」13
２．廖承誌的個例和周恩來對「親者」的拋弃
在國家僑委的兩個主要負責人廖承志和方方。周為了保廖，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近萬人的「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誓師大會」上公開煽動打倒方，並作了如下異乎尋常的發言：「我同意你們提出的要打倒中僑委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挖掘出來的這個代表人物很對，是誰？是方方。我現在供給你們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當中，已經有人揭發，方方與香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商訂的大量寄去我們國內的所謂風景片子，實際上是照了我們許多的地面和建築物，簡直是把我們山河出賣給外國的反動派」。14 宋永毅先生對此評論道：今天再看這樣的發言，真會感到已不是什麼「上綱上線」，而跡近「天方夜譚」。因為以周為貴一國總理之尊，竟然會把風景片和間諜活動混為一談！15
事實上上方方（是原南方局時期直接領導的南委負責人）和廖承誌都和周恩來有著密切的聯繫，唯一不同的是廖承誌和周恩來具有非血緣關係的家庭世交，而且其母何香凝更是中共重要的統戰對象。如果考察文革中被周恩來點名「拋出」的人，很多都是周恩來的老部下，有的甚至長達幾十年。有據可查的就有：國家體委榮高棠、外交部陳家康、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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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部部長孔原、學部的潘梓年、親自下令逮捕衛士長成元功、自己的幹女兒孫維世等人。
周恩來在接見衛生系統有關代表的講話有過一個精彩的講話：16
總理說：關於抓「五·一六」問題，我過去講過四條意見：
第二條，如果發現哪個組織有壞人、有黑手，就告訴那個組織，由那個組織自己抓。農口如秦化龍問題是我第一個告訴他們的。批判譚振林時結合秦化龍，不僅是「五·一六」還是叛徒，就跟他們講了，經委陳大倫，駱風，經濟研究的編輯駱風，民族所洪濤，統戰部劉郢，他們都是本組織揪出來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訴他。
第四條，吳傳啟，他目的是搞垮無產階級司令部，他是國民黨，從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麼暴露。潘梓年是個叛徒。反對派接見時，那一派問我，我沒明確說，讓他暴露，我要說的話，就切斷聯繫了。他們抱得緊緊的，一個跑到江蘇太湖，一個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在衛生系統，吳傳啟就是通過葉心清來搞，他是個江湖醫生。
周恩来还说过：
農口的批譚聯絡站原來保秦化龍，我提醒了他們，他們後來把秦化龍扭送了。一追查是「五·一六」的頭子之一。對劉郢、×濤、駱風、陳大倫也是同樣的辦法。這個辦法很好，不傷害群眾彼此的感情。
周恩來在大會上或者接見群眾組織等各種場合時點名的有，上至國家主席、党、政、軍幹部下至普通百姓，依筆者所見到資料，有據可查的超過２００多人，材料表明周恩來點名的人數遠遠超過康生、江青等人。（筆者註：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时，经常点名，被点名者往往没有好下场。筆者所看到的資料包括有：除了常見的例如有宋永毅主編的１１２卷紅衛兵報刊以及《周恩來文革講話集（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等，還有不常見的周良霄夫婦編輯的文革資料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彙編》等，特別要提到的是由洛杉磯「中文出版社服務中心」《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我通過加州大學圖書館的「貸書」功能借閱，幾乎把全套都借全了。此套資料非常珍貴和稀缺。）被周恩來點名的人幾乎全部遭到厄撸ㄓ械氖窃獾蕉蜻之後被點名，有的是被周恩來點名之後遭到厄撸械倪�被折磨致死，例如上述的被周恩來點名之後的衛生部一老中醫葉心清（曾為他和許多貴賓看過病）被他斥為「江湖醫生」、「五·一六」，抓進監獄後折磨致死。
３．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17
丁凱文先生認為：周恩來在文革中對黨內的老幹部的態度基本上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例如在文革剛剛開始時，劉鄧等人尚未徹底倒台時，毛澤東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等人，黨內鬥爭的焦點也主要集中在「彭羅陸楊」幾個人身上。對於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來是持嚴厲批判的態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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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周恩來對參加國慶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發表講話時談到彭真，周說「他長期執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路線，更主要的是他是兩面派……從現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個反黨、反毛主席的分子。」１１月２８日周恩來在文藝界大會上談及文藝團體時說「我們的文藝團體，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單位之一。過去長期在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統治下……我們一定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堅決把一小撮盤踞在文藝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統統揭露出來，把他們斗倒、斗臭、鬥垮。」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７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談到陸定一時說陸「三二年就叛變了，也是叛徒。」19
陸定一隨後被關進秦城監獄。陸定一後來曾痛苦地回憶了自己的這段經歷，陸說「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９日這天，我被捕了。連續三天，有九個人審訊我。動了刑，沒有結果。就給我上手銬，刺進皮肉，很痛。接著又拷打，又上刑。他們根本不問我，也不問彭、羅、陸、楊的關係，硬給我加上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們要的『招供』！從此，我就胡說八道。說什麼假話，他們都愛聽。他們愛聽什麼，我就說什麼假話。不說怎麼辦？死不了，就得說假話。黨內有些人就愛聽假話。口子一開，堵不住了。我就按他們要的，寫了假口供。接著，他們就把我送進監獄。」20 從陸定一的這段回憶，我們絲毫看不到周恩來「大樹參天護英華」的「光輝」形象。21
余秋裡是毛點名搞小計委的。由此周恩來對余秋裡的態度是不同的。與余秋裡相對應的是薄一波，而薄是被認為劉少奇線上的。周恩來採取了保余秋里拉薄一波來當替死鬼的策略。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９日，戚本禹、余秋裡接見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時，戚本禹宣讀了陳伯達的一封信：
同學們：
同學們發現石油展覽館的佈置有政治問題是對的，我贊成你們的意見。我本來打算同余秋裡同志來會見你們，因為我有事情不能來，特請戚本禹，余秋裡兩同志來給同學們說明展覽館佈置的責任問題。據我瞭解責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魯笳同志，要陶魯笳檢討。謹此問好。
王力說，這是周總理參加決定的方針，保余秋裡，保石油部，拋出薄一波、陶魯笳。22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周恩來接見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時這樣講述余秋裡和薄一波：「批判薄一波、陶魯笳的鬥爭至今沒有展開，學校將薄一波抓回來後沒有示眾，都鬥爭薄一波，但不揭發，薄一波領導財經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麼多人批判，為什麼現在批判不起來？抓彭、陸、羅、楊不怎麼困難，為什麼抓薄一波那麼困難？今天工交口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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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這個問題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幾年，工交口成立黨委，管各部黨組，黨委，部長。管得很深，為什麼各部揭發得很少？」「余秋裡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但性質與薄一波不同。他認識是諔┑模瑱z討六次，心臟病復發現在還沒好，我們需要他，黨中央需要他，他是從小當兵起來的，你們看身上傷就知道了。他不是吃老本，靠老資格，這幾年有新的創造，是部長，委主任一級的標兵，主席幾次都要保。你們那天把他揪到中南海門口，那時我們有幾件急事，我報告了主席，主席再次提出要保余秋裡。我不是拿主席壓你們，我保這個，保那個，那是黨中央決定的，我不是個人行動，向你們說清楚。對薄一波恨不起來，也許是我們下的功夫不夠，所以我們準備把部長集中起來背靠背揭發。
薄一波寫信質問黨中央說他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為什麼把他揪回來，別的人還沒有向黨中央寫過這樣的信。」23
另外一個鮮明的對比是武光和王恩茂的例子。
當時的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書記處書記、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武光，新疆的造反派和首都紅衛兵中著名的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等都認定他是革命幹部。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武光是王光美的入黨介紹人。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毛澤東同意調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24 ３月２６日，周恩來就認定武光是壞人。武光參與了石河子的武鬥事件，居心不良。25 武光隨後受到批鬥，是當地的紅衛兵把武光將他救出新疆，送到北京，繼而武光遷入北航校內受到保護。但是一旦「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中央專案組為了打倒劉少奇的需要，炮製「劉仁與武光將王光美打入我軍調部」冤案，把武光定為「叛徒」，在周恩來和康生的嚴令下，北航紅旗也不得不乖乖交出武光並立即與之「劃清界限」。26 １１月２２日，周恩來下令一監護的名義逮捕武光。27 從此武光受盡了折磨，「林彪事件」之後處境並沒有得到改善，直到文革結束。
而另一位新疆領導人王恩茂（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新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紅衛兵都堅決要打倒他，但是毛澤東始終沒有同意，周恩來就再三給造反派做工作，宣稱王恩茂是人民內部矛盾，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將他安排為副主任。但是新疆造反派仍然要想打倒他，自治區革委會甚至發起批判王恩茂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獨立王國」問題。中共「九大」前夕，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２日，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為中央起草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委會電報，明確指示：「新疆自治區出席九大的代表應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內。……如說服黨員幹部和黨內外革命群眾需要時間才能選出，可先將王恩茂同志全家送來北京，以便繼續工作。」經毛澤東批准，王恩茂全家由專機接往北京，他被安排出席中共「九大」並「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28
４．點點滴滴
如果說因為毛澤東的臉色，還有點組織性為周恩來辯解的話，那麼另外一些活生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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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更能體現出周恩來本質。
早在建國不久後發生的「潘漢年反革命事件」，周恩來對應潘漢年的所謂歷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並沒有為潘漢年說話，只有李克農孤軍作戰。29
同樣，在１９６７年發生在外交部的所謂「失密事件」，周恩來也是知道這是當時中央文革和外交部之間的工作聯繫，也沒有查出什麼幕後活動。但是到而來清查「「五•一六」」時，此事卻變成了大案，是陰植邉潱瑳秶覚C密，為帝、修、反送情報，逼有關人員承認是「「五•一六」」分子。因為清查「「五•一六」」分子而受到迫害的馬繼森、黃祖轅等人寫信給周，都是石沉大海。30
有幸得到周恩來關注的原外交部幹部陳讓山，在得知陳是因為說：毛主席被壞人包圍，江青是個小電影演員，陳伯達當個縣委書記也不夠格等條罪狀被迫害之後，就啞口無聲了。31
作為賀龍線上的許光達，在經歷了極其殘忍的折磨批鬥之後，要求周恩來派人來同許光達談一次話。信是傳到了周恩來的手裡，但是至死都沒有人來同許光達談話。32
當事人回憶羅瑞卿自殺的情況時說：我到時大致十一點多，十二點羅瑞卿跳樓了，我正在現場。唉！羅瑞卿是中午正十二點跳下來的，他住的是一個樓，有三層，那個時候，他日夜睡不著覺。他把衣服脫到二樓，從三樓往下跳的時候就穿了一個襯衣跳下去。他是直著跳下來的，就是站著跳下來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後我們工作人員和警衛班就往屋裡抬，把羅瑞卿抬進屋裡去，然後一層一層報告，向軍委報告，向中央報告，你得治呀，還得請示批准，上哪個醫院，一直拖了四個小時沒人管。跳下去四個小時沒人管啊！這幾件事，我現在想起來，真難受啊。我就想到，咱們的國家怎麼這樣呢，羅瑞卿這樣一個元勳怎麼受到這樣的待遇，遭受這樣的結果呢。33
無獨有偶的是，賀龍在被緊急送到醫院的時候，據知情人講述，也是報告很快送到周恩來手裡，但是遲遲沒有回音。
如果是小人物，或者是壞蛋，周恩來就連理都不理了。聶紺弩被捕之後，其妻周穎多次致信周恩來要求探監，卻絲毫沒有回音。34
三、假象或隱情
張愛萍之子張勝說：「說到我父親和周恩來的關係，『文革』中，父親被批判、被審查、被關押，都有周恩來的簽字，他在絕望中，曾幾次給周恩來寫信申訴，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為什麼，和黨內很多老同志一樣，父親心裡一直認為，在中央高層，只有周恩來才是瞭解他的，他沒有能為自己說話，那是他確實有了難處。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認命了。在『文革』被打人死牢最絕望的時刻，他想到周恩來，黨內還有一個清廉正直的人在，就會在心中殘留下一絲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種幻覺。」35
為什麼很多人對周恩來抱有這種幻覺？
陳伯達回憶：（找毛，毛不見）因覺得康生和毛主席關係比較好，又硬著頭皮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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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康生，想請他幫忙疏通一下。康生不接。要曹軼歐接，她也不接。當我打電話給恩來同志時，恩來同志的秘書我稍等。不一會兒，恩來同志來接電話了。他說，本來事情或許還可緩和，汪東興把那個語錄一交出去，就沒有辦法了。他說話的口氣是親切的，這是我終生難忘的。36 然而事實上，此語錄是周恩來從吳法憲手裡要去，再給毛的。37 在周恩來安慰陳伯達的時候，周正在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對陳伯達下手呢！周恩來曾經點評林彪是「當面説好話，背後下毒手」，現在看來，此話對于周恩來才是最適合不過，也恰恰是絕妙的諷刺。
１９６２年北戴河會議上習仲勳因為《劉志丹》小說被批判。習仲勳回憶說：「我正在陷入極端苦惱的境地中，恩來同志親切的握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你是信任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習仲勳繼續說：「這包含著黨的溫暖和階級友愛的語言，感動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38
招亩摚鳛閲鴦赵好貢L的習仲勳，是周恩來手底下工作時間近十年、可依賴的工作人員。周恩來處了這幾句不痛不癢、貌似關心、但絲毫沒有喪失革命立場的「外交辭令」之外，絲毫無意為習仲勳去洗脫罪名或者辯護。
但是想像到當時的政治環境，被中共這個天下最無情最勢利的絞肉機所絞殺的任何一個人，無論你前一天多有權勢，一旦被打倒，則是鬼都不上門，恍如剎那間掉進了冰窟去，到處只見一片白眼，冤枉挨整也是哭訴無門。例如彭真一倒霉，押送其回京的李雪峰和宋任窮一路上「無話可講。」39 甚至昨天還是「親密戰友」，今天翻臉便是生死大仇，以便體現堅定的革命立場。
正是這種無比殘酷無情險惡的政治環境，反襯出了周難得的「人情味」。周恩來一面在會上跟著贏家痛打落水狗，過後又打電話或接電話，輕描淡寫地寬慰兩句受害人。也正如王光美說的：在電話被撤的前兩天的深夜，總理給我打電話，說：「光美呀，要經得起考驗。」我一聽是總理，很感動。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說了一句：「總理，你真好。」但是這並不妨礙周恩來在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向中共中央報送的《關於王光美特務罪行的審查報告》上批示「應予判刑」。40 周正是這樣，一方面對周圍同事總是表現出充滿人情味的溫情，往往關懷備至，似乎通情達理；另一方面，他對毛又是無條件的忠實，當任何個人與毛髮生衝突時，他均會不問是非的站在毛的一邊，非常熟練的對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處置。
由此可以理解張愛萍、陳伯達、習仲勳的認識，或者他們擺脫不了那個時代的局限性，或者是他們也有說不出口的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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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六章
劉少奇的冤案與周的參與
毛澤東無意在文革之初就打倒周恩來，而是利用周恩來與劉少奇之間的矛盾，使周恩來稱為自己手中倒劉的利劍。建國之後，周恩來一直受到劉少奇、鄧小平的打壓、排擠。另一方面，毛澤東要「燒」一下周恩來的策略又促使周恩來附和毛澤東展開打倒劉的戰役。這也是為什麼周恩來明明清楚劉少奇的歷史、明明知道劉少奇一案是冤案、假案，根本不會為劉少奇辯誣的原因之一。
一、支持毛把劉少奇拉下馬
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從黨內排名第二降到了第八，失去原有的接班人地位。林彪上升的第二位，成為新的接班人。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對毛、林的決定性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當毛沒有表示要徹底打倒劉少奇，並作出種種承諾時，周恩來也是跟著表態，反對將劉的問題公開化。毛對劉的檢查有所好評時，周也就沒有提出任何意見。但一旦成立劉的專案，周則做出種種落石下井式的舉動，並出任「劉少奇專案審查小組」組長一職，為整倒劉少奇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此間周恩來的種種行為完全是周忠於毛氏文革路線的明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劉少奇和毛澤東當面爭執。李雪峰回憶：兩位黨的領袖為派工作組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我們在場的人誰都不敢吭聲，感到驚心動魄。
1 當晚，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通知劉少奇不要再出面會見外賓。2 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被拿掉，但是毛澤東說：要保劉少奇過關。3
根據毛澤東意見，劉少奇按照毛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的口徑寫了檢討。９月１４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檢討提綱批示到：「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同時毛澤東建議劉少奇把檢討送給政治局、書記處等同志討論。劉少奇當日把毛的批示和檢討提綱送給周恩來。劉少奇致信周恩來告知毛的意見並提出「主席的批語也印發」。周恩來向毛請示之後，將劉少奇的檢討稿批送有關人員提意見。周恩來本人並沒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見。１０月２３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了檢討。4
就在這次１０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說：「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並且在１０月２５日，毛澤東表態說：「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解決。」5 周恩來在此前後也是多次禁止把劉少奇的事情公開化。１０月１２日，周恩來就清華大學紅衛兵以發「請帖」名義要王光美去清華參加批判會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轉陳伯達、康生、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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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準備派人去錄音，帶回給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參加會議。」１０月１９日，周恩來約陶鑄、童小鵬、周榮鑫等談話，佈置勸阻哈爾濱工業大學師生去天安門張貼批劉少奇的大字報。此日，周恩來又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衛兵代表，告誡他們不要去天安門張貼批劉少奇的大字報，並派周榮鑫和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派人分頭去做勸說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學生不要召開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誓死保衛毛主席」大會。6
在１２月１８日以前，毛澤東在此時表現出來的還是：對於劉少奇的問題要在黨內解決。毛澤東還派陳伯達去制止北大公開張貼劉少奇的大字報。江青在１２月１８日回答紅衛兵一司關於劉少奇問題時表示：劉少奇和鄧小平是黨內的問題，中央可以解決。但是江青同時表示原因是：「現在搞他們不適合，不策略。對於他們在黨內、黨外的影響，群眾還需要一個認識過程。」7 事實上也是如此，就在１２月１５－１８日之間，王光美專案組成立。8
而在１２月２７日前幾天，毛澤東表示：對劉少奇可以公開批判，但是要背對背，不能面對面的鬥爭。9 １２月３１日，周恩來同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等談話。指出：主席不同意讓王光美回清華檢查，你們可以把你們要問的問題提綱給我，讓她回答問題。10 針對有人提出劉少奇的問題是屬於敵我矛盾，說：我不這樣看，不能把你們的看法強加於我。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去。因此當１月初，北京建工學院兩派紅衛兵要搞聯合行動到中南海揪劉少奇。毛澤東批告周恩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作些工作。周恩來在７日凌晨找該校兩派談話，說：「你們可以送大字報，要揪不行，要照顧黨和國家的影響。」11 此事表明周恩來對於毛澤東的指示是完全加以執行的！即可以公開批判，可以貼大字報了，但是不能面對面的鬥爭。
