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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请客  领事访侨

时光流转，到了1984年，塔拉斯的无国籍中国人都先后恢复了中国国籍，领到了华侨护照，但是，也有个别人之恢复国籍，是接受了特殊使命的。80年代赵紫阳总理执政时期，中国驻苏大使馆很关心我们旅苏华侨，常常给我们写信，问寒问暖，定期给我们寄来祖国的报纸和杂志，还给个别生活困难的华侨发放一些经济补助，还在“五一”和“十一”国庆节轮流邀请某个城市的华侨和家属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过节。1984年3月底，塔拉斯市的18家华侨接到了大使馆的请帖，邀请带家属参加使馆五一节宴会。大家奔走相告，兴奋极了，华侨们在接到请帖的当天下午就向州警察局外事科交上了去莫斯科的签证申请，几乎茶饭无心，一心等待着。要知道，到了祖国大使馆就是回到了祖国的土地，见到了祖国亲人，而有的老华侨已经离开祖国40年了。我们夫妻想得更周到，妻子给自己和女儿缝制了新衣，在鳗澧的小连衣裙上绣了国旗图案。鳗澧6岁了，很懂事了，小脑袋想出了一首儿歌，说是要在大使馆的宴会上朗诵：“飞飞飞，飞到中国去。中国大，中国好，我是中国的好宝宝。”但两个星期没有音讯，在4月的最后10天，我们每天下午都到州警察局打听，或打电话给外事科，回答只有一个：“你们等着吧。”我心里明白，至少我是得不到批准的。那时契尔年科当政，KGB还在一手遮天。4月28日早，我一起床就有个中国人给我打电话：“不是每一个华侨都会批准去莫斯科，我们要保持留者安心，去者满意的态度。”我就更明白了，但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当天下午5点，全体华侨都去了州警察局，等到6点。一个女警官拿着一叠签了证的中国护照发给被批准者，只批准了6家，其中5家是老华侨，新华侨中只批准了郑贤奎一家，而他却是最晚来到苏联的，领到中国护照也还不到一年。我生气地质问女警官，为什么不批准？回答说：“谁给我们做了贡献，我们就批准谁。”一语道破天机，原来郑贤奎被批准是给KGB“做了贡献”的。这六家在29日下午乘飞机去莫斯科，我们还是给他们热情地送了行。想到莫斯科无法吃到新鲜蔬菜，早春的塔拉斯也只有韭菜，我们买了一大麻袋韭菜到柳松寿家，大家在一起一根根地挑，请柳松寿带到大使馆去，真是一根韭菜一颗游子心啊。下午我们送他们上飞机，候机室每个角落里都有不少熟悉的面孔。3天后，幸运者回来了，告诉我们他们在莫斯科的情况，说大使馆已联系好旅社，派了外交官照顾他们，五一节在使馆餐厅吃了丰盛的中国宴席，大使夫妇接见了他们，还看了一场中国电影。大使馆给每一位没有被批准的华侨带来了一个礼品袋，在我的礼品袋里还特地多出了一小瓶烟台白兰地酒，我请了几位华侨朋友一起喝了，这是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喝中国酒。

一年后，5月的一个星期五傍晚，我刚下班回家，接到一个电话，一位陌生人用中国话说：“我们是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派到江布尔访侨的，有两个人，现在住在塔拉斯旅社。”电话的意思是希望我把这个消息通知所有华侨。我听了，一下子眼泪夺眶而出，问了他们住的房间号和电话号后说：“我们马上来看望你们。”他们回答：“今天晚上不行了，市政府要招待我们看歌舞。”我明白市政府和KGB企图控制他们，不让他们和华侨有充裕的时间接近。想到一个多月前警察局外事科传问了每一个华侨，要我们登记财产，是否有住宅，汽车或摩托车，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每月领工资多少，原来他们早就在为大使馆派人访侨作准备了，要向大使馆报功，华侨都生活得很幸福。打完电话，晚饭也没有吃，叫了辆出租车，从市东头跑到西头，通知了7家，再让他们通知其他各家。我最后通知的一家是柳松寿，柳的妻子混血女人玛莎听到后埋怨我：“你为什么不先通知我们呢？”原来她也是侦听者之一。我回答说：“大使馆派人访侨，让我通知华侨，大概用不着先得到你的批准把。”这一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好在第二天是星期6，不用干活。在苏联最底层的社会生活了十多年，我深刻地认识了这个国家，特别是它要称霸全球，把中国当作眼中钉的虎狼之心。我也看到了苏维埃帝国的各种危机，不会千秋万代雄踞世界，还隐隐感到这个帝国的瓦解不会用太多时间。在这之前，我一定要向中国最高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传去一句话，只是苦于没机会找到可靠的传话人，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感谢老天爷。次日清晨7点我步行去了旅社，一敲旅社房间的门，里面便问我“是谁？”我回答：“我是雷光汉。”里面又说：“你这样早就来了。”马上开了门，一进门就见到两位外交官，一高一矮，还只穿着衬衣，在门边迎接我。我一下子扑过去把他们抱住了。我先把墙上的有线广播盒子打开，以掩盖我的声音，也不顾他们是怎么想的，向他们说了我要说的那句话：“请二位回莫斯科以后转告我国大使，请他转告邓小平主席，在我国宪法上加上一条：在苏维埃帝国没有崩溃以前，凡主张中苏友好者，应以汉奸论处。”当然，宪法上不可能有这种条款。我只是要我国领导人知道这一点罢了。他们严肃地听了我的话，矮者还重复了一遍。他们分别给了我名片，高个子叫王遐龄，一等秘书，大使馆领事部主任，主管侨务的最高长官，哈尔滨人。矮个子叫卢忠诚，二等秘书，领事部领事，河南人。我们谈了个把小时，王领事告诉我，市政府已把他们当天的日程全安排了，上午市长接见，下午市政府官员陪他们参观市容。临别时我说：“你们一定要摆脱苏联当局对你们的控制。明天是星期天，一定要和华侨聚会，后天就没时间了，大家得干活。”晚上，他们回到旅社，华侨们都来看望。大家决定，星期天在柳松寿家聚会，因为柳住的是有大园子和大院子的平房。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分头到市场上把各种食物都买来了。华侨中有一位名叫周模范的四川人，炒得一手好菜，由他掌厨。10点钟，朱剑南开来小汽车，我陪他一道到旅社把王，卢二位领事接到柳家，和祖国亲人们见面。大家悲喜交加，悲大于喜，座谈会成了诉苦会了，向他们诉说了游子们在苏联受到的种种歧视、迫害之苦，和对祖国思念之苦。不久，郑贤奎来了，大家却住口了，领事也不太搭理他，他觉得无趣，待了不到十分钟走了，大家的话门才又开了闸。华侨中有位乌鲁木齐人张绍曾，是个耿直勇敢的人，他直接告诉领事：“郑贤奎是KGB的特务，我们都不和他来往。”谈兴正浓之时，一个四川籍的苏籍华人郑凡禄来了，一进门就说：“我是苏籍华人，但是我很想见见祖国的领事，你们同不同意接见我？”当然领事也不好回答不准许，他就厚着脸皮不走了，我们的宴会也冷了场。对KGB大家都惧怕，也满怀戒心。宴会开始，王领事传达了祖国和大使馆对华侨的关怀，叫我们要遵守苏联法律，和苏联人友好相处。还说：“我们一到江布尔，市长就接见了我们，市政府还宴请了我们，规格还挺高的。”似乎引以为荣，而我们却不以为然。大家心里都说，“他们是想控制你们呢！”有一位老华侨叫杨质秀，山东掖县人，1931年从东北到苏联，70多岁了，非常爱国，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里做过10年苦工，这时病了，不能来参加聚会。他曾一再交待我，一定要把领事请到他家里见一面。宴会上我和领事说好了，第二天晚上陪他们去杨大爷家。星期一我请了假，下午5点去旅社见领事，他们也刚回来，整个白天都到北郊的“十月”集体农庄参观，说集体农庄住的大部分是东干人。集体农庄副主席和一名职员陪领事回旅社，从口袋里掏出一瓶伏特加和几根大葱，几条黄瓜。本来已喝的醉醺醺的，还拉着王领事喝，口里含糊不清地唠叨：“我们要友好，友好。”我催他走，他还是不停念叨“友好，友好。”我就不客气地撵他们了，说：“领事是来看我们中国人的，不是看你们的，你们的友谊已经表达够了，请走吧。”他们才悻悻然走掉了。我们一起打了的去杨大爷家。他的两个女儿都来了，摆了一桌子吃食，我们又一起干杯，好在王领事的酒量极好，没有喝醉过。杨大爷连连说：“想不到我们中国也会走到今天这一天。”刚开始谈话，又来了个不速之客，叫李林，也是一个包打听。李林住在郊区农场，河北沧州人，据说当过人民公社社长，“文革”时从东北跑到了苏联远东，却定居在哈萨克斯坦。杨大爷苦笑着停止了话题，卢领事问李某恢复祖国国籍没有，李某回答：“现在中苏关系不好，拿中国护照没有意义。”真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正好新华侨马晒妹夫妇来接领事去他们家，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在马家等着和领事见面，就告别杨大爷出门了。李林也不好意思跟来。

