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良彪：当下中国的十大基本问题

2016-03-20 吕良彪 冷眼看文摘

当下中国，极左的民粹暴戾与极右的权贵掠夺撕扯与威胁着社会的稳定。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各阶层利益冲突激烈，所谓“左右”之争实际上是不同阶层利益、诉求与发展思路的严重分歧。“杨佳式”的社会报复以及天津、柳州爆炸乃至新疆暴恐，在相当意义上警示着司法救济与社会治理的失灵。——以牺牲“维权”的方式进行的“维稳”还能持续多久？“上有西太后、下有义和团”的社会状态如何改变？社会是温和改良式的前行，还是辛亥革命式的剧变？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走过新威权转向民主法治与回归领袖个人崇拜与权力集中回归旧威权的微妙时期。中国未来的走向，既取决于政治家们的胸怀与远见卓识乃至殊死斗争，更取决于公民社会发展形成某种“公众意志”对于权力的制约。——网络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共同构成完整的反腐败体系，切不可因噎废食，阻塞民意。——社会深刻变革之际，法律人的理性、良知与责任，就是要在权力无度与民粹暴戾之间，构建起理性的防火墙。

——题记

首先回应前面嘉宾（茅于轼、赵晓、李肃）提到的几个问题来展开我今天的话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何如此“好吃”？

中国的饮食文化一向领先世界、享誉全球，过年期间更是饕餮盛宴、大快朵颐。——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探讨“中国人为何讲究吃？”从法律人的视角看来，中国人“好吃”是因为缺乏安全感：中国自古就没有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的传统与机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即使是在今天，即使是2002年建好的房产，只要有开发商看上，或是因其他原因，也会被拆迁，国人最重要的财产也会被剥夺。中国几千年来官老爷超越规则的恣意，使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与焦虑之中，没有安全感——用时髦的话说叫“缺乏稳定预期”。在什么都可能被剥夺的情况下，似乎只有吃到肚里的东西最让人踏实吧！

前面有嘉宾提到中国的富豪想方设法把钱转移到国外，李肃先生（和君创业总裁）称那是企业家们对外投资的深谋远虑。这个说法显然是扯着蛋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富人希望有一个国外身份？希望将资产放一些到国外？因为恐惧。这种恐惧原因有三：一是权力随时会干掉你，“严苛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已使得人人自危。对此有一个比方很形象：“先逼良为娼，再定点扫黄”。二是民粹暴戾恨不得随时以类似“义和团”的方式灭掉你。三是以雾霾、水污染、食品毒化等为代表的环境恶化。——中国的“精英恐惧症”乃至“社会恐惧症”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前不久胡德平先生召集我们纪念宪法日，我跟他说：您叫我来我才敢来，否则如果其他的人集中起来讨论一些敏感问题，家人是会非常替我们担心的。如何消除这种无处不在社会性的恐惧，是中国当下社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人“仇富”吗？

正如茅于轼先生刚才所说，其实我们不是“仇富”，而是“仇腐”，仇恨的是贪官、是官倒、是官商勾结、是垄断经营、是为富不仁。一句话，是权力和不义之财的结合，是对公共资源的非正当攫取。我注意到最近网上的一篇文章写得理直气壮，标题叫做“人们为何不恨袁隆平？！”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被所谓“仇富”掩盖的“仇腐”问题，是一个缺乏对权力制约导致公共资源和财富被非法劫取的问题。更深层次，则是社会公平问题，是对“改革开放为什么？”、“发展成果究竟被谁享用？是大多数公众，还是极少数特权阶层？”、“社会公共资源的权属和分配规则是什么？”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刻拷问。不能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的和谐发展将面临巨大危机。

第三个问题：中国百姓有说话的权利与能力吗？

“中产阶级”、“市民阶层”、“公民社会”的缺失，一直是相当部分“精英”扼腕中国发展的“短板”之一。从宪政意义上说，这种人群的缺失，表明一个社会缺乏一种成熟的、理性的制约权力的力量。只有公民权利对社会公权力具备一种有效的制衡，所谓民主法治才能施行。

任何时代，公众的参与都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受公共权力垄断的媒体成为公众权利自救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尤其当社会的规则不能为公民权利的救济提供法定的途径或法定途径不能起到应有作用时，类似对权力进行“人肉搜索”这种“梁山”式的权利自救也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正义实现路径了。

