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说过：“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3卷，730页)现在拿毛泽东当年攻击、诽谤国民政府的话来批评他和他的党，不是更恰当吗？这真是天大的讽刺，诚如毛自己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右派运动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史，毛泽东的罪恶史，55万多右派（实际总数超过3178470）的血泪史，毛泽东犯下的反人类、反文明、反人性、反历史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它将受到历史永恒的遗责和惩罚。

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极为荒诞不经政治概念，毛泽东为维护一党专政而杜撰、炮制的，违反现代法学法理的伪辞汇概念。

而那些将此定为“罪”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按照马克思学说的彻底批判精神“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毛泽东和中共的作法也完全违反了他们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学说的精神。

毛泽东依仗“阳谋”,把众多知识分子引入“言者无罪”的陷阱后，突然变脸：“‘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其逻辑是“无罪的言者才无罪，有罪的言者是有罪的”。就是靠着这种歪理，毛宣称取得伟大胜利。不错，在权力的威慑下，55万右派个个低头，人人请罪，使毛志得意满，摆出宽大为怀的姿态，说“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倨傲之气十足。毛泽东不会懂得，他称右派是反动派，其实，他把自己以及追随他的党推向反动派。中共的反右史是一部以无知反对智慧、以野蛮反对文明、以暴力反对自由、以专制反对民主的过程。毛的反右是历史的大倒退，是知识的大摧残，毛则成了实实在在的反动派。

我们再次大声呼吁：反右派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它是对民主自由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反右运动必须彻底否定，受害者必须彻底平反，国家对受害者必须补发工资，并且给予精神和物质赔偿。

邓小平是当年反右的副帅，中共中央总书记，五人小组组长，全国反右总指挥，毛泽东反右的第一号干将。他的所谓“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只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并维护反右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邓小平既是诉讼当事人又去当法官，这显然有违法律常理，那么他的那个说法自然也就不足为凭。

1978年，邓小平针对平反右派工作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请注意：邓自己都承认不懂“社会主义”倒教训起别人反“社会主义”来了)，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难道邓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吗？)。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所谓“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大人非常清楚：这二十年（1957—1976）的历史，是用几千万人的血谱写成的历史。毛泽东正是踏着几千万人的尸体，稳居“秦皇宝座”的。明明是你的反击促成了历史的大倒退，倒退到“最黑暗、最残暴、最野蛮的、最愚昧的”（季羡林老人语）年代；倒退到“封建社会主义国家”（史学家黎澍语）。历史证明：57年反右运动，是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是毛泽东为自己能永远凌驾于党与全国人民之上，为对抗八大“个人崇拜”的《决议》而发动的，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一样，是祸国殃民的大罪。

邓小平所说“杀气腾腾”，只应安在突然发动反右的毛、邓们的头上。当时被官方媒体大肆渲染炒作的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案，葛佩琦当时就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他说我不是这么说的，结果没有更正。后来经过全面深入调查证明，根本没有那回事，完全是出于反右需要而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葛佩琦本人也得到了改正。后来葛佩琦死了，开追悼会，新华社报道，党籍给他恢复了，说他是地下党，做了很多有益于党的工作，等等。那么，把葛佩琦的案子翻过来以后，还有哪一个右派分子说过要“杀共产党”呢？没有呀。邓小平就是以一个错误的案例为根据，以一篇失实的报道为根据，就说“有的右派杀气腾腾”，就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决议里面说整风的时候有少数的右派分子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99.99％以上的右派分子被“改正”以后，那当年究竟还有谁真的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中共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运动最后定性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按照中共的说法，是这几十个未改正的右派妄图推翻中共的领导，迫使中共在全国发起反击，结果“扩大化”误伤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曾经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想必也明白这种说法的荒唐，否则，他就不会在《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与反右有关的文章和文件了。欲盖弥彰，反而只能给邓大人自己和党的脸上抹黑。

执政当局至今仍然抱着“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的“结论”不放，将受害者的道歉和赔偿要求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中宣部近年还违宪违法，公然明令禁止公民集会纪念反右，禁止发表或出版有关纪念反右的文章和书籍，强行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权利。这些倒行逆施，不仅使受害者及其家属后代强烈不满和怨怼，而且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不服和不满。

“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政治骗子嘴脸的大暴露。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千古罪人。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揭开了政治浩劫的序幕，今日中国的问题都始于“反右斗争”。反右使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一党专制，成功实现了凌驾于全党之上，成功实现了一言堂，成功实现了一个人说了算。毛泽东果然为所欲为了。于是，有了庐山会议，有了三年大饥荒，有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是一个人说了算，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故而，有了“历史决议”，有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了推翻华国锋、废黜胡耀邦，有了废黜赵紫阳，有了六四枪声。——反右五十多年，祸害五十多年。不是吗？所以“反右斗争”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如能和平解开，其它问题也许皆能迎刃而解。

关于反右，我以为以下几个结论应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1、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反右

“毛泽东在1957年策划的‘反右’及其后开展的反‘反冒进’、狠批周恩来等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其根本目标就是要重新恢复他在党内的‘凌驾’地位；从而否定了‘八大’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他别有用心地炮制所谓的‘阶级斗争论’，取代了‘八大’关于‘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这一马列主义的路线。”读了祝世华先生的话⑷使我茅塞顿开，终于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反右。过去，我们总是顺着毛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思路，以为毛最初是诚心邀请民主人士帮党整风的，只是后来形势恶劣了，毛不得不反击。所以才有上文章一凡们费尽心机要找出毛在那一天决定反右的，阮铭、李志绥、胡平、饶瑞农等人也认为毛刚开始发动“大鸣大放”时不是“引蛇出洞”的阴谋。殊不知毛早就胸有成竹了。

1938年毛泽东得到共产国际认同后，才取代张闻天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接着毛泽东就精心策划了“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通过1943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被授予“最后决定权”。所谓“最后决定权”，这意味着毛泽东已居于党中央之上，而不像历届总书记那样位于政治局之中。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当年刻意策划延安整风，其终极目的，就在于造成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凌驾”地位。但在1956年，毛泽东被撵下了“凌驾宝座”。这一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掀起反对“个人崇拜”的热潮。这一热潮也波及到中国，同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认为“个人崇拜”是“封建的腐朽遗产”并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八大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开幕的。八大最重要一件议案，便是「修改党章」，这个「新党章」和七大通过的旧党章，最大的区别，便是把原有的「毛泽东思想」给划掉了。这一划不打紧，便把毛主席从琼楼最上层，降级，降到基层，和其它工农兵党员没有两样了。

