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伟人到罪人的沉痛教训

1、一切冤假错案均应得到平反、赔礼道歉、经济补偿

党和政府对“反右”、 “三年大饥荒”、“文革”与“六四”事件等运动中受害者，应该赔罪与合理的补偿，对社会主义改造(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剥夺)与过去过左的宗教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也应作出必要说明，针对具体情况给予赔礼道歉和补偿。总之，要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对于一切冤假错案都应给予无条件平反、赔罪、赔礼道歉、补偿。平反并不会丝毫损害党在人民中的形象，而只会增加党的光荣和在人民中的信誉。胡耀邦不是为党争得了许多荣誉吗？对一九四七年台湾的“二二八”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尚且能彻底平反，甚至树立纪念碑，建立纪念馆。国民党能做到的，共产党就不能做到吗？

2、毛领导的农民造反除卖国和分裂祖国外，还有什么可称道的？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同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也要向人民负责，特别是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我们都希望毛泽东“功大于过”，但是这样的结论是否太轻率了？我们把八千万无辜人民的生命财产又置于何处呢！毛泽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了吗？三年人祸，饿死四千多万人，损失1200个亿（人民币），这是历史上最昏聩无道的暴君都不能望其项背的暴政。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自由了吗？从建国之初，就为知识分子人为制造冤假错案，五七年又把五十五万(据2006年第1期《争鸣》杂志和网上披露的数字，1958年5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是3,178,470人。其中，右派集团22,071个，党员右派278,932人，高校教职员36,428人，高校学生20,745人。另有中右分子为1,437,562人不在上述总数之内。)无辜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牛过“圣旨”。毛泽东尊重中国的文化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摧残。有人说毛泽东只是在晚年才犯了错误，这是鬼话。“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风骚；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他解放前写的。他在上述诗词中表达的思想决定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一生的行为轨迹。他的一生就是要依靠农民革命夺取王权，继而当皇帝，历史不正是这样证实的吗！即便是民族危亡的抗日时期他也全然不顾民族大义，制定并实施了“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总方针，还说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反而感谢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如此出卖民族利益，俨然一个典型汉奸、卖国贼的咀脸。趁着中央政府忙于守土抗战，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还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终于在1949年实现“改朝换代”，登上了“共和国”的“万岁”宝座。

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为法西斯罪行不断承担责任，赔偿和道歉，然而犹太人一直不依不饶，犹太人和德国人都表现了对人类、对历史负责任的精神。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对自己的战争罪行遮遮掩掩，中国人却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日本人很鄙视中国人，你自己放弃赔款，自轻自贱，别人有什么办法。

1929年，苏联为了维护它对中国东北和东北铁路的特权，悍然挑起中东路事件；7月18日，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8月中旬开始向中国东北边境大举进攻。为了配合苏联的武装入侵，毛泽东加剧了它在“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公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口号。1931年9月18日，日本鬼子偷袭沈阳北大营，用大炮轰响了全面侵华的序曲。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在苏联国庆日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于江西瑞金宣布成立，毛泽东任主席。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直至今日，中国就再也没有统一过。所以，最先分裂祖国的不是汪精卫、不是溥仪，而是毛泽东。

蒙古的独立，也是毛泽东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证。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这表明1931年中国国内就已经有一个割据的国家承认了蒙古的独立了。并且还要承认所有的少数民族的独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除了蒙古外，新疆的东突势力正在苏联的支持下大搞独立，大搞分裂中国的活动。这比1946年早了15年。1939年毛在给延安的中共干部编写教科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中是这样写的：“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在这里蒙古已经被当作一个独立国家了，被正式的写进了教科书，在向自己的干部灌输这样的思想了。蒙古从1946开始12次派代表团到中国谈判要求签署友好协议承认蒙古独立，中国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独立要求，也拒绝了他们交换地图的要求。从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华民国的地图里。1947年行宪，国民党明确规定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宣布与蒙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当时只有苏联、中国和蒙古建交。从1946年开始，蒙古申请成为联合国成员，一直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国民党盟邦的彻底否决。但是毛却鼓动亚非拉盟邦在联合国投票协助蒙古加入联合国，1962年，由于美国弃权，蒙古成功进入联合国。总而言之，毛为了建国登基当皇帝，任什么卖国勾当都可以干得出来。

在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当上独裁者，为了充当第三世界和国际共运领袖，毛泽东继续出卖国家利益，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不惜血本，输出革命，大力支援世界各国的共产暴乱。为了讨好周边国家，甚至拿祖国的神圣领土送人；比如为了中缅友好，他把中缅边境的江心坡地区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下子就划给了缅甸，相当于两个台湾！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后，他又命令中国军队不但不巩固战果，反而单方面撤军，把中印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让给印度。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陆续往那一地区移民700多万，造成既成事实，永久占据了这块相当与三个台湾的领土。为了讨好朝鲜，他把长白山脉的一半多送给了金日成。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毛泽东是个汉奸卖国贼。

人为制造“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恐怖创造神”。是他夺取王权、巩固王权、维系王权、不断掀起个人崇拜造神的不二法宝：从苏区的“肃AB团”大镇压，延安整风，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直到解放后这个杀人狂还扬言：“你们要杀人吗？是的，我们要杀人。我们不但要杀人，并且要大张旗鼓的杀人！”

所以，无论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无一例外，都要大批死人。革命一胜利，就迫不及待地自封“万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极力鼓吹“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阶级斗争愈剧烈，又一次次制造“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利用人性的软弱，使知识分子和党内的其他同志都屈服于他的脚下，成为他的驯服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实现毛氏王朝的大演习。“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始终是他实现党天下、家天下的最好保障。毛泽东利用“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不断使用“指鹿为马”的手段，制造冤假错案，也是超越历代专制君王的特色吧!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同样证明：农民革命固有的封建专制性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总之，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因为农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反，是毛氏秦政制专制王朝复辟的大实现，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有文章指出：中国革命不但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而且名副其实的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二十世纪翻版。毛美其名曰“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据说从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起，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旧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范畴，它的“新”，第一是工人阶级领导；第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正是在这两点上，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已明白地向世人表明：所谓的“新”，只是虚妄、空想的披上革命外衣的骗局。苏联所许诺平等待我的慷慨宣言，不但半点不见兑现，倒是在宰割中国领土上，远远超过列强；并且还给中国带来了迁延近一个世纪，现在仍远不见结束的内战和分裂。“社会主义”的苏联自己也已经崩溃解体，不过是二十世纪昙花一现的佛光。在当时穷乡僻壤的延安，奢谈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概念玩弄。对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不但在当时，甚至至死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与了解。他的社会主义构想始终是封建的、小农的平均主义。就是抱着这个构想，在全国一解放，他就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跃进。终于，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狂暴的幻想让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声名扫地。而现在，工人阶级领导已变成了“三个代表”的领导；“社会主义”已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补课，“辛辛苦苦几十年，还是回到解放前”。试问这个“新”，又新在哪里呢?整整一代的高尚理想主义者与纯真的抗日救国志士们是被欺骗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为国献身、流血牺牲所盼望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新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及三年，完全落空。

