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北大生）蘇聯逃亡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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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館請客  領事訪僑

時光流轉，到了1984年，塔拉斯的無國籍中國人都先後恢復了中國國籍，領到了華僑護照，但是，也有個別人之恢復國籍，是接受了特殊使命的。80年代趙紫陽總理執政時期，中國駐蘇大使館很關心我們旅蘇華僑，常常給我們寫信，問寒問暖，定期給我們寄來祖國的報紙和雜誌，還給個別生活困難的華僑發放一些經濟補助，還在“五一”和“十一”國慶節輪流邀請某個城市的華僑和家屬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過節。1984年3月底，塔拉斯市的18家華僑接到了大使館的請帖，邀請帶家屬參加使館五一節宴會。大家奔走相告，興奮極了，華僑們在接到請帖的當天下午就向州警察局外事科交上了去莫斯科的簽證申請，幾乎茶飯無心，一心等待着。要知道，到了祖國大使館就是回到了祖國的土地，見到了祖國親人，而有的老華僑已經離開祖國40年了。我們夫妻想得更周到，妻子給自己和女兒縫製了新衣，在鰻澧的小連衣裙上繡了國旗圖案。鰻澧6歲了，很懂事了，小腦袋想出了一首兒歌，說是要在大使館的宴會上朗誦：“飛飛飛，飛到中國去。中國大，中國好，我是中國的好寶寶。”但兩個星期沒有音訊，在4月的最後10天，我們每天下午都到州警察局打聽，或打電話給外事科，回答只有一個：“你們等着吧。”我心裡明白，至少我是得不到批準的。那時契爾年科當政，KGB還在一手遮天。4月28日早，我一起床就有個中國人給我打電話：“不是每一個華僑都會批准去莫斯科，我們要保持留者安心，去者滿意的態度。”我就更明白了，但還抱着最後一線希望。當天下午5點，全體華僑都去了州警察局，等到6點。一個女警官拿着一疊簽了證的中國護照發給被批准者，只批准了6家，其中5家是老華僑，新華僑中只批准了鄭賢奎一家，而他卻是最晚來到蘇聯的，領到中國護照也還不到一年。我生氣地質問女警官，為什麼不批准？回答說：“誰給我們做了貢獻，我們就批准誰。”一語道破天機，原來鄭賢奎被批準是給KGB“做了貢獻”的。這六家在29日下午乘飛機去莫斯科，我們還是給他們熱情地送了行。想到莫斯科無法吃到新鮮蔬菜，早春的塔拉斯也只有韭菜，我們買了一大麻袋韭菜到柳松壽家，大家在一起一根根地挑，請柳松壽帶到大使館去，真是一根韭菜一顆遊子心啊。下午我們送他們上飛機，候機室每個角落裡都有不少熟悉的面孔。3天后，幸運者回來了，告訴我們他們在莫斯科的情況，說大使館已聯繫好旅社，派了外交官照顧他們，五一節在使館餐廳吃了豐盛的中國宴席，大使夫婦接見了他們，還看了一場中國電影。大使館給每一位沒有被批準的華僑帶來了一個禮品袋，在我的禮品袋裡還特地多出了一小瓶煙臺白蘭地酒，我請了幾位華僑朋友一起喝了，這是離開中國後第一次喝中國酒。

一年後，5月的一個星期五傍晚，我剛下班回家，接到一個電話，一位陌生人用中國話說：“我們是莫斯科中國大使館派到江布爾訪僑的，有兩個人，現在住在塔拉斯旅社。”電話的意思是希望我把這個消息通知所有華僑。我聽了，一下子眼淚奪眶而出，問了他們住的房間號和電話號後說：“我們馬上來看望你們。”他們回答：“今天晚上不行了，市政府要招待我們看歌舞。”我明白市政府和KGB企圖控制他們，不讓他們和華僑有充裕的時間接近。想到一個多月前警察局外事科傳問了每一個華僑，要我們登記財產，是否有住宅，汽車或摩托車，在銀行里有多少存款，每月領工資多少，原來他們早就在為大使館派人訪僑作準備了，要向大使館報功，華僑都生活得很幸福。打完電話，晚飯也沒有吃，叫了輛出租車，從市東頭跑到西頭，通知了7家，再讓他們通知其他各家。我最後通知的一家是柳松壽，柳的妻子混血女人瑪莎聽到後埋怨我：“你為什麼不先通知我們呢？”原來她也是偵聽者之一。我回答說：“大使館派人訪僑，讓我通知華僑，大概用不着先得到你的批准把。”這一晚上我幾乎沒有睡覺，好在第二天是星期6，不用幹活。在蘇聯最底層的社會生活了十多年，我深刻地認識了這個國家，特別是它要稱霸全球，把中國當作眼中釘的虎狼之心。我也看到了蘇維埃帝國的各種危機，不會千秋萬代雄踞世界，還隱隱感到這個帝國的瓦解不會用太多時間。在這之前，我一定要向中國最高領導人，向中國政府傳去一句話，只是苦於沒機會找到可靠的傳話人，現在這個機會終於來了，感謝老天爺。次日清晨7點我步行去了旅社，一敲旅社房間的門，裡面便問我“是誰？”我回答：“我是雷光漢。”裡面又說：“你這樣早就來了。”馬上開了門，一進門就見到兩位外交官，一高一矮，還只穿着襯衣，在門邊迎接我。我一下子撲過去把他們抱住了。我先把牆上的有線廣播盒子打開，以掩蓋我的聲音，也不顧他們是怎麼想的，向他們說了我要說的那句話：“請二位回莫斯科以後轉告我國大使，請他轉告鄧小平主席，在我國憲法上加上一條：在蘇維埃帝國沒有崩潰以前，凡主張中蘇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當然，憲法上不可能有這種條款。我只是要我國領導人知道這一點罷了。他們嚴肅地聽了我的話，矮者還重複了一遍。他們分別給了我名片，高個子叫王遐齡，一等秘書，大使館領事部主任，主管僑務的最高長官，哈爾濱人。矮個子叫盧忠誠，二等秘書，領事部領事，河南人。我們談了個把小時，王領事告訴我，市政府已把他們當天的日程全安排了，上午市長接見，下午市政府官員陪他們參觀市容。臨別時我說：“你們一定要擺脫蘇聯當局對你們的控制。明天是星期天，一定要和華僑聚會，後天就沒時間了，大家得幹活。”晚上，他們回到旅社，華僑們都來看望。大家決定，星期天在柳松壽家聚會，因為柳住的是有大園子和大院子的平房。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分頭到市場上把各種食物都買來了。華僑中有一位名叫周模範的四川人，炒得一手好菜，由他掌廚。10點鐘，朱劍南開來小汽車，我陪他一道到旅社把王，盧二位領事接到柳家，和祖國親人們見面。大家悲喜交加，悲大於喜，座談會成了訴苦會了，向他們訴說了遊子們在蘇聯受到的種種歧視、迫害之苦，和對祖國思念之苦。不久，鄭賢奎來了，大家卻住口了，領事也不太搭理他，他覺得無趣，待了不到十分鐘走了，大家的話門才又開了閘。華僑中有位烏魯木齊人張紹曾，是個耿直勇敢的人，他直接告訴領事：“鄭賢奎是KGB的特務，我們都不和他來往。”談興正濃之時，一個四川籍的蘇籍華人鄭凡祿來了，一進門就說：“我是蘇籍華人，但是我很想見見祖國的領事，你們同不同意接見我？”當然領事也不好回答不准許，他就厚着臉皮不走了，我們的宴會也冷了場。對KGB大家都懼怕，也滿懷戒心。宴會開始，王領事傳達了祖國和大使館對華僑的關懷，叫我們要遵守蘇聯法律，和蘇聯人友好相處。還說：“我們一到江布爾，市長就接見了我們，市政府還宴請了我們，規格還挺高的。”似乎引以為榮，而我們卻不以為然。大家心裡都說，“他們是想控制你們呢！”有一位老華僑叫楊質秀，山東掖縣人，1931年從東北到蘇聯，70多歲了，非常愛國，在西伯利亞勞改營里做過10年苦工，這時病了，不能來參加聚會。他曾一再交待我，一定要把領事請到他家裡見一面。宴會上我和領事說好了，第二天晚上陪他們去楊大爺家。星期一我請了假，下午5點去旅社見領事，他們也剛回來，整個白天都到北郊的“十月”集體農莊參觀，說集體農莊住的大部分是東干人。集體農莊副主席和一名職員陪領事回旅社，從口袋裡掏出一瓶伏特加和幾根大蔥，幾條黃瓜。本來已喝的醉醺醺的，還拉着王領事喝，口裡含糊不清地嘮叨：“我們要友好，友好。”我催他走，他還是不停念叨“友好，友好。”我就不客氣地攆他們了，說：“領事是來看我們中國人的，不是看你們的，你們的友誼已經表達夠了，請走吧。”他們才悻悻然走掉了。我們一起打了的去楊大爺家。他的兩個女兒都來了，擺了一桌子吃食，我們又一起乾杯，好在王領事的酒量極好，沒有喝醉過。楊大爺連連說：“想不到我們中國也會走到今天這一天。”剛開始談話，又來了個不速之客，叫李林，也是一個包打聽。李林住在郊區農場，河北滄州人，據說當過人民公社社長，“文革”時從東北跑到了蘇聯遠東，卻定居在哈薩克斯坦。楊大爺苦笑着停止了話題，盧領事問李某恢復祖國國籍沒有，李某回答：“現在中蘇關係不好，拿中國護照沒有意義。”真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正好新華僑馬曬妹夫婦來接領事去他們家，我的妻子和女兒也在馬家等着和領事見面，就告別楊大爺出門了。李林也不好意思跟來。

第一次領事訪僑在塔拉斯待了4天，才走訪3家華僑。第4天上午，領事宴請市裡的官員和同外事科官員會談，下午租了市電影發行站的小放映室，放映中國記錄片《雜技小英雄》。去的人非常多，凡知道消息的華人華僑都帶着家小看電影了。放完電影，他們就直奔飛機場，返回莫斯科。我們一直把他們二人送上飛機舷梯，望着他們進了機艙後才戀戀不捨地離去了。

那時大使館的常規是兩年派人訪問一次華僑，1987年9月，新任領事部主任賈士敏帶着回族隨員高山林又來塔拉斯市訪僑。這時戈爾巴喬夫已經執政2年，政策開明，KGB收斂多了，中蘇關係也在改善。雖然蘇聯政府做了些手腳，和上次訪僑還是大不一樣，對賈領事二人的行動沒有加以干擾。一個月前，大使館給我寫信，告訴我領事到達塔拉斯的日期，我也是一家家通知了。因為要利用兩個休息天好好和華僑見面，他們星期5從莫斯科乘飛機來，下午，我們全體年輕些的華僑，還有幾個蘇籍華人到機場歡迎他們。這時，蘇聯已經開放中國人回國探親。我們華僑回國是不用大使館簽證的，蘇籍華人則需要，為了能方便去中國，他們也開始討好中國大使館。我們拿了鮮花在飛機場大門前等着，有人問：“領事怎麼能認出我們呢？”有聰明的人想出了辦法，我們都把護照拿出來，大家便一手拿着鮮花，一手舉着護照。等了好久，莫斯科的班機早飛來了，乘客們也都走出了大廳，卻還不見領事的身影。有人看見供工作人員進出的大鐵門打開了，開出了兩輛黑色的伏爾加牌轎車，便高喊：“你們看，政府早派人把領事接走了，我們快去旅社。”大家一窩蜂擁向了公共汽車站。我找了一輛出租車，叫司機直開塔拉斯旅社，那是塔拉斯市唯一的一家涉外賓館。汽車飛馳，到前台一問，說中國客人已經住進旅社了，還是二樓上次王、盧領事住的那間。大概那二樓幾間房是專門為中國代表準備的，以前我國氣象專家來塔拉斯參加聯合國主辦的國家氣象競賽，新疆雜技團來塔拉斯演出和以後1997年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人員來塔拉斯訪僑，都住在那幾間房。我進去以後，與賈士敏主任和高山林隨員親熱擁抱，告訴他們我們都去機場迎接他們了，沒有接到。賈主任說，這次我們來訪僑，行動全由我們自己安排，每一家華僑家庭我們都要走到。蘇籍華人如果請我們做客，也不拒絕。一聽我高興極了，馬上請他們明天到我家做客。沒說10分鐘話，旅社大門前就一片喧譁，我知道同胞們已經趕到旅社了，請他們下樓接見大家。一下樓走出大門，只見十幾個人早排成了隊，看到領事出來了一個個上來和他們擁抱，獻花。大概他們早已從照片上把塔拉斯的華僑都認識了，一看到隊伍中最年輕的女華僑馬曬妹，賈主任便笑着說：“小馬，你也來了。”因為當晚還要會見蘇方的外事人員，我們也不便打擾他們，大家高興地離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賈，高二位接到了家，巧雲盡其所能地準備了飯菜。我們家還從來沒有準備過這樣多的飯菜點心招待客人。賈主任是河北省白洋淀邊的人，只比我大一歲，50年代在列寧格勒國家關係學院留過學，非常有學識，談吐斯文，也健談。高山林是北京人，才20出頭，剛從莫斯科大學畢業，高個子，白白淨淨的，是個非常英俊的小伙子，對人和藹，親切，到塔拉斯待了5天，不少中國人的大姑娘就把他愛上了。賈主任告訴我，為了爭取到中國人有向國內家屬匯款的權利，大使館和蘇聯外交部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談判，才爭取到華僑每個季度可以給在中國的直系親屬寄去15美元，接受者只限於父母、祖父母和親兄弟姐妹，還必須有大使館的證明。賈主任把已經寫好的我的證明給我了，還有許多蓋了公章的空白證明，給塔拉斯領到華僑證的中國人都發了。剛坐下吃飯，前面提到過的鄭某人帶着他的老婆又來了，真討厭。不過，現在已經是戈爾巴喬夫時代，連KGB我也不怕了，還怕你個姓鄭的。我大膽地向賈，高二位說出了一切我要想說的話，鄭某人也只得隨着我的口風，大講蘇聯的負面。他是蘇聯政府批準的第一批返國探親的中國人之一，剛從中國回來。他說：“蘇聯人見過什麼世面？我從中國帶回一包旅遊鞋，一下子便給鄰居們搶光了，賣的還是高價。”鄭走後，賈主任對我說：“這個人很危險，你要注意。”在這五天內，我幾乎成了塔拉斯的中國大使館特派員，一些蘇籍人士不斷來向我討好，家裡從早到晚電話不斷，要我引見領事。我們決定星期天在李廣諱家集會，只要是中國人，來者不拒。因為柳松壽全家回國探親了，家裡沒人，華僑住在帶大園子平房的只剩下李家一家。李廣諱夫婦怕花錢，推辭說：“我家裡什麼也沒有，怎麼樣招待領事？”我說你放心，由我出錢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菜市場，一下子買了一片豬後腿，10公斤大米，兩公斤海帶和粉條，一水桶雞蛋，還有白蘭地酒，其實加起來也才花了100多盧布。恰好碰上了一位有汽車的混血同胞，拉着我8點鐘便送到了李廣諱家，他才高興起來。巧雲也帶着孩子來幫忙，其他華僑和不少華人也都拖家帶口來參加。11點鐘到旅社把賈，高二位接到李家。男人們擺桌子，女人炒菜做飯。中午開飯時擺了兩長桌，只算是便飯，晚飯才是正式宴請。外交官都能喝酒，此地中國人善飲者也多，親人們聚在一起，酒喝的再多也不覺得醉。午飯後，男女老少都在大院子跳起了交誼舞。李廣諱一家剛從中國探親回來，帶來了許多中國音樂磁帶，錄音機放起了中國樂曲，還把音量開得最大，我們伴着樂曲跳舞。有的人還邊唱邊舞，盡情歡樂。李家花園是用鐵絲網圍成的。音樂響遍了半個街區，這樣多中國人集在一起歡歌歡舞，招來了大批蘇聯人看熱鬧，把鐵絲網都圍滿了。賈主任不斷說：“我們要適可而止！”舞場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賀漢秋的遺孀劉玉蘭女士，雖然徐娘半老，卻風韻猶存，穿得也得體。兩個多小時裡舞跳個不停，還拉着賈主任不放，自己成了賈主任的專利伴舞者。有的混血女同胞吃醋了，有人說：“看，這是我們的明星。”有人休息時悄悄對賈主任說：“有人愛上你了。”這真是個叫人不能忘記的歡樂時光。晚宴的場面更熱烈，有70多人，在賈主任和高山林講話完，我代表華僑，汪鏞代表蘇籍華人致歡迎辭。之後，凡是願意講話的都請講了話。有的人說着說着便聲淚俱下，泣不成聲。賈，高二位也流淚了，小高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夜晚，這是我一生中經過的最激動的夜晚。”賈主任說：“今晚我深深感受到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是舉世無雙的。”是的，我們中國人的凝聚力量是磨不掉的，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中國人總記着自己是中國人。人們還輪番表演節目，大家合唱了《我的祖國》和《歌唱祖國》。我們只會唱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國歌曲，如《草原情歌》《蘆笙戀歌》《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等，有的新疆籍華人還唱了《哪裡來的駱駝客》《達板城的姑娘》，朱劍南大哥獨唱了京戲《甘露寺》和《長坂坡》，我們夫婦對唱了黃梅戲《天仙配》，李廣諱的小女兒獨唱了她剛從中國學會的流行歌曲《小草》。《十五的月亮》這時已經在留蘇中國人中傳開了，我們也合唱了。賈，高二位這一次真的走遍了每一個華僑家庭，有的人在醫院住院，也帶着鮮花和禮品去看望，還出席了劉玉蘭和汪鏞兩家蘇籍華人的宴請。

大使館的關懷感動了中國人，也使許多別國的僑民羨慕。汪鏞家的鄰居是德國僑民，女主人特別來王家和中國大使館官員見面，說：“你們中國大使館每兩年都派人看望自己的僑民，恩德多大！我在江布爾住了30年，還沒有見過德國大使館人的面。”臨離開的那天，他們租了一家電影院給我們放映電影《特區風光》和《瀏陽鞭炮》，有幾百人觀看，警察局外事科的官員幾乎都出場了。賈，高分別用漢語和俄語作了報告，介紹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形勢。電影散場，他們要去齊木肯特訪僑，我們到旅社去送別。又有兩名不速之客等着他們，一名是前面提到了的律師，另一名是他的朋友，姓王，也是哈爾濱出生的混血男人，不會說中國話，在一家工廠當廠長。小高一見到他便說：“我們是老相識了。”原來小高在莫斯科大學上學時，一次去列寧格勒旅行，在旅社裡“湊巧”認識了王某，王某也天天陪着他。我卻想，KGB的工作真是無孔不入。他們兩人一直糾纏着領事，說東說西，不讓我們再有和領事單獨說話的機會，直到他們坐上車才離開。車子開動時，劉玉蘭急急忙忙趕來給賈主任送了一大袋自己烤的點心。

在這年的5月，還發生了一件值得記住的事情，我們夫婦認識了鄭彼得和王浩東兩位香港人。也是一個星期天，上午，李廣諱同妻子羊健芳和女兒莉莉陪着兩位中國人來了，介紹說他們是羊健芳上商店時偶然碰到的，是香港來的中國記者，要找一個水平高的翻譯去和市旅行社談事情，他帶着他們來找巧雲。鄭彼得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王浩東是攝影家，都在香港一家旅行社工作。蘇聯開放了，旅行社派他們來蘇聯考察旅遊資源。到了塔拉斯，蘇聯國際旅行社給他們派了一個女英語翻譯，可是英語說不成句，沒辦法，只好另找翻譯。他們都是30來歲的瀟灑青年，學識高，普通話說的極好，待人親熱，與我一見如故，一起談了很多很多。我把我的經歷都告訴他們了，說死也不會改變中國國籍。臨走時，鄭彼得對我說：“我和王浩東在路上說廣東話，李廣諱的妻子迎上來問我們是不是中國人。他是四川人，聽不懂廣東話，怎麼會知道我們是中國人呢？”我說：“外省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能聽出廣東話是中國的一種方言。”他還說：“羊健芳請我們到他家喝茶，在李家見到劉玉蘭的兒子賀勇，請我們今天晚上到他家做客，你一定要去。”有趣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王浩東穿的防盜背心，像個萬寶囊，一圍圈是口袋，幾部照相機各種膠捲、飲料，錢和別的雜物全裝在背心口袋內。我也第一次看到了他們拍的即時成像的照片。巧雲給他們當了半天翻譯，沒有要一分報酬。市國際旅行社那位哈薩克社長不無諷刺意味地對巧雲說：“我知道香港是中國土地上的英國殖民地。”巧雲回答說：“這裡也是俄羅斯的殖民地。”晚上我去劉玉蘭家參加宴會，劉全家對兩位香港同胞都十分熱情，宴席豐盛，也是一起唱歌跳舞。鄭彼得和我談了許多中亞歷史，特別是9世紀發生在此地的唐朝和大食的戰爭。鄭說：“我們都是學歷史的，如果有時間，我們三天三夜也談不完。”我問他你們在香港受不受英國人的歧視。他回答說：“中國人是香港的主人，我們不歧視歐美人便是好事了，他們還敢歧視我們！”他們二位一直有着中國人的自尊，中國字也寫得好，鄭還記得許多中國大詩人，我看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水平比許多大陸大學要高。晚上10點，我們依依不捨地分手，鄭一定要送我50美元，直到10多年後的現在，每個新年王浩東都給我們家寄來賀卡。回香港後，鄭彼得把他的江布爾之旅寫了通訊登在報紙上，特別是記錄了和我的談話。國內的《參考消息》和《海外風雲》雜誌轉載了，包括北大歷史系周一良老教授在內的我的許多師友和學生在《參考消息》上知道了我的下落。

大使館第二次訪僑後長達十年，使館就再沒有派人訪僑了。我想這一方面是蘇聯解體了，一個駐蘇大使館要分成了十幾個大使館，他們太忙；另一方面是總理換人了，大概也沒有精力顧及這種不是很重要的事。但是，給華僑寄送報刊也停止了。直到朱鎔基上任，1997年，中國駐哈大使館才恢復了訪僑活動。

戈爾巴喬夫開局不利

1995年，女兒上學了。兩年後撒沙中專畢業，應徵入伍。我們全家送他上了運送新兵的飛機，好在蘇軍差不多從阿富汗都撤走了，不十分擔心他會給送到阿富汗。蘇軍規定，新兵入伍要把穿來的平民服裝一火燒光，換上軍服，所以入伍的年輕人都穿着舊衣舊靴，一個個無精打采。一位送行的俄羅斯母親說：“他們的樣子就像電影裡演的拿破崙大軍從莫斯科撤退時一樣狼狽。”撒沙是中國人的孩子，還是我的兒子，沒資格上戰鬥部隊，把他分配到列寧格勒工兵部隊當電焊工，修防空洞。3年服役，只拿着衝鋒鎗照了一次像，連槍都不會開。不過，吉人自有天相，他當電焊工時結識了許多當地朋友，他的班長是列寧格勒外貿學院畢業的，一名高官的兒子，也成了撒沙的朋友。1990年撒沙從部隊復員回家，蘇聯正處於解體的混亂中，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情緒十分強烈。他看到中國人在中亞沒有前途，返回了列寧格勒，他的朋友幫他找到女朋友，一位叫鄂尼亞的俄羅斯姑娘，父親是德國人。很快他和鄂尼亞結了婚，岳父把城中心區3間房的住宅和城郊的別墅送給了他們。婚後，鄂尼亞改姓為雷，他們生的子女也都姓雷。在列寧格勒，也就是今日的聖彼得堡有了一家姓雷的中國人，我常常因此自豪。