从1943年直到1955年，在近13年时间里，在中共最高领导班子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向他提出挑战的。而目前国内出现这种一反常态的局面，是与国际上掀起的一股“反对个人崇拜”风，密切有关。毛泽东懂得只要及时抓住时机，主动创造条件，完全可以改变与扭转这一绝对不能容忍的局面。

57年3月底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功大于过”。针对苏共决定不再悬挂斯大林像，他说：“不挂斯大林像不行”，“我毛泽东对八大决议极为不满。”会议结束才三天，他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全党的工作中心还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经济建设。刘少奇不愿违心附和毛的意见，便含糊应对：“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后来在12月的一次会议上，毛又明白表示对八大的不满：“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此是绝对不会甘心的。他知道在党内他已找不到“翻身”的机会，因为“八大”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是铁板钉钉，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的形势，谁也无法改变。此后毛处心积虑地寻找恢复、加强“凌驾”地位的机会。

问题在于这个“突破口”选择在哪儿？在党内，肯定不行！这是因为靠在政治局内部解决是走不通的，经过1956年上半年的较量已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已不占上风，刚开过的“八大”就是有力的证明。

怎么办？出路在哪里？突破口在哪儿？党内不行，党外找，也就是从社会上找。

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从“五四运动”以来直到解放前，他们一直站在“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最前列。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民主党派高层成员本身正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过来人。因此，毛泽东在建国后，为了稳坐“凌驾宝座”，他总是把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作为历次运动的打击对象。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浪潮中，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是绝对拥护“八大”《决议》的。有鉴于此，毛泽东要打这场翻身仗，首先要打垮这一群体，作为“突破口”。

在找到、选准“突破口”之后，亦即在解决如何打这场“翻身仗”的战略问题之后，还有一个“怎样打”的战术问题。师出无名，横冲直撞，就会闹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毛泽东当然不会这么蛮干。毛泽东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惯于驾驭纵横捭阖之术。他在1956年９月“八大”之后的七个月，即195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会议，表面上装出一副十分恳切的样子，请他们“帮助”党来整风，背地里却磨刀霍霍，准备在“引蛇出洞”之后，围而歼之。果不其然，大家提意见刚开了一个头，才过半个月，即5月15日，毛泽东就急急忙忙地亲自写了一篇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紧接着又于5月20日和6月８日连续发出两个党内文件。其中，6月８日文件的题目就是《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当天在《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题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以“整风”为名，在党外造势，发动一场“反右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恢复并加强了他在党外的“凌驾”地位。有关以上说法我们也可在毛选中找到根据，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发现那时毛泽东就已向党内高级干部布置了反右运动，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的名字，提出：“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一个月后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和3个月后的整风鸣放，都不过是一种歼敌的计谋（即阴谋）。该文发表在1977年出版的毛选第五卷上。从毛处心积虑地寻找恢复、加强党内外“凌驾”地位的机会，一举推翻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路线的动机来看，反右斗争不仅对青年学生、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是个大阴谋，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个大阴谋。没有人知道毛的阴谋，连邓小平也未必知道。从毛发动反右的目的与做法，也进一步证明邓小平所谓“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多么荒缪。

毛还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反右斗争就是要剥夺干净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资本。反右前，没有人知道毛正在谋划“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更不会知道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演说中把他们比喻成了狗：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毛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彻底、永远成为夹着尾巴的驯服工具，也即奴才、奴隶。

对于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如此，对党内共事的同志同样如此。也要让党内所有人趴下俯首称臣，成为驯服工具、奴才、奴隶。

反右就是毛对八大抑毛运动的反击，紧接着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利用反右造成的威势，又在党内找到突破口，在高层掀起一场所谓“反‘反冒进’”的妖风，狠批了周恩来。毛充分掌握周的弱点，毛明白只要控制周，便可消除其他的人的声音。周迫于毛“你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的压力下，违心地在南宁会议上做了检查。紧接着又在成都会议上，大造“冒进是马克思主义”、“不崇拜，不得了！”的舆论，否定八大的正确路线。经过这两大“战略性”的大拼搏之后，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终于又重新登上了“凌驾宝座”。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荒淫无道的暴君行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制的朝廷了。

仅仅为了打开这个“突破口”，我们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五十多万的知识分子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历尽煎熬、家破人亡，含冤20余载。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知识分子敢于秉公呐喊、直言、抗争的这一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精神，被毁灭殆尽。人人变成谨小慎微，挟着尾巴做人的“伪君子”（黎澍语）。谁也不敢再讲一句大实话，因为谁讲，谁就自投罗网、自取“灭亡”。

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要完全恢复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精神，从目前形势看，只能说一个词——“难！难！难！”。

此后毛泽东又在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以“莫须有”的罪名，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从此，毛泽东稳坐了“皇位”。中国人民也就落入大跃进、文革的苦难之中。

邓小平作为全国反右总指挥，毛泽东反右的第一号干将。他的所谓“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除了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并维护反右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显得多么肤浅，多么虚伪。

2、全国右派总数知多少？

全国右派总数是多少？说法很多。据丁抒《阳谋》记载：

『官方各出版物都将“五十五万多”当成右派的总数。……但可以肯定“五十五万”右派之说不确。十几万落网的小学教师中一多半是乡村教师。其中有些是所谓“民办教师”，即从农村生产合作社领取工资、不属“国家干部”的教师。“五十五万”里没有他们。因种种原因不宜公开的“内控右派”也不在“五十五万”的统计数内。除前述北京大学马寅初、冯友兰外，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等。

“五十五万”也不包括当作右派处理，但未列入右派花名册的人。新凤霞是在1957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到七十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意迫害……由此可知，新凤霞的名字并不在右派花名册里，”五十五万”里也就不包括她。

到处都有名字不在右派花名册里，却按右派处置的人。

……不属国家干部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内控右派”，再加上“未经正式批准”的右派，全国至少有五万。这样，当初被按右派处理的总数就是六十万，而不是“五十五万多”了。

不在“五十五万多”之内的还有“中右分子”。“中右”也是正式的右派帽子。自然，这也出自伟大领袖的指示。毛泽东说：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于是在右派之外，又抓了几十万“中右分子”。例如，1958年4月，城市的反右运动进入尾声时，河北徐水县二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到孤庄营村鸣放、辩论。除150人定为右派外，还有46人定为“中右分子”。……中国第一大省四川，“中右分子”有六万余人，比右派还多。

据本书作者抽样统计，全国“中右”的总数大约为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近四十万人。此外还有“右言分子”【“有右派言论者”之简称】，或干脆就叫“右派言论”。

如“广西上林县有127人被划为“右言分子”。江西武宁县，“右言分子”比右派还多百分之四十。

还有“疑似右派”。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说：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对待他们。

