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克复：有一种“破坏”叫“建设”

题目有点怪，要作一些解释。

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自然之力，一种是人类非理性之力。自然之力，如地震、台风、海啸、泥石流、洪水等。人类非理性之力，人们最熟悉的是战争。中国近代以来就经受了无数次的战祸，人民饱受痛苦，国家备受损失。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我们才免受战争之灾，安享和平。可是我们也经历了两种非理性之力的破坏，只是人们还不甚明白罢了。

哪两种非理性之力的破坏？

一种是“以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破坏，亦可称：有一种“破坏”叫“革命”。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10年之久的“革命”，事后称之为“浩劫”“内乱”。现在的青年人无法想象这种破坏的惨烈与血腥，因为“文革”结束已30年了。现在50多岁以上的人对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才保存有感性的记忆。五六个或十多个学生，想采取一个什么“革命行动”，便可成立一个“ⅩⅩ战斗队”或什么“造反司令部”，带上“红卫兵”袖章，穿上绿军装，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便可以干想干的事。打、砸、抢，破“四旧”，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想批斗谁就批斗谁。还给你扣上种种罪名：黑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把你关进“牛堋”，勒令你坦白交代，低头认罪。这是来自基层的革命声势。上面呢？不时有“最高指示”发表，中央文革的通告发布，两报一刊社论或重要文章广播，以及中央重大举措的出台，把“造反派”的革命激情不断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那是一个邪恶横行、是非颠倒、无法无道的时代。在那种年代里，人性中的恶，在社会常态下受到谴责、惩治的反理性、反人类、反道德的思想行为，在一部分人身上极度膨胀，恣意作恶。至今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皈依到人性的正常轨道。我们要永志铭记这种令人痛心的破坏。

还有一种是“以建设的名义”所进行的破坏，这就切入到本文的主题了。

建设性破坏在50年代就出现了。为了“大跃进”，为了“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砍伐森林、围湖造田。一时间，土地与粮食是增加了，但另一种后果发生了，那就是：水土流失，河床增高，湖泊容量减少，蓄水与泄洪功能弱化。洞庭湖由建国初期的4350平方公里缩小至2840平方公里，面积和湖容减少了50%以上。其它湖泊也大都遭此命运。长江流域塘堰的总库容被泥沙淤积了一半以上，中小水库淤积了库容的1/4至1/6，从而使荆江河段成为悬河，洪水期水位高出两岸达数米到十几米。长江流域1996年特大洪水之后，1998年又一次爆发特大洪水，谓建国以来长江洪水灾害损失最大的一次。仅江西境内870多座圩堤溃决，159万人被洪水围困，无家可归。“人断水出路，水断人生路”，这是洪水给人们的教训，也是破坏自然生态给人们的教训。直到90年代，人们才不得不“退田还湖”“退耕还林”。

