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良彪：當下中國的十大基本問題

2016-03-20 呂良彪 冷眼看文摘

當下中國，極左的民粹暴戾與極右的權貴掠奪撕扯與威脅着社會的穩定。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各階層利益衝突激烈，所謂“左右”之爭實際上是不同階層利益、訴求與發展思路的嚴重分歧。“楊佳式”的社會報復以及天津、柳州爆炸乃至新疆暴恐，在相當意義上警示着司法救濟與社會治理的失靈。——以犧牲“維權”的方式進行的“維穩”還能持續多久？“上有西太后、下有義和團”的社會狀態如何改變？社會是溫和改良式的前行，還是辛亥革命式的劇變？

當下中國，正面臨着走過新威權轉向民主法治與回歸領袖個人崇拜與權力集中回歸舊威權的微妙時期。中國未來的走向，既取決於政治家們的胸懷與遠見卓識乃至殊死鬥爭，更取決於公民社會發展形成某種“公眾意志”對於權力的制約。——網絡集合公眾意志對公共權力進行監督，是典型的“權利反腐”。這種民間的“權利反腐”與體制內“權力反腐”共同構成完整的反腐敗體系，切不可因噎廢食，阻塞民意。——社會深刻變革之際，法律人的理性、良知與責任，就是要在權力無度與民粹暴戾之間，構建起理性的防火牆。

——題記

首先回應前面嘉賓（茅于軾、趙曉、李肅）提到的幾個問題來展開我今天的話題：

第一個問題：中國人為何如此“好吃”？

中國的飲食文化一向領先世界、享譽全球，過年期間更是饕餮盛宴、大快朵頤。——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章探討“中國人為何講究吃？”從法律人的視角看來，中國人“好吃”是因為缺乏安全感：中國自古就沒有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與保護的傳統與機制，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即使是在今天，即使是2002年建好的房產，只要有開發商看上，或是因其他原因，也會被拆遷，國人最重要的財產也會被剝奪。中國幾千年來官老爺超越規則的恣意，使中國人長期生活在一種對未來的不確定與焦慮之中，沒有安全感——用時髦的話說叫“缺乏穩定預期”。在什麼都可能被剝奪的情況下，似乎只有吃到肚裡的東西最讓人踏實吧！

前面有嘉賓提到中國的富豪想方設法把錢轉移到國外，李肅先生（和君創業總裁）稱那是企業家們對外投資的深謀遠慮。這個說法顯然是扯着蛋了！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富人希望有一個國外身份？希望將資產放一些到國外？因為恐懼。這種恐懼原因有三：一是權力隨時會幹掉你，“嚴苛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已使得人人自危。對此有一個比方很形象：“先逼良為娼，再定點掃黃”。二是民粹暴戾恨不得隨時以類似“義和團”的方式滅掉你。三是以霧霾、水污染、食品毒化等為代表的環境惡化。——中國的“精英恐懼症”乃至“社會恐懼症”其實是非常嚴重的。前不久胡德平先生召集我們紀念憲法日，我跟他說：您叫我來我才敢來，否則如果其他的人集中起來討論一些敏感問題，家人是會非常替我們擔心的。如何消除這種無處不在社會性的恐懼，是中國當下社會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第二個問題：中國人“仇富”嗎？

正如茅于軾先生剛才所說，其實我們不是“仇富”，而是“仇腐”，仇恨的是貪官、是官倒、是官商勾結、是壟斷經營、是為富不仁。一句話，是權力和不義之財的結合，是對公共資源的非正當攫取。我注意到最近網上的一篇文章寫得理直氣壯，標題叫做“人們為何不恨袁隆平？！”這背後其實是一個被所謂“仇富”掩蓋的“仇腐”問題，是一個缺乏對權力制約導致公共資源和財富被非法劫取的問題。更深層次，則是社會公平問題，是對“改革開放為什麼？”、“發展成果究竟被誰享用？是大多數公眾，還是極少數特權階層？”、“社會公共資源的權屬和分配規則是什麼？”這樣一些基本問題的深刻拷問。不能很好的回答這些問題，中國的和諧發展將面臨巨大危機。

第三個問題：中國百姓有說話的權利與能力嗎？

“中產階級”、“市民階層”、“公民社會”的缺失，一直是相當部分“精英”扼腕中國發展的“短板”之一。從憲政意義上說，這種人群的缺失，表明一個社會缺乏一種成熟的、理性的制約權力的力量。只有公民權利對社會公權力具備一種有效的制衡，所謂民主法治才能施行。

任何時代，公眾的參與都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解決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受公共權力壟斷的媒體成為公眾權利自救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尤其當社會的規則不能為公民權利的救濟提供法定的途徑或法定途徑不能起到應有作用時，類似對權力進行“人肉搜索”這種“梁山”式的權利自救也就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正義實現路徑了。