１月６日，周恩來得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後，立即派秘書孫岳趕至清華大學要回王光美，並打電話催蒯大富放人。７日，周恩來接見七機部造反派時批評騙揪王光美行動：斗王光美不僅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十一中全會以後，要看一段時間，不要擴大這個問題，這是毛主席、政治局的意見。12
實際上如果沒有周恩來的點頭，公開批判王光美，面對面的鬥爭是不可能的。王廣宇回憶：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在清華園召開有３０萬人參加的批鬥王光美和彭真、陸定一、羅瑞卿、薄一波等人的大會。但是要用王光美出國時穿的衣服來侮辱她，需要到王光美家裡把衣服拿出來。然而關鋒說：王光美家裡的東西需要周總理批准才能取。王廣宇又說：周總理開始時不贊成這麼做，認為用這種方式讓她參加批鬥會不好。但是在場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紛紛表示支持群眾的「要求」，即要給王光美穿出國的衣服。周總理無奈，只好同意讓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國穿的衣服和行頭。周總理最後說：「你們一定要堅持給她穿，能給她穿上就穿吧！」13 但是周恩來為什麼就不能堅持原則呢？當時保陳毅的時候，周恩來不是說誰要攔截陳毅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14 兩下對比，相差遠矣。
在１９６７年的１月１７日，毛澤東在會見一位外國共產黨領導人時，在談話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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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時，仍稱「劉少奇同志」，並且說「劉、鄧是不是能選上（註：指中央委員），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２月１２日至１８日，毛澤東在同張春橋、姚文元的三次談話中也說，劉少奇在「九大」還是要選他當中央委員。15 因此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當有造反派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口號時，周恩來當即背過身去以示抗議，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上，他們兩位還是黨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16
對於這段時期的保護劉少奇的行動，周恩來在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對務院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解釋說：「你們要揪劉少奇出來鬥，當時也不是我一個人保，我對他有什麼好感？你們要考慮我的地位嘛！」17
二、協助毛把劉少奇置於死地
但是事情在１９６７年３月起了變化。３月２１日，毛澤東同意調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18 黃錚說：早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康生讓他的妻子曹軼歐出面，向中央一位領導同志寫信，揭發王光美的所謂「問題」，並攻擊劉少奇包庇王光美。19 筆者認為此領導人就是周恩來。這封揭發信在部分領導人之間作了傳閱。20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周恩來、康生等人討論了「劉耀祖案中涉及劉少奇在１９２７年叛黨嫌疑問題」，並決定把這方面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小組」的辦事機構「調查研究」。21 據戚本禹回憶，這項工作當時指定由康生分管。議論時沒有記錄，後來也沒有形成文件或會議記錄。康生似乎對這種方式有點心虛，而這件事又歸他管，所以事後他特地讓工作人員寫了一份備案性質的簡短材料。這份材料中記載有：「共同研究之後，決定：關於劉少奇１９２５年在長沙被捕、１９２７年叛黨嫌疑及１９２９年在瀋陽被捕等材料，交丙組專案辦公室調查研究。」康生親筆在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來、伯達、康生都看過。」
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四人之中，只有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歷史問題是清楚的，可以說是當事人之一。上述的１９２７年叛黨嫌疑及１９２９年在瀋陽被捕等問題，周恩來更是清楚。
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公佈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賱⑸倨孀镄械膶彶閳蟾妗芳啊杜淹健燃椤⒐べ劉少奇罪證》（１９６８.１０.１８；中發〔６８〕１５５號）材料中認定劉少奇在１９２７年國民大革命的緊要關頭，竊據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的職位，充當內奸、工伲茐墓と诉動。報告列舉的罪名其中有：使「干群脫節」，解散工人糾察隊，調走武漢工會骨幹以及在武漢「「七•一五」」事變前，受汪精衛指使，「躲往廬山」，「繼續進行叛變勾當」。
然而，公開宣佈解散工人糾察隊，湖北全省總工會自動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是當時中共為了消除湖南軍閥何鍵製造事端的借口維護國共合作而作出的決定。此決定是在１９２７年的６月２８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陳獨秀主持召開的常委緊急會議上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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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為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僅僅是執行上級的命令。周恩來不僅參加了這次會議，而且和張太雷一起處理糾察隊及童子團等問題時，只交出部分破舊槍支，把絕大部分槍支和糾察隊員隱蔽、釘散，陸續轉移到賀龍、葉挺的軍隊裡。23 至於調走武漢工會骨幹，根據時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等人在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７日證明，２７年６月初，中共中央鑒於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叛變革命、與蔣介石合流(歷史上稱之為-寧(南京)漢(武漢)合流)，的步驟逐漸明顯，遂決定疏散各地集中在武漢的幹部，劉少奇領導的湖北省總工會根據這一精神，將公開活動的黨員幹部有的轉移．隱蔽，有的派往賀龍、葉挺的部隊，又新調一些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幹部來堅持工作。24 根據《周恩來傳》的記載，自五月十九日，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張國燾的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這段時間內，常委會議幾乎每天都要舉行一次．處理各項緊急事務。六月三日，增選瞿秋白為常委。四日起，中央常委由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蔡和森四人輪流值日。這種狀況一直繼續到六月下旬。25 對於這段時間中央關於湖北工會的工作部署，周恩來無疑是非常清楚的。
對於「「七•一五」」事變前，受汪精衛指使，「躲往廬山」，「繼續進行叛變勾當」一事，周恩來也是非常清楚。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旬劉少奇肺病復發，經中共中央批准離開武漢去廬山養病。７月下旬，時任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指示中共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到廬山，將中央關於舉行南昌起義的決定通知劉少奇，要他有所準備，注意安全。26
在中共中央公佈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賱⑸倨孀镄械膶彶閳蟾妗芳啊杜淹健燃椤⒐べ劉少奇罪證》【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號中發〔６８〕１５５號】材料中，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在東北叛賣革命的罪證是一大罪狀。
然而，當時的滿洲省委對此事前後經過悉數報告給當時的中共中央，作為當時中共中央實際領導人的周恩來對於此事的來龍去脈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周恩來卻絲毫沒有提供任何的證據和說明。27
１９２９年８月３１日中共滿洲省委臨時常委向中央報告劉少奇、孟用潛被捕經過。28 ９月１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劉少奇、孟用潛被捕事件給滿洲省委的信，指出劉少奇、孟用潛到滿洲省委後的工作，「在精神上路線上迥然與前異，的確創造了滿洲黨之鬥爭的精神」；並分析了他們被捕的原因和應記取的教訓，指示省委要「用全力去營救」劉少奇、孟用潛二人。29 ９月中旬，奉天高等法院下判決書，劉少奇、孟用潛「煽動工潮」案，「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劉少奇、孟用潛出獄當天，同臨時常委派來的人見了面，並回到省委秘書處。９月１９日中共滿洲省委臨時常委寫報告給中央，介紹劉少奇、孟用潛被捕情況，指出劉少奇、孟用潛被捕事在工作上雖然有很大的打擊，但在同志的思想傾向方面，沒有多大的影響。同時還介紹了奉天、撫順、遼陽、哈爾濱以及其他各地黨組織的情況。９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給滿洲省委指示信指出，「現時省委既已恢復，臨委取消」。30
在劉孟二人被捕後，省委即獲得消息，派人瞭解事情的經過並積極設法營救。同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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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被捕經過省委於８月３１號向中央作了報告，出獄後省委又向終於報告了兩人出獄的經過。而中央對此並無懷疑，因此很快覆信指示劉少奇繼續擔任滿洲省委書記。31 作為中央實際負責人周恩來不僅親自寫過指示，而且應當對整個事件的前前後後來龍去脈都十分瞭解。然而恰恰相反，劉少奇在歷史上的此條罪證是周恩來首先提出的。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會議上，作為總負責人，周恩來說：「劉少奇的簡歷上有時寫：『１９３０年春，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被捕於瀋陽，在獄中堅不吐實，敵人找不出證據，遂得以出獄。』有時又把『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幾個字劃掉，改成『在罷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說劉少奇是１９２９年被捕過，這些到底是怎麼回事？需要仔細查一查。」32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經毛澤東審閱的戚本禹的長篇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在各報刊同時發表。此舉標誌著對劉少奇的批判完全公開化。
為了消除群眾對此的疑惑，周恩來在４月６日，４月１４日，４月１８日連續向社會、群眾解釋為什麼要集中火力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33 三次講話的主題基本一致，中心思想是：一個人犯了錯誤，如果不改，總是積少成多的。不會是一下子從犯錯誤那天起，就把他的錯誤定下性質。從劉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到說什麼剝削的功績是「永垂不朽」的，再到劉少奇不贊成農村搞合作社、「八大」報告，劉少奇的的錯誤是逐步發展起來的。
４月６日，周恩來說：「一九六三年的社教邉樱简灹藙⑸倨妫懔藗�形『左』實『右』的後十條。到《二十三條》，對他失去了信任。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反對。從七大開始，每次鬥爭，都感到劉少奇沒有多少馬列主義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會，就決定了，劉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沒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難道你能說主席包庇劉少奇嗎？問題是要逐步認識的。……對劉，鄧的問題，也是逐步認識的。《清宮秘史》一九五零年就要批判，拖了十七年，今天才拿出來批判。現在，提出批判《清宮秘史》，是從抗日戰爭開始，批判《修養》，就要聯繫到抗日戰爭以前。」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８日，周恩來在在廣州駐軍幹部會議上講話，其中第三個問題是：為什麼要集中火力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34
周恩來說：「一九六三年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邉泳褪撬那暹動的前十條，從理論上闡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怎樣進行階級鬥爭，怎樣來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劉少奇領導的四清邉樱∏「飨喾矗阈巍鹤蟆粚崱河摇宦肪�，那一種邉拥姆绞剑簿吐癫亓诉@一次文化大革命頭兩個月派工作組的錯誤，撇開廣大群眾，叫所有幹部靠邊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戰術，扎根串連冷冷清清地搞四清邉印⑸倨嫱菩型豕饷捞覉@大隊的四清經驗，要把它廣為傳播，一直到這次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批判的東西也就很多了。現在我們就應該對劉少奇作總結了。總之，毛主席對劉少奇不是不批評的，中間有幾次是書面的批評，最嚴厲的是一九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邉又虚g制定二十三條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經對劉少奇接近失望了，經過二十年的幫助，扶不起來。」
此講話影響非常壞，後來周恩來自己也意識到。35 ４月１４日，周恩來在廣州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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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堂也做了同樣的講話。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劉少奇被批鬥。對於這次批鬥，當事人戚本禹說，「毛主席在外地。」「周總理參與組織了，連夜召集的會。原來沒有夫人陪鬥，陳伯達加的，他的目的是要加上王光美」。36 筆者對此說表示懷疑。但是沿用了官方多年的說法：周恩來「堅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不敢進入，從而保護了在中南海中的許多領導人。」此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在周恩來前往武漢的幾天，不正是這些揪劉的造反派鬧得最凶的幾天麼？怎麼也沒有衝進中南海？但是隨之而來的８月５日批鬥，周恩來確實是同意的。江青在１９７１年的華北會議上說：「六七年七月，主席出巡大江南北，七、八、九三個月，這些反革命他們就想在那個時候奪權，全部奪權。有什麼為證？首先把中南海圍得水洩不通，北圖事件，午門會議。午門會議就是佈置火燒英國代辦處。那樣的圍困中南海，開始在西門，就出不去了，我就告訴總理說，不行了，北門走不了啦，然後又到新華門，那裡掛了旗幟，也出不去。我們的意思是叫他們撤退。最後走東華門，那裡也掛了三面旗幟。我給總理說，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這時候我們上了大當，他們都安排好了，有一個人，這個人我看不慣他，眼珠子上下轉的，是輕工學院的，給總理講，提出要在天安門開十萬人大會，在中南海裡面斗劉少奇，總理答應了，我們也都同意了，給中南海拉了線。他們要鬥劉少奇那個『黑修養』，目的是搞臭康老，因工作關係，那個『黑修養』，康老搞不出來，是陳伯達搞的。他們就是要搞康老，搞總理，過後我們才知道上了大當。」37 事實上這種批鬥，沒有毛澤東的同意也是完全不可能的。38
然而更令人髮指的是，周恩來在劉少奇專案組上的表現。
有文如下敘述：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７日，周恩來看到這些假證後，感到非常可疑，追問徹查辦外調組的一個負責人說：「你們是不是把情況都告訴了被調查的人，劉少奇的名字是你們說的還是暗示的?還是誘供的？什麼大個子、白淨臉、高鼻子、南蠻子?」這位負責人當面欺騙總理說：「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告訴他們。」
周恩來問：「那劉多荃沒聽過劉少奇的名字，為什麼在證據上寫上了劉少奇呢?是不是你們告訴給他了?」回答說：「那是我們在最後取證時加上的。」周恩來生氣地說：「那就不好。你們學過歷史唯物主義嗎?」在周恩來趕去接見外賓後，這些人立即做手腳，對可疑之處進行修改，然後送張春橋，由張春橋最後作了親筆修改。當時連中央專案組也有人提出：１９３０年中共滿洲省委和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是杜蘭亭出賣的，與１９２９年劉少奇被捕無關。但張春橋仍然生拉硬扯，將罪名強加在劉少奇頭上。39
眾所周知的是，作為中央專案組的一把手，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所有的材料最後上報都是周恩來一手把關的。沒有周恩來的同意這些材料根本上報不了。上面所述，不恰恰是在說明周恩來暗示他們材料應該怎麼做才像模像樣些？
王年一就說：送給毛澤東看的只有證明劉少奇有罪的「人證物證」，而證明劉少奇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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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的人證和物證卻沒有送給毛澤東看。40 為什麼沒送呢？
李銳先生曾多次向單少傑先生談起他所親歷的一件事：大約在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４年間，中組部奉命銷毀一大批檔案材料。在銷毀之前，中組部部長陳野萍讓我（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引者）看了一個原屬於劉少奇專案組的絕密件。這個絕密件中有兩份原稿，都寫的是給劉少奇定罪的結論，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擬的，一份是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那份結論計有四條，是周恩來親筆寫下的。我認識他的字。比較起來，周恩來給劉少奇定的罪名，要重於江青給劉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關於劉少奇問題的決議，基本上就是按周恩來所親筆擬出的那個結論來定調子的。41
最早揭露周恩來在「劉少奇專案組」的調查報告的批語的是《中國季刊》（１９６９年第３７期）。周批示到：此人是大叛徒、大工佟⒋髢燃椋镌撝滤馈８形淖C實八屆十二中（一九六七年十月）前，周恩來就「劉少奇專案組」的調查報告，親手批示「此人該殺」上呈毛澤東。此一筆跡也於八十年初，劉少奇案平反前後，由鄧穎超出面，通過胡耀邦，抽出暗下銷毀。42 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是在《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象》一文中引用了孫萬國的材料，後來又表示他的文章引用過的史料－－－周恩來曾經批示：此人，指劉少奇，該殺，是比高文謙級別更高的人透露的，能夠看到更多文件。43 而曾經是中央專案組成員的某位將軍的兒子則明確表示周恩來的批示是「此人該殺」。44 金沖及後來亦表：有此事，大意如此，個別字可能不同。意指「此人該殺」實為「劉僭摎ⅰ埂�45
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還親筆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共同簽名上送的報告，把劉少奇所謂歷史上三次叛變的「罪行材料」送給毛澤東、林彪審閱。報告稱：「劉偕倨媸情L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工佟⒋髢燃椤⒋筇貏铡⒋鬂h奸，現在專案組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和旁證材料足以證明劉偈且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46
如此眾多涉及周恩來的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鄧穎超深知這些資料一旦披露，就會極大地損害周恩來在世人心目中已經形成的那種正人君子的形象，於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銷毀，並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後如願以償，迫使中央同意燒掉這些資料。可以說，鄧穎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盡全力地維護其夫君周恩來的形象。47 鄧穎超此舉是「千古留一罵名而去百名」，可謂神機妙算的絕世高招。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形形色色的揭發材料，包括說劉少奇三次被捕叛變等假材料，都是劉少奇專案組花了很多時間和人力去收集來的。在此過程中，周恩來絕對知道劉少奇的「罪證」有若干的疑點，許多材料都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劉少奇的叛變一事就是周恩來代表中央給劉做了解脫的。在政治需要與良知之間——周恩來毅然選擇了政治需要。最後劉少奇是在「叛徒，內奸，工佟沟淖锩卤婚_除出黨的。作為所有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對劉少奇調查的結論得先通過周恩來的批准才能送報毛澤東作最後首肯。然而現在官方的輿論都是一口咬定：整死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是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林彪集團」，從來不涉及周恩來，既使涉及也是說周是違背良心，不得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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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極大諷刺意味的是，周恩來在劉少奇遭受迫害過程中的一些不齒行為，竟然被當錯「善事」來加以漂白。
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說：「１９６８年仲夏的一個晚上，爸爸發起高燒，大夫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轉成了肺炎，引起多種併發症，隨時有死的危險。上面得知後，立即派醫護人員來搶救。為什麼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後，又要搶救呢？當時中辦的負責人對醫護、工作人員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黨，給「九大」留活靶子！』誰都知道，對象爸爸這樣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輩子，經過幾十年槍林彈雨、白色恐怖、出生入死的考驗，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共產黨員，最大的摧殘、最沉重的打擊，莫過於『活著看到被開除黨』了。……」48
官方編撰的《周恩來一生》則說：１９６８年劉少奇病重，醫護人員在當時「文化大革命」思潮影響下不願意或者不敢去護理，周恩來動員了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護理劉少奇。他在當時環境下做了自己能夠做到的一切。49 而這個做到的一切的背後卻是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黨，給「九大」留活靶子！