网络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共同构成完整的反腐败体系，切不可因噎废食，阻塞民意。先闻江苏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后见寻滋被广泛用限限制网络言论，无导师于剥夺公民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权利与途径。

第四个问题：中国为何如此强调“集体主义”？

赵晓教授刚才提到的此种观点我高度认同。解放以来，甚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一直以“牺牲个体利益求取整体力量的强大”为特色（非民主政体下社会发展的效率往往也是特别高的，典型者如纳粹德国、战时的前苏联）。因此，以发展的“成果伟大”论证牺牲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就顺理成章。这是一种典型的“强权政治”，对长期遭受外族欺侮的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公平、效率一直是社会发展两个相互矛盾的价值目标，均衡实现这两大价值目标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中国改革开发以来长期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有其历史必然性。现在，到了强调公平的时期了。本届政府一直格外强调民生，同样有其历史必然性。只是矫枉不可过正，必然考虑公正与效率这两大基本价值目标的均衡。

第五个问题：中国，可能通过温和变革避免激烈革命么？

我从来不认可疾风暴雨的、革命式的社会变革——这也绝不是说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不需要流血与暴力。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所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革命浪漫主义，对社会的贡献往往远远小于其所造成的伤害。只有春风化雨、深入人心的东西，才可能是和谐的、可持续的，正所谓“随风入夜、润物无声”。中国似乎从来不乏“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浪漫”，“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权力无比巨大。那么，作为民间力量，如何去防止公权力这种破坏性的浪漫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往往取决于政府、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中国近六七十年来，乡绅社会被摧毁，社会自治力量被严重削弱，官民二元对立的状态使社会矛盾化解乏力。当下，理应在发展经济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组织的发展，使社会矛盾有一个调和机制。

第六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推进器”为何总是周期性“熄火”

前面有嘉宾提到作为中国经济发动机的某些因素“熄火”了，而且是周期性的一再“熄火”。在我看来，这种富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短期行为，是现行体制下政治短期行为的必然后果。

现今中国的官员，由其直接上级任命；中国的官场生态及官员“政绩”考核的可笑性，决定中国的官场生态呈现出一种“太监心态”：在我任内，为求短期政绩不亦竭泽而渔；为哄上司高兴不惜吹牛造假。这种政治生态，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发展”迅速所以我合法；因为GDP增长快所以我发展迅速；因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所以GDP增长快。这就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某种短期化（太监化）、“鸡血”化（如四万亿的发行）、强盗化（强拆、血拆等）色彩。

第七个问题：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能够平衡么？

刚刚有来宾提到对于《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企业家们的反响很强烈，认为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是一部“恶法”。俗话说“屁股决定大脑”，立法理应是各种利益及其代言人声音的平衡。劳资纠纷几乎是一对永远的矛盾，资本占优的情况下，劳动者无疑处于劣势。《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以国家公权力的形式对劳动者更多地提供法律救济，显然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衡平，其意义勿庸置疑。

当下中国，极左的民粹暴戾与极右的权贵撕扯与威胁着社会的稳定。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各阶层利益冲突激烈，所谓“左右”之争实际上是不同阶层利益、诉求与发展思路的严重分歧。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歧山同志的推荐而大红，其中对当权者的警省应当是加强权力的自我规则，而非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我则更加欣赏托氏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一句话：任何社会的、政治的激烈冲突，最终都可以转化为法律问题，并随着时间与程序的推进而不断降温。——相当意义上，这也是人们感觉司法改革是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原因之一吧。

第八个问题：中国的房地产业是城市化推动的结果吗？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看看城市新建的房屋中有多少是被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新进城的农民购置就可以得到结论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正当性需要与利益瓜分的产物：

其一，非民主选举的政权必然存在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问题，执政者的政治自信心也必然受到相当影响。在此种情况下，强调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为执政者论证政治合法性与政治自信心的最重要手段。而拉动经济进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城市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

其二，垄断产生的高利润，有一个利益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有种极端言论，称城市房地产的建筑成本只有价格的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则由各种利益群体分享，主要是开发商与政府的共享。

