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论 作者：刘亚洲 发表于 2011-8-1 11:01:49 目录 第一章 世界中心 第二章 伊斯兰世界在衰落 第三章 争夺上党 第四章 另一个“西部” 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内发生了一场大争沦：要海防还是要塞防?当时的形势是：两方列强屡屡从海上打击天国。俄国占伊犁，窥新疆。阿古柏起事，在喀什成立了独立的汗国。新疆一时汹汹。李鸿章等人建议放弃新疆，全力经营海上长城。六十四岁的左宗棠愤而抗争。他说：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目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慈禧太后支持左宗棠。左宗棠遂抬着棺材出玉门天。湖湘子弟定天山。两部无虞，祖国大安。 再往上溯，自汉武帝始，汉族人就大规模挺进天山。霍去病、陈汤、班超，黄沙百战。窦宪勒石燕然。匈奴自新疆西窜，引起了世界性的多米诺骨牌民族大迁徙。凡是强盛的中原王朝，无不向西用兵。中原板荡时自做别论。小时候读历史，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历代统治者要反复争夺那块当时被人们看作的不毛之地?后来我想通了，那里是中国的命¨所在。 用中国的眼光看中国，中国是一块大陆。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中国是一个半岛。美国历史学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说过，中国是“东亚大半岛”。半岛生存，需要纵深。古人没有海洋视角，尚代代耕耘西部。、今天人们的地理视角已从海洋升腾到空间。地球已是一村。我们更要垂青西部。 一、世界中心 地理即命运。 伟大的战略家从来看重地理。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准统治了心脏地带准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整个世界。)是对历史上大战略家的行为和轨迹的归纳与总结。大战略冢们要么控制世界中心，要么创建一个世界中心，聚集财富和权力，并向周围辐射。今天世界没有大战略家，但有大国。注视大国就等于注视世界。 美国风骚已极。读美国二百年史，可触摸一条清晰的、明确辐射全球的战略脉络：首先建立清明公正的国内政治，清除一切自我抵消的因素，努力在北美创建一个世界中心；次后，将周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再而，一只脚踏进欧洲。美国两党执政，各有其纲领，但在国家战略方面一致得如同一人，并坚忍不拨地向前。美国利用了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机会，终于独步全球。这样的事实，让世界上每一个超过二百年历史的大国感觉羞愧。 二十世界中叶以后，美国的重大外交和军事活动基本都是围绕着中东和小亚细亚地区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太大注意。二十世界九十年代至今，美国在此地连打几仗。许多人以为它是为石油而战，但全部意义肯定不在于此。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利益还没有单纯到这一步。如果在美国打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只相信它为石油而战，你差不多没希望了；如果在美国打下阿富汗后还相信它为石油而战，你差不多就没救了。世界今天不缺石油。如果我们不惊慌失措，石油就够用。如果惶惶不可终日，石油就不够用。石油也不是一个国家兴衰的砝码。缺油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为何得以复兴?富油的苏联为何解体?况且，石油总有用尽的一日，人类还要生存。英国开拓世界时是“商人”，美国开拓世界时不只是“商人”。有人说：石油是中东之宝，也是中东之祸。我说它完全是宝=如果中东有祸，祸在别处。莫把表象当本质。 本质何在?美国现已步入它全球战略的关键一步：控制世界中心。哪里是世界中心?中国历代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其实中国从来不是世界中心。我们只要看一下世界地图就一目了然：世界中心正好在中东。地中海是世界的肚脐。这里的中东指的是“大中东”，是指西起埃及，东至阿富汗，北到巴尔干的广袤地区。这儿是八千年历史的靶心。这儿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伟大的征服者部把目光投向这里。亚历山大有实践没有理论。拿破仑有理论但来不及实践。拿破仑把此地看作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回顾古代。从这里瞻望未来。他若在欧洲大陆成功，下一步要做的事必然是通过中东把世界力量整合，以创造新的文明。拿破仑之前，彼得大帝为此地发狂。他写过的《向南方的最后冲刺》著作，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情书。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为实现被得大帝的遗愿奋斗过，失收过。甚至连希特勒和日本人也远远地向它投来一瞥。日本人陷在中国和太平洋不能自拔，却匆匆向印度进军．就是此理。规律是，这个星球卜凡有能力的霸权问鼎者，均爱此处。 帝国生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腹地，一是中心。今天，中国需要腹地，美国需要中心。美国的腹部已坚硬无比。美国是个有野心的国家。卡里金斯说：“如果说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的目光始终面对着前方，遥望国力所及以外的远方，关注着在视野那一边的远景，而且敢于迈开脚步奔赴那未知的前程。”尼采的话正是今天美国人的最好注脚：“就我本性来说，我是好战的。攻击，这就是我的本能：”可以不夸张地讲，以阿富汗战争为发端，美国已开始收拾世界河山。“9·l l”之后，美国可打的地区很多，可选的敌人更多，却一头扎进阿富汗。它确实老谋深算。从这个意义上讲，“9·11”对美国既是灾难，更是礼单。苏军撤出阿富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军进入阿富汗，则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伊拉克更是地缘政治中的龙头。伊拉克(IRAQ)一词就是古阿拉伯语“血管”的意思，可见其重要性。国际体系是订出来的。国际格局是打出来的。美国发动伊拉克之战，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格局。这一战也确实成了世界格局的转折点。美国人对这一场战争的重要性认识比我们深刻多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赛认为：世界经过了三次大战(第三次是冷战)，现在进行的是“第四次世界大战”。布什说：“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中东，是美国人的中东。”还有一位美国将军说：“为了中东，美国人可以大量地流血。”我们从这些言论中看到了美国的雄心和决心。既来之，则留之。美国人正在做着一项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从彼得大帝到勃列日涅夫谁都没有实现的霸业。世界地缘政治的关键利益已转入美国手中。世界地缘政治的天平已完全倾向美国。所以布什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了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战争的胜利。” 地缘政治是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动力。我在仔细审视这场战争之后发现它还有另一种动力：回归西方文明(今天也可以唤作美利坚文明)的源头。后一个动力依然与地缘有关。欧洲文明的源头在中近东，也就是距今天的伊拉克。不远的地方。偏偏阿拉伯文明也发源在此地。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前，阿拉伯文明强势崛起。穆斯林遮天蔽日。基督世界被压得透不过气。十字军一再东征，一再失收。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欧洲与亚洲的通道被阿拉伯人完全切断。欧洲人看到了地狱。在生存的压力下，欧洲人派出一批一批船队，原想打通去美洲的道路，却不料导致了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由欧洲文艺复兴和对阿拉伯文明恐惧所聚集起来的两股能量交织震荡，终于由地理大发现来进行了释放。美洲是基督世界的新天地。西方文明在次大陆站稳脚跟，反过来与阿拉伯文明算账。二百年来，美国人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这也正是美国人始终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的原因。这还是美国竭力扶持以色列，无论其对错一概偏袒的缘故。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宣传机器一再向世界表白此战与宗教无关，可我还是从中看到了两个文明的冲突以某种方式尖锐地存在着。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美国文明通过此战已对阿拉伯文明建立了压倒性的优势。 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是地缘法西斯主义国家(挪威葛尔通语)。它虽然在国内实行民主，但对世界来说是法西斯。如果认为在国内实行民主的国家就不会产生法西斯，这是错误的。从文明角度讲，美国则推行的是文明霸权，换句话说就是“道德霸权”(道德优越权)．令人惊诧的是，阿拉伯恐怖分子也同样拥有这样的“道德霸权”。