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编集者大多已经见过，但是编者的一份努力）
百家评述毛泽东 朱忠康编 目录 中共领导人评述毛泽东 老一代革命家评述毛泽东 著名人士评述毛泽东 揭开毛泽东稿费的内幕 功劳盖世 罪恶滔天 毛泽东真相 毛泽东秘密讲话曝光 邪恶远超希特勒 毛泽东害死朱德的阴谋 周恩来总理 被毛所害提前离世 周恩来去世前深沉反思 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对照蒋介石 看看毛泽东 中共领导人评述毛泽东 万里致函中央政治局建议重新评价毛泽东 在“七一”中共建党83周年前夕，中共元老万里以老党员的身份，致函中央政治局，并请政治局决定转致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 这封信长达八千字，是由万里口述，秘书记录整理后再交万里亲自核阅的。信中回顾了党走过的历程，建国后55年经历过的挫折、错误，以及在探索、学习中找到一条社会主义道路。 万里在信中提到，他在有限的晚年，有三个期待：一是以法治国，树立宪法地位，过渡要坚决，要加快，二是三农问题，解决要从法制上、具体政策落实上体现；三是本着科学态度、求实精神、对历史负责，对毛一生作出新的评价，是时候了。 万里为了强调现在重新评价毛“是时候了”，特别在信中援引了八十年代初期、中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央政治局、中顾委及邓、陈、彭、李、杨等老同志有关对毛评价和当时有关再评价记录在案的决议、意见等。其中有：8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建议决定；86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央顾问委员会联席会议有关内部若干意见；1991年1月中旬，邓和陈、尚昆等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西郊宾馆的座谈会，都提到要对毛作全面、科学的评价问题。 85年中央政治局关于重新评毛的决议 8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建议决定：总设计师、耀邦同志建议：鉴于党内对毛泽东有关功过的评价、对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如果争议继续，会导致党内分裂，影响党的中心工作，也难得出经受历史检验的评价，留待15年或20年再作结论。 86年邓对毛评价的若干意见 86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的联席会上，总设计师就若干争议作了阐述： 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违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15年，要不20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陈云提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56人，表决结果：52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 彭真说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万里还引证了97年中共十五大之后，党内元老、党外知名人士、民主党派，都曾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对毛泽东一生再评价；从建国、治国思想路线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改建毛泽东纪念堂；把毛泽东肖像从天安门上除下。 彭真在党内说：毛泽东自己承认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者。毛泽东承认他看的旧书要比马克思的书多千倍、万倍，称毛泽东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是较符合的。 中央政治局收到万里的信之后，胡总偕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中宣部长刘云山，登门谒见万里。胡总对万里表态：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胡又说：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薄一波遗嘱 ——关于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 党内对毛泽东一生评价，长期有分歧。我们老的一代，对毛还是有迷信，怕对毛再评价，会影响党的历史，会影响老一辈的历史地位和功绩，会影响党内团结，这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毛泽东一生功过是不能篡改的，要把个人和政党区别开，现在是时候，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档案逐步开放，让人民知道。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自己是封建主义的叛逆者、农民运动造反者，是斗争领袖。事实上，称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也不会相信。小平、陈云、彭老（彭真）多次在会议上说：毛泽东身上封建主义残余很浓，是个农民革命家。说毛泽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很多违心成分的。建国后，把斗争作为内外路线，搞到亡党亡国的局面，这段历史留给下一、二代作结论。 在文革之后的四千高干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就有不少老干部声讨毛氏，夏衍概括毛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 方毅则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 陈云的“三段论”与陆定一的“两段论”：毛泽东有罪！” 陈云是在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发表了那句“三段论”的名言：“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陈云同志具体讲了些什么，就被封锁了。 他是针对“草案”中所说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一命题，而提出来的。显然，陈云同志是不同意这一完全违背事物本来面目的荒诞结论。在开始讨论这个“草案”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命题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写出来的，因此尽管不少老同志有不同意见，但谁也不敢吭声。在党内最高层也只有像陈云同志那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挺身而出发表这一铿锵有力、字字千钧的“三段论”名言。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辩论。 最后，小平同志鉴于大家意见分歧，又为了尊重陈云同志，他说：“这个《决议》，如果写不好，宁可不发表，等下一代人再去作结论。” 小平同志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意识到：为集中全力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大局”是前提条件。在当时对毛泽东如何评定，就关系到“稳定大局”的问题。因此，他又提出：“不争论，向前看”这一原则性意见。终于为了顾全大局，大家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陆定一的观点基本上是跟陈云同志一致的，即都认为毛泽东是“有罪”的，而不是什么“犯错误”问题。他主张“两段论”，即以“反右运动”划线。从“反右”、“大跃进”、“彭总冤案”、“反右倾”一直到“十年浩劫”，整整二十年里，毛泽东都是“有罪”的。这个说法也是站得住脚的。不说别的，“大跃进”就饿死了四千万，这笔账也应该算在毛泽东头上。无论从“人性论”角度看，还是从“以人为本”这一高度看，能说毛泽东没有罪吗？在毛泽东眼里，中国人民的生命如同蚂蚁，是最不值钱的。 朱老总的临终遗言 朱老总于1976年6月26日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朱老总对前去探望的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快要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十七年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吗？” 6月28日下午对汪东兴说：“现在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全断送在这批人手里！” ７月2日对李先念说：“一个伟大的创举，搞社会主义，可以不抓生产，天天斗呀斗。生产为什么不能抓？这是什么主义？什么人的指示？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搞成这副样子，还是‘莺歌燕舞’吗？……这笔账怎么算？先念，要坚定些，历史会作出判决的。”“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 编者的话： 拜读了朱老总的临终遗言，不禁感慨万千、肃然起敬。他的一心为公、忠厚持重的长者形象，永远屹立在人民心底里。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他在建国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由于他在党内、军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因此在常委班子内，总有他的位置。但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始终只有虚位而没有实权的人。为顾全大局，他老人家一直忍辱负重，决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的作法，一贯以低调对待，宁可被毛斥之为“老右”，也决不讲违心话（参见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有关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批判彭德怀一文）。在暴政年代，朱老总能始终保持这一高贵品德，宁可受辱，也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令人钦敬。 他留下的临终遗言，对我们后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为我们揭开毛泽东的假面具树立了榜样。此外，它还给我们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如果我们对他所留遗言的政治背景加以分析，就不能不佩服朱老总的老英雄的本色。他是在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留下这份遗言的，而在事实上这却是一篇“讨毛的檄文”。据此把他打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死反革命”，那也是“铁证如山”，来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其后果可能比刘少奇更惨。可是我们的朱老总硬是为了党和民族的命运、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前途，把一切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向毛泽东发出了掷地有声、震聋发聩的战斗檄文。