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高皋、嚴家其所著《文革十年史》書中，寫道：「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然而就是因為這部分此書沒有通過在出版前的審查！把一個已經癱瘓的老人綁在床上，是故意殘忍的折磨，是虐待！更直觀、具體，一看就懂。這種迫害已經遠遠超出對一個「罪犯」的懲罰，而是一種表態的心理滿足！
陳伯達在劉少奇去世以後，曾經向周恩來問過劉的情況。周恩來說他後來不肯吃飯，就沒有辦法了。陳伯達還問劉少奇為什麼不辯護？周恩來說外面的事，劉少奇什麼都不知道，沒有讓他知道。50 赤裸裸的謊言，實際上劉少奇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還是充分配合治療的。劉少奇也早給王光美說：「有人在逼我當反革命。我過去不是反革命，現在不當反革命，永遠不當反革命。」「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斗死。」51 周恩來的說法無異於是說劉少奇是自殺的，是自絕於人民、黨的。
文革結束後，一九七七年韓素音到北京訪問鄧穎超，問她：「我也曾寫過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文章。他現在被平反了。當時我所得到的資料不正確。我該不該向劉少奇的太太王光美道歉？」
鄧穎超回答：「你有什麼錯？你並沒有反對他。你相信我們。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文件，也是周恩來簽署的……我們需要為此行為道歉嗎？這是一件極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可……他不得不往大處著眼。」52
是的，周恩來從來不需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道歉，也從來沒有表示過。從後來周恩來的言行，卻絲毫看不出周的問心無愧來，因為周只是擔心後人在自己的臉上打叉叉而已。成為鮮明對比的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來擔任組長的「劉少奇專案組」為其「圓滿完成任務」舉行了酒宴。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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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七章
周恩來「保陳毅」的真相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力保陳毅一事，是中共官方津津樂道的。
周恩來在文革初期與陳毅的關係並不僅僅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戰友關係，更為重要的是類似於劉少奇與彭真的關係。如果陳毅倒了，周恩來就失去了一面屏障。在經過前期的周恩來與康生的通力合作下的工作之後，借劉少奇出國之際，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舉拿下彭真。當中央要派周恩來出國時，正值北外學生堅持要打倒陳毅之時，周恩來要陳毅替其出國。雖然此舉未果，但是毛澤東此時也沒有要打倒陳毅的想法。陳毅在文革之初對毛澤東的支持，使其安然渡過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在「大鬧懷仁堂」中的出格表現，陳毅被毛澤東認為是無可救藥的人。但是當時的情況決定了周恩來要死保陳毅，同時毛澤東對周也說要保，但是背地裡又說不保。造成這一情況的發生的原因在於毛澤東在當時還不能和周恩來撕開臉面。於是在外交部周恩來處於兩難，一個是要支持毛的文革路線，一個是造反派是要打倒陳毅。此事讓周恩來備受折磨。直到１９６７年的８月底，這一切才得到改善。但是當到了１９７１年廬山會議的時候，毛澤東要整林彪，周成為是唯一可以借用的主要力量。此時的陳毅已經被周恩來拋棄了。
一、在「一批二保」的前提下力保陳毅
文革發動之初，陳毅就因為工作組問題陷入了麻煩。第一外國語學院的學生起來造反，要打倒陳毅，因為陳毅派出劉新權工作組鎮壓了學生。當時正值亞非作協會議召開，時北外學生又說參見會議的中國作家中有黑幫，要衝擊會議，而會議恰恰是由陳毅主持。當在周恩來要陳毅代替他出國未成之後，就要求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派兵嚴加保護陳毅的安全。
1 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始後，陳毅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並且在華東組傳達了毛澤東在８月４日指責劉少奇的話。2 但是陳毅的「大嘴巴」、敢放炮的性格還是不那麼招人喜歡。周恩來告誡陳毅：「不要講話！」而且在周恩來的一手安排下，陳毅於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做了檢查，成為第一個被解放出來的副總理與部長。3
為此，周恩來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日、１３日、２６日、６７年１月３日連續同北外學生見面，做工作，強調中央不同意打倒陳毅。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周恩來接見外事口造反派聯絡總站代表。在這些接見中，有人當面頂撞周恩來。下面是其中的一幕：
（有人說要打倒陳毅）總理說：「我反對，我不能接受。這樣簡單不行，我可以和你辯論一番，但我現在不和你們辯論。
一外有的同志說，不是打倒陳毅，而是要把陳毅燒成紅通通的無產階級外交家。」（答：現在沒有這些標語了，而是要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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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說：「沒有開辯論會，怎麼能這樣武斷，燒燒我不反對！」4
１月１０日，江青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也代表毛澤東表態：
目前有股風，把鬥爭鋒芒對準我們軍隊的某些好同志，對準中央及國務院的一些好同志。如陳毅同志說過錯話，寫過詩詞，說話有過頭的，有不正確的，我跟他當面爭執過，這個同志不是兩面派，他有錯誤就改，他可以和我爭得面紅脖子粗，最後承認了。但陶鑄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後搞我們，甚至鎮壓我們，所以這種情況能不能一樣？（群眾答：不能！）對陳毅同志不能採取對劉鄧、王任重、陶鑄那樣的做法，而應該同志式的批評他的錯誤，承認他的工作。」5
江青還在講話中提及陳毅的歷史上的功績，是支持毛的。
陳毅的檢查稿是經周恩來反覆推敲、再三修改的「檢查稿」。陳毅作完檢討後，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都講話，表態肯定了陳毅的講話。毛澤東先行審閱過陳毅的檢查稿，陳毅檢討後又批示：很好。6
在毛澤東表態和周恩來的全力支持下，外事口造反派聯絡總站主編的《革命造反派》刊登了其一把手張殿清的表態：「我們歡迎陳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陳毅是我們的紅司令。」於是直到３月下旬，外交部內的秩序基本上是平靜的，陳毅與造反派之間的合作是愉快的。7
對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周恩來還是特意要照顧的。8 １９６７年１月，毛澤東支持上海奪權，周恩來也隨之引導外事口奪權。周恩來打電話告訴時任外辦副主任李一氓：「你們不革命！應該成立戰鬥隊。」接著陳毅也打來電話：「哦，革命還要下命令啊？你們為什麼不奪權？」「外交部已經奪權了，我們自己人不奪，別人可要來奪了。自己外辦的情況，什麼情況，到底清楚些嘛，這是我和總理研究了的。」9
２月１６日，陳毅在懷仁堂的中央碰頭會上說：「這些傢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嘛？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嘛？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
陳毅的這些話是張春橋、王力、姚文元事後整理的，並經過周恩來、康生核對過的。10
當陳毅講到周當年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一事時，周立即表示：「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11 陳毅敢當著周的面，挑撥離間，膽子夠大的。周豈是如此能輕易被挑撥的？當陳毅講了對毛澤東有影射的話後，周恩來又是馬上接過來說：「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12
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主持開會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個人。周恩來叫王力整理出來一個２月１６日懷仁堂會議記錄。王力在會上讀了，並核對情況。陳毅表示異議，說有一句他沒有講，要去刪掉。周恩來當場駁斥：「講是講了，不要刪了。」13 周還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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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特別註明：「陳先挑撥康老，後挑周」。14 周恩來保陳毅還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不能觸及毛澤東的底線，還有一個潛規則就是周恩來當時是否處於「危險」狀態。
陳毅顯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當天晚上，陳毅又發了七個小時的牢騷。陳毅說：「劉少奇在八大報告中不提毛澤東思想，也作為一百條罪狀之一，這報告是毛主席、政治局決定的，我一直是在場的。前一時期大字報很有水平，現在的大字報越寫越多，字越來越大，水平越來越低。打倒朱德，打倒賀龍，中央根本不同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元帥，怎麼一下成了大土匪了呢？朱德今年八十多了，這樣搞，人家罵你共產黨是過河拆橋。你們誰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總、總理、陳伯達、江青、康生六人，承蒙你們寬大，加上五個副總理，才十一人。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就只有十一個人是乾淨的？我不願意當這個乾淨的，把我拉出去示眾！」
但是陳毅同時又說：「受迫害的同志不要報復，你過去把我打成反革命，現在我要把你打成反革命。請將我的意見轉告他們不要報復，否則就成不了大事。有幾個人沒有反對毛主席？很少。林付主席沒有反對過，很偉大。我反對過兩次，後來承認了改正了錯誤。搞一點黑材料有什麼了不起麼，年輕人要學會有很寬闊的胸懷，宰相肚裡能撐船。我整過很多人，人家整我的也不少，彭真、陸定一就整過的黑材料，我不怕，我看也不要看。受打擊最多，受委曲最大的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他的威望最高。」15
但是陳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現無疑讓周恩來失望，讓毛澤東惱火。２月１９日，李先念和譚震林來到陳毅家，告之毛澤東發了震怒。陳毅頓時慌了手腳，當晚就找了周恩來，並當即寫了封信給毛，要求當面說清情況。但是未見答覆。接著，陳毅又寫了第二封信。毛終於答覆，但是信中一大段是說歷來犯錯誤的改也難，結尾是「見面有期，稍安勿躁。」16
３月下旬，陳毅捲入「二月逆流」、在懷仁堂放炮的情況終於在社會上傳開。４月５日，「批陳聯絡站」成立，總共有外交部聯絡站、北航紅旗等３５個單位參加。４月２１日，聯絡站召開全部「揭發批判以陳毅為首的部黨委在幹部問題上執行劉鄧資反路線大會」。陳家康在大會上揭發了陳毅在部黨委會上說過「乾綱獨斷」。意指這是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不滿。由此，陳家康被周恩來多次點名為「跳樑小丑」，以至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7
５月１１日上午，「批陳聯絡站」下屬十幾個組織上街遊行，要求陳毅到群眾來接受批判。當晚，周恩來連續兩次接見外交部各組織代表。但是在會談中，造反派成員對周恩來顯然是表現的「大不敬」。下面是部分對話節錄：18
周恩來：外交部要揪陳毅的問題，中央不能同意，他現在沒有被罷官，他還是外交部長，還參加外事活動嘛！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們可以提出意見，中央也還要討論，不能群眾大會一通過，中央就批准。
造反派：你不是主張陳毅到群眾中來的嗎？
周恩來：我們要製造環境。現在你們揪去，群眾一起哄，噴氣式飛機一坐，這怎麼行？！ 420
一同學：我們就是要批判。
周恩來：批判錯誤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錯誤也還要創造條件。
群眾：什麼條件？
周恩來：大中小「三結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群眾：好幾個月，有反覆嘛！我怎麼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覆，你也知道，何必問我。
一同學：陳毅不到群眾中來，心裡有鬼。
周恩來：他心裡有想法。你們想想，你們幾個隊伍遊行，把他揪去像什麼樣？
「六·六」代表：５月４日，我們就給陳毅去了照會，他到現在也沒回答。
周恩來：５月４日他已經患腸炎了。幾個造反派齊聲地以命令式的口氣說：你把陳毅交給我們，我們不會搞遊街，你要相信群眾。
周恩來說：我說過，還要商量具體的方式，還要創造條件。你們在這裡不要給我施加壓力。
……
造反派：總理，你剛才說把三反分子陳毅交給我們？
周恩來問：什麼？我沒有講「三反分子」，你們強加於我，我要抗議。說著，
周恩來轉向聯絡站代表，你們證明，我說了「三反分子」啦？你們提打倒陳毅，不能強加於我。19
使陳毅真正陷入困境的就是這個１９６７年的５月。批陳聯絡站多次提出要批鬥陳毅，但是周恩來認為時機未到。經過多次爭論後，周恩來同造反派達成協議：第一，批陳會要待安排好了再開；第二，先在外交部開小會，然後到外語學院等單位接受批判，大中小會結合。20
４月３０日，被印度尼西亞驅逐的中國臨時代辦姚登山回國。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姚登山既讓造反派有了一個可以取代陳毅的人選，也被周恩來看成是陳毅的備用胎。一旦陳毅真的倒台，姚可以成為周恩來在外交部的代理人。後來形勢逆轉，姚登山被周恩來一腳踢開，則是後話。
姚登山一回國，就受到周恩來的垂青。在周恩來的咦飨拢φ驹谥虚g，左挽江青，右攙毛照了一張相。如此殊榮在中共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周恩來兩次提出讓姚登山參加抓部黨委的工作，參加「三結合」的臨時業務領導小組。但是姚登山以工作不熟悉為由，沒有參加。姚登山在外交部積極執行周恩來交代的任務。21 姚登山更是在８月２６日保護陳毅時立下汗馬功勞，但是此事後來被渲染成周恩來一人的功勞。22
毛澤東對陳毅是什麼態度？王力說，毛澤東說這輩子他就要保兩個人，一個是朱德，一個就是陳毅。23 毛澤東還說：「群眾喊打倒陳毅的口號就讓他們喊，沒有什麼了不起。人家要打倒，就打倒一下嘛！」「現在在我們國家裡，群眾提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沒有什麼了不起。」毛還舉例子說群眾喊打倒朱德、打倒陳雲、打倒陳毅的口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這個指示，竟然沒有向周恩來傳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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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２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專家時表示他贊成「打倒陳毅」的口號。毛澤東說：「我對陳毅也沒辦法，就是要紅衛兵給他點壓力……將來保陳毅也要靠紅衛兵。」25 毛澤東的這個說法是模稜兩可，陳毅難道要由紅衛兵來決定其命撸�
毛要假手群眾批判陳毅，周恩來要保陳毅，但是又不能對毛髮動起來的群眾潑冷水。周恩來處於兩難。對於周恩來來說，一直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毛澤東又公開認可了外交部造反派組織攀險峰對陳毅提出的口號「一批二保」。26 這對周恩來來說，意味著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根據時任陳毅秘書杜易的回憶，毛澤東在１９６７年五一節期間兩次私下對陳毅說「我是保你的」。27 周恩來顯然會從陳毅處得知此事。
而此時期的周恩來，正是在文革中遭遇到第一次「伏擊」。１９６７年的５月至８月份，北京一些激進的造反派、紅衛兵提出要「動一動」總理，「燒一燒」。針對周恩來的大字報還上了街。
關於周恩來同陳毅的關係，毛澤東說：「整陳老總的也就是整總理的。把陳毅打倒了，你周恩來也就差不多了。」對於這一點，連造反派也供認不諱。一個造反派骨幹曾赤裸裸地揚言：「不打倒陳毅，就不能打倒周恩來！」28
「７２０事件」後，整個中國局勢急速左轉，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來也不得不同意陳毅到群眾大會上接受批鬥。１９６７年８月一共開了八次批判陳毅的大、中、小會。外交部開了三次小會。周恩來對批陳小會抓的很緊。什麼時間，怎麼開，哪些人發言，發言內容均須事先經過周恩來審定批准。可以說凡是造反派的「批陳」大會，周恩來都「事必躬親」，每場必到（筆者註：除了２７日晚上的除外。）。
８月７日，王力發表了一通關於外交部的談話，主題內容就是肯定揪陳是正確的，說外交部奪權不徹底。王力在其回憶錄中對此多加辯白，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此講話大大加劇了外交部的衝突。陳毅接連受到群眾批鬥。８月１１日與２７日，陳毅也兩次承認了自己的「罪行。」29 王力還說，毛主席和總理要我過問外交部，在主席那裡說的。30 王力在這次談話中還對姚登山解釋了他和周恩來之間的不同。姚登山問王力，「不是總理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嗎？」王力回答說「總理身份不同嘛。」
顯然，由於毛澤東公開說的和私下對王力講的不同。雖然周恩來可以從陳毅處得知毛澤東的底，但是周恩來不可能公開亮出。以至有些造反派認為中央文革（特別是王力講話之後）和周恩來之間是有分歧的。周恩來對此非常在意。一方面，周恩來對於來自造反派、紅衛兵的攻擊表示：對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也行，刷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31 另一方面，對於造反派等質疑的周恩來同中央文革是否保持一致，周恩來多次聲明，他和中央文革之間是親密無間的。
８月２２日，火燒英國代辦發生之後，周恩來緊急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對此事及奪外交部大權提出嚴厲批評。周恩來說：「你們目無中央，是無政府主義。我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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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料到你們會來這一手（指奪外交部權），事前不打招呼，事後也不報告。你們現在拿監督小組的名義發電報給國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數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授權國務院來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權力，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我在你們心裡沒有威信。中央文革與我之間，你們沒有任何空子可鑽。」周恩來又說：「你不要從王力同志講話裡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你們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長的辦公室都封了，也不給中央打報告，我找誰辦事？部黨委幾個人你們都點了名，說某某是三反分子，你們都有通令，完全目無中央。」32
８月２７日，李富春代表周恩來出席「徹底批判陳毅大會」。李富春說：「你們提出陳毅必須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提出陳毅不投降，就堅決打倒他，我都贊成。但是你們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陳毅』，我看還不是，你們勒令陳十天交出檢查，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剛才陳伯達特地打電話告訴我，要我說一句：總理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現在有的人想挑撥是辦不到的。」33
８月１９日，外交部發生造反派封部黨委奪權事件。毛澤東在２１日終於明確表態：「最近，我們的外交部熱鬧了，他們要把陳毅、姬鵬飛、喬冠華打倒，哪誰當外交部長、副部長啊?……」接下來，毛澤東直言不諱地說：「對陳毅，我也不高興他，但我一個外交部長也難呀！所以，我主張對他『炮轟』，不『打倒』。」34 筆者認為這也是上述８月２２日周恩來同造反派談話口氣非常硬氣的原因之一。８月２７日，周恩來變得益發強硬。周恩來怒斥造反派：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35
火燒英國代辦，使得外交部的局勢逆轉。外交部的邉娱_始轉向。特別毛澤東在１９６７年的８月底開始右轉，要批判極左思潮，要搞大聯合。外交部開始抓壞人和清理「「五•一六」」。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毛澤東批示：造反派不聽周總理的話，還叫什麼造反派？矛頭對準周總理，就是對準我、林彪。36 周恩來１０月１８日作出查封外交部聯絡站核心組的指示。但是陳毅的形勢卻不樂觀。
批極左，全國出現了一股為被錯誤批判的人和事翻案的現象。外交部也不例外。１９６８年初，外交部出現了三張批判「打到陳毅」的大字報。其中最著名的是「９１人大字報。」37 此時恰恰是「反擊右傾翻案」時期。從２月到４月期間，周恩來獨此給予嚴厲批評。周恩來說：九十一人大字報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無論周恩來是否是假戲真做，周恩來自１９６７年９月就提到要謹防「二月逆流和右傾翻案。」38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周恩來再次談到此大字報時講：翻案風有各種形式，極「左」也可以為「二月逆流翻案」。因為極「左」是同右合作的，是保護右的。現在反右是主要方面，要反右傾保守主義，右傾分裂主義。要擊退為「二月逆流」翻案風。39
二、在事過境遷之後拋棄陳毅
八屆十二中全會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份召開。陳毅作為「二月逆流」的代表再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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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在這次會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調子和規模都大大超過以前。為了批判方便，周恩來特意把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安排到各個分組裡去接受批判。40 周恩來也點名批判並揭發了陳毅：「中央文革曾保過聶，但他對中央文革反而不滿。也保了陳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說：『不要你們保』。好像保了他們，他們就不光榮了，他們自以為一貫正確。陳毅同志在一次歡迎外賓時，紅衛兵也去了，他大罵紅衛兵『你們來幹什麼！我的檢查是逼出來的，是假的。』」41
在十月三十一日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議上，毛澤東特意點了陳毅的名字。毛澤東說：「對這些老同志（指參加『二月逆流』的人），還是選他們當『九大』代表；陳毅同志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有資格，代表左中右的那個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資格。」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代，作為右的代表無疑於反革命。這對陳毅實際上一種侮辱，事實上也是這麼做的。42