1985年3月契爾年科執政一年後去世，年輕的北高加索人戈爾巴喬夫成了蘇聯最高首腦。戈爾巴喬夫是一位開明的、仁慈的政治家，從電視畫面上看到，他不同於任何以前的蘇聯領袖或其他共產國家的首腦，沒有不苟言笑的故作莊嚴，沒有無視一切的傲慢，而十分溫文爾雅，謙恭有禮，說起話來平易近人。他以“新思維”施政，首先是給中國人鬆了綁。1991年6月，州KGB一名叫撒沙的中尉到我家來，在這以前我已好幾年沒和KGB的人見過面了。他一進門就給了我一張打印好的紙，上面印着：“從即日開始，我和蘇聯KGB脫離任何關係。有問題也不找KGB”，要我簽字。天啦，這太好了，我終於脫離KGB的管制了，立刻簽了字，把撒沙歡送出了們。KGB不管中國人，至少不管我了，真是戈爾巴喬夫的第一大德政。

但戈爾巴喬夫的新政開局不利，也許是他不願意再採用鐵腕政治，更重要的是蘇維埃政治、經濟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蘇聯社會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了。忽然，1985年12月，滿城風雨，人們奔走相告：阿拉木圖戒嚴了！進不去也出不來，每天十多班開往阿拉木圖的長途汽車，到了離市區十來公里的地方，就返回來了。說哈薩克人正在遊行示威，在暴動，在殺俄羅斯人。起因是哈薩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古拉也夫的退休。古拉耶夫是第一個當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哈薩克人，統治哈薩克斯坦近20年，還是中亞5國唯一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勃列日涅夫的的密友（勃氏在50年代擔哈薩克斯坦共產黨第一書記時，古氏是部長會議主席），哈薩克斯坦的小沙皇。他住在阿拉木圖北郊最好的風景區米德俄的別墅內，為了方便他進城上班，專門給修了一條高級的環城公路。每當他通過，全路都得戒嚴。他3次到塔拉斯巡視，每次也都是全城戒嚴。一次到我工作的拖拉機零件廠視察，時間是上午11點，工廠當局把所有中國工人都趕到第二班了。這年他要退休，指定了接班人，聽說還從各地運去了食品和禮品，要舉行盛大的告別宴會。出乎人們的意料是，戈爾巴喬夫派來了一個俄羅斯人來擔任哈共中央第一書記，引起了哈薩克人社會的爆炸。

本來，在中亞各民族中，是哈薩克人的蘇聯化程度最深，人們都能說流利的俄語，比俄羅斯腹心地帶的韃靼人，巴什基里人，基瓦人的俄語還說的好，可以說，在各非白人民族中，最以“蘇聯人”自豪的除了朝鮮人，就是哈薩克人了。“我們蘇聯”總是他們和我們中國人說話的口頭語。哈薩克斯坦地大物博，緊鄰中國，蘇聯中央對這個共和國的經濟，文化建設抓得緊，教育水平，生活水平都高於中亞其他共和國，但也正因為此，在知識分子中存在的民族獨立的情緒也增漲了。我認識幾個年輕的哈族大學生，他們就常說“我們離開了蘇聯就不能生活嗎？”從12月11日起，阿拉木圖的哈薩克大學生和工人接連幾天上街遊行示威，高呼“保衛我們自己土地”。軍警鎮壓，人民的反抗更加強烈。遊行隊伍排列是前面走着遊行者，接着是卡車，最後是灑水車。遊行者見到俄羅斯人都用大頭棒打，屍體扔到卡車上拉走，再用灑水車水龍頭把路面上的血跡衝掉。哈薩克青年還跑到火車站，火車一停，只要上面下來了俄羅斯人，不管婦女小孩，抓住便打，許多幼兒園的俄羅斯小孩都給打死了。我沒在阿拉木圖親眼見過，輾轉傳說可能也有誇大的成份。塔拉斯和齊木肯特各城市，哈薩克居民的情緒也十分激烈，大學生還組織起來要到阿拉木圖去支援，在汽車站被阻止了。

運動很快被莫斯科調來原駐中蘇邊境用來對付中國的大軍鎮壓下去了，情景也是異常悲慘。士兵舉着專為鎮暴用的比鐵鍬還大還重的大鐵板，遇到遊行者就當頭打去，直到打死。運動的組織者不是被打死，就是抓進KGB監獄處死。聽說不少運動的組織者還是KGB的哈薩克官員。

哈薩克斯坦獨立後給這個運動平了反，稱之為哈薩克民族覺醒的開始，稱運動中的犧牲者為民族英雄，12月16日被定為獨立節。運動的領導者中有一位塔拉斯人，是阿拉木圖大學學生卡依拉特·雷斯庫勒別可夫，被抓進KGB監獄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葛羅米柯親自批准判處他死刑，在獄中憤而自殺。90年代中期，塔拉斯市政府把本市的第二大公園共青團公園改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園大門前建了高大的大理石紀念碑和他的半身銅像。不過有的俄羅斯人指着銅像說：“他算什麼民族英雄，他是個殺人犯。”

接着，波羅的海三國和高加索的民族獨立運動也一浪高過一浪。在鎮壓格魯吉亞加盟共和國首都第比里斯的人們示威時，高加索軍區司令下令開了槍，打死了10幾名婦女兒童，消息傳出，全國大嘩。戈爾巴喬夫因此制定了一條法律：在任何情況下，蘇聯軍警決不准對和平居民開槍。阿爾明尼亞和阿塞爾拜疆兩個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國為爭奪拉戈爾科自治州打起了內戰。天厭蘇聯，叫給戈爾巴喬夫趕上了，厄運不斷，接着又是切爾諾貝利原子能發電站爆炸，阿爾明尼亞大地震，人禍和天災接踵而來。塔拉斯也接納了許多來自切爾諾貝利的難民。我還認識了其中一名烏克蘭婦女，她告訴我，災難發生後，她逃到基輔的姐姐家，她姐姐閉門不納，政府把她送到這裡了，靠救濟過日子。我們工人都義務給原子能電站爆炸和地震災民義務幹了一天活，把那天的工資全交上去救災。幾個我們車間的預備役軍人也臨時調到切爾諾貝里救災了，回來說是乘直升飛機在天上轉，人們從頭到腳穿着防原子服，每次下去工作5分鐘，用混凝土澆蓋出了事的反應堆。

人民還沒喘過氣來，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又發生了大規模排土事件。

烏茲別克居住着上10萬的土耳其人，雖然同屬穆斯林，同屬突厥民族，相互間卻積怨很深。原由是土耳其人很少當工人或農民，大多是商人，日子比烏茲別克人過得好。形勢一鬆動，烏茲別克人的排土運動便爆發了。土耳其人散居，烏茲別克人成群結隊去他們家，搶走他們的財產，把他們攆出來，敢於反抗的就把全家大人小孩用地毯包起來，放火燒死。塔拉斯離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只有300公里，幾天內就有3萬多名土耳其難民逃來。拖拉機零件廠離長途汽車站不遠，每天乘公共汽車上班，大街兩側住滿了土耳其難民。大人小孩，鋪着一塊毯子在街上睡覺，夏天和秋天，都住在露天。從早到晚，都有難民上門討飯。1988年，我們去莫斯科，見到在幾個大火車站裡也住滿了土耳其族難民，白天討飯，晚上就睡在火車站的地板上。1991年鰻澧去波羅的海邊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旅行，也見到了數不清的土耳其難民。

河東河西風水輪流轉，轉了幾圈以後，獨立了的烏茲別克斯坦議會議長訪問土耳其，在土耳其議會發表演講：“我相信用不了多少時間，我們兩國的議員就會在這個會場上一起開會。“中亞各國也把土耳其當成了他們學習的楷模和追趕的目標。在市場上，任何商品掛上土耳其招牌便受歡迎。令人不解的是，在十月革命後逃到土耳其的哈薩克居民卻一批批地回到了哈薩克斯坦。

面對蘇聯風起雲湧的民族獨立運動，俄羅斯人的心情十分複雜，都有無可奈何之感。電視和報刊上出現了同情波羅三國的言論，說蘇聯併吞這三國後，沒在那裡作多少好事，使那裡和西方在經濟上的差距越來越大。一些胸前掛滿勳章的衛國戰爭老戰士卻對三國的獨立懷着刻骨的敵意，說：“他們還要什麼自由。是我們從德國法西斯手裡解放了他們，他們不知感恩，還要獨立。”

戈爾巴喬夫執政後，天時人和兩不利，糧食連年減產，市場上的商品一天天匱乏。他知道是再不改革已經不行了，特別是中國改革的成功，更叫克里姆林宮有切膚之感。記得1986年初，一位蘇共中央委員來到塔拉斯化工廠做報告說：“中國改革的進程很快，我們再不改革，中國就要超過我們了。到了那一天，中國再要向我們要領土，我們不給也得給。”蘇聯改革的初衷是要不使中國攆上來。從1985年起，蘇聯開始改革，我們工廠實行了自負盈虧，在車間和工段搞承包，根據工人意願按優組合結成工作組。可都只是虎頭蛇尾，反而打亂了原來的工作秩序，更加混亂。農村里農民承包了土地，農場當局卻不給灌水，土地無法播種。農場場長說：“土地都承包了，我們場長，農技師，畜牧師，會計師們幹什麼呢？不是失業了嗎？”蘇聯的官僚制度根深蒂固，蘇共領導人都是些利慾薰心的貪官，各個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地連在一塊，戈氏的任何改革措施不僅貫徹不下去，反而結果適得其反。象一坑大糞，不攪動它，臭氣還不大，用棍子一攪馬上臭氣熏天。經濟改革搞不下去，戈氏又匆忙搞起了政治改革，帶來的是政客們的權力之爭，也給了各個少數民族獨立運動以空間，結果是，除了解體以外，再無別的出路。

以上我寫的這些，只是我的見聞，沒有能力對它進行分析和評判，只是祈望我們中國的改革不要導致這種結果，必須平穩、有序、可控地進行。否則，對於國家和各個民族以至每個個人，都將是一場災難。寧可慢一點，也不能引起爆炸。但也不能停滯，因為停滯也會引起爆炸。中國可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一旦發生不幸，可不是那麼好收拾的。

和中國一樣，蘇聯在改革伊始也是各級官員紛紛出國考察，我們工廠的廠長一年多就先後跑了美國，法國和中國。考察帶回來的成果呢？一是和美國人打通了關係，把他的兒子送到美國留學了。二是見到美國企業主辦公室都附帶着休息室，裡面有浴室、床鋪和電視機，他回來以後也把幾間辦公室打通，裝修成休息室，也有了浴室、床鋪和電視機。第三是從中國拉來幾大包假阿迪達斯運動服，不少是缺衣袖少拉鎖的廢品，折成高價發給工人抵工資。四是用工廠的建築材料和工人勞動給自己蓋了兩棟三層樓房。那幾年，各級官員和企業的領導人都給自己大建官邸。我曾陪過一位新疆邊貿代表團去過本市水泥製品廠廠長家，見到他家的房子是一棟內部裝飾富麗堂皇的三層樓房，地下室有冷熱水全備的25米長的游泳池，園子裡養着各種熱帶魚和來自南美和澳洲的各種觀賞雞。而工人呢？以前從來沒有欠過的工資現在也無法按時發放了。在中國已經廢除了的各種憑票供應，票證卻出現在蘇聯。蘇聯共產黨的改革是一場禍國殃民的鬧劇，當時美國的國務卿紀新格早就預言了：“中國的改革會成功，蘇聯的改革不會成功。”老百姓對此無能為力，只好再編笑話：

如果火車出軌了，蘇聯各屆領導人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列寧會組織一次義務勞動來修好火車和鐵道，斯大林會把火車司機槍斃，赫魯曉夫會命令乘客閉上眼睛身子左右搖晃，他自己來報站。戈爾巴喬夫給司機發一些煤炭票，建議組織檢查團來調查，自己則跑到外國旅行去了。

顧客到餐廳吃飯，服務員端來一盤肉餅子。顧客看了看肉餅子問：“為什麼由圓的變成了方的？”服務員回答：“我們在改革。”顧客嘗了嘗後問：“為什麼沒煎熟？”服務員回答：“改革需要高速度。”顧客又問：“為什麼肉餅缺了一角。”服務員回答：“它是質量檢查符合國家標準的標誌。”顧客最後問：“為什麼你敢於把實情告訴我？”服務員回答：“因為我們現在有了言論自由。”

戈爾巴喬夫在建築工地上視察，看見工人們一個個推着空車跑來跑去。他奇怪地責問：“你們推着空車子胡亂跑些什麼？”工人們回答：“您不是要我們加緊改革步伐嗎？我們來不及裝卸材料了。”

贊比亞總統有100個老婆，其中一個得了艾滋病，她是誰？正在調查中。美國總統有100個安全事務顧問，其中一個是KGB特務，他是誰？正在調查中。蘇聯總統有100個經濟問題顧問，其中只有一個懂得經濟，他是誰？也正在調查中。

有兩種方式能成功地完成蘇聯改革：第一種是現實主義的方式，如果有外星人來幫忙的話；第二種是幻想主義的方式，那就是由我們自己來完成。

他們把自己的改革和中國的改革相比較，也得出了相應的幽默：

改革好比一部發動了的柴油機車，中國把柴油都用來開動機車前進，我們卻把全部柴油用來鳴喇叭。

改革好比蓋房子，中國是建了新的再拆舊的，我們把全部舊房子都拆掉了，新的卻蓋不起來。為什麼中國商店裡的商品琳琅滿目，我們商店的貨櫃卻空空如也？中國的改革給了老百姓經營自由。我們的改革只允許老百姓有言論自由。

在中蘇邊界上，兩國的巡邏兵相遇了，中國士兵問：“你們有糖果吃嗎？”蘇聯士兵回答：“沒有，”中國士兵給了他們幾包糖果。第二天又相遇了,中國士兵問：“你們有香煙抽嗎？”蘇聯士兵又回答沒有,中國士兵給了他們幾包香煙。回營房後,蘇聯士兵商量後決定，下一次和中國兵相遇後要主動提出問題。第三天一見到中國兵，蘇聯士兵就問：“你們有戈爾巴喬夫嗎？”中國兵回答說“沒有。”一個蘇聯士兵馬上說：“如果你們有了戈爾巴喬夫，就沒有糖果吃了，也沒有香煙抽了。”

也真如笑話中說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老是把新房子沒有蓋起來，就把舊房子拆掉了。所以，我覺得通過這些笑話，也可以反映出一些真實，中國在改革的初期，的確有比蘇聯的解體來得高明的地方。但是，中國的改革以後也出現了新問題，比如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如何協調等。

酗酒是蘇聯社會最大的公害之一，使勞動紀律渙散，社會秩序混亂，打鬥兇殺不停，也使不少家庭陷於貧困之中，甚至使俄羅斯人的民族品質倒退。在蘇聯，到處都可以見到酒鬼生下的各種畸形人，特別是侏儒之多，叫人目不忍睹。我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一個侏儒也沒有看見過，在蘇聯大街上卻見到一群群的。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央委員在化工廠的報告中還有一段話：“1962年許多中國人逃到蘇聯來了，身份是難民，一不懂俄語，二沒有技術。20年以後，他們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買了汽車，一個兒子就有一棟房子，一輛汽車。再看我們自己，許多人家裡除了四堵牆外什麼都沒有，都給喝光了，我們不改革行嗎？不禁酒行嗎？”1986年，戈氏下令全國禁酒，商店裡不賣酒，酒廠關了門，連葡萄園也給剷平了，可謂禁得徹底。但人民還是一樣喝酒，自釀的，俄語叫撒馬爾貫。幾年裡賣撒馬爾貫的黑市大行其道，許多化工廠的工程師，大學的化學教師辭職開地下酒坊，發了大財，國家反而每年損失了600億盧布的酒稅。政府受不了，重新開放酒禁，葡萄園卻沒了。教育改革實行新學制，把中小學階段也就是義務教育階段由10年延長到11年，卻放鬆了學前教育，總是顧此失彼。

還有一些有趣的事值得記下來，說明蘇聯改革了，眼界打開，對我們中國人也開始另眼相看了，這就是我稱之的李小龍現象或中國武打現象，真叫我們中國人揚眉吐氣。

1985年以前，蘇聯沒有錄音帶，更不准開錄像館。外國的打鬥片和某些西方片是絕對不準老百姓看的，警察抓住了要坐牢，有的人僅僅是因為看了外國錄像就被判處3年徒刑。1985年後，隨着緊閉的蘇聯國門一點點打開，出現了外國錄像帶。首先來的是香港武打片，特別是李小龍主演的。常常在街上看到一群群年輕人興高采烈地說着布魯斯·李（李小龍的俄文譯名）。一向奉公守法的中國人也心動了，想看個究竟。劉玉蘭的兒子賀勇是牙科醫生，租了6部李小龍主演的武打片，叫去幾家中國人。巧雲炸了一包油炸包子，自帶吃食，還交了部分租費，全家都去劉家了。十幾個人，晚上緊關房門，扯上黑金絲絨窗簾，像戰時防空襲一樣，看了一個通宵的電影。大家聚精會神，如痴如醉地看着李小龍和成龍出神入化的表演，特別是看到影片中中國武士打敗日本武士，在明朝剿滅倭寇的戰鬥中，俠客用龍爪手一下子就把日本武士的心臟挖出來，大家都興奮地跳起來叫好。兩年後，蘇聯的大門全打開了，塔拉斯的錄像館開得和飯館一樣多，百米一家，十房一處，放的多是香港武打片。第一批全是李小龍主演的，於是，“布魯斯·李”風靡全蘇，成了蘇聯家喻戶曉的英雄。有意思是，蘇聯人區分不出香港和中國，全都是中國，一談論就是中國功夫好，中國電影好，布魯斯·李是好漢子。推而廣之，書店裡也賣李小龍的電影畫集，李小龍傳，大街小巷的售貨亭櫥窗上都掛着他的照片、繡像和蠟染像。我們去莫斯科，坐了3天3夜火車，每天都有小販上車來兜售他的像片和印着他像片的日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也沒有兩樣，在滿街的書店報亭都可以見到布魯斯·李。青年男女們都穿着印有他目光如劍，神態各異的頭像和大寫名字的T恤衫。在中蘇關係還沒有完全解凍的時候，在蘇聯人的眼裡，李小龍一下子把中國人的形象改變了，可真給我們炎黃子孫在外國人面前掙足了面子，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李小龍的電影也使中國武術風靡全蘇，各個城市裡都有真中國人或假中國人真拳師或假拳師開設的武館，都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有的年青人一看到中國人就纏着要教他功夫。

緊接着，闊別了幾十年的中國電影也在蘇聯電影院裡上演了。首先上映的一批是《少林寺》《無敵鴛鴦腿》和《孔雀公主》，都是久映不衰。也時有中國電視片出現。1990年國慶節時一連上演了5部中國電影。令人遺憾的是西方人給了獎的《紅高粱》在蘇聯卻不受歡迎。我們到影院去看該片，寬闊的大廳里只冷冷清清地坐了30來個人。當出現了向酒缸撒尿的鏡頭時，許多觀眾大罵“他媽的，中國人！”哈薩克斯坦獨立後, 電影院裡和電視中很少有中國的了，只在阿拉木圖電視台斷斷續續地播送着中國贈送的、有哈語配音的《西遊記》《紅樓夢》和《三國演義》。說的是哈語，大部分人卻聽不懂。節奏也太慢，看慣了節奏快的西方電影的本地觀眾不願意看。

第一次回國探親

恢復中國國籍後，我就向大使館申請全家返國定居。報告轉到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僑辦來信問我：“你是湖南人，但原工作在新疆，你是要回湖南還是新疆？”我寫信回答：“新疆是我的傷心之地，不想去了，想全家回湖南家鄉。”報告又轉到湖南僑辦，再轉到我家鄉石門縣。我出逃以後，中共霍城縣委沒有給我的“右派”和“文革”中戴的“黑幫分子”帽子平反，湖南省僑辦又派專人到了新疆霍城督促他們辦理，中共霍城縣委統戰部才發了改正平反文件，文件號是霍統字（86）號，時間1985年12月6日，發文時間則是1986年，一下拖了6年。並且還給我留了3個尾巴，如“認為雷曾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有些言論。但從性質上是屬於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到了大躍進已經全部否定，人民公社被解散了的1986年，霍城縣委還在認為我當年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評論有“思想認識”問題。他們辦事情不少地方糊裡糊塗，發平反文件時，我早已恢復中國國籍5年了，文件上還寫着“於72年逃蘇，現在已加入蘇籍。”一直到我1990年重新回到霍城，新疆的公安部門還沒有把我逃亡的時間和地點搞清楚，說我1972年出逃的地點是塔城。公文旅行，平反文件1987年才寄到大使館，我家鄉政府卻在1982年就給我們夫婦安排好了工作和住宅。1986年哈薩克斯坦地區的華人華僑開始回中國探親，第一個是李廣諱。本來1987年大使館已經通知我：同意我全家回國定居，馬上要寄歸國證了，李廣諱回湖南後變了卦，也許大使館有別的考慮。

對留蘇中國人回國探親，KGB作了非常陰險而巧妙的安排。第一批回去的都是他們的人，給他們交了任務。如阿拉木圖第一個回國的是本書第二章里專寫過的張聯堂，本人是混血，生在新疆，長在蘇聯，從來沒有到過他父親出生地河北某縣，在中國根本無親可探。江布爾第一批返回中國的是李佩芳夫婦、鄭凡魯、鄭賢奎夫婦和李廣諱，回去執行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向中國的僑務部門或安全部門匯報：除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外，把別的留蘇中國人特別是幾個特定的人說成是KGB特務，把池水攪渾。我國管事的官員本來多疑，聽人說某人是愛國者還不太相信，說某人是KGB特務就深信不疑。我回國定居大事便因此功虧一簣，只有老死異鄉了。比如李廣諱，就造了一個謠：“巧雲的前夫是德國人，撒沙是她和德國人生的。”湖南省安全機關完全深信不疑，謠言一直傳到我母親耳中。

開放回國探親已經3年整，該回去的都回去了，KGB再也沒理由不讓我回中國，所以我一家是塔拉斯市最後一家被批准返國探親的。1988年8月，我們夫婦和女兒才領到探親的簽證，不過KGB還是剋扣了我們的回國攜帶的外匯。蘇聯政府規定，中國人回國探親每人每天的旅費是11盧布，每次發放兩個月，小孩減半，用美元付給，按61戈比換1美元計，我們三人應該可以攜帶2700多美元，結果只准許我們帶一千多美元。8月，請來了岳母看家，我們踏上了日夜盼望的回國旅程。此時我離開祖國已經18年，離開故鄉34年了。巧雲離開中國時間更長，有25年，她由不滿18歲的少女變成額角白髮點綴，眼角布上魚尾紋的中年女人了。鰻澧是第一次回中國。巧雲是蘇籍，必須要領到中國大使館的簽證。我們就先起身去莫斯科。在蘇聯，外僑是劃地為界，不能離牢籠一步的，以前要去莫斯科更是想都無法想。我在蘇聯生活18年，除了逃跑時到過土庫曼共和國外，這是第二次離家遠行。我們坐蘇聯南線火車去莫斯科，途徑烏茲別克斯坦北上，到歐亞交界的烏拉爾山南麓的大城奧倫堡後，再西行到莫斯科。蘇聯的火車走得很慢，每小時只有50公里。從塔拉斯到莫斯科3700多公里，走了3天3夜。但火車票很便宜，我們坐的包廂，每人才35盧布。鰻澧是學生，只收半價。火車第二天經過中亞第二大湖鹹海，提前兩個小時，列車員便把所有的門窗都關閉了。穿過湖邊一個原來有10萬人口的阿拉斯克市時也沒有停。列車員解釋“城裡在發瘟疫，整個城市居民都遷走了，成了空城。”原因是鹹海的水源是烏茲別克斯坦的阿姆河和希爾河，烏茲別克斯坦在蘇聯的經濟分工是種植專業戶，専種棉花，要用水灌溉。沿途把兩條的河的水用光了，鹹海水源被切，成了干湖，湖底細菌泛濫，瘟疫蔓莚，湖邊居民也走空了。過了奧倫堡，火車全在大森林中行進。

快到莫斯科時，鐵路兩側的森林邊上出現了許多不知名的喬木和灌木，樹枝上掛滿了紅色小漿果，也有蘋果。我到一個小站買了一公斤莫斯科的蘋果嘗嘗，觸到牙齒滿嘴酸澀，無法入口，都丟掉了。這種蘋果是蘇聯生物學聖人米丘林的“偉大的科學創造”。我們第一天晚上上車，第四天下午5點才到莫斯科。