我国西北地区的湿地多分布于江河源区，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过度开发，正在迅速退化，表现为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湿地面积减少，旱化湿地向沙漠发展。五六十年代石河子大规模开垦，使新疆玛纳斯湖周围的富庶之地因水量锐减而消失。新疆建设兵团的大面积开发，在塔里木河上游大量截水，导致罗布泊干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正重复着罗布泊的命运：水位逐年下降，湖面不断缩小，湖边的沙漠面积以年均10.12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黄河源区玛多是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核心区。玛多境内拥有大小湖泊4077个，有“千湖之县”“中华水塔”的誉称，黄河在其境内绵延200多公里，带着49%的总水量滔滔东流。由于过度开发等因素，现在只剩下1000多个湖泊，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仅261个；上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年平均流量减少了27%。江河源区的生态恶化，势必向大江大河的中下游扩大。1972年4月，中华母亲河黄河在山东境内出现断流，这是黄河漫长历史上的第一次。1990—1998年，黄河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多达7次，计226天。黄河下游断流的频繁出现，其原因是上游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专家指出，如不采取有利措施，黄河会变成一条内陆河。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可是我国平均每年还在减少耕地1425万亩，减少的又多是城郊的肥田沃土。而中国人口以年均1000万之数增长着。工业化、城市化，驱动大江南北掀起一浪又一浪的“圈地运动”，强行征地，盲目扩张，开发区、政绩工程、商品房、各种道路建设，都毫无顾忌地占用良田。耕地面积锐减，导致1999年开始粮食生产连续滑坡，至2003年跌至8614亿斤。而2005年我国粮食总供给为9680亿斤，也就是说，我国缺口粮食已达1000多亿斤。即使粮食生产能维持在2005年的供给水平（供给量非生产量，前者含一部分进口量），到“十一五”末期，我国粮食供给还缺口1000亿斤。“拯救耕地刻不容缓”，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水稻制种专家黄培劲分析说，“一般按照总需求的5%进口粮食不会影响安全”（见《半月谈内部版》06年第4期）。言中之意，读者自明。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说：“耕地不断减少，综合农业生产能力不强，粮食安全存在隐患。”忧患之心，溢于言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轨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符合人民的心愿。由于无知，我们又为片面的非理性的发展观所误。那就是GDP为纲，GDP挂帅，以GDP作为现代化的目标指数，以GDP作为考察政绩的首要指标，片面追求GDP的人均水平。20多年来，GDP是升帐了，工业化成就举世瞩目，可是，这些成就和成绩是以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或者说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跨入新世纪，中国已成了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时下的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能耗大国与污染大国。是世界上耗水量的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而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能耗居世界第二位，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3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不久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全国污水废水排放量为46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占46.2%。超过环境容量的80%以上。长江流域2001年废水污水排放总量为220亿吨，使干流沿线形成600公里的污染带，60%的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质的恶化，使上海等26座城市已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用水利部孙继昌局长的话来说，“太湖流域不缺水，缺的是好水，多的是污水！”淮河已成了全流域重污染的脏河、臭河。一首民谣如是诉述：“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

内陆江河水体的污染必然祸及海洋。以渤海为例，2003年国家海洋局检测，渤海污染已到临界点。水体中的无机盐、活性磷酸盐、铜、氮、锌、石油等全部超标。海底泥中，重金属竟超过国家标准的2000倍。渤海产卵场污染面积100%。加上狂捕滥捞，致使渤海的海产资源濒临枯竭，享有“渔仓”美誉的渤海，近年来几乎已无鱼可捕了。专家警告，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遏制污染，渤海在10年内将变成“死海”。

空气的污染也日益严重。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一半。在这些城市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我国600多座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到1%。2003年对340个城市的监测，空气质量属于三级与劣于三级的占58.3%（分别为31.8%、26.5%），有64个城市位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

污染是立体式、全方位的。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另外，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已到极限。占世界7%的耕地却使用了占世界近30%的氮肥。全国至少有1300-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化肥、农药被农作物吸收仅30%，70%散发于大气、渗入到土壤与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体之中，至少对13个省份的居民与水生物造成健康与生存的威胁。无公害的蔬菜与食物越来越稀贵了。

生态与环境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有土地荒漠化、沙化的加剧，沙尘暴的频频肆虐，海洋上赤潮屡屡侵袭，温室效应使地球气候恶化，等等。

这一切都是在以经济建设的名义，以振兴中华、全面奔小康的名义，以提高GDP人均水平的名义下，发生、发展、扩大、恶化的。总之，在种种动听的理由下，我们干了一件件蠢事。今天，我们应当承认，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态与环境，在中国业已被我们毁了！现在，我们正吞噬着由自己培植的苦果：我们生活在污染的水、污染的空气、污染的土壤的环境之中，每天吃着污染的食物。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前所未有地受到恶劣环境的威胁。自然无情地向我们报复了！

譬如，我国癌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目前的发病率是10年前即90年代中期的5倍。过去它是一种老年性疾病，现在患者年轻化了。过去多见于城市，现在扩展到了农村。四川沱江流域的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上世纪70年代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癌症村”了。这样的事例不时见于报端。肿瘤专家王建璋指出：“人类的癌症大约80%-90%都是由环境引起的。”日新月异的医疗技术对于癌症的高发死亡仍无回天之力。专家认为，问题还是要从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寻找出路。

再譬如，SARS（非典）、禽流感接连地袭击我国、袭击人类。专家们认为，由于生态的破坏，一些微生物在外界环境改变的条件下，不得不通过基因的变异，原来不致病的微生物成了致病的毒性基因，原来只在动物中存在的病毒成了能在人群中传播的病毒。SARS这种新的冠状病毒就是属于后者的情形。