中共中央下达文件的本意是说，对疑似者暂先不按右派处置，但结果适得其反。既有“疑似分子”一说，各地便索性将之另划一类，叫“疑似右派”。如安徽泗县将117人划成了“疑似右派”。既属“分子”，又“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之间”，所受处分自然也应界乎二者之间。总之，也是贱民，与右派处境无异。

此外，还有各地创造的“分子”。例如，四川郫县唐昌镇揪出了31个“烂言分子”。黑龙江省拜泉县25 人被定为“党的落后分子”。这都是不包括在那“五十五万多”之内的。

“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烂言分子”，全国的总数应在十万以上。这些也都不在那“五十五万多”之内。

所以，右派六十万、中右分子四十万、加上右言分子和“疑似右派”等，右派总数共约一百十万。实际总数还不止于此。当年，还有成千上万的“以所谓‘右派言论’戴上其他帽子”的人。例如，云南省腾冲县“因右派问题划为地富反坏分子33人。”陕西西乡县3人“因‘右派言行’定为反革命、坏分子而被开除公职。”安徽和县1500多中小学教师集中鸣放、反右，成果巨大。右派338名，已占教师的20%，可是还有481个人不能放过，又定为“反革命分子”。一场反右，半数以上教师成了运动的祭品。

广西上林县1070名教师中，除右派外，还抓了158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云南通海县1300多教师集中鸣放、反右后，除了右派，还揪了164名“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浙江《东海》杂志编辑部，总共才13个人，除了7个右派和1名“中右”，还有1个“坏分子”。“坏分子”定义含糊，形形色色。有的大学生，有“右派言论”，刚好借图书馆的书丢失，逾期未还，当局便宣布他是偷书的“坏分子”，抓走了。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舒展【笔名】无论怎么挨斗，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最后学校将他以“坏分子”的名义送到劳改农场，从此再也没人知道其下落。

全国因“右派言论”而被扣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者，应当不下数万。

还有许多“未戴帽而受到各种处分”的人。既无帽子，也就不在当局统计数之内。例如河南西平县，三百五十五人“因‘右派言行’被错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未戴帽而受到各种处分。”《文艺报》专职评论员竹可羽，未定为右派，但被流放到怀安县农村改造，蛰居了三十多年。浙江嘉兴县的中学教师姚辛有右派言论，但念他是转业军人，不定右派，仅开除教职发送农村。安徽有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因“右派言论”被批斗、开除后，送回原籍青阳县农村“监督劳动”。

……全国因“右派言论”、“右派思想”、“右派问题”受到各种处置的人，总数至少十万。

一百十万各类右派，六十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万“右派言论”引致的各色“分子”，1957至1958年间，一百八十万人被派发了一顶帽子，“未戴帽而受处分”者还不在内。

不论帽子有无，个个都是贱民。』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右派分子有30万。不久，又说有40多万。次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认定，全国的右派有45万人。毛泽东直到1959年8月还说是三十多万。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纠正他说“现有四十五万”。

究竟全国总共抓了多少右派？二十年后，右派改正时，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中共对于右派总数始终讳莫如深。最为有趣的是当年宣布反右大获全胜时，竟不敢公开其胜利果实中的重要指标——一共划了多少右派份子与右派集团。经过二十多年后宣布错划时，才间接地透露出共划右派五十多万。到了半个世纪后的最近解密档案时，又才暴露出当年实划右派竟达三百多万，包括内控中右分子在内近五百万人之多。为什么胜利的战果也得如此地保密呢？这在世界胜战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稀罕事。

对五十多年前的反右派运动，按到目前为止当局认可的公开说法仍然是“运动是正确的，问题只在于严重地扩大化了”。所采取的措施是宣布对错划了的予以改正，最终“含中央一级决定不予改正的五人，至全国右派改正工作结束，共有九十六人未获改正。”（见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苦难的祭坛》793页）。而当年“定为右派分子的有317万8,470人；还有中右份子143万7,562人，两者合计461万6,032人。”（罗冰：《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就是说未改正的只占总数的十万分之三即0.0000302。从96人扩大到3178470人，竟扩大了三万多倍，这真是创下了世界“错误扩大率”之最，就是瞎子摸鱼其成功率往往也不止十万分之三呀。再说，稍有一点同情心、正义感，稍微动点恻隐之心，只要还是人，也绝对做不出为了埋葬每一个右派（的政治生命）而宁肯将三万多人（的政治生命）来作陪葬品(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其中不仅尽数包括了全国知名的学者、精英与政治家，而且还包括了近三十万忠贞的共产党员，其中不乏党的忠诚战士与优秀干部)！其实，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宣布：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反右斗争真如邓小平所说，反右是必要的吗？是正确的吗？中共实在不能自圆其说，这正是几十年来右派总数保密的原因所在。反右过去五十多年了，还没有一个中共的御用史官能写出一本反右史书来，也正说明中共的难言之隐。

3、按照马克思学说的常识，当然不能说反右是必要的

这二十年（1957—1976）的历史，是用几千万人的血谱写成的历史。毛泽东正是踏着几千万人的尸体，稳居“凌驾宝座”的。这是铁的事实。小平同志是完全清楚这段历史的。明明是历史的大倒退：倒退到“最黑暗、最残暴、最野蛮的、最愚昧的”（季羡林老人语）年代；倒退到“封建社会主义国家”（史学家黎澍语）。怎么能说“不反击（即不‘反右’），我们就不能前进”呢？究竟还要“前进”到哪儿去？“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五十多万划为右派分子之前并没有资产（工业生产资料领域、商业流通领域的财产）、而在划为右派分子之后进入赤贫状态的人，居然长期被冠于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实在荒唐透顶。

反右是必要的吗？从平反人数占右派总数99.99以上，当然不能说反右是必要的。“反右派”二十二年后“改正”时，故意留下十万分之三的尾巴，以证明“反右运动本身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而这十万分之三“不予改正”者有何弥天大罪，又秘而不宣。此种行径，且不说它于法于理于情都悖谬，而且首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原理直接冲突。马克思说：“任何质量都通过数量来体现。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叫做‘度’。任何科学只有当它能够运用数理方法来分解和证明自己时，它才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个重要原理写进过无数本哲学教科书，使之成为普通常识。既然把99.997%（以3178470人为基数）以上的人都整错了，作为副帅的邓小平怎么会说，“反右本身没有错”呢？难道他真的连这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也没有了吗？显然不是。诚如前述，否则，他就不会在《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与反右有关的文章和文件了。不过，万分之一与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而是四个数量级；两者相差几乎不成比例。怎么能从中派生出“扩大化”的结论来。讲这样常识性的错话，并且作为中央指示下达，在公开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发表。白纸黑字，还是不能不使人笑话。如此毫无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大大有损于总设计师的形象。

我们再来看运动的起因。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历史已经给出明确答案，就连章罗同盟也是子虚乌有的，怎么还能说反右是必要的呢!