后者的道德感比前者更厉害。 在文明竞争中，地理环境一直就是、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中国与美国本来在地理上没有冲突，但美国出击中亚之后，这种冲突就凸现出来了。中国西部，既与拿破仑、彼得大帝渴望染指的印度比邻，又与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圈子相衔。阿拉伯文明扩张时，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左冲右突。当它翻越那片亘古高原的时候，与强盛的大唐王朝迎头相撞。唐朝节度使高仙芝率大军与阿拉伯军在今哈萨克斯坦一带展开大战。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与阿拉伯民族进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战争。此战唐军大败。伊斯兰势力遂进入新疆，直到今天仍呆在那里。阿拉1日文明是在汉文明的拼死阻击下才在新疆止住脚步的，否则它的兵锋会抵何处，难说。 美国这个新型帝国与历史上所有的帝国不同，它对别的国家没有领土要求。对中国尤没有领土要求。它追求的是势力范围而不是领土范围。它希望世界按照它的意志行事。然而，文明是排他性的，所有的文明概莫能外。在美国人眼中，美利坚文明已成为全球“文明种群生态圈”中的主导文明．因此对其它文明缺少了宽容精神。有些美国人深信：“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它的文明之河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可以预见，战胜伊斯兰文明之后，它会向中华文明也就是儒教文明动手。虽然习国是欧洲文明的延续，但它已渐渐与母体拉开了距离。“欧洲像个落难的老人，完成了繁殖任务后，被性欲抛在一边：”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可以用暴力，也可以用非暴力，但不管用什么手段．都会导致弱势文明的一种被动性融合。而我不能不沮丧地指出，儒家文明是一个善于同化也善于被同化的文日月。这样的前景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基督文明的标志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向外扩张的。中华文明的标志是太极图，一阴一阳紧紧相抱，一团和气，是向内相聚的。西方饮食用刀又，是向外用力；中华饮食用筷子，是向内用力。 美国人已到门前! 当我们全体用忧虑的目光凝视着东南方那个小岛的当口，美国人已从背后悄莫声儿地接近了我们。历史上的文明冲突——如果我们觉得亨廷顿教授的说法太刺耳，不妨把它改称为“文明对垒”——始终在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中激烈进行。中华的儒教文明数千年来一直以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冷漠地注视着它们的生死搏斗。然而今天，这个搏斗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展开，至少在西部是这样。我们还要作壁上观？中国现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枢纽。如果说的最终摊牌的时间提前的话．那么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得手又使得中国卷入两种文明的冲突的时间提前了。地缘形势已使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美国的霸业是超地理、超文化的。在这种大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信任美国，反过来任何国家也不可能被美国所信任。我们从美国的一系列举动中看到了“历史的精神”。美国期望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帝国聪明。它正大踏步向这个目标迈进。如果其它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欧盟不采取疆积极稳妥的应对方式，最多三十年，美国极有可能获得成功。美国没有对手。不能说今天的世界是“多极化”的世界。法车、俄罗斯所说的“多极化”，实际上只是它们的一种政策，一种主张，甚至更多是一种愿望，但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当然，不是现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努力把它变成现实。现在的情形有点诡异：全世界都反对美国，又依赖美国。既恨美国，又爱美国。“9·l 1”之后各国都希望同美国保持关系，又都希望美国锁定的对手不是自己。 中国须冷静。我认为中国此刻应持两种心态：其一，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不如提前走入“战争”。巩固与扩大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行碰撞，是历史赋予中国的责任。否则．历史就会选择其它国家来承担这个责任，印度就是候选人。我认为历史选择了中国和美国作为文明竞争的主要对手，因为它相信，“没有最『』十·只有更好。”当然，中国重视西部，不是与美国争夺世界地理上的中心，而是以进攻的姿态，构筑对美国的第一道战略防线。二十一世纪，中国若想实现民族崛起，要看我们能不能越过今天美国人给我们设的坎。有可能越过去，也有可能越不过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措施和中国的应对方式上。稍有不慎，中国将陷入毁灭的境地。凶此，应对美囤施加于中国的每一项战略措施，中国都马虎不得。中国将来如何对待美国要根据美国将来如何对待中国来确定。而美国将来如何对待中国又需要根据中国将来如何应对美国的战略措施来确定，辟如台湾问题。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谈到。 其二，风暴越猛，越要有平和的心态。心态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试举一例：很多国家都有过受侵略受屈辱的历史，但人家回顾历史时，绝少有像我们这样自虐式的、哭哭啼啼的、委屈到家的一味控诉。你笑，世界跟着你笑；你哭，只有你一个人哭。并且，哭过就忘掉。展望将来，又很少有人像我们这般自我感觉棒极了。 结论：美国抢占世界中心，是在占领世界陆地的战略制高点。与此同时，美国已完成世界制空权、制海权的拥有．正在努力完成制太空权的确立。这是美国全球帝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否还在追求全球的“制文化权”呢?这便是我在下面要探讨的问题。 二、伊斯兰世界在衰落 这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结论。它不仅对美国重要，对中国也同样重要。 历史可以用正义书写，国际政治却是由实力来表达的。我们所讲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化”。美国是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国家，、，“美国化”部分等于基督教化。甚至，美国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美国的宗教氛围浓于它的母体欧洲。每次内阁会议都是由祈祷开始的总统宣誓就职一定要手抚《圣经》“911”发生的当天，大量惊慌失措的美国人潮水般地涌进教堂，进行祈祷．前不久，布什坚决拒绝了有人提出l的同性恋合法化的要求，并立即进行了忏悔，说：“我们都是罪人。”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前，他一不留神说漏了嘴，称这场战争是“十字军东征”(CRUSADE o我是在电视上看见他说此话的。那一刻，他脸上露出了一种救世主的微笑。尽管他后来改了口，可他的微笑深深嵌在我脑海里，成为我思索这场战争的符号。 触摸美国，你能够感到在那个国家里时刻涌动着一种宗教式的冲动。这种冲动有现实主义的成份，更有理想主义的成份。如果说科学与宗教有关系的话，那么美国的强大、制度的优越、物质的极大丰富、科技的先进，部分也来源于这种冲动。我判断美国在制定伊拉克战争的战略时第一目标是现实主义的：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中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征服伊拉克就意味着征服整个阿拉伯世界。而阿拉伯世界是东方的屏障。打掉这个屏障，东方再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挡西方的步伐。第二个目标就是理想主义的：千年来，西方在与阿拉伯世界的争斗中一直未占上风。十字军的梦魇一直压在西方人的心头。美国国防部最初就把对伊拉克作战的代号取名为“无限正义”。这个代号充满了宗教意味。有人认为，美国兵已不再是战士，而是传教士。他们的目标不仅是简单地击毙敌人，“而是驱逐邪恶，消灭异教徒”。 我们务必理解美国人的感受。在很多美国人特别是思想家眼中，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不能只从常识的层面来理解，而必须要从宗教的层面来理解。美国这块土地是上帝赐予的，因而是神圣的。上帝创造了美国，并要通过美国来创造新世界。美国人民的宗教感特别浓烈．当美国强大到足以承担拯救世界的责任时，它会义无反顾的。不管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现在正是用“圣战”的手段布道。对美国某些领导者来讲，改变世界格局的冲动还不如征服异教徒的冲动来得猛烈。上个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者也有过类似的冲动。 美国“干涉阿拉伯黑暗时代的第一步”迈得扎扎实实。美国已经推出“大中东”计划。这实际是一个险恶的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计划。