莫斯科是蘇聯最大的鐵路中心，有8條幹線交合。喀山，基輔和列寧格勒三大火車站鼎足而立，都是古色古香的高大建築。售票大廳里用電腦售票，用不着排隊。大煞風景的是每個候車室都住滿了土耳其族難民。莫斯科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壯觀的地下交通系統，據說地鐵長達400公里，通到市里每一個主要的地方。市中心區是三個大環圈即環形路，越過莫斯河底再通到城市的四面八方，直到郊區。地鐵站寬大而漂亮，全用大理石的雕刻裝飾，像藝術宮，更像博物館。大的地鐵站有上下3層，乘自動樓梯上下。剛進入地鐵站，一看高達200米既窄又陡的自動樓梯，顯露的全是人頭，很有些心驚膽戰。站上每一個拐彎的地方都高懸着燈光指示牌。還寫了由此出車能到達的街道，和去何街道要在何站上車，一目了然。所以到莫斯科旅遊，買一張地鐵交通圖，會俄文拼音就行了，用不着導遊，也不用向別人問路。車費也便宜，乘一次才5戈比，可以在地下跑遍偌大的莫斯科，這在別地方是不能叫人相信的，所以在莫斯科旅遊一個星期，我們全乘地鐵來往。下火車後我們直奔中國大使館，給使館帶去了兩大包新鮮芹菜和辣椒。乘地下火車到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站出來，走不遠就到了大使館，在風景十分優美的列寧山上的友誼路，離莫斯科大學只有幾百米。大使館並立着兩棟四層樓，前面有一個小湖，湖裡游魚歷歷在目，一雙美麗的白天鵝在湖面上嬉水。我們拿出證件，進入大使館找到賈士敏主任和高山林隨員，把菜交給了他們。他們十分親熱。小高親自開着使館的德制奔馳車把我們送到了航天展覽館附近的一家涉外旅社，包了一間房，兩張床，有電視和電話，還有抽水馬桶，大澡盆，冷熱水全備，一晝夜才3盧布。在旅社走廊碰上了許多中國人，其中有一個來莫斯科大修伊爾飛機的飛行組，5個人。我們天天見面，當時正是漢城24屆奧運會比賽的時候，他們看不懂俄文，我每天下午都把當時報上登的比賽結果告訴他們。旅館旁還有一家十分好的自助餐廳，全家3個人花3盧布就可以飽餐一頓，在別的蘇聯城市，在莫斯科其他街道上，這是找不到的。第二天上午，我們去大使館辦簽證。先在莫斯科大學的校園裡待了一個多小時，好好觀賞了大學的風光。莫大依山坡建在列寧山上，全開放的，沒有圍牆。都是大高樓，主樓有30幾層，是全蘇聯最高的建築。校園裡處處花木扶疏，噴泉擊空，景色既壯觀又秀麗。我國沒有一個大學能在建築上能與它媲美。大學生們進進出出，黑人特別多。有的女大學生還推着小童車。蘇聯准許大學生就讀時結婚，還給大學生夫婦提供專門的公寓房。我看到一個金髮碧眼的女大學生推的童車裡躺着一個黑人小嬰兒。不過，聽說莫斯科大學主樓的設計師在大樓完工後被關進監獄了，因為大學的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全集中在一座大高樓里，上上下下實在不方便，大樓中看不中用。賈主任早給使館簽證處的工作人員交待了，我們沒有像別人那樣排隊，交上登記表就在巧雲的出國護照上蓋上了簽證章，花了不到一個小時。從大使館出來，到了不遠處的英迪拉·甘地廣場。中蘇反目後，蘇聯竭盡全力拉攏印度，英迪拉·甘地遭暗殺後不久，在莫斯科建立了以她命名的廣場。廣場不大，廣場上豎着的銅像不知道為什麼是聖雄甘地。接着我們直奔紅場，紅場比天安門廣場小多了，地上鋪着石磚，縫隙很大，穿細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完全無法在上面走路。紅場上的列寧墓前排着幾百人的長隊等待瞻仰他的遺容，中國人還特別多。我是發誓不見他的，沒有去排隊。紅場北面是高大的紅牆和牆後的克里姆林宮，全蘇聯的神經中樞。蘇聯人編了許多笑話來形容紅場和克里姆林宮。有一則是：“什麼是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和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的分界線？回答：紅場上克里姆林宮的圍牆。”

在莫斯科的幾天，我們還到了高爾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園，動物園，鰻澧第一次坐了過山電車可以鳥瞰莫斯科市景，第一次欣賞了立體全景電影，還坐遊船遊覽了莫斯科河，看了幾家大博物館，名人公墓，瞻仰了俄羅斯許多著名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的長眠之地。在赫魯曉夫墓前我獻了一枝石竹花，儘管赫氏做了許多錯事，他還是共產主義世界的第一個改革家，斯大林新沙皇的專制是他揭露的，自由和民主之風是他帶進鐵幕之內的。在公墓還看到了中共元老王明的墓。大部分墓前都擱者已乾或未乾的人們獻的花，而他的墓前一無所有。他這個可鄙而又可憐的漢奸，誰還記得他呢？最後兩天是購物，先買長途旅行所需的食品。此時全蘇聯都鬧食品荒，莫斯科的食品卻貨物豐富，價格也便宜，雖然有時也要排長隊。在海洋食品商店我們買到了中國人愛吃的海帶罐頭和別的地方見不到的青魚、大哈馬魚和黑魚子醬罐頭。這些食品在有些城市只有官員專賣店才能見得到。我們去全蘇最負盛名的莫斯科中央百貨商店，商店在一棟古色古香 裝飾華麗的三層樓內，商品卻十分缺乏，還比不上以後我在在國內見到的小縣城百貨商店。轉完了三層樓全部櫃檯，只給鰻澧買到一條牛仔褲和一些銅板模壓圖，準備帶回國當禮品送人。我們帶回國的禮品有兩部“日出”牌摩托車、吸塵器、兩個空調器、幾條毛毯、駝絨被和各種呢子衣料，在我們出發前已經託運到伊爾庫茨克二內弟家了。中央百貨商店原是一俄羅斯親王官邸，建築之壯觀和裝飾之精美無可挑剔。中國成語有一則“買櫝還珠”，而全蘇最大的百貨商店卻只有大櫝沒有珠。之後又到國際書店中文部買書，一進門就把我驚呆了，有那麼多的好書！我在新疆時在任何一家書店也沒看見過。我掏出口袋裡所有的錢一氣買了30多本，其中有中文《福爾摩斯探案集》和民國時期偵探小說作家林小青著的《林小青文集》。一邊在書架上取書，一邊高興的笑出聲來，幾個售貨員都奇怪的圍着我。錢花光了、還有一部大部頭的《三峽水電站討論全集》沒買，準備回旅社取錢再來買。第二天一大早就趕來國際書店、結果大失所望，昨天滿書架琳琅滿目的中國書都下架了，除了幾部辭典和幾本兒童畫冊外。這蘇聯解體的前三、四年，KGB的觸覺還是無處不在。我買的書都打包郵回了塔拉斯了。

在莫斯科玩了一個星期，我們從莫斯科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火車到中國，要經過伊爾庫茨克，7天7夜。沿途幾乎都是大森林。樹木都是又高又直的紅松和白樺，幾乎看不到雜樹。俄國人把歐亞大陸的森林帶囊括一空了，森林面積700多萬平方公里，快有巴西大了，世界第一，是一筆多麼寶貴的生態資源和林木財富啊！大森林鑄就了俄羅斯人的森林文化，獵人文化，特色就遵守“叢林法則”，兇狠嗜殺，遠離海洋文明和城市文明，這大概就是形成俄羅斯民族蠻橫、習於武裝外侵和缺乏文明的民族性格的原因。從17世紀彼得大帝開始，歷代沙皇四處掠奪：西侵瑞典、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小國，南敗土耳其和伊朗，東掠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大陸帝國。十月革命後，列寧和斯大林比老沙皇更青出於藍，從中國、芬蘭、波蘭、德國和羅馬尼亞、捷克掠取了大片土地，蘇維埃帝國比沙俄帝國的領土更加廣闊。森林是大黑熊出沒的地方，世人也就把蘇聯稱作北極熊了。

巧雲持蘇聯護照，途徑蒙古可以免於簽證，因為當時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只是個蘇聯的附庸。我持中國護照，需要過境簽證，我懶得在莫斯科找蒙古大使館，人們告訴我伊爾庫茨克有蒙古領事館，一樣可以辦簽證。火車經過東歐平原和西伯利亞的茫茫林海，越過伏爾加河、鄂畢河、葉尼塞河、安加拉河幾條大河，只見河道寬闊，水量豐富。有的地方比長江還寬，水還大，水都是清的。後來過境回到中國，就只能見到干河和混水河了。每條河上都有巨型水電站。蘇聯把大部分能利用來發電的河水都用來發電了。在伊爾庫茨克下車後，二弟把我們接到了他家。二內弟和幾個中國朋友開了一家街道照相館，生意不錯。內弟媳也是混血中國女人，大學經濟系畢業，在一家財經機關當經濟師，他們有個小男孩。親人相逢，高興莫名，那座城市還住着一些我見過面的和早已聞名沒有見面的華僑朋友，像我岳父的乾兒子劉天孝，有中國駐伊領事之稱的四川籍人陳冠中，外號華僑協會主席的河北人王唯一，從塔拉斯遷去的老知識分子王梵，還有一些在中國建設雜誌上知道我的朋友們。大家輪流請我們去做客，大魚大肉，每天晚上都大醉。

伊爾庫茨克在貝加爾湖北岸，安加拉河從城中心一穿過，是西伯利亞的大城，沙俄時代東西伯利亞總督的駐地。市里歐洲古典風格建築很多，不少是革命前華商的財產，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全給沒收了，變成了名目繁多的政府機關。安加拉河上有一座發電量達200萬千瓦的水電站。廠房建在大壩內，我們常常坐汽車或電車在上面過來過去。伊爾庫茨克不用煤氣，取暖和做飯都用電，電費便宜得叫人乍舌，1個戈比1度電。到伊爾庫茨克後，我到蒙古領事館辦簽證，我是蘇聯居民，蒙古人不敢怠慢，幾分鐘就辦好了，收費高達20美元。在領事館內看到一個蒙古女人帶着七八名蒙古少年坐在那裡，女人用熟練的俄語打電話：“我們來伊爾庫茨克兩天了，連住的地方也沒找到。”大概她是帶蒙古學生來上學的。

在伊爾庫茨克玩了5天，登上了返國的興奮之路。當時蘇聯和中國有國際聯運，可以用盧布買全程的往返車票，十分方便。我們便一直把票買到京廣路的終點城市廣州，往返票三個人一共花了400盧布。坐的是中國列車，列車員是個北京老頭，全車廂都是中國人，除少數回國的華僑和幾個波蘭商人，多是各種代表團訪問蘇聯後回國的，還有一些應邀訪問了母校的老中國留學生。列車開出伊爾庫茨克，很快到了貝爾加湖邊，沿湖岸行進直到烏蘭烏德，走了7個多小時，還不到整個湖岸的五分之一，好大的湖啊！貝加爾湖是世界最深的湖，沒有受到多大污染。政府曾想在伊爾庫茨克建一個大造紙廠，把廢水放進湖裡，居民群起反對，遊行示威，政府只好作罷。湖裡魚產特別豐富，1986年蘇軍入侵並占領捷克之後，捷克是個內陸小國，克里姆林宮要安撫它，把貝爾加湖的捕魚權出租給了它。捷克人的技術能力很強，專門設計了漁網。我牽着女兒的手站在包廂外的走廊里，只見湖水青碧，風吹來，碧波粼粼，蜿蜒天際，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因為貝加爾湖就是我國史書上所稱北海，是兩千多年前民族英雄蘇武牧羊的地方。我噙着眼淚望着北海水，和女兒一起唱起了《蘇武牧羊》：“蘇武留胡節不辱，苦守十九年。渴飲血，飢吞氈，牧羊北海邊。心存漢社稷，氂落猶未還……”蘇武留湖十九年後回到了祖國。我出國十八年，才爭得了回國的權利。我無法自比蘇武，他的人格卻時時提醒我，叫我萬萬不能在外國失足。

列車南下到烏蘭烏德，是蘇聯布利亞特自治共和國首都。城裡有清代修建的中國廟宇式的喇嘛廟，漢字牌匾，漢字對聯。列車從烏蘭烏德折向南不久就從恰克圖進入蒙古國境，尼布楚就在不遠的地方。尼布楚和恰克圖是康熙皇帝時清軍打敗俄軍後，先後在兩地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保住了我國北方土地。清朝全盛時我國的版圖直達貝爾加湖南岸。所謂布利亞特蒙古，原是外蒙的一部分，名唐努烏梁海，不願隨外蒙獨立，要留在中國，但它卻被外蒙隔斷了。二十年代，蘇維埃帝國把我國這片土地占據了，至今還沒有法律依據。而外蒙獨立是列寧預謀已久的，他認為中國總有一天會強大，哪一天中俄爆發戰爭，中國軍隊從外蒙出發，可以完全切斷西伯利亞大鐵路，把俄羅斯帝國攔腰斬斷。所以，十月革命後內戰硝煙未落，他就派紅軍以剿滅白俄軍隊為名，出兵占領了外蒙。教育和訓練以蘇赫巴托爾為首的外蒙青年，派去奪權。1924年獨立的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蘇聯一手製造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總書記是澤登巴爾的老婆是俄羅斯人。澤氏是無可救藥的蒙奸，反華的先鋒。六十年代後，十萬蘇聯大軍開進蒙古，和蒙軍混合編制駐在中蒙邊境，給中國巨大的軍事威脅。九十年代蘇軍退出蒙古，蒙古人民革命黨把澤登巴爾開除出黨。列寧看到了中國軍隊從外蒙可以把俄羅斯攔腰切斷，我國領導卻沒有看到俄軍從外蒙出發，可以很快打到北京。不過，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還一直把外蒙劃在中國版圖之內。九十年代烏蘭巴托市文化代表團訪問台北，團員們奇怪地問接待者：“為什麼我們蒙古國在你們印的地圖上找不出來？”

列車開到蘇蒙邊界上停下來接受邊防和海關檢查，上車執行任務的都是俄羅斯人。比較文明，也沒有開包開箱，只是所有檢查完畢後，一個海關女官員把我叫出包廂，對巧雲搜了身，很仔細，連乳罩都翻開來看了。我知道有些華僑從哈薩克斯坦回國，走私哈薩克盛產的羚羊角，發了財。列車開過蒙古邊界停下檢查，一隊全副武裝手持衝鋒鎗的士兵上到火車，軍服和蘇軍制服一模一樣，一個個板着臉，神情嚴肅，盤問認真。但對包括我們在內的蘇聯居民的檢查十分寬鬆，沒有開箱開包，也沒有搜身，只數了下行李件數。往車窗外望去，邊界的蘇聯的一側有成片的大森林，草原肥美，水源豐富，而過界到蒙古後，只見草不見樹了，蘇蒙劃界把好地方都劃給俄國了。

列車從北到南縱穿蒙古全境，除了烏蘭巴托外，見不到一棟房子，一條河，一棵樹，一個人和牛，馬，羊，駱駝，連停在電線杆上的鳥也沒有。這時正是秋高草長的季節，草原上也見不到密集的牧草，不過它擁有純淨的天空和清潔的空氣。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車站的模樣和蘇聯的車站沒有兩樣，車站大樓與蘇聯加盟共和國首都的火車站一般規格，頂上釘着俄文“光榮給予蘇聯共產黨”的鐵製紅色大標語。聽說烏蘭巴托還豎着蒙古引以為自豪的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列寧銅像。烏蘭巴托市很不雅觀，見不到漂亮的房子，只看到遠處有五，六棟和塔拉斯居民區的高層居民樓完全同樣的九層樓，街上跑的公共汽車也是同樣的車站上人不多，上車的蒙古華僑卻不少，說着純正的普通話，穿着和蘇聯居民沒有兩樣，帶的行李也是蘇產的吸塵器，電熨斗之類。蒙古經濟完全掌握在俄羅斯人手裡，低價賣出畜產品，高價進口蘇聯工業品。連自己有限的幾座工廠和礦山都是蘇聯人掌管的，幹活的工人許多也是蘇聯人。每年夏天。在阿拉木圖和塔拉茲的報紙上都登着大幅廣告招收臨時工人，去蒙古把牛群和羊群趕到哈薩克斯坦來。蒙古人用一頭牛才能換回蘇聯一雙皮鞋，所以蘇聯人也編了個笑話：“斯大林給喬巴山勳章，喬巴山給斯大林羊群。”和我們車廂相連的一個車廂上來了十幾名蒙古華僑青年，一上車後就和我們攀談，大爺，大娘，叔叔，嬸嬸地叫得特別親熱。他們告訴了我旅蒙華僑的由來。蒙古“革命”時留居蒙古的漢族官員和商人都攆走或殺害了。蒙古人只會當牧人，工，農業勞動力十分缺乏。1945年日本投降，幾十萬蘇軍開進我國東北發戰爭財，還組織了一支蘇蒙聯軍出兵到我國綏遠和和察哈爾省，前鋒直到張家口，斯大林因之授予了蘇赫巴拓爾的繼任者喬巴山以蘇聯元帥的稱號。蒙軍撤退時，掠回了幾萬中國人到蒙古當勞工。現在蒙古有幾萬華僑，在烏蘭巴托還有一所華僑學校，第一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時，旅蒙華僑協會主席還是極少數的旅外華僑人民代表之一。華僑在蒙古的處境還不如蘇聯，雖然他們給蒙古創造了大量財富。我工作單位“塔拉斯拖拉機零件廠”的工人中征去烏蘭巴托工廠幹過活的很多，我們同組的一個俄羅斯人告訴我：“蒙古如果沒有中國人，我們蘇聯人都得餓死。我們吃的土豆都是中國人賣給的。”而蒙古政權頭目反起中國來比蘇聯還賣力。1969年珍寶島之戰以後，許多留蒙華僑給殺害了，八十年代還把成千上萬的華僑驅趕回中國。這些同胞們和我們套近乎還有一個原因，蒙古當局不允許他們帶任何物品出境，查出來了要判徒刑，他們攜帶的蘇制吸塵器，望遠鏡，電熨斗之類和羚羊角只好放在我們的包廂里矇混過關。

火車深夜裡開到中蒙邊界上蒙古一方的扎門烏德站上停下來，接受出界檢查。檢查很快完了，車廂兩邊的門上各留下一個持槍的士兵把守。巧雲鬆了口氣，牽着女兒想到列車廂走廊舒展下身子，才一隻腳踏出包廂們，一個士兵就大聲喝叫：“卡姆，卡姆！”我們愣住了，什麼卡姆，他們要幹什麼？我想了一會兒對巧雲說：“他們說的是超級蒙古式英語，come in；進去，這裡是他們的邊境，不准看。”在黑沉沉的夜裡，孤零零的過境小站上，只亮着幾盞鬼火似的昏暗電燈，能看到他們什麼邊境秘密呢？他們又有什麼邊境秘密值得旅客一看呢？我們都啞然失笑了。列車開動後，很快到了我國內蒙古的二連市。

在母親的懷抱里

國際列車開到二連已經深夜兩點了，車站上仍是燈火輝煌，好一番燦爛的夜景。列車要停留幾個小時，在這裡換車輪。蒙古的鐵道是蘇式寬軌，中國鐵路是國際標準軌，火車能從蘇聯直接開到蒙古，不換成國際標準車輪便不能在中國的鐵路上行走。同樣是邊界，是過關檢查，中國一方完全沒有蘇蒙邊界的森嚴。邊防軍官兵和海關人員態度都友好，向旅客提問都帶着笑容。海關檢查員是位回族小伙子，一進包廂首先和我握手問候，說“歡迎華僑回到祖國來。”檢查很快順利通過，還發生了個有趣的插曲：當時我國限制外煙進口，規定每個從國外入境的旅客只能帶兩條煙，我們3個人帶了7條保加利亞煙，違限了。我告訴了邊檢員，他立即用報話機向上級報告，對話我都清晰地聽到了。他說：“有一家華僑，兩大人一個小孩，帶了7條煙，放不放行？”上級問：“報關了沒有。”他回答：“報關了。”上級立即指示：“放行！”放行，兩個字，乾脆利落，又親切溫暖。我知道我已經到達了中國的土地上，我回到中國的懷抱了。檢查員邀請我們去二連海關大樓參觀，便和他一起下了車。只見列車兩邊各擺着一排起重機，司機都是年輕的姑娘，要把火車廂吊起來放到中國的車輪上。民國時代閻錫山在山西修窄軌鐵路，斯大林在蘇聯和外蒙修寬軌鐵路，都是防止外來者進入。專制統治者都是些笨人，閻錫山的窄鐵路擋得了日本鬼子和八路軍嗎？蘇聯外蒙的寬軌又抵擋得住西來的歐風美雨嗎？與對面的黑暗孤獨形成鮮明對比，二連的海關大樓卻是燦爛輝煌。大樓正面全用閃爍的彩色電燈泡包圍着，大廳商店裡的貨物琳琅滿目，小吃店營業正盛，黑頭髮和黃頭髮各色人等進進出出。樓前廣場上許多旅客在散步，開放改革，一進國門就看到完全的新氣象了。一看到大樓正上方的中國國徽，我們全家三人停了下來，脫帽，鞠躬，向祖國致敬。當我伏下身子流着淚去親吻祖國的土地時，巧雲和鰻澧也都淚流滿面了。

在歐洲各民族中，大概最沒有文明修養的要算波蘭人了，列車開出二連，我們車廂的幾個波蘭商人發了瘋，每個人都拿着一瓶中國燒酒大口大口地吞咽，喝完酒就狂舞狂喊，叫全車廂的人都沒法睡覺。他們高興的原因大概是他們帶的走私品順利通過了幾國的海關，要大大慶祝一番。列車員不敢或不願去干涉他們，我只好過去把他們制止了。早上一覺醒來，到山西了，遠遠看到古長城在起伏的燕山山脈群峰頂頭東來西去，山都很陡峭，幾乎是懸崖千丈，當年修建之艱難很難想象。到北京時，已經暮色蒼茫。我們帶的行李包太多，搬下車後，只好由巧雲和鰻澧當哨兵分段看守，我再一包包地運到候車室。在國際候車室里把一些美元換成人民幣。候車室里有幾位從台灣回來探親的同胞，一個十五六的小姑娘，國語說得流利極了，活潑可愛，很快和我的女兒親熱起來。國際候車室還算安靜，可出室一看，到處全是人，萬頭攢動，不少人還鋪開行李睡在廣場上。天啦！中國的人口比我在國內時不知又增加了多少！“人多好辦事”的最高指示立竿見影了。

改革開放後，北京建了許多高級賓館，我們旅蘇華僑是住不起的，北京市政府照顧窮華僑，把前門外的大眾旅社指定為接待蘇蒙回國華僑和來北京旅遊的香港大學生的専用旅社，一間房一晝夜收二十多元人民幣。旅社很特別，三層樓，中間一個大天井，環天井是走廊。客房在走廊周邊。一個人在三樓的天井邊一坐，全旅社進進出出的旅客盡收眼底。第二天我們在門前一家小餐廳吃了涮羊肉，又到火車站把行李託運到長沙。

在吃涮羊肉前，一大早，我們剛起床，出乎我的意料，一位帶着服務卡的馬姓先生到我們房間來了，一一詢問了我的籍貫，出生年月日，父母兄弟的名字，一邊問一邊登記。我不免有點發怵，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下午，我們一回到旅社，值班室就有人來叫，說有人找我。我進到值班室旁邊的一間辦公室，見到裡面一中年女士和一位青年幹部正等着我。女士姓陳，清瘦的面龐，望之可親。青年長得十分英俊瀟灑，高身材，高鼻子，像漂亮的中西混血人。我分別稱之為陳大姐和小崔。陳大姐告訴我他們是北京市外辦派來接待我們的說：“雷先生在蘇聯吃了不少苦。回國後好好休息一下。”叫我們明天9點在前門前大電影廣告牌下等，有車子來接我們到八達嶺長城旅遊，還叮囑不要告訴旅社裡其他的華僑，因為他們不接待一般的華僑。我回房告訴了巧雲和女兒：僑辦幹部來看望我們了，大家都非常高興。