第一次领事访侨在塔拉斯待了4天，才走访3家华侨。第4天上午，领事宴请市里的官员和同外事科官员会谈，下午租了市电影发行站的小放映室，放映中国记录片《杂技小英雄》。去的人非常多，凡知道消息的华人华侨都带着家小看电影了。放完电影，他们就直奔飞机场，返回莫斯科。我们一直把他们二人送上飞机舷梯，望着他们进了机舱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了。

那时大使馆的常规是两年派人访问一次华侨，1987年9月，新任领事部主任贾士敏带着回族随员高山林又来塔拉斯市访侨。这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执政2年，政策开明，KGB收敛多了，中苏关系也在改善。虽然苏联政府做了些手脚，和上次访侨还是大不一样，对贾领事二人的行动没有加以干扰。一个月前，大使馆给我写信，告诉我领事到达塔拉斯的日期，我也是一家家通知了。因为要利用两个休息天好好和华侨见面，他们星期5从莫斯科乘飞机来，下午，我们全体年轻些的华侨，还有几个苏籍华人到机场欢迎他们。这时，苏联已经开放中国人回国探亲。我们华侨回国是不用大使馆签证的，苏籍华人则需要，为了能方便去中国，他们也开始讨好中国大使馆。我们拿了鲜花在飞机场大门前等着，有人问：“领事怎么能认出我们呢？”有聪明的人想出了办法，我们都把护照拿出来，大家便一手拿着鲜花，一手举着护照。等了好久，莫斯科的班机早飞来了，乘客们也都走出了大厅，却还不见领事的身影。有人看见供工作人员进出的大铁门打开了，开出了两辆黑色的伏尔加牌轿车，便高喊：“你们看，政府早派人把领事接走了，我们快去旅社。”大家一窝蜂拥向了公共汽车站。我找了一辆出租车，叫司机直开塔拉斯旅社，那是塔拉斯市唯一的一家涉外宾馆。汽车飞驰，到前台一问，说中国客人已经住进旅社了，还是二楼上次王、卢领事住的那间。大概那二楼几间房是专门为中国代表准备的，以前我国气象专家来塔拉斯参加联合国主办的国家气象竞赛，新疆杂技团来塔拉斯演出和以后1997年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人员来塔拉斯访侨，都住在那几间房。我进去以后，与贾士敏主任和高山林随员亲热拥抱，告诉他们我们都去机场迎接他们了，没有接到。贾主任说，这次我们来访侨，行动全由我们自己安排，每一家华侨家庭我们都要走到。苏籍华人如果请我们做客，也不拒绝。一听我高兴极了，马上请他们明天到我家做客。没说10分钟话，旅社大门前就一片喧哗，我知道同胞们已经赶到旅社了，请他们下楼接见大家。一下楼走出大门，只见十几个人早排成了队，看到领事出来了一个个上来和他们拥抱，献花。大概他们早已从照片上把塔拉斯的华侨都认识了，一看到队伍中最年轻的女华侨马晒妹，贾主任便笑着说：“小马，你也来了。”因为当晚还要会见苏方的外事人员，我们也不便打扰他们，大家高兴地离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贾，高二位接到了家，巧云尽其所能地准备了饭菜。我们家还从来没有准备过这样多的饭菜点心招待客人。贾主任是河北省白洋淀边的人，只比我大一岁，50年代在列宁格勒国家关系学院留过学，非常有学识，谈吐斯文，也健谈。高山林是北京人，才20出头，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高个子，白白净净的，是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对人和蔼，亲切，到塔拉斯待了5天，不少中国人的大姑娘就把他爱上了。贾主任告诉我，为了争取到中国人有向国内家属汇款的权利，大使馆和苏联外交部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谈判，才争取到华侨每个季度可以给在中国的直系亲属寄去15美元，接受者只限于父母、祖父母和亲兄弟姐妹，还必须有大使馆的证明。贾主任把已经写好的我的证明给我了，还有许多盖了公章的空白证明，给塔拉斯领到华侨证的中国人都发了。刚坐下吃饭，前面提到过的郑某人带着他的老婆又来了，真讨厌。不过，现在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连KGB我也不怕了，还怕你个姓郑的。我大胆地向贾，高二位说出了一切我要想说的话，郑某人也只得随着我的口风，大讲苏联的负面。他是苏联政府批准的第一批返国探亲的中国人之一，刚从中国回来。他说：“苏联人见过什么世面？我从中国带回一包旅游鞋，一下子便给邻居们抢光了，卖的还是高价。”郑走后，贾主任对我说：“这个人很危险，你要注意。”在这五天内，我几乎成了塔拉斯的中国大使馆特派员，一些苏籍人士不断来向我讨好，家里从早到晚电话不断，要我引见领事。我们决定星期天在李广讳家集会，只要是中国人，来者不拒。因为柳松寿全家回国探亲了，家里没人，华侨住在带大园子平房的只剩下李家一家。李广讳夫妇怕花钱，推辞说：“我家里什么也没有，怎么样招待领事？”我说你放心，由我出钱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菜市场，一下子买了一片猪后腿，10公斤大米，两公斤海带和粉条，一水桶鸡蛋，还有白兰地酒，其实加起来也才花了100多卢布。恰好碰上了一位有汽车的混血同胞，拉着我8点钟便送到了李广讳家，他才高兴起来。巧云也带着孩子来帮忙，其他华侨和不少华人也都拖家带口来参加。11点钟到旅社把贾，高二位接到李家。男人们摆桌子，女人炒菜做饭。中午开饭时摆了两长桌，只算是便饭，晚饭才是正式宴请。外交官都能喝酒，此地中国人善饮者也多，亲人们聚在一起，酒喝的再多也不觉得醉。午饭后，男女老少都在大院子跳起了交谊舞。李广讳一家刚从中国探亲回来，带来了许多中国音乐磁带，录音机放起了中国乐曲，还把音量开得最大，我们伴着乐曲跳舞。有的人还边唱边舞，尽情欢乐。李家花园是用铁丝网围成的。音乐响遍了半个街区，这样多中国人集在一起欢歌欢舞，招来了大批苏联人看热闹，把铁丝网都围满了。贾主任不断说：“我们要适可而止！”舞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贺汉秋的遗孀刘玉兰女士，虽然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穿得也得体。两个多小时里舞跳个不停，还拉着贾主任不放，自己成了贾主任的专利伴舞者。有的混血女同胞吃醋了，有人说：“看，这是我们的明星。”有人休息时悄悄对贾主任说：“有人爱上你了。”这真是个叫人不能忘记的欢乐时光。晚宴的场面更热烈，有70多人，在贾主任和高山林讲话完，我代表华侨，汪镛代表苏籍华人致欢迎辞。之后，凡是愿意讲话的都请讲了话。有的人说着说着便声泪俱下，泣不成声。贾，高二位也流泪了，小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夜晚，这是我一生中经过的最激动的夜晚。”贾主任说：“今晚我深深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举世无双的。”是的，我们中国人的凝聚力量是磨不掉的，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中国人总记着自己是中国人。人们还轮番表演节目，大家合唱了《我的祖国》和《歌唱祖国》。我们只会唱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歌曲，如《草原情歌》《芦笙恋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有的新疆籍华人还唱了《哪里来的骆驼客》《达板城的姑娘》，朱剑南大哥独唱了京戏《甘露寺》和《长坂坡》，我们夫妇对唱了黄梅戏《天仙配》，李广讳的小女儿独唱了她刚从中国学会的流行歌曲《小草》。《十五的月亮》这时已经在留苏中国人中传开了，我们也合唱了。贾，高二位这一次真的走遍了每一个华侨家庭，有的人在医院住院，也带着鲜花和礼品去看望，还出席了刘玉兰和汪镛两家苏籍华人的宴请。