正如何家栋所说：“都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辛亥革命还解决了国体问题，毛泽东的革命解决了什么呢？把国体也给败坏了，四个阶级被他打倒了两个，另外两个又被剥夺了一切自由！若问新民主革命和旧民主革命有何区别，恐怕只能说旧民主革命是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新民主革命是阿Q不许假洋鬼子（知识分子）革命。从制度创新来说，新民主革命还不及旧民主革命，旧革命打倒的皇帝再没起来，新革命却屡出强人，制度创新，一无所成。蒋介石逃出大陆前，还搞了一回普选，共产党至今不敢说还政于民”。

社会上总有些人，是为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为了毛泽东的功劳而功劳的。究其原因是他们深怕否定了毛泽东，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或者会损害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无端提出“二次革命论”，先进行政治革命，再进行经济革命。难道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吗？不是为了经济建设吗？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吗？难道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要分开进行吗？难道政治革命不是为了经济革命吗？!难道世界上真有为了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单纯的政治革命吗！？这些人不是用理论来指导革命与建设，更不想通过自我批评来总结教训，而总是想制造一种理论来文过饰非。更不愿认识并理解毛泽东领导的政治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带有浓厚的封建专制暴力或半封建专制暴力性质。顺便提一下，建国前刘少奇强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建国后，刘少奇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刘少奇明确提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强调建国后共产党的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什么六十年后反而说什么二次革命呢？中国共产党自称是马列主义的党，列宁说：“共产党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提高社会生产力。”请问那些二次革命论者为什么要把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机械地分割开，居心又何在呢？对毛氏封建专制王朝彻底批判、否定的政治改革不进行，只会葬送经济改革的成果。

有人说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应归咎于个人品质，应该从制度上寻求毛犯错误的原因，这话有一定道理。毛泽东如果不是满脑子的帝王将相思想，他完全可以成为改革制度的伟人。机遇与权力都掌握他自己手里。比他早二百年的伟大的政治家、现代民主制度的杰出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干了两届以后，怒斥了部下劝进，悄然隐退弗农山庄，为人类文明树立了光辉典范。此后美国历届总统都是萧规曹随，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可这正是一个封建专制独裁统治者所最不愿意的。此后，仅二战时期，罗斯福是一特例，干了三届多，病逝于第四任上。美国人民深恐在他们这块土地上会有暴君降临，故让宪法明文追加规定：每一个总统最多只能干两届。民众的忧虑才得以解除。

社会上总有些人，是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究其原因是他们深怕否定了社会主义，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或者会损害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尽管他们自己连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甚懂得。看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应该说毛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任务是有所认识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他还说过：“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自己违反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经过民主主义”，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便想到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又说，如果“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可是，解放后又有谁见到过中国曾经有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和“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呢？纵观毛建国后的实际，说句不客气的话，毛泽东除了懂得“农民造反”和“帝王南面之术”外，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更不知道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理论一旦被实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啻是将我们的理论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而已(马恩全集第24卷)。”他的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只是诱骗爱国学生、爱国的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用来打倒国民党达到个人专制独裁目的的鬼话而已。

3、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鉴于苏东、中国的独裁专制空想社会主义惨痛历史教训，没有民主连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有，更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抛弃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度，则根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法治。要实行宪政民主就必须借鉴西方民主法治的成功实践，承认其“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毛泽东在延安就曾多次强调中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毛泽东答外国记者提问）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要求中共实现这些承诺，怎么会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呢？！如不是当年毛泽东搞欺骗宣传，那就是今天的中共当局背离毛泽东当年代表中共所作出的建国理念与民主承诺，要维持逆时代民主潮流而动的专制制度了。

遗憾的是农民的阶级局限性，与他本人的封建专制统治观，使他背叛了原先的主张。他至死都没有懂得(或者是不愿意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没有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会以他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从社会发展规律，服从“科学发展观”。如果社会发展规律或“科学发展观”规定现阶段是“资本主义”，那么就叫资本主义或者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这又有何不可呢？为什么非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呢？!我个人以为只有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才有可能使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的民主权利、物质生活才能扩大和提高。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不能超越的经济规律。这个道理要正面地、理直气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马克思学说也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学说并不等同暴力革命。恩格斯就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开拓者，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之一。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遵循的新的斗争路线。根据苏东与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我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资本主义、小康生活才是现实。其实，不只毛泽东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很多人都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不是也说自己不懂社会主义，所以提倡“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吗？目前的社会性质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只能是“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未有充分发展，何来“社会主义”。即便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了，谁又能知道是什么社会形态？因为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客观规律，谁也没有资格当预言家，也当不了预言家。

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说明邓自己既不懂也不相信社会主义。

3、二次革命是对毛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定

为什么要搞出个“二次革命论”呢？毛泽东在中国丝毫不具备社会主义因素的条件下，硬要推进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就只能召唤资本主义的天敌——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形式，那就是混合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社会，建立起“一党专政”的“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体制，必然要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垄断话语权)，社会上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是民主主义的大倒退，专制主义的大复辟。因此，改革开放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人民从四大垄断的新专制主义体制下解放出来，真正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惜马克思学说中，这个关于自由的学说到目前为至仍不能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例如，邓小平就只进行经济改革，口头上也说过要进行政治改革，实际行动上却反对政治改革。

众所周知，二次革命革的不是60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革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革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二次革命其实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定。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其实，后30年的改革开放（即二次革命）不过是将功补过，补的是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过。如果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看，前30年、后30年合在一起，其实没什么成就啊！无非是把中国人民折腾了60年。

有文章指出：就制度建设上，中国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花60年时间折腾了几代人，中国执政党才明白，原来经济体制是不能胡折腾。毛泽东错了，陈云也错了，当然邓小平当年也是错的，因为他也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主要的一个得力干将。当时毛泽东说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么今天如果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邓小平难道不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吗？

中共从前30年的革命到后30年的二次革命，经济制度上等于是走回到了原点，而财富却被腐化到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官僚所掌握着。