次日9點，我們坐上豐田車出居庸關登萬里長城。大學時代我到八達嶺春遊過，現在全整修一新了。遊人如蟻，我們一鼓作氣登上上了山頂，拿到了“不到長城非好漢”的證明書。燕山茫茫，裸石坡上點綴着一處處蔥茂的樹林、草原、花地，好一個居庸疊翠，灰色的長城在山頂上蜿蜒天際。長城據說是宇航員在飛船上見到的地球上唯一之人類建築，是中國人的驕傲，不過它值得自豪的只能是我國古代的卓越建築技術和中國人的卓絕勤勞，中看不中用，還把中華民族開發和進取精神禁錮了。真不明白，秦始皇雄才大略，帶甲數十萬，兵精馬良，幾年內踏平了六國，卻派大將軍蒙恬率奴工二十萬成年累月地去修長城，卻沒有想到把二十萬奴工武裝起來踏平匈奴，收漠北於版圖。還修出了一個孟姜女，哭了幾千年，哭倒了長城，也哭亂了中華民族向外的開拓。八達嶺一段長城是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領兵重建的，以戚繼光的大將之才，奇怪的是不去率艦東平日本，率騎北收蒙古，卻築起長城來封閉自己。

中午下了長城，見到一家旅遊商品門前兩位小姐在玩熊貓球，一種新發明的球。各拿一塊比乒乓球拍大的貼膠球板和一個羽毛球似的小球交叉擲出，把球牢牢地貼在球板上。他們手法熟練，姿態曼妙，好看極了。小崔買了一副送給鰻澧，到現在她還常常和巧雲拿到公園裡玩。游完長城，驅車去了明十三陵。先到定陵地下宮殿，也是我的舊遊之地，指導發掘定陵的考古學家幾乎都是我的老師和同學。定陵是明萬曆皇帝的地宮，是把明室搞到幾乎滅亡的荒唐皇帝。午餐和晚餐都是在定陵的餐廳吃的，我請陳大姐點幾個簡單清淡的菜，不要太花費了。她笑着說“老雷，你是過過苦日子的了，不要客氣。”要來了豐盛的菜餚，我一輩子還沒見到過。都沒有吃完，太可惜了。

以後兩天，小崔帶巧雲和鰻澧去游頤和園和動物園，把我帶到一棟樓房談話，從後門進去，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和我談話的是一位姓郝的先生，口音像是山西人，後來在戈爾巴喬夫訪華遊覽長城時，在電視新聞里見到過他的面孔。他詢問了我逃蘇後受審，流放和定居塔拉斯的全部過程，以及KGB管制華僑的方式方法。我見到他後的第一句話也是：“在蘇維埃帝國沒有瓦解前，凡主張中蘇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他笑了，從談話中聽出他對蘇聯還是有好感的。他還懂俄文，大概曾經在蘇聯留過學吧。

我要特別提一下，在我和郝先生長達兩天的長談中，談到了我在北大最親密的朋友、我的同級同學結義兄弟沈元。我們都是1957年時的右派，我的出逃與他還有着密切的關係，下面我還會專門談到他。沈元可以說是解放後中國歷史學界出現的唯一天才。他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文章問世後，有學者說他的成就要超過黑格爾，1970年他被謝富治下令槍斃了，其時只三十二歲。

在北京待了4天，我們要南下湖南回老家了。頭天晚上陳大姐，小崔和郝先生正式宴請了我們一家，在一處宮殿式的平房裡，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小崔帶我們進了門，庭院深深，畫廊曲折，小橋流水，花壇錦簇，走了好久才到宴會廳。宴席是中西合璧的，服務員當場在炭盆烤出牛排，我們也第一次吃了海參、猴頭這些名貴的中國菜，臨別時他們給巧雲送了一個景泰蘭花瓶。

中國火車的速度比蘇聯快得多，一個晝夜就從北京到了長沙。走下車廂，一眼見到我的大侄子孫昌俊在車門前等着，還是鰻澧先把他認出來了，因為他與我的長相一模一樣，只是個子高一點。昌俊是我小弟光海的大兒子，文革時一切講階級成分，黑五類的子弟無法上學，昌俊不得不跟他母親孫繼淑姓孫，因為他母親的家庭成分好，外公還是生產隊長。1968年我偷偷從新疆勞改工地逃回家，天天帶他玩，那時他還只有四歲，聰明活潑，我十分喜歡他。過了二十年，他早就從西南交通大學起重機專業畢業，成了中國機車製造中心株州機車製造廠的工程師了。親侄兒成才了，我多麼高興啊。昌俊陪我出站，妹夫唐天喜頭天已從石門趕來，這時和一些親友在車站出口處等着我們，高舉着歡迎“雷光漢全家”的紅布橫幅，還放了鞭炮。

我們剛剛擁抱，就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光漢，光漢”地叫，回頭一看，是劉玉蘭和她的兒子、女兒，也坐同趟車出站了，他們是到湘潭探親的。真奇怪，劉玉蘭母子從塔拉斯動身比我們要早一個多月，是從新疆入境的。在北京大眾旅社遇到過她們，便一直陰魂不散地跟着我，理由是要我給他們買到湖南的火車票。他們是外籍，也就是外國人，票價要貴一倍，我排了半天隊，冒充為台胞，給他們買了國內價的三張車票，誰知也簽到了這趟車。在北京時，我們都是別人還沒有起床就早早離開了旅社，擺脫了她，現在又跟上來了。她還要同我去石門看望我的母親，我婉言拒絕了。

出站後，我帶着妻兒去看望我中學的老師張國柱先生。張先生是三十年代常德市有名的才子，全國會考他第一個交作文卷，監考官拿起他的文章，看着看着，忍不住就在考堂上高聲朗誦了。抗戰時考進西南聯大經濟系，畢業後投筆從戎，到我國駐印度的遠征軍當翻譯，和美國人打交道。他的一筆顏體字，剛健森嚴，筆力萬鈞。每當國慶，新年，中學學校大門和高大的圖書館前面的對聯都是他撰寫和書寫的。張先生性格嚴峻，但對我很親近。晚飯後常帶我在石門縣城的公路上或學校後面的小山上散步，教給我許多哲學、文學、歷史的知識。他學的是經濟，給我們教歷史，我報考北大歷史系也是受了他的影響。我弟弟、侄兒昌俊，還有另外一個侄子和一個外甥女兒也跟他讀過書，他教了我家兩代人。自從1957年後，他便命運多乖，妻子也離他而去了。“文革”中還變成了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大會斗，小會批，派到澡堂里挑水。1985年他退休了，住在長沙是大女兒張小美家。我給他寫過信，還寄了全家的照片。到了他家，他、我和小美都在，一見到老師已老態龍鍾，一簇白鬍子掛在胸前的模樣，忍不住跪下去抱着他的雙腿痛哭起來。他雙手抱着我的頭，不斷說：“孩子，不要悲傷。你不是回來了嗎？”還指着他桌子上玻璃板下我們全家的照片說：“孩子，我天天看着你的照片，天天想你，盼望活着的時候見你一面。”小美妹妹大名張平，我上中學時只有5歲，跟着爸爸生活。記得她一下幼兒園就跟在我身邊哥哥，哥哥地叫，纏着我和她推乒乓球。這時，她已經成了湖南體委有名的乒乓球教練，國家還派她到非洲尼日利亞去當了兩年教練，訓練黑人乒乓運動員。她的命運也不好，丈夫離她而去，留下一個十來歲的女兒，也進了少年體校學打乒乓球。她剛領到了房子，還在裝修。晚上巧雲母女住在了她同事家，我陪着張老師談了半夜，真是說不盡的人世滄桑。平妹也一晚沒睡陪着我們。張老師睡覺了，我在客廳沙發上緊緊抱着年近四旬的當年的小妹妹。她的頭緊伏在我胸脯，進入了一個三十年前的夢，彼此聽着振動的脈搏，有盡長夜無盡心啊！天亮後，昌俊先去常德市通知我在那裡上大學的二侄女霞玉。平妹把我們送上了去石門的長途汽車。不到三百公里的路，汽車走了一整個白天。妹夫唐天喜是小學校長，妹妹是教員，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住在離縣城十幾公里的小鎮新關。

新關也是個出人才的地方，著名經史學者申悅廬，馮玉祥手下大將抗戰時犧牲的龔神宗將軍都是新關人。妹妹家蓋了棟兩層樓的新房，十分闊朗。外甥和外甥女都是水泥廠的工人，她的小兒子欣欣也四歲了。在新關住了兩天，要到縣城公安局辦臨時戶口。石門縣是非開放地區，巧雲還要辦外國人居留證。以前石門只有一條街，一伸腿就走完了，現在大不一樣了，有四條大街，成井字形排着。街兩邊都是新建的高樓大廈，百貨公司林立，任何一家的商品都要比莫斯科最大的百貨公司的商品豐富。我們在一家商店給母親買了鴨絨被，寧夏羊羔皮的大襟襖，鰻澧也買了家鄉縫織的牛仔衫褲。小城裡，消息傳得很快，一上大街就聽別人輕聲相傳：華僑華僑，雷光漢、雷光漢。我是石門縣第一個考上北京大學的，1957年的大右派，1966年的大黑幫，還逃去了蘇聯，當然在家鄉臭名遠揚了。在一處街頭小攤上吃甜酒，幾位老人圍了上來，一個老頭還一下子認出了我。他是當年石門城唯一的合光照相館攝影師，我常到那裡照相。見了我他連叫“可惜可惜，當年上中學時，縣城裡的人都知道你是個天才。”

我們包了輛麵包車回家，車經過我的母校九澧中學（後改名石門一中）的校門，我只是立正張望，不敢進母校大門，無顏見江東父老啊！車開到澧水邊，澧水是我的母親河，也是女兒的母親河，我11歲就喝它的乳汁了。當年白帆相連，百舸爭流，兩岸都有大石塊修築的碼頭。現在上游修了三江口水電站，大壩下，河水變成了沙灘，行船的河道變成數不清的採砂工地。從縣城到老家子良鄉茅坪的公路是很窄窄的砂石路，開車得十分小心。我從這條路上走來走去幾十回了，從小孩走到年輕人，從小學生走成了大右派，一路要翻過幾道大山，路呈之字形升到山頂，再從嶺脊切過，盤旋而下。以前山上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雜花生樹，泉水清涼，鳥鳴啾啾，走路像觀山玩景一樣，也不覺得累。現在坐汽車到山上一看，把人都嚇死了，樹林全被砍伐一光，四十五度以上的有土的山坡都開出來種上了了莊稼。原來被樹林遮掩着的懸崖峭壁全顯露出來了。汽車距百丈深淵只有一米之遙，拐彎時巧雲都嚇得閉上雙眼。我在山嶺上請司機停下車，去尋找一處山泉，全乾涸了，泉眼都找不着了。向遠處望去，見到的也只是光山連着光山，禿嶺連着禿嶺，和山西北部的自然景觀也沒有什麼兩樣。下山來，看到小溪，也沒有水了，從前過河要坐渡船的大河也沒有了。汽車涉河而過，揚起的是沙塵而不是水珠，真正做到了“舊貌換新顏”，家鄉的好山水遭到天厭了。記得列車在西伯利亞大森林穿行時，車上有中國同胞說：“幸好毛主席沒有領導蘇聯，如果讓他來搞幾次大躍進，西伯利亞的大森林也就一片光了。”

我們包的麵包車坐着妹妹一家五口，我們一家三口，還有昌俊和另外來迎接我們的侄子。十幾個人，浩浩蕩蕩回到了老家，祖父祖母和叔父都過世了，父輩一代只留下我母親和一位嬸嬸。見到母親，無盡的辛酸快把我的呼吸都咽着了。我們夫妻父女三人環着她跪下來用鄉音“恩娘”呼喚她。她一一撫摸我們的頭，先把鰻澧抱起來，再扶我們起來，嘴裡喃喃地說：“不要哭，不要哭，遠離的親人見面時是不能哭的。”母親75歲了，行走爽利，還可以做點針線活，頭腦十分清楚。1996年我最後一次回鄉探母時，她八十二歲了。鄉親們對我說：“大婆婆的頭腦比鄧小平還清楚。”母親是大家閨秀，出生民國初年，知書不多而十分識禮。她十七歲嫁到我家，上敬公婆、祖父，下養兒孫，侍候了我雷家從曾祖父，祖父，父輩到我兄弟姐妹，再弟妹的兒孫上下六代人。在土改以來歷次政治鬥爭洶湧時，在鬥爭會上，她處亂不驚，應對從容，民兵，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們在和她對談中無空子可鑽。父親十年前病故了，“文革”中曾受盡折磨，捆綁着跪在木柴上挨斗。那時我三弟光湖和弟媳曾慶芳有膽量，他們夫婦在父親身邊一邊一個一站，鬥爭會一下子就冷了：雷家有後人！才使父親不致當場給打死。父親被折磨得臥床不起，幾年後含恨而逝，沒來得及同他深愛的大兒子一家見面。我二弟雷光滿和二弟媳是老農民，他們的孩子都極聰明，善於經商，弟兄姐妹四人在鎮上開了四家大商店，把全鄉的衣食住行全包下來了。大侄女雷明霞是全鄉首富。三弟光湖原是教員，“文革”結束後可以出口氣了，他卻投筆離校，回家種了地。他的兩個孩子有出息，都上大學了。小弟雷光海在教中學，他的大兒子就是昌俊，老二新春在保險公司工作，老三輝春在讀職高。我妹妹光翠和別的幾個兄弟不一樣，跟着妹夫入了黨，是個馬列主義老太婆！開口便是大道理。不過她工作也出色，高級教師，地區先進。和其他兄弟相比較，她跟黨跟得緊也吃虧最大，因為雷家後代性子還是耿直的。她三個孩子只剩下一個，不久前昌俊寫信告訴我：她兒子媳婦雙雙下崗失業了，一家人全靠她和妹夫老兩口的養老金過日子。

回家後稍事休息，就去給祖父母，父親和叔父母上墳。我祖母和三叔是餓死的，父親是被斗死的，春風吹又生，又有那麼多後人給他們上墳了。有的鄉親指着說：“還是大家（指以前的地主富農）的子孫昌盛。”有個土改中當過中共鄉書記的老貧農，把女兒嫁給了一個大地主的孫子，又讓兒子娶了我的大侄女。他說：“他們的孩子聰明，有出息。”

繞行兩萬公里，途徑三國，歷時一個月，我們終於回到了老家湖南石門水田村，月團圓，人團圓。感謝鄧小平的農村改革，人民公社解散了，鄉親們都能豐衣足食了。年輕人外出打工，做生意，能賺錢。家家蓋新房，三弟新蓋的房子還是漂亮的二層洋樓，瓷磚一鋪到頂，大陽台。請木匠在家裡打制了全套西式家具。南方風景如畫，是老天爺的恩賜，是哪個皇帝也毀滅不了的。時令到了深秋，還是溫暖如春，田野上青翠一片，田間花樹上鮮花盛開。小橋、流水、山崗，紅葉，炊煙縷縷，荷葉田田，把遊子的心都給灌醉了。我們歸來幾天裡一家二十幾口人都聚到了母親身邊。月圓的晚上，三弟兄三家在院子裡圍着母親坐着賞月團圓，笑語悲聲，說不盡訴不完的悲歡離合；劫後餘生，感嘆不完的人世滄桑。月光如水，群星燦爛，還有人造衛星緩緩從天空划過。小侄孫指着說：“我們中國的衛星。”我欣賞過東歐平原上的星空，更多的是在中亞高原上對月思鄉，我發現家鄉的星空是最清晰，最輝煌，還是鰻澧首先發現了這個特點。大概是湘西土家山區還沒有工業污染的緣故。家對面原來是一片樟樹，風吹起，把桂花和樟葉新的辣香帶到四面八方，現在砍光了，只剩下一些雜樹。二弟嘆息着對我說：“現在就是封山育林，也育不出樟樹、落葉松、青槓木、杉樹這些好材了，它們都斷了種。”

在那些天，母親特別精神，蓋上我們帶回的駝絨被和鴨絨被，十多年來睡覺時再沒有寒意。她請大侄女給鰻澧縫了在蘇聯也沒有見到的摩登衣服。大侄女小時學裁縫，手藝高，以後開了大服裝店。蘇聯政府給我們的外匯有限，我們沒有多少錢交給母親。那時也正是台胞老兵返鄉探親的高潮，我們家鄉去台灣的人極多，我親戚中就有好幾位，都是1948年向軍次將軍帶走的，現在他們腰纏萬貫返鄉了。親屬中有台胞，是別人羨慕的對象。我親戚中一位老姨娘說：“共產黨叫了幾十年一定要解放台灣，也沒解放得了，反過來把大陸的民心都帶過海那邊了。”有鄰居問母親：“台灣親戚回來都帶回了那麼多錢，你兒子從外國回來了，給你帶回的鈔票還要多吧？”我母親大笑回答：“我兒子沒有給我帶多少錢，給我帶回了兒媳婦，人見人愛的孫女兒，是一百萬美元也買不到的。”母親深明大義，思維敏捷，應對機智，即使在那些災難的年月，也沒有讓她出身於名門望族的大家閨秀褪色。大侄婿出身老黨員之家，是鎮上的治安委員，他私下給我打招呼，上級通知了：要對你們嚴密監視。回到老家了也還是沒有自由，我深知這一點，在家鄉的日子裡，我們日夜和母親在一起，誰家也沒有去。外客來了，我只是借酒裝瘋，識相一些的，便走掉了。

我們全家三口又坐火車到廣州，找不到便宜的賓館，在火車站遇到幾位新疆維吾爾人，和他們攀老鄉，他們把我們送到了三元里華僑賓館住下。三元里是鴉片戰爭時人民自發組織的平英團抗擊侵略的地方，現在成了市區了。街上遇到很多維族老鄉，是省港走私的敢死隊。我們遊覽廣州市容，從高架路的汽車向下望去，見到的全是黑黑的一片人頭，嚇死人了。到餐館吃飯看到餐館外面剝了皮的狗，餐廳玻璃盒子裡養的活蛇，嚇得巧雲和鰻澧都不敢問津餐館了。我們去了中山市，瞻仰國父中山先生的故居，遊人很多，人人畢恭畢敬，有如宗教信徒般的虔誠。細雨濛濛中，國父紀念館外的荷塘里荷花搖曳，幾枝白色的睡蓮冰清玉潔。巧雲把國母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比成荷花仙子，出污泥而不染，出清蓮而不妖，公道自在人心。

廣州的商品五光十色，可都不經用，巧雲穿上剛買的旅遊鞋，還沒走出路旁公園就掉了鞋底，找了根電線綁着回到旅社。我們再也不敢購物了。坐旅遊車去珠海玩了兩天。鰻澧要看中國的大海，實現她嬰兒時代便有的夢想。站在修建得很整齊的海岸上向南海望去，濤身轟鳴，波濤洶湧，大海一望無際，澳門的高樓大廈也隱約可見。東面是英據香港，西面是葡據澳門，把珠江的出海口全封鎖了。我們中國人要發展，可得要衝破大海封鎖。碰上了雨天，珠海大街上行人稀少，我們只去了石景山遊樂園。到旅社住了一夜。打開電視機，全是廣東話，聽不懂。坐遊船緊靠着澳門海岸遊覽，遠遠望見了賭城葡京大酒店，在林立的高樓里很不起眼。船從連接澳門和海島的斜拉大橋下駛過。大橋很有氣魄。

回廣州上旅遊車時我們被騙子騙去了五百美元，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筆巨款了。事情是：兩個年青人找我們換美元，成交後給了我們一個大信封，到車上一看，裡面都是報紙，一下如五雷轟頂，巧雲和鰻澧都哭了。向當地公安派出所報了案，以後又給廣東省公安廳寫了書面報告，卻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我們第一次回國，在母親的懷抱里，相信每一個同胞，也相信政府，卻遇到了多次上當。金庸先生在《碧血劍》裡描述的明末旅居勃泥國的華僑張朝唐回國後碰上的事，幾百年以後又給我們碰上了。可憐的華僑啊！以後，受騙陰影一直籠罩在我們三人心頭，逢到喜事也高興不起來。

回到長沙，住在堂弟雷光洲和堂弟媳姚麗君家，他們一家招待我們像親兄弟。麗君給我當弟嬸子，還是我做的媒。記得是1968年，我偷跑回長沙，住在北大老同學王家，遇到了美麗大方的麗君，就介紹給光洲了。他們生活得美滿極了，兩個小侄子冬子和雷鵬正在上初中和高中，字寫得像書法家，讀書也多，小小年紀，看事情都很有見地。麗君後來患子宮癌開刀，不知是否還活在人世？我非常想念他們一家。

到長沙後，石家莊的堂兄雷光照來接我們了。我把妻子送到石家莊，又南下老家和母親弟妹們一起過春節。我沒有再走長沙，是從新修的枝柳鐵路到石門的。幾年後從石門到長沙的鐵路也修通了，是北煤南運的幹線。半世紀來，我很少在家裡過春節，這次是第四次，也是四十年後的第一次。春節里，別人家是歡樂，我們家是忍着痛苦。兩年前，外甥女和最小的侄女投河自殺，叫全家老小再也無心享受節日的歡樂。她們都是當年中國嚴酷考試制度的犧牲品。我們湘西土家人極重上學，升學也是脫離貧困山區的唯一通道。外甥女成績優異，高考時只考上了邵陽紡織專科學校，沒有考進重點大學，憤而投江。小侄女也是在一門功課考試不及格後投江。自此以後，我們家再不過節，大年不放鞭炮，家裡不放音樂。

改革開放後，舊時的的各種風俗都重新恢復，新娘出嫁要坐花轎，帶嫁妝，講究四箱四櫃。二弟的二姑娘要在正月出嫁，打了全套新木器嫁妝。他的房子建在山坡平台上，高出大路一百多米。大年初一一大早他就在自家門前修簡易公路，好讓汽車能開到家門前，把嫁妝拉走。新年期間，來來往往拜年的人結成一組一隊，都穿得好，騎着自行車，也有騎摩托車的，我看到的靠兩條腿走路外出的人只有我和二弟了。在老家住了幾天，我們就動身去廣州旅遊，要把在蘇聯買的火車聯運票全用掉。我返回妹妹家是二侄子請區委書記的吉普車送的，儘管農民幹活時不少人還是背背簍、挑籮筐，家鄉的區、鄉級父母官都坐起小汽車來了。自己不會開車，都有專門的司機。中共鄉黨委書記的坐車竟是高級奔馳車。回程走另外一條公路，經過石門縣原來一些最富裕的地方，現在都成了荒山禿嶺混水河。不管哪一座小鎮，見到的都是人群擁擠，萬頭攢動。人口龐大，生態破壞，是我國兩個大災難。中華民族為五，六十年代的愚蠢政策要含辛茹苦幾個世紀。剛到妹夫家坐下來，還沒有吃午飯，他一位當鄉黨委書記的侄女婿就坐着小汽車來看望我們，一口一個舅舅叫得十分親熱。吃完飯，縣長和縣政府秘書長的大駕來到妹夫家，在小鎮新關真轟動了一鎮的人，他們的消息真靈通。縣長送給我們一匹仿製唐三彩馬和一個黑釉陶花瓶，做工精美。縣長還請我第二天去和縣政府的幹部座談，講講蘇聯形勢，這倒是我願意做的。他還說剛去深圳考察過，還到了沙頭角中英街。我心裡發笑了，你在吹牛。只在一個多小時前，妹夫的侄女婿就告訴我。一個月前全石門縣的鄉長和鄉黨委書記組成一個大考察團，由縣長領隊去深圳考察。到沙頭角去是要公安局特別簽證的，鄉長們和書記們都領取了簽證，縣長以為縣太爺所向無阻，不屑簽證，結果是大家都逛了中英街，只有他沒讓進去。

