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京吾／文 
奥斯卡是个出了名的浪荡公子。
首先，他出身不好。他出身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的工业小城兹维陶，父亲是一个农业机械厂的工厂主，因此，奥斯卡的阶级成分理所当然属于资本家家庭。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版图经过重新划分，于是，奥斯卡一家一转眼就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好在这一点也不影响奥斯卡的爸爸继续做资本家。由于奥斯卡的爸爸始终自认为是一个文化上的奥地利人，所以他家讲的都是德语（在近代德国、奥地利形成之前，奥地利长期属于大德意志地区，主要语言是德语，两国渊源深厚），奥斯卡读的也是德语学校。 传者奥斯卡的爸爸对这个宝贝儿子真是宠爱有加，少年奥斯卡就拥有两辆十分昂贵的摩托车，一辆是红火的、500cc的加洛尼牌，另一辆是250cc的古兹牌。这两辆豪华摩托的制造商都是意大利，但据说，除了原产地意大利外，全欧洲拥有量也屈指可数。由此可见，奥斯卡生活的放浪程度，十分招摇、相当拉风。
那辆250cc的古兹牌摩托是专业运动员的比赛用车，奥斯卡身高马大，天生具有运动员的质材，所以，他骑着这辆摩托和专业运动员进行过比赛，眼看奥斯卡就要获得冠军，却因为一个小小的技术错误堕落到第三名，于是，他与运动员的生涯擦肩而过——否则，关于他的故事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他变得更加浪荡。
他20岁时，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与一庄园主的女儿埃米莉结了婚，传说是为得到40万德国马克的嫁妆，结果是：不仅一个子儿没得到，还落下一个坏名声，他父亲为此与之划清界限。此后，他独自闯荡江湖，自己创办企业做起了老板，一步跨进资本家行列——再往后，倘若不是他成功逃亡，而是落入苏联军队手里的话，以他的下面这份履历，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恐怕一顶也少不了，说不定要被枪毙好几个来回。
奥斯卡成为资本家后，不仅生活放荡，而且近乎糜烂：
他好色，同时拥有一个老婆和两个情人，并且有本事让三个女人不争、不怒。除此，他还成功地把一漂亮的党卫军女军官骗得七荤八素，乖乖地为他脱得一丝不挂。直到老来，他还拥有一个犹太姑娘作为自己的情人。
他酗酒，而且酒量惊人，有着“千杯不醉的海量”，几乎永远是一副飘飘欲仙的模样，不仅各种应酬的宴会上，即便是在办公室，他手里也始终端着一只酒杯，不断地有白兰地在酒杯里荡漾。因为酗酒，他66岁时死于动脉硬化。
他大肆行賄，上至将军，下至牢头狱霸，只要能使上钱、能为自己办事的地方，他都大把大把撒钱。
他参与黑市买卖，其数量同样惊人，无法计算。
尤其在政治上，奥斯卡更不那么纯洁，他不仅是纳粹党党员，还戴着一个特别显眼的纳粹徽章，因为“戴着这么个徽章去见一位德国经理，就能拿到订单”；他与党卫军各级官员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经常是党卫军官员的尊贵客人——他需要党卫军官员为他办事，于是也就成了这些官员的金主。 方一最后，奥斯卡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党卫军反间谍局名册上的特工：“他居留克拉科夫期间提供的有关其党卫军对手的情报，一直让卡纳里斯的布雷斯劳总部甚为满意。”虽然至今也无人知道他究竟提供过什么“情报”。
奥斯卡的这段履历够不简单，放在我们这些拥有强大无产阶级意识的人群中间，不论怎么对他实行什么级别的专政，大概也不为过。所以，当苏军来临，他唯有选择逃亡。
他的全名叫奥斯卡·辛德勒，出生于1908年4月28日，卒于1974年10月9日。是的，他正是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获得奥斯卡七项金奖的那部影片《辛德勒名单》里的主人翁辛德勒。电影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在叙事方式上自然也有所不同。
虽然是部“小说”，不过是在创作手法上采取了小说的叙事方式，正如作者托马斯·基尼利所说：“用小说的结构和手法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现代作品中屡见不鲜。”而基本材料则完全是真实的：“大部分的对话内容，所有的事实，均建基于有辛德勒犹太人、辛德勒本人以及其他亲眼见证奥斯卡那非凡拯救行动的人士提供的详尽回忆之上”——《辛德勒名单》也可以当作一部传记。 正是这个浪荡公子辛德勒，在人类横遭法西斯统治的惨剧之下，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救赎，辛德勒所拯救的不仅是一千三百名被奴役、濒临死亡的犹太人，还有人性中没有被泯灭的良知与正义。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19世纪欧洲的两大浪潮，到19世纪末，排犹运动在欧洲甚嚣尘上，但它也受到有良知知识分子的强烈阻击。而德国，则把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希特勒在青少年时期即受到排犹运动的强烈刺激，变成极端种族主义者。他对犹太人有着一份极为刻毒的仇恨，在1924年坐牢时写下的《我的奋斗》，详细记录了他这种极端的反犹思想以及未来征服世界的野心。不仅西方学者对希特勒抱有戒心，他的这部《我的奋斗》于1934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时，就有中国学者指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发动者将是希特勒，一语成谶（说句题外话，民国学者在学术上所达到的普遍高度，我们当代学人很少能够达到的，每读民国学者著述，我总不由自主地有“愧对先人”的感觉。我们既要反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更要急起直追）。令人遗憾的是，学者的声音并未得到政治家的重视，即便希特勒于1933年夺取德国政权、干出了一连串令人咋舌的挑衅性勾当之后。
