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万里是已故传拓圣手傅大卣的儿子，有时会帮王世襄先生墨拓铭文。有一天傅万里到王世襄家，聊起养蛐蛐，王先生就问他：蟋蟀谱瞧了吗？他问的是他写的那本《蟋蟀谱集成》，大约是在10年前出版的。傅万里老实回答，说没有仔细读中间的内容，只觉得代序的六首诗好玩。王先生听了就说：其实，那本书我是认真按做学问方法写的。当年促成《蟋蟀谱集成》问世的老编辑蔡耕，对王世襄倾注于这本书的感情自是了解更多。他撰文讲述过“耳听”《秋虫六忆》一幕，王先生烂漫的样子就如在眼前。他写道：1992年5月，我和同事冒着小雨去王家取《蟋蟀谱集成》的书稿，对着清单一一收齐。“最后王世襄取出一沓原稿纸举手扬了一扬，面露微笑说：‘《秋虫六忆》写完了，也交稿了。不过，今天我要朗读一遍，怎样？’众口同声连说：‘好！好！’出乎意外的，王老还朝着老伴袁荃猷说：‘你也坐下来听听。你还没有听过我的全文朗诵哩！’……就这样，一篇两万五千字长文，由一位77岁高龄老人，不疾不徐地全文朗读完毕。王老显得有点兴奋，愉快，也就是劳动者在劳作过后看到自己果实时那种心情的流露。也可能就是‘驱使吾使然而终不悔者，实因无往而不有乐在’了。” 蛐蛐情义 杨术庆幸他在80年代初还跟着王先生去看过斗蛐蛐。 “记得他带我去的是牛街附近一个老中医家。那老爷子白胡子有这么长。大帮人在他家里，有人买来一大摞烙饼，熬一大锅稀饭，弄点猪头肉、羊头肉，吃完就开斗。这文化其实中间已经断了好长时间，但王先生总知道哪里还有人玩。” 杨术见到的老中医，应该就是王世襄在《秋虫六忆》里写到的李凤山。王世襄说自己十七八岁时和他相识，两人在蟋蟀局上交锋过两次，一胜一负，虽然年龄差了十几岁，也从此成为忘年交。 王世襄写李凤山1949年前的几件轶事，活灵活现：“李凤山（生于1900年，卒于1984年3月28日），字桐华，以字行，蟋蟀局报名‘山’字。世传中医眼科，善用金针拔治沙眼、白内障等，以‘金针李’闻名于世，在前门外西河沿191号居住数十年。”此人常被军阀重金请到外地去坐诊，三月一期，每次3000元大洋。但只要秋天一到，多少钱他也必定请辞，回家来养蛐蛐。有一回，京剧名角余叔岩摆了一个蟋蟀擂台，久无敌手，李凤山去了就胜了，一时名声大噪。余叔岩气恼得当即拂袖而去，经人说合了才重归于好。1992年王世襄写《秋虫六忆》，里面收入不少虫具的拓片和照片，原器就多是这位李凤山的收藏。 这个江湖里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古琴国手管平湖。王世襄夫人袁荃猷善抚古琴，拜师管先生。管先生习画，又曾是王世襄大舅、北派画坛盟主金城金北楼的弟子，所以两家素有往来。古琴国手也是养虫高手，据说他在京城自认第二，平生服气的只有一位人称朱六爷的老头儿。养虫分秋虫（鸣虫）和冬虫（斗虫），管平湖善养鸣虫，王世襄每提及他的本事都满纸景慕：“博艺多能，鸣虫粘药，冠绝当时，至今仍为人乐道。”他记述过平湖先生的一件江湖轶事：鸣虫中有一种大翅油壶芦，身长翅大，十分名贵难求。但如果翅动却不能鸣，任品类多好也身价掉落。有一回，有个养虫家从市场重金买到一个大翅，回去后发现翅动而不出声，就又愤愤退了回去。管平湖听到消息，赶到卖家那里细看了一番，出手重又买了去。过几天，养虫的人都在茶馆聚，“忽有异声如串铃沉雄，忽隆隆自先生葫芦中出，四座惊起，争问何处得此佳虫”。众人于是叹服。王世襄对“点药”绝技记述得十分详尽：虫鸣分为“本叫”和“点药”两种，本叫是天然鸣声，点药则是用松香、柏油（或白皮松树脂）、黄蜡加朱砂熬成药，形态颜色都类似火漆，将药点在翅上，效果就像音箱，可使虫鸣好听。管平湖之绝，在他选的点药位置竟在翅尖，这在行家看来极不合常规，甚至被视为大忌，他却偏偏这么做了。这份见识非常人可有，恐怕和平湖先生深谙音律不无关系。 对北京近郊可抓蝈蝈的地方，王世襄不但如数家珍，也几乎处处去勘踏过：西山的灰峪、孟窝，更远点是代城峪、安子沟。东山主要是东、西葫芦峪。六七十年代他常去的是秦城牛蹄岭，这属北山地界。