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胡耀邦和两个被压迫阶级的解放

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25周年，主流媒体虽然很冷漠，但民间媒体和网上关于这一主题的报道、文章、微博都不少。同时，毁谤、丑化的作品也频频出现，颇为热闹。

网上看到一位朋友的文章，其中引述新浪的两条微博，一是“胡耀邦的冤假错案大平反，对象主要是在文革中遭受冲击的老干，镇反枉死者等群体鲜有惠及。”二是“胡耀邦平反的一批，基本都是当初体制内的‘精英’，平反后即成为对抗文革残余毛左的主力，其实与屁民无关。”这两段微博，颠倒事实，混淆视听，居心险恶，不得不辨。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受惠者数达一亿多，据郭道暉引用统计资料：获得平反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当年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直到共产党成立

初期，人无分级别高下，地无分东南西北，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党内外干部，上百万的知识分子，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得到平反解放。平反冤假错案的范围之广，获得解放的人数之多，而且是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得未尝有的伟大业绩。那两条新浪微博却说胡耀邦平反的只是“老干”、“精英”，胡说枉死者“鲜有惠及”、“与屁民无关”，不知用心何在？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造就了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一个是名为人民公社社员的农奴阶级，一个是由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及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中受害者构成的贱民阶级。胡耀邦为这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把那些本着“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原则而被专政的贱民阶级，从社会最底层解放出来，使数以亿计的贱民及其子女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屈辱地位，成为可以挺起胸来、扬眉吐气的社会公民，能够同其他公民平等生活。这就铲平了毛泽东人为地制造的阶级分野，消除了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统治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社会恶果。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只有胡耀邦才有如此卓越的见解和非凡的胆略，敢于承担起如此光辉伟大而又无比沉重的历史任务。使亿万群众摆脱贱民的阶级地位，洗刷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污垢和耻辱。这是民主对专制的伟大胜利。

（一）农奴阶级的解放

通过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公社化”，广大农民不但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连劳动和人身自由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田间劳作要服从统一调配，一年下来的劳动工分，扣除粮食等配给品的费用，所剩无几，有的甚至还倒欠生产队；房前屋后种一点瓜菜，或养鸡生蛋换油盐，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而禁止；大炼钢铁时收走铁锅铁铲，连大门和箱子上的搭攀都撬掉；刮共产风时大办食堂，家家碗筷瓢勺都被充公。杨献珍在1959年的几次讲话里，一再讥笑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叫花子还有一根打狗棍，公社社员连打狗棍都没有。他当时没有看到后来出现的社员不如叫花子的另一现象：食堂办不下去，不得不解散后，许多饥饿的农民要到外地或城市要饭，但出去要饭须经公社或大队批准，开给路条。没有关系求得路条的，有的就铤而走险，偷跑出去。既无关系又缺偷跑勇气的，就只好坐以待毙了。大饥荒的几年里饿死这么多人，农民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是重要原因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几亿农奴自己起来革命，从冒着生命危险实行包产到户开始，一步一步地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在包产到户、农业丰收的基础上，他们又涉足工商副业，或肩挑手提、走街穿巷，或贩运倒卖、摆摊设点，开辟了商品经济的新天地，同时也改变了执政者的指导思想。回顾这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农奴阶级的解放主要是他们自己起来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但党内民主派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赵紫阳在四川和万里在安徽支持、庇护包产到户，以致赢得“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美誉就不用说了，胡耀邦对农奴阶级的解放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农奴解放的最主要途径是包产到户。五十年代推行合作化、公社化，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从那时开始，包产到户就是农村奴役反奴役的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为了求得温饱而争取包产到户的劳动自由，成为各地农民的普遍要求。但在毛泽东的铁腕统治下，包产到户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复辟”。二十多年来，凡是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从中央到省、地、县、公社，无不遭到严厉的批判以至残酷的镇压。因此，七十年代末期在安徽、四川等地出现的包产到户，当然免不了会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强烈反对。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

建设上来，并且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但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里，却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几个月后，又在一份文件里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

吴象在一篇题为《大写的人》的纪念文章里说，胡耀邦对于农村的改革大潮，始终给予热切的关注和支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万里向胡耀邦提出：“文件草案的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同意他的意见，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但没有被采纳。《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等地农民自发推行包产到户的消息，受到一些高层领导人的批评。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的报道，使包产到户进入全社会的视野。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在万里、赵紫阳的努力和胡耀邦的支持下，《决定》里委婉地写进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有条件地允许包产到户。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同年7月，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9月14日至22日，他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完善农村的生产责任制，会上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后发布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该允许继续实行。”这里虽然表现出对不同意见的妥协和折中，但已经为包产到户打开了大门。

1981年12月，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万里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出，《纪要》明确肯定：“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终于为包产到户争取到了合法地位，有人戏说这是给包产到户上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据李普回忆，为了绕开包产到户这个敏感的用语，胡耀邦还想出“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提法。1983年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进一步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包产到户的合法化，虽然只能挂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等框架之下，但这毕竟标志着农村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意味着农民终于摆脱农奴地位，这是自由对奴役的胜利，也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