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政权，从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就竭力推行其反犹政策，特别是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制定以后，从法律上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定义，并开始系统地履行其种族理论，犹太人的合法地位从此被排除在法律以外，成为可以随时随地清除、消灭的“亚人”和非人。因此，参与到德国排犹运动中的就不仅是纳粹党，也包括了许多普通的德国人。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二战爆发前，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主要是经济上的剥夺和人格、精神上的羞辱，通过集中营的形式，建立种族隔离区，强迫犹太人集中居住，以实现德意志地区“非犹太化”目的。据最近资料统计，纳粹政权建立的各种类型集中营达10001个，有5800多个建在波兰，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战争的来临，使犹太人的处境一下变得艰难起来，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被随时杀害，区别在于，最初的杀戮还属于零星的、有选择的。但在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之后，制定了“最终解决”的政策，从此，屠杀开始走向了规模化、整体化。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东北60公里处，有一座叫克拉科夫的城市，这是一座优美的旅游城市，曾经是旧波兰的首都，如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城市在二战中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屠宰场，这里有一座叫克拉科夫－普拉绍夫的犹太集中营。辛德勒的故事就从克拉科夫开始。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战争爆发没几天，9月初，辛德勒便跟随入侵的德国军队来到克拉科夫。他的到来，可并没有特意准备一副与众不同的好心肠，什么高尚的理想、伟岸的情操，对此时的辛德勒统统地不存在。他不过是想通过战争发财而已，因为他的家族给他的教育就是“预备将来好继承家族企业”，发财的同时，顺便再做一点情报上的工作。可见，辛德勒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凡夫俗子，一个普通的肉食动物。
但是，他来到克拉科夫仅一个多月，他便对“国家社会主义心生不满”了，从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中，并没有感到德国人有何优越之处：“我是个德国人，你看，就这么回事。”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一旦当他直面暴政，却流露出本能的反感，对希特勒发动的世界大战和一系列暴行感到“无比震惊”。
他在克拉科夫投资的企业“德国搪瓷厂”（犹太人把这个工厂叫作“埃玛丽娅”）开张，为掩人耳目，辛德勒还开设了一个军火分部，主要从事压制、成型弹壳，这几台冲压弹壳的大型冲压机成为辛德勒糊弄纳粹党的挡箭牌。按照纳粹政府的规定，使用犹太人只需支付极少的工资，实际上，这点工资也很难落到犹太人手里，而是交给了党卫军，这样，生产成本大为降低（从1940年3月开始，即完全不需要支付任何报酬）。辛德勒便以军火生产需要降低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为借口，大量使用犹太工人。由于他对暴政的痛恨，他的企业具有了庇护性质，在他企业里工作的犹太人始终得到了比较好的照料，“德国搪瓷厂”成为一座犹太人的生命避难所。
在克拉科夫的最初几年，辛德勒的买卖赚到了大把票子，为了使企业生存下去而不被发现其庇护性质，辛德勒充分发挥了自己生意人的才能，周旋于纳粹政权各个机构之间，尽管他的手段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还是有过两次被告发、被党卫军逮捕的经历，一次是因为他的账目不清；另一次则是因为他很不以为然地亲吻了一个犹太姑娘——这也是违法的，这个罪名叫——“种族间行为失当”。
随着战争的进程，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厉，对犹太人的杀戮行为变得频繁、密集和随时随地起来。