網絡集合公眾意志對公共權力進行監督，是典型的“權利反腐”。這種民間的“權利反腐”與體制內“權力反腐”共同構成完整的反腐敗體系，切不可因噎廢食，阻塞民意。先聞江蘇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後見尋滋被廣泛用限限制網絡言論，無導師於剝奪公民對公共權力監督的權利與途徑。

第四個問題：中國為何如此強調“集體主義”？

趙曉教授剛才提到的此種觀點我高度認同。解放以來，甚至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發展一直以“犧牲個體利益求取整體力量的強大”為特色（非民主政體下社會發展的效率往往也是特別高的，典型者如納粹德國、戰時的前蘇聯）。因此，以發展的“成果偉大”論證犧牲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也就順理成章。這是一種典型的“強權政治”，對長期遭受外族欺侮的中國人有着特殊的意義。——公平、效率一直是社會發展兩個相互矛盾的價值目標，均衡實現這兩大價值目標是社會和諧發展的根本。中國改革開發以來長期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為原則，有其歷史必然性。現在，到了強調公平的時期了。本屆政府一直格外強調民生，同樣有其歷史必然性。只是矯枉不可過正，必然考慮公正與效率這兩大基本價值目標的均衡。

第五個問題：中國，可能通過溫和變革避免激烈革命麼？

我從來不認可疾風暴雨的、革命式的社會變革——這也絕不是說社會的進步與變革不需要流血與暴力。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再證明，所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革命浪漫主義，對社會的貢獻往往遠遠小於其所造成的傷害。只有春風化雨、深入人心的東西，才可能是和諧的、可持續的，正所謂“隨風入夜、潤物無聲”。中國似乎從來不乏“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革命浪漫”，“大一統”的中央、政府權力無比巨大。那麼，作為民間力量，如何去防止公權力這種破壞性的浪漫呢？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

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往往取決於政府、社會、公民之間的關係。中國近六七十年來，鄉紳社會被摧毀，社會自治力量被嚴重削弱，官民二元對立的狀態使社會矛盾化解乏力。當下，理應在發展經濟組織的同時允許社會組織的發展，使社會矛盾有一個調和機制。

第六個問題：中國經濟發展“推進器”為何總是周期性“熄火”

前面有嘉賓提到作為中國經濟發動機的某些因素“熄火”了，而且是周期性的一再“熄火”。在我看來，這種富於中國特色的經濟短期行為，是現行體制下政治短期行為的必然後果。

現今中國的官員，由其直接上級任命；中國的官場生態及官員“政績”考核的可笑性，決定中國的官場生態呈現出一種“太監心態”：在我任內，為求短期政績不亦竭澤而漁；為哄上司高興不惜吹牛造假。這種政治生態，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發展”迅速所以我合法；因為GDP增長快所以我發展迅速；因為官出數字、數字出官所以GDP增長快。這就導致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某種短期化（太監化）、“雞血”化（如四萬億的發行）、強盜化（強拆、血拆等）色彩。

第七個問題：中國社會各階層利益衝突能夠平衡麼？

剛剛有來賓提到對於《勞動合同法》的出台，企業家們的反響很強烈，認為影響到企業的發展，是一部“惡法”。俗話說“屁股決定大腦”，立法理應是各種利益及其代言人聲音的平衡。勞資糾紛幾乎是一對永遠的矛盾，資本占優的情況下，勞動者無疑處於劣勢。《勞動合同法》的出台，以國家公權力的形式對勞動者更多地提供法律救濟，顯然是對社會公平的一種衡平，其意義勿庸置疑。

當下中國，極左的民粹暴戾與極右的權貴撕扯與威脅着社會的穩定。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各階層利益衝突激烈，所謂“左右”之爭實際上是不同階層利益、訴求與發展思路的嚴重分歧。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因歧山同志的推薦而大紅，其中對當權者的警省應當是加強權力的自我規則，而非強化對社會的控制。我則更加欣賞托氏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一句話：任何社會的、政治的激烈衝突，最終都可以轉化為法律問題，並隨着時間與程序的推進而不斷降溫。——相當意義上，這也是人們感覺司法改革是當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的原因之一吧。

第八個問題：中國的房地產業是城市化推動的結果嗎？

這個問題的背後，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與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看看城市新建的房屋中有多少是被隨着城市化進程而新進城的農民購置就可以得到結論了。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正當性需要與利益瓜分的產物：

其一，非民主選舉的政權必然存在權力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問題，執政者的政治自信心也必然受到相當影響。在此種情況下，強調社會的發展也就成為執政者論證政治合法性與政治自信心的最重要手段。而拉動經濟進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城市房地產業的高速發展。

其二，壟斷產生的高利潤，有一個利益分配與再分配的問題。有種極端言論，稱城市房地產的建築成本只有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則由各種利益群體分享，主要是開發商與政府的共享。

