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江南：一个学术家族的三代知识人

许纪霖

一个家族的历史，最能看出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在历史大转型之中。西方的家族史甚为发达，而近代中国，几经颠簸，大部分家族备受摧残，不说资料残缺，即使有，后人也不敢书写，怕招来无妄之祸。在此背景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近面世的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的遗作《我们三代人》，便弥足珍贵了。

汤氏家族中，祖父汤霖晚清进士，是最后一代传统士大夫；父亲汤用彤留学哈佛，是中国第一代知识人；汤一介本人1947入学北大，是横跨新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曾经将1949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晚清、五四与后五四三代人，汤氏三代人的故事，正是三代近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对于祖父，一介先生对他的记忆遥远而模糊，那是生于末世、遍目沧桑的最后一代士大夫，虽然汤霖做过几任知县，但个人仕途的顺畅，依然无法安慰他痛苦的心。国势日弱，山河破碎，让这位淡泊的老人生前常常吟诵《哀江南》：“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声音颤颤巍巍，道不尽的悲凉。对于他，江南究竟意味着什么？不是授予他功名的大清王朝，而是其心仪钟爱的中华文明。亡国算不了什么，天下亡了，文明衰落了，才是让祖父一辈刻骨铭心的内心悲伤。

从祖父到父亲，给一介先生留下的，除了《哀江南》之外，还有一个书香门第世家的“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祖父去世太早，真正为他言传身教的，是父亲用彤先生。他出身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去美国留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当时在美国东岸的中国留学生，有哥大帮和哈佛帮。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以胡适为代表，膜拜西方文化，立志驱逐传统中的“老鬼”，在中国搞一场现代化的文艺复兴。而在哈佛留学的吴宓、梅光迪、汤用彤等则拜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为宗师，相信中西文化并非相隔对立，西学中最好的古希腊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在精神上是相同的，理性中庸、和谐平衡。他们不满胡适之流学问浅薄，却尽得时代风流，相约回国办《学衡》杂志，与《新青年》抗衡。我将这些有深厚西学功底、又不失中国文化关怀的，称为五四知识人中的另类：“新派中的旧派”，他们与晚清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旧派中的新派”，虽然志趣相近，但知识结构迥然有异。

用彤先生回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评近人之文化研究》，批评了两种看似对立的文化倾向，一种是“排薄国学者”，另一种是“主张保守旧化者”，他指出，二者都是出自膜拜西方近代文明，前者用西方标准对待中国文化，后者同样以西方标准认为中国古已有之。用彤先生提出“融会中西”、“接通华梵”，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本位。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这些“新派中的旧派”的文化态度。

用彤先生在哲学系开课，既有古希腊哲学，也有印度哲学和佛教，还有中国的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他的学生张岂之说：“汤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就像中国哲学，讲的西方哲学就像西方哲学，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勉强处”。不过，他虽然推崇中国文化，却不太相信中医，家里有人生病，要送洋医院，出门吃饭必备酒精棉花擦手，还喜欢读西文侦探小说，与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

在“新派中的旧派”之中，吴宓先生最为激进，有用世之心；而用彤先生冲和淡泊。民国时期的北大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与主义对立冲突，也不免带来人事上的纠纷。用彤先生与旨志趣相近的钱穆、熊十力是知己，与西学大将胡适、傅斯年也是好友，因此朋友圈中给他一个外号，叫“汤菩萨”，钱穆说他“为人一团和气”，不是“圣之时”者，是“圣之和”者。因为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人物，用彤先生长期在北大任行政职务，从哲学系主任到文学院长，四十年代末还以校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代替校长胡适主持校务。他主事的风格是道家式的“无为而治”。虽是“无为”，却有原则，出于公心。季羡林晚年对时下计量式的评定职称方式颇有非议，经常讲：“过去用彤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决定了，无人有异议”。为何民国做得到，现在就不行？乃是当年有像汤用彤这样德高望重的学界权威，而今学术权威没有了，只剩下行政权力，权力冒充权威，搞出这么一套形式合理、实质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

要重建学术权威，首先要有学术共同体的自主性与公共尺度，胡适、傅斯年、钱穆、熊十力、钱穆虽然学术立场差异极大，但在学问上何人卓越、何人平庸，标准大致是相近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学界，早已是道术为天下裂。其次是学术大家有威望、有品味、有公信力。用彤先生淡泊名利，对自身要求极严。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平成立办事处，傅斯年请汤用彤兼任办事处主任，每月送薪金若干。用彤先生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不仅淡泊于利，在名誉面前也洁身自好。1944年教育部授予他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学术奖，用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用彤先生是有傲气的，他讨厌“以吏为师”，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的行政官僚，他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不过，对来自同行的意见，用彤先生是很谦卑的，他在乎的不是权力的宠幸，而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评价。