特别是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是，由于环境的毒化，人体血液中正常的白血球数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7000-8000降到80年代的5000左右，20世纪末已降至4000左右。男性精子数正在急剧减少：1940年男子平均每毫升精液中有精子1.13亿个，1990年下降到7700万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男子的精液数量平均比50年代出生的减少25%，年递减2%。照此下去，70年后，人类将丧失生育能力。

“文革”这场荒唐的“革命”至今仍令人痛定思痛，尚在不断地深化反思。“文革”这种“革命性破坏”是在社会、文化领域，破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近10多年对生态与环境的破坏，是一种“建设性破坏”，它同样戴着神圣的光环，因而同样势不可挡。它破坏的是大自然，破坏着人与自然亿万年所形成的和谐。多少亿年来，别的星球一直盛赞地球上得天独厚的自然、生物与人类的和谐状态；今天，人类（特别是当代中国人尤为瞩目）正疯狂地摧毁着这种和谐。

人们要渴求的东西似乎很多，但首先要生存。要生存，必须有非毒化的水、空气与土地。我们应当在保障人类生存的前提下再去追求别的东西。人们终有一天会明白，最神往的享受不是奢侈的盛宴，不是宽敞的别墅，不是豪华的轿车，不是琳琅满目的化妆品，不是耀眼的时装和饰物，而是享有洁净的空气和水，生活在碧水、蓝天与翠绿大地的环境之中。今天，我们应当理智地学会放弃。放弃狭隘而片面的发展观，放弃不健康、非理性的消费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与理性的消费观。要重塑新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要重新审视GDP的意义（秦朔的《告别GDP崇拜》一书指出，GDP不衡量社会为企业获利所承担的成本，不衡量增长方式和代价，不衡量效益和效率，不衡量分配与社会公正）。经济增长、社会消费与生态保护，三者要兼顾；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将环境与生态的保护放在首位。GDP的增长要控制在环境、生态、资源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要以不再继续损害环境与生态为前提，要尽力有利于环境与生态的恢复与改善。简言之，GDP的增长要服从环境与生态。我们宁可使GDP的增长不再像以往那样高速。为了今后的持续发展，为了给后代留下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我们宁可减缓GDP的增长速度。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理性选择。

最后，我想提出“自然生产力”这个概念。

我认为，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它包括三个类别。第一类，物质生产力；第二类，精神生产力；第三类，自然生产力。这是个大问题。简要地说，物质生产力是以获得物质成果为目的的生产能力，精神生产力是以获得精神成果为目的的生产能力。自然生产力呢，它是自然界为人类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提供的能力，包括自然环境和条件等状况。自然生产力未见有人提出，有没有自然生产力呢？有两块面积相同的土地，若投入的劳动和成本也相同，可收获却不同，这就是自然生产力差别所致，即两块土地在肥沃、水利与气候状况存在着差别。我国西北地区比较贫瘠，东部地区比较富庶，也是自然生产力差别的结果。人类文明发源于地球上气候、环境比较好的地域，说明人类的生存、繁衍，即人类的自身生产也依赖于自然生产力。所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人类的自身生产都依赖于自然生产力。

农业生产直接依赖于自然生产力，关系比较简单。工业生产也要依赖自然生产力（场地、原材料等），但更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与实际应用，因此容易忽视同自然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于，正是由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以及人口的膨胀和消费欲望的膨胀，对自然生产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后果。

在以往几个世纪，人类在利用自然生产力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如以为对自然生产力可以无限地利用。实际上，大自然承受人类对它各种方式利用的能力是有限度的，超过了其承受限度，就会遭致破坏，甚至崩溃。另一个错误，以为对自然生产力可以无偿地利用，只利用，不补偿，只开发，不保护，只索取，不回报（06年3月国际环保组织发布，地球上原始森林现在只剩下不到10%的陆地面积；我国情况更糟，只剩下占国土森林面积的2%，约55448平方公里）。一个人在劳动工作后需要补偿、休息，才能继续工作。自然生产力也是如此。自然生产力为人类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东西。它是有价的，我们也应当与它等价交换，以尊重与保护自然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