包产到户造就了农村的繁荣兴旺，带来了个体工商副业和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引出了“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与此相适应，人民公社也陆续退出历史舞台。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里，多次提到“乡、民族乡”，已经没有人民公社的踪影了。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亿万农民通过包产到户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求得解放，经历了多么艰难曲折的斗争。吴象在文章里说：“家庭联产承包普及全国之日，就是人民公社自行瓦解之时。”人民公社的瓦解，意味着农奴阶级的解放。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解放过程中，胡耀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吴象说：“他是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运动运筹帷幄的关键人物，为包产到户在全国的普及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这个概括是十分恰当的，换句话说，他为农奴阶级的解放“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

（二）贱民阶级的解放

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除了文革期间受害的干部和群众外，最大量的是“黑五类”及其子女。这些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数达几千万。他们在长达二三十年的岁月里，备受欺凌侮辱。胡耀邦以其大无畏的气概，把他们，不，应该是把我们，从社会最底层解放出来。

早在“四人帮”刚被粉碎的日子里，胡耀邦就已理解到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意义。他写给叶剑英的“中兴三策”：“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把平反冤案和狠抓生产，并列为争取人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两大杠杆。这体现了胡耀邦的远见卓识，也同他亲自经历灾难的体验有关。他少年时代在中央苏区，曾经被当作“AB团”成员，险些被枪决；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他妻子李昭被怀疑为特务关押起来；六十年代他在陕西省委书记的任上，又被诬为“胡赵李反党集团”的首脑，横遭连续不断的批判。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对几十年历史上积累的冤假错案，有着深切的体认。尤其是1949年后，毛泽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亿万群众和干部打成敌人，沦为贱民，造成社会的极不平等、极不安宁，更使他意识到，要把社会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出来，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发展生产来收拾民心，把离心离德转化为同心同德，才能开辟新的局面，创造“中兴伟业”。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从为文革受难者平反开始的。文革期间形成的继“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后的“黑九类”（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即由此而来），是构成贱民阶级的新群体。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后，面临已经涣散的人心，首先需要解决文革遗留问题。为此，他成立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逐一清查中央党校在文革中的事件，分清是非，平反冤案，落实政策。接着，他又考虑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包括对所谓的“杨侯反党集团”和右派分子的平反，不料却遭到强烈的抗拒。面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阻力，他不得不另外再建立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负责为文革前的冤假错案平反。

在为中央党校的文革冤案平反的同时，胡耀邦组织党校教师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经过胡耀邦修改定稿，在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揭露文革对广大干部的残酷迫害，提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强加于许多干部的错误结论。文章为平反文革冤案作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也遭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等人的强烈反对。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等的推荐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肩负起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重任。他在到任的第一天，就提出要把中组部办成“干部之家”、“党员之家”，认真做好两大任务：来访接待和群众来信。他除调动部里的所有人员外，还把文革中“靠边站”待分配的几十位老干部组织起来参加接待，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百人。胡耀邦还亲自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倾听他们的申诉。他对中组部工作人员说：“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他自己实在抽不出时间的时候，就委托适当的人员接待。批阅群众来信就更多了，他在担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里，批阅了四千多封群众来信。为了推动这项工作，胡耀邦还在1978年2—4月里，召开六次疑难案例座谈会，邀请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对118个疑难案例，进行分析，复查平反。

在中组部直接处理平反冤案、落实政策的同时，胡耀邦还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这项工作。他多次强调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动手，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都要抓。他要求各级党委层层推广疑难案例座谈会，通过典型，指导全面。为了统一党内外的思想认识，胡耀邦除了利用《人民日报》等舆论工具外，1978年6月还创办内部刊物《组工通讯》，指导全国平反冤案、落实政策的工作。

为55万右派分子平反改正，是胡耀邦生平事业中最瑰丽的篇章之一。文革结束后，许多右派分子及其家属给中央机关来信或上访，有的要求复查平反，有的要求摘帽（当时约有20多万右派分子尚未摘帽）。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在宣布全部摘帽的同时，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胡耀邦认为，为了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应当是有错就改，错多少改多少，不能只作为个别问题来改正。为此，他组织起草向中央的报告，提出要实事求是地为右派分子甄别改正。

中组部的报告上送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参加，举行一次研究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会议于1978年6月在烟台召开，胡耀邦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杨在会上转述了胡耀邦的意见：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多少。今天不能再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了，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但这个意见得不到多数与会者的同意。他们认为，全部摘帽，就已经很宽大了，没有必要再平反。杨陈回北京后向胡耀邦汇报，胡耀邦让他们起草一份会议情况的材料，并明确表示对会议“保留意见”。

这个材料上报后，中央决定五部再次开会。这个会于9月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杨士杰在会上据理力争，坚持应当把划错了的右派全部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于有些与会者提出的疑虑和担忧，杨士杰会前就有所准备，都一一作了解释。这时全国已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个思想运动对大家不无启迪。最后，与会的其他四个部的部长都接受了中组部的意见，达成改正右派的一致协议。会后修改6月会议起草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等等。这个方案于9月17日由中共中央以（1978）第55号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国，总算开启了让几十万右派走出贱民地位的大门。接着，胡耀邦安排《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发表有关文章，并且陆续报道中央党校、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全部右派都得到改正的消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几个单位改正全部右派，对全国的右派改正工作是有力的促进。