大使馆的关怀感动了中国人，也使许多别国的侨民羡慕。汪镛家的邻居是德国侨民，女主人特别来王家和中国大使馆官员见面，说：“你们中国大使馆每两年都派人看望自己的侨民，恩德多大！我在江布尔住了30年，还没有见过德国大使馆人的面。”临离开的那天，他们租了一家电影院给我们放映电影《特区风光》和《浏阳鞭炮》，有几百人观看，警察局外事科的官员几乎都出场了。贾，高分别用汉语和俄语作了报告，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形势。电影散场，他们要去齐木肯特访侨，我们到旅社去送别。又有两名不速之客等着他们，一名是前面提到了的律师，另一名是他的朋友，姓王，也是哈尔滨出生的混血男人，不会说中国话，在一家工厂当厂长。小高一见到他便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原来小高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一次去列宁格勒旅行，在旅社里“凑巧”认识了王某，王某也天天陪着他。我却想，KGB的工作真是无孔不入。他们两人一直纠缠着领事，说东说西，不让我们再有和领事单独说话的机会，直到他们坐上车才离开。车子开动时，刘玉兰急急忙忙赶来给贾主任送了一大袋自己烤的点心。

在这年的5月，还发生了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我们夫妇认识了郑彼得和王浩东两位香港人。也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李广讳同妻子羊健芳和女儿莉莉陪着两位中国人来了，介绍说他们是羊健芳上商店时偶然碰到的，是香港来的中国记者，要找一个水平高的翻译去和市旅行社谈事情，他带着他们来找巧云。郑彼得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王浩东是摄影家，都在香港一家旅行社工作。苏联开放了，旅行社派他们来苏联考察旅游资源。到了塔拉斯，苏联国际旅行社给他们派了一个女英语翻译，可是英语说不成句，没办法，只好另找翻译。他们都是30来岁的潇洒青年，学识高，普通话说的极好，待人亲热，与我一见如故，一起谈了很多很多。我把我的经历都告诉他们了，说死也不会改变中国国籍。临走时，郑彼得对我说：“我和王浩东在路上说广东话，李广讳的妻子迎上来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他是四川人，听不懂广东话，怎么会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呢？”我说：“外省人听不懂广东话，但是能听出广东话是中国的一种方言。”他还说：“羊健芳请我们到他家喝茶，在李家见到刘玉兰的儿子贺勇，请我们今天晚上到他家做客，你一定要去。”有趣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王浩东穿的防盗背心，像个万宝囊，一围圈是口袋，几部照相机各种胶卷、饮料，钱和别的杂物全装在背心口袋内。我也第一次看到了他们拍的即时成像的照片。巧云给他们当了半天翻译，没有要一分报酬。市国际旅行社那位哈萨克社长不无讽刺意味地对巧云说：“我知道香港是中国土地上的英国殖民地。”巧云回答说：“这里也是俄罗斯的殖民地。”晚上我去刘玉兰家参加宴会，刘全家对两位香港同胞都十分热情，宴席丰盛，也是一起唱歌跳舞。郑彼得和我谈了许多中亚历史，特别是9世纪发生在此地的唐朝和大食的战争。郑说：“我们都是学历史的，如果有时间，我们三天三夜也谈不完。”我问他你们在香港受不受英国人的歧视。他回答说：“中国人是香港的主人，我们不歧视欧美人便是好事了，他们还敢歧视我们！”他们二位一直有着中国人的自尊，中国字也写得好，郑还记得许多中国大诗人，我看香港大学的中文教育水平比许多大陆大学要高。晚上10点，我们依依不舍地分手，郑一定要送我50美元，直到10多年后的现在，每个新年王浩东都给我们家寄来贺卡。回香港后，郑彼得把他的江布尔之旅写了通讯登在报纸上，特别是记录了和我的谈话。国内的《参考消息》和《海外风云》杂志转载了，包括北大历史系周一良老教授在内的我的许多师友和学生在《参考消息》上知道了我的下落。

大使馆第二次访侨后长达十年，使馆就再没有派人访侨了。我想这一方面是苏联解体了，一个驻苏大使馆要分成了十几个大使馆，他们太忙；另一方面是总理换人了，大概也没有精力顾及这种不是很重要的事。但是，给华侨寄送报刊也停止了。直到朱镕基上任，1997年，中国驻哈大使馆才恢复了访侨活动。

戈尔巴乔夫开局不利

1995年，女儿上学了。两年后撒沙中专毕业，应征入伍。我们全家送他上了运送新兵的飞机，好在苏军差不多从阿富汗都撤走了，不十分担心他会给送到阿富汗。苏军规定，新兵入伍要把穿来的平民服装一火烧光，换上军服，所以入伍的年轻人都穿着旧衣旧靴，一个个无精打采。一位送行的俄罗斯母亲说：“他们的样子就像电影里演的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一样狼狈。”撒沙是中国人的孩子，还是我的儿子，没资格上战斗部队，把他分配到列宁格勒工兵部队当电焊工，修防空洞。3年服役，只拿着冲锋枪照了一次像，连枪都不会开。不过，吉人自有天相，他当电焊工时结识了许多当地朋友，他的班长是列宁格勒外贸学院毕业的，一名高官的儿子，也成了撒沙的朋友。1990年撒沙从部队复员回家，苏联正处于解体的混乱中，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情绪十分强烈。他看到中国人在中亚没有前途，返回了列宁格勒，他的朋友帮他找到女朋友，一位叫鄂尼亚的俄罗斯姑娘，父亲是德国人。很快他和鄂尼亚结了婚，岳父把城中心区3间房的住宅和城郊的别墅送给了他们。婚后，鄂尼亚改姓为雷，他们生的子女也都姓雷。在列宁格勒，也就是今日的圣彼得堡有了一家姓雷的中国人，我常常因此自豪。

1985年3月契尔年科执政一年后去世，年轻的北高加索人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最高首脑。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开明的、仁慈的政治家，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他不同于任何以前的苏联领袖或其他共产国家的首脑，没有不苟言笑的故作庄严，没有无视一切的傲慢，而十分温文尔雅，谦恭有礼，说起话来平易近人。他以“新思维”施政，首先是给中国人松了绑。1991年6月，州KGB一名叫撒沙的中尉到我家来，在这以前我已好几年没和KGB的人见过面了。他一进门就给了我一张打印好的纸，上面印着：“从即日开始，我和苏联KGB脱离任何关系。有问题也不找KGB”，要我签字。天啦，这太好了，我终于脱离KGB的管制了，立刻签了字，把撒沙欢送出了们。KGB不管中国人，至少不管我了，真是戈尔巴乔夫的第一大德政。

但戈尔巴乔夫的新政开局不利，也许是他不愿意再采用铁腕政治，更重要的是苏维埃政治、经济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苏联社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忽然，1985年12月，满城风雨，人们奔走相告：阿拉木图戒严了！进不去也出不来，每天十多班开往阿拉木图的长途汽车，到了离市区十来公里的地方，就返回来了。说哈萨克人正在游行示威，在暴动，在杀俄罗斯人。起因是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古拉也夫的退休。古拉耶夫是第一个当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哈萨克人，统治哈萨克斯坦近20年，还是中亚5国唯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的的密友（勃氏在50年代担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时，古氏是部长会议主席），哈萨克斯坦的小沙皇。他住在阿拉木图北郊最好的风景区米德俄的别墅内，为了方便他进城上班，专门给修了一条高级的环城公路。每当他通过，全路都得戒严。他3次到塔拉斯巡视，每次也都是全城戒严。一次到我工作的拖拉机零件厂视察，时间是上午11点，工厂当局把所有中国工人都赶到第二班了。这年他要退休，指定了接班人，听说还从各地运去了食品和礼品，要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出乎人们的意料是，戈尔巴乔夫派来了一个俄罗斯人来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引起了哈萨克人社会的爆炸。