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甚至说：“鲁迅要在今天，他或者彻底沉默，或者关在监狱里继续写”。这话使当时在场的罗稷南、黄宗英等人脸色霎白，知道鲁迅也被列入蛇类。可是，我们都还记得，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却对鲁迅作了很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著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此一时，彼一时。说明在思想控制方面，毛泽东比起蒋介石来要厉害得多。在蒋管区，鲁迅、宋庆龄、巴金、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敢于公开反对蒋的独裁专制，出版了他们的大量著作。解放后，能出版反对毛的著作吗？鲁迅也不过是毛棋局中一颗棋子而已。朕以为只有朕的话才是真理，如有不信，王实味、胡风、章罗同盟、刘少奇等就是前车之鉴。

4、“反右派”运动是国家犯罪，应给予国家赔偿

反右运动是对民主自由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一书中，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

胡平的论断所依据的现代法理，至少涉及三个要点：

（1）“反右” 运动上距1949年《共同纲领》仅仅8年，距1954年第一部《宪法》仅仅3年，这两部法典是建国立国的根本法，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法理依据，从中找不到任何文字可以作为发动和推行“反右”的理由，因此“反右”是非法的；

（2）“反右”运动的实施内容是直接违反《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原则的，因此“反右”是违宪的；

（3）任何法治国家，对于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违法残害公民这样严重的国家罪错，都没有理由回避和开脱其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更不应该在这样最基本的现代法理依据面前不认账。

1957年前后，国家立法机构并没有制定和颁布任何一部“反右派法”。所谓右派，根本不是一个法律名词，也没有一个合法的定义；对右派没有法律审判，更谈不到审判的法定程序；右派辩护、申诉、上诉等权利全被剥夺；右派定罪没有证据，只有专案组打手们罗织罪名的一纸“材料”；惩办也没有法定的量刑尺度。总之，一切都是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执行，由执政党各级头头说了算。

应当指出，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及其以下各级领导小组，既不是立法机构，又不是司法机构；它们既没有划定谁是右派的权力，更没有惩治右派的权力。仅凭毛泽东所谓的非常抽象的六条标准给右派定罪判刑处罚，是对国家宪法和法制的践踏和破坏。

当年被划右派有一个共同罪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亦即批评了执政党的政策、工作和作风，就被说成是“向党进攻”，“否定党的领导”，“妄图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之类。这算什么罪？对执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表达赞成或不赞成是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国家和法律只有保护之责，而没有惩治之权。世界上有哪个文明国家的执政党不能批评？而批评了就是犯罪？

反右是彻头彻尾违宪违法的，是完全非法的，应当彻底否定。

现在否定反右，不仅可以平民愤，顺民意，促进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还将使国家的法治得到彰显，增强民众对法治的信心。这样有利于国又有利于民的事，为什么不乐而为之？

54年宪法第97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党内走资派纠错平反后，就是根据宪法这一规定获得赔偿、工资全部补发的，而右派纠错改正后，却不按宪法这一规定，这合理吗？57年“反右派”运动是国家犯罪，自然应给予国家赔偿。能否对右派分子彻底平反并作出赔偿，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良知、责任感和执政能力。

1995年我国制订了国家赔偿法，按此法律共产党理应作出国家赔偿。又有人借口反右斗争是1957年搞的，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颁布的，一口咬定国家赔偿法对反右受害者不具回溯力。

往事微痕浙江专集之二中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维权·索赔――敬致全国人民的公开信，叶孝刚执笔)，文章说：

⑴、政治上的错案，从案发到纠错的过程是无法预测的，是需要时间的。德国纳粹制造的排犹案，赔偿至今尚在继续执行。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祸害人民，时至今日，德国总理施洛德还真诚认错，下跪致歉。1885年加拿大通过《华人入境条例》，华人入境必须交纳人头税，时隔121年，加拿大政府就人头税向全加华人致歉，并予赔偿。按照国际惯例，政治上错案的赔偿是不设时限的，我国国家赔偿法应当跟世界接轨。

⑵、1946年2月28日，台湾国民党武装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人民倍受迫害，惨遭巨大损失，当时国民党死不认错，拒不道歉，更不赔偿。时隔48年，国民党认错、道歉、赔偿，并做好善后工作。这件事，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

⑶、惩治反革命条例是解放后公布的，政府却对犯有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实施捕办。镇压敌人的法律具有回溯力，保护人民的法律更应具有回溯力。

⑷、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了，中国政府还是支持中国民众向日本政府索赔，这表明中国政府是承认回溯力的，政府也应承认国家赔偿法对反右受害者是具有回溯力的。

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1995年1月29日，法复[1995]1号）明确指出：“……；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当时的规定予以赔偿；当时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这一书面批复，和“一口咬定国家赔偿法对反右受害者不具溯及力”是自相矛盾的。国家赔偿法到底对反右受害者有否溯及力的问题，当以最高人民法院这一书面批复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是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但有了最高人民法院上述书面批复，他的一口咬定，即口头解释，不得为准，也不足为凭。

5、必须澄清“改正”与“平反”的政治定义

李曰垓在《“反右派”半世纪祭》中指出：

另一个模糊空间是“改正”与“平反”的政治定义，几十年来在宣传上和具体对待上存在着人为的混沌，反映出权势人物极不光明的心态。如果是同义词，改正就是彻底平反，则应该明确使用平反一词，以准确文字形诸于正式决议，同时作出相应经济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表明真正与严重历史罪错告别，这就能够开启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扇窗扉，证明代表先进文化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不是谎言。如果改正不是平反，不该平反，则须以法理和事实为据，向全国全世界作出令人无可置辩的阐释。如果“改正”二字是企图淡化二十二年的残害，回避国家赔偿，忍心坐视受害者死、残、枯、竭，忍心坐视受害家庭已经陷入的特殊弱势群体的困境而无动于衷，则是在延长和加深这场政治迫害的恶果。有风凉话称，“国家赔偿法是后来才有的，不能据此给右派补偿”。那么1954年宪法第97条关于国家赔偿的规定出台于反右之前三年，……这个与国际一致的重要条款该如何解释？至于“后来才有的”，说得正好，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才真是在大鸣大放之后，在“言者无罪”这个钓饵缩回去之后，才按照整人的需要添加进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去的。这篇迟迟发表并删改得面目全非的东西，假装忘记了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原话，用事后安设的陷阱来残害公民，而且是撇开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由一个政党直接处理党外人士和普通公民，它有什么法理依据？宪法中又有哪一条授权以个人名义的讲话或文章来代替法律施加刑罚？还应该问：“文革”刚刚收敛的七十年代末，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之时，就及时全额补发了所谓“走资派”受冲击期间被克扣的工资，当时又有什么国家赔偿法呢？同是违法克扣公民工资，同是民族灾难，而且反右的灾难更深、时间更长，更应善后补偿，为什么要顾此而弃彼，人为地加深社会的不公呢？人类良知还有权利问：“改正”之后一直回避实质性问题，又找不出稍为像样的遁辞来正面回答，老是用回避、拖延、赖账和压制手段捂盖子，不愿承担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是否意味着还想保留以同类手段“由国家实施犯罪”这种法西斯特权呢？这倒确实提醒了人们联想到此种法西斯特权在反右“改正”之后再次制造的惨剧。我们共和国的哪一部法律，哪一个权威机关，进行过这种反宪法反道义的授权呢？二战后的1945至1948年，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过联合国的筹建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制订，1997年和1998年，我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在《公民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庄严签字，这是我国向世界郑重表明，承认并决心履行这两个体现人类主流意识、体现人权法理依据的重要国际公约，但为什么对“反右派”恶果这一大笔无法抵赖的历史欠账，讳莫如深呢？自己签署的人权宣言和两个公约至今不敢向全国人民公布，难道是偶然的吗？那些堂皇的签署仅仅是为了蒙蔽世界舆论吗？