辛德勒目睹了1942年6月克拉科夫第一次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清洗——一天之内便清洗掉七千名犹太人——“经过这一天之后，”他后来说，“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将来的情势所趋。就在这一刻，我下定决心，我将竭尽所能，不遗余力，跟这个邪恶的体制战斗到底，并战而胜之。”这一天“成为奥斯卡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从此，生意不再是辛德勒的主要任务，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救人。一场伟大的救赎全面展开。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使辛德勒的拯救行动不仅更加具有挑战性而且更加具有风险，为了应付随时可能暴露的意图，他和纳粹官员的交往更加密切，出手更阔绰，黑市交易更加频繁，因为在他工厂工作的犹太人，怎么都能喝到一碗浓汤——这与聚集区犹太人的生活相比，已是云泥之别。
1943年2月，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出场。
此人叫阿蒙·格特，是一个与辛德勒具有强烈对照性的人物。他比辛德勒小8个月，而身材一样地高大魁梧，酒量尽管不如辛德勒，但也是足够惊人、毫无节制的酒鬼，尤其在性格上也和辛德勒一样地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作为集中营司令官，却与辛德勒显示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心灵：残忍、嗜血、滥杀无辜，一次次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了自己的残酷无情。如果说辛德勒是犹太人的天使，那么格特，就是撒旦。
阿蒙·格特是维也纳人，1930年加人国社党，稍后加人党卫军，1941年成为党卫军授衔军官，这在党卫军中的升迁速度已经算快的。他于1943年2月12日接到任命，成为集中营的司令官。至此，奥斯卡与他开始了天使与魔鬼的交集。
阿蒙·格特长着一张快活的脸，对自己的孩子也颇柔情，但对犹太人他却有着骨子里的仇视，从不知道什么叫手下留情，下手极为狠毒。他的到来，开创了普拉绍夫集中营“肆无忌惮地将犯人就地正法”的先河。格特不仅自己毫不留情地大开杀戒，还唆使他的部下如法炮制。与恶魔打交道，辛德勒使出了所有解数。恶魔也有恶魔的缺陷，这个贪婪的格特，给奥斯卡的机会就是：花更多的钱、喝更多的酒。
1943年3月13日，上任仅一个月的司令官亲自指挥了一场大屠杀，一共有四千多名犹太人在大街上被当场处决。
在目睹这一场惨剧之后，奥斯卡决定把自己的工厂变成一个完全的“集中营工厂”，这样，犹太工人就不再需要走到街头，免遭涂炭，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了不得的是，辛德勒居然能做到让党卫军为工厂提供保卫，又不允许他们跨进工厂一步。
随着德国在二战战场上不断失利，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不断加剧，战争导致供应水平大为下降，辛德勒不仅要与纳粹党徒们周旋，还要不断进行黑市交易才能获得必要的食物，此时“他已经成了非法为囚犯提供充足食物的斗士，而他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同道中人”。辛德勒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已成为救人于危难中的小神，“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些小神一样具有两面性；他具有人类所有的缺点；他长袖善舞；他无所不能；他无偿而又万无一失地救民于水火”。
到德国战败前一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也进入最后的疯狂，他们合并集中营，要把普拉绍夫的所有男囚送往格罗斯－罗森（在这个集中营里被屠杀的犹太人达十万之众），而女囚则全部迁入奥斯威辛——这意味着他们将被赶尽杀绝。
辛德勒决定将企业整体搬迁至老家摩拉维亚，“在他那纵情声色的享乐主义外表之下有一种情操，绝对无法容忍野蛮的行径，不顾一切地要奋起与暴行抗争而且誓死不低头”。他草拟了一份一千三百人的名单，开始了神圣救赎的伟大壮举：“这份名单就是绝对的善。这份名单就是生命。”——只要辛德勒能够想到的人，全部被写上了名单——甚至还有九岁的小姑娘，以“熟练军工工人”写在了这份名单上，理由是她纤细的手指可以插进弹壳里打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辛德勒孤注一掷，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这一千三百名犹太人的生命。人性的光辉在辛德勒身上熠熠闪耀。
就在准备搬迁之际，阿蒙·格特被捕了，他的被捕绝非是因为滥杀无辜，而是他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时隔不久，格特被革职释放，他便去投奔辛德勒，可即便如此，犹太人对这个已经没有职位的恶魔依然充满了恐惧感，辛德勒只好设法将他打发走。盟军胜利后，此人1946年9月13日被判处死刑，并在克拉科夫执行了绞刑——在审讯时，一位在普拉绍夫的犹太人幸存者说：“我现在看到那个人，还是忍不住直打哆嗦。”他的残忍可见一斑。