在「九大」期間，陳毅在華東小組繼續受到嚴厲批評，並把陳毅從井岡山到「二月逆流」的各種「反黨罪行」來了個徹底清算。個別和陳毅熟識的老幹部也跟著圍攻陳毅，說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經過這翻折騰，素有「大炮」脾氣的陳毅也被整的沒有脾氣了。甚至連初出茅廬的王洪文都可以直指陳毅的鼻子罵：「今天，我們要把這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當面送給陳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徹底清算自己！」陳毅連聲應承：「應該清算…應該清算…我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承蒙上海黨選我當『九大』代表，我很慚愧，我一定要……」」直到大會秘書處的吳法憲把徐景賢、王洪文叫到辦公室去，傳達周恩來指示，批陳要「適可而止」，並說「下一次會議是否就不開了？」吳法憲同時還說：「這次『九大』，要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毛主席指示：要保證這些捲進『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選上。」43
「九大」並沒有正式宣佈罷免陳毅的外交部長的職務，卻安排他請病假，由姬鵬飛任代理外長。陳毅可以說正式「失業」了，後來又根據中央的統一安排，下放到石家莊。
作為中央委員，陳毅參加了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沒有想到，本想這次抓住機會，表示自己立場堅、也可以趁機一報私仇的陳毅，再次翻了船，結果整出個「二陳合流」。
此時的形勢已經不同於１９６７年。由於林彪帶頭攻擊了文革干將張春橋等人，毛澤東大發震怒。對於文革，毛澤東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自然對於自己的得力大將，毛澤東是一護到底。但是事前，沒有人會認為在林彪和張春橋之間，毛澤東會選擇張春橋。但是此時的毛澤東已經認定攻擊張春橋就是攻擊文革，攻擊文革就是攻擊毛本人。此等情況下，周恩來成為可以說是毛澤東要借用的唯一的主要力量。陳毅自然也就不再是周恩來的「門戶」。
歷次會議陳毅都被安排在華東組。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上，陳毅被批得「體無完膚」。這次，陳毅提出換個組，於是周恩來把其放到了華北組。８月２４日，陳毅發言。陳毅說：以前我錯了，這回我非跟上不可。陳伯達發言之後，陳毅第一個表示支持，說完全同意陳伯達的發言。陳毅還說：毛主席是天才，是經過幾十年鍛煉出來的天才。……我犯過三次大錯誤，是犯錯誤的人，我願站在林副主席這一方面參加戰鬥。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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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靠邊站就不能保衛毛主席，不論在什麼地方，就是有人在牆旮旯裡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有人質疑陳毅是否有資格講話。陳毅說：我怎麼沒有資格講話？我沒有保衛毛主席的資格了？陳毅又做了第二次發言。44
結果，受到攻擊的張春橋等人在江青的帶領下找毛告了狀。毛澤東在８月２５日下午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組組長會議，下令中斷討論和學習林副主席的講話。風雲突變！
８月２６日，周恩來和康生同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康生說：「你們要交代，這個『軍事俱樂部』是怎麼形成的？你們長時間串通一氣，還有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吳法憲當場反駁：「陳毅是中央委員，他什麼時候成為反革命分子了？」周恩來當時沒有表態，當吳法憲講話之後，才說：「康老的話錯了。」未曾想到的是，８月２８日，當林彪為吳法憲等人開脫時，說不同意康生講的陳毅跳出來的說法，陳毅同吳法憲等人也沒有聯繫。周恩來則說：陳毅是跟著陳伯達來的，發言表示同意陳伯達的意見。45 這個說法是「兩陳合流」的說法源頭！後來扣到了康生的頭上。
１９７０年９月６日下午，歷時十五天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九屆二中全會宣告閉幕。徐景賢回憶說：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毛澤東在講話中，有一句話使全場為之驚愕，他說，這次廬山會議是『二陳合流』。46
九屆二中全會後，在傳達陳伯達的罪狀中提到：陳伯達同「二月逆流」某些人勾結起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對此，陳毅的夫人張茜非常生氣。47 陳毅自己説：這次廬山會議上，我講了對主席的敬佩，認爲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有天才這樣一段話，就把我搞成「二陳合流」，真是莫名其妙，冤枉也。48
「林彪事件」之後，１１月４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當葉劍英走進會場的時候，毛澤東對與會人員說：你們不要再講『二月逆流』。」毛澤東同時編造謊言：「『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老帥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的。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就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同時毛澤東叫葉劍英把此話轉告給陳毅。49 但是葉劍英並沒有轉達。在場的周恩來也沒有傳達。
１９７２年１月２日，周恩來去醫院看望陳毅，絲毫沒有向陳毅透露出一點信息。50
直到次年１月６日，毛澤東再次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周、葉當場核對了記錄後才去告訴陳毅。51 但是此時陳毅已經毫無反應。張茜退出並病房後，十分生氣的說：「為什麼不早來？這時候已經聽不見了，傳達有什麼用！」52
陳毅去世後，毛澤東卻藉機做了場「政治秀」，表達了對受到迫害的老幹部的一絲慰問之情。但是陳毅的悼詞修改之處，卻折射出其應有的內含。
根據當事人劉巖的說法，周恩來對其所擬的悼詞草稿修改的主要部分是刪去一短句，增加一長句。他用紅筆勾出的一短句的全文是「一貫忠於人民忠於黨，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增寫的一長句是：「有功亦有過，但他功大於過，特別是皖南事變前後，他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新四軍應渡江深入敵後作戰以求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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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在鞏固和擴大新四軍方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毛澤東在審閱周的報告時批了兩處文字，一處批在報告的首頁上：「基本可用。刪去兩段。」一處批在悼詞稿的第二頁上，即周總理用紅筆勾出的一短句和增寫的一長句旁邊：「前面已作了結論，後兩段均可不要。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並用紅鉛筆將不要的兩段話劃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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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八章
彭德懷的冤案與周的責任
周恩來在「反冒進」被批判之後，再也不敢向毛澤東「諫言」。無論是在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期間還是之後，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批判絲毫不手軟。而在文革中彭德懷所受到的迫害，周恩來更是負有一定的責任。
一、廬山會議前後
羅瑞卿曾經撰文：「建國以後，在反對高崗、饒瀨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的歷次鬥爭中，周總理都是毛主席路線的堅決捍衛者。」
1 在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上，周恩來對於彭德懷的態度，可見一般。
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就曾寫過一個關於經濟問題的報告，委託周恩來，進言毛澤東，但是周恩來推卻不幹。2 周恩來此舉，自然同反「反冒進」之後所受到的批判有關。事實上，自那以後，周恩來再也沒有向毛澤東諫言過，更談不上在重大決策上堅持正確的意見。周恩來已經從對毛澤東推行的政策的忠胀懽優閷γ珴蓶|本人的忠铡４箨懝俜近h史界把在１９６６年周恩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看法作為周恩來不同意此提法曾當面向毛澤東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廣為宣傳。3 然而事實的真相則是周恩來僅是對於一個文字性的提法質疑，毫無對其內容的諫言。4 此事也充分說明了大陸官方在維護周恩來的形象方面的捉襟見肘。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兩天之後，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定下關於此事的處理方法－－「評論這封信的性質。」毛同時要求周恩來通知彭真等上山。5 周恩來比劉少奇敏感的多。劉少奇當時還建議會議再開一周便結束，而周恩來在２０日就批評了周惠，原因就在於周惠批評劉建勳等人的「假大空」。6 這種調子明顯是和毛澤東發彭德懷的信的意圖是不一致的。周恩來開始轉向。轉向的同時，周恩來還故意迴避李銳的話題。李銳在１９日或者２０日問周，毛對彭的這封信如何看待？周說沒有什麼吧。7
此時的毛澤東採取不同尋常的態度來警告周恩來，希望周恩來能夠站穩腳：第一個就是彭真一上山，就代替周恩來主持會議的討論工作；第二個就是在７月２３日的講話中多次提到周恩來，或點名道姓，或旁敲側擊，諸如「那次反冒進的人，這次站住腳了，恩來同志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同時又說「我們不戴高帽子，因為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會主義，只不過沒有經驗。」8 這一切表明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非完全信任與敲打。
無論出於何種動機，彭德懷在廬山上書，毛澤東批彭是不對的。但是只有一個毛澤東批，也是批不起來的。而這種左的路線，就需要左的幹部去執行。１９４０年，曾就文藝問題與王實味爭論過的陳伯達，得知毛提著馬燈看了他反駁王實味的小字報後，連聲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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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跟上了，跟上了」對此單世聯先生這麼揶揄陳伯達：從此陳伯達平步青雲，直到第四把手。9 周恩來不也是這樣的人麼？周恩來也跟上了，而且還能在文革的浪潮中全身而退，如果不左，而且有時候要極左，周恩來又如何能熬到最後？然而周恩來在左的時候，又有多少人被迫害的妻離子散，身敗名裂？然而這正是大陸官方所不願面對或者故意遮掩的地方。
７月２３日，彭德懷對周恩來說：「這次會議，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給主席參考？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然而，周恩來一語點破：彭的「骨頭是犯上」。10 周恩來的骨頭在「反冒進」之後就不再犯上了。
７月２６日，周恩來批評彭德懷「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該把落實同洩氣分開」，彭德懷則針對周明明知道經濟困難而不敢言感歎：「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11 在批彭的時候，周不忘向毛澤東表示忠心：「馴服就是沒有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12
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２日，彭在列車上召開總結出國訪問的總結會議。他在講話中說：「無產階級專政，最怕的是官僚主義作風，領導脫離群眾，不曉得領導要走群眾路線，才能豐富自己、豐富領導。什麼是領袖，概念不明確。不能認為職務高就是領袖。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的經驗很強調防止官僚主義，即，一、民主選舉公務人員，並可以罷免；二、公務人員的薪金不得高於一般人員。……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給我們的印象是極深刻的。領袖遺體看到了列寧、斯大林、哥特瓦爾德、季米特洛夫，每個國家都搞一個。亞洲國家大概將來也要搞。」廬山會議期間，彭又幾次怒氣沖沖地說：他怎麼能這樣看待這個信！過去打仗時不是經常有爭論嗎，爭論過後還是照常工作，哪個去計較！現在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一點意見也聽不進了！這樣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麼兩樣！13
廬山會議之後，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周恩來應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的要求，在會上作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旨瘓F的活動》的報告。
報告將彭德懷的歷史分成１５個時期：（１）平江暴動及其以後一段時間；（２）立三路線時期；（３）一、二、三次反「圍剿」時期；（４）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５）長征、遵義會議；（６）張國燾分裂時期；（７）北上長征時期；（８）洛川會議及其以後、東征以後西征；（９）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１０）華北抗戰時期；（１１）延安整風和華北座談會；（１２）七大前後；（１３）西北野戰軍時期；（１４）抗美援朝時期；（１５）主持軍委工作時期間。周恩來歷數彭德懷的歷史問題。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懷以外，周恩來把張聞天和黃克找擦腥搿父邖彿袋h集團的漏網分子，重要成員」，這一次是「高饒事件反黨聯盟的繼續和發展。」雖然周恩來表示：「我也不能說對彭德懷同志的歷史問題知道的完全的清楚。」14 但是這並不妨礙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歷史來個總的清算和鞭撻。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會，在劉少奇作口頭報告談及彭德懷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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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插話表示：彭德懷是高饒事件中的主要成員。15
二、彭德懷被「揪回」北京
文革前夕，彭德懷被變相「流放」到成都。標誌文革發動的號角《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於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文匯報》上吹響，預示著彭德懷必定再次要墜入深淵，萬劫不復。以「保人」著稱於世的周恩來同這個時期的彭德懷關係如何？傳統的看法則是，周恩來對於彭德懷從成都被抓回北京不知情因而對於此事所述極為簡略，僅以接到西南局報告後給以指示，一筆帶過；16 或者宣稱周恩來對於被抓回北京的彭德懷給予了積極保護。17 但是歷史的真相如何？周恩來對於彭德懷被抓回北京知情不知情？周恩來對於抓到北京的彭德懷給予了哪些保護？採取了哪些具體的措施來保護彭德懷？周恩來對於彭德懷受到的迫害應該負哪些責任？
「揪彭」無疑符合毛澤東文革鬥爭的戰略決策和整體大方向，但在具體的執行中有以下幾中不同的說法：（１）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份，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或者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紅衛兵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18 （２）根據聶樹人的回憶，在１２月的中旬左右，在周恩來參加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提出「揪彭」，得到全體參加人員的同意。筆者對於這種說法表示懷疑，根據聶的回憶，參加人員有聶元梓、朱成昭、韓愛晶、蒯大富、譚厚蘭等人，而且當場並沒有指定由哪個紅衛兵組織去負責抓，為什麼去「揪彭」的隊伍只有地院東方紅和北航紅旗兩家而且顯得很有組織性？顯然聶的回憶同這一點不符。19
筆者根據種種不同材料，推斷出「揪回」彭德懷的過程大致如下：在周恩來主持的的中央專案組的會議上，做出把彭德懷揪回的決定。20 戚本禹指派閻長貴向朱成昭傳達了此命令。21 但是朱成昭前兩次所派人員被彭德懷感化均告失敗，特別是前兩批人員回到北京後，把他們在成都同彭德懷的談話記錄交給朱成昭。22 而朱本人則對彭德懷持有同情態度，就把這份談話記錄交給中央文革，結果被訓斥為「嚴重政治錯誤」。於是中央文革另起爐灶，馬上派北航紅旗去成都抓彭。在此情況下，朱成昭又派出以胡樂成為手的、１００多人的人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這時，彭德懷已經被北航紅旗的人馬抓走。地院東方紅依仗人多勢重，把北航紅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搶走了彭德懷。23 然而朱成昭第三次派人，則是受了周恩來的直接命令的。這也是朱成昭在其自述和接受宋永毅先生採訪時一直堅持的：抓彭德懷回來是周恩來直接下令的。根據閻長貴先生同筆者私下的通信也間接證實了此點。24
由以上所述內容可以推斷出，周恩來對於彭德懷「被揪」一事顯然非常清楚，並非《彭傳》所述：周恩來接到三線建委的緊急電話後，心知這一幕為江青所策劃，非常氣憤，又阻止不了，只能給以幾點指示。25
實際上就在１２月２３日凌晨４時左右，彭德懷秘書綦魁英緊急找到三線建委副秘書長楊沛，告之彭德懷被紅衛兵所抓。楊沛向三線建委副主任錢敏打電話告急。錢敏感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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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十分嚴重，電話中答覆楊沛道：「我立即打電話請求國務院，你們要好地保護他」。26 而周恩來在２４號才就北京航空學院等入川紅衛兵到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揪彭德懷進京一事電告中共中央西南局（並囑秘書電話告成都軍區）：（一）由成都軍區派部隊與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二）不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繫火車來京；（三）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在北京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住宿和學習。27 此時的彭德懷已經身陷囹圄。周恩來對於彭德懷的關心遠遠不如對毛澤東的指示或者江青的提議所做出的反應來得及時。
三、彭德懷被批鬥
在文革中，批鬥重要的人物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所要鬥的「走資派」、「反革命」、「叛徒」、「特務」等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決定，並將其交給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紅衛兵批鬥；另一種情況則是造反派或者紅衛兵提出要批鬥的名單，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決定是否給予批准。這兩種情況彭德懷都遭遇到了。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北航紅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鬥彭德懷，而這次批鬥是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作出的。28 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９日周恩來就西安「工礦企業聯合會」等六個造反派組織要求揪彭德懷到西安批鬥一事批示到：「中央文革小組討論過，現在暫不讓彭德懷到外地去鬥。」29 這恰恰從另一方面證實，彭德懷在北京遭到的批鬥是經過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同意的。
王力回憶說：我從秦城（監獄）出來後，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來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的說，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難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懷，戚本禹說他這是執行決定，是中央開會，總理主持做的決定。……他（們）問過汪東興、楊成武，是不是中央決定，他們說是的。再一條是把彭德懷交給群眾批判，結果搞成了批鬥，把彭德懷的肋骨打斷。戚本禹說這也是中央開會，總理主持，他執行的。他們也問了汪東興、楊成武，說確實是中央開會決定的。對此，王力解釋說：我判斷是專案組的會。專案組的會也是周恩來主持的。專案組就是辦這種事的。揪人、批鬥、關人都是專案組管的。30
雖然在這次批鬥中，周總理指示要「天派、地派聯合批彭」，並對批彭問題作了五點指示：不許搞「噴氣式」，不許武鬥，不許掛牌子，不許游鬥，不許搞「逼供信」。但是實際的情況卻是一旦交給那群對待他們認為是「叛徒」或者「壞蛋」的敵人，怎麼會手軟？這個是有前例可尋。１９６７年１月底２月初，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和國防科委副主任趙爾陸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況，周恩來是十分明白的。周恩來的這些指示無異於是給自己作一個政治表態絲毫起不了什麼大作用，事實證明也是如此，在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日，彭德懷在紅衛兵手底下受到嚴酷慘烈的拷打。在這場批鬥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懷，被「打翻在地」七次，遍體鱗傷，慘不忍睹。31 而中央專案小組的領導們，對此情況是十分瞭解的，因為至少有三個渠道：第一個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報》小組向中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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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提供最新動態的報告，而中央文革碰頭會正是周恩來主持；32 第二個是北京衛戍區的報告；第三個是來自紅衛兵自己組織的報刊。
彭德懷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衛戍區的報告上就寫的十分清楚。７月１９日在場的北京衛戍區警衛戰士於次日向「中央文革」寫了一個報告：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鬥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鬥。７月１９日到２２日，北京衛戍區對於彭德懷的監護記錄中寫道：彭德懷自１９日參加鬥爭會後，食宿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室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未吃飯，不能吐痰。讓他寫材料時說：「我現在不能寫。」我們說，那不行。他又說：「寫不了，要不殺頭算了。」到２２日精神稍好，起來後有點發牢騷，不斷出長氣……爾後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２０日說：「今天胸部疼的面積擴大，而且又重了些，從床上起來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話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７月２２日，衛戍區又向上反映，彭德懷被毆打後「胸部疼痛，呼吸困難，痰吐不出來，不吃飯，不起床。據醫生初步檢查（未透視），可能有些內傷」。33
