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许锡良

1、“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这是明朝思想家李贽对当时儒家官僚的一句评判，充分揭露了儒家学者与儒家官僚的虚伪本质。说得实在太好了。

我最早是看到明朝李贽的这句话是十几年前，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一书中。是写到儒教统治下的大明王朝时的哲学家李贽。当时感觉很震惊。因为，李贽数百年前的判断，在当今中国并不过时。他在批判儒家官僚的同时，他还赞扬那些市井小夫的真诚率真，他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说中国儒家文化里的官员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还说这些儒家官员学者，“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

李贽对南宋朱熹所说的：“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说法也提出了质疑,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苦必得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充分肯定了孔子作为一个普通常人存在的价值，同时又否认他在历史上有界定光明与黑暗那样的作用。因为，如果孔子之前的人类如长夜，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延续到孔子时代？而且之前的人不能够算人吗？这样的质问是符合逻辑的。

2、纵观中国成为富贵之人，大多是很虚伪的。也就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那类人。事实上，也只有这一套在中国行得通，吃得开。客观存在的现实就是，那些将“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践行得非常到位的人，常常真的是富贵了。而且这个文化的脉络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那些口口声声“仁义道德”的人，成为了富贵之人。在当今中国，那些口口声声“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人，成为了富贵之人。

3、相反，那些“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他们虽然言必称利，但是，事实上他们即使获利，也是蝇头小利。那些利大多是对社会作出真实贡献之后的一点点回馈。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小利，却常常被人们戴上引车卖浆者流的势利小人的帽子。在中国，那些公开言利，按照公开的规则合同获得利益的人，实际上反而发不了财，而那些口口声声“仁义道德主义”、“大公无私”、“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人，大多获得了特权，并且在这种特权下，获得了大富大贵。

4、在国外的法治国家，公务员并不是一种特别令人羡慕的工作。其一生的收入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一个可以算得出来的数字。从跨进公务员系列那一刻起，如果中途不出意外，那么他到死能够有多少收入，是一个可以立即算得出来的数字。即使高升为总统，这个数字也是一个可以计算出来的相对稳定而透明的数字。但是，在中国，进入这个系列的前途简直是是两个极端，一端是地狱——因权力斗争，而落马，沦落为地狱的一员。另一端是天堂——因特权而享受人间天堂，其本人的一生及其家庭与家族的财富，甚至不可以用数字来计算，能够用数字计算的是有形资产，还有许多无形资产，那是不可轻易计算出来的。这种传统，其实明朝时期儒家统治下的明朝就是如此。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这样评论明朝的官员说：“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因为考中进士，在当时意味着可以正式进入官僚阶层了。而考中进士的科举考试，就是通过考圣贤之言，满口仁义道德而获得的。他必须首先巩固了自己家族存在的最根本的基础，然后他同样地会选拔他家族的后辈，重走自己所走过的路。同时他又会通过自己在读书考试为官时形成的各种诸如“乡谊”“年谊”等关系为他们上下打点，最后博取功名，也成为一名士大夫。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就说明他忘了根本。对家族来说，他就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极力反对的“不孝”；对于皇帝来说，他会被认为一个连孝道都做不到的人。因为，儒家伦理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他不孝中有一不孝就是“不为仕禄”，也就是不出来当官，谋求一官半职，升官发财。而不孝，在儒家文化里是很大的罪行。

5、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冷酷性，以及利用特权横征暴敛的本性。中国成为官本位社会，道德虚伪社会，与这种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占绝对统治地位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