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家

   1949年的一场大迁徙，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更牵扯出说不尽的家国之思；1987年的台湾“戒严令”解除，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两岸交流，也圆了许许多多人的回家梦……

    解禁 

    1987年7月初，蒋经国找了他的英文秘书马英九进办公室。    

    马英九(时任蒋经国秘书)：他要我去查“戒严”这个词在英文里叫什么，我说叫martial law，他让我去查查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查了很多国外英文的著名字典和百科全书，综合后告诉他，在国外，martial law表示“军事管制”，实际上没有law，换句话说完全是军事管制。他就想，我们台湾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人家因为我们的“戒严”而让我们背上了一个不民主、不自由的恶名。   

    一条实行了数十年、限制了无数人的政策，在一夕之间变成了仅仅只是个因翻译问题带来的“恶名”，但这却仿佛已是蒋经国能找到的最好的借口。顺着这个不愿背负“不民主、不自由的恶名”的思路，几天之后，即1987年7月15日，已经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被正式宣布解除。伴随而来的还有解除政党限制、开放大陆探亲、允许报纸自由发行，台湾在一夕间挣脱束缚。   

    回家

    解除党禁、报禁，让所有的台湾民众集体欢呼自由的到来，而对那些背井离乡迁到台湾的人们来说，更大的欢愉来自两岸探亲的开放。多年的期盼和等待终于有了结果，这怎能不让人欢欣鼓舞?    

    何况，这也是他们抗争和努力的结果。在沉默了许多年之后，思乡的波澜终于酝酿成了海啸，席卷着人们一次次向高层发出呼声：回家，我们要回家。  

    吴伯雄(台湾前“内政部长”，1987年10月15日新闻录像)：“国人”赴大陆探亲，每年一次为限；除了有特殊的原因外，每一次可以停留3个月的时间。    

    这样的消息让无数民众涌向了位于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的红十字会总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迈的“荣民”。他们从台湾各地而来，从凌晨3点起就苦候在门外，等待着自己的申请被通过的一刻。思乡之情，表现在每一个人脸上。    

    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流动大潮，方向却和40年前恰好相反。这些期待了多年的老人们，在暮年终于再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带着他们多年的积蓄，带着他们无尽的思念。  

    那是整个中国都为之震动的时代。    

    然而这时隔多年的返乡，却给不同的家庭带来了不同的问题。蔡怡曾在与老家通信后就劝父亲蔡国栋返乡看看，但当时的蔡国栋并没有采纳女儿的意见。    

    蔡怡：我就劝我爸爸，说趁着爷爷奶奶还活着，你赶快取道美国，秘密到大陆去探亲，因为老人家年纪都那么大了。但是那时候确实是戒严时代，政府的规定非常严格，何况我爸爸还是个军、公、教的人员，他常常说：“我今生见得着我父母的面，是我的命；如果见不着，也是我的命。”   

    话虽如此，但探亲一开放，蔡国栋就立即带着妻女赶往了山东聊城老家，只是迎接他的不是亲人的笑脸，而是一抔抔的黄土和冰冷的墓碑。相信宿命的蔡国栋等到了当局的开放，却没能等到母亲的拥抱，巨大的失落过后，留下的是一辈子的悔恨。    

    蔡怡：他爸爸、妈妈的遗像中间，很奇怪地还放着一个空碗。原来我奶奶生前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她都要把这个碗拿出来，对这个碗说：  “儿子，我相信你还是活着的，你在外流浪，可要有口饭吃啊。”当我爸爸看到这个碗的时候——我爸爸其实是一个感情非常内敛、木讷的人，我妈妈常说他是一个木头人，但他却在这么一个似曾相识的空碗前面真正崩溃了，他50年的乡愁、家恨、自责在那一秒钟就像决堤的黄河，泛滥了，不可收拾，当场号啕大哭。他说：“我这个不孝的儿子，整整迟了50年才返乡，迟了50年哪。”    

    这一次的返乡之旅，蔡怡也见到了曾在她台湾的家里引发巨浪的父亲的原配。面对这个等了他一辈子的女人，蔡国栋无言以对。   

    蔡怡：当时爸爸见到了他的原配，但是因为我妈妈在旁边，也因为我爸爸是个木头人，他很不会应付这种场合，所以他们两个人大概也就单独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    