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对此既没有龙颜大怒，大打出手；也没有采取其它动作，只是对外封锁消息。这一反常措施，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宽容，而是有难言的苦衷。这也许跟当年清明节上万群众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江青之流的法西斯专制，大有关系。毛泽东怕再次掀起大的波涛，引火烧身，搞得不可收拾。因此，不得已吞下这一苦果。实情究竟如何，有待来日内幕曝光！ 朱老总说：“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听了这一翻发自肺腑而又震撼人们心灵的话，不禁浮想联翩，如鲠在喉，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首先想到的是：在我们老一代革命家中 ，像朱老总那样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敢于挺身而出、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人，真是太少太少。其次，那批当年深受毛泽东之害，而在官复原职之后的老一代“革命家”，面对“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既缺乏朱老总那样气魄，又没有像韦君宜那样敢于反思的精神，似乎当年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都已一笔勾销，好像一切没有发生过似的。 作为一个革命家，在看到朱老总的遗言之后，不知有何感想？仍然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还是有所触动、于心有愧。倘如前者，我民族休矣！这正如郭小林所说：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愿朱老总遗言在公诸于众之后，能呼醒成千万的当年受害者及身历暴政年代的过来人，都能做到像郭小林所说的那样：不要跪着，要站着。挺起腰杆子，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张闻天说毛整人很厉害 1941年９月在延续整风开始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张闻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张闻天在1943年回忆说：“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在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因此事情不好办。……（引自《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实践》，第539页） 1959年在庐山会议初期，一次与彭德怀交谈时，张闻天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时，话很尖锐，他说：“（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权术。”（引自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第100页）。 林彪说：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术 叶永烈在《林彪与毛泽东》一书中，在题为《从未迷信毛泽东》与《林彪心中的毛泽东》两节中，提供了如下的绝密信息。现将有关情节转述于后。从中可以看出林彪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在私底下里，林彪心目中的毛泽东是怎样的呢？ 经过长期的观察、揣摩和研究，林彪对毛泽东有了透彻的认识。林彪曾将这些认识，以格言、箴语、散记的形式写下来，以供自己参考和利用。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手。” 这段话，是林彪写在一张《新华报》的散页，贴在1949年版《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一书中。 这是林彪根据自己的经历体验及其它人的遭遇，而总结出来的感想。“捏造”，即是不顾事实，罗织罪名，生按硬造，抓住一点，不顾其余，捕风捉影，无限上纲。这种事情毛泽东并没有少做。彭德怀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众所周知的例子。 毛泽东的“捏造”手法，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然而，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已指出了毛泽东的这一“特性”。足见林彪对毛泽东认识上的‘先知先觉’与‘真知灼见’。 编者的话： 毛泽东的这种“捏造”的手法，可以说是他致对手于死命的一贯使用的一种非常恶劣的手腕。他明知是“无”，但他硬是要“捏造”出一个罪名来。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文革”初期的所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就是如此。连目前纳入“禁区”的1954年的“高饶反党集团”，把当年在东北和华东地区的一批高级干部都被网罗进去（后来除高饶两人外，都已平反）。到1955年毛泽东制造的“潘扬冤案”时，又把他们与饶漱石捆绑在一起，成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饶漱石因“反革命罪”而就被捕入狱。现在“潘扬冤案”平反了，就没有听说：饶漱石的“反革命”帽子是否已经被摘掉了。毛泽东的这种“捏造”的作法，不要说作为党的“领袖”，就是作为一般的政治家，应该说是十分卑鄙的，其灵魂是十分丑恶的！ 林彪在1950年版的《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上写道：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地指出来，则他无锋芒的必要。” 这些箴言，林彪虽有意讲得隐晦、曲折；但其意思还是清楚的。小帮帮即是“小帮派”、“小团体”、“小圈子”。毛泽东需要属于自己的小帮派，贯彻执行自己方针、主张。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喜欢有小帮派为其“歌功颂德”，而对于“逆耳忠言”及不同意见，则是“锋芒”以对。 林彪在1967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道：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日渐‘左’倾，其路线、方针、政策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政治局、中央常委中得不到支持，经常处于少数。可是越到晚年，他就越固执地坚持这些错误的东西。于是，‘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为了得到‘多数’，使自己那些错误的主张得到贯彻，毛泽东在失去真理后唯有依靠‘个人崇拜’。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需要个人崇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次提倡‘个人崇拜’的根源所在。林彪洞察毛泽东的心机，上台后便投其所好，率先大搞‘个人崇拜’。《毛主席语录》便是其中的杰作。 林彪的这句话，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精辟的注解。 编者的话： 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从本质上来说，是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后结局，就是毛泽东以其享有“最后决定权”的方式，达到了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目的。从而彻底破坏了党的传统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由此而形成为一种无形的习惯势力。只是在1956年由于苏共二十大而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的一场全世界范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从而在中共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毛泽东的“凌驾”地位（独裁专制）受到严重的威胁，事实上，通过“八大”，毛泽东已经从“凌驾宝座”上被撵了下来。对这一政治局面，毛泽东是决不会接受的。因此，在其后不久，毛泽东处心积虑地采取阴谋诡计的手段，通过“反右”和反“反冒进”，终于在1958年重新登上“凌驾宝座”。毛泽东恬不知耻地说他自己就是“当代秦始皇”，并说“超过秦始皇百倍”，就是他的灵魂自我暴露。 林彪在1961年版的《辞海》扉页上写道： “你先说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这是兵略上的‘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是林彪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而总结出来的体会。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术，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编者注：叶永烈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术，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这句话，把毛泽东品格特征中最本质的东西，写得那么淋漓尽致、刻骨铭心，真叫“一绝”。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了解，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望尘莫及的。） “你说东，我就偏说西，叫你捉不着，猜不透，掌握不到真正的玄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常常运用这一条。比如：1967年1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已经铺天盖地。13日深夜，毛泽东约见刘少奇。刘要求允许自己去延安种地。毛泽东没有就刘的要求做任何回答，只是要他回去多读马列的书。刘少奇哪里知道：早在1966年12月18日，他和王光美的‘专案组’已经偷偷地建立了。毛泽东怎么会放过他。然而在会见时，刘少奇说东，毛泽东便说西；临走时，还将刘少奇送出门外，害得刘少奇回到家里，还喜滋滋地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还挺和气的。’但两天后，就被抄家了。 这是很高明、又很厉害的一招。在虚虚实实之中，既可保护自己，又可令对手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中招。彭真的《二月提纲》事件，刘少奇的‘派工作组’事件，都属于这一类。 为了避免中招，林彪提醒自己‘当听他先说’，这样才能与领袖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 林彪在1958年版《学文化辞典》中的‘个人崇拜’条目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林彪还在私底下与身边的人说：“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术”。 