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肆意人生

王春元

　　这个曾经的右派，73岁的宁夏第一名人坐拥亿万家产，在贺兰山脚下的那块方圆900亩的领地上，不仅仅盖起了属于自己名下的西部影视城，更有黄土坡下雕梁画栋的四合院，四季如春的

暖房，昏暗的窑洞里停放着崭新明亮的宝马745，身边有年轻的娇妻，身后有七十多条凶狠的藏獒，他是思想和物质都达到了一种肆意的状态。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l936年他出生于南京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个买办资本家。出生不久就是抗战，他在重庆生活了九年。l945年以后，父亲到了上海，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把他父亲清除了，撵到了北京。父亲在共和国成立前后被抓起来，投进监狱，不久就去世了。当时北京要打造一个红色的首都，就把一切不符合条件的人都迁离北京。张贤亮同一千多人遭到流放，来到黄河边上的宁夏。l956年，应该是中国解放以后政治上最好的年份，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社会气氛相对地宽松和谐。这一切燃起了青年时期的张贤亮对新时代的期望，当时他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了，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大风歌”，歌颂这个时代，赞美这个时代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这首诗蕴含的想法和期待与50年后是一样的。而就是他的超前意识，把他打入了人间地狱。

　　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开始了。这发表在西北唯一的文学刊物《延河》上的小诗，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被《人民日报》批评那就基本上定性了，百分之百地把他划为右派，判三年劳教，在贺兰山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后来叫西湖农场。因为西北相对偏远，大家对政治的解读能力不是很强，当地人对他也还行，这让他在心智上没有受到多大迫害。三年劳教之后，给他定性为群专人员，被分到离这个劳改农场大概有40华里的南梁农场去监管劳动。那是在1961年前后，赶上了大饥荒，人们饿得根本走不动道，大量地死人。睡在屋里一个炕上的两个人，早上一睁眼，起来一摸，另外一个身体都凉了。张贤亮说，有一天他坐在农场的土坯墙根底下晒太阳看书，突然脑袋一歪就饿晕过去了，人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与别的死人一起扔到停尸房。下半夜他醒过来了，一看满屋子都是死人，就爬到门口；西北的门开门时需要抬一下，才能从屋里出来，他拼命爬到门底下，把那个门抬起推倒了，才被发现，被人从死人堆里给救出来了。

　　从1958年开始到l978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张贤亮始终没有摆脱被关押的命运。他自己有一个比喻，“那个时候，每一次运动来，都要抓一个人，没死没活地折腾你，不像拿刀子割肉，而是像拿锯子锯肉那样难受”，那是精神上的难受。一直熬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时全国已经开始普遍地给右派平反、摘帽子，可张贤亮不但没得到平反，还升级为反革命分子了。那时文化相对宽松了，他唯一的本事就是写，四处投稿，他的一篇小说投了三次，登出来以后有反响（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被谢晋拍成了电影的《老人与狗》），引起了当时宁夏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陈斌的重视。1979年9月，他彻底平反了，回原来的学校去教书。

　　从此以后，他的小说创作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写了知识分子的没落，写了劳改生活，写了大饥荒时候人们的饥饿，写知识分子心里的损伤，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中开了先河。很多的读者，包括全社会，都是通过他们这一批作家的作品了解到，我们以前走的道路是错误的。那个时代给他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的影视城里专门有一个“文革”村，村里有面墙，上面写着毛主席的语录，他摘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辅以番薯。”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之后的20年里，张贤亮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的面貌，将文学还原于文学，它不再是一种政治工具。尤其是到了后期，文学讲人性，导致了整个社会看到了人性的丰富性，在政治经济领域也逐渐提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样的跨越和思想解放都是以他们的文学启蒙工作为基础的。

张贤亮的西部影视城

　　张贤亮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他在这30年里的第一件幸运。让我惊异的是，这个人的生命里，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完成短暂的人生不可能打造的、不可能企及的另一个高度和辉煌?

　　1993年中央出台了一个政策，要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办三产。当时张贤亮是宁夏文联的主席，文联要办企业没有资源怎么办?这时张贤亮想起一件事，几年前有个导演张军钊拍电影《一个和八个》，要找一个特荒凉的场景，最后找到宁夏，问到了文联。张贤亮跟他说，贺兰山下有一个地方，估计能够满足要求。后来张军钊他们一去就选定了，和他要的感觉一模一样。《一个和八个》的总摄影师就是张艺谋。张贤亮由此想到，那地方是不是可以办一个影视基地?