第九個問題：走過“新威權”還是回歸“舊威權”？

打斷你的腿後再象徵性地向你道歉，你卻發自內心的感恩戴德，深層次原因何在？——曾經有一個朋友這樣向我形容文革後的撥亂反正與評反昭雪後人們的心態與社會的狀態。我提出了形成這種狀態的幾個基本條件：其一，打斷你腿的這個人掌握甚至壟斷着社會資源和你過去乃至未來的命運；其二，並非所有被打斷腿的人都受到道歉或是賠償，人為地產生某種稀缺。——這是家長而非強盜。

回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我們長期處於權力的神秘化、恐怖化的狀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漸處於權力的“威權化”階段；未來，我們將向着權力的多元化與社會化前進，並最終發展到權力的民主與法治化的階段。

當下中國，正面臨着走過新威權轉向民主法治與回歸領袖個人崇拜與權力集中回歸舊威權的微妙時期。中國未來的走向，既取決於政治家的胸懷與遠見卓識，更取決於公民社會發展形成某種“公眾意志”對於權力的制約。

第十個問題：黨中央的英明決策能評估嗎？

剛才嘉賓將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笑話提出來，我完全理解。——但，曾經有多少我們認為是笑話的東西，變成了現在的常識性東西呢？我的判斷是：黨中央的英明決策應該被評估、而且應該有一整套評估的機制與標準。

現今中國語境下，黨中央的英明決策是公權力最核心的載體。而公權力決策過程中，決策程序的民主與科學，必將使其決定更加英明。而一個理性的、有效的糾錯機制，也是一個社會健康和諧發展的應有之義。

總結上面十個問題，其共性在於公共權力決策的過程當中，私人，公民，我們每一個平頭老百姓，能不能有所作為，能不能夠對它說一聲“不”，或者有說有什麼方面給我們一些救濟。曾有哲人將政治喻為“不得不承受之惡”——誠然，人類歷史最基礎的博弈在於公權力與私權利間的博弈。如何集合公民權利以制約公權力的恣意，成為法治社會最基本、最核心的課題。

由此我想到中國歷史上的幾個事件：

第一個是秦始皇焚書坑儒。

為什麼要焚書要坑儒呢？因為你腦子想得太多了，而思想的自由是專制的天敵。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曆朝歷代都有“文字獄”——你想多了，老子就把你活埋掉。於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為歷朝歷代統治者的“政治智慧”。

第二個是《左傳》上記載的眾史官為了寫定“崔杼弒齊君”而競相殞命。這讓我強烈感受到，在中國要記載和傳播一個歷史、一個事實，往往是要付出血與火的代價。

第三個是有中國第一個訟師之稱的鄧析。因“挑詞架訟”，更有甚者，他號召人們以集體簽名“大字報”、“小字報”的形式，對當權者的政策說三道四，終於被鄭國的子產給殺掉了。——自古以來，跟官斗的下場基本上都是要掉腦袋的。

中國的改革就是“變法”——幾千年來莫不如此。然而中國的改革自古以來都是自上而下的對社會的強迫，而不是由社會自然進步，由下而上或上下結合的東西，是恣意的權力的產物。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發展，甚至直至到1978年，我們都只有一種權力的聲音，作為公民應有的私權利幾乎是不存在的。

在這樣一片肅殺中，慢慢產生了三種“異類”人群：一是學者，為社會提供自由的思想；二是記者，記載和傳播事實，集合公眾意志監督權力；三是律師，用規則的力量對權力的恣意說“不”。從工具價值而言，上述三類人群都可能淪為權力的工具；但從主體價值取向而言，上述三類人群都應該是“三個代表”：“公民私權利的忠實代表、社會性理不同聲音的忠實代表、以私權利制約公共權力的忠實代表”。而法治的基本任務，就在於平衡公共權力和公民私權利之間的博弈。

我們可以注意到：東歐、台灣的變化，其軌跡首先都是思想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帶動了表達的自由，這種表達的自由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出版的自由，其二，是新聞的自由。在這樣一個表達自由的推動之下，產生了一個集會的自由。像以前我們坐在這兒討論——在很長歷史時期內，我們今天這樣的聚會都是被嚴禁的。集會的自由後面往往跟着結社的自由，而結社的自由必然導致政黨真正多元化，政黨多元化必然動搖一黨執政的基礎。這也是當下要從思想教育（尤其高校領域）、新聞管束、出版限制等方面加強控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年年春晚年年期待，年年春晚年年吐槽。沒有了趙本山的春晚，依然在依次嘻笑着胖子、剩女、女漢子、矮個子......依舊不懂幽默真諦地拿刻薄當有趣，依舊習慣性骨子裡猥瑣地謳歌權勢、嘲弄弱小，依舊ZZ宣傳的味道越來越濃。我們離文明的路，還有多遠？——在我看來，期待就是一種希望與態度，吐槽就是一種啟蒙與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