第二天一大早，秘書長帶着小汽車來接我。到了縣政府三樓會議室，見到桌子上擺着糖果，香蕉，桔子和香煙，卻只有兩個人坐在那裡，我心裡又明白了。年長的自我介紹他是省安全廳的官員，年青的是他的秘書，姓鄒，聽口音是桃源人。鄒先生文質彬彬，很有學識，倒很像蘇聯的KGB官員。問了我一天話，全是我在蘇聯的經歷，他們要研究個究竟，看我到底是不是給KGB幹活的，是不是危及國家安全。大概是在湖南，地處中國腹地，在當時對海外歸來者都有戒心。我的回答還是得體的：“謝謝您們沒有把我當外人，直接亮出了安全廳，你們是保衛國家安全的，我是中國公民，你們保衛祖國就是保衛我。”他們聽着很入耳，很舒服。湖南是毛主席的家鄉，當然比別的省都要來得革命，其時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是毛致用，老百姓叫他“冒得用”。改革開放之始，湖南特別保守，不開放的縣比哪個省都多，經濟文化都比鄰省發展得慢，“冒得用”在阻擋湖南發展這一點上是大有用的。五十年代以前湖南比姐妹省的湖北要進步半個世紀，清末考舉人，民國時代考公立大學，在湖南考不上的人都入籍湖北，一考就考中了。湖北的錄取分數線比湖南低得多，考生也沒有湖南的多。湖北的姑娘也喜歡嫁來湖南。現在全反過來了，不管是經濟還是文化，湖北都要高出湖南許多，只有安全部門在湖南比別的省都要得勢。家鄉還有一個傳說：鄧小平掌政之始，輿論對毛澤東大有微詞，毛致用着急了，率領中共湖南省委代表團到北京，對鄧小平說：“你們不要毛主席了，請把他的棺材給我們，我們運到他家鄉去。”給鄧小平罵回來了。

大年初四，我再去石家莊，在火車上遇到中學同學岳志明。三十多年不見面，兩人都成了老頭子，交談後才彼此認了出來。他對石門的掌故很熟悉，我們擠在硬座車廂談了一個通宵，使我知道了許多滄桑中活過來的老同學的下落。岳在中央地質研究所當高級工程師，哥哥到台灣去了，文革中每逢牛鬼蛇神掛黑牌遊街都有他。現在待遇好了，成了台屬了。他們的研究所設在河北涿州。我們從北京出發返回蘇聯時，他還遠道趕到北京火車站給我們送行。

堂兄雷光照畢業于吉林大學中文系，老編輯，其時在主編《河北出版志》叢書。永淑是我小學和初中的同學，1950年參軍入張家口軍醫學校上學，畢業後一直在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當醫生，是我國老年病的著名專家。我和永淑一起長大，自小親如姐弟。他們生了兩個女兒，現在都結婚生孩子了，丈夫也都是軍官。大侄婿李江海是教導員，剛從中越邊界戰鬥的老山前線歸來，慰問團送了他一瓶茅台酒，他放着等我回國後喝。江海帶我們去河北正定遊覽了大佛寺和新建的榮國府，汽車從滹沱河大橋駛過，看到這條河已經滴水全無了。而孫犁在他的《風雲初記》裡描寫的滹沱河風光還是岸邊垂柳，河上漁船。在大佛寺遇到了一群河北大學歷史系學生來這裡實習。他們知道我是三十年前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行後，都圍上來與我攀談。我羨慕我國開放改革以後的年青大學生們，他們思想沒有禁錮，行動沒有禁錮，一個個充滿朝氣，襟懷開朗。從他們身上，我看到祖國未來的希望。

第一次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長達4個月，是所有回國探親的華人華僑中在國內時間最長的。我每到一地都在觀察，都在思考，見到的、聽到的不如意之處很多，特別是生態破壞，人口龐大，官員貪污腐化，居民道德水平下降，令人傷心。但是，最使我感觸深的不是這些，而是全國民眾的蓬勃活力，全國人朝氣蓬勃，不管是誰都在想掙錢，走到外面打天下。年青人對未來都有信心，一個個都面朝未來，不管未來帶給他的是禍還是福。這是一種進取，擴展的精神。而在蘇聯，當時大眾是今是今日有酒今日醉，年青人沉溺於談情說愛，迪斯科，歌舞廳，誰有了一盒西方走紅歌手的磁帶就引以為最大的幸福和驕傲。他們不敢想未來，也不願想未來。我的同胞敢於面對未來，也就會有光明的未來。比較之下，蘇聯是沒有未來了。

永淑姐那時擔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內5科，也就是高幹科的主任。他管的人都是省廳級和軍師級的大人物。大官們金錢唾手可得，什麼都不缺乏，唯一自己不能做主的就是健康，得要求醫生。除夕之夜，醫生和護士都回家過年，光照哥陪嫂子一個人去病房值班，偌大的三層大樓，上百個高幹病人，只她一個醫生值班。嫂子已出版了一本老人病專著，又寫好了第二本，光照在給她校對。

過年後光照兄送我們到北京，一住進大眾旅社，就在留言板上看到了我大學好友龐卓恆兄的夫人李國常的留言，她已住在大眾旅社等我。我上大學時有兩個好朋友。一個是沈元，一個就是龐卓恆。沈元在前面已經談過了，龐卓恆比我高一級，是54級的的黨支部書記。1957年大鳴大放時，他寫大字報，聲稱要寫幾部著作《反反杜林論》《哲學批判之批判》《資本論批判》，批判對象直指馬克思、恩格斯。他二人和我一起，一下子都成了極右分子，三人都發配到京西齋堂勞改。國常姐也在那年當了右派。卓恆大學畢業時，天津師範大學要北大分配一個能直接教世界中世紀史的教員，歷史系總支在當年畢業生中找來找去，實在沒有第二人，才把卓恆派去了。他有才華又精通英，俄文，講課受到學生歡迎。1963年他和國常姐兩個人摘掉了右派帽子，在西安結婚，我是去參加他們的婚禮唯一親友。鄧小平執政後，卓恆受到了重用，重新入了黨，當上大學正教授，還送去英國進修一年，是中國研究比較歷史學最有成就的學者。

國常姐接我們到天津住了兩天。她女兒住醫院，女婿陪巧雲母女逛街。我則是足不出戶和卓恆長談了兩天一夜。我對社會主義世界已完全絕望，他卻又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了。

在北京呆的最後一天上午，郝先生和陳大姐又在全聚德再次設烤鴨宴歡送我們，並說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陪他也是在這家餐廳吃烤鴨的，我真的是受寵若驚了。我是空前也絕後地在全聚德吃烤鴨，只覺美味無比，親情如醇，不管出於何種原因，他們招待我們是真誠而熱情的，我們在祖國懷抱里得到了溫暖。從全聚德出來，帶女兒參觀中國歷史博物館，遇到了一位在博物館工作的北大歷史系老同學。他馬上電話通知，立刻55級56級留在北京的二十幾個同學都來了，小聚了一個多小時。館長是原來教我們考古通論的助教，也屈尊降貴的參加了。十多年後老同學聚會，大家都歷盡滄桑，算了算，有十一位在文革中給整死了，他們還說：“你的故事可寫小說了，幾年前北京公安局派人一個個通知我們，說你逃到蘇聯後當了KGB派到中國來了，見到你以後，要馬上通知當局。”晚上，幾位沒有參加集會的同學也到大眾旅社來與我見面。

在祖國的懷抱里我們生活了四個月，直到聯營火車票有效期的最後一天才告別祖國，改道從中長路經滿洲里出境。邊界一側，中國正在修國門。以前在中蘇國界上是不不修國門的，修國門等於承認了蘇聯強占中國大片領土的現實。現在修國門了，意味着中國最高領導人不準備收回失地了，而我卻為了這些失地被劃成了敵人，遭受了幾十年的苦難，真是情何以堪！

國門前高高的崗哨位上，一個年青的中尉在站崗，在寒風中迎風挺立，雙目似冰刃，我在火車上向他鞠躬，可愛的祖國保衛者！滿洲里景象繁榮，氣氛溫暖。一進入俄羅斯就全變了“拿着衝鋒鎗，牽着大狼狗的士兵，二百米一崗，五十米一哨，對着國際列車如臨大敵。許多日本和西方旅遊者都把國界兩邊鮮明的對比攝入鏡頭，中蘇對比顛倒過來了。

風波：又一個難以癒合的傷口

1989年三八婦女節，我們返回蘇聯。從伊爾庫茨克乘火車西行，到新西伯利亞後再從土西鐵路南下到哈薩克斯坦。在伊爾庫茨克時還是漫天風雪，氣溫零下三十度的嚴冬，回到塔拉斯，已經春暖花開了。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開始後，冰凍的蘇維埃專制制度完全解凍。但我們老百姓感覺到的只是商品一天比一天缺乏，買食物，大米和麵粉都得用票，有兩個星期整個城市完全買不到煙。銀行的存款取不出來了，工人的工資也不能按時發放，即使領到手，也不是鈔票而是錢票。錢還能發票嗎？蘇聯出現過了，好像民國初年中國也有過。在一張大紙上，印成許多小格，按數額如十，二十五，十五盧布排成一排排，一張紙的總額是五百盧布，當工資或銀行存款發給。到商店買貨，花去多少錢，售貨員便在錢票上把相應的數目剪下來。趣聞百出，天怒人怨。政治上是自由了，特別是有了絕對的言論自由。KGB的人都灰溜溜的，工廠里的那些暗探們似乎都不見了。每到星期日，公園裡，電影院，都有一群群的哈薩克男女打着旗發着宣傳單，發表講演，但都是說哈語，我聽不懂，也不關心。人們有了自由，卻離民主越走越遠，當官的都在撈錢，老百姓敢言，卻找不到地方去言。除了撈錢外，官員們什麼事都不管了，在蘇聯的土地上，一時竟出現了幾十個共和國，幾十個總統。戈爾巴喬夫對美國顧問的話言聽計從，美國人教他實現總統制，他就當了總統。接着，原來的自治州都自己升級為共和國，加上原來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第一頭頭，都稱總統。一個國家出現了數不清的總統，不亂才怪。阿爾明尼亞和阿塞爾拜疆兩個共和國開始打仗，從電視上看到，敵對的雙方穿的軍服用的武器一模一樣，自己打自己。大概各自軍隊的指揮官也都是俄羅斯人。

在中國，政治改革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剛開始便遇到了封殺。炎黃子孫世代不能忘記的“風波”在我們離開祖國三個月後發生了！我們離開北京時，老同學聚會，就聽見有人說有幾十位名流學者聯名上書黨中央，要求釋放民主人士魏京生，冰心也簽了名。又隱隱覺得有些不對勁，李鵬當了總理，他是周恩來的養子，是鄧穎超一手扶進政治局的，周恩來的後人還能不為中華民族做好事嗎？我訂了中國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看到了一些言論自由的跡象，特別是《中國青年報》，敢於講話，心裡也受到鼓舞。四月，胡耀邦去世，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繼五四之後最偉大的一次學生運動爆發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學又是這次偉大的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學生領袖王丹還是我歷史系同班女同學王凝雲的兒子。凝雲年紀比我大，山東人，像個鄉下來的靦腆大姐，開會時一言不發，什麼時候都似乎有種自卑感籠罩在心頭。如此老實的女學者生了個如此生龍活虎的學生運動先鋒，那時的確誰也沒想到，就象誰也沒有想到我們見了他面就像老鼠遇到貓一樣害怕的黨支部書記郭羅基，在“風波”以後也反戈相擊，成了民運先鋒。他們兩人先後都給放逐到美國了，又都在哈佛大學。郭當研究員，王丹做碩士研究生。

關於北京學運，蘇聯電視也每天都有報道。看到聽到天安門廣場呼聲如潮，大街上遊行隊伍浪濤洶湧，我的心飛回了祖國，飛向了廣場，真想成為隊伍中的一員。對中國的民主前途，我充滿了希望。後來看到報紙上登的，李鵬和學生代表的對話，看到圖片中遊行市民打着“世間從無此政府，人人動情它無情”的橫幅，開始喪氣了。五月下旬，收音機傳來了李鵬和楊尚昆宣布北京戒嚴的講話，我對學運前途更徹底灰心了。我知道中共對付自己老百姓是從來不手軟的，何況李鵬是周恩來的接班人。鄧小平指揮淮海戰役，百萬雄獅過大江，西南戰役和大西南剿匪戰役，在中國人互相殘殺的內鬥中，從來沒有眨過眼。電視上又看到趙紫陽慰問絕食學生，含着淚向絕食學生鞠躬，有話難言，更叫人傷心。六月三日下午，我收聽中央台新聞聯播，頭條新聞便是北京市政府布告，要老百姓在家裡呆着，不要上街，碰上了事不要圍觀。我的心又流血了，知道共產黨要向老百姓開刀了。這一晚我通宵沒睡，打開收音機尋找播送北京消息的電波。午夜兩點，“自由歐洲電台”的俄語廣播首先報導解放軍向學生開槍了，坦克沖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先說死了八人，一會兒升到十二人，一會兒升到幾十人，幾百人，後來變成了幾千人的天文數字，感到這個電台胡說。接着是梵蒂岡電台的俄語廣播，死人數字大得不得了。天亮後傳來了北京國際廣播電台播音員低沉的聲音：“軍隊向民眾開槍，許多人死去了，其中就有我的朋友。”在電視新聞中我們看到了坦克壓向老百姓，犧牲者的腿還在坦克履帶外面的畫面。也看到了群眾徒手阻攔軍車，一個女孩子爬上車頭，阻擋軍車前進的畫面。我的心給擊得粉碎了。天安門廣場從來就是學生聚會的地方，是中國曆次學生運動的大舞台。五四運動沒有死一個學生，一二九運動沒有死一個學生，反飢餓反內戰也沒有死一個學生，三一八運動才死三個人。北洋軍閥不敢幹的，國民政府不願干的，世界上別的國家政府也沒有干的屠殺學生、屠殺市民、屠殺自己和平請願的同胞，中國共產黨硬是給干出來了。第二天是星期天，我通宵未眠，也通宵流淚雙眼未乾，為我的多災多難的祖國，為我的祖國多災多難的民主前途而痛哭。不過，我也想到振奮起來的國人民氣是撲滅不了的，時代究竟到了二十世紀末期，慈禧太后在戊戌政變時對付的只有一個光緒皇帝，而現在中國一下子冒出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光緒皇帝了，還有數不清的康有為和梁啓超。如同抗日戰爭之初上海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人民獻給他們的歌我童稚時就學會了的，它那樣唱着：“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請看民族英雄謝團長”，現在我也要唱：“中國會民主，中國會民主，請看趙與胡，天安門前血如注。”

清早，我打電話給柳松壽夫婦，他妻子瑪莎回話：“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要抗議。”我立即去了柳家，他們又用電話叫來了李廣諱和鄭凡魯，大家商議寫抗議書寄到駐莫斯科中國大使館，抗議鎮壓學生運動。我寫好了抗議書，李廣諱拿去請朱劍南簽了字。鄭凡魯開着自己的車到了幾家中國人家裡，大家都簽了字，有的人還流了淚。我把抗議信發出去了。兩天后，李廣諱和鄭凡魯卻反悔了，也許是本地當局有人給他們出了主意。寫抗議書得罪了大使館，得罪了中國政府，以後還能夠回中國嗎？回中國探親，帶些中國商品來本地出售，可是一大財路。鄭凡魯開着車和李廣諱一起，又一家家找中國人再寫揭發信，柳松壽執筆，信上寫道此次抗議是雷光漢一手策劃的，大家上了他的當，“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在揭發信上簽字的比抗議信上簽字的人還多。我無力阻止，無法辯駁，只覺得我們中國人太有些那個，到了國外也改變不了，我是不會認錯的。不久一位華人朋友到大使館辦簽證，領事主任賈士敏對他說：“大家都認錯了，雷光漢為什麼那樣頑固，還不認錯。”我心想，你們殺人無罪，我抗議殺人有何錯可認？我托這位朋友給賈主任帶了個口信：“我是不認錯的。請大使館也不要開除我的中國國籍。”我和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高行健不一樣，他跑到法國後可以退黨，退出中國國籍變成法國人，發誓在中國政治沒有改變前永遠不回中國。我認為我永遠是中國人，是中國公民，不管哪一個政府在台上。楊增新將軍不是說過嗎？“就是婊子坐北京我也服從他。”當然我不是楊將軍，不是鎮守土地的一方諸侯，更用不着服從誰。發生這件事後，蘇聯一名州KGB官員召見我，想從我身上討點便宜。我只說了一句：“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不用你管。”

這年夏天。聯合國氣象組織在塔拉斯舉行國際氣象競賽，有中美等十幾個國家參加，我國派了一個九人代表團，我在公共汽車上認識了他們，還在家裡設宴款待了他們。領導人是位風度翩翩的氣象學教授和一位豪爽的東北漢子，團員中有我的湖南老鄉周紀和、北大氣象專業畢業的老同學黃炳勛，他們都是有識見，為人正直的知識分子。在塔拉斯工作了整整一個月，我和他們成了好朋友。對風波之事，他們從不表態，也不反駁我的憤怨，只是勸我回國後不要談這些，把嘴巴放穩一些。競賽結果是他們名列前茅。他們回國時，帶來的裝氣象儀器的集裝箱海關免檢，我拿了八根羚羊角托周紀和帶回國，對下次回國的旅費便不無小補了。

第二次回國

蘇聯在大變，政局不穩，經濟破產，社會主義大家庭散夥指日可待。誰知道以後變得什麼樣子，也許天下一亂，我就再也回不了國了，還是趁機多回幾趟中國吧。政府有規定，中國人一年可以探親兩次。於是，我們在回來一年後，1990年，又申請到了回國探親的簽證，把78歲高齡的老岳父也帶上了，他離開中國已經23年。這次回去每個人只能換兩百美元的外匯，盧布大貶值十三倍多，由61戈比換一美元變成8盧布換一美元。

我們先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給岳父和巧雲簽證，再去列寧格勒，即今天的聖彼得堡旅遊。進大使館門時，想到我對“六四”的立場，我的心還是不無惴惴，但見到盧忠誠領事，他的態度仍然與五年前在塔拉斯探僑時一樣親切，送給我們正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商品展覽會入場券。聽到我們要旅行列寧格勒，主動把我國駐列寧格勒總領事館的地址和電話寫給了我們，還打電話請領事館照顧我們。我們先在莫斯科國際博覽會參觀中國商品展覽，品種繁多、花色新奇的中國商品擺滿了幾個大廳，特別是各種正在播放的彩電，圖像清晰，色彩鮮艷，是蘇聯沒有見過的。知道是華僑來參觀，工作人員上來和我們拉話，問長問短，還用國產點心和乾果招待我們。參觀的蘇聯人很多，面對中國商品，都嘖嘖稱讚不已。

晚上我們去瑪雅可夫斯基廣場見世面，那裡是莫斯科民主運動的中心。從地鐵站出來，只見廣場上東一堆，西一堆擠着幾十堆人群，在激烈地辯論。每個人堆里都打着一條橫幅，上面寫着諸如社會民主工黨，俄羅斯基督教民主黨，工人黨，還有窮人黨，綠黨之類的大字。一個人站在凳子上發表演說，宣布黨綱，旁邊桌子上有女人在登記報名入黨者的姓名，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政黨正在招兵買馬。奇怪的是在俄羅斯聯邦向蘇聯索回主權自己獨立後，在總統大選和議會選舉中都沒有見過這些政黨的名字，急就章式組成的民運組織是沒有生命力的。更奇怪的是，在蘇維埃歲月里和專制政權進行了艱苦卓絕鬥爭的薩哈羅夫和蘇熱列茨的擁護者們，《祖國記事》的記者和編輯們，當真正的民主運動到來時，又不知都跑到哪裡去了？我聽了一次辯論。一個胸前掛滿勳章的老頭子問站在凳子上的某政黨年青頭頭：“年輕人，如果你們黨1941年在蘇聯執政，希特勒向蘇聯進攻時，你們怎麼辦？”年青頭頭回答得幽默而機智：“如果我們政黨當時在俄羅斯執政，就不會發生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戰爭了。”廣場上五光十色，有的吉普賽人在給人算命，有的人在兜售聖經和以前的禁書。還有一個青年散發《外星人給蘇聯人的信》，人們一擁而上搶光了，我沒有搶到手。大概民主運動是要長年累月的積累，是對人民大眾不懈的啟發和教育，這種一哄而上，聞風而起，是搞不出真正的民主政治的。

我們乘高速火車去聖彼得堡，火車頭是流線型的，像噴氣式飛機一樣，每小時時速二百多公里，普通客車一個晚上的行程兩個多小時就完成了。聖彼得堡的地下鐵道也十分完整，我們坐地鐵到華西列夫島出站，我國領事館在車站附近。領事館在一棟三層樓上，門前也有警察站崗。我們出示護照，崗警擺了擺手說：“用不着看護照，太不漂亮了。”接待我們的領事名叫馬寶山，山東人，和巧雲同鄉，對我們格外親熱。當時幾乎沒有住在聖彼得堡的老華僑，因為蘇聯政府一向不允許中國人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市落戶。馬領事當場給巧雲和岳父的護照辦了到中國探親的入境簽證。又打電話到建築學院集體宿舍管理處，給我們訂了一間宿舍。6月份，大學生放假了，學生宿舍改作旅社用，蘇聯人也知道賺外快了。

其時的聖彼得堡正是白夜，二十四小時天都亮着。太陽高懸天空，只半夜兩個小時隱入地平線。每棟房子的窗戶上都罩着黑色金絲絨的大窗簾，不然沒法睡覺。吃食很簡單，只有大黑麵包、香腸、煎魚和雞蛋，看不到有蔬菜賣。聖彼得堡是彼得大帝打敗瑞典人後在芬蘭灣的港口建立起來的一座海上城市，有一百多個島嶼，湼瓦河從市中間流過。島和島之間用形態各異的大石橋連接起來，後來又建成了地鐵。它是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可以與巴黎媲美。因為文化悠久，到處都是博物館，名人紀念地。街道是十分寬闊平整的林蔭大道，街心公園鮮花盛開，噴泉日夜不間息地噴水。彼得堡人十分文明，向他們問路都能得到有禮貌也周到的回答，不像莫斯科人行色匆匆，對外地人理也不理。在聖彼得堡旅遊的第一個項目是乘氣墊船遊覽芬蘭灣。從冬宮前的碼頭上上船，船底和水面不接觸。像飛機一樣用噴氣推動，平穩而速度快。湼瓦河十分寬闊，是河道也是海港。河上有幾座大鐵橋，自動開合，晚上大橋分開，遠洋輪船可以從波羅的海逕直駛進港灣。遊船開進大海，從船頂平台上回望，一處處綠色小島，白色的高樓，灰色的工廠大煙囪，隱現在綠樹林中。往前看，一條條遠洋輪船有的在行使、有的在海面上停泊，好一幅壯觀的海港風景。遊船直開到離芬蘭海岸線不遠的地方才折回來。在芬蘭灣航行，就象文章上常寫的那樣，令我思緒萬千。彼得大帝一登基就認識了海洋對一個國家的無比重要，他以沙皇之尊去海上強國荷蘭當學徒，學的便是征服海洋的本事。他打敗瑞典，使內陸國家的俄羅斯尋到了出海口。俄羅斯帝國兩百多年西奪東侵，把波羅的海，黑海，北冰洋，太平洋和內陸的裏海都搶過來了，成了海洋大國。但在同一個時代，我們的康熙大帝，乾隆皇帝們忙的卻是在天壇祭天，社稷壇祭地，先農壇種莊稼，在沿海實行海禁，他們忘記了海洋，給中國帶來的是百年受辱和國土被侵占。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不敢正視海洋。幾十年沾沾自喜的是小米加步槍武裝起來的解放軍打敗了敵人的百萬大軍，結果連自己的島嶼都守不住，叫無條件投降了的日本占走了釣魚臺群島，叫越南菲律賓這些小國瓜分了南沙群島。我的同胞們啊，中國要富強的第一道手續是成為海洋強國。在返回的路途中，我們登上了永遠停泊在湼瓦河邊的阿芙樂爾巡洋艦。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聲炮就是阿芙樂爾巡洋艦上的水兵向冬宮發射的。巡洋艦不大，也真不明白，為什麼幾炮便把克倫斯基政府轟垮了。艦上的遊人不多，我們把兩層全看遍了。看着看着，腦子裡又出現了一則笑話：

