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心中何曾有过一个“人”字？！）

吴晗为何被送上“文革”祭坛

虞云国

　　一、

　　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干部中“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还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 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篇千余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禁脔初尝。

　　文章发表后，吴晗意犹未尽，还准备写一篇全面论述海瑞的论文，这就是当年9月21日才刊出的《论海瑞》。这篇论文起稿于庐山会议前，成文后却传来了庐山会议的结局。彭德怀在会上刚直敢言之举，是否也受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号召覆水难收，就在会上强调：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得知庐山会议的消息，吴晗在待刊的《论海瑞》结尾，特地加了一段声明：“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吴晗站在毛泽东一边指责彭德怀，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形势，都是一种政治表态。也许还有一种隐忧，不希望人们把这篇文章与彭德怀挂上钩。值得注意的是，庐山会议后发表的还有署名冯兵、立康的《真假海瑞辨》，也与吴晗持同样论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的海瑞，右派的海瑞”，与“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可证毛泽东关于真假海瑞的讲话已在内部传达。

　　当年岁末，也许受到沪上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的感染，马连良在北京也力邀吴晗为他写一台海瑞戏，用吴晗的话说，他自此就“和历史剧发生了深刻的关系”。1961年2月，《海瑞罢官》公演，叫好之声一片。连毛泽东也请马连良为他清唱海瑞的段子，并频频颔首道：“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毛泽东还对他提到吴晗：“《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把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可见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挂上钩。

　　二、

　　那么，毛泽东究竟何时才决定要批判《海瑞罢官》的呢?

　　据江青在1968年《为人民立新功》中披露，她早在1962年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准备批《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 江青讲话虽有自我标榜的成分，但不至于无中生有，足见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这年，“七千人大会”刚开过，并对近年在所谓“反右倾”中被错误处分的绝大多数人甄别平反。已经不清楚江青对毛泽东建议的批《海瑞罢官》的具体理由，但肯定将其与纠正“反右倾”扩大化联系起来。不过，“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的权威正处于低潮期，何况他一年前刚称赞过《海瑞罢官》，言犹在耳，自然不便马上对其进行批判。

　　另据康生在1966年5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早在1964年就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点，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话中也证实：“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相比江青的理由，康生的“要害是罢官”，指责吴晗为彭德怀罢官鸣不平，更触动毛泽东的痛处。彭德怀问题，始终是他难以挥去的阴霾。据《彭德怀自述》，直到1965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第一次召见彭德怀谈话，一方面对他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一方面仍维护自己的正确性，认定自己“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大约就在1964年冬天，周恩来也许听说了有关流言，问过吴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听了吴晗的辩白，周恩来让他去写个报告，把整个情况讲清楚。

　　1970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时候”，可以与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交代相参证：“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江青奉命到上海组织此文应在这年三四月间，则北京三次找人未果，应在1965年二三月间。而毛泽东之所以在这时决定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则与吴晗当时推出的最新版《朱元璋传》密切相关。

　　三、

　　《朱元璋传》是吴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初版于1943年。吴晗后来对这一版深致不满，他在1962年时承认：“1943年，我就写了《朱元璋传》。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强调明朝的特务统治，以攻击蒋介石的特务统治。”1965年新版《朱元璋传》自序重复了类似的话。

　　1948年11月，吴晗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呈上了《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受到了毛泽东两次召见。据吴晗说，“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 毛泽东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从向吴晗指出“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并在“完全”下加上着重号，毛泽东对这一稿《朱元璋传》并不充分肯定。尽管这一稿在次年正式出版，但吴晗对这一批评显然十分在意，便在1954年再次对《朱元璋传》进行修改，分发了百来本油印征求意见稿。从毛泽东处反馈过来的意见很明确：“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也许察觉了毛泽东仍不满意，吴晗这一稿没有公开出版。