民主不能用枪杆子来强加，文明却可以通过战争来移植。美国胜利固然是因为自己的强大，同时也得力于伊斯兰世界的软弱。历史上，阿富汗每遭遇外侮，民族精神即抖擞而出。这一回，尽管塔利班仍以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战斗着，鲜有降者，战至最后一刻也不讨饶，可阿富汗还是史尢前例地陷落了。阿拉伯有谚：把敌人逼到死角，会造就最顽强的敌人。然而我们看到，伊拉克人早被逼到了绝境却毫不顽强。 穆斯林衰矣。 穆斯林兴起时，何其雄哉。今日何其颓也。伊斯兰文明是世界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做出过无限贡献。从当今穆斯林国家的分布就可以看到它过去的辉煌。伊斯兰帝国的完成速度极怏，仅用了五十年时间就从一个小信徒集团变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科学、艺术、文化均曾抢占人类巅峰。当欧洲笼罩于基督教黑暗之时，阿拉伯文明光芒四射。如果没有地理大发现，今天我们的第一外语肯定是阿拉伯语。如果千年前有诺贝尔奖，那些奖项几乎全部要归穆斯林所得。阿拉伯人和蒙古人都曾横扫世界，但比较二者的征服，大有不同。蒙古人像潮水一般涌来，又像潮水一般退去。什么也没有带来，什么也没有带走。而阿拉伯人足迹所至，当地民族纷纷改信伊斯兰教．思想的改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又带来命运的改变。 回顾历史，一个现象显而易见：文明越发达，衰亡越彻底。这适用于埃及文明，适用于伊斯兰文明，是否也适用于今天的美利坚文明?伊斯兰的衰落和它的兴旺一样神速。有趣的是，它虽然比蒙古文明优越，可它的衰落也正是首先由蒙古人造成的。蒙古风暴对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世界的摧残特别严重。许多国家被蒙古铁骑踏平，变成了大牧场。当游牧文明退出历史舞台时，伊斯兰教世界已残破，幸运的倒是欧洲逃过一劫。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从另一个意义上挽救了欧洲。欧洲人反而称游牧文明为“黄祸”，有点反讽的意味。 伊斯兰的衰亡史是一部启示录。它既启示了西方，又启示了东方。霍梅尼曾说过：“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正好从另一面变成了一个神秘的解读。伊斯兰教义与儒教有部分相似之处。解剖别人也正是解剖自己。敢于说明的人很多，善于说明的人却很少。在西方，“伊斯兰”儿乎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在东方，儒教还被反复称颂着。今天竞有一个大学教授要在全国青少年中推广“读经”运动。有人把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掠夺，看作是造成伊斯兰国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愚蠢的。完全相信这一点的人则尤其愚蠢。美国印第安酋长“上尉杰克”曾说过一句沉痛的话：“我们不是谈你们白种人打败的，我们是被自己同胞打败的。”此话用于伊斯兰文明完全合适。我认为伊兰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专制。世界上目前有六十个穆斯林国家，但没有一个强国，这是因为伊斯兰世界错过了现代化的缘故。伊斯兰文化从本意上强调服从，服从真主及使者．但同时，服从压制了个性。对神的崇拜限制了对个人能力的重视和开发，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根据时下流行的一些西方学说，许多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尚未进入“现代生物阶段”。人和个体生命是用来为宗教目的服务的。生命仅是生理的，凭借本能在喘息、挣扎。阿拉伯联盟共有二十二个成员国，现在没有一个实行民主选举。有选举的也是伪选举。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实行冢族专制统治的萨达姆竟敢于向全世界宣示自己能够获得民众百分之一百的支持，这极大嘲弄了西方民主，从某种蒽义上讲甚至刺激了美国提早发动战争的欲望。全票通过?我从不相信，那玩思罪小住。凡是专制的国家必定落后，耽像凡是崇尚新教的国家，经济都比较发达一样。宗教不仅与科学技术有联系，与经济也有联系。从直布罗陀到波斯湾的广大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属于现代化前社会。阿拉伯国家的文盲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九，甚至高于非洲，在全世界倒数第一。 由于专制的魔力，阿拉伯各国都形成了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和单一信仰仇恨、排外、拒绝现代文明。对异己不宽容，思想封闭，是这种社会的基本形态。真正的思想总会催生更有活力的思想。单一思想必然使生命变得贫乏。而没有鲜艳的生命，思想又在哪里扎根呢?在专制的追杀下，思想无处藏身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只记得历史上的辉煌，却肯定忘记了这种辉煌形成的原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宽容和多元化，思想必然失踪。与先秦中国那种思想茂盛的情形相比，今天思想成了奢侈品。先秦时，中国有思想，有哲学．先秦后，中国没有思想，只有注释．哲学还有，不过是反动哲学。 伊拉克军事上的失败实则是专制的失败。专制社会有点像今天的某些网络论坛，人人都掩饰着自己的真面目，但又在掩饰中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甘。顺从不等于拥护。民心向背具有重要意义。民心本身也是一种战略资源，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战略制高点。无事时专制国家铁板一块。一旦有事则千疮百孔。伊拉克外不能御敌，内不能压众，一泻千里，出现了典型的晚清症状。专制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叛徒层出不穷。对这一点我们比任何民族都熟悉。萨达姆父子部是被叛徒出卖的。专制客观上是鼓励叛徒的。强权如果代表真理，叛徒就代表正义。暴力如果以法律的名义出现，卑鄙就以道德的名义出现。一切没有是非观的文化总是比脏水更脏。 ②不团结。穆斯林帝国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大崩溃，一次是古代阿拉伯帝国的崩溃，一次是近代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后一次崩溃对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影响尤大。本·拉登在“9·l l”事件后曾充满仇恨地说：“伊斯兰世界决不会忘记他们八十年来遭受西方的羞耻和屈辱。”为什么是八十年?因为八十年前正是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年代。当今世界穆斯林共有十亿人，接近中国，却支离破碎得不成模样。他们的今天正是中国明天要绝对避免的。弱者的天然口号是团结。越喊得响亮却越不团结。既仇恨敌人，也仇恨自己人。我没有的，你也没有。共同都有的，我一定要比你多。这有点像某些国人，看起来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实际上每个人追求的是比别人更幸福。 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最说明问题。中东冲突的过程，就是伊斯兰世界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两大宗教在圣地问题上没有可以沟通的余地．俱拼死相争。阿拉伯国家像乌云一样压迫着小小的以色列，却居然没有赢得哪怕是一次战争的胜利。以色列与阿拉伯的战争史肯定鼓舞了美国人，所以它该出手时就毫无犹豫地出手。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个世纪内，伊斯兰世界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整体，因为他们中间的裂痕仍在扩大。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一句近乎谶语的活：“基督教有七十二支，而伊斯兰有七十三派。”就是在中国的穆斯林中，也是教派林立。有位记者曾经到西北某县寻访清真寺，向穆斯林询问，而穆斯林的回答令记者惊愕不已：“你要找哪’』、派的寺?”记者说：大地上的清真寺都是真主的，哪一个都行。这下反过来让穆斯林惊愕不已了。就在那个县里，两个清真寺分属不同教派，在门口竞然写着“××教派禁止入内”。两个清真寺还各自架起高音喇叭，向对方论战，看谁的调门高。有个阿訇向那位记者炫耀：“我在本寺呆了七年，七年来每逢礼拜，我都通过大喇叭和他们舌战!”汉人的“文革”早已结束，穆斯林的“文革”如火如荼。这样的伊斯兰教已与穆罕默德创教时的初衷相差万里。那位记者感慨道：穆斯林把烤羊肉串和葡萄干带到了全国各地，却把伊斯兰留在自己家里。 当今世界上，伊斯兰世界的声音很弱。如果说还未彻底沉默的话，那是因为石油之故。阿拉伯国家把石油当武器，实际是糟蹋了石油。石油告罄，民族如何维生?阿拉伯人短视得厉害。明宣宗朱瞻基讲：“回回善营利。”今天的“回回”拥有优势自然资源，却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分而治之下，把这种优势丧失了个干净。美国支援阿富汗的伊斯兰势力消耗了老对手苏联。又利用以色列牵制整个阿拉伯世界。鼓动伊拉克进攻伊朗。明知伊拉克要吃科威特而袖手。杯盘已残又出来重整江山。美国攻打阿富汗。最先帮助美国的竞也是伊斯兰国家。兄弟阋于墙。与此同时，一艘又一艘满载原油的巨轮喜气洋洋地驶出了波斯湾。目的地：北美大陆。 ③偏激与极端。得不到的总是美好的。逝去的总是辉煌的。阿拉伯世界在近几百年中，替代往日打败和征服别人的业绩的，是被别人打败和征服。越是处于悲剧性的境地，越是留恋往昔的时光。