6、改正了的右派果然无罪，章罗等又何罪之有？

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摘帽右派5人，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儲安平。他们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呢？

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处，就多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实现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开展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这就是被指为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头号“大右派”反党言论的核心部分。还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是所谓“轮流坐庄”，这本是程潜发言时上纲上线批章的话，不是章伯钧说的，大家重复来重复去就变成章伯钧的反党言论了。章伯钧提议“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无非是开放民主，扩大民主，并无恶意。通观其全篇发言，完全是共产党的诤友，绝无反党的意思。如果毛泽东能纳忠言，把自己设计的大跃进方案和人民公社方案交四个设计院论证一下，征求一下人大和政协的意见（按照宪法他本该这样做的），而人民代表大会像民主国家议会那样有权否定总统提交的议案，毛泽东完全可以避免犯那样全局性的、历史性的大错误，这两个大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彪炳功业、半世英名。

罗隆基在1957年5月22日的座谈会上发言，开头他说：“最近有两个外国记者到我家去，让我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我说这次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发言的最后，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建议：

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1、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2、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放”和“鸣”之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3、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当时受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中共党内多数均认为是“反党言论”，同仇敌忾。但在20年后，有胡耀邦领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成了名副其实的“平反委员会”，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中共自己认识平反冤假错案的必要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由于毛泽东个人独裁，无法无天，以言代法，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他犯了全局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为了文过饰非，压制不同意见，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党内斗争，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这些罪名，和“右派分子”的罪名一样，没有法律上的界定，也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毛泽东一句话，省委第一书记一句话，各级第一把手一句话，就可把管辖任免的干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停职、罢官或送入监狱。1978年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占17%，即289万人，到1982年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基本结束，实际得到平反的干部是300万人，经中央批准平反的重大冤假错案30万件。

应该说，罗隆基的一生都在为人权与法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能获得稳固的地位而努力着。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人权理论先驱和实践者。他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贡献，是论证了——为什么说“言论自由是人权”。他认为：是一个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达。表达思想就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说他要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我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贡献给人群。这是人向社会的责任。在社会方面，这是思想上的参考材料。这就是人群达到至善的道路，这就是人群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道路。反之，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和人格。取缔个性和人格，即系屠杀生命，屠杀个人的生命，屠杀人群的生命。罗隆基还说：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瞧，多么出色而简练的人权定义和表述！再联想到如今中国人权状况的缓慢发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是想痛哭一场。

如果非要说罗隆基有错、有罪的话，就正如学者谢泳在“罗隆基评传”一文所言：“罗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一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就是罗隆基！无论谁当政，他都不会受欢迎的。所以，章伯钧说：“努生是个出色的反对党议员！”

陈仁炳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被定为右派的。据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说，他从1947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1948年—1949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1949年民盟召开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伦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在1951年的民盟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罗隆基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最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的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伦，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比总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同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罗隆基原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市副市长的职位，后来又想改变以陈仁炳代替彭文应……

陈仁炳又说：这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除他以外，还有彭文应、赵文壁、孙大雨、孙斯鸣、韩鸣等近二十人。他们的活动策略，是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三种情况，即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和失业问题，到处挑拨，到处放火。

由此报道来看，陈仁炳并没有什么反党的言论和活动，完全是受了罗隆基的牵连。说陈仁炳1948-1949年靠拢罗隆基就是为了反党，实在是冤枉人。那时的陈仁炳正在演出自己人生中的最壮烈的一幕。1948年5月，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学生在交通大学召开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大会，指定几位左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演讲人之一。大会有15000余人参加。上海国民党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特务。临开会时，其他几位演讲人为肃杀气氛所震慑逃避了，只有陈仁炳挺身而出跃上讲台，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演讲完毕，他被地下党掩护安排从后门离去。虽然当场没有被捕，但上了军统特务的暗杀名单，东躲西藏，直至1949年4月他转移到南京去才躲过这场劫难。

彭文应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介绍他的文章标题是《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功臣》。他在大鸣大放中的主要言论如下：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道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经营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没有什么过激的、出格的言论，早就应该摘帽和改正。然而他摘帽最迟，至死未得到改正，其原因据说是他是“死硬派”的代表人物。彭文应是55万右派中唯一的一位拒不认错、抗拒到底、没做过一句检讨的人。他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光荣历史：1933年4月15日在王造时主编的《自由言论》第一卷第六期上，彭文应著文《剿匪呼？剿民呼？》公开抨击蒋介石对朱毛红军的围剿；三十年代，他慷慨解囊给周恩来去救赎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的共产党员，周总理对此一直念念不忘；他因支持上海学生的反蒋斗争，1848年5月初，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手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解放初，他积极协助军管会工作，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由于他拒不认错，生活陷入了窘境。他是以市政协常委的官方身份领工资的，每月180元（相当于司局级工资）。被撤销市政协常委后生活断了来源。由于交不起房租迁出原来的宽敞住所，带着6个孩子（妻子在他被批斗时亡故）住进一间15平米的房子。后来家里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小女儿跪倒在他面前：“爸爸，为了女儿，你就承认下来吧。”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登门造访说：“你们家的门槛都给我踏坏了，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成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彭文应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上海市委统战部既有意照顾彭，为什么不能对这位“拗相公”再灵活一点？原来有毛泽东的面子问题。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彭文应一句话不检讨，那就是毛泽东错了。毛泽东面子问题的重要性在千百万人的死活之上，毛泽东要错到底，彭文应要抗到底，悲剧就这样注定了。