其实，提出“二次革命论”，其目的是：既可以把毛泽东打扮成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功臣，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功臣。改革开放的确采取了一些经济改革的举措：如把那些“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收的私人企业转手卖给私人，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忘不了加上社会主义的招牌)。那么我们首先要提的问题是，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吗？是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吗？作为大专院校政治课本的《毛泽东思想概论》中，邓小平谈到过去党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的原因之一，是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正因为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才会有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二次革命其实就是革毛泽东他们自己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及其后遗症的命。“二次革命论”其实是在革专制经济体制的命，至于如何革专制的政治体制的命甚至都还不敢提。不论是革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的命或是革专制的经济体制的命，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那么把今天的中国社会叫做“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或“官僚权贵资本主义”，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在某次活动中，有记者给在主席台上的杜润生递纸条问道：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这位年过九旬、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杜润生这种担忧是有实证的——在一些东亚国家，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这些家族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牟取暴利，从而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如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的儿子、苏哈托的子女等权贵，就是利用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执政期间，其家族及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个大财阀，竟然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

《时代周报》一篇名为《中国91%亿元户为高干子弟社会贫富悬殊受关注》的文章，援引一篇调查报告称：“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有人对此组数据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但这无法抹杀一个事实：那就是官家子弟对国家政经资源的把控。

中国必须回到新中国刚建立时的纲领：搞新民主主义，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是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吸收世界文明，与国际接轨，政治上必需搞民主政治。彻底批判毛氏农民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独裁秦政制，只因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最落后的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死路一条。

六四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腐败越来越严重，权贵资产阶级形成，中国不敢再实事求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让人民说真话，不敢面对社会严重两极分化，采取有力的改革。凡是与权贵有关的改革都进行不下去，如让官员报财产这样国际上都能做的事，我们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竟不能做到！欺压百姓因而引起人民的反对和反抗，工农大众成了弱势群体；执政者害怕真实声音，便只允许歌功颂德。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有志之士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如果非要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像瑞典、瑞士、挪威、德国、英国、加拿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都曾经参考马克思的理论认真地做过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些国家的工人工资与福利远远超过我们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没有目前的中国大，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也大大超过中国，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把这些国家都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呢？!社会主义不仅是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且必须包括社会各阶层普遍地参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国家事务，民主、多元化和社会主义是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整体。社会主义应是在宪政民主道路逐步形成的一种制度，而且民主、法治、自由被普遍地得到尊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制度不是确立了，也不是正在建立中，而是在完善。上面这些国家都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走的是恩格斯倡导的正统的马克思学说阐明的道路。

3、前苏联和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把毛泽东或斯大林的封建独裁专制充当马克思主义呢？把斯大林统治的前苏联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呢？把前苏联叫做社会主义国家是基于人们把国有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其实这完全是违背马克思学说的谬论，所谓全民所有制，更是斯大林以来的欺人之谈。所谓公有制应该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公权力的公有。公权力的公有是生产资料公有的保证。如果不能使公权力公有，那么生产资料的公有只是名义上的公有，但实际上是最无耻的私有，是极端的私有。公有制经济则是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国家垄断所有制。众所周知，所有制是通过所有权表现出来的，在国有企业里，没有一个职工（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管理权、参与权和对资金、利润的支配权，哪里谈得上什么“全民所有”呢？因而，苏联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苏联经济模式复制出来的中国，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乾隆曾经作过将京城商业收为国有，给店主以官衔的尝试；满请政府也曾经垄断资源，重要项目宁与外商，不与国人；俾斯麦的国有化为国家聚敛财富；爪哇的国家社会主义为荷兰提供掠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粗陋共产主义的反动社会主义，在恩格斯逝世21年后却成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现实。原苏联社会主义官员的堕落和腐败就是以这种国家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也正是这种粗陋共产主义的国家公有制的土壤孽生了中国的官僚权贵者阶级。

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官有”。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推向了无可挽救的贫困与落后危机。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不得不回头再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均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农民革命，“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马恩全集》第七卷第405页)历史的进程无情地证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的的确确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现代翻版。这个农民革命以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条路。这正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所一再重复的道路。

我们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实际上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我们的公有制谁代表“公”呢？是国家；谁代表国家呢？是政府；谁代表政府呢？是官员。公有制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苏联饿死1300万人、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那个穷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不符合真正的马克思学说。

谢韬老先生告诉我们：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公有制不是政府所有制，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才是正确的，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才是社会主义的正路。

“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在联合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为这是实现自由民主权利的经济基础。现在有人把劳动者毫无所有权的国有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完全是同马克思学说背道而驰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权贵阶层当权派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政治垄断所造成，毛泽东邓小平他们自己就是这个垄断的始作俑者和这个特权集团的总后台。因此他们当然没有可能来纠正和禁绝。

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创1：26)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天生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美国《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却是远比过去的一切专制社会更加专制、而且越来越专制的社会，而且比历史上任何专制制度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它的组织无比严密。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可以说是集中了中外专制、新老专制之大成。毛泽东的祸国殃民统治的最大特点，是不要民主，不要法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但实际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却是中共中央，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称赞道：《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

为何毛如此倚重《联共党史》，因为《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各种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0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共同认为，20世纪世界上产生了三大暴君和四大杀人魔王，其中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为其中的双料货，甚至有人认为斯大林超过希特勒，毛泽东又超过斯大林，另一位杀人魔王，则为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先后所建立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玷污了马克思学说，丑化了共产主义者的形象。

请问中国革命的错误，那一条不是反马克思学说的错误呢？!只不过对这种反马克思学说的错误，有人管它叫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实是创造性地发展了斯大林主义或者叫做斯大林主义与中国农民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以为，如真能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按“科学发展观”办事，中国人民幸甚!

那么，如何按“科学发展观”办事，有文章指出：中国的问题，政治制度是根本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权力和利益在一个集团、一个政党内进行分配是改良，权力和利益在全社会进行分配是革命。改革开放就是要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的基本任务是把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改革成为民主的法治的现代宪政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迈向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但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却打断了这个历史进程。

在2008年奥运会上喊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说明中国也有许多有识之士，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普世价值的东西。比如我们要健全法制，不能效法毛泽东那样无法无天。虽然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只有言论自由，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才能形成健康的公共舆论，使社会保持理性。“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自由只有与民主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总之，没有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现这四个化，才可以说是“经过”了民主主义，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才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

今日世界，无论什么形式的专制都走到了尽头，只有民主才是潮流。民主制度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不是西方人的专利，“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只有民主，别无选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平等竞选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宪政的分权制衡；推动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的平等竞争——才是政治改革的出路。