本来，在中亚各民族中，是哈萨克人的苏联化程度最深，人们都能说流利的俄语，比俄罗斯腹心地带的鞑靼人，巴什基里人，基瓦人的俄语还说的好，可以说，在各非白人民族中，最以“苏联人”自豪的除了朝鲜人，就是哈萨克人了。“我们苏联”总是他们和我们中国人说话的口头语。哈萨克斯坦地大物博，紧邻中国，苏联中央对这个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抓得紧，教育水平，生活水平都高于中亚其他共和国，但也正因为此，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民族独立的情绪也增涨了。我认识几个年轻的哈族大学生，他们就常说“我们离开了苏联就不能生活吗？”从12月11日起，阿拉木图的哈萨克大学生和工人接连几天上街游行示威，高呼“保卫我们自己土地”。军警镇压，人民的反抗更加强烈。游行队伍排列是前面走着游行者，接着是卡车，最后是洒水车。游行者见到俄罗斯人都用大头棒打，尸体扔到卡车上拉走，再用洒水车水龙头把路面上的血迹冲掉。哈萨克青年还跑到火车站，火车一停，只要上面下来了俄罗斯人，不管妇女小孩，抓住便打，许多幼儿园的俄罗斯小孩都给打死了。我没在阿拉木图亲眼见过，辗转传说可能也有夸大的成份。塔拉斯和齐木肯特各城市，哈萨克居民的情绪也十分激烈，大学生还组织起来要到阿拉木图去支援，在汽车站被阻止了。

运动很快被莫斯科调来原驻中苏边境用来对付中国的大军镇压下去了，情景也是异常悲惨。士兵举着专为镇暴用的比铁锹还大还重的大铁板，遇到游行者就当头打去，直到打死。运动的组织者不是被打死，就是抓进KGB监狱处死。听说不少运动的组织者还是KGB的哈萨克官员。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给这个运动平了反，称之为哈萨克民族觉醒的开始，称运动中的牺牲者为民族英雄，12月16日被定为独立节。运动的领导者中有一位塔拉斯人，是阿拉木图大学学生卡依拉特·雷斯库勒别可夫，被抓进KGB监狱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葛罗米柯亲自批准判处他死刑，在狱中愤而自杀。90年代中期，塔拉斯市政府把本市的第二大公园共青团公园改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园大门前建了高大的大理石纪念碑和他的半身铜像。不过有的俄罗斯人指着铜像说：“他算什么民族英雄，他是个杀人犯。”

接着，波罗的海三国和高加索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在镇压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都第比里斯的人们示威时，高加索军区司令下令开了枪，打死了10几名妇女儿童，消息传出，全国大哗。戈尔巴乔夫因此制定了一条法律：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军警决不准对和平居民开枪。阿尔明尼亚和阿塞尔拜疆两个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为争夺拉戈尔科自治州打起了内战。天厌苏联，叫给戈尔巴乔夫赶上了，厄运不断，接着又是切尔诺贝利原子能发电站爆炸，阿尔明尼亚大地震，人祸和天灾接踵而来。塔拉斯也接纳了许多来自切尔诺贝利的难民。我还认识了其中一名乌克兰妇女，她告诉我，灾难发生后，她逃到基辅的姐姐家，她姐姐闭门不纳，政府把她送到这里了，靠救济过日子。我们工人都义务给原子能电站爆炸和地震灾民义务干了一天活，把那天的工资全交上去救灾。几个我们车间的预备役军人也临时调到切尔诺贝里救灾了，回来说是乘直升飞机在天上转，人们从头到脚穿着防原子服，每次下去工作5分钟，用混凝土浇盖出了事的反应堆。

人民还没喘过气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又发生了大规模排土事件。

乌兹别克居住着上10万的土耳其人，虽然同属穆斯林，同属突厥民族，相互间却积怨很深。原由是土耳其人很少当工人或农民，大多是商人，日子比乌兹别克人过得好。形势一松动，乌兹别克人的排土运动便爆发了。土耳其人散居，乌兹别克人成群结队去他们家，抢走他们的财产，把他们撵出来，敢于反抗的就把全家大人小孩用地毯包起来，放火烧死。塔拉斯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只有300公里，几天内就有3万多名土耳其难民逃来。拖拉机零件厂离长途汽车站不远，每天乘公共汽车上班，大街两侧住满了土耳其难民。大人小孩，铺着一块毯子在街上睡觉，夏天和秋天，都住在露天。从早到晚，都有难民上门讨饭。1988年，我们去莫斯科，见到在几个大火车站里也住满了土耳其族难民，白天讨饭，晚上就睡在火车站的地板上。1991年鳗澧去波罗的海边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旅行，也见到了数不清的土耳其难民。

河东河西风水轮流转，转了几圈以后，独立了的乌兹别克斯坦议会议长访问土耳其，在土耳其议会发表演讲：“我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两国的议员就会在这个会场上一起开会。“中亚各国也把土耳其当成了他们学习的楷模和追赶的目标。在市场上，任何商品掛上土耳其招牌便受欢迎。令人不解的是，在十月革命后逃到土耳其的哈萨克居民却一批批地回到了哈萨克斯坦。

面对苏联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俄罗斯人的心情十分复杂，都有无可奈何之感。电视和报刊上出现了同情波罗三国的言论，说苏联并吞这三国后，没在那里作多少好事，使那里和西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胸前掛满勋章的卫国战争老战士却对三国的独立怀着刻骨的敌意，说：“他们还要什么自由。是我们从德国法西斯手里解放了他们，他们不知感恩，还要独立。”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天时人和两不利，粮食连年减产，市场上的商品一天天匮乏。他知道是再不改革已经不行了，特别是中国改革的成功，更叫克里姆林宫有切肤之感。记得1986年初，一位苏共中央委员来到塔拉斯化工厂做报告说：“中国改革的进程很快，我们再不改革，中国就要超过我们了。到了那一天，中国再要向我们要领土，我们不给也得给。”苏联改革的初衷是要不使中国撵上来。从1985年起，苏联开始改革，我们工厂实行了自负盈亏，在车间和工段搞承包，根据工人意愿按优组合结成工作组。可都只是虎头蛇尾，反而打乱了原来的工作秩序，更加混乱。农村里农民承包了土地，农场当局却不给灌水，土地无法播种。农场场长说：“土地都承包了，我们场长，农技师，畜牧师，会计师们干什么呢？不是失业了吗？”苏联的官僚制度根深蒂固，苏共领导人都是些利欲熏心的贪官，各个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地连在一块，戈氏的任何改革措施不仅贯彻不下去，反而结果适得其反。象一坑大粪，不搅动它，臭气还不大，用棍子一搅马上臭气熏天。经济改革搞不下去，戈氏又匆忙搞起了政治改革，带来的是政客们的权力之争，也给了各个少数民族独立运动以空间，结果是，除了解体以外，再无别的出路。

以上我写的这些，只是我的见闻，没有能力对它进行分析和评判，只是祈望我们中国的改革不要导致这种结果，必须平稳、有序、可控地进行。否则，对于国家和各个民族以至每个个人，都将是一场灾难。宁可慢一点，也不能引起爆炸。但也不能停滞，因为停滞也会引起爆炸。中国可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发生不幸，可不是那么好收拾的。

和中国一样，苏联在改革伊始也是各级官员纷纷出国考察，我们工厂的厂长一年多就先后跑了美国，法国和中国。考察带回来的成果呢？一是和美国人打通了关系，把他的儿子送到美国留学了。二是见到美国企业主办公室都附带着休息室，里面有浴室、床铺和电视机，他回来以后也把几间办公室打通，装修成休息室，也有了浴室、床铺和电视机。第三是从中国拉来几大包假阿迪达斯运动服，不少是缺衣袖少拉锁的废品，折成高价发给工人抵工资。四是用工厂的建筑材料和工人劳动给自己盖了两栋三层楼房。那几年，各级官员和企业的领导人都给自己大建官邸。我曾陪过一位新疆边贸代表团去过本市水泥制品厂厂长家，见到他家的房子是一栋内部装饰富丽堂皇的三层楼房，地下室有冷热水全备的25米长的游泳池，园子里养着各种热带鱼和来自南美和澳洲的各种观赏鸡。而工人呢？以前从来没有欠过的工资现在也无法按时发放了。在中国已经废除了的各种凭票供应，票证却出现在苏联。苏联共产党的改革是一场祸国殃民的闹剧，当时美国的国务卿纪新格早就预言了：“中国的改革会成功，苏联的改革不会成功。”老百姓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再编笑话：

如果火车出轨了，苏联各届领导人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列宁会组织一次义务劳动来修好火车和铁道，斯大林会把火车司机枪毙，赫鲁晓夫会命令乘客闭上眼睛身子左右摇晃，他自己来报站。戈尔巴乔夫给司机发一些煤炭票，建议组织检查团来调查，自己则跑到外国旅行去了。