    拜祭了父母的蔡国栋，和原配说了说话后又回到了台湾。于他而言，台湾毕竟是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也是他的妻室所在的地方。然而乡愁却始终不止，即使他已经回过了故乡；思念和悔恨永无法平息，即使时间过去，一切悔恨的对象都已无迹可寻。    

    与蔡国栋的选择不同，韦志武将他在大陆的妻子接到了台湾。虽然他也知道，这对在台湾的妻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大陆那个和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妻子，那些和妻子两小无猜的生活，却是他童年、青年时代最美好、最重要的记忆。他无法再次将妻子抛下。  韦志武是陕西临潼人。13岁那年，他在父母的安排下和15岁的曹秀珍成了亲。婚后的生活非常幸福、快乐，两人也在婚后第七年收获了女儿的出生。但幸福的日子却突然结束了。年轻的韦志武决定离家闯天下，却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来到了台湾。    

    从此，韦志武开始了无尽的思念。他曾经写信试图与家人联络，但去信却杳无音讯。他长久地思念着妻子，渴望能与她团聚，却在梦中梦见妻子另嫁他人，而他却只能悻悻地想，嫁了好，这样，我也不用再想你了。    

    1982年，以为再也回不去家乡的韦志武在台湾结婚了，那年他54岁，新婚妻子却刚刚19岁。他隐瞒了自己在家乡已有家室的事实，和妻子过着平静的日子，一直到1987年11月，传来开放探亲的消息。    

    韦志武：人家说给家里写信通了，回信了。我就试着写了一封信，20天后，我弟弟的信来了。回信看得我一头大汗，说“我嫂嫂在家里等你，她还给你生了个儿子”，我这才知道我还有个儿子。我听了心想，我在这里结了婚，有了3个孩子了，一堆孩子还都小小的，那边她在家等我，这怎么办?    

    那天晚上，韦志武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开始背着台湾的妻子往临潼老家寄钱，希望以此减轻对曹秀珍的愧疚。由于是在台湾当局有关部门任职，不属于开放探亲的范围，1992年，不愿再等待的韦志武决定提前退休，早日回乡。    

    决定回乡的时候，韦志武也同时决定要把曹秀珍接来台湾。可是，该如何向台湾的妻子解释这因为历史造成的荒谬局面呢?    

    韦志武：台湾规定，要接大陆太太出来有一道手续，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台湾太太同意盖章。我不敢拿出来给她盖章，只说有件事请你帮忙。我这个台湾老婆性情很怪的，知道了这件事后，她不和你吵，不和你打闹，不离婚，不跟你讲话。她只讲了一句我觉得很有余味的话：“哎呀，我没料到干了一辈子，干了个小。”    

    台湾妻子最终没有反对韦志武的决定。    

    1992年，离家已45年的韦志武终于回到了家乡，见到了青梅竹马的妻子，也见到了早已为人母的女儿和从未见过面的儿子。但遗憾的是，双亲都早已过世，他也没了尽孝的机会。    

    韦志武：我父母给我儿子讲：“你爸爸我等不到了，你们能等到；他回来了你跟你爸爸讲：‘你媳妇对我很孝顺，你对你媳妇好，就是对我孝顺了；一定要对你媳妇好。’”我父亲晚年中风，她就一直伺候我父亲，所以父亲给我儿女讲，叫我回去要对她好一点。这也是我要对她好的原因。    

    又过了一年，韦志武办完了所有繁复的手续，把曹秀珍接到了台湾，和他一起住在台北郊外的北基村里。经历了战乱、别离与重聚，两位老人终于又可以在一起回忆童年，回忆家乡的味道。    

    韦志武：她怕台湾的(太太)，我说“(她)来了来了”，她拿着戒指要给她戴，手都发抖，怕她怕得不得了；要给她钱，给她包红包，给她戒指，给她耳环，给她东西，她怕她，感觉自己是抢人家的老公。实际上他们(台湾妻儿)也对她很好，打电话来经常问：“大姐呢，大姐呢?”    