林彪还说：“谁不说假话，谁就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这是林彪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也是他对毛泽东的一种政治认识。这里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在毛泽东高压政治体制下，党内党外，全国上下，一片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气。另一方面是表明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家长式作风，听不进不同意见，‘顺而昌，逆者亡’。因此，人人必须跟着说假话，否则就‘办不成大事’，甚至‘垮台’。 不但如此，林彪在私底下还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了重大的错误。 林彪早在1958年‘大跃进’，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就斥责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对错。’ 林彪还说：彭德怀7月14日的信‘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林彪还对女儿林豆豆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 林彪还对他最疼爱的女儿讲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阴暗的、负面的东西，讲了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一些悲观看法。林豆豆将这些话写进日记里，被‘林办’党支部书记关光烈看到，非常害怕，说：‘你不能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不得了！’受到林彪这些言论的影响，20岁的北京大学学生的林豆豆对前途失去信心，吞下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以上见《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 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的真正的、实际的认识和看法。 在三十年后来看林彪当年对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也不能说是肤浅的、幼稚的。林彪的许多看法已被事实所验证，很多人现在都说着与林彪当年说的意思相同的话。就认识毛泽东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林彪是‘先知先觉、慧眼识人。’ 编者的话： 应该承认林彪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才是毛泽东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林彪能有这么深刻而又那么贴切的认识？而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其它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就没有这样认识呢？相反，他们经常被毛泽东这一手所玩弄。难道这仅仅因为林彪是善于独立思考？恐怕不完全是！ 笔者认为这与林彪本人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特别是从1966年初直接参与毛泽东的一切“倒刘”部署之后，从而对毛泽东这一套玩弄权木和阴谋诡计之道，更有深切的感受。可以说，林彪以其亲身“实践”，亲自体会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因此，才有他过人的“见识”。如果说：毛泽东的灵魂是肮脏的，那么“物以类聚”，林彪的“助纣为虐”的行径，就显得其人品更加恶劣。 从这个意义讲，林彪的最后下场，也是他咎由自取。活该！ 林彪：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这是在林彪与毛泽东已经处于“彻底决裂”的前夕写出来的。尽管带有很强烈的所谓“攻击”色彩，但却是十分贴切的。人们都清楚：在与毛泽东同一代的领导人中，林彪就是靠肉麻、无耻吹捧毛泽东而发家的，最后被提升在毛泽东唯一的“亲密战友”。而林彪本人又是刻意捉摸毛泽东的性格特征的人。并且共同参与了“文革”初期谋害众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唯一的一位“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领导人”。因此，他对毛泽东那一套整人的手法是暗熟于心的。这样，当他“反戈一击”的时候，他对毛泽东的评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有“权威性”的，也是击中要害的。下面就转录林彪对毛泽东的评述。 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一段关于对毛泽东的论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中是绝对见不到的；应该说这一论述还是贴近实际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从十几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都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林立衡揭发的材料（引自“中央两案材料”） 林彪说：“什么路线，就是毛线”。 “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泽东）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毛泽东最后遗言曝光 ——张玉凤、汪东兴交出私藏三十年的绝密档案 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摘自去年九月出版的《争鸣》杂志。 张玉凤等所私藏三十年的绝密档案，是在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后于去年七月才搞到的。当然，这种绝密材料，在国内是不可能再泄露出来的。《争鸣》杂志在两个月后就将这份绝密档案公之于众，让世人及时知道内幕真相，真是难能可贵！这是在当今信息社会时代，才能办到的。 由于所涉及的问题至关重大，又无法进一步核实。从所述的情节看，这一史料是可信的。尽管如此，这里只做转录，不加评议，仅供参考。 全文如下： 政治局派人突击查访汪东兴、张玉凤 毛泽东晚年档案九十三份不翼而飞：今春（注：指2005年，下同）三月，1993年刑满释放的毛远新被借调到中央档案局，参与整理毛泽东晚年档案资料。毛远新在整理期间，发现有关毛泽东晚年的重要讲话、指示等档案资料残缺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经三个多月整理，证实毛泽东晚年档案遗失了九十三份。 今年7月16日，在中央派行动组突击“查访”下，汪东兴和张玉凤交出了私藏的毛泽东临终前的二十二份档案材料。张玉凤收藏的十九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为身后人事安排的谈话和指示。 中纪委、中组部曾找了当时能接触到这些档案的汪东兴、华国锋、张玉凤及李纳多次，但都以“对情况不了解”或“已上交”为由，予以拒绝了。 中央的“七•一六”行动：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纪委、中组部、中央警卫局派人在7月16日晚，分成三组，对汪东兴、张玉凤、李纳三家住宅，采取了突击性查访，责令这三人立即交出私藏的中央档案。 汪东兴交出涉及其自身的三份档案材料 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三次谈话中，说汪东兴是“魏延式的管家”、“野心不小”，“不宜留在核心层”等。 （据张玉凤说：“在‘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华国锋、汪东兴召见我，说：‘主席生前是最信任你的，他的有关讲话、指示的档案交你保管，要以生命来保管好。没有我和东兴同意，不能动。’汪东兴提出要审查一下档案有否外泄，有否缺少。我把档案资料给了汪东兴二十二份。过了一周，汪退还给我十九份。他说：‘另三份，中央政治局要用来调研’。大约过了二周，我问汪：‘什么时候交回那三份档案？’汪答：‘已交给华主席，你不要过问。并要我思想有过准备，交代和四人帮、毛远新等人的关系。’”） 张玉凤交出十九件毛档案材料 毛预言死后一年内会有政变 张玉凤所收藏的十九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从1975年12月以来，为身后人事安排、权力分配，焦虑重重，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谁都不信任，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以下是部分档案的摘要： 1975年12月16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风说： “我走后，不用一年，会有政局翻天覆地。……结果无非三种：走资派重新上台；右派势力翻天；军事政变，内战展开，一打，十年八年不会有结果。” 1975年1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我还没有走，已有多个派要抢班夺权。主席一职，总会争的、闹的，互不买账的，历来如此。我走前开个党组织会议，人选要定下。登奎就是好人才。” 1976年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说： “……接班人选搞不好，会有内战，搞不好有反复。我看纪登奎、华国锋、江青，还有毛远新，都能做。但很难做好。” 1976年4月12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国锋不是党主席的材，他软弱，怕事，对党很忠诚。江青做主席，老的不会服。她得罪人不少，也过于自负。要问一问军队意见，很重要。” 毛恐鞭尸嘱将遗体火化 1976年6月7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对一批干部的怨债，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总理是在批斗我，……，死后还要鞭尸。火化、火化，不留死尸。” 毛泽东最后拟定两份接班人名单 1976年7月2日，毛泽东用手示意汪东兴退出后，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拟二份名单留着，由你（指张玉凤）保存，到时候交国锋在会上宣读，他是第一副主席嘛！” 这两份接班人的名单是： 一份是：江（青）、国锋、纪（登奎）、毛（远新）、陈（锡联）； 另一份是：毛（远新）、国锋、纪、王（洪文）、陈（锡联）。军队老将不服江。江上，要国乱。 《历史的真相——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2004年5月20日广州《老人报》第6版注销《乔冠华被“四人帮”内定“副总理”之后》一文，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因此，这份名单的来源不容怀疑，随即在报纸上公布。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一、党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都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这就隐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逼着华国锋、汪东兴先动手。 揭开毛泽东稿费的内幕 关于毛泽东的稿费问题一直是丰泽园（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的宫廷秘闻。