在1957年6月1日的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器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解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孓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党来考虑解决。

儲安平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说他代表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天下，在全国大张鞑伐。民主人士向往开国时期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和衷共济的团结局面，这难道错了吗？说造成那种团结局面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又说向往那种团结局面的儲安平是反动的，这不是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吗！

7、“反右派”运动后，右派处境惨绝人寰

反右斗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摧残是毁灭性的。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1500人在反右派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了此一生。22年后，又把这1500人全部平反，就是说这些思想敏锐、头角峥嵘的有为青年本来就不是右派。

特别令人扼腕的是有些风华正茂的学子被杀害了。

1958年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被绑赴刑场，临行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某劳改农场逃走被抓回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为反抗中共的暴虐，他在狱中举起反抗的火炬，在狱中制作刊物惊动了中共公安部。事情败露后，疯狂的刽子手用宽大诱他交待出“同伙”，他坦然回答：“要我交待我的同伙吗？那么我告诉你，全中国在你们铁蹄下受压迫的六亿老百姓都是我的“同伙””！他牺牲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临刑前被刽子手残暴的用铁丝锁住喉咙。

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级女生林昭，则是被惨杀的才俊之士的代表人物。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1949年就读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以后曾在《常州民报》当记者。1954年她以江苏省最高分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为替打成右派的同学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但她被送去劳动改造时，致信学校领导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1968年4月1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难友丁芸女士记载了林昭的一次谈话：

我关押在这里，已经快八九年了。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气愤，所谓罪名，都是强加到我头上的，完全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荒谬绝伦之事。1954年我在北大新闻系读书，在这座素称民主摇篮的高等学府里，我为北大《自由论坛》编过墙报，将鲁迅先生著作《伤逝》改编成话剧演出，为瞎子阿炳写了一部传记，我那时怀着多么大的信心，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啊。可是，到了1957年整风期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根据毛主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向党提了一些意见，但是，真想不到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状，结果被押到劳改场所进行劳动教养。我因病保外就医，押回上海家中。嗣后，一批北大同学到我家里来探望我，并一起到打工妹咖啡馆聚谈，谈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况，表示对《南共纲领》有较大的兴趣和赞同的看法，结果被人诬陷告密，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党活动，随后我又被捕了，不明不白地被判了20年，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这样，就成了一件不白之冤的冤案，然而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就凭这些事情，1968年4月29日上午10时，对林昭一案重新审判，法庭就设在提篮桥监狱里，没有陪审员，没有律师，没有记者，更不准家属旁听，法官宣判：林昭由二十年徒刑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林昭没有哀号、没有恐惧，她当即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从容就义。

林昭被处决后，30日下午2时，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林昭家门前，有人呼叫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应声开门。来人说：“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母昏厥于室内。令范交了子弹费，询问：“尸体现存何处？”来人拒不回答，扬长而去。

1980年12月11日，随着全国右派的改正，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布为林昭平反。

2000年4月22日，林昭的亲友同学56人为她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墓地在苏州灵岩山南麓。墓碑后面刻有林昭1964年2月写下的遗言：“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反右派斗争立杆见影的直接恶果──大跃进和饿死四千多万人的大跃进、大饥荒，更将几十万(或百万？)右派抛入饥饿死亡的边缘，在家破人亡，偷食人尸的环境中求生，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大规模反右运动给右派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天津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为代表，部分摘录如下：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3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两三千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3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共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夹边沟三千余右派幸存下来的仅一百三十余人，余者皆饿毙了、累死了、遭折磨而填沟壑了。

又例：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寒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至死。3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159人，占劳教人员总数的26.5%，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改正”的那一天。

辽宁省淩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右派劳改中队300人中，饿死、累死、病死、打死、自杀死227人，死亡率达75%。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人，沒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臥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殭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顾雪雍（1957年的辽宁省《旅大日报》文教部主任）在2009年证实，这剩下的200个后來也全部饿死。

8、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反右派”犯罪的根源

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比秦始皇还秦始皇。”

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形成了他的道德观和伦理观。24岁时，毛泽东得到了一本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 ）中译本。犹如毛一贯的读书习惯，他在阅读中，在书上作了大量笔记和批注，部分摘录如下。

“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者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毛对身后名的看法是：“非吾之所喜悦，与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原来他不追求身后流芳千古，对遗臭万年也管不着。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举。

钟波先生《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中也引用该书中的笔记分析说：『“盖我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最直白的惟我主义宣言。从“我即宇宙也”，很容易引申出“我即党也”、“我即军队也”、“我即国家也”、“我即人民也”，有了祸根“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思想，只要有机会就实行“中国共产党内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中华大地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地球上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随意践踏一切人间规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看透了毛泽东是惟我主义者，那么对他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就一目了然了。

为了实现惟我主义者的世俗理想——惟我独尊，毛泽东推行心照不宣的“以崇拜毛泽东为纲”，为了方便打击不够驯服的人，毛泽东推行广而告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崇拜毛泽东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支撑社会的脊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则是毛泽东时代面对世人的脸面。无论是脸面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脊梁以崇拜毛泽东为纲，都是祸国殃民的。

毛泽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惟我主义者。他实行“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惟我主义，卑鄙无耻地肆无忌惮祸害人类二十多年。』

毛泽东也和秦始皇一样，无比仇恨知识分子。早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农民》杂志上就说过，“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敌人”。1958年5月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甚至说：“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

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是：第一，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它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第二，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有时外因甚至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第三，外因的作用无论多大，也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毛泽东独特的伦理观、“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惟我独尊”等，这些都是他的内因。以下再谈谈外因。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其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正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无独有偶，通过斯大林的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饥荒中，乌克兰在30年代初叶付出了1,100万人生命的代价。根据俄罗斯秘密警察机关ＫＧＢ的统计资料，在1936年到1941年的恐怖浪潮中共有700万人丧生。这类屠杀曾一直持续，斯大林一共至少应对2,500万人，甚至可能达4千万人的丧生负有责任。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只是一场抢劫二月民主革命成果的政变，除了暴力屠杀政敌外，并没有任何针对封建帝制的流血斗争。那些所谓“炮轰冬宫”等等革命业绩全是靠电影编出来欺骗世界的谎言。迷信权力的列宁在尝到了枪杆子的甜头后，不但用暴力在全俄建立起了封建极权的领袖独裁体制，而且在1919年公开与恩格斯遗训指导下为社会民主主义奋斗多年的第二国际决裂，梦想用同样模式把统治权推广到全球。这一年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是一个以输出“革命”为根本宗旨，以颠覆各国政权为职能的总指挥部。共产国际教唆的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教义，1920年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由舒米亚茨基主管，维经斯基做副手，专门负责筹建中国共产党。列宁在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团的提问：“马克思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该怎么理解？”列宁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这个专政造成了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大倒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筹建和扶助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独裁、杀人等方面是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是从的。毛开创了为权力而杀人立威的整肃AB团的运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了榜样。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杨尚昆曾有言：共产党杀共产党，比国民党杀共产党还厉害。什么“延安整风”“反右倾”“文革”这些账都不去翻了。单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大杀共产党，骇人听闻!毛泽东主管的中央苏区，在“富田事变”后肃清所谓“AB团”中，杀害了多达76000名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 田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主持下也大开杀戒，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在三个月左右的肃反斗争中， “就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湘鄂西苏区在夏曦一个人主导下，连续进行四次肃反，肃出三万多所谓“改组派”分子，其中两万多人被杀害；原有两万多将士的红三军，肃得只剩下三四千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1934年9月15日)!