伊斯兰宗教愈来愈呈现一种极端性，大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在西方的攻打下，伊斯兰世界失去的不仅是领土，更重要的是信心和勇气。他们成了当然的弱者。仇恨在弱者心里积累，发酵。强者因为强，有仇就报，所以不会积累。强者的心理总是健康的。恐怖主义是弱者的行为：因为伊斯兰世界弱，弱者才选择了恐怖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国家的，也不是一个地区的而是全世界的。除了中亚地区以外，在俄罗斯，在中国新疆，在印尼，在巴尔干半岛，在巴基斯坦，一小撮恐怖分子正试图绑架一个伟大的宗教。中国人曾发明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刑法，但今天这个“荣誉”属于伊斯兰极端教派和组织。国家法律尚有斩首之刑，恐怖分子砍人质的头又何妨? 造成伊斯兰世界偏激的另一个原因是把信仰推向极端。虽说千年的时间足以证明一个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不能不指出，伊斯兰文明史上始终没有出现过理性运动。穆斯林相信自己的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是使人类摆脱一切苦难走向天国的唯一正确道路。这几乎成了一种幻觉。如果这种幻觉仅停留在个人体验的层面上，大抵无害，但如果用自己的信念去要求别人，强迫别人和自己保持一致，这个世界就要遭殃了。任何一种宗教文明都不能取代其它的宗教文明。伊斯兰如此。基督教也如此。文明的多元化就包括着宗教的多元化。 极端主义往往走向狭隘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壮大了极端主义。越是集权的国度越容易产生民族主义。越是腐败的国家越容易产生民族主义。中国也不乏极端主义。伊斯兰的极端主义是信仰极致造成的。中国的极端主义是信仰真空造成的。世界哲学的前沿部已发展到生命哲学阶段，我们的哲学停留在生存哲学阶段。“文化大革”就是以文化的名义制造的历史性动乱，是极端主义的顶峰。恶传染给恶，善传染给善。今天的“愤青”们即使不比父辈们走得更远，也落得不远。看上去，现在中国民间议论之风日趋强烈，但浮躁和偏激有余，宽容与理性不足。很多人认为自己在思考，其实只是在重新安排自己的偏见。两千年来，相当多中国人一直是情绪的奴隶。 还想补充一点：伊斯兰的乐土在中国。我指的是中国内地：当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之光渐渐黯淡之际，中华文明的回族和回教之光却分外明亮。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内地要比进入新疆地区早很多，因而也幸运得多。伊斯兰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本土化，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在明、清之际诞生的罕见的民族一回族。这个民族是伊斯兰与中华文化交媾后生出来的混血儿。回民有宗教，但没有语言，他们使用汉语。他们的宗教自浸濡了汉文化之后也变得面目全非。辟如中国穆斯林推崇男女平等，这在阿拉伯世界是犯罪。回族没有共同的地域宁夏也是回汉杂居。回族和汉族居住地一样遍布全国。中国绝大多数县、市都有回民居住，但绝大多数县、市都没有清真寺。穆罕默德曾经告诫他的弟子他们说：“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往求夕、，，他不愧是真正的先知。汉民族对任何外来民族都是宽容的，只对本民族苛刻。汉文化对任何外来文化部不排斥．只改造他们。回族为中华民族的延续有不俗的贡献。明太祖朱元璋就崛起于皖西穆斯林地区。他的部分将领包括他的妻子都是穆斯林。汉族人口在增加。穆斯林人口在减少。因为穆斯林在汉文化的感召下变成了非穆斯林。印度有本著作《中国为什么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印度》中居然这样写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摧毁了穆斯林力量，而印度拒绝这样做。1936年，中国有四千八百万伊斯兰人口，现在却不超过一千万。1947年，Elj度有三千六百万伊斯兰人口，现在总数为一点五亿……印度只有铲除伊斯兰才能进步。”这个作者既无知，又无耻。 ⑧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老百姓有一种仇富心理。中国一些有权者有一种仇智心理。世界银行“年度报告”中指出：“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而且意味着缺少受教育机会，营养不良，健康差。意味着没有发言权和恐惧等。”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没有思想，专制就大行其道，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专制制度最要害的中心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2004年10月19日～1O月29日于长沙 三、争夺上党 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上党东扼太行山，西控河东，南俯中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战国时期，赵、韩、魏等国的战略思想始终是围绕着上党来构想的。秦国为吞并关东六国，与六国反复争夺上党，在那里发生了无数惨烈的战役，长平之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六国争上党以攻秦，秦夺上党以灭六国。最后秦胜。可以把上党看作是秦国霸业的地理基础。在秦以后两千多年里，中国共发生了七百余起战役，大部分围绕着河南也就是中原展开。上党仍是战略要地。自古就有“上党天下脊”之说。毛泽东说起上党，也形象地将其比作一个盆子，说这盆里“有鱼有肉”。解放战争的第一枪——上党战役也是在这里打响的。古语还云：“得上党者得中原。” 我把西部比作上党。 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优异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腹地，肚子啊。还有什么能比它重要? 感谢祖先，为我们挣下了这样一块特殊的土地。当我凝视中国地图的时候，总是久久地把目光粘在西部。有人说中国地图像公鸡，我却看它像雄鹰。它展开翅膀的时候，向东应该覆盖太平洋，向西应该覆盖中东。当它飞翔时应当叼起整个地球：如果说东部是它的头，西部则应当是它的重心。没有重心它是飞不起来的：这块重心的地理位置极出色：广袤辽阔。天山。阿尔泰山和阿尔金山猛烈隆起。塔里木、准噶尔款款躺下。这就是著名的“三山夹两盆”：这里远离海洋，像一把铁矛刺入亚洲腹地。这个环境绝佳的特殊地理单元本身就是中亚的一部分。美国和当年的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控制的“中亚走廊有相当一段就在这里。 此地的文化魅力更大。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泛、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再也没有第五个了。季羡林认为，这四个文化的交汇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西部(新疆和敦煌)。我觉得从文化角度还有另一个意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出现过三个黄金时代．一、汉朝刘彻时，“武皇开边意未己”．中国疆土扩大一倍；二、唐朝贞观之治；三、清朝康熙和乾隆时，疆土再翻一番。这三个朝代都有一个特征：对西部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一如左宗棠所言：“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发于南，兴于西，而决胜于东北。看来西部是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气，东部才能拼得起。 我不认为美国在围堵中国，但中国现在确被结结实实地包围着。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提到：中国是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着。俄罗斯和蒙古都变成了这个圈子里的成员。这才是中国安全战略地位发生变化的最要紧的原由。不断有人说“战略突围”问题，如果真存在“突围”问题的话，那还是只能选择西部。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七个被称作“斯坦”的国家都放弃了社会主义但又没有全盘“西化”。弱国需要强国。美国现在是做正餐的大厨，俄罗斯是刷盘子的。中国介乎二者之问。美国已经对“斯坦”们动手了。甚至在其中一个“斯坦”境内还部署了战机，十几分钟就可以飞临新疆上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斯坦”与我们有“血缘”关系。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一个国家如果在自己国境线外没有一点战略纵深，就只有被动挨打。 世事如棋。世界就是一个大棋盘现在最有资格落子的就是美国。我心中草绘了一幅未来的蓝图：应当有四个棋手——美国、欧洲、俄罗斯和中国。也就是说，天下四分。一个大国，是站在世界的立场看地域。一个小国，是站在地域的立场看世界。这就是大国和小国的区别。大国必须具备的素质有三：“有胆量去容忍那不能改变的事，有勇气去改变那可以改变的事有智慧去区别上述两类事。”新疆套用布什对中东的描述，我说：中原，是中华民族的中原；新疆，是中华民族的新疆。新疆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占了鳌头外，还是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界持续发展的资源替补地。一是人们常说的“黑白两道”。黑是指石油，白是指棉花，俱是新疆的强项。