顾客到餐厅吃饭，服务员端来一盘肉饼子。顾客看了看肉饼子问：“为什么由圆的变成了方的？”服务员回答：“我们在改革。”顾客尝了尝后问：“为什么没煎熟？”服务员回答：“改革需要高速度。”顾客又问：“为什么肉饼缺了一角。”服务员回答：“它是质量检查符合国家标准的标志。”顾客最后问：“为什么你敢于把实情告诉我？”服务员回答：“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言论自由。”

戈尔巴乔夫在建筑工地上视察，看见工人们一个个推着空车跑来跑去。他奇怪地责问：“你们推着空车子胡乱跑些什么？”工人们回答：“您不是要我们加紧改革步伐吗？我们来不及装卸材料了。”

赞比亚总统有100个老婆，其中一个得了艾滋病，她是谁？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有100个安全事务顾问，其中一个是KGB特务，他是谁？正在调查中。苏联总统有100个经济问题顾问，其中只有一个懂得经济，他是谁？也正在调查中。

有两种方式能成功地完成苏联改革：第一种是现实主义的方式，如果有外星人来帮忙的话；第二种是幻想主义的方式，那就是由我们自己来完成。

他们把自己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相比较，也得出了相应的幽默：

改革好比一部发动了的柴油机车，中国把柴油都用来开动机车前进，我们却把全部柴油用来鳴喇叭。

改革好比盖房子，中国是建了新的再拆旧的，我们把全部旧房子都拆掉了，新的却盖不起来。为什么中国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我们商店的货柜却空空如也？中国的改革给了老百姓经营自由。我们的改革只允许老百姓有言论自由。

在中苏边界上，两国的巡逻兵相遇了，中国士兵问：“你们有糖果吃吗？”苏联士兵回答：“没有，”中国士兵给了他们几包糖果。第二天又相遇了,中国士兵问：“你们有香烟抽吗？”苏联士兵又回答没有,中国士兵给了他们几包香烟。回营房后,苏联士兵商量后决定，下一次和中国兵相遇后要主动提出问题。第三天一见到中国兵，苏联士兵就问：“你们有戈尔巴乔夫吗？”中国兵回答说“没有。”一个苏联士兵马上说：“如果你们有了戈尔巴乔夫，就没有糖果吃了，也没有香烟抽了。”

也真如笑话中说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老是把新房子没有盖起来，就把旧房子拆掉了。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些笑话，也可以反映出一些真实，中国在改革的初期，的确有比苏联的解体来得高明的地方。但是，中国的改革以后也出现了新问题，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协调等。

酗酒是苏联社会最大的公害之一，使劳动纪律涣散，社会秩序混乱，打斗凶杀不停，也使不少家庭陷于贫困之中，甚至使俄罗斯人的民族品质倒退。在苏联，到处都可以见到酒鬼生下的各种畸形人，特别是侏儒之多，叫人目不忍睹。我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一个侏儒也没有看见过，在苏联大街上却见到一群群的。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央委员在化工厂的报告中还有一段话：“1962年许多中国人逃到苏联来了，身份是难民，一不懂俄语，二没有技术。20年以后，他们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买了汽车，一个儿子就有一栋房子，一辆汽车。再看我们自己，许多人家里除了四堵墙外什么都没有，都给喝光了，我们不改革行吗？不禁酒行吗？”1986年，戈氏下令全国禁酒，商店里不卖酒，酒厂关了门，连葡萄园也给铲平了，可谓禁得彻底。但人民还是一样喝酒，自酿的，俄语叫撒马尔贯。几年里卖撒马尔贯的黑市大行其道，许多化工厂的工程师，大学的化学教师辞职开地下酒坊，发了大财，国家反而每年损失了600亿卢布的酒税。政府受不了，重新开放酒禁，葡萄园却没了。教育改革实行新学制，把中小学阶段也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由10年延长到11年，却放松了学前教育，总是顾此失彼。

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值得记下来，说明苏联改革了，眼界打开，对我们中国人也开始另眼相看了，这就是我称之的李小龙现象或中国武打现象，真叫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

1985年以前，苏联没有录音带，更不准开录像馆。外国的打斗片和某些西方片是绝对不准老百姓看的，警察抓住了要坐牢，有的人仅仅是因为看了外国录像就被判处3年徒刑。1985年后，随着紧闭的苏联国门一点点打开，出现了外国录像带。首先来的是香港武打片，特别是李小龙主演的。常常在街上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说着布鲁斯·李（李小龙的俄文译名）。一向奉公守法的中国人也心动了，想看个究竟。刘玉兰的儿子贺勇是牙科医生，租了6部李小龙主演的武打片，叫去几家中国人。巧云炸了一包油炸包子，自带吃食，还交了部分租费，全家都去刘家了。十几个人，晚上紧关房门，扯上黑金丝绒窗帘，像战时防空袭一样，看了一个通宵的电影。大家聚精会神，如痴如醉地看着李小龙和成龙出神入化的表演，特别是看到影片中中国武士打败日本武士，在明朝剿灭倭寇的战斗中，侠客用龙爪手一下子就把日本武士的心脏挖出来，大家都兴奋地跳起来叫好。两年后，苏联的大门全打开了，塔拉斯的录像馆开得和饭馆一样多，百米一家，十房一处，放的多是香港武打片。第一批全是李小龙主演的，于是，“布鲁斯·李”风靡全苏，成了苏联家喻户晓的英雄。有意思是，苏联人区分不出香港和中国，全都是中国，一谈论就是中国功夫好，中国电影好，布鲁斯·李是好汉子。推而广之，书店里也卖李小龙的电影画集，李小龙传，大街小巷的售货亭橱窗上都掛着他的照片、绣像和蜡染像。我们去莫斯科，坐了3天3夜火车，每天都有小贩上车来兜售他的像片和印着他像片的日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没有两样，在满街的书店报亭都可以见到布鲁斯·李。青年男女们都穿着印有他目光如剑，神态各异的头像和大写名字的T恤衫。在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解冻的时候，在苏联人的眼里，李小龙一下子把中国人的形象改变了，可真给我们炎黄子孙在外国人面前挣足了面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李小龙的电影也使中国武术风靡全苏，各个城市里都有真中国人或假中国人真拳师或假拳师开设的武馆，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年青人一看到中国人就缠着要教他功夫。

紧接着，阔别了几十年的中国电影也在苏联电影院里上演了。首先上映的一批是《少林寺》《无敌鸳鸯腿》和《孔雀公主》，都是久映不衰。也时有中国电视片出现。1990年国庆节时一连上演了5部中国电影。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人给了奖的《红高粱》在苏联却不受欢迎。我们到影院去看该片，宽阔的大厅里只冷冷清清地坐了30来个人。当出现了向酒缸撒尿的镜头时，许多观众大骂“他妈的，中国人！”哈萨克斯坦独立后, 电影院里和电视中很少有中国的了，只在阿拉木图电视台断断续续地播送着中国赠送的、有哈语配音的《西游记》《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说的是哈语，大部分人却听不懂。节奏也太慢，看惯了节奏快的西方电影的本地观众不愿意看。

第一次回国探亲

恢复中国国籍后，我就向大使馆申请全家返国定居。报告转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办来信问我：“你是湖南人，但原工作在新疆，你是要回湖南还是新疆？”我写信回答：“新疆是我的伤心之地，不想去了，想全家回湖南家乡。”报告又转到湖南侨办，再转到我家乡石门县。我出逃以后，中共霍城县委没有给我的“右派”和“文革”中戴的“黑帮分子”帽子平反，湖南省侨办又派专人到了新疆霍城督促他们办理，中共霍城县委统战部才发了改正平反文件，文件号是霍统字（86）号，时间1985年12月6日，发文时间则是1986年，一下拖了6年。并且还给我留了3个尾巴，如“认为雷曾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些言论。但从性质上是属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到了大跃进已经全部否定，人民公社被解散了的1986年，霍城县委还在认为我当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论有“思想认识”问题。他们办事情不少地方糊里糊涂，发平反文件时，我早已恢复中国国籍5年了，文件上还写着“于72年逃苏，现在已加入苏籍。”一直到我1990年重新回到霍城，新疆的公安部门还没有把我逃亡的时间和地点搞清楚，说我1972年出逃的地点是塔城。公文旅行，平反文件1987年才寄到大使馆，我家乡政府却在1982年就给我们夫妇安排好了工作和住宅。1986年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华人华侨开始回中国探亲，第一个是李广讳。本来1987年大使馆已经通知我：同意我全家回国定居，马上要寄归国证了，李广讳回湖南后变了卦，也许大使馆有别的考虑。