俄国和中国先后在1917年和1949年以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斯大林、毛泽东执政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是多了，而是没有了。实际，在苏联和中国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大独裁者是自由的，在最高层领导中也无自由可言；苏联和中国像两个大集中营，全国人民，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的生死命运，都掌握在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大独裁者手中，他们想整死谁就整死谁。他对刘少奇说“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扳倒！”；他威胁周恩来说“你离右派只有50步了！”。这就是毛泽东一手遮天情况下的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毛泽东亲手制造的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一连串灾难。所不同者，斯大林对异己是大规模直接屠杀，毛泽东把可能有民主意识的知识精英、奴化得不彻底的干部、工人、学生乃至市民、农民侮辱够了人格、扭曲够了人性之后，再榨干其全部体能、全部青春、健康和尊严，然后非正常死亡。这与斯大林方式相比，谁更残忍？这难道不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斯大林主义与暴力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是一个十足的法盲。他在讨论人治还是法治时，竟信口胡言：“宪法这么多条，谁能记得住？”谁要求把宪法的每一条文都记住呢？须知，毛泽东的用意是，有我的“一句顶一万句”，要宪法还有何用？尔等不是有意要用它来限制我的胡作非为吗？毛泽东还说：“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干脆公开否定制定、遵守《宪法》的必要。他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也插话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于是，中央政法小组向毛泽东、刘少奇打报告说：“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所以，凡在鸣放中批评中共不依法行事，而按其随时变更的“政策”处理事务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的人，都当上了右派。

我真怀疑这些竟是“伟大领袖”毛泽东讲的话。我完全赞同谢韬的说法：毛在历史上的定位，却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9、“反右派”犯罪，后患无穷

（1）败坏了民族道德

“反右派”以御笔亲书“引蛇出洞”和“阳谋”这类肮脏语言，宣告了中华美德之首诚信的彻底沦亡。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罗织诬陷、告密有功、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人人自危，以几何级数泛滥成灾，毒化民族心灵，从根本上摧毁了民族道德积累。今天倍觉这个苦果的荼毒之烈，而且看不到消退的尽头。开国之君的言行秉性历来是顺民们万众追摹的范本。刘邦狡诈故西汉世风奸猾，刘秀诚笃而东汉信义高张。百姓的心理习惯崇拜一把手，由此形成了民族劣根性。中国社会何时才走得出“反右派”的阴影？

在撒谎已成习惯的“君王”和“百官”的“教化”下，一个宗教感相当薄弱的族群，就有了“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有了人人饥馑的“粮食吃不完”，有了全国大炼钢铁，普遍“放卫星”，有了饿殍遍野式的“莺歌燕舞”，有了假酒假药遍地的“繁荣娼盛”……人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几乎是全体国人都陷入了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文化崩颓的伦理沙漠地带。

对毛氏赤裸裸的谎言政治、言行不一的“上行下效”，使共产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在价值规范方面呈现了全面分裂的境地：实际行为和宣传口号的二元分裂，隐蔽行为和公开行为的二元分裂，上层标准和下层标准的二元分裂。这多重分裂，摧毁了它公开宣扬的道德规范，导致了“君师合一”的当代后果：“风行草偃”，天下糜烂！

2007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林培瑞（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这些假话，刺激着13亿中国人的神经，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通路，人，大写的“人”都变成了重复谎言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便是中国人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根本原因。

反右运动“是对忠诚的诋毁，对人性的践踏，对信念的摧残，对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的葬送。”尹华春记述的一篇悼词里的说法则是：“对人权的践踏,对生命的漠视，对人性的摧残，是对真理的背叛，是对历史的奸污，是对人类的犯罪。”冰眉引用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话说：“只要我们面对暴行沉默不语，我们就是间接地助长了暴行。”

“要建设民主法治新中国，首先必须全面彻底否定万恶的反右斗争。”这就是说，批判、揭露这个罪恶的政治运动，不仅是一个平反赔偿的问题，而且是“建设民主法治新中国”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诚如西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要誓死维护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个观点真是好极了。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了那个对立面，就有了优胜劣汰的民主竞选。

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所以，总结、反思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务。

有个同志曾经讲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一是使全民族丧失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不能谈。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粗暴地切断了这个大好趋势的发展。长期以来，不许揭露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不许反思、研究、总结引起巨大灾难的教训，已经成为当局拒不改变的既定方针。如导致胡耀邦被迫辞职的“自由化”高潮，高举民主大旗的八九民主运动，都遭到镇压而告失败，就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最高当局继承毛泽东的专制独裁传统的结果。丧失记忆的结果是旧的愚民政策出台，还以为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朱厚泽先生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2）堵断中国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此，不惜把中国社会拉回到封建极权专制最凶残的文字狱时代、焚书坑儒时代。

反右后五十年来社会所有恶行，所有社会弊端，都可以在“反右派”灾难中清楚地找到它们的源头。如果没有“反右派”，会有大跃进――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吗？它的更大翻版“文革”会在漫漫十年内把神州大地变成疯人院，搞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吗？

毛泽东把暴力革命、军事斗争中的经验绝对化，用来对待党内、人民内部一切领域，尤其是用于文化学术领域，这就必然造成压制民主，践踏人权。

反右大规模大量地摧毁了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先进生产力，直接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我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55万多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是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社会法制、哲学理论等各领域的佼佼者，有些还是海外学成，放弃优越条件回国报效的专家学者，他们有文化，有学识，有技术，有能力，他们思想活跃，是中国社会稀缺的先进生产力，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其中还有一大批优秀大学生和县以上至中央机关的实事求是、正直敢言的党内外各级干部。他们都无辜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受迫害，受屈辱，受苦受难，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饿死、病死、冻死、工伤而亡、过劳致死，乃至自杀者，不计其数。数百万家属儿女受株连，受岐视，不许升学，低人一等。右派原有工资，有的全部被取消，有的被扣减，生活困苦异常。祸害之深，时间之长（长达二十二三年），为中外历史所罕见。反右扼杀了多少有用的人才！