在毛泽东去世30年后的今天，能够公开，能够解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议论，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 截至2001生5月底，毛泽东的稿费已达1亿3121万人民币。至今又已六年过去，当又增加不少。 汪东兴为什么敢于违抗毛泽东的“旨意”？ ——汪东兴还是“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泽东曾查问过稿费情况。当时是570多万。他曾在“五百”两字上画了圈。批曰：缴党费。结果没有执行。 编者的话： 为什么没有执行？这叫“演戏”，是毛泽东又一次想“立牌坊”。既然毛泽东已有明确批示，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谁敢不执行。岂不罪该万死。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这个当代的“大太监”，居然敢于违抗“旨意”，拒不执行。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宫廷密诀”，汪东兴“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知道他的主子意图。拒不执行，是为了迎合主子的真实意图，即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写到这里，想起了当年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事。 原来张玉凤最初在毛泽东专列上仅仅是一般的乘务员，有一次被毛泽东看见后，就在一张白纸上连续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这一情节被汪东兴发现后，就马上将张玉凤调到毛泽东专列车厢里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泽东。以后又从专列，调入中南海，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最后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不愧是贴身的“大太监”。跟慈嬉太后身边的太监李莲英相比，绝不逊色！ 可惜，这是发生在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组织的共产党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事，确实是十分可悲的！ 毛泽东是怎么支配他的稿费的？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既然他认为应该把稿费的“大头”上缴党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个“零头”。但此后毛泽东在动用他的稿费时，就没有什么“零头”的概念了。谓予不信，且看他是怎么支配的：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出38万元和两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万）给江青。 从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五次提取15万给张玉凤。还送给护士吴某2万5千元。曾先后给汪东兴4万元。 不算别的，仅这三笔账，就把他留下的“零头”掏空了。何况他还几次给党外人士（如章士钊、程思远等人）。这一情节说明毛泽东对“大头”（指“上缴党费”一事）并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执行，他是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活脱脱证明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纳、李敏又从毛泽东稿酬中领取2000万人民币，每人1000万元。 为什么毛泽东的稿酬能免税？ 本来中央曾有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稿费不是留给家属的。江青先后五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要求提取5千万给两个女儿和家属；遭到拒绝。李纳、李敏申请过，中办先后给她们两人200万。 关于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国务院对请示的答复是三点批示：一、作特殊处理，以不纳税为准；二、作为党的资产；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编者的话： 在“纳税”问题上，在所有法治国家都不存在什么“可以不纳税”的“特殊处理”问题；这是公民的义务，也许这就是所谓“中国的特色”。可是，这是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专制主义的衍生物。而国务院的答复又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事，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从这一视角看，不彻底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 众人评说毛泽东的稿费问题 丁远先生认为：“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向毛泽东请示后决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发稿费。而对毛泽东的稿费收入特许不纳税。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 著名政论家邵燕祥认为：当时破例给一人巨额稿酬，性质属于非法收入。他提出了“应作为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获得赔偿者的抚恤金，以解决对所谓‘走资派’平反进行了经济补偿，而对其它冤假错案反而没有补偿的‘双重标准’问题”。 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如是说： “全国只对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这是他个人问题吗？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发。发到500多万时，毛泽东觉得不太好，说缴党费吧，但没有人执行。也可能觉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执行也就算了。……按理，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别人都没有，他何以面对国人？这是以常人的角度进行分析。错了，错了。毛泽东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伟大领袖，……至于称‘万岁’又是和过去一样的。……至于说‘慎独’，这要求怕是太高了。” “认为‘把稿费只发一个人，并无不可’。证明当时的道德底线！‘几十年间，毛泽东居于君和师的地位’（冯友兰语）。所谓‘君和师’是封建社会国人顶礼膜拜的‘天地君亲师’中的‘君和师’。毛泽东并不讳言。……既如此，抓住一桩稿费小事作评说，是否已属多余？……” “问题在于我们标榜什么？我们标榜马克思主义，提倡‘毫不利己一专门利人’，还致力于‘社会主义’。以此对照‘言’、‘行’，天壤有别，这就是问题了。”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这一翻宏论，无疑是正确的，无可辩驳的。但对毛泽东提出这样要求，似乎是“对牛弹琴”。他是什么人？是当代的秦始皇，是暴君。不错，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撕掉画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丁弘又说： “‘文革’中，罢黜百家，独尊毛着，且只给一个人发稿酬，这样的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会发生吗？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吗？在人民的‘共和国’中应该发生吗？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此可能吗？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发人深省。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生的事，但却却在毛泽东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了。这是铁板顶顶的事实。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唯一的答案是：这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了、变质了，她被毛泽东演变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一切反常的事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 一点说明 本文的史料系引自丁弘写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篇长文（见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第476—536页）。本文除最后几段是直接摘录丁弘的原文外，其它都采取摘编的形式。所有的小标题是笔者加上去的。 老一代革命家评述毛泽东 李慎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 1923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早年赴延安，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1957年因主张“大民主”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后获甄别平反。曾经担任中国元老邓小平的外交顾问、国务院总理的外交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前所长。李慎之于2003年4月22日上午10点零5分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 《李慎之文集》中，他对毛泽东的暴政专制年代作出如下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描述。这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敢于这么直言的，是绝无仅有的。为此，在这里比较详尽地摘录他的有关论述。他说： “在1957年2月刚刚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料在6月份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无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1959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张闻天、彭德怀这样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倒打一耙，从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口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因此，到1976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 “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专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见《李慎之文集》第６页） 编者的话： 作者在论述建国三十年来在毛泽东统治下“腥风血雨”的历史之后，敢于公开指出毛泽东是造成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这就彻底批驳了所谓“错误论”的论调。 