对留苏中国人回国探亲，KGB作了非常阴险而巧妙的安排。第一批回去的都是他们的人，给他们交了任务。如阿拉木图第一个回国的是本书第二章里专写过的张联堂，本人是混血，生在新疆，长在苏联，从来没有到过他父亲出生地河北某县，在中国根本无亲可探。江布尔第一批返回中国的是李佩芳夫妇、郑凡鲁、郑贤奎夫妇和李广讳，回去执行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中国的侨务部门或安全部门汇报：除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外，把别的留苏中国人特别是几个特定的人说成是KGB特务，把池水搅浑。我国管事的官员本来多疑，听人说某人是爱国者还不太相信，说某人是KGB特务就深信不疑。我回国定居大事便因此功亏一篑，只有老死异乡了。比如李广讳，就造了一个谣：“巧云的前夫是德国人，撒沙是她和德国人生的。”湖南省安全机关完全深信不疑，谣言一直传到我母亲耳中。

开放回国探亲已经3年整，该回去的都回去了，KGB再也没理由不让我回中国，所以我一家是塔拉斯市最后一家被批准返国探亲的。1988年8月，我们夫妇和女儿才领到探亲的签证，不过KGB还是克扣了我们的回国携带的外汇。苏联政府规定，中国人回国探亲每人每天的旅费是11卢布，每次发放两个月，小孩减半，用美元付给，按61戈比换1美元计，我们三人应该可以携带2700多美元，结果只准许我们带一千多美元。8月，请来了岳母看家，我们踏上了日夜盼望的回国旅程。此时我离开祖国已经18年，离开故乡34年了。巧云离开中国时间更长，有25年，她由不满18岁的少女变成额角白发点缀，眼角布上鱼尾纹的中年女人了。鳗澧是第一次回中国。巧云是苏籍，必须要领到中国大使馆的签证。我们就先起身去莫斯科。在苏联，外侨是划地为界，不能离牢笼一步的，以前要去莫斯科更是想都无法想。我在苏联生活18年，除了逃跑时到过土库曼共和国外，这是第二次离家远行。我们坐苏联南线火车去莫斯科，途径乌兹别克斯坦北上，到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南麓的大城奥伦堡后，再西行到莫斯科。苏联的火车走得很慢，每小时只有50公里。从塔拉斯到莫斯科3700多公里，走了3天3夜。但火车票很便宜，我们坐的包厢，每人才35卢布。鳗澧是学生，只收半价。火车第二天经过中亚第二大湖咸海，提前两个小时，列车员便把所有的门窗都关闭了。穿过湖边一个原来有10万人口的阿拉斯克市时也没有停。列车员解释“城里在发瘟疫，整个城市居民都迁走了，成了空城。”原因是咸海的水源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姆河和希尔河，乌兹别克斯坦在苏联的经济分工是种植专业户，専种棉花，要用水灌溉。沿途把两条的河的水用光了，咸海水源被切，成了干湖，湖底细菌泛滥，瘟疫蔓莚，湖边居民也走空了。过了奥伦堡，火车全在大森林中行进。

快到莫斯科时，铁路两侧的森林边上出现了许多不知名的乔木和灌木，树枝上挂满了红色小浆果，也有苹果。我到一个小站买了一公斤莫斯科的苹果尝尝，触到牙齿满嘴酸涩，无法入口，都丢掉了。这种苹果是苏联生物学圣人米丘林的“伟大的科学创造”。我们第一天晚上上车，第四天下午5点才到莫斯科。

莫斯科是苏联最大的铁路中心，有8条干线交合。喀山，基辅和列宁格勒三大火车站鼎足而立，都是古色古香的高大建筑。售票大厅里用电脑售票，用不着排队。大煞风景的是每个候车室都住满了土耳其族难民。莫斯科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壮观的地下交通系统，据说地铁长达400公里，通到市里每一个主要的地方。市中心区是三个大环圈即环形路，越过莫斯河底再通到城市的四面八方，直到郊区。地铁站宽大而漂亮，全用大理石的雕刻装饰，像艺术宫，更像博物馆。大的地铁站有上下3层，乘自动楼梯上下。刚进入地铁站，一看高达200米既窄又陡的自动楼梯，显露的全是人头，很有些心惊胆战。站上每一个拐弯的地方都高悬着灯光指示牌。还写了由此出车能到达的街道，和去何街道要在何站上车，一目了然。所以到莫斯科旅游，买一张地铁交通图，会俄文拼音就行了，用不着导游，也不用向别人问路。车费也便宜，乘一次才5戈比，可以在地下跑遍偌大的莫斯科，这在别地方是不能叫人相信的，所以在莫斯科旅游一个星期，我们全乘地铁来往。下火车后我们直奔中国大使馆，给使馆带去了两大包新鲜芹菜和辣椒。乘地下火车到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站出来，走不远就到了大使馆，在风景十分优美的列宁山上的友谊路，离莫斯科大学只有几百米。大使馆并立着两栋四层楼，前面有一个小湖，湖里游鱼历历在目，一双美丽的白天鹅在湖面上嬉水。我们拿出证件，进入大使馆找到贾士敏主任和高山林随员，把菜交给了他们。他们十分亲热。小高亲自开着使馆的德制奔驰车把我们送到了航天展览馆附近的一家涉外旅社，包了一间房，两张床，有电视和电话，还有抽水马桶，大澡盆，冷热水全备，一昼夜才3卢布。在旅社走廊碰上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有一个来莫斯科大修伊尔飞机的飞行组，5个人。我们天天见面，当时正是汉城24届奥运会比赛的时候，他们看不懂俄文，我每天下午都把当时报上登的比赛结果告诉他们。旅馆旁还有一家十分好的自助餐厅，全家3个人花3卢布就可以饱餐一顿，在别的苏联城市，在莫斯科其他街道上，这是找不到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去大使馆办签证。先在莫斯科大学的校园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好好观赏了大学的风光。莫大依山坡建在列宁山上，全开放的，没有围墙。都是大高楼，主楼有30几层，是全苏联最高的建筑。校园里处处花木扶疏，喷泉击空，景色既壮观又秀丽。我国没有一个大学能在建筑上能与它媲美。大学生们进进出出，黑人特别多。有的女大学生还推着小童车。苏联准许大学生就读时结婚，还给大学生夫妇提供专门的公寓房。我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大学生推的童车里躺着一个黑人小婴儿。不过，听说莫斯科大学主楼的设计师在大楼完工后被关进监狱了，因为大学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全集中在一座大高楼里，上上下下实在不方便，大楼中看不中用。贾主任早给使馆签证处的工作人员交待了，我们没有像别人那样排队，交上登记表就在巧云的出国护照上盖上了签证章，花了不到一个小时。从大使馆出来，到了不远处的英迪拉·甘地广场。中苏反目后，苏联竭尽全力拉拢印度，英迪拉·甘地遭暗杀后不久，在莫斯科建立了以她命名的广场。广场不大，广场上竖着的铜像不知道为什么是圣雄甘地。接着我们直奔红场，红场比天安门广场小多了，地上铺着石砖，缝隙很大，穿细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完全无法在上面走路。红场上的列宁墓前排着几百人的长队等待瞻仰他的遗容，中国人还特别多。我是发誓不见他的，没有去排队。红场北面是高大的红墙和墙后的克里姆林宫，全苏联的神经中枢。苏联人编了许多笑话来形容红场和克里姆林宫。有一则是：“什么是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和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的分界线？回答：红场上克里姆林宫的围墙。”