　　时隔十年，1964年吴晗再次改写《朱元璋传》，显然想给伟大领袖一份满意的答卷，企盼给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发一张毕业证书。但吴晗毕竟是书生，完全没有领会毛泽东关于“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的真髓所在。其失察还不止一端。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因此之故，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热情讴歌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起义”，1949年以后，在他的推毂下;农民战争研究成为史学界的显学，因为他认为：“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对此，吴晗虽未活到毛泽东一再以秦始皇自比的70年代，但从其在《沁园春·咏雪》中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挥斥评骘，也不难略窥端倪的。关键的是，毛泽东一生倘若以1949年建国为界标，这时也应该算是步入晚年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在史学上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力图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跟上现实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尊重史实的史家良知。在新版《朱元璋传》里，吴晗从历史真实出发，对朱元璋该肯定的自然肯定，该否定的还是否定。在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论部份，他在肯定朱元璋历史地位的同时，几乎以相近的篇幅指出朱元璋的“缺点也很多”，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应该写得好点”的谕旨。吴晗归纳了朱元璋的五条缺点，许多表述都容易引起毛泽东的联想与猜忌，原书俱在，有兴趣者自可观览吟味。要命的是，其中两条几乎是针对着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运动而发的，不妨照录如下，并在关键表述下加标着重号：

　　其次，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惨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道理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最新版《朱元璋传》是1965年2月出版的，书一出版，江青就扬言要批判。据她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她当时不让毛泽东看《朱元璋传》，遭到反驳，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由此可证，吴晗对朱元璋的盖棺论定最终激怒了毛泽东，决定把他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但毛泽东没有拿《朱元璋传》做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不好做，总不方便点明吴晗以朱元璋影射毛泽东，于是就拿《海瑞罢官》开刀。由此推算，毛泽东是在1965年二三月间读到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语，才下决心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的，并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总体构想。

四、

　　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对江青也未必交代得一清二楚，故而由江青组织的批判文章居然没能点出“罢官的要害”。还需由毛泽东在 1965年12月21日杭州谈话中加以揭出：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吴晗一再申辩，他的研究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精神，并没有影射讽刺任何人物。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仅举出《海瑞骂皇帝》刊发在庐山会议前，撇清了与彭德怀的关系;连《论海瑞》那个后来加上的蛇足式结语，也拿来证明自己是“反右倾”的。但说到庐山会议后的海瑞研究，尤其是《海瑞罢官》时，吴晗就进退失据了。他说：

　　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1959年，1960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吴晗不能解释为什么《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而《海瑞罢官》连目的性也“不清楚”，于是只能反问自己：

　　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实际上，在这场关于海瑞的公案中，不管吴晗如何解释，他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史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可以有现实的关怀。吴晗关于海瑞的所有文章与剧本，他对海瑞精神的讴歌赞美，客观上就具备了现实的指向性。他写《海瑞罢官》，用他在该书前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海瑞精神，“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压倒”，“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也许，写戏之时，在显性的主观层面，吴晗确实没有用海瑞比照彭德怀的用心。但彭德怀因直言民生而获罪罢官，其后全国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陷入困境，彭德怀也就有了海瑞式的品格。联系到吴晗被批后曾对秘书愤愤道：“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因而写戏之际，在潜意识层面，吴晗是否绝对没有从海瑞联想到彭德怀，就是殊难梳理辨清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拿吴晗与《海瑞罢官》开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吴晗的斗争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力量，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苏双碧《浪中纪事》72页)。除了对新版《朱元璋传》结论的耿耿于怀，主要因为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史学名家，这种双重身份，正合适拿他来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过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吴晗首版《朱元璋传》是影射史学，那是专制时代的产物。而他关于海瑞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新时代的奉命之作，那是现实政治干预史学研究的产物。但奉命史学与影射史学在表現手法上并无二致，都是以史料或史实屈就于预设的对象与结论。惟其如此，深谙史学的毛泽东就有理由把奉命与影射视为一体，甚至从求实的史著里也读出影射的成分来。于是，尽管吴晗最新版《朱元璋传》力图实事求是，洗刷影射的污垢，却仍被视为影射领袖与现实，最终与《海瑞罢官》缠夹在一起，锻就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