这种郊野之乐帮王世襄排解过很多烦闷。“‘十年浩劫’中，除非禁锢在‘牛棚’，秋分、霜降间，晴朗之日，常在山中。生逢乱世，竟至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无亲可认，无友可谈，无书可读，无事可做，能使忘忧者，唯有此耳。”他那时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连长途汽车也不太坐得起，只能骑那辆大架子自行车进山，通常是半夜出发，太阳出来时正好到达山麓或沟口，然后手脚并用、入沟登山。到了下午15点必定出山往回赶，就这样，也得天黑才能骑进城。每去一回，往返五六十公里，到胡同儿口必定是尘土满面衣衫褴褛，院里大人小孩就跟他开玩笑：“一路上没有人截着您买蝈蝈啊？”80年代后，黄苗子一家已经搬出芳嘉园了，有个周日郁风回院里去看他们，却只有袁先生一人在家，问起王先生去向，70多岁的老头儿自己一个人跑香山抓蛐蛐去了。 对他来说，还有一件特能显出“不冤不乐”的事就是养鸽子。养鸽过去是北京民间习俗，贫富老少都好。清末民初的著名画家于非厂就极擅养鸽，上世纪20年代他为《晨报副刊》撰写京华风物，每日一篇，其中讲述养鸽经历的内容后来汇编成了一本《都门豢鸽记》，在1928年出版。王世襄说过，除明代《鸽经》之外，这本是目前发现存世的唯一有关观赏鸽的书，他小时候就经常捧读。 于非厂遣散鸽群金盆洗手的时候，王世襄大约十一二岁，还刚开始养鸽。那时北京一些鸽子市全都设在庙会附近，鸽迷常去的有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花儿市、白塔寺，轮着日子开。他曾在隆福寺花五吊钱买到一对点子，是他第一次得到较好的鸽子。上燕京大学后，王世襄从城里搬到他家在燕园旁边的王家花园，这时他已得了一位名叫王老根的京城养鸽高手。从前的王公贵族迷鸽子，府里都有专门鸽佣，王老根就是鸽佣中间有大名的，在庆王府做过20来年。他住进王家花园后，教了王世襄许多本事。其中一手喷哺鸽雏的绝活，王世襄虽然没有完全学到要领，但曾多次观察和仿效，有了这样的际遇，他才能在读过于非厂写的《都门豢鸽记》后，一眼看出前辈对喷雏的记述“不得法、不尽责”。1999年王世襄自己写《鸽话二十则》，终于将多年前所见的王老根的绝活详细记述下来，希望能传给后人，别让北京民间的观赏鸽文化断代了。 他还结识过一位姓苏的老头儿，住在朝阳门内东城根儿。苏老头儿有三四十只点子和玉翅，养得极好，每天三起三落，都可飞到高入云霄。北京养鸽有“飞盘儿”和“撞盘儿”的玩法：“飞盘儿”是指鸽群飞起，盘旋在院落上空。如果空中遭遇别家鸽群，合飞之后，又各自分开返巢，就叫“撞盘儿”。如果训练得法，自己的鸽群在一番周旋后仍能整齐保持队形而不被冲散，也不被人家鸽群裹走，最后还能带回人家的鸽子。王世襄说，多数养家都喜欢训鸽群“撞盘”缠斗，分出高低胜负，但苏老头儿却从不这样玩，他家鸽群裹来了鸽子，不论好坏，落到房上就被他轰走。“他说得好：‘我不怕丢，更不想得。我玩的是鸽子，不让鸽子玩我！’因此他有自由，生活起居不受鸽子的牵制。说穿了只有一句话，吃剩饭，踩狗屎，是患得患失之累。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知道将停止养鸽之时，即已届不惑之年，还是不能摆脱此累。今日也曾想过，假如我还在玩鸽子，能否达到苏老头儿的境界，把落在房上的好鸽子轰走。我承认还是做不到。而且宁可饿半顿也要把它得到手。可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透过小小的宠物癖好，也能窥见人生修养的大道理呀。” 60年代以后，庙会地方大都改建为商场或定为保护单位，鸽子市搬到了龙潭湖、水碓子、祁家豁子，“无往日之盛矣”。不过在鸽子市搬家之前，王世襄被“三反”运动冲击，已在1953年被迫遣散了他的鸽群。黄大刚对我说，1958年他们家搬进芳嘉园的时候，王伯已经不养鸽子，院子里只剩了鸽哨和鸽笼。