但改正工作在各单位、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单位和地区的领导人仍然犹豫观望，还在考虑哪些属于“扩大化”可以改正，应该改正多少等等。有的到中组部请示：“都要改正，是不是太多了？”胡耀邦说：“是错的就都要改正，不管有多少！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啊？”

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全国改正右派的工作迅速推开，各地区各单位以中央党校、公安部为模板，改正全部右派。最后，除了为适应邓小平的“反右派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断语而留下几十人没有改正外，五十余万右派都得以改正，基本上做到了“一风吹”。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胡耀邦说：“这个问题必须这么做。右派五十多万，加上被株连的人二百多万，如果要像别的案子，一个一个地甄别，要有一大批人去干。这些人还可能是当事人，再加上思想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一风吹，估计十年二十年都平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话虽然说得轻松，但在实践中需要承受多么巨大的阻力和压力啊！

在争取改正全部右派的同时，胡耀邦还致力于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针对各地各级普遍存在的顾虑重重、举步维艰的情况，他在1978年9月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凡是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两个不管”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许多与会者当晚就传回本单位，有力地推进了冤假错案的平反。但也遭到有权力者的阻挠。胡耀邦的这“两个不管”，明显是针对毛泽东的。人们对平反冤案之所以犹豫不安，主要是因为许多冤假错案是毛泽东钦定的，或者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确定的，实行“两个不管”，就意味着对毛泽东的否定。主持会议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在会议简报上删去“两个不管”，还向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把胡耀邦叫去训斥说：按照你的“两个不管”，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也要平反吗？胡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一定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他生前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改正。

“两个不管”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基本方针，摧毁了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怀疑，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平反工作。除了平反文革期间的冤案和改正右派外，所谓的“四类分子”也摆脱了低人一等的贱民地位。

1979年1月29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文件明确规定，原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都可以享受公社社员待遇，不得歧视，这就消除了他们作为贱民的阶级地位，几十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胡耀邦以他的大仁大勇，雷厉风行地领导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解放了长期在社会底层备受煎熬欺凌的亿万贱民，使他们得以扬眉吐气，成为平等的社会公民。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再一次地消灭了阶级的分野和对立。社会的平等化，不但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基础，而且带来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文化生活的自由化。这首先应当归功于胡耀邦，是他的远见卓识和超人的胆略，为解放受难民众而敢冒风险的道义、勇气和精神，才能建立如此彰明昭著的丰功伟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是值得浓墨重彩地大书的一页，胡耀邦也必将因此而名垂青史。田纪云称赞说：“这样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古今中外没有，空前绝后”。任仲夷也说：“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均见于《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这是他们基于自己的深切体会所作出的公允而中肯的评价。

由于农奴阶级和贱民阶级的消灭，八十年代的中国成为近现代历史上最平等的社会，也是相对民主自由的社会。遗憾的是，8964大镇压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以致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的十多年来，不断孕育出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同这两大剥削阶级的产生相对应，出现了新的贱民阶级——土地被占、房屋被拆及因计划生育、就业歧视等弊政而倾家荡产的受害者。这些年来，使清白无辜的公民沦为贱民的冤假错案，更是层出不穷。

我在4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不要催生新的贱民阶级》。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一个“使我激动不安的疑问：当局的倒行逆施，是否正在催生着新的贱民阶级？”我以倪玉兰从中央机关干部和高级部门的法律顾问，只是因为她助人维权，频遭打击迫害，以致沦落成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只能在地下通道栖身的贱民为例，指出：“一个处于被剥夺被压迫的恶劣处境的贱民阶级，正在孕育和形成之中。”我还在文末呼吁：“千钧一发，时不我待，执政者是否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明智地处理这个问题？”将近四年过去了，那些导致普通公民沦为贱民的弊政，虽然有所改善，如取消了劳教，平反了少数杀人冤案，但从高层的指导思想到基层的施政方式，却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权贵豪强对弱势公民的剥夺和压迫仍在继续，冤假错案持续增加，贱民队伍不断扩大，政治形势十分紧张，社会危机日益尖锐。

严峻的现实，呼唤着再一次的平反冤假错案，呼唤着胡耀邦式的领导人。当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发展趋势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二十来年积累下来的社会对立和冤假错案，尽管比胡耀邦的时代还要复杂，还要多，但总有一天是要解决的，也必然是会解决的。问题在于解决的具体形式如何：是阶级压迫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自己起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讨回公道，消灭阶级？还是当政者向胡耀邦学习，利用所掌握的政治优势，主动地开辟平反冤假错案、消除阶级对立的渠道？抑或是朝野协作合力，共同推进这个艰难复杂的历史课题的解决？这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究竟会如何解决，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消长和客观条件的走向，也取决于当政者是否能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人微言轻，就只有等待历史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