毛泽东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政治改革，批毛是关键；只有彻底揭开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才会有改革开放的话语权。我们必须彻底清算他的罪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彻底批判他的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和封建专制统治手段，彻底完成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专制任务，决不能使毛泽东时代的悲剧在中国的历史上重演。决不能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在毛泽东没有得到彻底批判之前，就枉谈什么对他的继承问题。无可否认，毛泽东的统治给某些人带来过好处，造就了大批享有高官厚禄的“既得利益者”和官僚权贵阶级。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中有一个数目不小的官僚权贵资产阶级阶层，他们也属“既得利益者”。对毛泽东罪行的清算和功过的评价，如果不能抛开个人私利和一党之私是不可能客观的。当政者为什么不认真组织一下批判毛泽东呢？而这，对当前的政治改革具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如能抓住时机，作出同意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的决定，乘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封建专制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岂不是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20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少奇也不至于那样一个悲惨结局。眼下对胡温政权是个机遇期，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批毛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只可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谨防极左分子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登高一呼，搞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对毛泽东进行彻底的批判，揭穿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夺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所以开展对毛泽东的批判，对彻底完成中国的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意义多么重大!愿我们大家都能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并且都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勇气来。

4、如何评价毛泽东千秋功罪，是检验真假马克思学说的试金石

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千秋功罪，能不能与毛泽东的罪恶划清界限，是检验真假马克思学说的试金石。只有重新评价毛泽东，彻底批判他反对民主宪政，建立封建独裁的秦政制，把他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经济账向人民讲清楚，中国只有从制度高度上批倒批透批臭毛泽东，从根本上揭穿毛泽东伟大马克思主义的画皮，夺取“政治改革”的话语权，这才是当今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那就是：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这些话自然是布什的秀才们为其所撰写，然而所显示的却是美国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理性思维能力在当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谢韬站在当今思想启蒙的前沿，代表有识之士发出时代最强音：“当前历史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当我国彻底进行清理毛泽东思想之时，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的推进之时。

中国共产党不是自称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吗？请听马克思、列宁是怎么说的吧！马克思说“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只有说出罪过的真相。”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诸位怎么看待马、列的这些言论？

让我们永远牢记马克思的如下忠告：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一切怯懦都无济于事。

一个长期靠撒谎来维持统治的政权，怎么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一个长期靠说假话来谋求生存的国家，如何能受到世界的尊重？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放言：“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就安全。”

20世纪的智慧老人罗素说得好：“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我们放弃了重新评毛，就是忘记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五、让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今世界已经有十多个国家，既吸收西方民主宪政的治国理念，又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劳动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福利。其覆盖面之广及福利项目之多、之周全，远远超过于任何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国家。北欧的芬兰、挪威、丹麦、瑞典的模式，就是实现了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

据说十七大对建设社会民主主义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过争论，江泽民和李鹏坚决反对提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好，不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真可谓是认人不认理。邓小平一方面叫人不要问姓资姓社，一方面又鼓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超警戒线，事实证明共同富裕是假，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才是真。邓小平说：“既然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来”不经意间泄露了天机。

我个人以为，采用社会民主主义远优于采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由如下。

第一：恩格斯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共既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应该使用社会民主主义。

第二：可以先提新民主主义再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提出的，是刘少奇一贯坚持的，符合中共的正统。也便于向全国人民作宣传。

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历史实践证明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就是用“新民主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国家政权。邓小平只不过恢复了解放前部分经济自由化制度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胜利。需要吸取教训的是：正是毛泽东抛弃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使国家的政治、经济都遭到巨大的损失。“新民主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是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一块掩盖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失败的遮羞布而已。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又有什么可以丢人的呢？!理直气壮地提倡“新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社会实际。

第三:我个人认为,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叫新三民主义，以示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的传统。如果能这样宣认，可以在法理法统上、在国家和平统一上都占据有利的先机。

第四：在十七大上把“四项基本原则”，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十分荒唐。连邓小平、赵紫阳这些总书记们，都承认自己不懂或说不清什么叫社会主义，不懂或说不清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坚持社会主义？这说明过去我们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道路，那有什么社会主义道路可坚持？!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承认毛泽东时代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原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道路可坚持，毛后又叫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岂不成了一句骗人的鬼话(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有观念上的更新与在观念更新基础上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就连邓小平和赵紫阳都说自己不甚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又拿什么去坚持呢？或者就像刘少奇那样坚持新民主主义)。

“人相食”『如：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摘自辛子陵《共产主义地狱（下）》』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难道我们真要坚持“人相食”的“社会主义”不成？!我个人以为，毛泽东走的是封建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明确宣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苏联是官僚社会主义，显然都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是应该坚决予以唾弃与批判并总结惨痛教训的。在四项原则中还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指的是“共产党一党专政”那就把政治改革、民主宪政的道路完全堵死了。那就不仅不应该坚持，还应该坚决反对。其实，早在1946年3月20日，中共《新华日报》社论说得好：“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为什么过了60多年，居然还有人坚持自己坚决反对过的东西呢？!这不完全暴露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动立场。至于坚持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列宁主义，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暴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实质上是个人或几个人的独裁专政)］。毛泽东思想［实践证明是暴力空想专制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个人独裁专政)的理论］。前苏联和苏东的巨变、中国封建专政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实践，都雄辩地证明，不仅不应坚持，还要坚决彻底批判。

中共八大就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对“个人崇拜”，在党的“八大”已作了彻底的批判，认为这是“封建的腐朽遗产”，毛泽东都死了几十年了，为什么现在反而要倒退呢!依然把“毛泽东思想”这一被“八大”抛弃了的历史“腐朽遗产”，重新加以“兜售”，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无非是要把毛泽东思想塞进党章，九大上完成了毛的宿愿。现在居然把毛泽东思想再次塞进党章，这不能不说是给党的脸上抹黑，真叫人哭笑不得。人们不得不问，中共还是那个毛泽东领导的封建法西斯党吗？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就提出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即用宪政民主、政党轮替、三权分立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想不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共的十七大还在与恩格斯唱对台戏(见辛子陵：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三个重要修正)。

第五：把四项基本原则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只能说明中国走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人粗暴地把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是对恩格斯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污辱，是对宪法原则的践踏，也是对人民的愚弄。

第六：历次党代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过说明，但不能说下过准确的定义，国人对其理解差异过大。至少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理解：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利用社会主义的名义，实行资本主义；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官僚权贵资本主义。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专制独裁的资本主义。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专制独裁官僚权贵资本主义。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进行式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以环境污染为代价(造成了许多癌症河、癌症水系)，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对劳动者进行掠夺式的剥削，并造成最大的贫富差距》。中国有超过70%的河流、湖泊、海岸受到污染，9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权体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赵紫阳语)或权势资本主义(吴敬琏语)

赵紫阳明确指明：“我们现在搞的是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在反封建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在集权体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搞的是后者。……”他还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