将来果能如此作出定论，毛泽东就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最残酷的暴君”。这一段历史是毛泽东用他自己后半生的政治实践写出来的，也是用成千万中国人民的鲜血铸成的，谁也无法把它一笔抹杀掉！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一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史、耻辱史！ 作者李慎之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 黎澍：“不断改造思想，专门制造伪君子也！” 历史学家。湖南醴陵人。北平大学肄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观察日报》、《开明日报》总编辑，国新通讯社经理，成都《华西晚报》主笔，上海《文萃周刊》主编，香港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华商报》编辑。建国后，历任新闻总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室主任、出版处处长、党史资料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黎澍也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笔者没有直接看到他的论着，但在李锐的著作中（如李锐的《直言》），常能见到他的闪光思想。李锐对他是十分钦佩的。 李锐说： “黎澍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割据为王’到独立自主。二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三是统一战线。四是实事求是，中国古已有之。五是不断改造思想，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挨过整、受过罪，都没有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黎说：关于暴力革命，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亦如此。”（见《直言》第385页） 黎澍在一篇题为《通向“文化革命”之路》的他与戴晴的一场对话中，畅谈了他对毛泽东暴政的比较系统的观点。这是一篇说理透彻，分析精辟，很有说服力的评论。对了解毛泽东其人，是很有裨益的。特作为“附（录）”全文转述于后。 通向“文化革命”之路—黎澍与戴晴的对话 “文革”是一场闹剧。廖沫沙说，那是“大革文化命”。比秦始皇坑儒还厉害。秦只坑了460多人，“文革”整死了多少人？ 戴：还是像1942年在延安一样，为进行政治斗争，先进行一场思想运动。 黎：看来还是政治斗争。…从1960、1962、1964，就会看出：那时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达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就僵得连弯都转不过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无非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体系，极端僵化的教条。谁动它一点，就是修正主义。 戴：为什么对于教条主义，我们那么容易接受，接受之后又难于抛弃？ 黎：愚昧。愚昧从何而来？贫穷，文化水平很低，理论水平很低。教条主义拼命“左倾”、“极左”，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是越穷越好。认为人民不能大富，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有人要搞个人崇拜，让人们低下头来，多痛快。 民主传统从来没有建立过。推翻一个皇帝，后面跟了不知多少人。解放后出过多少皇帝？恐怕有好几百。文革中就出了不少，什么山东，什么陕西，…自己想做皇帝，拥护别人做了皇帝，都是帝王思想。在中国社会上，这种思想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绝灭了。如何消灭？根本办法：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提高文化，三是普遍推行民主制，杜绝个人崇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真进步了。这是非常缓慢过程。一百年还是几百年。 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还说过：这种事在西欧那些国家就不会发生。这话的意思是：西方国家民主传统比较稳固，文化素养高。“文革”发生在中国，不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遗产，本来就不行，还舍不得丢掉。学习外国，吸取科学、民主。直到“文革”，我们连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不问所犯何罪，也是罪该万死。什么“走资派”，何罪？问了几年，没有一个人能答得出来。随便抓人，关人，打人；侵犯人身自由。谁非法，谁犯罪？那时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处于愚昧状态。有了愚昧，就有教条主义，就有个人崇拜，就受人利用，任人宰割。解放以来，一直在文化圈子里对文化人下毒手。《武训传》、胡风冤案，…一路下来，没有停过。对有知识的人不放心，只喜欢那种都没有、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江青那些年（指1962—1964）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才报告毛泽东：“他们不听你的！” 然而就算她换个人，老实本份，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权力大了，地位高了，人就变了。至少文化界有人投靠，不是张三就是李四，总会有人。（编者注：意指没有江青，也会有其它人出面来整治文化人） 至于造反，这使我想起可以画一幅漫画。你看“文革”中的红卫兵手捧《语录》，口喊“万岁！万万岁！”到处去“破四旧”。你看，这不是一幅饱含讽刺意味的画面吗？…自己脑子已经旧得够可以了，而破的都是形式上的东西。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上说：“中国和印度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东方式的专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义的愚蠢和嫉妒。”毛泽东的统治模式正是被马克思不幸言中！ 编者的话： 读了这一段对白，就可以看出：黎澍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思想家。他对毛泽东的“书读得越多越蠢”这一当时被奉为“最高指示”的话，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他把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唯妙唯肖，绝妙之极！！ 他说：“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有人要搞个人崇拜，让人们低下头来，多痛快！”这一段话又击中了专制体制的“要害”：“让人们低下头来，多痛快！” 试想：现在在“台上”的那些惯于搞“权钱交易”、大发横财的官老爷们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态。 黎澍又不无讥讽地说：“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这正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 李普：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 1918年8月出生于湖南湘乡（今属涟源）；抗战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长沙县嵩北区委书记、《新华日报》记者、新华社鄂豫皖野战分社社长、中原总分社采访部主任等；解放战争期间，跟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新华社总社采访部副主任、特派记者、记者组副组长，中宣部宣传处副处长、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73年回新华社工作，历任北京分社社长，核心小组成员、党组成员、副社长；1982年离休；2010年去世。 李普在《文革十年是一场邪教大骚乱》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今年是文革开始的40周年，是文革结束的30周年。现在回过头看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廖沫沙说对了一半。他说，让我来做点编辑工作，前后钩一钩，叫做‘大革文化命’。他不愧是位资深老编辑，但是，我这位老师和老友还没有完全说清楚它的性质。 “多年来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应当怎样表述才能阐明它的性质。我想了又想的结果是，那是一场邪教大骚乱。开头那阵有一段时间，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许多人都像吃了甚么迷魂药一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思维，陷入了那场邪教大骚乱，听任那些所谓的造反派的摆布。 “那场大动乱只能叫做邪教大骚乱。 ……（编者注：作者在举了两个惨绝人寰的例子，其中之一是他的好友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云在文革初期被她的一群学生活活打死。凶手是一群女中学生，凶器是军人们扎在腰上的宽皮带。其实在文革中这种绝灭人性的事例俯拾皆是。） “这样的事可以叫‘文化’大革命吗？我想不可以。叫武化大革命可以吗？似乎也不可以。想来想去，我认为恐怕只能叫‘邪教大骚乱’。 “这个邪教有一个教主。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个邪教不是教主一个人。他有四个大弟子王张江姚和他们在各地的许多小喽罗。王张江姚不简单，其中的‘江’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四人中数她的权势最大，最嚣张，最肆无忌弹。她在后来受审的时候供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这四个大弟子，直到教主死后二十多天才被抓起来投入监狱。……折腾了十年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才能够结束。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最初是因为全党迷信他，使得全国人民多数也迷信他。这个国家是一个长期由皇帝个人专制的国家，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听任帝王专制独裁，肆无忌弹。几千年来对帝王没有制约，没有限制，习惯于跪在他的脚下，听任他为所欲为。 “我们同美国不一样，美国人懂得总统不可靠。所以，必须立出一套法律来制约他，严格管住他。我们只看到美国富强，而不知道它富强之道，那就是民主和法治，限制当政者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利。 “由于不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毛泽东这样的一代袅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 “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先实行民主和法治，还是先开发民智，使人民懂得维护和行使自己天赋的权利呢？ “世界上所先进国家的经验都是首先实行民主和法治，制定宪法，订立明确的法律，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让人民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逐渐懂得民主和自由是自己天赋的权利，从而去争取和保卫自己天赋的权利。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这样，文革这样的邪教大骚乱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回顾四十年前开始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发生个人迷信。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允许怀疑，提倡怀疑。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认为某个人每句话都正确，都是真理。对任何人说的什么话，都要认真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原文见强剑衷主编《法治大手笔》第529-531页） 编者的话： 九十高龄老一辈革命家，又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曾任新华社副社长，能写出这样一篇的警世之作，真是难能可贵！他讲出了一般人所不敢讲的心里话。这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胆识的。他直言“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目前仍然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今天，他能无所顾忌地说出：“毛泽东这样的一代袅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这样极其尖锐、直刺要害的肺腑之言。“袅雄”、“窃取”这两个分量很重的词汇，加在毛泽东头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没有彻底唯物史观的眼光是不敢这样落笔的。令人敬佩之至！ 他在最后又一再告诫我们：“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 应该说，这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在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可是现在奉行的是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最明显的例子是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他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一完全无视客观事实的悖论，是经不起一驳的。可是现在的党史还是按这一口径写，自欺欺人。 李普老人的这篇短文，给人以无限启迪！ 胡绩伟：毛泽东的最大本领就是“当面赖账” 胡绩伟，四川威远人，出生于1916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人民日报》副总编、后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2012年9月16日逝世，享年96岁。 在李慎之给胡绩伟的复信中，有一段关于胡绩伟对毛泽东的论述，特别耐人寻味。对人们了解毛氏专制年代的特征，颇有教益。特转录部分内容如下： “毛（泽东）的一个最大本领就是你说的‘当面赖帐’。在他的绝对权威之下，有谁敢出面与他对质？谁要是敢说‘毛主席怎么怎么说的’，只能是造谣污蔑，罪该万死！”（原文见《李慎之文集》） 看来这个“当面赖帐”贬词，还是胡绩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而李慎之表示完全赞同，但李没有展开来加以论证。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胡的文章被李认为是：“补充了中国历史一件极其重要的史实”。文中又公开批评毛泽东的“当面赖帐”这一为人所不齿的人品。他对毛这样定性，应该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是会详细论述的。决不会像李慎之说的那么概括。胡当年曾经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一位有高度理论修养的老党员。 谢韬：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 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谢韬老人在为丁弘着《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采用了把陈独秀和毛泽东对比进行思考的方法，从十四个侧面，一一比较，一褒一贬，观点显明；具体剖析了陈独秀与毛泽东在思想意识、理论修养、作风品德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和极大反差，言简意赅，令人心服。笔者本拟只摘录对毛泽东的评述，以扣紧主题；但谢老这种对比的写法是一种创新的写作方法，所得出的论断更加明晰、突出。过去没有人敢这样做，因为触及到禁区，现在只能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文章。看了之后，可以开拓视野，为此恭录于后。篇幅长了一些，但耐人寻味。值得认真一读，大有教益！ （编者注：2008年10月，获悉丁弘这本由谢韬老写《序言》的《在历史的天平上》专著，在国内印制后（有香港某出版社的书号）被有关部门从厂家直接全部抄走销毁。） 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生活，无数的历史劫难，不能不使人作历史的反思。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想是千差万别，对陈独秀和毛泽东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陈是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对抗者，毛是列宁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拥护者。 陈是主张把党叫社会党，由于尊重第三国际，作为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才叫共产党；毛主张要建立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 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独立思考者；毛也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两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独立思考者。 陈认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生产力十分落后，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毛也以中国的农民为主体，主张要分两步走；先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可以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就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陈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一个争取民主与科学历史任务的新时代。这两大任务迄今没有完成，有待于全国人民今后的努力；毛是在夺取政权以前，主张为民主与科学的历史任务而斗争。但一旦夺取了政权，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想要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消灭资产阶级。凭着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凭借唯意志论，实行所谓“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而成为民主与科学的践踏者、摧残者，口是心非的伪善者。 陈主张：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类取得自由和解放、从而获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各级政府官员的普遍选举制，结束委任制，有反对党的存在监督，反对一党专政和独裁。毛主张：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一切都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 陈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主义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陈是历尽政治上的打击和折磨、第三国际的诬陷、国民党的审判和陷害、生活的贫穷、疾病的围绕，而在一切困难中挺拔坚强，英明远见，在磨难中更显出人格的光辉，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后人的思考，经得住历史实践的论述；毛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一言九鼎，任意胡行，是一切权力的集中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一的标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是个人崇拜的一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领袖。 陈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连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张，说章士钊为他辩论的话“不代表我，我建组的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国民党，这不是叛国，国民党不代表国家”。他对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声明自己的主张，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却一生表现以他精于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干尽，阴谋阳谋交替使用。 