一群士兵聚在一起爭論：“什麼是世界上威力最強大的武器？”有的說是原子彈，有的說是氫彈，正爭論不休的時候。一個士兵說：“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是阿芙樂爾巡洋艦上的大炮。”別人問他原因，他說：“巡洋艦上的大炮一聲響，使全世界混亂了70年。”

我們花大半天的時間坐旅遊車遊覽了聖彼得堡市整個舊城區。舊城是十月革命前俄羅斯帝國留下的遺產，多貴族官邸，大都三層，每棟建築就是一座博物館。結淨如玉的大理石牆面，上面有精美的浮雕。門廳里雕刻了各種人物動物，大街上隨處可見各種氣勢不凡的銅像，有騎馬的沙皇，揮刀的將軍，沉思的詩人，當然更多的是列寧銅像。

女導遊像個歷史家，給我們講述的不止是關於名勝古蹟，也談到了斯大林時代列寧格勒悲慘歷史。一開講，她就說：“十月革命後，斯大林和基洛夫把上百萬的聖彼得堡知識分子槍斃了，或者流放到了西伯利亞。蘇德戰爭時德軍圍城兩年，一半市民餓死了。”車在湼瓦河上一座大石橋頭停下，她指着河灘告訴旅遊者，此地原來是一個工廠，殺人的工廠，世界上第一個殺人工廠不是希特勒建造的而是斯大林發明的。從蘇聯各地各民族抓來的知識分子在這個工廠里屠殺了兩百萬。機器把人肉和骨頭製成肥料，血水就放進河水中。到市共青團團委會辦公樓前，她指着那棟非常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建築告訴我們：“這棟漂亮的大理石白樓是原俄羅斯帝國最有名的貴族女子學校，公主和郡主們，全俄各地的名門淑女都送來上學。俄羅斯不少名女演員，芭蕾舞表演家和女作家是從這裡畢業的。十月革命炮聲一響，紅軍占領了學校，士兵們把所有的學生都強姦後殺死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建立後，這裡成了它的市委辦公大樓。”車上旅客都是蘇聯國內居民，絕大部分人也是第一次聽到此種駭人聽聞的歷史，大家都表情沉痛，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

最後參觀聖彼得堡最有名的伊薩克東正教大教堂。教堂斜對面是海軍部大樓，十月革命時列寧在這裡建立了第一個布爾什維克指揮部。大樓前，花園廣場裡有一隊外國孩子正在表演，樂隊奏着基督教聖樂，孩子們一邊唱聖詩一邊跳舞，來自挪威，是來傳教的。以後每次經過這裡，都看到類似的外國人表演。蘇聯大門打開了，西方人最早來灌輸的除政治思想外，便是宗教。在大學學世界中世紀史，齊思和教授講課說，西方教堂建築大抵莊嚴肅靜，俄羅斯受東方文化的影響，東正教教堂富麗堂皇。大教堂是羅馬式的建築，金色的圓頂在不落的白夜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教堂的大廳真大，牆上全是雕塑和浮雕。圓頂上是大幅壁畫，金碧輝煌，燦爛耀眼而氣勢磅礴，人一走進教堂就自然地肅靜屏聲。只要一看畫和雕像，上帝和耶穌就把人的心神吸引住了。不過，正在做法事的主教和神甫們一個個的穿戴打扮得像是中國戲台上的戲子，高帽子、閃光的法衣、留着大鬍子、手裡拿根彎來彎去的聖杖，顯得十分滑稽。導遊說大教堂是德國建築師和工人建造的，壁畫和雕塑則是出自意大利藝術家之手。

我們每天都乘郊區火車去海邊遊玩，眺望大海，用租來的高倍望遠鏡遠望芬蘭灣遠處的風光。艾米爾塔什和卡傑林娜女皇行宮都是皇宮，掛着和鋪着中國壁毯和地毯，擺着中國的花瓶，鐘鼎。取暖的壁爐也用中國運來的瓷磚砌成，瓷磚上是藍色釉彩畫的拼合圖像，內容是中國古代織絲造紙的全部工藝流程和工人工作的場面。外國人不喜歡我們的福祿壽和清風明月、小橋流水。皇宮外還有從中國請來的工匠修建的中國大戲台，連噴泉的水和霧也是從中國式的龍和金魚的嘴裡噴出來的。艾米爾塔什博物館就是舉世聞名的冬宮，世界藏品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幾乎可以和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和巴黎盧佛爾宮博物館比美，連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都有收藏，我進去後不想出來了，真是流連忘返。印象派大師莫奈、梵高的原作，其熱烈的色彩，撲面而來的朝氣，開朗，雄朴的強烈感情叫我心神震撼。

更令我心驚膽顫和痛心撕肺的是幾乎占全部展品的三分之一的竟是中國的文物，是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後，充當聯軍主力的俄國軍隊洗劫中國皇宮搶來的。博物館裡還有敦煌和吐魯番陳列室，陳列着俄國冒險家們從甘肅敦煌和新疆吐魯番搶去的古籍和文物。我想去看，關門了，沒看成。中國文物全是珍品，是國內也找不到的。我多災多難的祖國啊！在全部展品中俄羅斯自己的文物少得可憐，只有一些古代石磨和陶器。

博物館出口處的桌子上擺着幾本厚厚的留言簿，我翻了翻，上面的中文題詞真不少。有一則中文題詞寫得還真不錯，內容是歌頌“俄羅斯古代文化光輝燦爛，”下面的題贈者是山西省人民政府代表團。看後，我的胸都要炸裂了，愚蠢的，可恥的山西省的大員們，你們和山西毛驢一樣，認不出博物館的中國文物嗎？不知道那些中國文物是俄國侵略者搶來的嗎？你們給洋人獻媚，歌頌侵略者，也得另找個地方。我看不起中共官員，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許多人毫無民族氣節，也缺乏知識修養。

從聖彼得堡回到塔拉斯，休息了兩天，和岳父一起一家四口坐火車北上，準備從後貝加爾站入境滿洲里。原來準備在北京遊覽幾天后，陪岳父在吉林遼源市我岳父的兩個弟弟處探親，再回老家。可到了後貝加爾站出境檢查時，我被攔住不能和家人一起出境，原因是巧雲把我們三人的出境簽證領到手後，看她自己和岳父的簽證期都沒有錯，就沒有檢查我的。過境檢查時，蘇聯軍官指出我的出境日期比他們的要晚一個月，我只好難過吻別親人們，把美元全給了巧雲，悻悻然下了車，住進後貝加爾車站旅社。看見士兵爬到國際列車上的車頂，鑽到列車下面，把車頂和車底都全檢查了，海關職員和士兵們抱着一大包一大包查獲的羚羊角下車。莫斯科——北京國際列車帶有兩節到北朝鮮平壤去的包廂，卸在瀋陽，乘客多是北朝鮮來蘇聯辦公事的外交官。他們有外交豁免權，不受檢查，又窮，臉皮又厚，胃口也不大。不少中國人回中國，在莫斯科火車站裡和他們搭上關係，送給十美元，二十美元，請他們把羚羊角夾帶在外交公文包裡帶過蘇中邊界。後來他們搞得太兇了，連毒品也敢走私，新聞里不斷出現北朝鮮外交官因走私在邊界被扣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我乘車回伊爾庫茨克。在旅社和火車上，我發現有一個穿民警服裝的布里亞特人到我跟前來，一個小時要看我幾眼。大概直到蘇聯解體前夕，KGB樹倒猢猻散以前，我都是它的重點控制對象。在伊爾庫茨克，我請岳父的乾兒子劉先生帶我去警察局外事處更改簽證日期，管簽證的是位俄羅斯婦女，待人彬彬有禮。她接過我的簽證一看，笑着說：“在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發出的簽證中，這樣的情況是常有的。”她用打字機只改了一個詞，把俄文字母c改成дo，譯成中文便是把“從”改成了“至”,即從x月x日可以出境改成至x月x日可以出境, 也就是在這一天以前我任何一天都可出境了。因事我在伊爾庫茨克又停了兩天，再次登上回國的列車，，身上沒錢，有點發怵。有幸結識了兩位新朋友。蘇聯開放後，中國人的代表團過來的可多了，經貿的、邊貿的、文化、體育，藝術的什麼都有。中國人要出國開眼界，到西方去花不起錢。盧布貶值後，來蘇聯玩花費不多，走得起，反正也算出了國。與我同一包廂，有一位中國旅行社滿洲里支社的經理，常常在邊界兩邊跑來跑去，和兩國的海關人員都熟。旁邊車廂里是田徑隊，十幾位運動員在蘇聯訓練後回國，帶隊的是遼寧省運動學院的院長助理、四川大學生物系畢業的運動生理學老師，名叫雷光明。他是四川人，我是湖南人，可我們是同姓的本宗，還是同輩族兄弟。我們三個人很談得來。宗兄在“文革”時當了幾年牧馬人，送了我二十元人民幣和十來包方便麵，路上我也不愁餓肚子了。我給他們各送了幾套莫斯科買來的體育郵票。到北京後我直奔白石橋氣象局黃炳勛學友家，他告訴我巧雲在滿洲里給他打電話，他接了站，把三人安排在氣象局招待所住，侄女婿已經來北京把他們接到了石家莊去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從國外帶的報關單很頂用，可以按單上的外匯數目在免稅商店買到進口電器。在滿洲里入境時有上面提到的那位國旅社經理保駕，我在報關單上虛填為四百美元，。在北京外匯商店買了些日本電器，馬上南下石家莊。

在石家莊，我們決定岳父和巧雲帶女兒去吉林遼源探親，我則一個人回湖南老家看望老母。

在枝柳線的列車中遇到了一家台胞。男士是中興大學副教授，分手時我贈了他兩首七言詩，他夫人看過後連說“湖南多才子，湖南多才子。”

既然我也受到國內安全機關嚴密監視，我也不想麻煩自己，麻煩他人，在家裡一個星期，足不出戶，親友們也不來看望。“六四”事件後，見到國人對國事都噤若寒蟬，中國又回到了萬馬齊喑的年代。侄女告訴我，她大學裡的兩個學生領袖都關進了監獄，判了7年徒刑。不過國內經濟情況比上次回家又好了一些，商品更豐富，也更便宜。原因之一是“六四”後不少西方國家對中國商品禁運，許多出口商品只得轉成內銷。把這時的蘇聯與中國對比，正好掉了個頭。蘇聯政治自由了，經濟破產了；中國經濟發展了，政治卻更嚴酷了。母親在上次見到我一家後，精神好多了，身體也發胖了。她和弟弟們都慶幸我當時越境出了國，如果我留在國內也難得活下來，即便活下來，“六四”中也得再倒一次大霉，不給打死也得坐牢。我什麼都不想買，只到縣城書店裡把能找到的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都買下了，有金庸的《飛狐外傳》和《雪山飛狐》《倚天屠龍記》《神鵰俠侶》《射鵰英雄傳》和《連城訣》，梁羽生的有《散花俠女》《江湖女俠》和《狂俠，魔女，天驕》，回國前準備再買點禮品。我們湖南沒有取暖設備，冬天特別冷。巧雲織毛線的技術很高，回國前她日夜加班，給母親、嬸嬸、三個弟媳和妹妹，各織了一頂過冬的暖帽。毛線面子，駱駝絨里子。他們拿到後皆大歡喜。對我，母親說話沒有了顧忌，把幾十年忍受的艱辛和羞辱，父親斗得臥床不起後，受的無數罪都說了。她也知道蘇聯生活變壞了，很為我們擔心，特別是對兩個孫子的前途。

家鄉的舊風俗愈演愈烈，死人後要請道士作道場，至少兩天兩夜。新興道士中最有名的一個是我一位小學同學、土改積極分子、五十年代復員的解放軍少尉軍官。我回家後第三天，他以為我不知帶回多少鈔票，來向母親招攬生意，告訴她死後要做多少天法事，燒多少紙和金銀錠子，還交待要在包皮紙上把她的出生庚甲都寫清楚，不然在陰間得不到。我氣壞了，母親還健康地活着便就咒她死，把那個傢伙趕走了。

知道我又將歸來，三弟事先釀了一大缸米酒，酒味清醇，度數也不高。弟媳們想盡法子，每餐都是上十道菜，飲酒作對聯，我還過了幾天風雅的文人生活。三弟是家鄉的“一杆筆”，凡婚慶喜事都要請他寫對聯。流行的他看不上，要我擬了幾十幅，包括春節、婚禮、生子和喪事的對聯，留給他，以後好用。我和母親，弟侄們在一塊兒，親情融融，沒有什麼干擾，幾十年來我過了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但是我思念岳父、妻子和女兒，不敢在老家多待，一個星期後又北上石家莊。與光照哥和永淑嫂老兩口和侄女侄婿在一起，從大災難走出來，親情特別親。我們去烈士陵園瞻仰白求恩，科棣華，愛德華的陵墓。科棣華是位印度醫生，出生孟買富家。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一群印度醫生組織志願醫療隊來華幫助中國軍隊抗日，在他們的名字後面都加了個華字，科棣華和愛德華是其中的兩位。他們到了延安，柯醫生和一個中國女子結婚，生下兒子，取名印華。五十年代中期我從報紙上看到印華去印度看望祖母，祖母要把他留在印度上學，受黨和毛澤東思想哺育，在紅旗下長大的印華卻要回中國幹革命，在山西工作。文革大混亂時期，他患重感冒，住進醫院，沒有得到及時治療，病死了。

“六四”後換了總理，把趙紫陽時代一些照顧華僑的政策取消了。大眾旅社再不向華僑開放，火車站，售票廳也不見了專設的華僑售票窗口。以前回國，外辦僑辦人員不請自來，現在找他們幫忙都無門可入。領導人總是如此地急功近利，對華僑華人中的億萬富翁，大科學家、大學者是要統戰的。但他們用不着住大眾旅社和排隊買票。至於廣大窮華僑，照顧他們又有何用？再說，蘇聯一天天的衰敗，在中共眼裡，旅蘇華僑也就跟着掉價了。既然城門失火，我們這些池魚也得受點殃。不知為什麼，中央也制定過好的政策，卻總是一好就改，從不實行到底，因人而變，因事而變。那時的北京，賓館一間房每天百餘元，我們怎麼住得起？只好我一個人先到北京去簽回程票。北京——莫斯科國際列車一星期才兩趟，簽票在北京火車站對面新修的國際旅店，人山人海，擠在前面的都是高鼻子蘇聯人，小個子中國人連隊都擠不進去。原來六月哈爾濱國際商品交易會後，幾千蘇聯人在北京，天津，上海各處遊逛，現在聯運票有效期快到了，都得回去。蘇聯人排了70年的隊，排隊經驗世界一流，一來就掌握了排隊權。拿出一個本子，編上號，按號排隊，本子上優先的都是他們的人。他們強壯如牛，能打會罵，小個而文明的中國人怎麼爭的過？還有許多波蘭和東德商人也跟着老毛子一起起鬨，真是黃毛相惜啊！我一看場面就明白了，我得想法子幫幫我的同胞。我在蘇聯生活了二十年，明白老毛子那一套，也不吃那一套，又會俄語。我擠到前面用俄語對着拿着排隊本的大個子俄羅斯女人熱情問好，請她把本子給我看一看。我一拿到本子，馬上把前面兩頁已編號排隊的名單撕掉，高聲用俄語和中國話說：“這裡是中國，我是主人，現在大家跟我排隊，我是第一號。”洋人都欺軟怕硬，在中國土地上他們不敢胡來，對他們也用不着溫良恭儉讓，講什麼友誼和什麼國際主義。洋人們也只好老實下來，一個個報名登記。我儘量把中國人的號排在前面，記得我是第一號，二號和三號是轉道蘇聯去土耳其探親的一對新疆維吾爾族夫婦，以下是應邀訪問蘇聯的中國航天部兩名女幹部。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壯舉，維護了我的同胞的合理利益，常引為自豪。我要自己簽上票，還要維護已排上隊的同胞的利益，自己簽上票以後，還在簽票口維持秩序，整整23個小時。晚上從走後門簽票的人中，我得知了簽票緊張的原因是中國國際旅行社的人在搞腐敗。他們只拿少部分座位公開簽票，剩下的全部從後門賣了，一個位子多交兩百元人民幣。

光照兄送我們上火車，臨別我們擁抱了。他突然流了淚，我也冒出了一句：“這次分別後，我們不知道還能不能見面？”一語成讖。一年後，他發現有肺癌，已是晚期，送到北京301醫院住院三個月，就撒手歸西了，才61歲，還沒有正式退休。接到電報。我立即取道新疆前去石家莊奔喪，趕到嫂子家，只能對着他的骨灰盒磕頭了。再過一年後，又接到龐卓恆兄夫人李國常因淋巴癌去世的噩耗，這時的哈薩克斯坦已經獨立，經濟大蕭條，我連回國奔喪的路費都湊不起來了。

“老革命”和“太子黨” （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六）

1991年秋天，巧雲到商店遇到了一對中國夫婦，把他們請回家招待，從此認識了楊涌夫婦。

楊涌的大名我早已在國際集中營出來的朋友口中聽到過，他自己這樣介紹他的歷史：他是山東人，父親是台兒莊大戰中犧牲的八路軍烈士（我不懂了，台兒莊會戰中打敗日本鬼子的可是國民軍）。他在1945年日寇投降前加入了八路軍，算是抗戰時入黨的老黨員。抗美援朝時他當志願軍的參謀，此時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還是教導員，他們是同事。1954年授銜少校，文革前在南京部隊保密局當局長，後受林彪牽連逃蘇，已加入蘇籍。以後他與我談話，總是以歸化蘇聯為自豪。他每年都回中國探親，說自己當年的警衛員都當將軍了。他的小舅子也從北京來了，要在塔拉斯大幹一番，做大生意。他口沫橫飛，躊躇滿志，想叫我一下為他傾倒。

我以前就知道，他這位前解放軍軍官、老共產黨員，逃來蘇聯後在海南泡（布拉格維申斯克）師範學院給KGB繪製了一年有關中國的軍事地圖。之後KGB過河拆橋，見他再無剩餘價值，送他進了國際集中營勞改一年。他是人們譏笑的毛澤東培養的幹部，既無文才，也無武才的那種人物，釋放後到伯力遠郊一個林場幹活，和本地一位混血女人結了婚，生了3個女兒。打鐵時火星飛濺，燙瞎了一隻眼，老婆也帶着女兒走了，楊涌又和新夫人孫海紅結過婚。

此人會的俄語不多，更不識俄文。以後半年，他買房子，買家具、裝修房間、安保險門，在警察局上戶口，還有他的小舅子開公司，受騙後打官司，都是巧雲義務給當翻譯。和他一起蹲過集中營的他的山東老鄉告訴我：“他是個KGB的老特務，在哈巴洛夫的中國人中搞臭了，待不下去了，才搬到哈薩克斯坦來的。”幫他出去辦事，見他在蘇聯人面前老是點頭哈腰，見到中國人則志高氣昂，言語無味又面目可憎，不想和他來往了。

他的小舅子叫孫達孩，在國外的所做所為，確為太子黨無疑，特別是他們那一套養尊處優，頤指氣使的氣派更可知道。楊涌的新夫人一天到晚對他呼來呵去，“老楊你這老死鬼，給我倒杯茶來”，“老楊，你別滿口噴糞”，如此驕橫，真是八旗子弟。

孫達孩以北京市輕工業局外貿公司的名義在塔拉斯辦起了一家獨資的中國國營公司，買了汽車，花園平房，從北京拉來幾車皮服裝，鞋帽在塔拉斯批發。孫達孩是公司經理，楊涌是業務經理，辦公司，翻譯章程都是我幫忙的。等一切妥善了，他找了個理由叫我再也不去他家不和他們來往，過河拆橋的手段他還是玩得挺順的。我在市場擺攤，經常見到他穿着蘇聯軍官大衣，提着號碼箱提包，目空一切地匆匆來往，一副大經理模樣。也見到孫達孩坐着高級小轎車在歌舞廳進進出出。還聽幾位混血朋友告訴我，孫達孩不斷出高價要他們幫忙找外國姑娘，年齡還不能超過16歲。而孫達孩已經四十出頭了，在中國有老婆孩子，所謂來這裡做生意便是拿國家的錢吃喝玩樂。他在公開場合說過：“我娘老子給共產黨打下了天下，我們就是應該享受的。”他的嫖風所及，直到彼什凱克和塔什干。孫達孩，楊涌能把公司辦好那才無天理了呢，他們公司不斷出事。一次給偷了，損失幾百萬哈幣堅戈；一次他們請的車臣業務員把倉庫里的全部皮貨騙走了，損失二十多萬美元；還有一次是強盜進了他們住宅，用鐵絲綁上他老婆孫海紅和小姨的手，把全部美元，哈薩克幣現金搶劫一光。小格格給嚇壞了，送到阿拉木圖住了兩個月的醫院。受騙後，他們把騙子告上法庭，得有個好翻譯，原來不屑理我的楊少校和孫大少爺只好親移玉足光臨寒舍，請巧雲給他們當翻譯。幹了幾天，分文不付，送了我女兒一條牛仔褲頂數。犯不着給太子黨賣力，犯不着給竊國者效勞，巧雲甩手不管了。以後見到楊涌，他主動地驕傲地對我說：“老雷，我們官司打贏了。”我問：“貨款追回來了嗎？”他答：“法院封了騙子的房子，正在追討中。”我敢保證，他們根本沒這個本事在車臣人口裡奪出食來。

幾次出事，在塔拉斯又呆不下去了，要搬家去莫斯科附近的某個地方。臨行前楊涌坐着小汽車向我告別，說“剩下的貨我們都捐給此地孤兒院了”，還伸出三個手指驕傲地叫：“三百萬。”天啦，這幾車皮貨，這三百萬，都是中國國家的財產、是工人同胞的血汗，是誰批准他們拿到外國糟蹋，誰批准他們捐獻給外國人的?他們可真是賣國賊。從與老幹部楊涌和高乾子弟孫達孩的交往中，我看透了太子黨，也看透了共產黨是如何放縱自己人的。

蘇聯氣數已盡

1990年第二次歸國探親，回到塔拉斯，超了一個多月的假，給車間主任送了一瓶中國酒，抵消了曠工處分。這時，蘇聯的工廠紀律已經渙散到了極點，上班不上班，少有人過問。市場開放了，我們帶回的幾件中國白綢襯衣，拿到市場上一搶而光，換回了幾千盧布，其中還有好幾張百盧布的大鈔，我們以前幾乎沒見過。我們心裡高興了一陣子，但很快便禍從天降了，原來是莫斯科蘇聯中央政府下了命令，五十盧布和一百盧布的大票作廢，成年人手中有大鈔的，一人可以持大鈔換回一千盧布的小面額鈔票。工人們不在乎，反正手裡沒錢，還有點幸災樂禍。同時，盧布也宣布貶值，28盧布換一美元，比上次又貶了三倍多，和上次的加起來就貶值四十六倍了。最要命的是，銀行凍結了居民全部存款，取不出錢了。即使按貶值的比值，也換不成美元了。怎麼辦呢？我寫了報告，說家裡存錢是買家具的。我的工資高。頭頭對我也不計較，讓我拿大票子換出了小額鈔票。巧雲工作的美術社大多是一些土著畫家，總是斜着眼看中國人，嫉妒心極強，換錢總是不被批准，吵了幾次架，才用一百盧布一張的大鈔換了六百盧布小鈔。