在彭德懷遭受嚴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導致重傷後，付崇碧就把彭德懷的情況詳細報告給周恩來，並且附上胸片。２０號的病志顯示：胸部正位象X線所見：（１）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２）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３）右膈角內小量積液（血）；（４）右肺下葉部分不張。34 但是周恩來也僅是表示以後沒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鬥彭德懷，實際情況卻是周恩來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懷轉移或者實施其他措施例如隔離或者送至３０１醫院「監護」，受到重傷的彭德懷在隨後幾天仍然遭到批鬥和毫無人道的摧殘。
四、彭德懷專案組組長
實際上，彭德懷專案組組長一直都是由周恩來負責或者兼任。楊成武回憶：「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發生了彭德懷的問題，會後設立了彭德懷、黃克諏０附M，當時由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副總理負總責，具體的專案組長是賀龍兼任的」。35 專案組組長的掛名是有個潛規則的，直接掛名的專案組的組長要高於被審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辦」中主管彭德懷先是楊成武後是黃永勝，但是掛名的卻是周恩來。36 對於彭德懷專案組的組長一事，《彭德懷年譜》如此記述：「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專案組傳達中央專案領導小組指示，宣佈各辦公室領導成員和工作對象。彭德懷專案辦公室領導成員（略）。」37 一個略字，無字勝有字。
即使後來黃永勝接手主管彭德懷專案組，但是根據組織的原則，黃永勝也要把有關彭德懷的專案材料上報給周恩來，因為周恩來不僅是主持整個專案組的會議，中央專案委員會以及以後的中央專案小組，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其日常工作並直接向毛澤東負責。38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別審判庭在判決書中說「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黃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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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同意彭德懷專案組提出要對彭德懷『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對彭德懷進行迫害。」
但是事實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根據吳法憲的回憶原報告是這樣寫的：
永勝同志，遵照您對彭德懷結案材料可以上報的批示，現整理好，呈上，請審視。
時間為１９７０年年９月１７日。
黃永勝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
吳法憲說：按照我們當時的做法和理解，黃永勝批示的意思，應當是同意上報，而非同意該審查的結論。
吳法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彭德懷的問題不是黃永勝能說了算的。彭德懷的問題，中央早已經定了調子，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任何人對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黃永勝個人同彭德懷沒有什麼恩怨，他在這個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澤東辦事而已。其實，當時的各個專案組的工作，事無鉅細都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周恩來負責。大一點的事情，要由毛澤東來決定。這是當時黨內一般的組織原則，也是一個常識。對彭德懷這一類人物的處理，別說黃永勝對此事沒有任何決定權力，就是林彪、周恩來，也是作不了半點主的。」
吳法憲更是表示憤慨：「彭德懷的問題應該由毛澤東來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算到黃永勝的頭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黃永勝對彭德懷的問題是沒有決定權的。當時中央專案組上報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絕大多數都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簽字。我想這些文件應該都還在。為什麼只算沒有決定權的黃永勝的帳，而不算有決定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帳呢？」39
綜上所述，周恩來對於彭德懷所受到的迫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推而廣之，對於在文革中被中央專案組所迫害的成千上萬的人面前，周恩來同樣是罪不可贖，因為對於作惡多端令人談虎色變的中央專案組，周恩來則是其首要負責人。在反思文革這場人類浩劫的同時，有人卻以種種理由來為周恩來辯護，只能用毫無說服力和具有真實客觀性的「違心」來為之開脫，在鐵的事實面前，周恩來的本來或者歷史原有的形象，難道不應該浮出水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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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九章
賀龍被整與周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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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之所以倒台，其根本原因在於：在毛澤東眼裡，他是站在劉少奇、羅瑞卿一邊的，是不可以信任的。在賀龍被迫害的過程中，雖然林彪涉入很深，但是無疑又一次成為給眾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掩蓋劣行的「替罪羊」。
毛澤東最初確實沒有要打倒賀龍，只是考慮將賀龍奪權、讓賀龍靠邊。但是，由於賀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現使毛終於作出整肅賀龍的決定。賀龍對待劉少奇的態度始終不能讓毛澤東滿意。賀龍四處插手在先，林彪搜集材料報給毛在后。林彪僅是毛澤東安排搜集材料的其中一位。而成鈞等人供認的「賀龍兵變計劃」讓毛澤東徹底改變了主意。
周恩來在賀龍事件初期是伸出援手過（在本文不是討論的重點，如有興趣者請參看官方《賀龍傳》以及《周恩來傳》等）。但是致命性的兩封揭發信連使本來對賀龍持同情態度並給以有限保護的周恩來來了個１８０度轉彎。在賀龍被專案組審查和迫害的過程中，周恩來則更是難辭其咎。周恩來負責實施了整肅賀龍的決定。而且人們至今還沒有注意到的是：周在給賀龍平反的過程中有意拖延和阻撓，最終導致了賀龍在１９７４年並沒有完全被平反，而是留下了「尾巴」。薛明一家在最後也忠于明白事情的真相。
一、毛、劉衝突是賀龍遭整肅的根本原因
１．毛、劉衝突
中共黨史上每一次權力鬥爭都會冠之以路線原則鬥爭，並以此對所涉人員劃線。毛澤東的名言之一就是：「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2
三年大饑荒之後，在中共要員眼裡，毛澤東與劉少奇相比，一個是威望大損，而另一個則是如日東昇。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足以讓毛澤東懷疑自己的接班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雖然毛澤東後來承認：從政治上搞掉劉少奇是從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3 其實還要更早。
就在七千人大會以後不久，毛澤東已下令審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開始策劃排除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高層的反對派。4 隨著社教的進行，更是讓毛澤東覺得大權旁落。１９６４年，「四清」邉娱_始，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下鄉蹲點，但是遲遲不見動靜。劉少奇在南下視察安徽時候，發火：「幹部不蹲點，不能當省委書記、地（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甚至說沒有資格當中央委員。5 大批省部級幹部才紛紛下鄉。
除此之外，劉少奇還指責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辦法過時了。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劉少奇竟然含沙射影的説毛澤東的著作是「教條」的。對此，毛澤東不能不感覺到「大權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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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內心對劉少奇非常反感。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２日，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計劃工作，並要求毛澤東對財經工作掛帥時，毛澤東說：「我看還是少奇同志掛帥。我年紀大了，有時我妥協，他厲害……比如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點，說過去蹲點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時妥協，我有我的弱點。他有他強的地方。」6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底，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也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7 毛澤東在１２月２６日過生日時還說：「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8
於是，從七千人大會到四清邉樱珴蓶|和劉少奇的矛盾不斷深化，終於變得難以調和，終於使毛澤東認為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要整倒「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回到一線。
２．整肅羅瑞卿
對於毛澤東來說，到底誰是屬於「劉少奇司令部」的，並無明確範疇。但是，只要不是旗幟鮮明地站在我這邊，腳踏兩條船的，就是屬於被整的範疇。在毛、劉之間搞投機的人，想腳踩兩條船的人自然為數不少。而毛澤東下定決心，要搞「文化大革命」，前提就是要先把軍隊牢牢掌握。對於軍隊裡面那些毛澤東認為對自己不忠的人，對劉少奇親近的人，自然屬於要「清洗」之列。於是羅瑞卿便首當其衝。
羅瑞卿上任之初，曾經咨詢過彭真的意見。彭真告訴羅：你不去掌握軍權，誰去？任務雖重，但也有好處，可以多接近書記處，多接近鄧小平，多取得他們的指示。9 他們指的是誰，不言而喻。邱會作回憶到：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時候，上邊有人對羅瑞卿打招呼，讓他當國防部長。10 １９６５年春，劉少奇在昆明講接班人的問題時，提出一些人泡病號、不工作，豈不知，長期不工作，就是最大的錯誤。羅瑞卿在向林彪匯報工作的時候，就提到了劉少奇的這個講話精神。11 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８日，羅在國防工辦黨委會上說：「劉少奇怎麼不支持（指部院合併）？黨中央的副主席，戰時就是三軍統帥！」12 劉少奇在１９６５年５月，公開放言：我們的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13 羅瑞卿私下對其子女說：我們這些人（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是少壯派，以後要靠我們這些人。14 根據羅瑞卿自己的敘述，劉少奇曾經在背後散佈過周恩來的流言蜚語，這不正說明劉、羅走的很近嘛？15 在毛澤東看來，羅瑞卿的屁股已經坐在劉少奇那邊，已經是不可信任和重用的人。而奇怪的是，羅瑞卿在不同的場合下，包括公開的講話，關于軍隊事務的講話，竟然把劉少奇和彭真單獨點齣來，例如表示此决議劉少奇已經看過也同意了。如果説劉少奇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麽怎麽理解羅瑞卿爲何也要這麽提起彭真呢？16
羅瑞卿在手握大權之後，飛揚跋扈，得罪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帥，導致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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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為難，不得不把問題提交給毛澤東解決。17 壓倒駱駝腰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羅瑞卿斷然拒絕江青的提議。文革發動前夕，江青借解決軍隊文藝工作的問題為名插手軍隊，要求羅瑞卿支持其搞軍隊文藝座談會，被羅拒絕了。於是羅瑞卿成了毛澤東要發動文革的絆腳石，被毛澤東首先清除出局。正如文革史專家丁凱文先生所述：毛在文革中多次說過：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打倒了「彭羅陸楊」。「彭羅陸楊」是連在一起的，毛是作通盤考慮的，「彭羅陸楊」就是劉鄧司令部的前沿陣地。18
自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７日，林彪就開始病休，軍委日常工作由賀龍和聶榮臻共同主持。19 但是賀龍主持的國防工委和聶榮臻主持的國防科委因為機構重疊的問題，兩者矛盾重重，如同水火。中央軍委只得另組國防工辦來協調賀聶的關係。但是羅瑞卿在處理過程中，卻未能處事公道，偏向賀龍，引起聶的極大不滿。20 曾任賀龍辦公室副主任、賀龍的秘書何家為認為：賀龍和羅瑞卿的關係很好，但是軍委的其他幾位副主席都是受羅瑞卿打擊的。賀龍則不然，兩個人互相支持。21 毛澤東曾多次對羅瑞卿說，要多向賀龍請示工作。22 賀龍卻由此和羅瑞卿走的太過於近乎，不僅在工作中還是日常生活中。23 當毛澤東要拿掉羅瑞卿的時候，賀龍自然也在考慮之中。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２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聽取中南局匯報工作時有段插話（是一大段的插話），特別強調了要突出政治：「有的同志重業務、輕政治，是方向問題。但不是說，不要業務。……可見，搞個人野心總是搞不久的。我們黨五朝書記都不好，但也沒有人能把黨搞垮。最危急的是內戰後期，王明路線的幾年。遵義會議後十年，雖然還是洛甫當總書記，王明路線基本被克服。但抗戰初期，也有過王明路線。……因為搞個人野心，總要有幾個人合郑墒锹摻j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王任重說：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１６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西郊觀看大比武表演，１６日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管理處一棟兩層樓的小會議宣向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講話，講了半個多小時，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地方黨委抓軍事問題，一個是準備後事要搞接班人問題(接班人五個條件)。其中尖銳地提到五朝書記，但沒有與「野心家」聯繫起來。１９６５年１月毛主席講話特別強調了「野心家」，「野心家」指誰，當時誰也不知道，也不便問。24
毛在當年對羅瑞卿問題批示到：羅個人獨斷，羅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陰值娜耍偸抢瓗讉�人在一起。25 毛澤東在１月份的話不就是這個批示的翻版麼？
作為孤立和打擊羅瑞卿的第一步，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日被批。有人「策反」肖向榮：「羅瑞卿是犯了反黨性質的錯誤，你要與羅劃清界限，揭發羅的問題」。26 １１月３０日，批判肖向榮的會議結束之際，會議主持人王新亭特意來詢問賀龍：「賀總，現在批肖向榮，說肖向榮的後台是羅瑞卿。」賀龍反問為什麼，王回答羅諷刺林彪。賀龍說：「如果沒有別的根據，就不要胡亂猜疑。羅是扛大旗的，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林總的。說他反林總，這是不可能的事，你們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事隔兩天，也就是１２月２日，王新亭再次找賀龍，告之批肖的事情要出簡報並且將寫上羅是肖的後台。賀龍堅持說羅瑞卿絕不會反黨，這個不僅可以擔保而且可以傳達。27
實際上這是毛給了給賀龍一個表態的機會。毛澤東也給了林彪同樣的機會。在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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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毛澤東就要求林彪對羅的問題表態，並表示如果林身體不好可以由葉群代為匯報。在１１月底毛澤東召見葉群之後，從此有了「羅瑞卿反對林副主席」的說法。而毛澤東在１２月２日就大罵了羅瑞卿是野心家。28 林彪的表現比賀龍更令毛滿意。
於是，整肅羅瑞卿，賀龍被完全蒙在鼓裡。上海會議結束後不久，召開了中央軍委常委會，毛澤東決定不再讓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賀龍被葉劍英取代了！29 根據文革史專家余汝信先生的研究：因為羅所處的敏感位置，毛澤東當然認為會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風聲。惟多種材料及回憶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碼周恩來、鄧小平是知情的。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到達上海的當天，１２月５日，即召周恩來從北京飛上海。當天，周在毛召見後，即成為毛有關批羅指示的實際執行者。其他與會者中，起碼陶鑄、謝富治、葉劍英、肖華、楊成武、李作鵬、張秀川、王尚榮、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員中，劉少奇、彭真、賀龍等不知情並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羅與他們走得那麼近，提防還來不及，豈能讓他們事先知情！至於彭真，毛就乾脆以在京「看家」為名不讓他到會。30 而且周恩來還特意讓吳法憲對彭真封鎖消息！31
事情很明顯，賀龍已經同羅瑞卿成了拴在同一根繩子上的螞蚱，而且在毛澤東的眼裡已經成了劉少奇的人馬，屬於要拿掉的人！自然，下面接著批羅的事情，毛澤東沒有讓賀龍摻合，而是放了賀龍的「假」，為解決羅瑞卿問題的會議打開方便之門。同樣，毛澤東也有意暫時讓賀龍「清醒」，做個逍遙派，以免在解決羅的問題上又陷了進去。但是事實證明，即使後來毛澤東當面點撥賀龍之後，賀龍依然我行我素，終於導致自己被徹底打倒！
３．賀龍和劉少奇、羅瑞卿之間的關係
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底異乎尋常的發了「雷霆之怒」，以「四清矛盾」為出發點，於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３日、５日，毛澤東連續指責劉少奇，最後竟然得出結論說：白區的正確代表是李雪峰。32 最後由於王力和陳伯達的努力，劉少奇主動向毛澤東道歉，作為回應，毛澤東對一些領導人表示：「我批評了少奇同志了，但你們今後還是要聽他的話喲」33
從以後的發展來看，毛澤東此招純是「煙霧彈」。劉少奇的道歉就是真心的嘛？劉少奇很清楚，自己同毛澤東相比，最大的劣勢在於一個是軍隊，一個是毛澤東作為偉大領袖多年來樹立的崇高威望。34
而在１９６５年的５月２６日《體育報》和《解放軍報》率先刊登出《毛主席劉主席暢遊十三陵水庫》一文。接著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７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署名《體育報》、《解放軍報》記者的通訊報道《毛主席劉主席暢遊十三陵水庫》。全國各大報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８日紛紛轉載該文。雖為通訊報道，但是此事卻是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６日的事情。事過一年，《人民日報》才在頭版發表此事，究竟是為什麼？
此文完全是大搞個人崇拜。記者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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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車上步下兩位身材魁梧、和藹可親的人，邁著穩健的步伐，向水邊走去。正在水庫裡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學生和解放軍戰士，遠遠就認出這是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劉主席，人群中立刻響起一片歡呼聲：
『毛主席來游泳啦！』
『劉主席來游泳啦！』
青年們看到毛主席和劉主席紅光滿面，精神煥發，只覺得一股幸福的暖流傳遍全身。毛主席和劉主席撥開千頃碧波，肩並肩地向前游進。時而側泳，時而仰泳，神態悠然，輕鬆自如。青年們緊緊跟在毛主席和劉主席後面，鬥志昂揚，破浪前進。」
此時毛澤東遠在井岡山，而這次報道又是《體育報》和《解放軍報》記者搞出來的，羅瑞卿在此次游泳中又是全程陪同，文中又大肆為劉少奇唱頌歌，宣傳規模空前，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相對應的是，賀龍主管的《體育報》卻不登毛澤東語錄。
當毛、劉衝突伊始的時候，形勢並不明朗，中共高層或許只有周恩來一個人洞若觀火。周恩來在１９７１年對韓丁談話時明確指出文革的苗頭始自於１９６２年。35 斯諾在１９６４年訪華時要求訪問劉少奇，卻被周恩來拒絕，與之對應的是１９６１年蒙哥馬利訪華，周恩來得知蒙氏在探詢誰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時特意安排蒙與劉會面。36 鑒於會見外國人的特殊敏感性，周恩來此舉可謂微妙。而對應的是，當時掌握軍隊相當大權力的賀龍、羅瑞卿等人卻懵然不知，腳踏兩條船。對於毛澤東來說，不能一心一意，就是「小老鼠們，船要沉了，就要搬家了。」37
從１９６４年底到１９６５年初，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衝突愈演愈烈。38 當毛澤東決定要清除劉少奇時候，最擔心的並不是劉少奇的黨務系統，而是軍隊，是劉少奇對於軍隊的滲透以及軍隊高級將領的是否「變心」或者「腳踩兩條船」。
在１９６５年５月份召開的軍委作戰會議，引入注目，廣為人知的是林彪兩次對羅瑞卿的動怒。第一次是因為羅瑞卿在召開之前並沒有和林彪商量。39 第二次是因為葉劍英等人告狀，羅瑞卿自作主張作了作戰會議的總結講話，拆了葉的台。40 不為人們所注意到的則是，５月１９日劉少奇接見在北京召開的軍委作戰會議全體成員。羅瑞卿事先請求在京常委接見與會人員，但是林彪以健康理由推遲。林彪突然改變主意，臨時到場，並在劉少奇宣佈散會之時，表示要講話。41 林彪否定了與會領導包括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已經認可的與會者的發言。此意表明劉少奇並不能在軍隊中享有決定權，進一步延伸則是代表毛澤東講話的林彪阻止在中央主事的劉少奇插手軍隊事務。
與此成鮮明對比的是，羅曾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份講：「軍隊幹部參加地方社教邉樱瑧摪凑談⒅飨闹甘巨k，劉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執行，但要先試點，劉主席也是這樣講的。」42 賀羅在視察軍隊的時候，更是露骨：「我們是代表劉主席來看望你們」。43
同此事相互對應的是，劉少奇在同年夏天，悄悄走訪賀龍。根據賀龍子女的回憶，劉少奇和賀龍話不投機，並當面批評了劉少奇：一九六五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劉少奇不預先通知就突然來訪。劉少奇坐了一會兒，沉著臉走了。爸爸氣得在屋裡走來走去，憤怒地自言自語：「想搞什麼名堂！？有什麼了不起？不尊重毛主席，我就要批評，就要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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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44 雖然賀龍子女百般「澄清」，仍然表明：劉少奇在文革前夕極力拉攏串聯賀龍並不是子無虛有的事；劉少奇同樣希望能夠獲得軍隊高級將領的支持，取得同毛澤東鬥的資本，同毛澤東抗衡。筆者認為劉少奇對賀龍做了某種承諾，賀龍在文革初期才表現的有恃無恐。這種拜訪並不是沒有結果，在文革展開之後，賀龍對劉少奇的態度相對於其他一些高級將領例如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陳毅等是迥然不同的。45