　　他想起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1962年大饥荒以后，他刚结束劳改，被安排在南梁农场。当时的书记一看，这么一个男人，戴个眼镜，骨瘦如柴，没有劳动能力，无法给他安排工作，就让他去看菜窖。西北冬天没有蔬菜，都是在地下挖一个坑，储存上冬天吃的蔬菜，比如说白菜、萝卜、土豆。但那个农场是公有制的，老被人偷，得有个人看着，张贤亮就去了。那时候没得吃，别人偷，他也得偷，他监守自盗，倒是遂了心愿。他弄个脸盆，既是饭盆也是脸盆也是洗脚盆，每天在那儿熬菜吃，时间一长白菜也吃得恶心了，因为没盐。他就想办法弄盐，他问场长什么地方有盐，场长说你出了场部一直往南走，会发现有个地方有集子，那里可以换盐。他那天早上没吃早饭就在贺兰山下走了一上午，突然看到远远的，在荒漠和鹅卵石的砂砾之中，突兀地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土城堡。那个土城堡和周围的土地都呈现出了黄色，阳光一照，有一种别样的震撼和辉煌。张贤亮说当时他觉得这个土城堡就跟他的命运一样，衰而不败，破而不坏。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才能够发现那块贫瘠土地上的古堡的美学价值。他进城堡一看，这哪是什么集子!就是十几户当地的放羊农户，在里面摆几个堆，摆点破芹菜萝卜什么的，但也换盐巴，特粗的那种，里面有亚硝酸，是有毒的。他不管那么多，弄了点特别便宜的就回去了。

　　就是这样一次赶集的经历，让那两个土堡景观在他心里不能磨灭，研究之后他发现，这个土堡是明代戍边城堡，当时在贺兰山下建了两百多座，乾隆年间，由于地震倒塌过，后来复修了，和我们看到的土长城的城堡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张军钊拍完《一个和八个》以后，张艺谋拍《红高粱》也选择了那个地方。张贤亮就有更大的自信心了，但文联没有钱办，向银行借钱必须得有抵押，文联也没有抵押。文联里最有钱的就是张贤亮了，当时他的作品发行到了27个国家，有大量的外汇，他就拿着全部外汇到银行做抵押，抵押了78万。有了钱，他把那块地方以文联的名义包下来，但资产投入是张贤亮个人的。

　　自此以后，他一边创作一边营造西部最大的文化旅游景点――西部影视城。西部影视城的建造完全是按照一个文人对商品的理解、对市场的理解去做的。他办影视城期间，前后有多部电影像《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大话西游》、《牧马人》、《黄河谣》等在那儿拍。

　　张贤亮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些别致的理解。他说，《红高粱》里喝的那碗酒，唱的那首歌，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后来那个酒坊又变成了《新龙门客栈》里的赌坊，如何把这个酒坊恢复到古代一个真正的造酒的作坊，游客可以真正体验古代的造酒和现代造酒的不一样。他恢复了古代酒坊原始的样子，酒糟、发酵料等等，真的可以酿酒，酒坊酿的酒可以卖，有一种酒就叫做红高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古代的，现在的人对于远古的、返璞归真的东西有一种追根溯源的情结，造酒也是如此。他还复原了以前纺织土布的工序，古代的烧砖工序，一点一点地复原它们，让它们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某种念想。

　　张贤亮让影视城承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电影节――金鸡百花奖，把影视城推到了顶峰。l999年的颁奖仪式，他把中国电影重要的人物全部邀请来，在这个电影节上，他写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的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虽然张贤亮血液里是江浙一带的文人、商人，尽管他说话还能听出有江南的尾音，但语言上的气魄、表述方式、对人的压迫感，包括他性格上一些刚烈的东西，是西北的风沙侵蚀而成的。建西北影视城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当时他把那个地方包了，住户得一户户清。有几户人坚持不走，当地的村长跟他对着干，带着一帮人天天来闹事。西北人爱动粗，张贤亮也带着一帮人，手拿大哥大，非常气愤凶狠地对他们说，你们马上给我离开，我打一个电话就来一个连，你信不信?他跟带头的人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头，别跟我闹，要跟我闹，让他们家准备好了棺材，来多少人，准备多少口棺材。”这种泼皮无赖性的语言方式，绝对不是文化人应该有的东西。但他是完全在那块土地上混出来的，有能力用草根的办法解决草根问题。后来真的管用了，没有人跟他闹事。他现在可以说，我养活了周围多少多少人，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但开始不被理解，人家祖祖辈辈住在那儿，你给圈了，肯定跟你急。

　　2008年，宁夏搞了一个建国50周年的成就展览，把张贤亮的大照片搁在特别显眼的位置，和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照片搁在一块儿。这引起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一个资深教授的不满。这个人在省里也是一个官，他就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都是上纲上线的话，说张贤亮居然把自己跟中央领导放在一块儿，并历数他的种种罪过，说如此一个思想政治倾向鲜明的右派反动作家，难道能代表宁夏建国5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展么?面对这种攻击，张贤亮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文章，写得非常棒，题目叫“请用现代汉语及现代方式批判我”，驳斥那人的僵化可笑。他说：“我的悲哀不知怎么竟化为一种期盼，期盼着有完全用‘现代汉语’来对我宣判和批判的文章出现，让我能在同一个拳击台上找到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