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解。坚持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对中国人民实行误导与欺骗的嫌疑。为了消除误解，防止误导，宜采用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世界上有现成的模式和样本。经济发展自有它特定的普世规律，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但没有谁强调本国特色，世界各国凡实行该制度的都称社会民主主义。强调中国特色，还真没有人举出上得了台面的特色。只是为了偷运中国的专制独裁、一党专政、腐败、贫富悬殊等特色而已。如果一定要强调特色，毛泽东时代实行的还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相食、无法无天、专制独裁、扼杀民主自由、文字狱、一党专政等”，我们真要继承这些特色吗？!邓小平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穿了，就是要继承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全部政治特色岂不非常错误、荒谬吗？!总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相食、无法无天、专制独裁、扼杀民主自由、文字狱、一党专政等”，显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封建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同样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官商勾结、贪腐成风的官僚权贵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而只能是毛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七：采用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向中国人民表明党已经扬弃“暴力社会主义”或“专制社会主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的决心和明确了改革的政治方向。

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民谚云：“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实实在在的专制独裁主义。”可谓一针见血。民谚的成因就是党与政府始终没有或不敢向人民承诺政治改革的决心与明确指明政治改革的方向。

第八：苏联和东欧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中国暴力社会主义的失败实践都历史地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在与暴力社会主义的百年竞争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时代提醒中国共产党是应主动抛弃暴力社会主义(封建专制空想社会主义)及其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了。

第九：马克思学说为人类指明了最美好社会的理想，社会民主主义才是马克思学说的精髓，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正在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家实现。

社会民主主义不仅不是修正主义，而是符合恩格斯倡导的正统马克思学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学说。

第十：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和与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交流对话(现在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有50多个成员党在其国内执政或参政)，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化。同时，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更有利于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

第十一：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又说：“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小平同志在８０年谈到邓力群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会出现遍地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

现实的情况是，六四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邓力群的梦成了现实。腐败越来越严重，权贵资产阶级形成，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凡是与权贵有关的改革都进行不下去，如让官员申报财产这样国际上(包括港澳台甚至越南)都能做的事，我们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竟不能做到！经济改革历程证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原本就是使官僚特权阶层利益最大化的改革，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工农大众成了弱势群体；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有志之士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第十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如以瑞典为例，没有明显的两极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300多倍，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三十多年没有贪官。不仅瑞典如此，北欧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也是类似。

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瑞典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王震1980年访问英国时说的：“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荒唐!!!中原注)，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首次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历史证明：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最后，还是希望首先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连总书记们都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那就奇怪了。不仅弄不清，还要死坚持，这就更奇怪了。不对“社会主义”作出明确的定义，就是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也是对党本身的糊弄。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远在在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是凭什么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意识的产生呢？纵观苏联与东欧的巨变、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不得不怀疑这个号称为“科学”的口号，是大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全然不同，它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它是“人为地”、“强制地”被“制造”出来的，所以，它是先有政治(上层建筑)，后有经济(基础)。

为什么世界上只有封建专制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并且都以失败而告终？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我们的理论一旦被实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啻是将我们的理论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而已(马恩全集第24卷)。”历史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预言。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不能再拿13亿中国人民随便做试验品了。“社会民主主义”是现实的社会存在，有现成的样板，看得见、摸得着，是既可望又可即的。

根据以上理由，我诚挚地希望党能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邓又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关键是民主。可惜，如所周知，世界上所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从斯大林、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毫无例外地都是专制独裁的。

中国的GTP跃居世界第二，人们纷纷议论“大国崛起”，不由想到2010年8月1日龙应台女士在北京大学的极好阐述。龙应台女士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不只是“军事耀武扬威，经济财大气粗，政治唯我独尊”，而应该根源于文明的崛起，不然这种崛起“最终将带给人民灾难”。文明的崛起具体到每一个人，就是每个人都“说真话、做真人、求真理”；就整个国家民族社会来讲，就是要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自由、民主、科学、公平、正义。

如果邓老健在，也一定赞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当社会民主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我们就可以告慰邓老，我们党和国家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学说，仍然沿着恩格斯所倡导的正统的马克思学说方向前进。

六、“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讲这些话，当然是批评某些两面派人物。现在完全应验在毛泽东自己身上了。

在林彪事件后，江青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有一次对白：“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千万万的人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不错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一个林彪。……”(李平蓍，《自杀前夕的共和国第一夫人》)。毛在这段私房话里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处世哲学”就是要搞“阴谋诡计”，要当婊子。可是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又是另一副嘴脸，说什么：“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搞分裂。”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典型的“两面人”！陈一谘：《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毛泽东在延安就曾多次强调中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毛泽东答外国记者提问）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共产党政权如何摆脱“兴勃亡忽”的历史怪圈时，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们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这是他的“阳谋”，也是毛所立的牌坊。这个牌坊也是当年各民主党派支持共产党和吸引广大青年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原因。

只要能获得政权，什么话都肯说，什么事都肯做，什么手段都能使。可是一旦成功，什么民主不民主——老子说了算！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立牌坊的目的达到了，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大权在手，可以毫无顾忌地当婊子了。

辛子陵先生指出：五四年热热闹闹制宪行宪是明修栈道，同年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把军权从政权体系中「偷」出来，是暗渡陈仓。这是毛泽东建立军事独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从此以后，他的个人权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了。

 “无法无天”、“当代秦始皇”、并超过“秦始皇百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如果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于被人比做大独裁者秦始皇，他说：“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并且补充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既然要个人独裁，就势必要制造个人崇拜。毛泽东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还不断通过各种运动，制造“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来造神。甚至亲自指令人民喊他“万岁”、“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成为毫无信义的残暴君王。他的一生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一生。毛利用所谓「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贴大字报，暗中搞阴谋，公开搞阳谋等等手段，搞得人头滚滚，也搞得他老人家不亦乐乎。但是受害者就不止于毛派和共产党自己了。“绝对权威，绝对腐败”，全民族都为之受害，恐怕几代人也不能复原。

1、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中的表演

反右是毛泽东实行“阳谋”、“阴谋”最典型的实例，也是对“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和“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最好的讽刺。毛为了一举推翻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路线，寻找恢复、加强党内外“凌驾”地位的突破口，反右斗争不仅对青年学生、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是个大阴谋，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个大阴谋。毛要把党与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没有人知道毛的阴谋，连邓小平也未必知道。“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是阳谋，阴谋是“引蛇出洞”，是“凌驾地位”，是“个人崇拜”，是要在党章中重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我们不妨对历史回顾一番。毛泽东搞整风，这不是头一遭，1942年在延安就搞过一回。正是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登上了“凌驾”地位。这次他故技重施，针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演说中还把他们比喻成了狗：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毛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彻底、永远成为夹着尾巴的驯服工具，奴隶和奴才。