而在上海會議批羅瑞卿，劉少奇飛到上海還沒有下飛機，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徐業夫就把批羅的資料送上飛機。46 當天晚上，劉少奇來到賀龍住的地方，詢問賀龍是否事先知道批羅。賀說不知道。劉少奇說：「這麼說，咱們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嘍。」47 劉的這句話，意味深長。
劉少奇為什麼要找賀龍問呢？
聶榮臻說：「劉鄧只聽賀龍、羅瑞卿的話，不安排，不聽我們的意見。薄一波也出來說：『什麼新型材料，我不懂。賀龍６２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要中央重新考慮『二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方針。』羅瑞卿與賀龍一唱一合，大叫：『能安排的就要安排，不能安排就堅決不安排，國防工業生產耽誤了，工辦負責任。』」48
上海會議期間，已經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絆腳石」的羅瑞卿被整，在此時，同羅瑞卿關係密切的賀龍，並沒有表現出同羅劃清界限。除此之外，賀龍同劉少奇彭真等人的密切關係，也是賀龍被毛澤東懷疑成「不能夠繼續重用的軍隊領導人」的重要原因。49 因此，在同次會議上，賀龍被解除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權力。
４．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
應該說，賀龍對於毛澤東是支持的。突出表現在：（１）二、四方面軍北上同一方面軍會師；（２）在延安整風期間，賀龍積極支持毛；（３）賀龍領導的晉西北根據地對於延安的大力支持；（４）建國後的廬山會議。特別是廬山會議，賀龍出於個人恩怨猛攻彭德懷的表現讓其成為直接受益者。
但是，關於賀龍在廬山升任軍委副主席一事卻存在著諸多不實說法。50 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１日毛澤東主持的八屆八中全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彭德懷、黃克盏墓ぷ鞲膿Q問題，請大會討論，同時並決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彭德懷。51 周恩來找林彪談話，傳達毛澤東的意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全軍的事都要管。但是林彪推辭不幹。52 同時林彪私下委託羅榮桓和羅瑞卿向毛澤東進言，林彪身體難以勝任國防部長，賀龍則是合適人選。53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聽取意見，還是決定林彪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賀龍為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第三副主席。54
賀龍在「突出政治」，突出「毛澤東思想」方面也不落人後，徐寅生如何用毛澤東思想打乒乓球」就是一例。55
應該說，毛澤東對於賀龍是十分信任的，當林彪以身體原因不能繼續工作時，宣佈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56 那麼毛澤東什麼時候開始對賀龍不放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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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述，毛澤東對於劉少奇插手軍隊是嚴加防範的，對於軍隊表現持有二心的將領是很懷疑的。恰恰在１９６４年四清期間許多人都感覺到毛、劉之間出現微妙不合的時候，賀龍的表現可謂獨樹一幟。57
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８日，賀龍視察解放軍政治學院。賀龍公然說：「社會主義教育邉拥目偹玖钍莿⑸倨妗！埂敢葬釄蟾嬉涍^羅瑞卿批准，你們為什麼不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做報告，王光美也可以嘛，他們是靠的住的。」58 值得一提的是，賀龍在一些敏感時候公開場合的講話不能不讓毛澤東重新考慮賀龍的立場。
私下裡的賀龍，對於毛澤東和劉少奇有過比較。賀龍對其長女賀捷生說：「你在宣傳部工作，不能犯錯誤太多，特別是《論共產黨員修養》，你這個小黨員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覺不靈，幹不了什麼大事，一定要向《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請教。」59 另外，賀龍由於性格豪放，經常不拘小節。１９６２年毛澤東接見國家乒乓球隊並觀看球員表演，賀龍站在門口看了１０分鐘就走人。１９６４年毛澤東接見邉訂T，賀龍沒有露面。在１９６６年國際乒乓球邀請賽閉幕式上，樂隊奏《東方紅》，全場起立，賀龍卻一個人起身走了。薛明在家裡從電視上看到這一場景，禁不住喊出聲：「糟了。」60
但是，在中共的高層，竊聽、監視甚至互相臥底的情況屢見不鮮。有關人員的往來、談話、行動都會有人注意並且上報。61 毛劉之間更是如此。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毛澤東離京四處「交底」，密值箘⒉渴稹５窃谥心虾５膭⑸倨孓k公室收到一份無抬頭、無署名，打印在一張白紙上的毛澤東在外地與幾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其中有毛澤東談四清邉樱骸竿豕饷涝诤颖笔「闼那澹颖笔☆I導不了，華北局也領導不了，是他（指劉少奇）親自領導的。他有他的長處，我有我的弱點。他有一股硬勁，我愛妥協。我說不行，他說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瞞不住他……。」62 而毛澤東也不示弱。羅瑞卿在任公安部長時，曾經因為交報告少而遭毛澤東訓斥：你的黨性比XX差，比XX委的人差，他們XX部，XX委買茶葉的事我都知道，你們公安部的事情我不知道。」63 毛澤東真的不知道公安部的事情？毛澤東是在提醒羅瑞卿不要自己做大，太過於自主。
由此可以推論，賀龍的諸多不敬行為，瞞過毛澤東的可能性不大，且不說其有部分是公開講話。這些「大不敬」很容易在毛澤東那裡產生歧義，在毛澤東緊盯劉少奇，防止劉少奇挖自己軍隊牆角的關鍵時刻，賀龍的這些話在毛澤東聽來，無異與是向劉少奇表忠心。不僅地方大員黨務幹部唯唯諾諾，視若神明，連屬於自己「禁臠」的軍隊系統幹部也向劉少奇輸铡＿@些無可避免的進一步加劇毛澤東要搬倒劉少奇的想法，猶如多米古諾牌效應，反過來會加深毛澤東對賀龍的猜忌和不滿。
毛澤東準備在國內做「大手術」的時候，出於安全考慮，借赫魯曉夫下台之機，決定同蘇聯緩和關係。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中央派出黨政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副團長賀龍)離京赴蘇參加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４７週年的慶況活動。但是，期間卻發生了令毛澤東震驚的一件事。１１月７日晚上，蘇聯國防部副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倣傚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同志一聽這話，立即很嚴肅地對他說：「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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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黨和你們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會實現的，而且是錯誤的。」周恩來在聽取賀龍報告後一再向蘇方提出強烈而嚴正的抗議，直至勃列日涅夫道歉。64
事情更加嚴重的是，１１月８日，美國、英國等國的通訊社根據頭一天馬利諾夫斯基一事從莫斯科報道：這裡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65 對照歷史，蘇聯通過共產國際的組織手段，改變別國黨的領導人，不是沒有先例。共產國際解散後，在斯大林時代以及以後的若干時間，蘇聯也從別的國家黨內找到內應並施加影響和壓力，從內部進行顛覆，以改變不按其指揮棒轉的別國黨的領導人。66
這件事有雙重效應。其一是大大影響了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其二是當賀龍被整肅之後，周恩來會變本加厲來整肅賀龍以洗清自己在其中的干係。
這些事對賀龍的影響絕對深遠。
赫魯曉夫的下台與上台都與軍隊密切相關。著名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如此評論：搞掉赫魯曉夫得力於軍方的支持。馬林諾夫斯基如此猖狂挑釁，對毛澤東有何影響，不得而知；但可以確知，毛澤東此後想到了政變問題。67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以後的幾個月中，毛澤東提出了防止和對付「兵變」、「政變」的問題。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說，不要怕兵變，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應該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１９６５年底和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間，毛澤東問過軍隊和地方幾位領導同志：如果北京發生政變，你怎麼辦？肖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上海會議後，主席又問許世友同志，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麼辦？主席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68
１９６６年４月，江青對劉志堅表現出憂心仲仲的樣子，說她耽心「毛主席在杭州的安全沒有保障。」劉志堅立即轉告總參植浚倕⒅部立即通知南京軍區許世友採取措施，加強對毛澤東的安全保障，許世友立即作了部署。總參請劉志堅將此情況報告周恩來和軍委。劉志堅從上海趕到杭州，向周恩來、林彪、葉劍英作了報告。69 此後在「兵變」、「政變」的問題上的定位一直到林彪作了著名的「５１８講話」時到了一個頂峰。
那麼，毛澤東擔心誰會搞「兵變」？１９６５年底和１９６６年初，毛澤東在武漢和杭州的時候，曾經兩次同陳再道談話：「中央可能會出現修正主義分子，你是聽誰的呢？聽我的，還是聽什麼人的？你不是已經揭露了羅瑞卿了嗎？豈只一個羅瑞卿呢，還有比他大的呢，他們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魯曉夫搞斯大林那樣來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趕赫魯曉夫下台那樣來逼我下台。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為我是在和你講故事。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你們怎麼辦？」陳再道表態說：「主席，你放心，我是堅決地站在你這一邊的，堅決地要和一切修正主義分子進行鬥爭，而且要鬥爭到底。我除了你其餘誰都不認。這點，已經有人跟我打了招呼了。」70 或许正是這個表態才讓陳再道在「７.２０事件」後仍然被毛澤東稱之為「同志」，得以保全性命？。
那麼誰是比羅瑞卿更大的人物？ 440
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珠L。」71 至此真相大白於天下！
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寫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賀龍、羅瑞卿正是毛澤東心目中混進軍隊裡面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中國有句俗話，蒼蠅不盯無縫的蛋！在蘇聯人眼中，賀龍自然是「有縫的那隻蛋」。而毛澤東在發動文革的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是「防止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來作「秘密報告」，同蘇聯這麼搭上界的，自然屬於被懷疑之列。所以無論以後賀龍如何洗涮自己，總是有點「跳進黃河裡也洗不清」的味道。
劉少奇說：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志講，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起來？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72
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澤東表示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賀龍被搞錯了。但是同時，毛澤東也表示：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73 可見，賀龍的「軍閥」形象對毛澤東的刺激甚深。筆者認為：如果說發生兵變，毛澤東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賀龍。
５．林彪與賀龍的歷史糾葛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曾經向賀龍談起林彪，並對林彪做了一番負面的評價。諸如林彪表面上承認毛澤東的領導而背後卻寫信要撤換他（指會理風波－－筆者註），另外林彪愛出風頭不能顧全大局等。賀龍借此事詢問陶鑄，知不知道林彪在歷史上的問題。陶鑄告訴了林彪。74 根據羅瑞卿的回憶，賀龍對此表示了極大的義憤！75 薛明回憶：早就知道林彪的歷史問題，而且做過揭發！76 薛明說：周恩來告訴賀龍同志，陶鑄向林彪反映賀龍講了林彪在長征中的壞話！77
根據《賀龍傳》的記載，蔣介石曾經在１９３８年１月於洛陽召集第二戰區軍官會議，林彪、賀龍等人都參加了。會後，林彪曾給賀龍寫了一張紙條，上面寫道：「蔣介石是有抗戰決心的，我們回部隊後可吹吹風。」此事成了林彪的心事。78 筆者認為，此事有被大肆渲染之舉。在國共合作抗戰的初期，表達過類似意見的不少，彭德懷還喊過蔣介石萬歲，周恩來也說過不少蔣介石的好話，歷史環境使然。
薛明在延安曾經揭發過葉群，此事被認為後來林彪整賀龍的原因之一。在延安，薛明揭發葉群那件事，明明是薛明的錯，如今一邊倒的回憶錄都咬定葉群有特務嫌疑，其實是不公道的。當時延安整風中的「審查幹部」邉樱蛘呓凶觥笓尵冗動」，普遍存在的過左的傾向，片面誇大敵情，冤枉好人。如今都說是康生的錯，其實錯者絕非康生一人，否則也不會成為「邉印埂ＴS多人成為受害者，諸如柯慶施、陶鑄和曾志，等等。最慘的當然是王實味，直到被冤殺。葉群也是受害者。像葉群和薛明這樣來自大城市的青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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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是懷疑的重點。我們不排除薛明也曾遭到過懷疑的可能。薛明揭發葉群，有可能是受到了左傾思想的影響，也有可能是為了撇清自己，也有可能是出於女人間的嫉妒。不論何種原因，事後總應該有個正確的態度。認為自己是革命的，沒錯。但不要非得把別人說成是不革命、反革命、特務。事後不僅薛明沒有一個正確的態度，賀龍也沒有。甚至現在寫回憶錄的人也沒有，就因為葉群是林彪的老婆。「搶救邉印棺龅絼e人頭上是不對的，是毛澤東、康生的錯。做到葉群頭上，難道就是對的嗎？
筆者認為，第一件事，毛澤東難逃挑撥離間之罪。如果林彪真的有錯誤，毛澤東有權利批評，但是在另一位高級將領賀龍面前談及，實在是不利於團結，而是呈口舌之快，搬弄是非。第二件事公正地說，林彪是做了一件好事。歷史也證明了蔣介石有抗戰之決心。為了抗戰抵禦外侮，利用蔣介石，鼓舞士氣，何罪之有？第三件事，筆者認為諸多文墨騷客應該客觀看待歷史和秉直書寫歷史，而不是「為政治服務」。試想，賀龍在最後時刻，不就是因為「一切都要為政治服務」而被耽擱，以至於不幸身亡！
其實除了宿怨之外，林彪對賀龍還有「知遇之恩」。
彭德懷在１９５９年的７月１４日上書毛澤東後，其下台的命呒匆詻Q定。林彪在８月４日出席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向新上廬山的中央委員傳達中央的精神。林彪說：「…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一批援兵。……」79 但是什麼時候毛澤東開始同彭德懷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們討論國防部長「換馬」的呢？根據《彭德懷年譜》，毛澤東在８月１日對於彭德懷提出的不再管軍委一事表態說「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幹。」80 但是在８月７日，毛澤東單獨同彭德懷談完之後，彭德懷委託其秘書寫一個辭掉國防部長、軍委委員、政治局委員的信。81 在８月１１日毛澤東主持的八中全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彭德懷、黃克盏墓ぷ鞲膿Q問題，請大會討論，同時並決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彭德懷。82
但是林彪對於此事的反應如何？根據當時林彪的秘書關光烈的回憶，林彪對於此事非常不感興趣。早在１９５８年軍委擴大會議「反軍隊教條主義」的時候，林彪就寫信告訴毛澤東，說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林彪還委託羅榮桓向毛澤東說自己不想幹，毛澤東批示還是要林彪干。83 但是舒雲並沒有解釋林彪不想幹什麼。根據FrederickC.Teiwes和WarrenSun合著的《TheTragedyofLinBiao：RidingtheTigerDuringtheCulturalRevolution１９６６-１９７１》中透露，根據他們的採訪，對於廣泛流傳的：
廬山會議期間，彭真從廬山打電話給羅榮桓，通報了會議情況，並說，毛主席準備讓林彪接替彭德懷國防部長的職務並徵求未出席會議同志的意見。羅榮桓說，國防部長外事任務較重，林彪身體不好，似不宜擔任這一職務。羅榮桓建議由賀龍任國防部長。彭真向毛澤東報告了羅榮桓的意見，然而未被採納。84
事實真相則是，正是林彪私下委託羅榮桓這樣做的。林彪同時委託羅瑞卿向毛澤東進言，不同意林彪出任國防部長，所有這一切充分表明了林彪對於出任國防部長毫無興趣。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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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光烈的回憶則證實了這一點。１９５９年的廬山回憶開到一半，毛澤東命令林彪上山（筆者註：根據種種材料筆者推斷林彪是７月２９日才上廬山；亦有材料認爲林彪是２５日上山，例如最新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林彪日記》86）。林彪上山後，周恩來找林彪談話，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由林彪擔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全軍的事都要管。林彪讓關光烈給周恩來打電話，說他的身體擔當不了國防部長。87 ８月１７日八中全會決定撤消彭德懷國防部長和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同時決定林彪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賀龍為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第三副主席，但是正式公佈則是在９月１７日。
二、毛澤東終於作出整肅賀龍的決定
１．賀龍在文革初期的表現
值得指出的則是，賀龍雖然被毛澤東暫時拋棄在一邊，但是並無要繼續整肅的理由。可是賀龍自己並沒有認識到毛澤東用人的戰略，沒有認識到自己可以成為牽制林彪的一個棋子。在毛澤東整肅劉少奇的時候，賀龍不積極同劉少奇劃清界限，沒有能夠反戈一擊，於是賀龍在毛澤東的棋盤上成了「閒子」。而賀龍自己卻不甘寂寞，到處插手，從而導致自己被動，以致被整。
（１）文革初起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而彭真掌控下的《人民日報》遲遲不予理會，直到１１月３０日才轉載。此事後來成為彭真對抗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罪證。各地方報紙轉載的時間各有不同，華東各省率先響應，很多省卻按兵不動。毛對此極為惱火，成為以後算賬的一個依據。
賀龍在這之中的表現肯定是不能令毛澤東滿意的。有一個例子是四川省委當局對於是否要在《四川日報》上轉載姚文元的文章舉棋不定，於是向鄧小平打電話請示，碰巧鄧小平不在，於是又打電話給賀龍，賀龍回答不轉載。於是，《四川日報》便沒有及時轉載，一直拖到到１２月１８日，比北京還晚了半個多月。88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澤東同康生連續三次談話。毛澤東嚴厲批評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並表示：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毛澤東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批評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要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康生後來在５月５日和６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示毛澤東的這三次講話貫穿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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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問題：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現在已經出了，彭羅陸楊，田家英、鄧拓、廖末沙都是，向中央進攻，要進行「文化大革命」。
３月３１日，康生奉毛澤東之命回到北京並且當日將三次談話紀要給周恩來、彭真看並匯報四個小時。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來不僅正式寫報告給毛澤東，用來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及為貫徹落實毛的指示而準備採取的措施。報告中說：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即「二月提綱」——筆者註)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志加以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同時，周恩來還特意用打電報的方式告訴毛澤東以示鄭重，表示對毛澤東給以堅決的支持。89
在４月９日至１２日，此時的劉少奇忙正忙與外事活動，由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同志參加。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90 周恩來明確指出：《彭真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周恩來同時警告彭真：想不通可以保留看法。你現在需要沉默。毛主席看過那些人的文章，而且是親自批准發表的。你我還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都應尊重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不能再出現任何裂痕了。91 實際上，就是讓彭真閉嘴，老老實實的等著挨批！更為重要的是告訴彭真，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我們是不會站在你的那一邊的！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聖諭」，違抗不得！
賀龍在４月９日由成都回到北京。彭真在這緊要關頭，在４月１１日晚拜訪賀龍。92 彭賀如何談的現在是無從知曉，但絕對不會是如往常一樣談笑風生。聯繫到上文，劉少奇的拜訪以及那篇不容忽視的報道，賀龍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表態，也就不難理解。
（２）賀龍「插手」軍隊