更为严重的是，反右摧毁了一大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摧毁了中国的社会良知和社会道德的主要力量，消灭了政治上对封建独裁专制权力具有制衡作用的一支社会民主力量，造成全社会对政治压力的普遍恐惧，人人自危，鸦雀无声。

在美国举行的两个纪念反右五十周年的会议上，林希翎在“反右派斗争后中国青年一代精神素质退化”的发言中指出：反右派运动所造成深重的历史悲剧和后果是：

——反右派运动丧心病狂地摧残老中青三代精英，尤其是青年人才，致使经济建设的各类人才即刻短缺，更使民主思想的承传断代；

——反右派运动的政治高压使“谎言政治”成为主流，如林彪、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永不翻案”等的“以身作则”，给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树立了极为恶劣的榜样，造成民族精神素质的退化；

——反右派运动以后，中共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使得在1957年涌现出的许多宝贵民主思想，未被传承，更使后来的民主进步思潮无法超越1957年的水准。

作为反右斗争的“胜利者”的毛泽东，通过反右，成功恢复了个人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使他更骄横专断，大行“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之道，导致“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四个伟大”的绝对权威也必然走向反面，这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10、只有政治改革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至于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专制极权将会落得什么结局，这里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实例。现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作为当事人和历史见证人，有句沉痛反思的话。他说：“苏共亡党最基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即对思想言论垄断的意识形态体系，对权力垄断的政治法律体系，对财富垄断的特权官僚体系。”如果对照中国实际，难道看不出中国的“反右”恰恰是为了建立和加强这三个垄断体系？

马克思学说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毛泽东时代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说假话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毛泽东时代三年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1000多万人。

基于毛泽东前三十年的专制独裁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才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随后的经济发展。只有改革，中国才有出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时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回答非常明确：民主。他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共产党政权如何摆脱“兴勃亡忽”的历史怪圈时，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们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还未兑现的历史承诺。

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政治文明”。民主是类同的，专制则各有各的不同，也就是说，天底下的民主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任仲夷说“西方民主制度的这些形式我们不需照搬,也照搬不了，但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原则恐怕不能违背。”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就认为：“世界上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民主是人类创造的文明。”其实民主也没有“新”“归”之分，也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分，民主只有真与假之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说：“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后来陈独秀又再一次说：“民主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比如多党制、思想、出版、言论、选举制罢免自由等等基本内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相同的，如果不同，那就是后者实施范围更广泛，更真实，程度较之前者有更大的进步。陈独秀又说：“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历史发展的客观实践证明，陈独秀真知灼见的至理名言彻底揭穿了毛泽东挂羊头卖狗肉的诡辩伪学。

爱因斯坦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要难一万倍!”其实发现问题也很简单，只要国家摆脱对媒体的垄断，摒弃“舆论一律”，实现言论自由，中国什么问题都就发现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很简单，只要言论自由，什么样的智慧就都出来了。因为大智慧来自民间，只有人民的智慧才是无穷的。怎么样发现问题和怎么样解决问题，只要让人自由讲话都就解决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做，由谁来做的问题了，这就涉及到用人机制，涉及到权力如何分配，权力如何交接的政治体制问题了。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以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舆论一律”做到了这一步，但这是执政党的成功呢？还是执政党的堕落呢？“舆论一律”不是帮了共产党，而是差一点毁了共产党。所以必须摒弃“舆论一律”，放开舆论，让老百姓都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才是富国强民的根本所在啊！

中国必须深入变革。中国的改革应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为先。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这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有了好的政治体制，才有好的用人机制，才能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才有好的政治环境，才能稳定的发展经济和科学。而如何成功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应该引导舆论关注，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发掘天下智慧，解决天下难题的最好方法。更是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借助天下人的智慧进行，而不是简单的凭借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智慧。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如何能够使改革成功，这必须保证核心权力的稳定，确保驾驭改革的能力。言论自由也是国家发现不稳定因素，建立和谐公民社会的关键。

11、右派的许多主张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是我们的民族的宝贵财富。

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

政法界的名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协会上提出了必须“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内容。我们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这是最早最完整地阐明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与现今的提法几乎完全一致，却被诬指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在那个时代，林希翎提出的三个问题“党（法）大还是法大”、“胡风不是反革命”、“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在中国可说是振聋发聩的。林希翎作为一个青年学子第一个公开提出了这样三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现在都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她不仅思想超前，其政治观察力之敏锐也是惊人的，因此她成了当年右派学子的一面旗帜。

“章罗联盟”是子虚乌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罗在民盟的矛盾由来已久，由来甚深，势如冰炭，尽人皆知。故罗隆基得知毛泽东给他与章伯钧乱点了这一鸳鸯谱时，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示决绝之情，平素不持手杖的他，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前往章伯钧家，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站在客厅中央咆哮不已：“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章伯钧面前，拂袖而去。

罗隆基在民主、人权理论上的另一精辟见解至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言论自由是人权”。

“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易忧谗畏讥……党外象魏征的倒还嫌少。”

“我们……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

“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于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在什么范围内自由，在什么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

“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

“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是要人民真正起来当家作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特点。从革命的发展的过程来看集中或许是先行于民主；但从制度的本质上说，民主究竟是第一性。只有在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基础的集中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

由北大校园的学生运动开始的“五七民主运动”，也必像“五四”运动一样被载入学生爱国运动的史册。

右派为他们的理想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如林昭在服刑期间，先后以绝食、写血书、诗歌、日记及呼喊口号等方式表示不服。她曾经对同监的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决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这个黑暗的年代，最终总要被人民消灭的……”

马寅初、彭文应、章乃器、罗隆基、林希翎、林昭、刘文辉、张锡锟和《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刘衡等一批人都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

12、反右的反思与感悟

（1）“宁肯亡党，不肯民主化”，由此导致1991年苏共的彻底崩溃

“宁肯亡党，不肯民主化”，由此导致1991年苏共的彻底崩溃，这就是共产国际所辖各“支部”的共同轨迹。东欧共产国家也是这样，中国如不尽速进行政治改革，将也会是这样。

（2）专制是腐败之根，腐败是动乱之源

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证明，没有一个执政党，包括共产党，能够超越“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铁的法则。专制是腐败之根，腐败是动乱之源，指靠几个清官、英主的人治，决改不了这铁的规律。除非有超越执政权力的宪政制度能确保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否则必将落入“兴勃亡忽”的周期律。但执政的各国共产党，没有一个建立这种制度。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為昏君、贪官，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治中为所欲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专制政体中也将为所欲为。沒有宪政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走向腐败。

（3）以知识分子为敌人，只能是独裁专制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