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与死——我与郑念 张志强 【原编者按：记录文革悲剧的名着《上海生与死》作者郑念女士离世已两年。本文寄托和她有二十年书信往来的一位晚辈的深情怀念。】 初识郑念。今年十一月二日，郑念女士离世两年了。书桌上是一叠二十年间她给我的英文e-mail和中文书信。她一生经历中的欢乐与悲伤，荣耀与冤屈，成就与磨难，加上她个性中与生俱来的细腻兼大度，温和兼刚强，谱写了她异乎寻常的传奇人生。重读她这些真诚热情又深沉凝重的文字，斯人虽去，音容宛在，往事渐次如潮涌来。 相信大多数认识郑念的人是通过阅读她的唯一英文自述箸作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与死》，笔者也如斯。当年我已身在悉尼，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时代周刊（澳洲版）摘载该书章节。读後我不胜讶异，她书中所述的地点，背景，正是我上海家居周遭的环境。笔者故居上海徐汇区太原路，郑念寓所在乌鲁木齐南路，相距不过五分钟单车车程。文革中她遭六年半冤狱，受尽酷刑折磨出狱後，被逐出家门，恰又被安置在太原路四十五弄一号（俗称「外国弄堂」）监视居住，与我家更是巷首巷尾。对她家在文革中的遭遇，当年坊间略有所闻，主要是她独生爱女郑梅平被害，在南京路「上海体育界造反司令部」九楼坠楼惨死的事。但在那个年代，打死人，害死人的事天天有，谁人能深究？何处去探求？ 读了时代周刊节录後，又读原作，触动旧事，黯然神伤，澳洲时代周刊的编辑帮我联系上了郑念。其时她已年逾古稀，我是小字辈，纯属忘年交。之後我们能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书信往还，思量下来，都是因为郑念待人真诚，和我们对暴政都有相同的体认。 绝无仅有的外资中产之家 若非那场荒诞暴戾的文化大革命，郑念多半还是在她那狭小的金字塔里生活，她夫君郑康祺先生一九五七年罹患癌症去世後，她继之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住在小楼深院中，只有不大的亲朋社交圈子，偶而会看到她在路上散步，见到陌生人，她总会礼貌友善地一笑。在郑念的书中曾写到，共产党占领後的偌大一个上海，也许只有十来户人家还能像她家一样，继续保留 「解放」前的生活方式，此言不虚。这也多半因她身为当年绝无仅有的外资公司雇员的特殊背景。而壳牌石油公司在共产中国，也是硕果仅存。郑念一家便得以游离在政治运动之外，从未受到冲击。甚至邻里对郑念也知之甚少。 从徐汇区太原路南端，向北步行二丶三百米，抵达永康路口，右手就是市二女中（前身务本女中）。当年郑念的独生女郑梅平就读於此。郑念为人低调，不张扬。但邻家同校姐妹们对郑梅平却耳熟能详。那时市二女中出身於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不在少数，大多穿戴亮丽，唯独郑梅平出奇地朴素平易，她经常一身白衬衣，蓝裤子，北京布鞋。是品学兼优，积极上进的好学生，也是学生干部，很受老师器重和同学爱戴，给人开朗健康质朴的印象。 孰料几年後，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单纯青年，在郑念被诬陷系狱後不久，竟被共产党革命造反派活生生摧残迫害惨死。郑念被囚在看守所六年半，受尽毒打酷刑和折磨，宁死不屈。暗无天日中，她并不知女儿已死，支持她在黑牢里坚强活下去的信念是定要平反并与爱女重逢的强烈愿望。所以，当她出狱後得知女儿已惨死，无异於晴天霹雳，痛不欲生。後来，痛定思痛，逃出生天後，她将国恨家仇，尽付笔墨之中。 《上海生与死》英文版在国外出版後，引起轰动，那年我回上海，曾去外滩十六铺码头一带流连，默诵着她书中尾声的如下段落，体会一个被自己祖国的政权摧残迫害，落得家破人亡，凄惶出走的年近古稀老人悲凉绝望的心境。她写道： 「......细雨瞬间成了倾盆大雨，伴随着电闪雷鸣。