毛需要把那些“蚂蚁”们请出来，然后聚而歼之。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它们请出来。他决定利用“双百方针”。他告诉各省、市委书记们：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神、乌龟王八都出来。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阳谋，“聚而歼之”是阴谋。毛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鸣”“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层面，成了“鸣放”。所以，在反右后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不无得意地说：鸣放是我们发明的。在杭州开会时，浙江省委曾问毛泽东：“最高国策、最高领袖可以不可以批评？”毛回答“不能答不能批评”，但接着就以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例，说：“合作化能不能批评？要批评可以登一篇，然后来一个反驳。一驳就臭了。他反对合作化就有证据，等于照了相。这不是诱敌深入，而是他自己钻进来的。”显然，毛泽东和他制订的国策不可以批评，谁批评谁就是“自投罗网”。反右不仅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也使几亿工人、农民心惊胆颤。毛泽东完全在党外处于“凌驾”地位。1958年，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运动，基本没有遭遇阻力，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正如信阳地区右派揪得最多，饿死人也最多。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紧接着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利用反右造成的威势，又在党内找到突破口，在高层掀起一场所谓“反‘反冒进’”的妖风，南宁会议上狠批了周恩来。毛明白只要控制周，便可消除党内其他人的声音。周迫于毛“你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的压力下，违心地做了检查。紧接着又在成都会议上，大造“冒进是马克思主义“、“不崇拜，不得了！”的舆论，彻底否定八大的正确路线。经过这两大“战略性”的大拼搏之后，毛泽东终于又重新登上了“凌驾宝座”。

此后，毛泽东又在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以“莫须有”的罪名，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从此，毛泽东稳坐了“皇位”。中国人民也就落入大跃进、文革的苦难之中。终于在九大上完成了毛的宿愿，把“毛泽东思想”重新载入党章。

2、毛泽东在“彭总冤案”中的表演

毛泽东是在1965年９月23日上午亲自找彭德怀谈话的。同时参加谈话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未参加。

先看这次谈话的政治背景，为了组织姚文元的一篇“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奉毛泽东的“密旨”，在上海整整潜伏了九个月。对姚文元的“黑文”，毛泽东还亲自修改了三遍，足见他对这篇“黑文”的重视。毛泽东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阶谋诡计。”在1965年近一年时间里，背着政治局常委大搞地下活动。从这一活动本身看，决不能算是“光明正大”的，也不能说是搞“阳谋”，只能说是地地道道搞“阴谋诡计”。说是反党活动也决不为过。

其实，毛泽东一句话就让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瘫痪，让“文革小组”领导一切。如以反党行为论，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反党头子就是毛泽东。

结合当时谈话的背景和毛、彭对话的内容，就不难看出毛泽东这一阴谋家，是怎样又一次愚弄秉性耿直、心地善良的彭老总，使彭总再次受骗上当。

该年2月毛泽东授意江青去上海密谋炮制“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在布置这一任务时就讲明：“文章要写得快、写得好，……10月份要定稿。”结果是提前于８月底经修改十次后定稿。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三遍。这一情况表明毛泽东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设置的“大陷阱”已基本就绪。“黑文”急待发表。该文是批《海瑞罢官》的，“海瑞”者，彭德怀也。那么，为什么要急于调彭德怀离开北京？不妨先看一下毛泽东与江青的一段私下的对话。

江青对毛泽东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彭德怀就不宜留在首都，分配到外地。”

这就是调彭总去西南“大三线”工作的政治背景。虽然彭德怀已是一只“死老虎”，毕竟是以“彭德怀—吴晗”这条连接线作为“导火线”，来做“文章”的。一旦“引爆”，毛泽东打击的对象是那批还在台上掌握实权的“活老虎”。为避免造反派小将不知深浅，一开始就在“死老虎”彭德怀身上做“文章”，从而干扰了毛泽东的大方向。因此，必须先把彭德怀暂时调离北京。这就是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这不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宽容”，更不是对彭德怀的“保护”。而是为了先集中全力把刘少奇们“揪”出来，以后再慢慢地“收拾”这个“死老虎”彭德怀。

再来看一下毛泽东接见彭德怀时的情景，以及毛、彭对话的内容。毛泽东不愧是一个出色的、全才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而且能很快进入“角色”。心里是“磨刀霍霍”、内藏杀机；但见面时不但“和蔼、热忱”，而且说话、“感人肺腑”，使彭德怀“感激涕零”。

为了使人们能真切地认清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的“庐山真面貌”，这里稍为详细地介绍当时的情景。（史料引自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书。）

９月23日上午８点15分，彭德怀乘车到达中南海颐年堂门口，毛泽东上前紧握彭德怀的双手，亲切地说：“几年不见了，你显老了。……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里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

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犟脾气。平时总不来，好长时间总不写信，不写则已，要写就写八万言。你累我也累，彼此都不满意，何苦！我们还是谈谈。吵架也可以，骂娘也可以，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还是我们的同志嘛！”毛泽东若有所思，沉默片刻说：“历史上真正的同志不是什么争论也没有，不是从始到终，从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争论、有分歧不要紧，要服从真理，要顾全大局。大局面前把个人意见放一放。所以你来了，我欢迎！”

接着彭德怀就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主席。”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要这么说嘛，我这里你随时都可以来。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也来参加。恩来同志在接见西哈努克，所以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在谈到彭德怀去“大三线”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听到“恢复名誉”，彭总苦笑地说：“主席，我还是不去好，背着这一身怎么去？到了那里，接触群众不方便，人家接触我也不方便。……”

毛泽东说：“你也不要发牢骚。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对你的事，看来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过去反对你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接着还说：“我们共事几十年，合作得很好，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彭德怀认真地听着，虽然来不及思考，却不住地点头。毛泽东高兴地继续说：“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地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你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德怀，还是去西南吧！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去打仗。’”等毛泽东的话一落音，彭德怀马上表态，声音铿锵有力，说：“主席，我听你的，我去西南！”

两人开怀畅谈，不觉过了两个多小时。12点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来到颐年堂，他们与彭德怀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场面十分亲切感人。毛泽东对大伙说：“我们两人谈了多会儿了，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找我谈。”

刘少奇对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彭德怀说：“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呀！主席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话。主席和大家都希望你振作起来！”

小平同志接着说：“是啊！我们都盼望你重振雄威，为人民再立新功！”

彭德怀一个劲儿点头。他对毛泽东产生了感恩戴德的念头，顿感这几年委屈算不了什么，他说：“只要现在理解我，信任我，就是最大的殊荣。”

彭德怀满怀感激与喜悦的心情，答应毛泽东去“大三线”工作，毛泽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彭总是在1965年11月28日乘33次列车去成都的。在此之前，毛泽东赶在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送行”！这时彭德怀犹如背脊受到一次致命的猛击，才有点清醒，看来形势对自己还是不利，但在彭德怀的脑袋里还隐约地想起毛泽东亲自对自己讲的“真理也许在你那边”的话，这样他又稍为平静一些。

彭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吴家花园。在那里他住了2250天。这时，他已67岁高龄了，但他身体健壮，内心仍然像一团烈火，为在新的战场上，为再次有机会献身于党的事业而燃尽自己。

可怜的彭总，谁能知道：他从此踏上了不归之路！？等待他的是无休止的残酷批斗、被暴打骨折致残，终身死囚于中国共产党的狱中（无期徒刑）。

现在大家该明白了：彭德怀的这一结局，原来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是诚心诚意支持你（彭德怀出来工作）。”！？毛泽东究竟该算是什么人？作为一个“人”，变异到这个程度，真的太可怕了！

把９月23日毛、彭的那次对话，与毛泽东这一名言加以对照，我们再一次看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政治婊子”，而且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他想“立牌坊”，至少到现在还是得逞了。可怜的中国人民惨遭毛泽东的20多年的残酷迫害，患了“软骨病”，只会“趴着”，不会“站着”！？

一旦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这块“牌坊”，一定会被砸烂的!