还有水资源。本世纪，“对水资源的激烈争夺可能成为冲突和战争的根源”。这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近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我曾经提出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在将来最可能会因为雅鲁藏布江的水资源分配而加剧。文明总是在水边崛起。几乎没有一个城市不依水而建。中国最不缺人。越不缺人就越缺水。水的问题有一天可能迫使中国迁都。穷亦水。富亦水。生亦水。死亦水。有识之士已经疾呼：“明天我们还有水喝吗?”西部那片高地上是不缺水的。中国的两条母亲河都发越源自那片高地上。新疆亦富水。新疆的水只是没有利用好而已。林则徐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新疆还有可能成中国人口的终极出路。西藏环境太险恶，不适于人类生存。而新疆太适合人类生存。十几亿汉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是很难生存的?新疆的事情办好了，中国的事情就办好了一小半。开发西部首先要开发新疆。我看最要紧的有两条：第一、西部大开发应当“反向进行”。先开发新疆，或与东部同日蚜发，而后在中部会师。左宗棠认为回疆不保，蒙疆就不保；蒙疆不保，西藏三面环敌也难保回、蒙疆不保，京师亦不保。中国就有可能回到传统的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朝廷中去。左大帅是从政治上讲新疆的重要性，我认为完全适用于其它方面，包括生存与自然。对中国而言，西部太大．太荒凉：搞好了，它会为中国增加无穷的活力；搞不好，它一定拖中国的后腿。第二，给政策。当年深圳从不毛之地上崛起，依托的就是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没有政策就没有深圳。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政策就没有西部大开发。 今天新疆看上去有点问题，但我相当乐观。西藏看上去比较平静，但问题大于新疆。 ①我党民族政策在新疆深入人心。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是一种鱼水与唇齿的关系。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像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那样恰当地处理民族事务。不管是什么仕会福利，都要优先考虑少数民族的利益。由于政策得当，在新疆反对民族分裂最有力的恰恰是少数民族。南疆几次平乱，都是民族干部和由少数民族为主体的部队打先锋。许多维吾尔族同胞说：“我的上半截身子是维族，下半身身子已是汉族了。”举一个小例于，在乌鲁木齐市，受过教育的维族人讲普通话比许多汉族人都地道。新疆是全国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之一。美国马罗兰州大学专门研究维吾尔族的教授陆德生说：绝大部分维吾尔人对汉族友好。从事暴力活动的“激进人士”少而又少，整个新疆“只有二三十人”：对这个数字我持疑问，但他确是这么说的。“9．1 l”之后，“东突独”分子改变了策略，变恐怖手段为和平手段，这种倾向更值得注意。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说：对搞恐怖活动的分裂分子要打击，对用和平方式从事分裂活动更要打击，后者是“会下蛋的鸡”，比前者更厉害。 （2）有人说新疆有可能会变成第二个车臣，这是梦呓。谈及独立的可能性，西藏甚至比新疆都大。西藏是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和信仰、单一文化。地域封闭，历史完整。历史不能像黑板一擦而净。西藏并入中国版图的时间要大大晚于新疆。新疆则是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地域交错。与新疆毗邻的哈萨克斯坦，国家不大，竞有一百三十一个民族。新疆的问题只聚焦在南疆。南疆是新疆的重中之重。地理位置也特别要紧。南疆不出事，全疆无事。 （3）维吾尔民族性格具有两面性，有时非常懒惰，有时又非常勤奋；有时非常讲理，有时又非常不讲理。热情时阳光灿烂，冷淡时冰封雪盖。可以做朋友，也可以做敌人。有维吾尔干部在平定叛乱时牺牲，也有维吾尔干部白天挂出国旗，晚上取下来用脚踩一遍。在汉族眼中他们是弟弟，在其它少数民族眼中他们又是哥哥。大部分很纯朴，一但学习了汉人的狡黠则变得分外恶劣。我认为这样的民族像股洪水。治水不能用堵的办法，而应当是疏导。疏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但必须大胆。 ④新疆有一个伟大的“生产建设兵团”。一代代汉人已在新疆生根。新疆已经成为他们的家乡。生产建设兵团遍布全疆，所辖土地达七万余平方公里超过两个台湾。退一万步说，假如新疆自成一“国”，生产建设兵团也必然是“国中之国”——汉人自治区。其实仅依靠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力，就能阻止新疆独立势力。 我在《大国策》中曾建议，将来如有可能，重新划分新疆及西藏的区域使“疆独”和“藏独”分子失去动辄赖以利用的地域条件。此议如不可行我还有一想法：是否可考虑让新疆和西藏的宗教进一步丰富多彩。伏尔泰曾说过，只有一种宗教的国家就会有压迫；有两种宗教的国家就会有内战；而有一百种宗教就会有和平。江泽民主席高瞻沅瞩，早就提出要同梵蒂冈建立正常关系。让另一些成熟的宗教渐进式地进入西部，使新疆的多元化宗教更加多元化，使西藏的单一宗教变成多元化。这对上述地区的人民来讲，也许是一次精神革命。 我们的儒教、道教，都被历史证明无法进入西部。中国没有成熟的宗教。痛苦的人民需要宗教。基督教鼓励人民对现世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它鼓励人民接受现实，漠视现世，把注意力放在来世上。这客观上有助于社会秩序与格局的稳定。中国的三个宗教基本上都是世俗文化，人们没有虔诚的信仰与敬畏意识。中国人的精神危机有两个：一是没有伦理底线，即没有罪恶感和羞耻感。一切腐朽的东西部由此而生。二是什么都不信。如果你什么都不信，凭什么让人家信你?信仰是一种高悬在天空中的伟大的东西。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从信仰的角度得到解释。有调查资料显示：全世界60人，不信教的有近13亿人中国有13亿人，不信教的有12亿多。因此，全世界绝大多数不信教的人在中国。人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就会变成“消费之躯”，或变成一个纯粹的排泄系统。人一定要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制定游戏规则时不只替自己着想。不能像一些政客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像一些政党那样，在野时要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基督教为什么比别的宗教影响力大?为什么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大都是发达国家?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估计在三十年之内中国哲学界和科学界会在一场大争沦。中国人尚未成为个体。严复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人只有成为个体，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具有真正的罪责意识。主体意识和罪责意识的缺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致命缺限。这种缺欠在二十世纪达到高峰，“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毁灭了中国人那点残存的、可怜的良知和道德。只有对苦难的感受权，没有对苦难的知情权。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审判正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那么险恶，争斗那么凶猛，内战那么残酷，是因为我们不具有健全的人格。没有耻感和罪感，就无法造就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独立的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强权政治的形也与此有关。自己无罪，别人有非。只有压迫别人才能不为别人所压迫。只有杀人才能不被杀。在强权政治前面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我在成都任职时，陕西部分部队归成都战区管辖，我下部队时屡去关中，基督教在关中发展甚猛。为什么?曾经风调雨顺的三秦大地，近些年变得持续干旱。许多曾经是产粮的大县，居然出现了想收点麦草喂猪部没有的情况。资价格飞涨。粮价不断下泻。这让他们无所适从。再加上基层组织腐败，人民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生活异常艰辛。他们迫切需要精神上的支柱。而宗教在此时出现恰好给了他们一种“画饼充饥”的满足感。农民们探询的目光指向天穹。而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正好符合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要求“是我们有罪，上帝在考验与惩罚我们。”只有信上帝；苦修行，才能换取永生。与此相反，沿海富足地区，为什么又多信佛教?因为很多人钻政策的空子，靠走私一夜暴富。当他们面对自己也数不清的金钱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只能认为是前世修来的福，是佛祖保佑的缘故。 基督教进入中国已有几百年了。在儒教卫道士们强烈阻击下，基督教生存艰辛。