在1949年之前，用彤先生超越于各派政治之上，既不亲近国民党，也不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运动，梁漱溟动员他参加民盟，他也婉拒。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斯年让南京政府派飞机到北平接他，胡适也来电催促他南下，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不是对共产党了解多少，而是想着为中国文化守住北大，自己留下来可以维持北大的学术传统。1949年之后，他对共产党是有感情、也有期待的。他发现，共产党实现了他与父辈没有实现的愿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相比国民党的腐败，中共在建国之初的廉洁也给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他与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吃饭，有人从南京送来了两只板鸭，他顺便转送给江书记，虽然两人在工作上非常熟悉，但江隆基执意不肯收下。回家后他很感慨地对家人说：“共产党说不收礼，真是说到做到”。

在50年代初，中共将北大的教授在政治上划为5类：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反动的和有反革命嫌疑的。第1类进步的是翦伯赞这样的老党员；第3类落后的有王瑶等人，像冯友兰属于反动的第4类，而汤用彤、周培源、金岳霖等都属于中间的第2类，是组织上积极争取的对象。因为用彤先生人缘好，对共产党有感情，中共让他担任北大副校长，但那是一个闲职，竟让一位学术大师负责基建工作。他无怨无悔，慎言慎行，从来不说任何不满之言。只有一次，让他参加对北大工学院一位老教授的批斗会，回到家里偷偷叹口气，对儿子说：“让同事们围一个圈，让老教授站在中间，要他交代问题，把他推来推去，把这叫‘摇煤球’，唉，这种做法让人看不下去。”但他还是相信党、相信组织，1957年反右的时候，当他看到报纸上揭露的各种右派言论，很吃惊地相信了：“他们为什么要反党呢？”他的学生向达被打成右派，他奉命参加批判会，看到揭发材料上有一条：“向达想当白族自治州的州长”，老人信以为真，嘱咐代拟发言稿的儿子：“这点要写进稿中，原来向达还有野心”。纵然用彤先生希望跟上党的步伐，但内心还是有恐惧感的，1954年参加人民日报组织的批判胡适座谈会，老人受到刺激，当夜脑溢血，昏迷了近一个月，从此一直在病中，直到1964年过世。

相比父亲的艰难转变，一介先生在建国之后的思想要单纯得多，他与爱人乐黛云先生一样，都是北大年轻教师中的积极分子。当年他们读了苏联红色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之后，年轻的心灵被作品主人公热爱祖国、忠诚共产主义理想深深打动。让他特别感动的是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觉得自己过去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天地，而伏契克们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者，在为一种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他从此投入了激情的政治运动，也因此丧失了独立思考。在文革中还参加了“梁效”----江青操纵的北大清华写作班子。一介先生对这段历史，没有像某“大师”那样讳莫如深，在书中坦诚地作了交代，有真诚而深切的反思。

我们都知道，一介先生是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启蒙不是激进的，而是如同其父亲那样，对人类文化有宽厚的胸怀，对中国文化充满敬意。这正是他担任院长的的中国文化书院的温和风格。之所以如此，乃是与汤氏家族的“家风”有关。一介先生毕竟是后五四一代，民国末年打下的思想底色，虽然一度被遮蔽，但最终还是会显现出来，让晚年的他回到少年本色。

全书写得最美的一段，是对东厂胡同少年时光的回忆。抗战复员之后，北大的许多学术大师的孩子们，都在黎元洪的故居居住，他们躺在草地上数星星，在假山边谈文学，在傅斯年家里听古典音乐。用彤先生也经常与孩子们在一起，人文的种子不知不觉地播种于少年的心灵。一介先生特别提到了自己与邓广铭先生的女儿邓可蕴之间保持终身的友情，那是一种最值得珍惜的“人类之爱”，超越了性别，超越了欲望，绽放出纯粹的精神之美。

从祖父传下来的《哀江南》，历经父亲和自己的吟诵，传到了儿子和孙子两代，似乎已经不再有原来的韵味。子孙们都移民域外，成为了美国人。他曾经希望子女博士毕业能够学成归国，但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绝：“我们不能回去，看看你几十年在各种运动中，颠来倒去的，受了这么多苦，我们回来干什么？”一介先生无言以对，一个中国文化世家竟然在母国断了，对此老人感到无穷的惆怅，至死都引为缺憾。

用彤先生当年从哈佛学成归国，立下大志：“肆力学问，以绝大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三代知识人以愚公移山之毅力，历经百年而壮志未酬，读来不免令人感伤。是的，汤氏三代，都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而今他们的未尽之业，传到新的一代了，谁来继承，又何以发扬？故人已逝，传统已断，中国文化会亡吗？

阅毕全书，唯有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