3、毛泽东在“刘少奇冤案”中的表演

毛泽东在1966年10月９日到10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作了类似“表演”。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炮打》之后出现的形势，企图乘机把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推向高潮，并置刘、邓于死地。陈伯达在会上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林彪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没有“点名”）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的、反对革命的路线。”“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林彪重复强调：“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毛泽东对林、陈的讲话稿批示：“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如下的政治背景下召开的：

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号召要开展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13期社论更明确地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并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由此，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就顷刻刮遍神州大地。

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有北京市和全国各地来京的10万人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党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加批语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这一紧急指示助长了正在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中恶性膨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把党组织的领导排斥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正式的文件依据。党的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完全彻底瘫痪。

这一连串的政治“大动作”，表明毛泽东下决心在《炮打》之后，乘势追击，造成全国声讨刘、邓的强大攻势。这是毛泽东“倒刘”战略部署中，一场置刘于死命的重大战役。

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召开的。林彪、陈伯达在会上的讲话，应该说是完全顺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迎合毛泽东的“倒刘”的战略意图。其实，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讲话也可以。反正有人代他讲了。尽管用心狠毒，但恰是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在会上竟然“大发慈悲”，表现出“伟大领袖”的特别“宽容的态势”和特别“开阔的胸怀”。演出了一场“猫哭死耗子”的“丑剧”。他说：“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对刘少奇也不能一笔抹杀。”

不知道刘少奇们在听了这一席话之后，有何感受？凡是知道1965年９月毛泽东与彭德怀面谈时那一场奇丑无比的“表演”的人，都会立即意识到毛泽东又想要“立碑坊”了。

不妨听一听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是怎样跟他老婆叶群在私下交谈的。下面引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在1966》一书中的有关史料。

叶群对林彪说：“……去年主席在10月24日晚上的指示中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个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我当时确实有点凉。第二天主席又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我几乎都绝望了。斗了半天不把他们斗倒，岂不是放虎归山！还是江青下来偷偷对我说：‘你要正确理解主席的讲话，处于党内那么多人跟着他跑，主席很为难呀！’”

接着林彪微笑着说：“这是他老人家一贯的手段呀！他很想借我们的手和口，来打掉他的对头，而他自己当好人。不过聪明的政治家都会这样的（编者注：正直的政治家是不屑此道的。只有阴谋家才惯于采用这种卑鄙手法），不然怎么能保持力量的平衡呢！”

从这一史料中可以看出：林彪与江青毕竟比叶群高出一筹（确切说，江青当然知道她的丈夫毛泽东是在“表演”）。关键在于不要光看毛泽东口头上是怎么讲的，而要能捉摸透毛泽东内心世界是怎么想的。林彪不愧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早就摸透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

果不其然，在毛泽东讲“路线错误改了就好，改了就算”、“对刘少奇也不能一笔抹杀”之后两个月，12月25日，在江青之流操纵下，在造反派头目蒯大富带领下，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员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此后，在全国，刘、邓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终于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斗臭、斗垮、斗倒”的目标。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到此止步，众所周知，毛泽东特地让刘少奇在共产党监狱里，指令医生不允许他在九大闭幕前死亡，一定要让他自己知道在“九大”上被永远开除出党，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去见马克思。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什么“改了就好，改了就算”；什么“对刘少奇也不能一笔抹杀”。两相对照，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们这位“伟大领袖”？

古人曰：“道不足以治则有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毛泽东是“术、权、势”三者并用，而且用得十分自如，得心应手。毛泽东既不讲“法”，更不讲“道”；就靠“术、权、势”统治神州大地，把臣民们管得服服贴贴，谁也不敢吭一声，养成了趴着、跪着的习惯。这个办法还真灵，以至于在毛泽东死后20余年，还不让、不准揭开毛泽东的真面貌。从这一点讲，你还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对不起，子民们只好继续“趴着”、“跪着”。

什么时候子民们能够站起来说话，什么时候就是还毛泽东真相之日！

再看《林彪日记》是怎么记载的。原文如下：

“1966年12月9日：毛已决定要除刘、邓。……毛在十月会议上讲：‘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按：1966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这篇日记看，毛泽东就在“会后”，向陈伯达等三人宣布要清算刘、邓的总账。会上讲的是一套（指：“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表示我毛泽东是很宽容的），会下搞的是另一套（指要彻底清算他们的“账”，特别是“刘”）。这就是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要求别人要搞光明正大，自己一贯搞阴谋诡计。

4、1967年12月24日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表演

1967年12月24日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打上门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手里拿着两本书，一本书是《党章》，另一本书是《宪法》。声色俱厉地责问：“请你们回去看一下《党章》，也看一下《宪法》第三章。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自由。我们现在要结社，就是要把‘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这叫结社。”与会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毛泽东为什么要发那么大脾气？究竟是冲着谁来的？这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清楚。连负责操办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感到莫名其妙。

其实，毛泽东何时曾经尊重过《党章》和《宪法》？

中共党章总纲規定，「党必須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內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是对党权的限制。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自称是“无法无天”的，邓小平同样是“无法无天”的。

我们都曾记得，“宪法这么多条，谁能记得住？”毛泽东的用意是，有我的“一句顶一万句”，宪法还有何用？尔等不是有意要用它来限制我的胡作非为吗？毛泽东还说：“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

看到毛泽东手里拿着两本书，一本书是《党章》，另一本书是《宪法》对照他自己上面的话就特别可笑。需要“立牌坊”时，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需要“当婊子”时，就“无法无天”、比秦始皇还厉害一百倍。

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遵守《党章》、恪守《宪法》的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刘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还是党的“八大”，根据《党章》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只凭毛泽东的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把刘少奇打翻在地，惨死狱中。毛泽东肆意践踏了《党章》与《宪法》。让当代秦始皇也来遵守《党章》、《宪法》，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表态是要实行宪法的。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座的各位」当然应该包括毛泽东本人。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既要立牌坊，又要当婊子。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不是主张“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的人？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且看“胡风冤案”、“反右冤案”、“彭总冤案”、“反右倾冤案”，所有这些冤案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炮制出来的，在这些冤案中，成百万人都是以“思想定罪”，以“言论定罪”。何来思想自由、何来言论自由，又何来民主！？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像毛泽东那样的“暴君”，连斯大林也望尘莫及。

