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遗祸、千年遗憾、万年遗恨

徐焰---将军衔，1969年入伍，先后从事过工兵、炮兵和基层政工干部，后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后读研究生，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85年调入国防大学。此后至今长期在军事学院、国防大学从事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的教学和科研。
  79年放弃上越战前线的大好的机会，把锻炼成材的机遇让给了更需要的人，而去研究党史、国运史！

日本二战战败并非无条件投降

徐焰

 “吾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至千千代；直至小石变巨岩，直至岩石满苔藓。”1945 年8 月15 日东京时间中午12：00，日本军民都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列队，以颂扬“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主题的国歌《君之代》首先响起。接着，一个发尖的男声从收音机中传来─这就是普通日本人首次听到的“御音”。以“朕”自称者用文言体通篇广播中，又都回避了“战败”“投降”字样，只说“饬帝国政府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此刻日本军民虽多不知公告内容，却明白已向敌国屈服。

 日美在瑞士秘密谈判投降条件

 “八一五”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要求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   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未改变原有政府，最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可供军事所用的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无条件投降真有天壤之别！

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曾这样概括说：“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

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

1945 年5 月德国投降时，日本本土还未攻进盟军一兵一卒，前首相近卫等人鉴于德国的先例，向天皇建议应尽快与盟军之首的美国谈条件，   牺牲军部一班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元气。

按照国际反法西斯盟国的约定，德、日这两大侵略策源地必须彻底铲除，不能与之谈条件。罗斯福总统在1945 年4 月去世前，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抱合”的侵略势力，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帮”却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杜鲁门继任总统后，马上称赞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

德国投降次日，即5 月9 日，在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御弟”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说美国态度已有松动。当时，日美驻瑞士的代表经常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间交谈媾和条件，藤村义良说明最大障碍是“无条件投降”，   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保留天皇制。接到“御弟”的报告，天皇仍抱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再去掉“投降”字样改为“体面和平”，因此未明确答复。8 月9 日苏联对日宣战，最后的希望破灭，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   天皇否决了军方继续作战的要求，于10 日晨做出“圣断”，向盟国表示可接受《波茨坦公告》，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8月12日，日本得到美国通过瑞士渠道发出的同意答复，天皇才在8 月15 日做了广播讲话，其中只字不提“投降”，大有深意。

 “日本投降”被偷换成“日军投降”

 日本在本土基本完整， 海外还有350 万军队的情况下便表示降服，大出盟国多数人的意料，不过减少了牺牲和物质损失，还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以中国战场而论，日本大本营和“支那派遣军”制定了决战计划，准备放弃广州、武汉时进行彻底破坏，在上海等地进行巷战不惜将城市夷为平地，并在北平、天津和山东进行毁灭性决战，   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许投降。若真照此实行，中国的精华地区和无数人的生命将为侵华日军殉葬。按美国1945 年夏天制定的计划，因有两枚原子弹已投出，需再用几个月生产出七八枚，方能在东京湾登陆。美军还认为即使进行核攻击，也会付出数十万军人伤亡才能征服日本。出于这一原因，   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是早点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追究。

8 月15 日天皇宣布接受盟国要求，却未谈具体方式，四天后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庄严地放下武器”。战后日本有一些看似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军占领军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持面子，同时也隐含着内心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从8 月31 日起，有20 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许多官兵因在岛屿战中看到日军疯狂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踏上这片“菊花和军刀”交织的国度都心惊胆战，时时担心会有自杀式攻击。然而他们所见日本人都鞠躬相迎，按“圣断”行事全无抵抗。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见此情景，更感叹天皇有威望，声称若是废除他便需增加1 倍占领军。

9 月2 日， 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细心的记者在场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对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意见，然而实力是最大的发言权。1945 年秋美国占领日本后，虽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战争结束时为数达713 万人的军队，不过日本原有政府继续保留。日本的国家元首仍是天皇裕仁， 只是将处理具体政务权交给内阁。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便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   为什么要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

 东条英机称不上“三元凶之一”

 美国占领日本后， 出于世界人民包括本国公众对发动侵略者要给予追究的压力， 同意对战犯进行审判。

当时追究日本战犯对美国是一个难事， 这既要履行对日本当权者的约定，又要对受害者有个交代。美方便将偷袭珍珠港时担任了首相的东条英机列为第一号战犯，有舆论称他为“东方的希特勒”，列为“战争三元凶”之一，真正主宰日本的皇室和财阀则被描绘成任光头军人摆布的傀儡。了解日本情况的人都知道，东条英机只是战时十几任首相之一，作为侵略罪犯固然罪大恶极，   然而他在全面侵华开始时不过是关东军的中将参谋长，连决策层都未进入，太平洋战局不利时又被免去首相。以他的地位，不过是一个天皇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臣仆，与德国的绝对独裁者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里尼的作用如何能比？

战争结束前日本实行的是天皇制军国主义，天皇身兼陆海两军的统帅（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首相、陆相、海相都无统军权，对外所有大的军事行动乃至“终战”都出于“圣断”。当东条得知自己要受审时便想自杀，最后一任陆相下村定大将登门告诫说：“只有你能上法庭替陛下担当责任。”东条不听劝阻开枪自杀却未打中心脏，结果被美国军医救活。在东京审判中，东条英机仍叫嚣“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不过他也说了实话，即战时也没有任何人能违抗天皇的意旨。

在东京审判中，经中国法官据理力争，最后表决时以一票的微弱优势，才最终得以判处东条、松井、板垣、土肥原等七名甲级战犯以绞刑，使这伙昭和军阀头目受到惩罚，不过这种追究明显是不彻底的。日本皇室成员无一人受追究，包括下达在南京“杀掉全部俘虏”命令的大屠杀罪魁皇叔朝香宫（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此人出庭作证都不来，后来还悠哉游哉地当上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主席。东京审判结束时，首席法官韦伯便公开申明：“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法庭在这方面掌握了不可辩驳的证据，   不对他起诉是出于盟国的利益。”

 美国帮助日本逃脱巨额战争赔偿

 美国为促使日本早降，承诺保留天皇制，这与保护裕仁又应该是两个概念。当时日本不少人包括原重臣木户都建议裕仁应退位，另找一个没有战争责任的皇族继任，这与保留天皇制并不矛盾，而对战后日本形象大有益处。然而美国同意“维护国体”，实际成了包庇战犯，还有一些战犯如“细菌战之父”石井四郎因向美军提供人体试验资料也受到保护。当时日本共产党和各进步团体发起废除天皇制并追究其本人罪行的运动，美国占领军却支持当权的右翼。日本多数民众受传统的神道束缚，也认可了长期被尊为“人神合一”的天皇继续为元首。至上世纪50年代以后，追究最大战争责任者的呼声逐渐平息，同日本建交的国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然而历史却是不容歪曲的！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于1946年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赔偿额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进入1948年后，美国见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便宣布免除日本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从此各受害国想得到实质性赔偿就不可能（60年代日本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因建交需要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因此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

中国对日抗战取得了驱逐其侵略势力的伟大胜利，不过在处理战后日本的问题上却难以达到自己的正义要，关键在于实力超强的美国垄断了对日处置权。经过抗战的中国虽地位有所提高，国力衰弱的局面却未根本改变，对外事务上必然有诸多遗憾和无奈。周恩来曾有过一句名言，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不讲实力。回顾抗战史和战后的对日处置，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到，“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只有极大地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才能申张国际正义，也才能真正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