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才能的预言家

—张春桥唯一一次的法庭发言

张春桥1917年生，山东巨野人。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从1966年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76年10月被捕，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减为无期徒刑，2005年4月21日因肝病病逝。终年88岁。

张春桥是个文化人，早在1932年就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春雨之夜》、《为国捐躯》、《爱痕之一》、《这一天》、《漫谈》、《学校生活素描》、《银铃》等文章，后来又在《华蒂》、《妇人书报》、《新诗歌》、《中华日报》、《文学季刊》、《新文学大系、《太白》、《中央日报》、《漫画与生活》、《新艺》、《漫画漫话》、《大晚报》、《创作》、《时事新报》、《申报》、《立报》、《抗战文艺、《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解放后仍不断写作，发表多篇文章。其中1958年在上海《解放》上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被转载于《人民日报》，毛泽东为之加了按语。

据说张春桥在审判中实行“三不主义”:面对提问，不答；送达文件，不看；要他签字，不签！ 张春桥的长寿，是他城府深和心理承受能力超强的结果。他不像江青那样的浮躁，不似王洪文的浅簿，没有像姚文元那样侥幸的脱罪企图。他城府很深，经得起任何打击，这是他的素质。在审判他的法庭上，他从头到尾都保持沉默，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这种丝毫不在乎的心态，使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他发迹于柯庆施，担任过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恰恰是毛泽东最看中的人，差一点当了总理。以下是他审判中唯一一次的法庭发言：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

   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

   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

   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