毛泽东居然敢于手拿《党章》、《宪法》，训斥别人，而不感觉脸上“发烧”。没有一副“特制”的特厚脸皮，是万万做不到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

5、毛泽东在稿费问题怎样演戏、立牌坊的

关于毛泽东的稿费问题一直是丰泽园（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的宫廷秘闻。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

‘文革’中，罢黜百家，独尊毛著，且只给一个人发稿酬，这样的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会发生吗？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吗？在人民的‘共和国’中应该发生吗？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此可能吗？

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的稿费已达1亿3121万人民币。

在文革中天天背“老三篇”的人都知道，他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而此时的全中国，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独领稿费，这是一桩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稿费制度以来的极其恶劣的先例，至今仍然依据“家丑不可外扬”的祖传秘方，不准曝光！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泽东曾查问过稿费情况。当时是570多万。他曾在“五百”两字上画了圈。批曰：缴党费。结果没有执行。

汪东兴为什么敢于违抗毛泽东的“旨意”？其实，汪东兴扮演的是慈禧身旁李莲英的角色。汪也是毛贴身的“大太监”，摸透了毛的脾气。比如，就是汪当年把张玉凤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张玉凤最初在毛泽东专列上仅仅是一般的乘务员，有一次被毛泽东看见后，就在一张白纸上连续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这一情节被汪东兴发现后，就马上将张玉凤调到毛泽东专列车厢里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泽东。以后又从专列，调入中南海，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最后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可惜，这是发生在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组织的共产党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事，确实是十分可悲的！

毛泽东是怎么支配他的稿费的呢？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既然他认为应该把稿费的“大头”上缴党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个“零头”。但此后毛泽东在动用他的稿费时，就没有什么“零头”的概念了。如若不信，且看他的支出。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出38万元和两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万）给江青。

从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五次提取15万给张玉凤。还送给护士吴某2万5千元。曾先后给汪东兴4万元。

不算别的，仅这三笔账，就把他留下的“零头”掏空了。何况他还几次给党外人士（如章士钊、程思远等人）。这一情节说明毛泽东对“大头”（指“上缴党费”一事）并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执行，他是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活脱脱证明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纳、李敏又从毛泽东稿酬中领取2000万人民币，每人1000万元。

本来中央曾有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稿费不是留给家属的。江青先后五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要求提取5千万给两个女儿和家属，遭到拒

绝。李纳、李敏申请过，中办先后给她们两人200万。

关于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国务院对请示的答复是三点批示：1、作特殊处理，以不纳税为准；2、作为党的资产；3、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祝世华先生说：

“在‘纳税’问题上，在所有法治国家都不存在什么‘可以不纳税’的‘特殊处理’问题；这是公民的义务，也许这就是所谓‘中国的特色’。可是，这是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专制主义的衍生物。而国务院的答复又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事，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从这一视角看，不彻底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

6、杀蒋卖国与放蒋抗日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毛泽东说，蒋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观战，最后抢下山来摘桃子。毛泽东是信口开河、撒谎。一个堂堂中共中央主席，靠造谣过日子，可见不是什么革命家，十足是个政客。”

解放后的历史教科书总是教育人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历史性谎言，由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使知情者噤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跪在地上为臣为奴，”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生活在大陆的人只知道八年抗战，绝不知有十四年抗战。众所周知的是，日本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是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918事变”开始的。因此，在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那里，才会有十四年抗战之说。所谓八年抗战，其意为“八年全面抗战”，前六年是“局部抗战”。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但是，在毛统治的大陆历史教科书里，却从来不提十四年抗战，而只称八年抗战。为什么呢？那就得问，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毛泽东在做什么呢？毛是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总方针下，与苏俄“里应外合”，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并乘“九一八”之机，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国”。对此，不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证明了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艺作品，也都尽情地“歌颂”了这一“历史的真实”。在国统区有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地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只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西安事变是即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典型事例。

阴谋(即当婊子---要杀蒋卖国)是中共唆使、策反杨虎成、张学良发动了不顾民族危亡的西安阴谋武装政变，阳谋(立牌坊---放蒋抗日)是把自己装扮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使者。

历史证明，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但因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俄”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将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者”。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只因为其时逃亡在陕的中共二万残余红军正面临“被剿灭的绝境”。当时，如果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虽能因“国难”而给逃亡的中共残部以生机，但已经时不待我的毛泽东，为了救命，才决策了“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就正是中共这一“假抗日真反蒋”之阴谋策略所结的“果实”。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扬坚决与蒋分裂”。所以说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还因中共建国后曾一再称西安事变为它所领导、所解决，可谓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已经明白无误地记载了整个策划合谋的经过(5)。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苏俄一心要颠覆中华民国，以便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挥下，实行公然叛乱和公开叛国。一九三五年八月后，当苏俄面对来自德、日两个法西斯强邻的威胁，为自保而必须改变策动他国共产势力颠覆本国政府的阴谋时，它又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与本国政府结成反德、反日的统一战线，以共同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 —— 苏俄”。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斯大林才会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晚间到达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6)“斯大林电报到后，毛泽东……踱来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首先斯大林明确表态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再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斯大林的这个电报指示，中共无疑要绝对服从。因而，原来已经将杀蒋之意隐藏在字里行间，任由张、杨去领会，并且“打算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的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只好于自嘲的狂笑声中，决定由他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这样，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残余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俄国的新沙皇 —— 斯大林。中共和他的使者周恩来，终于在他们的俄国领袖命令下，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改变了此后中国的历史，从此竟为毛泽东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7、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林彪对毛泽东是最了解的，他总结的“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是对毛泽东面目的真实刻画。说假话对毛来说是家常便饭。比如，为了用假话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创始人，他说自己是1920年入党的，没有入党介绍人等。又比如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亲口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他一九二○年在北京滞留期间读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正是这三本专著让他入了道、开了窍，从此变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话时间地点俱在，似乎可信。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家们发现，毛泽东于不经意间又撒了一个小谎──正如他一向驾轻就熟伪造自己并未说过的正确意见和他人并未说过的错误意见那样。其实，那三本书当时尚未出版。又比如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殊不知中共失败逃命是真，北上抗日是假。历史事实是：直到1935年8月中共毛儿盖会议，甚至江西出逃整整一年后中共也不曾提到过北上，更没有提到抗日的要求。毛泽东落脚陕北，是因意外地发现陕北尚存红军，并非为了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