    双方的和睦总算让韦志武放下了心。但他的经历在整个台湾，却是另类。迁徙到台的老兵，很多在大陆都已有妻室，但在全台湾，像韦志武这样将大陆妻子带到台湾来生活的老兵，总共也就二十来人。为了保护在台湾的生活，很多人虽然对原配百般愧疚，却也只能做些经济上的补偿，而感情，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了。    

    但有的人的选择比韦志武更加另类。曾参加过金门炮战的毛君一直在台湾过着单身生活，即使岁月老去，他也从没想过在台湾成家。    

    毛君：为什么我在台湾没有结婚?我们还是想“反攻大陆”。我们当个小小的班长、排长，当大官的就指挥你冲锋，所以我这样想，虽然我有女朋友，但我们如果结了婚，生了小孩，如果我在战场上打死了，小孩就变孤儿了，那不是害人家吗?所以我就跟她讲，不要结婚。蒋经国上台，“反攻大陆”没希望了，大家都讲“身为大陆人，死为台湾鬼”，我也想，那结婚就算了。   

    再说，到台湾讨老婆，最多回大陆看一下子。我是要给我父母留后代的，那我在台湾结婚，什么人来给父母扫墓?    

    因为念过几年书，毛君退伍后到了一家工厂当总务科长，有了些积蓄后又参股一家建筑公司做起了房地产。然而事业的成功并不能弥补他心里的空缺，思乡仍是他生命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1987年11月开放探亲后，他马上给在浙江江山的家人去了封信，并很快就接到了小妹的回信。  

    毛君：信上讲，爸爸过世了，大哥下落不明，三哥有病去世了，姐姐妹妹们都嫁了，妈妈90岁了，多病，希望你接到信赶快回来。一接到信，我就哭了。    

    已经没有时间再等待了。思母心切的毛君火速起程，经香港、广州、杭州，于第三天的下午4点抵达江山。一刻也不愿等待的毛君，在村口下车后却放慢了脚步。眼前的景物似曾相识，只是家在哪里，家人又在哪里?    

    毛君：我妹妹一面跑下来，一面就喊“哥哥，哥哥”。跑到我面前了我一看，（我心想)你这个老太婆从哪里来的?我出去的时候妹妹才8岁，回来都变老太婆了，自己老了都不知道。我问她“妈妈呢?”她说妈妈过世了。我说：“你不是讲妈妈90岁吗?”她讲：“我不这样写，你不会回来的，村干部跟我这样讲的。”实际上我妈妈80岁就死了。第一天到她那里，第二天就翻过山去，到我爸爸妈妈坟墓上去看。我都没有话说了，就是哭。    

    哭完了的毛君，在大陆安了家。    

    女儿整整小了他60岁。对于这样一个年老的父亲，女儿很不习惯，每年毛君回到江山探亲的时候都去接女儿放学，但他每次都只到路口，远远地等待着女儿。    

    毛君：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她不准爸爸到学校门口去，陪她到学校门口，她讲“你回去你回去，我一个人可以进去了”。她怕人家讲她，说你的爸爸怎么这么大的年纪，人家都是讲我是她爷爷。  

   这样的情况让人尴尬，但毛君却很快就习惯了。能够回家，能够回家安家，这对他来说已是极大的满足。直到如今女儿仍不会带同学到家里来玩，怕被别人问起她的“老爸爸”，但毛君却对此毫无怨言。他对女儿百般疼爱，也许，这也是他孝顺父母的一种方式——女儿是他为父母传下的后代，善待女儿，除了父亲天性外也是报答父母恩。而女儿的存在也成了毛君的牵挂，对他来说，他的家仍在大陆。 

   铭记

    曾经跨越海峡而去的那些人，已慢慢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当初他们历尽艰辛，在百万人的浪潮中含泪抛却故里，在生与死的搏斗中踏上异乡的土地；当初他们含辛茹苦，在陌生的土地上挣扎求存，一面存留着从故乡带来的习惯，一面仰望海天，期盼归乡之日的到来；当初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冒着风险潜回大陆，高喊着口号高唱着歌谣请求放他们回家；当初他们一闻汽笛声，热泪滚滚流，颤抖着重新踏上久别的故土，在父母膝头或坟前号啕大哭——这些痛苦和争斗，似乎都随着老人们的渐渐离去而成为过往。台湾仍在向前走，当两蒋的雕像被一个个撤掉，当凝聚着无数人回忆的眷村被一个个拆掉，这些迁台而来的人们留在台湾的记忆似乎也越来越少。    

    但他们却已成了台湾社会发展至今无法忽视的一部分。当他们的儿女们回忆起父母当年的生活，当人们回顾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想起老兵们血与泪的贡献，当一部部表现那段特殊时代的文艺作品成为台湾文化中的经典，这些人和这些事就已经固化在“台湾”这个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