以上還只是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我們遭到的第一次小破產，以後又來了兩次大破產：一次是蘇聯解體後，在銀行存的幾萬盧布全部死去。另一次在1993年，鈔票由盧布換成哈薩克堅戈。但貨幣變動最倒霉的還不是我們小老百姓，而是官員和戈爾巴喬夫放開蘇聯國門後做生意發了大財的新暴發戶，多是官員們的親屬和親戚。蘇聯法律規定：凡在銀行存款達到5千盧布的，都要寫明來源，貪官和商人只好把不義或有義得來的大量盧布換成大鈔存在家裡，現在一下全成廢紙了。江布爾州一個區的警察局長，家裡有幾億百萬大鈔，一下子心臟爆裂死掉了。有的人拿着一袋一袋的大鈔盧布在銀行大門前高聲咒罵，放火燒掉。

貨幣是國家的命脈，貨幣穩定和堅挺是國家興盛的最重要標誌。1948年中華民國蔣中正總統的行政院長、我們湖南老鄉翁文灝把法幣和關金改成金元券，民怨沸騰，商家破產，幾個月後金元券成了廢紙，國民政府很快在大陸垮台了。1964年印尼總統蘇加諾宣布大面額鈔票必須在銀行兌換新錢，其中百分之十五作為對革命的貢獻送給國家，一年後就發生了蘇哈托將軍武裝政變，蘇加諾政權徹底垮台。現在戈爾巴喬夫又走上了同一條路，一條難歸的路。我當時就對朋友們說：“蘇聯完了。”

果然，幾個月後，1991年，莫斯科八月政變發生：戈爾巴喬夫休假時，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同事們宣布廢黜了他，改組政府。

政變當天上午，電視和電台播送了這條消息，我是在澡堂更衣室換衣時一位哈薩克同事告知的。許多老工人聽到後舉手相慶，大多數人都漠然置之，本地報紙上卻沒有登出政變公告。晚上看電視，映出的卻是莫斯科市民反政變的劇烈場面，幾萬人到紅場保衛蘇聯的白宮——俄羅斯議會大廈，葉利欽的大本營。議長、車臣學者哈斯布拉托夫嘲笑KGB指揮發動的政變。政變部隊的坦克在紅場掉過頭來保衛群眾，葉利欽站在坦克上發表反政變演說，很快，政變便失敗了。

但戈爾巴喬夫一家從修養地乘飛機回莫斯科，卻毫無得勝的喜悅，他的小外孫女身上還披着條毛毯禦寒，一片狼狽像。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隨着八月政變的失敗也一起失敗了。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第二天，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蘇聯停止存在。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悄然落下，稱雄世界幾十年，不可一世的蘇維埃帝國解體了，一去不復返了。蘇聯共產黨也真無藥可救，副總統、黨務書記、國防部長，內務部長（全蘇警察總局局長）和中央KGB主席聯手發動政變，結果一敗塗地，自殺的自殺，出逃的出逃，蘇聯共產黨的頭頭們昏庸到連政變也不會了。蘇聯的氣數不完，還有什麼別的出路？

餘音——我與沈元

以上文稿，寫作於2000年，但只寫到了1991年底蘇聯解體為止。其實，在1998年和2010年，我還兩次回過北京，都只是一個人，主要是與我在伊犁工作時結識的親如兄弟的老友蕭默弟見面，本書的寫作還是在他的鼓勵下完成的。關於1998年那次回國，蕭在他的《一葉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那本書中記道：

“我們曾失掉了幾十年的聯繫，1998年他已過六十了到北京才再次相見。初見恍若隔世，淚眼相對，四手相執無語。光漢兄在我家住了幾天，大談‘老毛子’垮台如何解了他心頭多年之恨。哪兒也沒去，只在蘆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待了一整天，仔仔細細逐版觀看了全部版面。我要他回來，他說作過努力，但人老了，哪兒也不要，只得仍留在哈薩克斯坦當華僑，說是後代他管不了，他是堅持不入外國籍的，活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走前向我要錄音機，問他幹嘛，說是要錄下他給我講的他的全部人生，給我留下。我沒給他，說這些東西都是寶貴的史料，你必須自己寫出來。幾年後來電話說寫完了，30萬字，但不願出版，說是不想起到可能干擾國家大政方針的不良影響，我說不服他。關於他的故事，我想還是等到他哪一天想出版了，讀者自己再讀吧！”

2010年3月我再一次回到北京，與蕭默弟一家和他的朋友聚會了半個月。我剛回到塔拉斯不久，突然，非常意外地，接到了一個從美國來的越洋電話，原來是沈元的姐姐沈蓓打來的，她也是剛剛通過蕭默，輾轉得到了我的聯繫方法，說是已經找我多年了。我一時非常激動，竟在電話里號啕痛哭起來。電話打了兩個小時，我過於激動，把電話聽筒失手掉落地上，才停止了。我給沈蓓姐寫了長信，以後，我們經常保持着電話和電腦信件聯繫。

沈元，在前面已經提到過，是我的同年級同學，可以說是建國後中國歷史學界出現的唯一天才。他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文章問世後，有學者說他的成就要超過黑格爾。1970年4月18日，沈元被謝富治下令槍斃了，其時只三十二歲。

沈元，上海人，才華出眾，因為1956年從英國《工人日報》摘譯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給同學傳閱，還發表議論，說“秘密報告”的內容在蘇聯的國史和黨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樣的歷史不是信史，我們寫的歷史應該是信史，秉筆直書。五七年來了，沈元因此被打成“極右”，與我一起在北京西郊的山區齋堂“勞動教養”。後來，在不能復學的情況下，憑着他的努力和才華，沈元寫出了九篇很有份量的史學論文，被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看中，破格進了研究所，《〈急就篇〉研究》還在人民日報摘要發表了，影響非常大。

沈元被虐殺後，我在自治區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同班同學（當然也是沈元的同學）王炳華得到消息，立刻想到了我。4月22日晚飯時分，一位監守我的紅衛兵，也是我教過的一名學生，偷偷地塞給我一張紙條，我回到房間，偷偷打開紙條，上面寫着：“沈元在4月18日已被槍決，速自處”，正是炳華兄在他可能的第一時間托人送來的。其時正在“一打三反”，為了大造聲勢，各地都開始殺人，烏魯木齊殺了，喀什殺了，伊寧市也開殺了，下一個就要輪到霍城，而我是霍城排名第一的反動派。我乘着夜色，也趁着那位紅衛兵給我的一次逃跑的機會，逃出住處。只是當時我實在心慌意亂，不及多想，只想跳下霍爾果斯河了此一生算了，沒想到跳下的地方河水太淺，才爬上岸來改為逃往深山的。我在天山里當了兩天野人，24日午夜，才泅過霍爾果斯河，逃來蘇聯。

2010年4月，《一葉一菩提》出版了，獲得了很大成功，默弟把書寄給了我。10月，他又給我寄來了再版稿，新加了最後一章“回首如夜曙色萌”，把年初我與他的聚會加寫了進去，也把我與沈元的故事補進書內，還有我給沈蓓的信。讓我就引用其中的相關文字，做為我這本書的結語吧：

“他帶來了一厚迭稿子，手寫的，名為《我的中國心結》，30萬字，講述了他的一生，早在十年前就完稿了。我說為什麼不早點寄回來，回答說直到現在也沒想過要出版，授權給我全權處理。我托人把手稿輸入電腦了，粗粗翻了一下，非常精彩，我準備一有空就把它整理出來。

“他剛走，就逢到雷先生最親密的朋友沈元遇難40周年忌日4月18日，我開始構思一篇文章《四月哀思錄》，19日開始寫作，正寫着，忽然從電腦收到了一位女士的信，也寫到文章里去了。請讀者讀讀這篇文章的開頭：

“今天，4月19日，一大早，打開電腦，想寫點這些天來尤其是昨天一直縈繞在心頭的有關沈元的一些事，意外地，收到了一位女士的信。信很簡單，寫道：“蕭默先生：非常高興，這次通過韓先生能結識您，因為我也曾拜讀過您的文章。更要慶幸韓先生通過您給我傳來了雷先生的信息，盼保持聯繫。”信的署名為“沈蓓”。

沈蓓？我並不認識，但她與沈元卻有着最親密的關係，她是沈元的親姐姐。而昨天——4月18日，正是沈元被虐殺的40周年。

同信還附來她給韓三洲和現居哈薩克斯坦的華僑雷光漢的信，在致雷的信中，沈蓓寫道：“我知道並找你已經很久了，今日無意中得到你的電郵址，真是欣喜萬分，請你告訴我你的電話，我盼望能儘快和你聯繫，並直接通話。”也很簡單，急切的心情已溢於言表！”

“很快，感謝現代科技，通過電腦，現在美國的沈蓓和哈薩克斯坦的雷先生就聯繫上了，越洋電話打了兩個鐘頭，以後又通了信，讓我們讀讀雷先生給沈女士的信：

“沈蓓姐姐：
你好，請允許我以“姐姐”來稱呼你，因為我和你遇難的小弟沈元從1956年開始就是老同學，親如兄弟，無話不談，並接受了他不少學識上、物質上的幫助。直到現在，每年清明、冬至我都要擺酒設桌來祭奠我的父母兄弟和他。他的年輕的音容笑貌、談吐和柔和清脆、句句皆文章的話語，幾十年來一直都留在我的眼前，響在我的耳邊。

……

1966年，我因寫了《伊犁史話》，被打成霍城的最大黑幫，加上老右派，成為全縣全州重點批鬥對象。6月，工作組通知我說：“極右分子沈元從北京給你來了封信，由我們保存，你給他寫回信，交我們寄去，叫他老老實實認罪”。他的信我沒看到，我回信只寫：“我認識自己的處境，我當接受人民對我的處罰。”未及其他，交給了工作組，當時《人民日報》在批判北大校長陸平時提到了北大出了“極右分子沈元”，還成了學生學習的榜樣。於是全縣城都知道了“大右派”雷光漢在北京還有個“極右派”的朋友，學校和街上出現了“打到大右派雷光漢、沈元”的大字報。我知道逃不過這關了，不過我祈禱他能逃過此劫。當年10月，我被重新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開除公職，送到伊犁南台子煤礦挖煤，以後因戴近視鏡無法下井幹活，轉到蘆草公社修大東溝水渠。這時，我自己破罐子破摔，無他想了，只是擔心我的老父在家鄉挨斗，打成癱瘓臥床，還有沈元弟的命運。
1967年秋，蕭默弟從敦煌給我寄來了35元錢，不久我二弟又寄來100元。當時到處奪權，沒有人管我們這些“階級敵人”，我決定逃離這個地方，到外面看看。1968年11月，我學紅衛兵無票乘車的辦法，到蘭州經包蘭線到內蒙，再到北京。一天，我去史家胡同看沈元，從中午到深夜我們一直在談話，時間可能已是69年元月。他當時和他年輕美麗的妻子住在19號，一進大門右邊兩間小房內，滿壁是書，中間一個大火爐，煤火旺，很暖和。他們夫妻身體都好。我們一直在敘說文革中的遭遇，他說他被抓去大會斗、小會斗，還帶高帽子遊街。每次挨完斗回家，他姑父就流着淚對他說：“孩子，你哭吧，你抱着我哭吧！”還說：“進近代史所時，領導人向康生匯報，康生指示你們要好好教育他，此時又指示，‘要狠狠斗他’！”（這裡還要插一句，1988年我第一次回國探親，一位外辦負責人、大約四五十歲的大官與我長談了兩天，我談到了沈元的死。他說康生是個最大的兩面派，說槍斃沈元就是康生最後決定的。）我們在談話中都覺得暴政走到末路了，這是最後掙扎。他還說：“你是愛國的，1962年伊犁邊民大批外逃蘇聯，你卻沒逃。我也是愛國的，我有很多海外親戚，我也沒想到要去投奔他們。”我們都流着淚，相互安慰和鼓勵：“我們的祖國多災多難，我們愛這個國家，不願意離開她，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一個新中國。”說話時他還不時翻開《柳亞子詩集》，把裡面錚錚鐵骨的詩句念給我聽。聽說。常常半夜有小汽車接他姑父去看病，給誰看？他姑父從來不說。她妻子做了豐盛的午餐和晚餐，大米飯，上海菜——陶飯鍋里蒸的肉末，裡面打了幾個雞蛋，十分鮮美，我生平只吃過這一次。我們談話時，他妻子用一架小巧的英文打字機打字，不時插話，都很有見地。她說：“聖經里說，上帝要人滅亡，必先使他瘋狂。掛黑牌子、戴高帽子是希特勒對付猶太人的手段，不是文革的發明，電影《瑪門教授》裡面就有這樣的場面。”深夜與他道別，他送我很遠，還送我20元路費。想不到，此一別就陰陽相隔，我的好兄弟沈元竟慘遭殺害了，一代文星倏然隕落。
……

1998年我收到了郭羅基從美國來的信，隨信還寄給我100美元。郭羅基曾是我們班的黨支部書記，調干生，但他與別的極左黨員不同，很有正義感，保護過沈元。郭在信中說：公安局的人曾經找過他和55級同學，說雷光漢已在蘇聯當了KGB，如果他回國，你們協助我們把他抓住。其實我雖然逃到蘇聯，卻拒絕與KGB的反華企圖合作，因而再逃伊朗，被他們逮捕，坐了牢，又流放了幾年，大概中國當局這幾年在阿拉木圖見不到我的蹤跡，便以為我當KGB去了。後來知道，這幾年，他們在我湖南老家後山還夜夜放哨呢！1981年，感謝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經過他們嚴格審查，我早已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給我發了護照。這些年，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與我的關係也非常好，過年過節常來慰問，讓我享受到了祖國的溫暖。
郭羅基也保護過我。1958年，有一次全班同學出校勞動，回校時李鐵城同學拉了一個板車，有些同學坐了上去，我一時忘了身份，也跳上去了。李說：“我還拉了一個右派呢！”我一聽嚇壞了，馬上下車，跑着去向郭做檢討，害怕開我的鬥爭會。郭安慰我說：“沒關係，你走吧！”他的宿舍與我對門，我聽見他勸李說：“小事情，不要鬧大。”1961年我分配到新疆，走前，李還找到我，笑容滿面地鼓勵我。他也是黨員，也是有人性的。
與沈元最後相見以後，我流浪兩廣、雲貴各地，尋找外逃的機會，沒找到。1969年返回霍城。1970年初，開始“一打三反”運動，4月22日，我從一個渠道在第一時間得知沈元已在4天前被殺害了。這時，烏魯木齊和伊寧市也開始殺人了，下一個就要輪到霍城。為了活命，當天深夜我不得不冒死出走，兩天后，泅過冰冷的霍爾果斯河，逃往蘇聯哈薩克斯坦。以後，又歷經坐牢、流放、做苦工而活了下來。……
蓓姐，這就是我與沈元的一些情況。聽你說這幾年你都在找我，匆匆暫時寫到這一些，言不成文，悲傷不已。

“沈元的被殺，更是一段慘痛的歷史，我們再讀讀郭羅基先生的回憶：

“沈元顯示了才華，也招來了忌恨。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都在談論右派明星，一時之間傳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給黎澍（沈元當時工作的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裡，毛見了不知會怎麼批。你趕快來一趟！”田家英告誡黎澍：“你們千萬要注意！”後來沈元發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

黎澍說，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研究所來了幾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於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來，黎澍首當其衝，批他“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還從肉體上折磨沈元。沈元實在忍受不了，居然異想天開，化妝成黑人，闖進外國駐中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他被門口的中國警衛人員識破，當場逮捕。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後，以“叛國投敵”罪判處沈元死刑，黎澍欲哭無淚。在刑場上，沈元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實際上他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他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死到臨頭還在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來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到。……”

罷了！罷了！不再寫了，比起沈元來，我要算是萬幸了。雖然命中注定我將會客死異國，骨葬他鄉，但永不會改變的，卻是我那一團火熱的中國心結。

我的苦難的祖國，我的多災多難的同胞，我只能謹以一片赤子之誠，焚香東拜，以這本小書，聊寄我的無盡的相思！

流落國外一書生，胼手骶足求生存；千里無稱悲伯樂，萬言有著嘆賈生。

關山已阻蘇武路，鬚眉豈辱軒轅魂；苦辣酸辛只自知，窗外大雪落紛紛。

附錄：

高華：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評雷光漢《蘇聯流亡記：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

（編訂者言：雷光漢先生的回憶錄《蘇聯流亡記》電子稿在出版前曾經最近去世的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作者、中國著名近代史和黨史學者，對中蘇關係史也素有研究的高華先生閱讀。其時高華先生正在重病之中，卻不顧病危之體，執意寫了這篇書評，說這可能是他最後寫的一篇文章了。

文中高華先生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也對本書做出了一些深度的評論，在《領導者》雜誌上發表以後，影響很大。編訂者認為此文有助於讀者對本書和本書作者的理解和討論，在高華先生生前徵得他的同意和雷先生同意後，現將此文附錄於此，供讀者參閱。根據出版要求，在收入本書時有一些小的文字改動，文章副題也隨書名的改動改為今題。）

一本奇書

雷光漢的《蘇聯流亡記：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是一本奇書，這是一位為躲避文革中“一打三反運動”的鎮壓，於1970年“外逃到蘇聯”的前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在蘇聯中亞地區飄泊沉浮的實錄。二十世記以來，雖然中國人寫的旅蘇觀感為數可觀，但稱得上名篇的卻不多，只有20年代瞿秋白的《餓鄉記程》和《赤都心史》、30年代初曹谷冰的《蘇俄視察記》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等，及至郭沫若1946年的《訪蘇記行》和1952年劉白羽的《莫斯科訪問記》，已完全落入程式化的俗套，無一不是對蘇聯新制度一味的讚美了。建國後的訪蘇遊記寫得好的也是曲指可數，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只有並未結集，發表在1957年春《文匯報》上徐鑄成的訪蘇遊記，從中多少能捕獲一些蘇共二十大以後蘇聯社會的變化（1975年我曾拿着介紹信在南京圖書館逐日翻看1957年的《文匯報》，時間一長，警惕性很高的管理員覺得不對頭，就打電話到我單位進行調查，結果很快就禁止我再看了）。另一本就是少年時期閱讀的《在阿爾迪克夏令營》，它敘述了一群中國少年兒童在1951年由老師和醫生陪護前去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索契附近的阿爾迪克夏令營渡假的經歷，曾激起我無限的神往。至於青少年時期在蘇聯長期生活過的一些高乾子弟，則很少看到他們親自寫的作品，主要原因可能還是生活經歷的限制，人們只能通過《紅櫻桃》一類的影視作品多少了解一些當年他們在蘇聯的生活。

中國人寫的批評蘇聯的長篇記實性讀物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了寥寥幾本，其中，1984年由群眾出版社內部出版的馬員生《旅蘇記事》最具史料和研究價值，另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唐有章《革命與流放》。內容都是中共早期黨員在蘇聯黨爭中被打成托派，在蘇聯極北地區做苦役幾十年的經歷，這些蘇聯大清洗的倖存者在50年代中赫魯曉夫時期才回到祖國。

60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後，雖然有不少在新疆的中國人逃往蘇聯，但從沒聽說他們中有人就他們在蘇聯的生活經歷寫出過作品，雷光漢先生的這本書應是第一本。

雷書的貢獻和價值

雷光漢是文革期間的“外逃者”，寫了中蘇關繫緊張時期他在蘇聯中亞地區被審查、被監視、做工謀生活等等傳奇般的經歷。作者被KGB（克格勃）長期監控，以後又試圖逃往伊朗，被抓回後再流放到南西伯利亞的國際囚犯農場。1979年中越之戰，蘇聯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亞，還經歷了中蘇關係解凍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蘇聯解體的歲月，稱的上是一本內容豐富的實錄。

對蘇聯的中亞（而不是遠東）地區，中國人相對了解不多。文革中紅衛兵翻印過反修小冊子，寫中國留蘇生在塔什干，都是蘇聯人怎麼偷偷對中國留學生說他們熱愛毛澤東。從這些膨脹的敘述中，根本無從了解當時當地的真實情況。實際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起，中亞就是蘇聯當局嚴控的地區，曾將許多政治上被懷疑的少數民族大量遷徙至此，中國音樂家冼星海就是被安置在阿拉木圖，以後也病逝於此的。

雷先生長期生活在蘇聯的底層社會，他接觸的多是“下里巴人”，這是那些短期訪蘇，走馬觀花的中國高幹和社會名流根本接觸不到的群體。這些人寫的訪蘇遊記，除少數外，或是浮光掠影，或是借遊記抒發滿頭腦的親蘇、慕蘇情結，在價值上和雷光漢的書稿完全不能同日而語。例如，通過雷的書稿，我們才知道，在中國人受壓最深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歧視中國人最厲害的還不是俄羅斯人，他們中的多數對中國人都還算友好，對中國人最壞的卻是蘇聯的xx族等少數民族，“xx人的姓名因和中國人一樣，長相也差不多，他們害怕別人把自己當成中國人，和中國人的距離拉得越遠越好”，所以處處表現出自己對於中國人不一般的“憤恨”。他們口口聲聲我們蘇聯怎們好，你們中國怎麼壞，每當遇到壞事，都是中國人幹的，一逢上節日，大家都緊張，“中國要向我們進攻了”的謠言總會傳到耳中。

雷先生的書稿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中國“外逃者”，提供了在中亞地區中國人的眾生相。例如，“伊塔事件”（1962年4-5月）前在中國新疆軍區任少將的維族人（其實是俄羅斯族），跑到蘇聯後就在阿拉木圖市場賣西瓜。作者說，在蘇聯的中國人死心踏地做漢奸的多是那些素來革命的“左派”，“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數是這些人……跑到外國來了，失去主心骨了……自然和KGB一拍即合”。相比之下，那些被解放軍趕到蘇聯的前國民黨時代的軍政官員，一般都還潔身自好，也心繫祖國。筆者印象特別深的是雷先生提到一位新疆邊防軍戰士，因為一直入不了黨就越境跑到了蘇聯，為了討蘇聯人的好，馬上將對中國領袖的崇拜轉變成對勃列日涅夫的崇拜。他將俱樂部掛着的勃列日涅夫畫像偷偷拿下來，壓在自己房間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周圍還用紅布鑲上了邊，在像前供着插在酒瓶里的松枝，松枝上掛着一首用毛語錄改成的快板詩表達忠心：“領導我們的事業的核心力量是蘇聯共產黨，我一顆紅心獻給蘇聯共產黨，永遠跟着蘇聯共產黨中央”，每天像念魔咒般對着勃氏畫像念念有詞。他以為這一套在中國吃得開，在蘇聯也一定吃得開。可是蘇聯人見了覺得很奇怪，“因為沒有一個蘇聯老百姓如此熱愛勃列日涅夫，更沒人在宅內貼他的肖像”。後來，因為蘇方沒有接受他當蘇共黨員，他就把勃氏肖像的眼睛挖了，一個月後，區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以流氓罪判了15天勞役。蘇聯人下手還是輕的，如果在中國，單憑這一條，就得挨槍子兒。此等鮮活的細節，是那些短期訪蘇者，甚至留學生也永遠無法發現的。

“外逃”曾是一個嚴重的罪名

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有時也被稱作“叛逃者”），這在文革或文革以前都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說那時被檢舉“偷聽敵台”就得坐牢，若是被認為是“叛國投敵”或“企圖叛國投敵”，被捉將回來，不被槍斃，也得判個長期徒刑。

最早知道“叛逃”這個詞還是在文革前，報上說中國駐荷蘭代辦叛逃到了美國！看到這條消息使我非常震驚，這麼重要的外交官怎麼也會叛逃？以後讀書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發現我喜歡讀的那本反蔣小說《侍衛官札記》的作者也是一個“叛國投敵”分子。還聽說文革中的中國駐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鮮，在鴨綠江邊被抓了回來，結果被判了十年徒刑(1979年後該大使獲得平反)！

以上都還是一些個別現象，實際上，“外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建國以後就出現了，1957年後人數迅速擴大，除了廣東沿海一帶的居民，在政治運動中蒙受打擊走投無路的右派、知識分子也加入了外逃大軍，只是後者成功的極少。他們大多天真，缺少社會閱歷，又不熟悉當地的地理民情，更無錢和蛇頭拉上關係，加之不會說廣東話，要逃到香港，比登天還難。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1957年在大學讀書時被打成右派，當大多數右派大學生對什麼南斯拉夫、英國想入非非時，他既不去英國代辦處要求政治避難，也不去南斯拉夫大使館尋求保護，而是塗改了學生證，買了一張南下深圳的火車票，準備逃往香港。誰知剛下火車就被當場捉去，從此在青海格爾木勞改了二十多年。