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朝末期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基督教用武力进行扩张的非理性尝试，结果失败了。我不认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它只不过是打着上帝和天父名义的一种邪教罢了。但曾国藩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名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则也有一点两种宗教冲突的味道。这种冲突充满了血腥。曾国潘和他的师祖王阳明、朱熹等“大儒”一样，个个都是冷血杀手。 新疆历史上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冲撞的前沿，也是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碰撞的前沿，西方宗教文明尚未染指过它。新疆是有胸怀的，不妨把它作为试验田。西藏是否也有这种胸怀?自中世纪起，西方教界就传说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片乐土，那里有大片的羊群等着放牧。寻找这片乐土成为为许多传教士孜孜以求的梦想：近二百年，传教士们蜂拥至亚洲腹地，一次又一次地叩响西藏的大门。在他们看来，如果能让藏族人皈依他们的神，“可能就是最为伟大的胜利了。” 西藏 这里是一片强者的土地。只有拥有强悍的意志和生命力者才能在这里生存青藏高原的隆起，完全改变了地球的命运和面貌，为今天的中国乃至亚洲扬起了生命的风帆。青藏高原是千河之源。 我在成都战区任职两年，深入西藏六次。我的研究成果是：若想稳固西藏，必须改变西藏；若想改变西藏，必须改革宗教。在西藏的公路上行进，看见藏民“磕长头”，用脚板一寸寸丈量蕾去拉萨的道路。在大昭寺前，看见成群的藏民转经，跪拜，一拜就是数月：这两个情景都让我重新对生命的意义展开思索。生命既是有意义的．又是无意义的。生命有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整体的一员，是人类延续的一分子．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类应当改变自然。生命的无意义是因为人的个体的渺小，在大自然面前尤其是在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的青藏高原，个体显得那么无助，那么无奈，那么痛苦，不得不依靠精神上的寄托来抗拒肉体上的折磨，又用肉体上的折磨来强化精神上的寄托。然而令我沮丧的是，西藏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是有些落伍的，与现代精神俗格不入的。西藏民族本来是相当强悍的。吐蕃强盛时，兵锋曾达到卢龙(今北戴河一带)。今天我们进藏，无论是走青藏线还是川藏线，都难于登天。可遥想古代，吐蕃大军出藏，历经万难，战斗力还那么强。这种民族精神，能不令人感慨!可自从佛教传入西藏后，这个民族的勇悍精神被一点点吞噬了，佛教愈深入人心，人心愈麻木，民族性越孱弱。人民那么困苦，却建造了世界上最高大的铜佛，建造了世界上镶嵌宝石最多的佛像。不要说开拓，民族生存都遇到了危机。无情的事实是：最优秀的男人都送进寺庙去了，连传宗接代都成问题。解放军进藏时，西藏人口不足百万。现在有二百六十万。是共产党救了西藏。 但，在西藏有人并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宗教界上层，即那些拥有特权的喇嘛们，更是如此。他们一边获取内地的大量援助和资金，为自己修寺庙，享受着纸醉余迷的牛活，一方面又对汉人横加指责，说汉人占了他们的土地。毛泽东曾让他们明白：西藏是西藏人民的．也是中国的，绝不是他们的。他们在西藏已经攫取了过多的财富，却没有对西藏做出过什么贡献。我们应该沿着毛泽东的路走下去，支持普通藏族百姓，而非特权者。 然而，这一小撮特权者对广大藏民却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何?因为宗教。西藏不少老百姓说：“共产党对我们是好，但能拯救我们的来世吗?’，可见宗教力量对藏民族精神世界渗透之深。西藏问题绝对不是经济问题。援助再多资金也不解决问题。我们有相当一邵分负责民族事务的干部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仿佛有钱就能处理好民族关系。西藏有个异见分子说：“如果给人警和食物，却逼着人每天骂自己的父亲，能让人产生感激之心吗?”这里的父亲当然是指达赖。这个事实说明民族问题的根本在于精神文化层次上面，而不在物质层面上。现在西藏看起来比新疆平静，西藏一些人表示抗议也总是用和平方式，情急之下顶多扔几块石头。新疆一些恐怖分子的表达方式则用枪支和炸药。但我把西藏比喻成一个．“高压锅”。它的平静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一旦有突发事件或重大变故，难保这口锅不爆炸。处理西藏问题一定要顾及藏人的宗教情怀。这一点对汉人最难。中国是一个无宗教国家，起码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汉族人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即使有，也是实用主义极强的宗教。如果你告诉人们只要砸毁佛像就一定能够换来幸福，那么大家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石块。中国的宗教经得起任何亵渎。这使得汉人在与其它有强烈而虔诚宗教信仰的人民进行交往时往往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精神阻隔而这个阻隔之大，比起让一个男人理解孕妇的生产痛苦更有甚之。这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处理不好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 西藏问题的症结是争夺主导权的问题。、是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是我们在新世纪必须做出的选择。把西藏养起来，不如让西藏“活”起来。把一个宗教供起来，不如让别的文化精神挤进来。西藏才不是无缝的鸡蛋呢。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就对西藏进行地过地毯式的轰炸。“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开展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其余省份均铩羽，唯在西藏大放光彩。西藏不能没有神：一个神置换为另一个神是完全可能的。西藏人民对毛泽东表达的仪式化的崇拜行为，与对达赖和班禅的仪式化崇拜行为十分接近：家家挂毛泽东像，每天手捧红宝书背诵最高指示。设在山口的玛尼堆被水泥的“毛主席语录牌’取代，藏人仍自觉地绕其转圈。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进藏，重新确定了我党的对藏政策尤其最要害的两条：一、加强藏文化的地位；二、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西藏民族干部。我党治藏方式至此发生重大转折。毛泽东在藏民中神的地位崩溃了，新神不存在，藏民们自然又转回旧神达赖再次成为精神上的皇帝。 一个强大的民族首先是一个自信的民族。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时，我们看到的是“藏独”势力；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时，我们看到他们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再闹也是“家务事”。况且他们还是我们与相关地区和国家联系的纽带。西藏的土地不能搬走，新疆的土地也不能搬走。只要它们和中国土地连在一起，就不可能脱离中国。对西部，我们应当具有伟大的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让你冲破限制的推动力。一个人不必行走在高原大漠，但内心一定要海阔天空。 谈西藏，不能不花些笔墨谈谈印度。 中印本无事，印度却扰之。千年来，两国人民隔喜马拉雅山相望。印度人怕寒不上山。中国人怕热不下山。印度独立后野心发达，竞撞泰山，头破血流。近代印度唯一一次败仗就是中国造成的，所以它愈恨中国。半个世纪来，它热烈扩军，以求赚回自尊。 印度大变。军力嗖嗖地疯涨。为了国防建设，印度国防部长现在还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老车，把钱用在购头苏三0和潜艇上。而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后，连美国飞行员都惊讶我海军××饥场的招待所那么高级。印度利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肢解了巴基斯坦。还想趁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时再打动。中印本部属海军弱国，以马六甲海峡为界，以西则中国海军不去，以东则印度海军不来。可现在印海军居然到南中国海来搞演习了。这一切，又使印度的野心更肥。尼赫鲁说：“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印度的悲剧在于，它太迷恋于自身独特命运与使命的虚拟神话，太沉溺于做“亚洲中心”的乌托邦狂想，也太低估了美国对印度的战略意图。同时它还高估了中国的野心。世界挺有趣，对印度好像都不大提防，但对中国却很是顾忌。其实美国对印度一直是警惕的。 中印边界反击战后，中国唤醒了印度。现在是否到了印度唤醒中国的时刻呢?有人说，中国是“封闭的心灵，开放的体系”；印度是“开放的心灵，封闭的体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印度软件业走到世界前面。美国、日本乃至中国部纷纷跑到印度去搜罗软件人才。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怕。