第九个问题：走过“新威权”还是回归“旧威权”？

打断你的腿后再象征性地向你道歉，你却发自内心的感恩戴德，深层次原因何在？——曾经有一个朋友这样向我形容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与评反昭雪后人们的心态与社会的状态。我提出了形成这种状态的几个基本条件：其一，打断你腿的这个人掌握甚至垄断着社会资源和你过去乃至未来的命运；其二，并非所有被打断腿的人都受到道歉或是赔偿，人为地产生某种稀缺。——这是家长而非强盗。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长期处于权力的神秘化、恐怖化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处于权力的“威权化”阶段；未来，我们将向着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前进，并最终发展到权力的民主与法治化的阶段。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走过新威权转向民主法治与回归领袖个人崇拜与权力集中回归旧威权的微妙时期。中国未来的走向，既取决于政治家的胸怀与远见卓识，更取决于公民社会发展形成某种“公众意志”对于权力的制约。

第十个问题：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能评估吗？

刚才嘉宾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笑话提出来，我完全理解。——但，曾经有多少我们认为是笑话的东西，变成了现在的常识性东西呢？我的判断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应该被评估、而且应该有一整套评估的机制与标准。

现今中国语境下，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公权力最核心的载体。而公权力决策过程中，决策程序的民主与科学，必将使其决定更加英明。而一个理性的、有效的纠错机制，也是一个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应有之义。

总结上面十个问题，其共性在于公共权力决策的过程当中，私人，公民，我们每一个平头老百姓，能不能有所作为，能不能够对它说一声“不”，或者有说有什么方面给我们一些救济。曾有哲人将政治喻为“不得不承受之恶”——诚然，人类历史最基础的博弈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间的博弈。如何集合公民权利以制约公权力的恣意，成为法治社会最基本、最核心的课题。

由此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几个事件：

第一个是秦始皇焚书坑儒。

为什么要焚书要坑儒呢？因为你脑子想得太多了，而思想的自由是专制的天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你想多了，老子就把你活埋掉。于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第二个是《左传》上记载的众史官为了写定“崔杼弑齐君”而竞相殒命。这让我强烈感受到，在中国要记载和传播一个历史、一个事实，往往是要付出血与火的代价。

第三个是有中国第一个讼师之称的邓析。因“挑词架讼”，更有甚者，他号召人们以集体签名“大字报”、“小字报”的形式，对当权者的政策说三道四，终于被郑国的子产给杀掉了。——自古以来，跟官斗的下场基本上都是要掉脑袋的。

中国的改革就是“变法”——几千年来莫不如此。然而中国的改革自古以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对社会的强迫，而不是由社会自然进步，由下而上或上下结合的东西，是恣意的权力的产物。所以，中国几千年的发展，甚至直至到1978年，我们都只有一种权力的声音，作为公民应有的私权利几乎是不存在的。

在这样一片肃杀中，慢慢产生了三种“异类”人群：一是学者，为社会提供自由的思想；二是记者，记载和传播事实，集合公众意志监督权力；三是律师，用规则的力量对权力的恣意说“不”。从工具价值而言，上述三类人群都可能沦为权力的工具；但从主体价值取向而言，上述三类人群都应该是“三个代表”：“公民私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性理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以私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忠实代表”。而法治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平衡公共权力和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博弈。

我们可以注意到：东欧、台湾的变化，其轨迹首先都是思想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带动了表达的自由，这种表达的自由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出版的自由，其二，是新闻的自由。在这样一个表达自由的推动之下，产生了一个集会的自由。像以前我们坐在这儿讨论——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都是被严禁的。集会的自由后面往往跟着结社的自由，而结社的自由必然导致政党真正多元化，政党多元化必然动摇一党执政的基础。这也是当下要从思想教育（尤其高校领域）、新闻管束、出版限制等方面加强控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年年春晚年年期待，年年春晚年年吐槽。没有了赵本山的春晚，依然在依次嘻笑着胖子、剩女、女汉子、矮个子......依旧不懂幽默真谛地拿刻薄当有趣，依旧习惯性骨子里猥琐地讴歌权势、嘲弄弱小，依旧ZZ宣传的味道越来越浓。我们离文明的路，还有多远？——在我看来，期待就是一种希望与态度，吐槽就是一种启蒙与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