那些成功的逃港者，多是廣東沿海一帶的居民，人數最多的一波是1962年5月，以後才知道這是當時的廣東領導者有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大饑荒年月中放逃饑民的一條生路，同時也是為了減輕當地的糧食壓力。廣東老作家陳殘雲的小說《深圳河畔》的書名很吸引人，可是他一個字都未提起逃港風潮。在那個年代，誰都不敢公開點出這個問題。

與廣東大逃港差不多同時，發生在1962年4-5月的新疆“伊塔事件”，既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困難有關，也是蘇方對中方“反修”的報復，在蘇聯駐伊寧領事館人員的策動下，北疆幾個縣有六萬多中國人外逃蘇聯。在這之後，在中國的壓力下，蘇方關閉了邊界，一直到文革初期。可是沒想到，文革中居然還有人不怕死，通過不同方式越過中蘇邊境當局設置的種種障礙，跑到蘇聯去，而逃蘇人數之多，要不是讀雷先生的書稿，也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在文革中的大字報上看到老人家就傅聰“叛逃”一事說的一番話，就知道決不能當真。他說，讓他們跑（到國外去）吧，讓他們去吃黑麵包（大意）。雖然在“伊塔事件”發生時，他批准新疆軍區的兩個俄羅斯族少將（新疆軍區副參謀長祖龍太也夫、伊犁軍分區參謀長馬爾果夫）要求回蘇聯的申請，甚至還指示給他們開歡送會(跟隨他們回蘇的還有軍隊中的俄羅斯等族校、尉級軍官四十餘人)，但那只是極個別的事例，不具普遍意義。最高領袖批准軍隊中的親蘇分子回蘇聯，着眼點是為了徹底清除蘇聯在中國軍隊中的影響。李丹慧的研究提到，“伊塔事件”後，中國大大加快了遣返蘇僑的行動，甚至放寬到“蘇聯僑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觸一般機密的人申請出境，一般不要阻留，應當迅速批准，讓其離境”。“申請出境的蘇聯僑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債務糾紛，應當儘快設法解決”。“蘇聯僑民的中國籍直系親屬，要求一同出境，可以聽其隨走”。中方對要求前往西方國家的蘇僑333人也提供了協助，這在過去都是不可能的。但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政治上的考量，即把“蘇修”在新疆的“腿子拔掉”，具體辦法就是“擠其出境”。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前夕，50年代末在新疆的12萬蘇僑，只剩下201人了，他們實際也處在中方的監控之下，這樣就基本清除了蘇聯在北疆地區長期經營形成的社會基礎。

所以，橋歸橋，路歸路，1962年對“伊塔事件”的忍讓態度，並不意味中國將把此奉為長期政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卡斯特羅在60年代前期的幾年讓願意離開的古巴人坐船前往美國的邁阿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蘇聯（除了20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時間裡，列寧曾放了一些俄國著名知識分子去歐州）等都沒有這樣“灑脫”。東德為了防範它的人民“叛逃”到西德，1961年8月13日，還特地建了那道有名的“反法西斯防衛牆”，不知有多少東德人被自動步槍掃射倒在柏林牆下！也是在1967年，還是從大字報上看到音樂家馬思聰在逃到美國後寫的那篇有名的文章《我為什麼離開中國》，至今還記得這份大字報前人頭攢動，卻沒有聲音。寫到這裡，聯想到中國在1979年後允許自費留學，進入21世記後，又開放港澳游、港澳自由行、台灣游以及中國公民國外旅遊，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和進步啊！

雷的書稿中說，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蘇，最先逃去的漢族人，蘇聯都送回來了。一送回中國，就開公審大會，把外逃者槍斃，以後蘇聯就不往回送了。“這次外逃雖然沒有成潮，可經歷的時間十分長，一直延續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下鄉的知識青年，失敗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紅衛兵，被打倒的‘走資派’，甚至，還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國邊防軍官兵”。

據雷先生的觀察，KGB是按幾種情況處理的：“凡屬受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審查後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凡帶家屬或孩子逃過來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農民，學生，在審查後安排在城市或農村，大部分在農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問題逃過來的或者在中國有刑事問題的紅衛兵，群眾組織的頭頭或成員，在審查後便會以”破壞蘇聯國界罪“送到國際勞改營服刑1-3年，再送到集中中國逃亡者的北方農場幹活”。

雷先生說，中國人過來以後，大部分在農場或工廠打工，也有照相，釘皮鞋，賣烤肉串的，只有個別人當上了教員，醫生和畫家，也有以後成了工程師，博士的。他們中只有少數人保留了中國國籍，大部分都入了蘇籍，少部分不願歸化蘇聯的人就持無國籍者的護照生活。

這些當年的外逃者如果不是文革結束，註定是要被當作“叛國投敵分子”永遠受到譴責，他們自己也不敢回國，除非認罪自首。雷先生在1980年代後，作為“無國籍者”，和我國駐蘇使館取得了聯繫，使館人員對他親切有加，給他恢復了中國國籍。

這都是因為國內大氣候發生了變化。他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大潮中，最高法院1979年後有了新精神，宣布要將因生活困難，出去投親靠友，找生活出路，或在運動中因一般問題，或沒有問題而偷越出境的人與因販毒等追求私利而出逃的人區別開來，更要同為叛變投敵，資敵而出逃的人區別開來，前者是違法行為，後者是犯罪行為。這樣，雷先生才獲得解脫，後來還成了愛國僑領。

1970-80年代初，蘇聯百姓豐衣足食，生活水平遠超中國。在中國官方的對蘇敘述中，有關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是隨兩黨兩國關係的好壞而變化的，簡言之，關係好時，中國人被告知蘇聯人生活在天堂里，“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那部攝於戰後烏克蘭大饑荒歲月，粉飾生活的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在中國大放特放，不知迷倒了多少天真善良的中國人，以至於1949年任弼時要對陪同他前去蘇聯治病的中方工作人員提前打預防針，告訴他們，蘇聯剛從戰爭中走出來，正在恢復，各方面都很困難。中蘇交惡後，中國人又被告知，蘇聯人吃的是黑麵包，西紅柿只有乒乓球那麼大。再以後，國人又跟着領袖嘲笑赫魯曉夫的“土豆燒牛肉共產主義”，好像自己吃得比蘇聯人還要好，其實中國當時不知有多少農民真的如同赫魯曉夫所說，喝得就是“清水大鍋湯”（這句話也是道聽途說，到現在也沒見過赫氏原話的材料）。

應當說，在50年代中國公私合營前，中國的輕工產品大大豐富於蘇聯。我有一位前輩朋友是1952-1957年列寧格勒大學的留蘇生，他告訴我，在參加1955年屠格涅夫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一個不熟悉的蘇聯教授用各種花言巧語（“中蘇友好”一類大話）用他質地非常差的領帶，和他交換了他從中國帶來的一條領帶。他臨畢業時，蘇聯朋友看中了他的一件出國時由組織上置辦的呢絨大衣和一隻牛皮箱，也想交換去，但他沒有答應。儘管如此，赫魯曉夫上台後，蘇聯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明顯高於中國。1957年夏，我的這位朋友學成歸國，發現怎麼國內到處都有“叫化子”，此事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當時正是反右運動高潮，他知道，必須對此三緘其口。他如此謹慎是有道理的，以後僅在列寧格勒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就打了四名右派，並被遣送回國。

斯大林去世後的赫魯曉夫的十年和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執政歲月是蘇聯承平的年代，勃氏上台坐穩江山後，逐漸停止了柯西金的經濟改革措施，以推行新斯大林主義、維護特權集團利益和加緊對外擴張作為基本政策的出發點，但是畢竟沒有像中國那樣瞎折騰，到了70年代，國家的整體實力走向高峰。

雷光漢生活的地區是蘇聯欠發達的哈薩克加盟共和國，以後被KGB安置在塔拉茲（斯）市，此城在斯大林時代叫江布爾市。江布爾是哈薩克一位著名的行吟詩人，活了將近百歲，在50年代的中國頗有名氣，他曾因歌頌“興都庫什山的雄鷹斯大林”而蒙受恩寵。

雷書稿提到，蘇聯地廣人稀，工作非常好找，中亞地區體力工人的工資很高，遠超過醫生、教師等知識分子，女醫生、女教師嫁給工人的比比皆是，政府且不斷下調物價和增長工資，在蘇聯實行的是全民公費醫療，全民義務教育，全民社會福利，“只要在蘇聯土地上，不管戶口在何處，看病，上學都不花錢，住院了還發全額工資”。“人人都得上完十年制中學，相當我國高中畢業。學校全部免費，包括免費教科書和午餐”。“每個城市，每個區，甚至每個大些的單位都有自己的兒童夏令營，建在山上或河邊的風景優美的地方，房子像療養院一樣好，輔導老師，醫生，護士，廚師一應俱全。學習，遊樂，體育設施應有盡有”。

物價、房租和交通費極其低廉，一塊列寧格勒出產的東方牌手錶，才15個盧布。水電煤氣和公共交通費用都只是象徵性的。市內交通一次，不分遠近都是5戈比。1個人1個月煤氣費50戈比，水費20戈比，一度電2戈比。一般群眾的生活都非常富足。作者在80年代初結婚生女，政府馬上分配給市中心一大套三居室，房屋雖然不豪華，但鋪有地板，房租極其便宜。

現在知道，70-80年代初蘇聯人的生活富足全賴政府出口石油和天然氣掙得的大量美元所賜，到了1984年後，物價出現上漲而工資都已凍結，90年代葉利欽上台後推行“休克療法”，使老百姓手上多年積攢的盧布一夜間變成了廢紙。

雷書詳細敘述了他所接觸的蘇聯KGB這個神秘的組織全面滲透在中亞的華人社區，大量招募特務，無孔不入的情況。其搜集情報的效率之高，也可堪稱世界之最。從他的書稿中也可以得知，到了70年代，KGB工作人員已一改斯大林時期之魔鬼形象，全面實現了知識轉型，僅他所接觸的KGB，就發現有100多人通中文。這些職業特工有禮貌，有文化，他們攻心為上，在審查雷先生時會對着他唱50年代中蘇友好歲月時的流行歌曲《莫斯科——北京》，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KGB居然向雷先生表示祝賀，使他雖亡命異邦，還能保有一份作為中國人的自豪。作者還說，“KGB的監獄是蘇聯最文明的監獄，沒有見過犯人受罵挨打的。伙食不好，麵包卻吃不完，發的莫合煙也抽不完。每月允許親屬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於警察局管的監獄則是暗無天日的地獄……搬到當時的中國來也是駭人聽聞的”。作者感嘆蘇聯特工的文化素養之高與他曾打過交道的文革期間的中國“公檢法”之簡單粗暴形成強烈對比。

作者對建國前KGB在中國的活動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大名鼎鼎的KGB--塔斯社駐華記者羅果夫和他的掩護單位——上海著名的時代出版社。其實，蘇聯駐國民政府大使，以後又擔任蘇聯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的羅申也是一個KGB將軍。此人在新中國還故伎重演，企圖在中國人中發展蘇聯情報員。蘇聯駐重慶的潘友新大使也是KGB將軍。但說來中蘇原是一家人，中國的反間諜相關業務也是在蘇聯專家的全面指導下開展的。例如，剛進北京城不久，蘇聯就派出KGB專家檢查中南海的空氣，查空氣中“有沒有什麼有害物質”，讓許多老幹部開了眼界。又如領導人的食品檢查制度，也是蘇方手把手教的。郵件檢查系統也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建立的。蘇聯在中國公安部總顧問的辦公室就安排在部長羅瑞卿辦公室的外屋，他可以閱讀公安部的一切報告和文件。毛要求李克農對蘇一切公開，“脫得光溜溜”，但李心中有數，私下對社會部幹部說，即便脫光，心中想什麼，對方還是不知道的。

到了50年代末，中蘇關係出現裂痕，中國方面對從蘇學習歸來的留學生已有防範，提醒他們不許“亂說”蘇聯的情況。中國官員與蘇聯人私下的一般交往，甚至在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廳與蘇聯記者吃個便餐，都會被懷疑是“傳送情報”，第二天就會受到單位領導的警告。接下來的幾年是中國的大饑荒，都有中國大學生不知深淺地給蘇聯駐華使館寫信，甚至要求蘇聯方面批准他們前去蘇聯留學，其思想之幼稚，今人難以想象。更有甚者，60年代初，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作人員，有親屬曾經留蘇的，原家如住中南海，都被要求一律搬出。1960年從蘇聯高乾子弟雲集的學校——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學成回國的中國留蘇生，也整體地被不信任，全部被安排做次要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防範KGB在中國的滲透，今天看來則是反應過度。

60年代初以後，隨着中蘇關係的惡化，一些領導人對蘇焦慮感與日倶增，KGB被無限放大，諜影憧憧，康生等有了用武之地，也懶得對留蘇人員再作區分，乾脆採取“一鍋煮”的政策。長期擔任毛的俄文翻譯的師哲雖然在30年代曾是“格伯烏”（KGB的前身）工作人員，但在1940年就回到延安，到了1962年也被關進了秦城。同年，康生還把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原東北局外事處負責人，中共婦運元老盧競如投入秦城，一關就是十八年。到了文革，更是把大批歷史上與共產國際、蘇共有聯繫的老幹部、新幹部如閻寶航、閻明復父子，吳克堅、蕭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等統統打成“蘇修特務”或“蘇修特務嫌疑”，全部投入秦城監獄。

以常理看，作為北大學生，當屬天之驕子，其實北大早已不是“五四”時代人們心目中的民主發源地了。建國後，北大曆經各種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衝擊，五四以來的學統已完全斷裂。老知識分子遍體鱗傷，早已三緘其口。校系黨的領導，多為政治掛帥的政工幹部，學校還收取了為數眾多的調干生，康生、陳伯達等也不時來北大作大報告，學校的整體氛圍已徹底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學生能學多少，全賴自身的努力，而學生間的對社會批評性的思想交流，因恐懼告密，也基本不復存在。這就使得一些學生除了專業，幾乎不再有個人的思想活動，他們對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全都來自《人民日報》和領導的講話。雷光漢在書稿中提到他逃到蘇聯後，向審查他的KGB提出，要求把他送到台灣和新加坡，他的理由是那兩個地方都是中國人的地方，他願意生活在中國人中間。可問題是，蘇聯人為什麼要滿足他的個人願望？雷說，因為中國報刊說，蘇美合作主宰世界，他以為到了蘇聯，就可以自由到世界各國去。雷先生如此天真，自然是處處碰壁，在KGB眼裡，判斷一切事物的唯一前題就是估量他對蘇聯有無實用價值。文革中跑到蘇聯的流亡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既不接觸中國的絕密情報，也不是中央領導人的子弟，他們的利用價值非常有限，不把你派回中國做間諜，已是開恩，你還想這個，要那個，純屬異想天開。作者提到，他向KGB提出“政治避難”的要求，被當場擋了回去，蘇方告訴他，可以接受他“避難”，但他不具“政治避難”的資格，“只有王明才有政治避難的資格”，“因為你只是一個教員，不是劉少奇，不是烏蘭夫。”

作者對中蘇兩國體制的弊端有較深認識，但過於強烈的愛國主義也使他存有某種“護短”的心態。作者是1961年的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因對歷史上俄國侵華行徑不滿被被打成“反蘇分子”和“右派”，後被發配在伊犁離霍爾果斯口岸七公里的一所中學教書。在中蘇兩國的經歷使他對兩國體制有很深的體會，他認為蘇聯是一個“虎狼之國”，一直對中國抱有擴張的野心，但是他也承認，蘇聯比中國文明進步。他說蘇聯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國制度相比有一個大的不同，“那就是蘇聯還容許人性的存在，而中國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滅光了”。他待過幾個蘇聯監獄，發現“裡面的獄頭獄卒，審判官員，都還有人性，對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內，請他們幫點忙，給點方便是不會遭到拒絕的。中國卻完全相反，一次次嚴酷的階級鬥爭把官員最起碼的人性都抹掉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又低，最少文明修養”。他說，他見到的國內那些整人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性如虎豹，心似蛇蠍，一臉兇相有如夜叉的”。他還說，雖然“離開祖國也多半輩子了，還時時做着挨整的夢。夢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國內那些自己的同胞。

然而，作者在某些關鍵性問題上的態度也是矛盾的。這本書稿寫於2000年，作者聲稱，他壓下書稿是擔心書稿出版後會損害中國，其實批判極左主義與損害中國，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幹的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跑到蘇聯，卻情不自禁地成了國內某些極左方針和理論的辯護士。例如，他讀中蘇論戰的“九評”，覺得“篇篇是雄文”，而蘇方的應戰文章又是如何沒有水平。國內在文革中大罵王明是叛徒和叛國分子，他也跟着大罵王明是“奸賊”，說如果王明在他眼前，他要上去打他幾個耳光。總之，他看蘇聯是處處不順眼。依常理，作者亡命蘇聯，蘇聯縱有千般不好，萬般不是，但是沒有把他送回中國，否則等待他的只有被槍斃或被判重刑，對收留他的蘇聯，他似乎多少應有一絲感激之情，可是從書稿中卻找不到這樣的痕跡。書稿中KGB對雷說的的那句話是擊中要害的：“你們中國人逃到蘇聯後都說自己是愛國者，可是誰都不敢反對毛澤東，一挨斗就跑到外國去，你們都是怕死鬼。”雷先生也承認，聽到這番話，感到無地自容。

儘管覺得面子上難堪，然而並不影響雷先生的態度，他的態度就是“愛國”，由愛國的立場出發，他絕不允許蘇聯人當他的面批評中國的最高領袖。以後發展到“如果有人罵xxx”，雷先生就要和他“幹仗”。有的蘇聯人奇怪地問他：“你們如此地熱愛你們偉大的領袖，為什麼還跑到我們蘇聯來了呢？他回答道：“我們中國的事不能叫外國人管，中國的xxx不能叫外國人罵。”

雷先生的思想和邏輯出現了嚴重的不連貫性。與雷不同，我所讀過的一些外逃者的回憶錄在思想和邏輯上大都保持着一貫性，其中一本回憶錄的書名就是《月是異鄉明》。該書作者生活在著名僑鄉廣東潮汕地區，建國時只有12歲，對共產黨充滿崇敬之情，但因“原罪”在身（其父是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少將），與其母被掃地出門，又因長期收不到僑匯，饑寒交迫，被當地幹部和群眾蔑視，最後抱必死決心，於1958年冒險犯難，偷渡深圳河，來到香港，以後投奔在台的父、兄，雖然受到國民黨特務機構長達五年的秘密審查和監控，但他還是覺得“月是異鄉明”。有意思的是，在此書作者的出逃計劃中，居然把蘇聯也列入出逃國之一，儘管放在最後一位，他說雖然蘇聯也不好，但起碼不天天搞運動，開批鬥會，還可以讀書升學。他有如此的認識是令人吃驚的，因為他只讀了六年小學，其間因是地主後代還被無辜開除，以後千辛萬苦才上了一所極為簡陋的華僑子弟補習學校，他的知識和識見主要來自於他的借書自學和人生經驗。

雷光漢的思想和邏輯矛盾的深層原因，我稱之為“自大的愛國主義”。雷先生在新疆當年的朋友蕭默先生稱他是“痴情的愛國主義者”，也是有道理的。從他的書稿看，雷先生的愛國主義有時顯得混沌不明，在對蘇聯的問題上尤其如此。說來他並不了解50年代後中蘇關係破裂的原因，隨着更多的歷史檔案資料的問世，現在已越來越清楚，中蘇雙方對此都負有責任，而不能把關係破裂的責任全都歸咎於蘇方。作者多次提到，在赫魯曉夫時期，在蘇聯的中國人比較自由，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當局全面收緊在蘇中國人的居住自由權，中國人不許居住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只能集中安置在中亞地區或其它邊遠地區。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幾乎公開批判赫魯曉夫，沒多久就開始在思想和政治領域全面倒退，為斯大林恢復名譽；中國方面批判“赫禿子”更是不遺餘力，一時間雙方似乎形成了歌頌斯大林，反對赫魯曉夫的統一戰線，而中蘇兩國的老百姓對這些言論都照單全收。作者雖然肯定赫魯曉夫在推動蘇聯“解凍”方面做出了貢獻，但幾乎未提及赫氏在改善中蘇關係方面所作的努力，這是書稿的一個不足，當然，這不能歸咎於雷先生。今天我們從蘇聯解密檔案中知道，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他頂住蘇共政治局內不同意見的壓力，堅持要把從中國獲取的權益歸還中國以及大規模對中國進行經援和軍援。而被中國高度稱頌，視為同志和親人的“伏老”（伏羅希洛夫）卻是地道的大國沙文主義者。1957年春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本來只是一次沒有具體任務的禮儀性訪問，卻受到最高禮遇，中國方面可能是為了給赫魯曉夫一點“眼色”看，有意超規格的接待這位斯大林的戰友，中國最高領袖不僅親自去機場迎接，還罕見的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車前往賓館，接受數十萬群眾的夾道歡迎。他和其他中國領導人是否知道，就是這位貌似慈祥，動輒就會流淚的“伏老”，堅決反對將旅順軍港歸還中國，赫魯曉夫為了爭取他的諒解，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出訪北京前幾天，才勉強得到他的同意。

“愛國主義”——宗教式的憑籍

隨着雷先生展開他的奇特的旅蘇生涯，我在思索雷先生究竟要追求什麼？他的“愛國主義”出了什麼毛病？

雷先生要生命安全。他在文革的高潮中為免遭鎮壓，被迫亡命蘇聯，這是無可厚非的，孔夫子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們總不能要求一個無罪的人.引頸待戮來實踐他的愛國主義。他因地利之便，泅河到了蘇聯，當年又有多少知青逃港不成而浮屍深圳灣海面，相比之下，雷先生是幸運的。

逃到蘇聯後，雷先生被KGB長期監控，又受到在中亞的蘇籍XX等族人的惡意對待，激起他強烈的愛國主義。雷先生來到蘇聯後寫的有關新疆四年文革歷史的材料被蘇聯人搜去並改編後以化名出版，以後在他出逃伊朗被抓回後還因此減輕了對他的處罰，但蘇聯人要他在批判中國的電視片中現身，他堅決不從，還處處批判蘇聯，歌頌中國，這才引起KGB的那些嘲諷話。儘管雷先生不願意批評中國最高領袖，但他的出逃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於是雷先生更加熱愛中國，甚至到了80年代，他還帶話給國內有關方面：在我國憲法上加上一條：在蘇維埃帝國沒有崩潰以前，凡主張中蘇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其態度之絕決，令人難以想像。看來在絕望和困境中，愛國主義也可能成為一種宗教，雷先生就是一典型的範例。

那是一個意識形態大行其道的特殊的年代，蘇聯和中國都不正常，置身在那個時代，中蘇兩國的大人物或是升斗小民，他們的言和行，在今人看來多少都有些不合情理，比如，今天若再讀在幾十年內被奉為金科玉律的蘇聯理論沙皇蘇斯洛夫或波洛馬廖夫的大作，幾乎就是一種自虐行為了。所以，雷先生的愛國主義即便有些偏頗，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當年的那種情況下，除了愛國主義，他還有什麼可憑籍的？雷先生畢竟是北大畢業生，和那些普通逃蘇者不一樣，除了要活命，還要追尋“生活的意義”。作為一個“無國籍”人，在蘇聯到處被監控，台灣、新加坡不能去，大陸搞文革天昏地暗，更是有家不能回，這種內心的辛酸和煎熬，他人又怎麼能夠體會？於是愛國主義便成了他的安身立命的防禦性的武器！

讀雷先生的書稿，很自然帶出一些問題，但更多的是一份尊敬和欣賞，就是那些疑問的方面，我也願意回到歷史的具體情境中去，以一種同情與理解的態度，設身處地的去體諒他。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雷先生的書都是有很高價值的，是他用半生的心血寫出來的，值得研究和關心中蘇關係史的人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