我顾虑的倒是另外两点：其一，印度的教育更多地侧重培养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从美国大学里看，印度裔的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普遍高于华裔学生；其二，印度人民的心态比印度政客成熟。在印度的报纸和网络上谈及中国，除西藏问题外，部比较客观。相同的情景发生在日本。中国网上对日驾声震天。日本呢?即使在右翼网站和报纸上．反华言沦也不多见。原因是日本没有把中国当对手看。中国还没有达到成为日本对手的资格。 西藏问题与印度问题紧密相联。重曲部必重西藏。重西藏必重印度。 ①印度是“藏独”集团赖以生存的土壤。西藏独立对中国是灾难性的。从中国的地形特点看，是一个自西向东不断倾斜的阶梯状斜面。西高东低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地缘战略的制高点在西部，尤其在西藏。西藏一旦被“藏独”分子控制，或被印度乃至美国控制，中国内陆可能就会受到“泰山压顶”的威胁。两条大河的源头也就为别人所控制。看看孟加拉的情况就能想象我们的高地被他人控制的前景：孟加拉处于恒河下游。前些年印度在上游修了拦河大坝，孟加拉便开始了苦难的日子。南亚地区的雨季，印度开闸放水，孟加拉顿成泽国；而天旱的时候，印度又蓄水，孟加拉大地皴裂。 ②张文木说：“国家安全”的概念应该是“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是绝对靠不住的。安全边界的扩张并非领土的扩张，而是国家利益的边界利益走到哪儿，国家的安全边界就应当到哪儿。美国的安全边界极大，覆盖全世界，印度把西藏看成是它的安全边界。我们自然也要把印度看成是我们的安全边界。 ③在当今世界上，印度是唯一一个以边界实际控制线作为边界的国家，表明印度对国际法和周边国家的藐视，也是我们“怂恿”的结果。随着中越边境和中苏边境的最后划定，西南部成了我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可能扩展的领土。这是风险，也是机遇。本世纪和下世纪，中国崛起后不仅需要太平洋，也需要印度洋。中国西部开发也需要一个出海口。同时，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也应有一块进入印度洋的跳板。从地理上讲，我们距E1J度洋并不遥远。我来自西南战区，我深知对印度不能完全采取守势。巴顿说：“只有进攻，才会有牲利；只有进攻，才会有安全。”古代苏美尔人曾做过“从大海扩张到大海”H勺伟业，我们也未必不能。当然我指的是国家影响力。 西部对中国而言是“上党”；西藏对西部而言是“上党”；巴基斯坦、缅甸，甚至尼泊尔，对西藏而言又是“上党”。巴基斯坦是印度的天敌，却是中国的“全天候”朋友。巴基斯坦这些年的战略出现了重大失误，即全力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9·l 1”事件则彻底葬送了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苦心经营多年的战果。巴基斯坦成了阿富汗战争的最大输家。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原是为了对付印度，建立自己的“战略纵深”。然而弹指之间，“战略纵深”变成了战略灾难。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契机援助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几乎是一个波斯湾国家。这是中国大国影响进入印度洋和中东的重要时机。巴基斯坦对印度的牵制作用，远大于印度对中国的制衡作用；巴基斯坦之需要中国，又远甚于印度之需要美国。缅甸是中国掣肘印度的砝码?一个亲华的缅甸政府将成为阻止印度势力扩张的最佳屏障。我亲自到中缅边境做过详细调查。出云南畹町，走史迪威公路，到达印度东北部，十分顺畅。路况甚好，一些路段甚至可以起降飞机。多数路段能行驶汽车、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远征军曾在印度、缅甸与日本血战。考察这段历史．我发现中印两国最理想的陆军决战战场就在此地——曼德勒平原。中国军队一旦出现在缅甸，曼德勒平原就无险可守。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时，我军从雪山往下压，势如破竹。到平原后更无阻挡，战士们越打越怏，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 缅甸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军人当政。军阀林立。缅共不存，割据依旧。经济奇差。西方打压。一旦出现大规模动乱，印度一定不会旁观。它也许还有一个梦：把缅甸变成锡金和不丹。中国务必及早准备。印度不动，我不动；印度动，我必动。两国如果都出兵，甲午战争前在朝鲜的一幕或重演，也未可知。 尼泊尔理应进入我们的视线。这个喜马拉雅山角的偏僻小国对中国无威胁，对印度却威胁极大。我指的是地理位置。举个例子：印度占了中国九万平方公里土地，成立了所谓“阿鲁纳恰尔邦”，那是西藏最富饶的地方，林木葱笼，气候宜和，水网纵横，是西藏的江南。但印度在此布兵不多。而中国控制的有争议的三万平方公里土地，就是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虽然土地贫瘠，杳无人迹，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从地图上看，除了接近克什米尔，还正对着恒河平原，直接威胁新德里。印度在此驻兵很多。印度前陆军副参谋长在阐述印军的作战思想时讲得更十分直接：印军取得对华战争的主动权的最主要一环在于“打进西藏，切断阿克赛钦地区和整个西藏同中国内地联系的战略出路”。尼泊尔如果为我所用，必成印度心中的芒刺。我们不应当学习赵国，把喜马拉雅山仅作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喜马拉雅山只是一道山岗，是我们俯瞰欧亚大陆的一个制高点。我们已经拥有了它，就应当好好利用它。美国人已开始插足尼泊尔事务了。前不久美国军事顾问团进驻了尼泊尔。这一举动令人震惊。 面对美国的攻势，我不敢乐观；面对印度的攻势，我不敢悲观。印度的弱点很多。 ①殖民时代英国人爱说的一句话是：印度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大陆，如同非洲、美洲一样。因为印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国家。印度缺少强悍的历史。研究印度的人都感叹：没有人准确知道其国内有多少民族部落，操多少种语言，有多少种五花八门的宗教，以及四大种姓内有多少分支。 ②印度人大部分生活在精神(过教)世界里，善冥想，所以软件业特发达，因为软件正好是一种虚拟产品。印度的思想在于宗教，而不在于科学。可另一方面，印度有着百分之四十的文盲率。我在印度考察时，看过他们的选举。由于文盲太多，选票上只能用图画和符号来代替政党，如代表人民党的就画一盏油灯，代表国大党的就画两头牛拉一个犁。还有的政党用狮子、猴、老鼠等动物表示。 ③印度是产生佛教的地方。现在它虽然少了佛教徒，但其它宗教也大都是平和的。印度的蚊子非常多，但非常愚笨，轻易就能打到它。为什么呢？这源于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印度人大都信仰“非爆力，不杀生”，印度教徒对蚊子、苍蝇和野狗有极大的容忍和包容心。我从未见过印度人劈里啪啦地打蚊子。我亲眼看到尼赫鲁大学一个教授抓住一只蚊子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屋外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蚊子，自然缺乏自我防范意识。哪像中国的蚊蝇，精得流油。印度穷人很多，但犯罪率很低。一年全国判死刑的犯人只有十来个人。这简直是个奇迹? ④印度军队与中国军队相比，局部占优，整体劣势?中国军队是长期内外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劲旅，印军则是英国埴民地军队的沿续。它的一个曾经参JJ口过火烧圆明园的部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被全歼，毛泽东拍案：“百年国耻!”尤其是，印军是脱离民众的特殊阶层，当兵挣钱是专门职业而非义务。不错，印单是买了大批武器，但军事装备不是修怫像，必须买得起，用得起，修得起。I伐c我记得宋宜昌先生有几篇精彩的关于印度的文章，我在成部战区任职时曾把它刊印成册，发给部队蒯读。宋宜昌是民问战略家，不穿军装的军人： 一句话，印度这个邻居要想成为我们真正的对手还早，正如我们要想成为美国真正的对手还早一样。当年印度就想利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时捞一把，今天它仍想利用我被台湾问题所困而有所作为。选择战争固然是外交的失败，但当外交失败的损失必须由战争来弥补时，回避战争就意味着选择失败。五十年前，尼赫鲁的底牌是以为中国不敢打他。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曾对着地图上的印军据点沉思片刻，然后一挥手，用高亢的湖南腔说：“扫了它!”毛浑东不在了，中国仍是中国。上世纪中印之战，喜马拉雅山成了印度人的“哭墙”本世纪它仍是。 西进与东守 在东部，中国背负着一座岛屿前行。 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新世纪中国的战略侧重点究竟是“东急西重”，还是“东西并重”，或“东缓西急”?我赞同最后一条。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逆时针方向而动，先解决塞防，再解决海疆。西部和东南沿海当然是一种互动关系，但我要说：台湾与大陆同种同族同文化，即使出了问题，将来也会回来。新疆和西藏是多民族，一旦出去，回来的可能性甚徽。 一个人的眼界有多宽，一个人的办法就有多少。一座山对于一个生活在山中的山民来说，是永久的障碍；但对于一个远离它的人来说，则不过是一个山岗，很容易可以绕过它。我们宁可站在远处看山岗，不要站在山中看远处。战略需要有长远的思考并且要考虑一切可能突发的情况。