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澤東與卡博、巴盧庫談話，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珠L。」「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珠L，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93 筆者認為，毛澤東主要是針對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全會、海軍黨委三屆三次全會及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和總參「８.２５事件」而言。
杖缬嗳晷畔壬治觯醒朐冢翟路菹掳l的[６６]２６８號文件，尤其是肖華發言對劉亞樓的指責，才是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全會造成混亂的根本原因。94 在會議中，空軍黨委常委形成了三派：１、吳法憲、余立金；２、劉震、成鈞、曹裡懷、譚家述、常乾坤、徐深吉、王輝球；３、張廷發。吳余在會議初期是被批派，也是少數派。吳法憲回憶到：北京軍區空軍還比較好，沒有跟著起哄，其他如瀋陽軍區空軍的黃立清、南京軍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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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的聶鳳智、廣州軍區空軍的吳富善，都是些老資格，還有成都指揮所的高厚良、武漢軍區空軍的傅傳作、廖冠賢等，他們和常委一些人結合在一起，哄啊、鬧啊的，……。95
眾所周知，中共軍隊歷來是講山頭的，紅二方面軍的幹部在中央的「山大王」自然是賀龍。會議中間，６月１９日晚飯後，原紅二方面軍出身的黃立清、傅傳作、廖冠賢等三人到賀龍同志家裡。賀龍同志主動問及空軍黨委全會情況，說了一些看法，而這些看法是同林副主席、葉副主席的看法是對立的。96
根據吳法憲的回憶：「與此同時，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等原紅二方面軍的幾個幹部，又到了軍委副主席賀龍那裡，向賀龍匯報說，空軍黨委正在開會，空軍的問題很多，到現在，已經亂糟糟地開不下去了，吳法憲已經不能主持會議了。據說賀龍當時說：『這個會，吳法憲、余立金他們不能開，你們就組織起來繼續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嘛』。這個情況是真是假，我鬧不清楚。因為我當時沒有直接見到賀帥。這些話我當時並不知道，都是以後成鈞他們自己做檢討時講出來的。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他們都同時說到了這一點。」「賀龍還表示：『吳、余是有錯誤的』。」97 賀龍當時還說過：「看來，空軍這個標兵是有些問題。過去不但你們受了蒙蔽，我們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問題揭開來好。有問題不揭，將來捂出大事來，那損失就大了！」98
姑且不論吳、余是否真的是有錯誤，賀龍未經與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對空軍高層的矛盾匆匆表態，給吳、余定性，這對於這次會議中的矛盾激化無疑是起了重大作用。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賀龍的這種私下表態行為就是一種「地下活動」－明顯是違背了組織原則的。
相對於同時「插手」的葉劍英，賀龍明顯表現出政治上的「幼稚」。會議初期，６月９日，葉劍英專門給空軍常委寫了一封信，內稱：「空軍黨委領導核心一定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達到團結的目的。黨委要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要經常互相見面，相互間要經常提意見。對其他同志的錯誤不要當作某種資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錯誤，要隨時提出來，不要使問題成堆。希望你們這次會議是在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大好形勢下進行的勝利的會議，是團結的會議。」99 葉劍英說的是「官話」，態度是不偏不倚。
而且此時的葉劍英沒有獨斷專行，而是經常同林彪聯繫，及時匯報會議情況。100 林彪在得知空軍七常委聯名控告材料內容之後，對葉劍英稱：「空軍這個情況不正常。劉亞樓、吳法憲有缺點、有錯誤，應該批評，但是這種作法不對頭。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機，搞罷官奪權。」101 根據吳法憲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的交代，林彪當時說：「在空軍現在這個領導班子中比較起來還是吳法憲、余立金比較正，劉震、成鈞等人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是不允許的。」102
而葉劍英在聽了林彪對海、空軍黨委全會、擴大會議的意見後，「在當晚就報告了鄧小平，小平說他完全同意。第二天７月４日在劉少奇那裡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周恩來、鄧小平、陶鑄和軍委常委賀龍、聶榮臻、陳毅和葉劍英都參加了。「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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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會議專門研究了海空軍黨委擴大會議的問題，由鄧小平親自記錄。
「一、黨絕對不能允許搞地下活動，劉少奇特別指出，犯錯誤，路線錯誤是第二位的錯誤，搞地下活動是第一位的錯誤。應該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公開講自己的意見，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二、肖勁光、蘇振華、吳法憲、余立金四同志，已經進行了自我批評，不夠的，以後還可以再講。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這個機會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黨委全會和黨委擴大會議這種方式撤換領導的做法是錯誤的。」103
對於幾乎同一個時期的海軍黨委三屆三次全會中暴露出的矛盾，林彪亦同時指示：海空軍的問題要解決，海空軍現在的班子不要動。104 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常委的意見同林彪是完全一致，就是現在領導班子有錯誤可以批評但是不能罷官，更不能通過「地下活動」來搞！
在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劉少奇主持的７月４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賀龍是參加了的。賀龍同中央唱了反調。賀龍在７月１１日召開的討論空軍問題的中央軍委常委會議上，表示：「個別也可以做些調整嘛」105 而眾多的賀龍傳記，視７月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議而不見，把賀龍的話作為賀龍反對林彪的證據是站不住腳的。
就在７月１１日晚，賀龍大發牢騷：同林彪的鬥爭，只要我不死，我就同他鬥爭到底。我就不相信他這一套，他這個人為什麼就不能反對，他能代表黨？反對林彪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他就是想利用黨和毛主席的威信嚇唬人，使別人不敢講話。106 根據范碩的說法，「在７月１１日，葉劍英傳達中央常委的意見，針對空軍常委中有人搞小動作，企圖撤換空軍兩個第二把手的問題，提出批評。他形象引用三國人物的典故，批評某些人『罷官』『奪權』鬥爭，真是『天下英雄誰敵手，可惜今日無曹劉（暗諷空軍中的曹裡懷、劉震）。」107 現在難以得知的是，賀龍的這番牢騷如果是真的，難道真的僅是對林彪一個人？毛澤東在６６年９月９日要求賀龍對一些對其不滿的同志包括林彪登門拜訪，這些其他同志都是誰？葉劍英的那個比喻對於賀龍來說，不也是個諷刺？
據知情人告之，這些老同志之一就是葉劍英同志。
林彪對此心知肚明：「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不僅我們黨沒有今天的勝利，就是我自己也沒有今天，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這個人。如果在賀龍底下，在張國燾底下，我早就沒了，腦袋也早就沒有了，一定沒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沒有，而肯定地沒有，而是肯定地沒有的。張國燾能允許我這種人嗎？是絕對不會允許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賀龍能夠允許我存在嗎？那就變成段德昌，（二十八年開到鄂豫皖去的……）賀龍不會留我，張國燾不會留我。」108
不僅林彪清楚，就是其他人也清楚。鄧小平說：（林彪）至於和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109
據筆者所知，陳錫聯曾經揭發，在文革初期，時任瀋陽軍區空軍政委的黃立清告訴陳：如果他們（指吳法憲）整我，我就到賀老總那裡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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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總參「８.２５事件」（依據筆者手中最新的總參的材料，此事件主要應該由楊成武負責）
「８.２５事件」的主角王尚榮說：他是在那種「革命」氣氛中，胡糊塗塗簽名的。他是賀龍的老部下。是不是糊糊塗塗簽的，筆者沒有關鍵材料來證實。
８月２２日，楊成武在京西賓館禮堂召開總參機關師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機關開展文革的動員報告。會後，有人就在總參機關所在地貼大字報，總參的一些部、局，也貼出一批大字報，其矛頭大部分是對著總參領導對著楊成武。
８月２５日下午，毛澤東要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本來總參外事局局長潘振武為引見人。但是外事局參謱O啟祥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打電話，說他代表革命群眾，要求毛澤東不要讓潘振武參加接見。徐業夫將他接到孫電話事告之楊成武，楊請示了周恩來，周同意了楊為照顧群眾情緒，不要潘參加接見的建議。
但是外事局一些幹部對此不滿，借２５日下午總參黨委召開會議之時，衝到會議現場質問楊成武，楊成武對外事局衝擊會場的同志做了解釋。這些衝擊會場的幹部退出後，楊成武又向到會的總參黨委委員和列席的部、局領導重複了一遍。王尚榮是總參黨委委員，參加了這次黨委會。楊成武兩次敘述潘未參加接見的經過，王尚榮都是親自聽到了的。但是當天晚上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等帶頭簽了名的大字報就貼出來了。隨後各部、局馬上響應，紛紛貼出了大字報，表示對外事局部分人的「革命行動」的支持。總參機關的形勢，發展異常迅猛，使人有「烏雲壓城」之感。110
周恩來獲知此事，打電話告楊成武，要楊提高警覺，並說人家都要奪你權了，你還不知道。隨後，周還親筆寫了一信說明事情原委，徐業夫也於２７日寫信給總參黨委作出解釋。總參黨委收到兩信後，第二天公佈於眾。二人的信立馬把局勢翻盤。
８月３０日，葉劍英在三座門開會，總政治部主任肖華講話指出此事是錯誤的，副總參珠L張愛萍也批評了王、雷。王、雷做了自我批評。111
下面的陳虹的說法，是國內黨史出版物的關於林彪作用的一個「流行說法」：
本來事情已經結束「可是林彪知道了，卻抓住不放，他說此事一定有後台，要撤作戰部長、副部長的職」。「第二天，林彪親自召集軍委會，老帥們大都參加了，賀龍副主席也到了會。林彪講了對『八二五』事件看法後，堅持要撤掉王、雷的職務。他的意見得到了與會人員的認可，於是會上決定撤銷王尚榮、雷英夫總參作戰部正、副部長職務，交代問題。隨後軍委給各大軍區和軍兵種發電，宣佈了王、雷被撤職的事，作戰部掀起了對王尚榮、雷英夫的揭發批判。總參各部局的同志也到作戰部參觀大字報。這就使總參機關的局勢得到了控制，變得較為平穩」。
陳虹又說：「客觀地講，林彪當時利用了『八二五』事件，對王尚榮等人進行了迫害，並借這個事件整了賀龍同志，這件事的平反是完全應該的。但這不等於說這個事件就是正確的。就這件事本身來看，不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不能說成是對的」。
余汝信先生評論到：筆者十分同意陳虹最後這段話的後半部分，卻難以同意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對總參「８.２５事件」的定性，周恩來早在林彪之前已認定是王、雷要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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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周不是說了「人家都要奪你權了，你還不知道」嗎？林彪後來堅持要對王、雷按原則處理予以撤職，並沒有什麼錯，否則，作為軍隊中樞的中樞——總參機關的局勢難以穩定。而且，這一處理意見得到了軍委常委會議全體與會者（包括賀龍）的一致認可，不能說是林彪一人對王尚榮（陳虹此處沒有提雷英夫）的「迫害」。陳虹文章還多處為楊成武開脫，認為楊並無意要處理王尚榮，這恐怕也有違當時事實。總參大院內發生的事，楊成武不主動去匯報，周恩來、林彪怎會這麼快就知道？以楊的脾性，周、林對事件的性質都已表了態，維護了楊的權威，楊高興還來不及，還會為王尚榮說什麼好聽的話？112
而事情的關鍵還在於，在這大字報上，不僅有王尚榮的簽名，還有賀龍辦公室的人。113 賀辦還隨後另外起草了一張「炮轟辦公室黨委」的大字報，矛頭指向楊成武，號召向王尚榮學習，雖然賀龍、薛明並沒有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而且賀龍對大字報內容也不是很瞭解。但是事後，薛明還是為此做了檢討。114
而王尚榮在被「揪」出來之後，王的愛人打電話給薛明，說王尚榮想見賀龍。115
針對此事，林彪批示到：這件事與不久前煽動空軍顛覆吳法憲、海軍反對李作鵬、王宏坤等「同出一個根源」，並報告毛澤東。116
２．毛澤東決定整肅賀龍
賀龍上述的所作所為使毛澤東非常不滿，但是更重要的是賀龍對劉少奇的態度、賀龍與林彪的關係終於使毛做出了整肅賀龍的決定。
８月５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指名的批評了劉少奇。就在當天晚上，周恩來約各元帥（包括賀龍）談話，談了三個多小時。117 周恩來此舉，明顯是在向各元帥交底。吳法憲回憶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據筆者考證實為６日）周恩來親自向軍隊主要領導人打招呼，傳達毛澤東的「大字報」精神。與會者除吳法憲外，還有楊成武、張愛萍、肖華、許光達、肖勁光、蘇振華等人。周恩來將毛的「大字報」向眾人連續念了兩遍，並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先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118 周恩來向各位元帥交底只會比同吳法憲等人交的更深。
隨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和會後召開的一系列解決劉少奇、鄧小平「問題」的黨內生活會上賀龍並沒有表態，用當時的話說就是向毛澤東表示「忠心」，同劉少奇劃清界限。毛澤東問賀龍：「你發言了沒有？」賀龍說：「還沒有發言。」毛澤東又問：「怎麼不講一講？」賀龍回答：「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119
此外，有知情人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軍隊系統將領與會人員只有賀龍一個人對批劉、鄧不積極，這也可以從《賀龍年譜》以及其他材料反向理解得知。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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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同劉少奇藕斷絲還連。不僅不劃清界限，在王光美受紅衛兵衝擊後，賀龍見王騎自行車上班不安全，特地從軍委總參派出一台卡車保護王上下班。121 ８月１８日劉少奇上了天安門，但是一位工作人員發議論：「今天場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劉少奇有點灰溜溜。」賀龍當場批評：「你這個同志是咋個搞的嘛？一個國家主席，有什麼可灰溜溜的？你這樣說是不對的。以後不要這樣說嘍。」122
賀龍的表現無疑是辜負了毛澤東的期望。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被免職，賀龍就被毛澤東用做牽制林彪的重要人物。上海會議批羅，賀龍則被解除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權力。123 但是隨後在１９６６年３月份舉行的批羅會議，賀龍卻被排除在外。上海會議一結束，賀龍就被安排到廣州休息，隨後被中央安排到西南視察。124 特別是中央傳達有關羅瑞卿問題之時，特意保護了賀龍。125 筆者認為，這是毛澤東有意安排，刻意讓賀龍同羅瑞卿事件摘清。羅瑞卿被批判之後，林彪曾嚴令軍中諸將「批羅不可涉及賀龍」，所以那時賀龍絲毫不曾被牽連。126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開始的「批劉鄧生活會」，當牽涉到賀龍的時候，毛澤東下令停開，保護了賀龍。127
但是也由於上述的種種原因，在權衡各種因素利弊之後，毛澤東還是選擇了整肅賀龍而不是繼續保護。但是在整肅之前，還是給了賀龍最後一個機會。
毛澤東在９月５日，把林彪遞交上來的揭發信/誣陷信交給賀龍。同時毛澤東對賀龍表態：「你不要緊張，我當我你的保皇派。我對你是瞭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很，能聯繫群眾」。128 當時賀龍表示要找林彪談，但是毛澤東婉言拒絕。129 但是三天以後，９月８日晚，毛澤東通知賀龍去談話。９月９日徐業夫按照毛澤東指示給賀龍打電話：「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爭取下有關同志的意見。」130 毛澤東緣何這般安排？９月８號，毛澤東故意置賀龍於召開的中央軍委常委會之外（詳見下文），目的就是讓賀龍登門拜訪的同志在賀龍拜訪之前知道毛澤東的底。
１０日，賀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登門拜訪林彪。林彪說：「賀老總啊，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賀龍說：「我幹的是共產黨，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知道？」131
這次談話，很明顯的是林彪要讓賀龍表明在毛、劉之間的立場：支持誰，支持毛，反對誰，反對劉，提醒賀在關鍵時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而賀只是繞圈子，打轉轉，王顧左右而言他。話不投機是很正常，也從令一個方面證實了賀龍沒有徹底拋棄劉，這不符合毛澤東的期望。林彪等於把底透給賀龍，但是賀龍模稜兩可的答話無疑讓自己陷於日後的被動。
賀龍同林彪談話之後，還去拜訪了其他幾位毛澤東提到的幾位同志。這幾位同志是誰，筆者無從知道。但是有人寫道：這幾位同志或者背過臉去，緘口不言；或者違心批評，附和形勢。132
毛澤東在文革中多次用「登門拜訪」的形式來測試對方的政治表態。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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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中旬，賀龍對一位領導說：「你為什麼要提炮打司令部？難道你承認你自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嗎？」賀龍不承認存在另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134
１０月，賀鵬飛還喊：「誰反對劉少奇，誰就是他媽的反革命！」135 賀家的子女確實表現的也非常突出。７月，賀曉明在北大同江青辯論長達三個小時。136 毛澤東在７月１８日回到北京之後，還親自做過在清華的賀鵬飛的工作。137
劉少奇在１０月份中央工作會議上做檢討後，賀龍說：「劉少奇的檢討是被迫的。」138
知情人告知，在十二月底，賀龍還寫了一個報告抬頭有劉主席。139
毛澤東把自己置於一個調解人的位置，造成的印象是林彪和其他老同志對賀龍不滿。毛澤東的權術致圆豢刹恢^是爐火純青。
就在賀龍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淵的時候，在１２月２８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突然跟他招呼，讓賀龍坐到自己身邊，以示信任。140
但是毛澤東這個「好人」，被周恩來「一語戳穿」。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林彪主持毛澤東提議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談到外面有很多有關賀龍的大字報時說：「主席說了，政治局不要公開點賀龍的名，我們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開的場合點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門聽取大家的批評……」141 這不正說明「打倒賀龍」的整個部署是在毛澤東的掌握之中嗎？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取消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賀龍出席政治局會議的資格。142
３．林彪參與整肅賀龍
現在可以來探討一下林彪對整肅賀龍的參與。
９月２日，林彪打電話給李作鵬：「你要主意賀龍，賀龍實際上羅瑞卿的後台。他拉了一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盡快寫個材料。」143
由此可見，是軍委要開會，林彪才打電話要求李作鵬寫材料。而賀龍是否是羅瑞卿的後台有待商斟，但是賀龍確實在搞林彪，而且很明顯是賀龍搞在前，而不是在後。
毛澤東一面在賀龍面前做好人，另一方面指使林彪充當「壞人」。１９６６年９月８日上午，軍委常委會議九人民七會堂新疆廳召開。林彪、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出席，肖華、楊成武、王新亭、劉志堅、邱會作列席。據會議記錄144：
主持會議的林彪說：「今天談談賀龍同志的問題。在主席那裡談過兩次，主席已看了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抖。他的材料很多，只選看了一些綜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找各位元帥談一談。主席已找賀龍同志本人談了，要他以後不要這樣搞，人家不滿意。賀龍同志說，有些是事實，有些不是事實。主席找我、劍英、陶鑄同志淡，主席說賀同主席的關係不好。」
「我們元帥中間，除了彭德懷外，賀是最不好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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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早有苗頭了，因為不那樣緊急，所以拖著沒有談。我從沒有同主席談過。這次他搞到總參來了，利用外事局這樣小的一件事，要把楊成武同志搞掉。要打掉楊成武，換上許光達。」
「在空軍大鬧要搞掉吳法憲，就是他煽動的。打掉吳法憲，替成鈞開路。」
「空軍開會期間，賀那裡是地下司令部」。
「海軍他想扶蘇振華，搞掉王宏坤、李作鵬、張秀川。」
「材料很多了，總參、空軍、海軍、工程兵、政治學院、國防工辦、公安部、衛生部，到處發現他伸手奪權。……他同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關係很密切。」
「現在主席說要向高級幹部打一個招呼。」這是個打招呼會。會上沒有異議。
與會的葉劍英、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紛紛表態擁護毛的決策和林彪講話。145 就在同日，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會議上，通過了經葉群、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提出要成立賀龍專案組的提議，形成了會議決定，並責成中央專案小組寫出立案報告，報毛澤東、林彪批准。146
根據林彪的說法，材料很多，不僅空海軍有，還有總參的，據劉秉榮說有十幾封！這個說法和張雲生的回憶是一致的。147 如果此說屬實，賀龍則是眾怨甚多，那麼這些材料都是林彪組織的？根據中共黨史寫作的潛規則，只要和林彪掛鉤的、上了林彪俅亩紩付秱�乾淨」。那麼海空加起來材料也就不過幾份，其他那些是誰寫的，誰組織的？有誰有這麼大能量？而且後來賀龍登門造訪的不僅有林彪，還有幾位其他同志。是誰，難道還不清楚嘛？如此，林彪追究賀龍，僅是其佈局中的一個部分。因此，筆者認為林彪搜集的材料完全是毛澤東授意，而且關鍵的是賀龍確實摻合在其中。
同一個會上，林彪還談了一個事情：「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主要危險在主席百年之後，他會放炮起哄，會出亂子。」148 毛澤東怕有人做朱可夫。十月份，關於賀龍有問題的打招呼的範圍擴大到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負責人。149 其中，根據洗恒漢的回憶，葉劒英、肖華專門就賀龍的問題同他交底。150