陈一生所代表的时代进步的启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毛则相反，是独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长的而非平等的，…是残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阴谋阳谋交互并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陈独秀一生坎坷，死后，人们为他洗清污泥浊水，还他一个“干干静静的陈独秀”，他代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战斗，追求进步的社会理想，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则在那些辉煌的歌颂之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成了一个大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于过，他的后期是罪大于功，他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权力熏心的历史人物，是农民革命、封建专制皇权思想与西方极权主义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 陈在历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当代人民的理想、民主与科学，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毛在历史上的定位，却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代表一个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而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陈的一生是悲壮，是苦难中显现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榄似地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这两个历史人物，代表了两种理论、两种政治、两种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和前途，两种人格、两种品德和作风。 当前历史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当我国进行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之时，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推进之时。 田家英：毛泽东出尔反尔 令人无所措手足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在私下议论时，说：“主公（指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4页） 田家英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李锐：毛活学活用之术“纵横捭阖，驾驭臣下之道” 毛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 还要控制你的灵魂 湖南平江人，著名中共党史专家。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分别在湖南、延安和中国东北从事青年和新闻工作。1945年，先后任高岗、陈云的秘书。1949年至1952年任《新湖南报》主编、湖南省委宣传部长。1952年调北京，主管水电。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任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革”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1979年平反。 李锐本人是国内外著名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平反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 他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他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编者注：李锐的这一段话的最后一句话，因公开发表，只能讲得含蓄一些，巧妙地用“如果”一词，其意不言自明。还是传记专家叶永烈说得透倾，他说：“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17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李锐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中，就有这样一段评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自秦统一天下，统一了体制，也统一了思想，…由皇帝（圣旨）说了算，从各代帝王直到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脉相传。全国执政以后，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尤其是迷信战争经验，迷信意识形态；晚年悲剧即在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认：‘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实为“斯大林”）” 李锐在接受记者任××采访时的谈话时说：“严格地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也不懂民主。他太自以为是，…在政治上搞个人崇拜，一切由他‘说了算’。…” “…他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还要控制你的灵魂，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他让你从心理到身体都匍匐在他面前，让天下围着他一个人转。林彪摸得最透，‘文革’时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表演到了极致。” “年轻的时候他就追求‘君师合一’。…他是秦始皇和孔夫子合二为一，‘圣’与‘王’合一。” “不肃清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道路依旧坎坷。还想当毛泽东，民主和宪政就建立不起来。…” 李锐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而写的文章中说： “毛泽东一生服从自己的斗争哲学，追求‘君师合一’，以此革命取得胜利，以此执政，终于彻底失败。令人感叹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这二十来年，由于科技发展，西方飞速前进，我们却停滞落后了。” “现在有一种看法，毛并没有对马克思做过深入研究”。 “…毛泽东自己说得最清楚：‘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我以为说得准确一点，是‘秦始皇加斯大林’）…问题就出在他只接受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以及同这四个字有关的‘消灭私有制’，而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尤其是经济理论。” “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使之仍在向前发展的基础，是自由、民主、科学、法治与市场经济。前四者，尤其是自由，也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五者至今仍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依据，却同中国无缘，也同毛泽东无缘。毛泽东最熟悉的、最喜好的是中国的经史子集，…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可说是他一生为人、处世、做事的原料。他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翻译’马克思的思想。…党的一元化领导发展到以人治代法治，…同列宁、斯大林取来的‘左’的一套结合，终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编者注：上文均引自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 编者的话： 在思想控制方面，毛泽东比起蒋介石来要厉害得多。在蒋氏年代，鲁迅、宋庆龄、巴金、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是敢于公开反对蒋的独裁专制，出版了他们的大量著作。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从中受到的教益非浅。可是到了毛氏专制年代，又怎么样？曾有人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现在，将会怎么样？毛泽东径直回答：“鲁迅要么不吭声，要么就关在监狱里。”两者对比，不是昭然若揭吗！还需要说什么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超过秦始皇百倍。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只要再深入一步，就不难识破毛的本来面目。 功劳盖世 罪恶滔天 《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编者的话： 李锐的这篇文章是为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的专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该书的另一篇《序言》就是谢韬写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008年2月在《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时把题目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此文一发表随即引起一场在思想界、理论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争论。由于党中央采取“不介入、不争论、不转载”的方针，才避免出现像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比较持久、规模浩大的大辨论。其实，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也是根据邓小平在1992年1月在中央常委会会议上的一次关系“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出来的。可是直到现在为止，目前的最高决策层可能鉴于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时机还不成熟，留待后人解决。这样，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与李锐写的《序言》（即《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一文）就不可能在内地公开发表。