战略思维要从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出发。中国现阶段只有一个战略目标，不能有太多的目标。降低目标就是降低风险。分散目标就是分散风险。“要注意维持目标的有限性。” 四、另一个“西部” 我一直想提出一个说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比喻成社会政治领域内的“西部”?地理上的西部广袤、荒芜，待开发，但充满了希望，甚至是中国最后的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何尝不也如此吗?它也充满希望。 中国的出路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西部的根本出路也在于我党的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先进必带来经济发达。经济发达必带来边疆稳定。前一节谈到的西进与东守的问题，也涉及到此。陈水扁今年五月当选“总统”后，此问流传着一个笑话：陈水扁为何能当选?数字会说话。陈水扁得票6471970张，与蓝营胜负差0．2 2 8个百分点。陈上台一靠“6 4”，二靠“7 1”，三靠“9 7”，四靠“2·2 8”。我觉得此笑话倒反映了一个严肃问题：台湾问题是与中国自身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的开放与台湾的开放是差不多同时进行的，论时问大陆还略早于台湾。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俘虏了全世界的心，蒋经国受到刺激，遂奋马扬鞭。大陆在经济上追赶台湾。台湾在政治上追赶大陆。进入新世纪来，全球化洪流滚滚，世界在变小。大洋在变窄。可为什么台湾海峡反而变宽了呢? 大陆能否统一台湾的关键在大陆。台湾能否愿意被统一的关键在台湾。内心的变革是最伟大的变革。台湾应当深入了解大陆的内心。大陆应当深入了解台湾的内心。台湾人有一种悲情意识。台湾认为自己是被中国抛弃的。在《明史》中，台湾竞被列在外国列传中。甲午战败，“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二战后，蒋介石收台湾，开门见血。“2·2 8”的泪一直流淌至今。中美建交，台湾顿成“弃婴”。1996年，大陆向台湾北部海域发射导弹。这一年正是甲午战争百年祭，台湾的悲情至此登峰造极。百年悲情正好成为李登辉的竞选资源。 化解悲情就是化解仇恨。武力无法化解悲情。经济也未必行。前些年的事、实是：经济越热，政治越冷。化解悲情是政治层面的任务。兵法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对台湾，我们不能用民意对抗民意，也不能用法律对抗法律。他连你的家门都不进，你的“家法”对他有何约束力?化友为敌易。化敌为友难。使台湾心仪伟大祖国，经历了由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三代领袖的艰苦努力，耗费了无尽心血；而把台湾推向仇敌，只须一念之差。我们对台湾压力越大，台湾离美国越近，对美国依赖越大，被美国压榨越多。台湾曾有人质问：“连一个国际卫生组织的观察员，部不让台湾有。为什么香港可以有?”台湾老百姓会怎么看?能不投反对派一票吗?掌握台湾民众的心态，是为了更好地为我所用。例如，中国存在着分裂问题，台湾也同样存在着分裂问题。以台湾中部的浊水溪为界，北面是国民党的势力，南面是民进党的势力。南北两地的民众在价值观和政治取向上也存在着重大差别。早有台独分子说，干脆把台湾一分为二得了，成立两个国家。此态势完全可被利用。想当年，拿破仑就利用均势手段制造了一个时代。为了打击英国，他主动把路易斯安那让给美国。美国领土一夜间扩大一倍。拿破仑在英国的西面再造一个大国，终于把英国彻底赶出北美大陆。 我仔细研究了这些年台湾当局的运行轨迹，得出如下结沦：台湾正在用“民主”对抗统一。台湾人认为，在实力悬殊之下，台湾对大陆最大的优势不是独立诉求，而是“民主”成就。中共压力愈大，台湾愈要把“民主”建设好。独立不会赢得世界，“民主”却能赚取人心。它还看到，美国作为一个新教国家，其核心价值是向全世界推广自由和民主。与其说美国会为了自身战略利益遏制大陆，不如说美国会为了自由和民主保卫台湾。这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台湾人民现在把所谓“民主”看得重于温饱，就是此理：台湾的教训是：民主一定要自由主义做基础，否则就是暴民政治。台湾的民主充满了暴力。陈水扁用两颗子弹打出一个“总统”，对台湾民主是极大的反讽。台湾现阶段只有民主形式，而没有民主的品质。李登辉、陈水扁都不是正人君子，选举时有意出术，因此胜得相当可耻． 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性质不同，但香港对台湾的影响不可低估：香港回归祖国七年，行走仍蹒跚。大病不见，“感冒”不断。潘屹说：“台湾一开选，香港就动乱。是巧合，还是美、英联手，‘闻选起舞’?”当年有个港澳办领导讲：…一国两制’的根子还是‘一国一制’这与邓小平思想相去甚远。有这个思路，还想取台湾?李敖说：“共产党过去真会宣传，把国民党阵营里的人都宣传到对面去了。现在共产党一点部不会宣传了，连我李敖一个人都不如”挺深刻。对台湾要恩威并重。威不够，恩也就不够；恩不够，威也没有用。 谈台湾，就必须有勇气面对台湾民主转型这一事实。民进党“台独”的诉求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民主的诉求来操作的，而不是我们以往习惯的一小群人在宫殿里争权夺利。今天最严峻的事实是，大陆并不占有台湾的民心。两岸政治体制一旦对立，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一差距的直接后果是，我们这一边完全失去了对对手的感觉。对手是谁呢?要干什么?完全懵懂不知。 大陆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另一个“上党”。 新千年，民族竞争酷烈。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暴力和战争，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上海一位领导同志讲得好：“上海的下一轮竞争对手不是伦敦、纽约、东京，而是上海自身!’．把这个意思放大开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对手不是美国，不是日本，而是我们自己。尼采说：“每个人都距离自己最远。”战胜自己比战胜别人难一千倍。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地球上的各种变化，速度不同：每隔十年，可以看到政治的变化；每隔百年，可以看到社会的变化；每隔千年，可以看到文明的变化。有学者预言，随着改革的深入，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我们不仅要用经济的眼光看政治，还要用政治的眼光看经济。也许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要关心你。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向前看，前途无限；向后看，一步深渊。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中国最难的一关尚未过呢。现在我们有些同胞笑俄罗斯，有点笑得如井底之蛙。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部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当年苏联所有的问题部是体制上的问题。下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不动如山。稳定压倒一切，结果却激化了矛盾，一切反过来都可以压倒稳定。 ①观念的力量。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专制政治。绝对权力和绝对依附，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征。非指今天，而指千年。中国的专制政治，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由于中国和西方政治权力不同的特征，决定了千年来中西政治制度演变的不同途径。正因为这种背景差异，使得百多年来中国多次借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部半途而废。改革在其它领域都能大显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领域，马上就寸步难行：最后总会爆发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军溃败。邓小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也曾下定决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现出来，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动乱。最后，党的领导人只能面临两条出路：要么放弃政治改革，要么放弃政治权力? ②制度的力量。中国无法模仿西方，也无法模仿俄罗斯。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也不在于市场经济，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正是这个制度可以使每一个人充分发展而不沦是谁掌权。”远的不说，冷战以后，美国每一代领导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临的问题都比前任要严重的多，但美国照样前进。美国制度被诩为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一种坏的制度能够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也能够使坏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