但他们养鸽子的人不管鸽笼叫“笼”，而叫“挎”，因为通常是做成长约三尺的长方形，中间有个高拱提梁，可伸进手臂挎着走。他给自己留的念想是一具水磨白茬（本色不上漆）的老挎，据说光亮可爱，“文革”中被街道上的积极老太太拿去养了老母鸡，而另一件算得上珍贵文物的傅家紫漆鸟笼，也被人拿走养了雏鸡。 “老挎”虽没了，鸽经也没有全从他生活中消失。1973年他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有段时间闲得常去看球赛、看话剧，就把过去“憋鸽子”练就的本事用到了等退票上面。买卖鸽子的人，有贩子也有养家。贩子卖贵，且常做手脚，所以大家都不想从鸽贩手中买，愿买养家的。为了抢在人前，买的人就得“憋”——耐心等候在养家赴鸽子市的必经路上，找机会截留称心如意的鸽子。有人专门坐在朝阳门内的茶摊上，憋从通州、东坝等地送来隆福寺的鸽子。王世襄喜欢选点在大沟巷把口附近的汪元昌茶叶店和万聚兴古玩店，坐在玻璃门窗内守株待兔，坚持了四五年时间。在他看来，等退票也是同理，所以竟能场场不空，后来便有认识不认识的球迷总跟在他身后，等他为他们买退票。黄大刚对王先生这门本事十足佩服：“人家都捏着钱在那儿喊‘谁有富余票’，王伯不喊，他看准了才问，往往等他钱、票两交了，‘呼’一帮人才围上来。” 而十几年后，他和鸽子重续亲密，好像又回到了童稚之年，不过不是在空中，是在纸上。到1989年，王世襄已出完《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接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面临两个方向的选择：修改画论或著述北京民间玩好。画论即《中国画论研究》，是他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时选定的硕士论文题目，1941年答辩时他写到了先秦至宋末，毕业后又用两年时间续写了宋元至清部分，搁置的未定稿有70万字。但王世襄在文章里说，因了老友一番话——“世之寄情玩好者，何止千百。能用文字表达者，却罕见其人。有关述作，愿先生好自为之。”他还是暂弃画论，先对民间玩好做古籍整理和注释工作，《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代鸽谱》、《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文字，都是之后十几年里写成的。王世襄自己也说：没想到我在耄耋之年，还能编写出版两本有关鸽子的专书。 说了那番话、促成王世襄做决定的老友是谁？田家青对我说，据他所知，启功先生、叶义先生，当时都对他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不止一次。后来启功先生评他的书，“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做饭那些事儿 1996年的一天，王世襄认真跟田家青说：你们青年人现在不把做饭当个事，瞎糊弄，等以后岁数大了肯定会后悔，你应该把几个家常菜好好学学，你哪天找个录像机，录下来，以后就不会忘了。 到了说好的日子，一大早他就拎着大筐到了田家青家。他准备了5种家常菜，其中有炸酱面、丸子粉丝熬白菜和他最著名的绝活——“焖葱”，其实就是海米烧大葱。他总是用最普通的原料做最实惠的家常菜，平时用的餐具也就是街上杂货店买的大路货。 “正是7月份，近晌午越来越热，他非要脱背心光膀子。我说这儿正录像呢，让他还是穿上。穿了不到几分钟，实在是热得受不住了，只能由他光着膀子给录了下来。又过了两个月，天气凉快下来。王先生又想起这档子事儿，说光膀子拍的那个确实不够文雅，还是再录一次吧。这回他穿着中式褂子，买来的葱品种也很合适，又肥嫩又粗。我们认真地又录了一次，尤其是对‘焖葱’这道菜，在录制中他还做了特别详细的讲解。他说，不管怎么着，总算是能承传下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