在莫斯科的几天，我们还到了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动物园，鳗澧第一次坐了过山电车可以鸟瞰莫斯科市景，第一次欣赏了立体全景电影，还坐游船游览了莫斯科河，看了几家大博物馆，名人公墓，瞻仰了俄罗斯许多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的长眠之地。在赫鲁晓夫墓前我献了一枝石竹花，尽管赫氏做了许多错事，他还是共产主义世界的第一个改革家，斯大林新沙皇的专制是他揭露的，自由和民主之风是他带进铁幕之内的。在公墓还看到了中共元老王明的墓。大部分墓前都搁者已乾或未乾的人们献的花，而他的墓前一无所有。他这个可鄙而又可怜的汉奸，谁还记得他呢？最后两天是购物，先买长途旅行所需的食品。此时全苏联都闹食品荒，莫斯科的食品却货物丰富，价格也便宜，虽然有时也要排长队。在海洋食品商店我们买到了中国人爱吃的海带罐头和别的地方见不到的青鱼、大哈马鱼和黑鱼子酱罐头。这些食品在有些城市只有官员专卖店才能见得到。我们去全苏最负盛名的莫斯科中央百货商店，商店在一栋古色古香 装饰华丽的三层楼内，商品却十分缺乏，还比不上以后我在在国内见到的小县城百货商店。转完了三层楼全部柜台，只给鳗澧买到一条牛仔裤和一些铜板模压图，准备带回国当礼品送人。我们带回国的礼品有两部“日出”牌摩托车、吸尘器、两个空调器、几条毛毯、驼绒被和各种呢子衣料，在我们出发前已经托运到伊尔库茨克二内弟家了。中央百货商店原是一俄罗斯親王官邸，建筑之壮观和装饰之精美无可挑剔。中国成语有一则“买椟还珠”，而全苏最大的百货商店却只有大椟没有珠。之后又到国际书店中文部买书，一进门就把我惊呆了，有那么多的好书！我在新疆时在任何一家书店也没看见过。我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一气买了30多本，其中有中文《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民国时期侦探小说作家林小青著的《林小青文集》。一边在书架上取书，一边高兴的笑出声来，几个售货员都奇怪的围着我。钱花光了、还有一部大部头的《三峡水电站讨论全集》没买，准备回旅社取钱再来买。第二天一大早就赶来国际书店、结果大失所望，昨天满书架琳琅满目的中国书都下架了，除了几部辞典和几本儿童画册外。这苏联解体的前三、四年，KGB的触觉还是无处不在。我买的书都打包邮回了塔拉斯了。

在莫斯科玩了一个星期，我们从莫斯科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到中国，要经过伊尔库茨克，7天7夜。沿途几乎都是大森林。树木都是又高又直的红松和白桦，几乎看不到杂树。俄国人把欧亚大陆的森林带囊括一空了，森林面积700多万平方公里，快有巴西大了，世界第一，是一笔多么宝贵的生态资源和林木财富啊！大森林铸就了俄罗斯人的森林文化，猎人文化，特色就遵守“丛林法则”，凶狠嗜杀，远离海洋文明和城市文明，这大概就是形成俄罗斯民族蛮横、习于武装外侵和缺乏文明的民族性格的原因。从17世纪彼得大帝开始，历代沙皇四处掠夺：西侵瑞典、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小国，南败土耳其和伊朗，东掠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帝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和斯大林比老沙皇更青出于蓝，从中国、芬兰、波兰、德国和罗马尼亚、捷克掠取了大片土地，苏维埃帝国比沙俄帝国的领土更加广阔。森林是大黑熊出没的地方，世人也就把苏联称作北极熊了。

巧云持苏联护照，途径蒙古可以免于签证，因为当时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只是个苏联的附庸。我持中国护照，需要过境签证，我懒得在莫斯科找蒙古大使馆，人们告诉我伊尔库茨克有蒙古领事馆，一样可以办签证。火车经过东欧平原和西伯利亚的茫茫林海，越过伏尔加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安加拉河几条大河，只见河道宽阔，水量丰富。有的地方比长江还宽，水还大，水都是清的。后来过境回到中国，就只能见到干河和混水河了。每条河上都有巨型水电站。苏联把大部分能利用来发电的河水都用来发电了。在伊尔库茨克下车后，二弟把我们接到了他家。二内弟和几个中国朋友开了一家街道照相馆，生意不错。内弟媳也是混血中国女人，大学经济系毕业，在一家财经机关当经济师，他们有个小男孩。亲人相逢，高兴莫名，那座城市还住着一些我见过面的和早已闻名没有见面的华侨朋友，像我岳父的干儿子刘天孝，有中国驻伊领事之称的四川籍人陈冠中，外号华侨协会主席的河北人王唯一，从塔拉斯迁去的老知识分子王梵，还有一些在中国建设杂志上知道我的朋友们。大家轮流请我们去做客，大鱼大肉，每天晚上都大醉。

伊尔库茨克在贝加尔湖北岸，安加拉河从城中心一穿过，是西伯利亚的大城，沙俄时代东西伯利亚总督的驻地。市里欧洲古典风格建筑很多，不少是革命前华商的财产，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全给没收了，变成了名目繁多的政府机关。安加拉河上有一座发电量达200万千瓦的水电站。厂房建在大坝内，我们常常坐汽车或电车在上面过来过去。伊尔库茨克不用煤气，取暖和做饭都用电，电费便宜得叫人乍舌，1个戈比1度电。到伊尔库茨克后，我到蒙古领事馆办签证，我是苏联居民，蒙古人不敢怠慢，几分钟就办好了，收费高达20美元。在领事馆内看到一个蒙古女人带着七八名蒙古少年坐在那里，女人用熟练的俄语打电话：“我们来伊尔库茨克两天了，连住的地方也没找到。”大概她是带蒙古学生来上学的。

在伊尔库茨克玩了5天，登上了返国的兴奋之路。当时苏联和中国有国际联运，可以用卢布买全程的往返车票，十分方便。我们便一直把票买到京广路的终点城市广州，往返票三个人一共花了400卢布。坐的是中国列车，列车员是个北京老头，全车厢都是中国人，除少数回国的华侨和几个波兰商人，多是各种代表团访问苏联后回国的，还有一些应邀访问了母校的老中国留学生。列车开出伊尔库茨克，很快到了贝尔加湖边，沿湖岸行进直到乌兰乌德，走了7个多小时，还不到整个湖岸的五分之一，好大的湖啊！贝加尔湖是世界最深的湖，没有受到多大污染。政府曾想在伊尔库茨克建一个大造纸厂，把废水放进湖里，居民群起反对，游行示威，政府只好作罢。湖里鱼产特别丰富，1986年苏军入侵并占领捷克之后，捷克是个内陆小国，克里姆林宫要安抚它，把贝尔加湖的捕鱼权出租给了它。捷克人的技术能力很强，专门设计了渔网。我牵着女儿的手站在包厢外的走廊里，只见湖水青碧，风吹来，碧波粼粼，蜿蜒天际，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因为贝加尔湖就是我国史书上所称北海，是两千多年前民族英雄苏武牧羊的地方。我噙着眼泪望着北海水，和女儿一起唱起了《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苦守十九年。渴饮血，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牦落犹未还……”苏武留湖十九年后回到了祖国。我出国十八年，才争得了回国的权利。我无法自比苏武，他的人格却时时提醒我，叫我万万不能在外国失足。

列车南下到乌兰乌德，是苏联布利亚特自治共和国首都。城里有清代修建的中国庙宇式的喇嘛庙，汉字牌匾，汉字对联。列车从乌兰乌德折向南不久就从恰克图进入蒙古国境，尼布楚就在不远的地方。尼布楚和恰克图是康熙皇帝时清军打败俄军后，先后在两地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保住了我国北方土地。清朝全盛时我国的版图直达贝尔加湖南岸。所谓布利亚特蒙古，原是外蒙的一部分，名唐努乌梁海，不愿随外蒙独立，要留在中国，但它却被外蒙隔断了。二十年代，苏维埃帝国把我国这片土地占据了，至今还没有法律依据。而外蒙独立是列宁预谋已久的，他认为中国总有一天会强大，哪一天中俄爆发战争，中国军队从外蒙出发，可以完全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把俄罗斯帝国拦腰斩断。所以，十月革命后内战硝烟未落，他就派红军以剿灭白俄军队为名，出兵占领了外蒙。教育和训练以苏赫巴托尔为首的外蒙青年，派去夺权。1924年独立的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苏联一手制造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是泽登巴尔的老婆是俄罗斯人。泽氏是无可救药的蒙奸，反华的先锋。六十年代后，十万苏联大军开进蒙古，和蒙军混合编制驻在中蒙边境，给中国巨大的军事威胁。九十年代苏军退出蒙古，蒙古人民革命党把泽登巴尔开除出党。列宁看到了中国军队从外蒙可以把俄罗斯拦腰切断，我国领导却没有看到俄军从外蒙出发，可以很快打到北京。不过，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还一直把外蒙划在中国版图之内。九十年代乌兰巴托市文化代表团访问台北，团员们奇怪地问接待者：“为什么我们蒙古国在你们印的地图上找不出来？”