正如上文所提到過，毛澤東認為站在王尚榮背後的是賀龍，真正的主质琴R龍。作為毛澤東機要秘書的徐業夫為什麼要寫信給總參黨委？筆者認為，作為一個秘書，是無權主動去做此事，而是毛澤東授意。可以說，軍隊是毛澤東能夠發動文革的「後院」，後院起火，可不是毛澤東所想看到的。因此，筆者斷定毛澤東對於整個「８.２５事件」是瞭如指掌。那麼林彪堅持要對王、雷按原則處理予以撤職是自己的意思，還是執行毛澤東的意見？
根據王年一的材料，在８月中旬至９月初，林彪對賀龍的追究主要有以下幾點：151
（１）林彪在８月１７日表示海軍應該立即收兵停戰，立即收回工作組。要團結起來搞好工作。不久，林彪召見了李作鵬（筆者註：實為９月２日，林打電話給李），說：「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採取種種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來反我。」李作鵬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給林彪寫信，誣告賀龍反對「以四好為綱」，支持海軍某些人反對李、王、張企圖罷官奪權。林彪將此信報送毛澤東。
（２）吳法憲１９８０年９月４日交代：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根據賀龍年譜，是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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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８日，筆者註），林彪住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有一天上午林彪約我去匯報情況，即匯報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情況，我說：「據成鈞、傅傳作、黃立清、廖冠賢等人交代，會議期間他們曾到賀龍家去談過，說：吳法憲、余立金不能主持和領導會議，問題很多，又不積極，對開會採取消極態度。賀龍同志回答他們，『那你們自己組織起來開嘛，繼續把會開好。』林彪說：『這不是明明指示他們奪你的權嘛，我早就知道賀龍插了手，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賀龍早就想叫成鈞當空軍司令員。你叫傅傳作他們把材料寫出來給我，並且寫一個報告給我。』然後林彪到毛主席那裡去了，我就回來了。」我回來後就叫成鈞、傅傳作、黃立清、廖冠賢他們寫材料，他們材料寫好後交給我們，用吳法憲、余立金兩人名義向林彪寫了一個報告，將材料送給林彪。
（３)吳法憲，余立金給林彪的這個報告寫於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報告中說：「大概是６月１９日晚飯後，黃立清、傅傳作、廖冠賢等三人到賀龍同志家裡，賀龍同志主動問及空軍黨委全會情況，說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葉副主席的看法是對立的。」報告中轉述了吳富善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對賀龍的「揭發」，然後說：「我們覺得空軍黨委這次全會所以在會議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賀龍同志在上面的幕後活動有很大關係的。」林彪將此報告和所附材料報送毛澤東。
另外，根據張雲生的記述，在葉群組織下，軍委辦公廳警衛處長宋治國寫了「揭發」賀龍的材科以及幾個兵種都寫了揭發賀龍的材料。
值得重視的是，上述事情的發生都是在８月中旬至９月初。
客觀的說，根據上述論述，賀龍確實有到到處插手的活動，揭發材料裡面誣陷的也會不少。而且更重要的是賀龍對林彪的敵視態度，使得賀龍在某種程度上違反了組織原則，例如在關係到部隊人士變動上面。
更深一層，追究賀龍，是林彪自己主動追究的？還是林彪得知毛澤東的意思後主動去搜集的？換句話說，是林彪用材料去改變了毛澤東對賀龍的認識還是林彪知道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有變之後才去搜集材料？甚而是毛澤東授意林彪去做的？
王年一曾引述吳法憲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交代：「在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以前，林彪曾多次同我說：賀龍要成鈞當空軍司令員，你要警惕和防備成鈞奪你的權。」152 但是最新的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卻再沒有提及林彪曾說過這樣的話。聯繫到上述材料收集的時間，筆者認為，吳法憲的這個說法是在專案組壓力下的產物。
而對於海軍的事情，徐向前後來講：
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很好，要繼續發動群眾，把邉痈闵罡阃浮＝裉鞂W生要開大會，要打倒蘇振華，打倒杜義德。
蘇振華是堅決貫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鄧小平安在海軍的釘子，這種人不能保。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期間，不是肅清羅瑞卿的影響，而是把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置於死地。林副主席給海軍的信，不知為什麼落到劉、鄧手裡去了，並且經過修改。蘇振華要鬥倒、鬥垮、鬥臭。海軍文革要改組，蕭勁光任組長，王宏坤任第一副組長，李作鵬任常務組長。以哪些人組成，他們三人提出。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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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６６年的文革初期，空軍借倒劉亞樓拱吳法憲、海軍倒肖勁光、總參倒楊成武，而這些背後都隱藏著賀龍的影子，而且賀龍也敢說敢做，就如賀龍說調整班子一事。賀龍說：王宏坤可以調出來！154 軍隊如此混亂，賀龍儼如幕後「黑手」。毛澤東怎麼安得了心？
所以，林彪是被毛澤東推到前台來整治賀龍的棋子而已！更重要的是，現在眾口一詞，只說林彪參與了整肅賀龍，現在眾口一詞，其他人根本不提，這對林彪是不公平的。
４．周恩來也對賀龍不滿
按說賀龍對毛澤東矛頭指向劉少奇一事，早在周恩來解釋毛澤東的那張大字報以前就明瞭。
７月３１日，王任重、李井泉來到賀龍家，對當時的形勢議論一番。討論的焦點主要是因為有人貼了劉少奇的大字報和王光美在清華被群眾攻擊。155 賀龍建議王任重去找周恩來，因為周恩來主管解決清華問題。而要解決清華問題，勢必為向王光美開刀，而向王開刀就是對劉少奇開刀。但是王任重推辭不去，於是薛明出馬。薛明到人民大會堂向周恩來陳述了賀龍的意見。但是周恩來對此態度很淡漠，很是讓薛明納悶。156
其時的周恩來正在為貫徹毛澤東的文革意圖而操勞。７月３１日，周恩來親自找蒯大富面談。賀鵬飛幾次也想聽蒯大富的匯報，都被周恩來拒絕。蒯大富狠狠的告了工作組一狀。157
賀龍不是不知道毛對劉的態度。賀龍就在８月１日劉少奇主動承擔「文革」中關於工作組錯誤的前一天，即７月３１日這天，對周恩來說：涉及到劉少奇的處理一定要謹慎，一定要顧及黨的團結。158
８月５日，周恩來在清華主持為蒯大富平反的大會。周恩來說：「我這次來清華是老老實實做學生的，來學習的，也是來煽風點火，煽社會主義的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159 同日，周恩來又向賀龍等元帥解釋，而賀龍的做法實際上又一次扯了周恩來的後腿。
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在清華貼出大字報，支持工作組，支持王光美，罵蒯大富。這些都不符合當時周恩來解決清華問題的方針。而這些大字報大都是經過賀龍以及賀龍的秘書修改的。160
周恩來主持清華大學蒯大富平反的大會，賀鵬飛對蒯大富是批的體無完膚。161
隨著文革的進一步開展，賀龍在諸多問題上，和周恩來產生了矛盾，特別是榮高堂一事。在薛明、賀曉明在鳳凰衛視訪談的時候，明確說道：周恩來說榮高棠是反革命，但是賀龍說不是。162
８月１８日賀龍陪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８月３１日賀龍再次陪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在這次會見中，周恩來還特意安排賀龍同毛澤東在第一輛車上。事後，周恩來被中央文革小組提了意見。163 賀龍的日子卻越來越難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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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王尚榮被定性為反革命後，賀龍說：「看來問題複雜了，他們要揪後台啊。」164
在林彪的９月８日傳達了毛澤東對賀龍的看法之後，周恩來很快就做出了回應。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５日周恩來對「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負責人談話時故意透露了一點玄機：「（１９２７年南昌起義）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陳毅同志，我是主要負責人。」165 丁抒先生評論到：周恩來的這種講法，故意抹去南昌起義的主要軍事指揮者賀龍的名字，在起義的主要負責人當中加上了當時僅僅是個連長的林彪。這種對賀龍的貶低在那個政治上極度敏感的年代裡就是一種關於賀龍要垮台的暗示。166
１０月１日，賀龍正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有人向賀龍報告榮高棠因為內部派系鬥爭被造反派圍攻，賀龍接到此報，急火攻心，當場暈厥。167
賀龍開始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旬，賀龍在中央工作會議第四小組會上作檢討：「北京體育學院的文革邉樱w委派工作組，不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而是包辦代替。結果，把那裡轟轟烈烈的文革邉痈愕美淅淝迩濉！w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體委一些領導，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對這場文革的領導，還處於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情。……我是有責任的。根本問題是對主席思想學得不好，跟得不緊。」168
賀龍隨後在１１月１３日的軍事院校革命師生大會上，也僅是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給其準備的稿子，照本宣科，顯得謹慎，不再當眾放炮。169
但是賀龍還是身不由己被牽涉的越深，最後周恩來生氣了。
為了對付不讓榮高棠出國的體院和體委少數派，１１月２日下午由國家乒乓球隊、游泳隊、羽毛球隊、體操隊組織了個「出國誓師大會」，並邀請了賀龍，榮高棠出席大會。賀龍對此的解釋是：「前天開誓師大會，接了請帖很猶豫，未問清楚，本來出國有幾百人，講講話，一去看到一禮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講話，我就不講話了。」170
到了１１月４日，多數派一些出國邉訂T等竟不按時上車出國，而到國務院請願，要榮高棠出國。周恩來對此很惱火：「把賀總也請來了，把賀總給拉下水了！」「聽說榮高棠不出國，你們就不去，我一聽就以為榮高棠搞的鬼。我對熟悉的同志要求的嚴，我瞭解榮高棠，他有許多短處，突出政治不夠，原則性不高，政治性不強，還有些迎合。我懷疑誓師大會是他搞的，要批評。」171
榮高棠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陶鑄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０日會見體育界造反派時表示：體委是執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是榮高棠。172
賀龍對李達說：「榮高棠是我的接班人，我告訴了總理。」173 這句話傳了出來，周恩來的反應如何，不難想像，賀龍是在和總理對著幹。
時隔半個月，榮高棠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的徒弟、叛徒嫌疑，是周恩來親自定的。周恩來動怒了，打了賀龍的屁股。
周恩來：「你們說榮高棠是個修正主義分子，我看是對的。在我們體委，榮高棠掌握這樣領導權的人，完全是一個修正主義分子，那怎麼能不把我們體育界引上歧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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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曉得從那個時候（指抗戰時期）一直發展到現在，卻變成一個真正的彭真的徒弟──兩面派羅！所以，他在思想上，在靈魂深處，應該說，你們批評得對，他是彭真型的人！」「不僅是在表面的形式上，在靈魂深處，而且在歷史上，我們現在正在審查彭真入獄經過的那一段歷史。同樣的，榮高棠也有這樣的經過，也值得審查。」174
周恩來認定是榮高棠利用這些尖子邉訂T來要挾。周恩來的講話把榮高棠打入了另冊。
在周恩來講話之後，陳毅也講了，賀龍發現預先準備的稿子「步調不一致」。
賀龍最後來了個補充發言：「榮高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分子！這個大會開得很好。要把榮高棠鬥倒！鬥垮！鬥臭！」。175 賀龍這段話明顯的是言不由衷。
私下裡，賀龍對榮高棠說：「我們要相信毛主席。有人想整我，毛主席不聽他們那一套。毛主席還說要保你榮高棠。」176 在周恩來把話說明的時候，賀龍還是沒有和榮高棠劃清界限，怎麼不扯周恩來的後腿？
榮高棠自然不是反革命，但是在此問題上周恩來同賀龍的認識不同。如果只是群眾組織造反派貼榮高棠的大字報，說其是叛徒不要緊，周恩來這個講話則是完全不同，周在那個時候是被認為代表中央表態。
薛明說：「從這以後群眾就不饒他了，總理說他是反革命，彭真式的人物，你這麼講不是反對總理嘛？好多大字報就對著我們來了！」177 薛明說：賀龍認為榮高棠是革命的幹部犯了工作上的錯誤。
隨後賀龍的形勢突然惡化，被造反派衝擊，與周恩來等這次講話不無關係，要知道，揪後台在文革中是司空見慣。周恩來為什麼不替賀龍在榮高棠問題上「撇清」一把呢？周恩來為什麼在榮高棠定性一事上不事先同賀龍通個氣呢？
就在開完鬥爭榮高棠大會的第二天，賀龍被體育系統造反派逼的有家難回。當天，周恩來指示賀龍暫到釣魚台６號樓休息。第二天，賀龍按周恩來的指示從釣魚台搬到了新六所。
三、周恩來負責實施整肅賀龍的決定
儘管在１２月２８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還讓賀龍坐到自己身邊，以示信任，然而這絲毫改變不了賀龍的處境，賀龍已經走向深淵。
１２月３０日，江青在清華大學當著賀鵬飛的面當眾宣佈：「你爸爸犯有嚴重錯誤，我這裡有材料。你告訴他，我要觸動他啦，還有你媽，也不是好人。」１２月３１日，「打倒賀龍」的口號響徹北京街頭。１月４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賀龍「搞陰帧埂ⅰ甘莻�壞人」、「要端出來」。178
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軍隊內並沒有炮轟賀龍。賀到處搞奪權，搞山頭主義，反而不炮轟。」「賀龍這個人手伸得很長，不僅軍隊到處伸手，而且地方也到處伸手。賀龍搞大比武，是個大陰帧Ａ_的後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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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賀龍。賀龍是個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紹老婆，搞舊軍隊一套，４０年來靈魂深處是個大野心家，吃了飯不幹事，經常在家請客，拉攏幹部，許多軍區、軍種、兵種都有他的人。賀龍是反毛主席的」。179
同時，受到江青鼓動的解放軍政治學院造反派傳出了風，要到新六所抓賀龍。薛明連續３次向周恩來告急，但是沒有回音。180
１月１１日凌晨，賀龍本意回東交民巷，途經中南海時臨時起意向周恩來報告此事。周恩來得報後讓賀龍暫住其家。對於此事，高文謙先生在《晚年周恩來》中已經有詳細描述，不多冗贅。薛明、賀曉明在鳳凰衛視訪談的時候對此事也說得非常明白，而且薛明特意強調是她建議賀龍要向周恩來報告一下。181
據知情人告之，賀龍住進周恩來家後，周恩來有意躲賀龍，不與其交流。但是賀龍極想詢問周，如果實在躲不過去，周則以無時間讀報讓薛明讀報來應付。此般種種情節同權延遲所述大同小異。182
１．周恩來出面向賀龍攤牌
作為賀龍的老部下，成鈞以及廖漢生在不堪忍受的迫害下，在１９６７年初，供認了「賀龍兵變計劃」。183 筆者認為此事直接導致了賀龍問題的升級。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周恩來、李富春代表中央正式同賀龍談話。周恩來主要講了如下幾個問題：１）林彪說賀龍在背後散佈他歷史上問題；２）賀龍到處插手；３）毛澤東百年之後不放心；４）洪湖肅反賀龍應負責任。談話過程中，周恩來不容賀龍分辨，談完之後就不理賀龍，告之，「我還有事要辦」就離開。賀龍當時非常驚訝和氣憤：「我沒有想到把我看成這樣的人。」184 賀龍指的是誰？周恩來應該是其中一人吧。
據知情人告之，當時周恩來講話如「連珠炮」，不容賀龍分辨，賀龍想插話，但是都被打斷或者阻止。賀龍聽完之後，並不想離開周家。《中國元帥賀龍》記載：賀龍有很多話要說，實在按耐不住了，站起來想申述自己的觀點。周恩來何等聰明，不等賀龍說話，便阻止他。185 薛明回憶：（周恩來的談話）說的快極了，像一口氣念下來的講稿，不給賀龍說話機會。186
談完之後，賀龍就被送到西山隔離，實則軟禁，正如余秋裡所言是失去自由。187 賀龍對此番「正式談話」耿耿於懷：「別人不瞭解我，難道總理還不瞭解我?」「毛主席不是讚揚過我嗎?我要回去，找他們算帳。」188
筆者認為：周恩來這次談話，其實就是代表中央同賀龍之間一個攤牌。根據吳法憲的回憶，主要是毛澤東、周恩來聯手策劃，周恩來執行實施。吳法憲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據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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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１９６９年６月９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三Ｏ一醫院逝世。」189根據吳法憲的回憶，主要是毛澤東、周恩來聯手策劃，周恩來執行實施，這也是文革中諸多冤案的一貫模式，例如後來逮捕所謂「四大金剛」等。
知情人說，毛澤東在６７年１月份重申對賀龍的的專案審查。190此事應當同成鈞的供認有關。知情人說，１９６７年１月份成鈞的供認賀龍確有兵變計劃，這同１月１９日攤牌賀龍一案的升級有直接關係。
王力回憶說：（１９６７年）一月份就不保賀龍了。191
６７年１月上旬，陳再道、鍾漢華到北京參加軍委會議。１月２０日，陳、鍾打電話回武漢說：軍委在查賀龍的問題，我們軍區也要查有沒有賀龍分子，開常委會查這個問題。二方面軍出身的副司令員唐金龍在２１日凌晨在家開槍自盡。192
知情人告知，有人問過直接辦（賀龍）案的人，此人說從頭到尾都是周在操作，林一直沒有摻合。此言可信。代表中央同被迫害官員談話宣佈中央處理決定是周恩來的一貫職責：無論是早期的習仲勳，楊尚昆還是後來的劉少奇、陶鑄、賀龍、「楊余傅」，直到「黃吳李邱」都是由周恩來出面向他們宣佈中央的意見，然後關押、審訊、流放。周恩來對這套操作流程想必已經是輕車熟路。193
賀龍被送到西山之後，６７年３月份，中央軍委改組。賀龍的軍委副主席一職被正式撤銷。194
周恩來對體委造反派的指示：對體委的文化大革命十分關心，並再三要求不同觀點的革命組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劉、鄧、陶，以及賀龍、榮高棠。這就是大方向。195
２．賀龍專案組的設立
楊成武回憶：「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發生了彭德懷的問題，會後設立了彭德懷、黃克諏０附M，當時由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副總理負總責，具體的專案組長是賀龍兼任的。『文革』中，賀龍被列為專案後，組長仍由周總理接任。」196 這個組長，楊成武的這句話是存在岐義，組長到底是指的賀龍專案組還室指的彭黃專案組？但是如果聯繫整個文章來看，在楊的文章裡面，還列舉：上海會議「揭發了所謂羅瑞卿的問題，會後成立了羅瑞卿專案組，組長也由周恩來總理擔任。」黨中央於１９６７年春成立了對幹部的專案審查小組，組長是周恩來，副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人。」無疑這個是指的賀龍專案組，因為楊的意思是指這些新成立的專案組的組長開始都是周恩來擔任的。
在王年一的文章也是如此論述到：王年一在引用了楊成武的原話後，還解釋到賀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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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是如此之高，「除了毛澤東，周恩來不擔任誰擔任？除了毛澤東，還有誰能讓周恩來擔任這個組長？」王年一寫道：「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來賓卡博和巴盧庫的講話中就明確說了：『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珠L。』９月１３日（正是賀龍在囚禁地盼著周恩來兌現秋天去接他回京的諾言時）（筆者註：此說有誤），中央正式批准對賀龍立案審查，審查報告經過周恩來之手，他在上面親自動手作了修改，寫下了大段的批語」。197
在《把歷史的知情權還給民眾——駁「司馬公」先生一文中》高文謙答覆司馬公時，明確點出賀龍專案組的組長開始時是周恩來。198
因此無論是王年一還是高文謙都指的這個組長是賀龍專案組的組長，但是鑒於王年一仍然在國內，而高文謙在國外的不同狀況，此中緣由不說亦明，王年一不可能像高文謙一樣直言而述。
綜上所述，在楊成武的回憶中，這個組長指的是賀龍專案組的組長無疑。而且這和當時的專案組的潛規則是相符的，就是直接掛名的專案組的組長要高於被審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辦」中主管彭德懷先是楊成武後是黃永勝，但是掛名的卻是周恩來。199
附：周恩來對賀龍專案組請示報告的批示
周恩來
１９７０.１２.０３
「東興同志，這全部是公開文件，請你考慮是否需全部調閱。我記得在下放鄧小平、譚震林時，已將兩人從專案組撤消。現專案組既又重新提出查此人，可否先告專案組將鄧小平以三反罪行、招降納叛線索（筆者註：先定罪，再按罪名找材料，是專案組一貫模式，從彭德懷到林彪一案，概莫例外）寫一報告來，以便擬此查閱。周恩來。」
附一
賀龍專案組的報告
康生、永勝、法憲、葉群同志：
關於鄧小平的三反罪行，招降納叛等問題，經過調查，我們已掌握了不少材料和線
索，但其中有些問題的核實和查證，還需要查閱一些檔案材料。為此，我們擬到中
央檔案館、中辦機要室等單位查閱有關材料，並對必要的部分拍照取證。
是否妥當，請批示。
附：申請查檔目錄表。
賀龍專案組
458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附二：
吳法憲對賀龍專案組報告的批示：
可否查這些檔案，呈請總理、汪東興同志批示。
１９７０.１１.３０
上述這些專案組報告皆來源於宋永毅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此為具體辦案的中央專案小組的典型報告案例。由小組具體操作人員寫出報告上報主管人員，由主管人員在上報周恩來。是否可行或材料是否可由採納，最終都是由周恩來拍板定案。
賀龍專案組成立之後，周恩來並不是和賀龍斷絕了聯繫，也不是無能為力了。而這恰恰是官方為周恩來辯護的最大的所謂「證據」。
１９６８年８月６日，康生在賀龍寫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說：「賀龍寫的材料沒有交待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議一議」。200 而中央文革碰頭會是周恩來主持的。
１９６８年下半年專案組曾經準備與賀龍進行「面對面的鬥爭」，但是這個方案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否定。201 反過來，那些迫害賀龍的方案又是如何出坏模坎灰彩窃谟芍芏鱽碇鞒值闹醒胛母锱鲱^會上或者中央專案組會議上通過的？202
其實「背靠背」的策略早在一年以前就出爐了。周恩來：主席說賀龍的問題要背靠背。你們寫過信，主席不批准怎麼辦？我不能拿主席的話壓你們。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你們知道我的處境、我的難處：把他搞出來怎麼辦？你們知道了就不要去了。不能宣傳。宣傳也進不去。」203
第二天，周恩來又傳達了「背靠背的鬥是最高指示」。204
在同一次講話中，周恩來告訴這些代表：「賀龍他製造材料，說他一直跟毛主席走，是一貫正確的，這當然是不對的。你們要攻他的要害。研究問題要研究點歷史。諸如南昌起義問題，洪湖革命問題，立三路線問題以及段德昌問題。」
賀龍死亡之後，３０１醫院寫的兩份「關於賀龍死亡原因的報告」都上報給周恩來。周恩來無批示。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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