在摩拉维亚期间，辛德勒的妻子埃米莉也加入到救赎的队伍中，“埃米莉将为此作出属于她自己的贡献，而且出发点并非夫唱妇随，而是源自她个人的是非观念。”夫妻俩在最后时刻同舟共济，为拯救犹太人的生命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眼看苏军攻克柏林——德国人对社会主义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当初，希特勒上台，防止德国“共产主义”化正是他所利用的一个重要的口号。辛德勒不知道自己如果落在苏联人手中会是如何的下场，他开始逃亡了。在德国投降前六小时，辛德勒在工厂发表了一次面对全体犹太人的演讲，他的讲话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宽恕的精神：“你们所遭受的苦难，你们的父母、孩子，你们的兄弟姐妹中有几百万人被害的事实，至少有几千名德国人是坚决反对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有几百万德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恐怖暴行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劝告即将获得自由的犹太人“不要到临近的住户家里进行劫掠。要证明自己值得你们当中那几百万人作出的牺牲，克制自己，不要进行任何个人的复仇和恐怖行动”。他深沉地说道：“我请求你们，哪怕是在你们自己人当中，也不要作出任何有违人道和正义的决定。我想对各个领域我个人的协助者和合作者献上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的工作作出的莫大贡献。”最后，他甚至对留守的党卫军还表达了谢意，这既是辛德勒勇气和人性的表达，也是一种策略：留守的党卫军最后没有为难这一千三百名犹太人，自行撤退。
多年以后，一个犹太女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就是我们的父亲，他就是我们的母亲，他就是我们的唯一信仰。他从不曾让我们失望。”辛德勒的伟大情操被犹太人写进了历史，并永远铭记。
说起来，辛德勒实在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他既没有接受过什么理论的指导，也没聆听过任何组织的教海，更没有得到领导的亲切关怀，除了金钱，他几乎没有任何对抗暴政的手段，也无力抗拒不断发生的屠杀，但极权主义的恐怖行径，激发了他心中的良知与善念，他的壮举，全凭内心的自动自发，不仅给予他高超的智慧，还赋予他勇敢的力量。尽管经辛德勒拯救的一千三百名犹太人相比被屠杀的六百多万犹太人，显得何其微不足道，却宣告了极权政治体系在道德上和实践效用中的彻底破产：它邪恶、无耻、贪婪并且漏洞百出。
像奥斯卡·辛德勒这样的勇者并非一人，一位负责犹太聚居区防卫的警卫队长奥斯瓦尔德·伯斯科，也曾动用职权救出十几个犹太孩子，后来他参加了游击队抗击纳粹，不幸牺牲。
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纯粹的世界里，极权的阴影总是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在暴力统治面前，恐惧、胆怯，乃是人类心灵的本能反应。而在专制者看来，他们紧握着思想的锁链和致命的武力，并且，他们确实制造过不计其数的人间悲剧：从思想的囚禁到身体的拘役；从个体的消灭到群体的灭绝。这些被囚禁者、被消灭者，大多以顺从的姿态、以苟且的架势走进专制者挖掘的坟墓中，即便轻微的反抗，那血肉之躯又何以阻挡以国家意志为借口编织而成的强大火力网？于是，专制者迷信权力、崇尚暴力，陶醉于自己“战无不胜”的谎言中，认为有了权力、有了是够消灭异端肉体的工具，便等于掌握了无边的法力，肆无忌惮地威胁、恐吓着人类脆弱的心灵。 私安专制者们没有意识到，在恐惧、胆怯以外，与邪恶斗争的乃人类更为普遍的良知与善念，他可能化身为辛德勒，也可能化身为奥西茨基、亨利希·曼，他们像珍珠，像星辰，不论是在沙砾中还是在暗夜里，总会发出熠熠光芒，而光芒终将照亮这黑暗的世界。
正因为此，不论人类曾经有过多少不幸与苦难，不论经历过多少悲惨的命运，也不论极权统治给这个世界制造过多少灾难，我们终究幸运地看到：专制的蛮力从来没有升华为永恒的力量，千年帝国的寄托和战无不胜的梦想，只不过是专制者梦幻中的呓语，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人类社会中终究不缺乏无所不在的善念，毕竟还有面对死亡时的凛然大义，这才是人类高贵的品格、得以前行的力量。历史在不断前行，人类在不断地觉醒、觉悟，如今，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时代，专制统治显得越发难以为继、步履艰难，眼见得那专制帝王纷纷倒下，他们肆虐过自己的人民，最终也被人民所抛弃。而民主的理念、自由的价值越发地深入人心，并成为世界性抉择。此所谓：潮流浩荡，不可阻挡。
我始终牢记这样一句话：历史是有是非的，没有是非，必有报应。善良者如辛德勒，不过是个工厂主；残暴者如格特，也不过是个下级军官，他们留下的印记，并不因为自己是“小人物”而被历史忘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为在书写各自的历史，变成历史文本中角色——斯所谓“记录在案”。历史，不只是面镜子，也是记忆的墓碑，一旦勒上痕迹，就不会被轻易抹去。闻者是戒，后来者当以此为训。
一切忠于良知、忠于自由的人，他们应该得到讴歌与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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