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江南：一個學術家族的三代知識人

許紀霖

一個家族的歷史，最能看出時代的變遷，特別是在歷史大轉型之中。西方的家族史甚為發達，而近代中國，幾經顛簸，大部分家族備受摧殘，不說資料殘缺，即使有，後人也不敢書寫，怕招來無妄之禍。在此背景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新近面世的著名哲學家湯一介先生的遺作《我們三代人》，便彌足珍貴了。

湯氏家族中，祖父湯霖晚清進士，是最後一代傳統士大夫；父親湯用彤留學哈佛，是中國第一代知識人；湯一介本人1947入學北大，是橫跨新舊中國的知識分子。我曾經將1949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分為晚清、五四與後五四三代人，湯氏三代人的故事，正是三代近代知識分子的縮影。

對於祖父，一介先生對他的記憶遙遠而模糊，那是生於末世、遍目滄桑的最後一代士大夫，雖然湯霖做過幾任知縣，但個人仕途的順暢，依然無法安慰他痛苦的心。國勢日弱，山河破碎，讓這位淡泊的老人生前常常吟誦《哀江南》：“村郭蕭條，城對着夕陽道。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聲音顫顫巍巍，道不盡的悲涼。對於他，江南究竟意味着什麼？不是授予他功名的大清王朝，而是其心儀鍾愛的中華文明。亡國算不了什麼，天下亡了，文明衰落了，才是讓祖父一輩刻骨銘心的內心悲傷。

從祖父到父親，給一介先生留下的，除了《哀江南》之外，還有一個書香門第世家的“家風”：“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祖父去世太早，真正為他言傳身教的，是父親用彤先生。他出身於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後去美國留學，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與陳寅恪、吳宓一起，被稱為“哈佛三傑”。當時在美國東岸的中國留學生，有哥大幫和哈佛幫。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的，以胡適為代表，膜拜西方文化，立志驅逐傳統中的“老鬼”，在中國搞一場現代化的文藝復興。而在哈佛留學的吳宓、梅光迪、湯用彤等則拜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為宗師，相信中西文化並非相隔對立，西學中最好的古希臘文化與中國的儒家文化在精神上是相同的，理性中庸、和諧平衡。他們不滿胡適之流學問淺薄，卻盡得時代風流，相約回國辦《學衡》雜誌，與《新青年》抗衡。我將這些有深厚西學功底、又不失中國文化關懷的，稱為五四知識人中的另類：“新派中的舊派”，他們與晚清張之洞、康有為、梁啓超這些“舊派中的新派”，雖然志趣相近，但知識結構迥然有異。

用彤先生回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評近人之文化研究》，批評了兩種看似對立的文化傾向，一種是“排薄國學者”，另一種是“主張保守舊化者”，他指出，二者都是出自膜拜西方近代文明，前者用西方標準對待中國文化，後者同樣以西方標準認為中國古已有之。用彤先生提出“融會中西”、“接通華梵”，既不排外，也非復古，將中西印三大文化置於同等的位置比較研究，但不忘以中國文化為主體本位。陳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就是這些“新派中的舊派”的文化態度。

用彤先生在哲學系開課，既有古希臘哲學，也有印度哲學和佛教，還有中國的宋明理學與魏晉玄學，他的學生張豈之說：“湯先生講的中國哲學就像中國哲學，講的西方哲學就像西方哲學，沒有讓人感到有什麼勉強處”。不過，他雖然推崇中國文化，卻不太相信中醫，家裡有人生病，要送洋醫院，出門吃飯必備酒精棉花擦手，還喜歡讀西文偵探小說，與金岳霖先生交換着看。

在“新派中的舊派”之中，吳宓先生最為激進，有用世之心；而用彤先生沖和淡泊。民國時期的北大兼容並包，各種學說與主義對立衝突，也不免帶來人事上的糾紛。用彤先生與旨志趣相近的錢穆、熊十力是知己，與西學大將胡適、傅斯年也是好友，因此朋友圈中給他一個外號，叫“湯菩薩”，錢穆說他“為人一團和氣”，不是“聖之時”者，是“聖之和”者。因為是各方都願意接受的人物，用彤先生長期在北大任行政職務，從哲學系主任到文學院長，四十年代末還以校務委員會主任的身份代替校長胡適主持校務。他主事的風格是道家式的“無為而治”。雖是“無為”，卻有原則，出於公心。季羨林晚年對時下計量式的評定職稱方式頗有非議，經常講：“過去用彤先生掌文學院、聘教授，他提出來就決定了，無人有異議”。為何民國做得到，現在就不行？乃是當年有像湯用彤這樣德高望重的學界權威，而今學術權威沒有了，只剩下行政權力，權力冒充權威，搞出這麼一套形式合理、實質不合理的學術評價體制。

要重建學術權威，首先要有學術共同體的自主性與公共尺度，胡適、傅斯年、錢穆、熊十力、錢穆雖然學術立場差異極大，但在學問上何人卓越、何人平庸，標準大致是相近的，不像今天的中國學界，早已是道術為天下裂。其次是學術大家有威望、有品味、有公信力。用彤先生淡泊名利，對自身要求極嚴。194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北平成立辦事處，傅斯年請湯用彤兼任辦事處主任，每月送薪金若干。用彤先生全數退回，說：“我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拿另一份”。不僅淡泊於利，在名譽面前也潔身自好。1944年教育部授予他的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學術獎，用彤先生很不高興，對朋友說：“多少年來一向是我給學生分數，我要誰給我的書評獎！”在權力面前，用彤先生是有傲氣的，他討厭“以吏為師”，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學無術的行政官僚，他鄙夷地說：“誰能評我的書，他們看得懂嗎？”不過，對來自同行的意見，用彤先生是很謙卑的，他在乎的不是權力的寵幸，而是學術共同體的自我評價。