但网上还能找到这篇文章，故录下全文如下：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如同扭秧歌一样，不能一往直前地前进，究其原因，就在于“左”的干扰不断，总是有人说三道四，甚至兴风作浪，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攻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邓小平遗言，把评毛引向深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为改革派争得了话语权，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笔，兼有评论，尤其《导言》和《结束语》的理论阐述，极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书《结束语》明确指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万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42万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2/3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以这个“总成绩单”为依据，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我1979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读者看本书第18章《共产主义地狱》（上）、第19章《共产主义地狱》（下），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取得胜利。但这盖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1980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4000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团结全党初步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原来的历史错误路线，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正道，是起了历史性作用的。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作者在书中记载，12年以后，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把重新评毛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尽管《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遵从邓小平的遗言，可能书中有关评述，仍会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有人会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本书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自有极大的意义。 本书在理论上有建设性的贡献。有关《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在《结束语》中作了提纲挈领的梳理。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是共产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加上暴力革命手段），而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没有建立过共产党，在他们指导下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是被他们晚年抛弃了的口号。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争论，第二国际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是中肯的。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没有对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议会斗争、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变化，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共产党宣言》误导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使徒，这些伟大的使徒又把《宣言》中的空想和暴力发挥到极端，误导了第三国际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党和人民。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的。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在科学、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新民主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可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坚持毛泽东思想，即珍视新民主主义。1991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选集》，只包括前四卷，而不包括第五卷以后的著作和讲话，就是这个意思。作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结束语》）这个“定位”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转轨铺平了道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三面红旗”都没有丢，但又彻底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羁绊，抛弃了误导中国30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极左教条。作者建议：“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要以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改革派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结束语》） 辛子陵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关于改变党的名称问题，可能会引起惊骇。这是真正的与时俱进。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开始叫同盟会，建立民国后为适应责任内阁的需要，与几个小党派联合改组为国民党，袁世凯篡国称帝，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改称中华革命党，护法战争中为强调正统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据曾在延安担任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谢伟思回忆，1944年8月，毛泽东与他谈话说：“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1】邓小平在晚年与高级干部谈话时也说过必要时改变党的名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并没有共产党，这个文件本来叫《共产主义宣言》。【2】共产党这个名称是“腰河里发水” 1918年列宁与第二国际闹分裂才叫响的。既然消灭私有制的整个理论体系错了（详见本书《结束语》第一部分，这里不展开论述），目前我们经济中出现了私有制，在宪法中又有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作为执政党仍叫共产党就不合适了，还准备“共”谁的产呢？！我常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和实践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们过去是怎样执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怎样发展，我们都搞清楚了吗？长期以来，假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而真马克思主义却蒙上了“修正主义”的灰尘。这主要是文化专制主义在作祟，它来源于政治专制主义。一党专政导致思想意识形态定于一尊，而这个“一尊”，又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中的错误部分。理论界不少人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我又一次从辛子陵的书里找到了知音。原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所搞的穷社会主义，执行的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错误的东西，是恩格斯晚年承认“只是一个幻想”【3】的那些理论和主张，而把它正确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批了几十年。尽管作者回答得有些简约，但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给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线索。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曾长期“一边倒”，走苏联式的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改革开放后，实际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前进，导致腐败丛生等严重问题，但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只要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不难解决的。这个成功表现在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鉴于过去犯过的错误和今后应走的道路，我在近年来写的文章中，常谈必须弄清楚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文明进步究竟依靠什么？载入宪法的马列主义等“理论领导”应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及其同国家的关系，党应当怎样执政？这本书的内容同这三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或解答。交谈中辛子陵讲了个政治笑话：一个中国人去德国特利尔城参观马克思故居，问看门人：“你们德国出了马克思，为什么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看门人说：“马克思是大学问家，他留下两本经典，一本穷马克思主义，一本富马克思主义。听老辈人说，上个世纪，有个叫列宁的人很厉害，把那本穷马克思主义抢走了，而且撂下话，不许我们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剩下一本富马克思主义，也不争什么正统，反正日子过好了，偷着乐吧。”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当信奉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富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而与穷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彻底告别。 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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