我既无雨衣也无雨伞，急切蹒跚地登上湿滑的过道，行李上滴落着雨水。......船起锚了，先溯江而上调转船头，透过迷蒙的雨帘，我瞥见了壳牌公司大楼和我昔日办公室的窗子，往事真如虚假的梦。船加快了航速，驰过黄浦江最後一段航道。抵近长江入海口时，风暴停了，几束阳光透过薄簿的云层照射下来。平生多次我从上海由海路出国，诚如此次一样，站在甲板上任凭江风吹拂我的头发，目送着中国的海岸线隐退，从来没有一次令我像此刻那样感到悲哀。正是我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应丈夫嘱咐，将梅平从香港带回了上海。我相信，梅平惨死的骇人悲剧，是在历史的非常时刻因我们作出了留在中国这一致命决定而造成的直接後果。因此，我为自己竟是生还者而深深负疚。我但愿是梅平站在这甲板上离开，去谋求她的新生。毕竟，自然法则理应是老者死幼者生，而非颠倒逆转。我还深深感到悲哀，因为我将永久离开我出生的故国。这真是万念俱灰的最後一刻。苍天可鉴，我曾经如何竭尽对祖国真诚。但是我全然失败了，罪不在我。」 作者痛心疾首，读者肝肠寸断。 长篇信函直述一生历程 有人把郑念形容成名媛，郑念固然是出生名门的大家闺秀，不过名媛成就不了郑念。她是中国早期爱国海归的典型，她是事业女性，又是贤妻良母，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强者。虽然她常执拗地说：「Let the past rest.」 但二○○五年，她九十寿辰後，我在她华盛顿家中拜会，回悉尼後，她回覆了长达十页的中文信给我，详述了她前半生的经历。限於篇幅，我仅能忠实地录下原信片断，从中人们多少可以了解在那个时代，郑念作为一位中国女性的思想脉络与人生轨迹： 「......。从高中，清华大学，到英国留学，我的先生都是靠奖学金。如果那时我们在国内，我的父母是不会同意我与他结婚。中国驻伦敦的大使也说 『虽然门不当，户不对，但康祺是一个好人，又努力，会有前途的。』 我们在拿到学位後即在英国结婚。我们结婚後一个星期即乘法国邮轮经越南回国。在那船上有五十多名中国学生来自欧洲各国，多数是学成归国，也有一些人是放弃学业的。 中国一九三七年因日军从东三省进军北京，中日战争已经开始。学生中有的人与家人已失去联系，有的要加入抗日战争。从越南我们到昆明，在昆明我们买不到飞机票，最後我先生的清华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给他弄到一张飞机票，由他先去重庆，我则与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对美国夫妇及一位丹麦医生乘国际红十字会的卡车走了三天三夜抵达重庆。那三天三夜我们没洗过脸，夜里睡在农民（山上）的泥地上。每到一特定的村庄，农民给我们烧一锅饭，炒几个鸡蛋，加上我们带着的乾粮，算是一顿饭。国际红十字会在这些村子都埋有汽油，第二天卡车加油後即再上路。 後来我曾把这个经历写了一篇报导寄给英国一份报纸，获得一些稿费。我的先生很快的加入外交部工作任新闻科科长，每隔一天开记者招待会，他为政府发言人。那时每天有日本飞机从汉口顺着长江到重庆轰炸。重庆没有高射炮，但有很深的山洞，人都到山洞里躲避，有时在山洞里呆八丶九个小时，出来一看城市变成了火城，木房子都成了灰烬。许多人没有入防空洞亦被烧死。 一九四○年政府要政府官员的家属到农村居住，丈夫每月给假期到农村探望。我那时没有孩子，不愿独自到村子里闲住，即再到英国。 欧洲大战开始後又到美国。中国政府给我的任务是宣传抗日，我从纽约到加州一路到各大学演讲，一共在美国住了三个月。那时胡适任中国大使，还曾在大使馆招待我。回到重庆後，中国即与澳大利亚建立外交关系。徐谟次长派为首任大使，他选我先生任一等秘书，与他一同到Canberra (堪培拉)，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二月即发生日本轰炸珍珠港事件，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在Canberra住了七年之久，梅平是一九四二年在Canberra出生的。