在1949年之前，用彤先生超越於各派政治之上，既不親近國民黨，也不參加反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梁漱溟動員他參加民盟，他也婉拒。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斯年讓南京政府派飛機到北平接他，胡適也來電催促他南下，但他還是留了下來。不是對共產黨了解多少，而是想着為中國文化守住北大，自己留下來可以維持北大的學術傳統。1949年之後，他對共產黨是有感情、也有期待的。他發現，共產黨實現了他與父輩沒有實現的願望：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相比國民黨的腐敗，中共在建國之初的廉潔也給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他與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吃飯，有人從南京送來了兩隻板鴨，他順便轉送給江書記，雖然兩人在工作上非常熟悉，但江隆基執意不肯收下。回家後他很感慨地對家人說：“共產黨說不收禮，真是說到做到”。

在50年代初，中共將北大的教授在政治上劃為5類：進步的、中間的、落後的、反動的和有反革命嫌疑的。第1類進步的是翦伯贊這樣的老黨員；第3類落後的有王瑤等人，像馮友蘭屬於反動的第4類，而湯用彤、周培源、金岳霖等都屬於中間的第2類，是組織上積極爭取的對象。因為用彤先生人緣好，對共產黨有感情，中共讓他擔任北大副校長，但那是一個閒職，竟讓一位學術大師負責基建工作。他無怨無悔，慎言慎行，從來不說任何不滿之言。只有一次，讓他參加對北大工學院一位老教授的批鬥會，回到家裡偷偷嘆口氣，對兒子說：“讓同事們圍一個圈，讓老教授站在中間，要他交代問題，把他推來推去，把這叫‘搖煤球’，唉，這種做法讓人看不下去。”但他還是相信黨、相信組織，1957年反右的時候，當他看到報紙上揭露的各種右派言論，很吃驚地相信了：“他們為什麼要反黨呢？”他的學生向達被打成右派，他奉命參加批判會，看到揭發材料上有一條：“向達想當白族自治州的州長”，老人信以為真，囑咐代擬發言稿的兒子：“這點要寫進稿中，原來向達還有野心”。縱然用彤先生希望跟上黨的步伐，但內心還是有恐懼感的，1954年參加人民日報組織的批判胡適座談會，老人受到刺激，當夜腦溢血，昏迷了近一個月，從此一直在病中，直到1964年過世。

相比父親的艱難轉變，一介先生在建國之後的思想要單純得多，他與愛人樂黛雲先生一樣，都是北大年輕教師中的積極分子。當年他們讀了蘇聯紅色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之後，年輕的心靈被作品主人公熱愛祖國、忠誠共產主義理想深深打動。讓他特別感動的是捷克共產黨人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他覺得自己過去生活在一個自我封閉的小天地，而伏契克們是真正的利他主義者，在為一種崇高的理想而奮鬥。他從此投入了激情的政治運動，也因此喪失了獨立思考。在文革中還參加了“梁效”----江青操縱的北大清華寫作班子。一介先生對這段歷史，沒有像某“大師”那樣諱莫如深，在書中坦誠地作了交代，有真誠而深切的反思。

我們都知道，一介先生是八十年代思想啟蒙的領袖人物之一，他的啟蒙不是激進的，而是如同其父親那樣，對人類文化有寬厚的胸懷，對中國文化充滿敬意。這正是他擔任院長的的中國文化書院的溫和風格。之所以如此，乃是與湯氏家族的“家風”有關。一介先生畢竟是後五四一代，民國末年打下的思想底色，雖然一度被遮蔽，但最終還是會顯現出來，讓晚年的他回到少年本色。

全書寫得最美的一段，是對東廠胡同少年時光的回憶。抗戰復員之後，北大的許多學術大師的孩子們，都在黎元洪的故居居住，他們躺在草地上數星星，在假山邊談文學，在傅斯年家裡聽古典音樂。用彤先生也經常與孩子們在一起，人文的種子不知不覺地播種於少年的心靈。一介先生特別提到了自己與鄧廣銘先生的女兒鄧可蘊之間保持終身的友情，那是一種最值得珍惜的“人類之愛”，超越了性別，超越了欲望，綻放出純粹的精神之美。

從祖父傳下來的《哀江南》，歷經父親和自己的吟誦，傳到了兒子和孫子兩代，似乎已經不再有原來的韻味。子孫們都移民域外，成為了美國人。他曾經希望子女博士畢業能夠學成歸國，但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絕：“我們不能回去，看看你幾十年在各種運動中，顛來倒去的，受了這麼多苦，我們回來幹什麼？”一介先生無言以對，一個中國文化世家竟然在母國斷了，對此老人感到無窮的惆悵，至死都引為缺憾。

用彤先生當年從哈佛學成歸國，立下大志：“肆力學問，以絕大魄力，用我國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創出一種極有勢力之新宗教或新學說，使中國之形式雖亡，而中國之精神、之靈魂永久長存宇宙”。三代知識人以愚公移山之毅力，歷經百年而壯志未酬，讀來不免令人感傷。是的，湯氏三代，都是“中國文化託命之人”，而今他們的未盡之業，傳到新的一代了，誰來繼承，又何以發揚？故人已逝，傳統已斷，中國文化會亡嗎？

閱畢全書，唯有一聲長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