虽然那是战争年代，我们在Canberra的生活是很愉快的。」...... 郑念生前曾多次说及，澳洲七年是她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我完全能理解。《上海生与死》一书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球畅销後，世界各地邀她去演讲的请柬纷至沓来。她声情并茂的泣血演讲，令听者无不动容。九十年代初，她曾应邀来澳洲演讲，期间她曾专程去堪培拉的故居造访，旧情旧事，物是人非，不胜唏嘘。後来她告诉我，那年她和郑康祺先生在後园一起手植的两棵小树，已长成枝叶繁茂的大树，对她应是一丝精神上的慰籍。 二○○五年华盛顿寓所拜会郑念 二○○五年三月七日下午，在郑念华盛顿寓所我拜会了她。虽然她年过九十，满头银丝，但一如既往，依然仪容端庄，服饰典雅。近二十年的书信和相片往还与共同的话题，使我们没有客套话和疏离感。历尽人间沧桑，九十高寿的她，思路清晰，身材笔挺，我暗自诧异。她对我说，其实，六年半共产党的牢狱，她受尽拷打和严刑逼供，几次濒临死亡，落下了一身病，全身关节整天都在疼痛，如果弯腰屈背，会感到少痛些，不过她不愿为减痛而有失形象。这就是郑念。 客厅里放着她一家三口早年的合照。我小心不提郑梅平的事，谁知她很平静地从梅平说开了。当年她出狱後得知梅平惨死的噩耗，几乎崩溃，终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後来她冷静下来，想女儿沉冤未雪，自己怎能不明不白地死去？於是，她每天早起，恢复生活规律，清晨从太原路出发，沿汾阳路上淮海路，一路步行到襄阳公园，跟那儿晨运的退休工人学会打太极拳，以此来强身。又私人教授学生英文作为排遣，直至她离开上海伤心地。她说出国後，写完了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觉得出了一口气。我想，她後来多年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对她来说也是减压与释放。通过她的英文着作和演讲，全世界初次了解到铁幕後毛共文化大革命的丑陋和惨况。 郑念说：「现在想起梅平我已不再那麽悲伤，毕竟我也已经接近生命的暮年。」也许如英谚所说： 「Time cures all things.」（时间医治一切）然而伤病固可治，伤痛岂能忘？她带我看了她的书房，墙上挂着早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手书的岳飞《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我相信，郑念晚年的心中常常涌动着这些沸腾的文字。 三小时的会面叙谈，很快过去。告别时， 她坚持要送我到楼下。在楼下大堂，管理人员为我们合照，我握着她的手，能感到她手腕上累累的疤痕，那是她在牢狱中被刑讯逼供，特制加重方形手铐连日连夜反铐，致使皮开肉烂，脓血感染，直至昏死过去後留下的印记。我感到一阵酸楚。 九十岁後郑念又去过一次香港，不过她终究不再踏足大陆。考虑到她年事已高，听觉渐差，但又固执地对任何人来信必定作回覆，在她最後几年，我每月只简单送一个问候的电邮，嘱她不要劳神回覆。她却几次写道：「志强，你送来讯息，我总会回覆的，假如哪天你收不到我的回覆，那就是我已经去了，你不要难受，放弃就是。我已经活得太久了。」 二○○九年十一月二日，郑念走了，带走了她个人的苦难，也带走了一个时代。我确实没有为之太难受，毕竟他们一家已别离太久。三人的骨灰都已先後洒入江海大洋中。我甚至多少有些宽慰，因为终於她全家的灵魂能够在大洋交汇的某处会合，一起升入天堂，在主的怀中安息了。 郑念一家的悲剧落幕了，但是，只要极权专制的政权依然存在，中国大地上的悲剧还将继续上演，只是剧情和版本不同而已。 二○一一年十月六日於悉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