列车开到苏蒙边界上停下来接受边防和海关检查，上车执行任务的都是俄罗斯人。比较文明，也没有开包开箱，只是所有检查完毕后，一个海关女官员把我叫出包厢，对巧云搜了身，很仔细，连乳罩都翻开来看了。我知道有些华侨从哈萨克斯坦回国，走私哈萨克盛产的羚羊角，发了财。列车开过蒙古边界停下检查，一队全副武装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上到火车，军服和苏军制服一模一样，一个个板着脸，神情严肃，盘问认真。但对包括我们在内的苏联居民的检查十分宽松，没有开箱开包，也没有搜身，只数了下行李件数。往车窗外望去，边界的苏联的一侧有成片的大森林，草原肥美，水源丰富，而过界到蒙古后，只见草不见树了，苏蒙划界把好地方都划给俄国了。

列车从北到南纵穿蒙古全境，除了乌兰巴托外，见不到一栋房子，一条河，一棵树，一个人和牛，马，羊，骆驼，连停在电线杆上的鸟也没有。这时正是秋高草长的季节，草原上也见不到密集的牧草，不过它拥有纯净的天空和清洁的空气。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车站的模样和苏联的车站没有两样，车站大楼与苏联加盟共和国首都的火车站一般规格，顶上钉着俄文“光荣给予苏联共产党”的铁制红色大标语。听说乌兰巴托还竖着蒙古引以为自豪的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列宁铜像。乌兰巴托市很不雅观，见不到漂亮的房子，只看到远处有五，六栋和塔拉斯居民区的高层居民楼完全同样的九层楼，街上跑的公共汽车也是同样的车站上人不多，上车的蒙古华侨却不少，说着纯正的普通话，穿着和苏联居民没有两样，带的行李也是苏产的吸尘器，电熨斗之类。蒙古经济完全掌握在俄罗斯人手里，低价卖出畜产品，高价进口苏联工业品。连自己有限的几座工厂和矿山都是苏联人掌管的，干活的工人许多也是苏联人。每年夏天。在阿拉木图和塔拉兹的报纸上都登着大幅广告招收临时工人，去蒙古把牛群和羊群赶到哈萨克斯坦来。蒙古人用一头牛才能换回苏联一双皮鞋，所以苏联人也编了个笑话：“斯大林给乔巴山勋章，乔巴山给斯大林羊群。”和我们车厢相连的一个车厢上来了十几名蒙古华侨青年，一上车后就和我们攀谈，大爷，大娘，叔叔，婶婶地叫得特别亲热。他们告诉了我旅蒙华侨的由来。蒙古“革命”时留居蒙古的汉族官员和商人都撵走或杀害了。蒙古人只会当牧人，工，农业劳动力十分缺乏。1945年日本投降，几十万苏军开进我国东北发战争财，还组织了一支苏蒙联军出兵到我国绥远和和察哈尔省，前锋直到张家口，斯大林因之授予了苏赫巴拓尔的继任者乔巴山以苏联元帅的称号。蒙军撤退时，掠回了几万中国人到蒙古当劳工。现在蒙古有几万华侨，在乌兰巴托还有一所华侨学校，第一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旅蒙华侨协会主席还是极少数的旅外华侨人民代表之一。华侨在蒙古的处境还不如苏联，虽然他们给蒙古创造了大量财富。我工作单位“塔拉斯拖拉机零件厂”的工人中征去乌兰巴托工厂干过活的很多，我们同组的一个俄罗斯人告诉我：“蒙古如果没有中国人，我们苏联人都得饿死。我们吃的土豆都是中国人卖给的。”而蒙古政权头目反起中国来比苏联还卖力。1969年珍宝岛之战以后，许多留蒙华侨给杀害了，八十年代还把成千上万的华侨驱赶回中国。这些同胞们和我们套近乎还有一个原因，蒙古当局不允许他们带任何物品出境，查出来了要判徒刑，他们携带的苏制吸尘器，望远镜，电熨斗之类和羚羊角只好放在我们的包厢里蒙混过关。

火车深夜里开到中蒙边界上蒙古一方的扎门乌德站上停下来，接受出界检查。检查很快完了，车厢两边的门上各留下一个持枪的士兵把守。巧云松了口气，牵着女儿想到列车厢走廊舒展下身子，才一只脚踏出包厢们，一个士兵就大声喝叫：“卡姆，卡姆！”我们愣住了，什么卡姆，他们要干什么？我想了一会儿对巧云说：“他们说的是超级蒙古式英语，come in；进去，这里是他们的边境，不准看。”在黑沉沉的夜里，孤零零的过境小站上，只亮着几盏鬼火似的昏暗电灯，能看到他们什么边境秘密呢？他们又有什么边境秘密值得旅客一看呢？我们都哑然失笑了。列车开动后，很快到了我国内蒙古的二连市。

在母亲的怀抱里

国际列车开到二连已经深夜两点了，车站上仍是灯火辉煌，好一番灿烂的夜景。列车要停留几个小时，在这里换车轮。蒙古的铁道是苏式宽轨，中国铁路是国际标准轨，火车能从苏联直接开到蒙古，不换成国际标准车轮便不能在中国的铁路上行走。同样是边界，是过关检查，中国一方完全没有苏蒙边界的森严。边防军官兵和海关人员态度都友好，向旅客提问都带着笑容。海关检查员是位回族小伙子，一进包厢首先和我握手问候，说“欢迎华侨回到祖国来。”检查很快顺利通过，还发生了个有趣的插曲：当时我国限制外烟进口，规定每个从国外入境的旅客只能带两条烟，我们3个人带了7条保加利亚烟，违限了。我告诉了边检员，他立即用报话机向上级报告，对话我都清晰地听到了。他说：“有一家华侨，两大人一个小孩，带了7条烟，放不放行？”上级问：“报关了没有。”他回答：“报关了。”上级立即指示：“放行！”放行，两个字，干脆利落，又亲切温暖。我知道我已经到达了中国的土地上，我回到中国的怀抱了。检查员邀请我们去二连海关大楼参观，便和他一起下了车。只见列车两边各摆着一排起重机，司机都是年轻的姑娘，要把火车厢吊起来放到中国的车轮上。民国时代阎锡山在山西修窄轨铁路，斯大林在苏联和外蒙修宽轨铁路，都是防止外来者进入。专制统治者都是些笨人，阎锡山的窄铁路挡得了日本鬼子和八路军吗？苏联外蒙的宽轨又抵挡得住西来的欧风美雨吗？与对面的黑暗孤独形成鲜明对比，二连的海关大楼却是灿烂辉煌。大楼正面全用闪烁的彩色电灯泡包围着，大厅商店里的货物琳琅满目，小吃店营业正盛，黑头发和黄头发各色人等进进出出。楼前广场上许多旅客在散步，开放改革，一进国门就看到完全的新气象了。一看到大楼正上方的中国国徽，我们全家三人停了下来，脱帽，鞠躬，向祖国致敬。当我伏下身子流着泪去亲吻祖国的土地时，巧云和鳗澧也都泪流满面了。

在欧洲各民族中，大概最没有文明修养的要算波兰人了，列车开出二连，我们车厢的几个波兰商人发了疯，每个人都拿着一瓶中国烧酒大口大口地吞咽，喝完酒就狂舞狂喊，叫全车厢的人都没法睡觉。他们高兴的原因大概是他们带的走私品顺利通过了几国的海关，要大大庆祝一番。列车员不敢或不愿去干涉他们，我只好过去把他们制止了。早上一觉醒来，到山西了，远远看到古长城在起伏的燕山山脉群峰顶头东来西去，山都很陡峭，几乎是悬崖千丈，当年修建之艰难很难想象。到北京时，已经暮色苍茫。我们带的行李包太多，搬下车后，只好由巧云和鳗澧当哨兵分段看守，我再一包包地运到候车室。在国际候车室里把一些美元换成人民币。候车室里有几位从台湾回来探亲的同胞，一个十五六的小姑娘，国语说得流利极了，活泼可爱，很快和我的女儿亲热起来。国际候车室还算安静，可出室一看，到处全是人，万头攒动，不少人还铺开行李睡在广场上。天啦！中国的人口比我在国内时不知又增加了多少！“人多好办事”的最高指示立竿见影了。

改革开放后，北京建了许多高级宾馆，我们旅苏华侨是住不起的，北京市政府照顾穷华侨，把前门外的大众旅社指定为接待苏蒙回国华侨和来北京旅游的香港大学生的専用旅社，一间房一昼夜收二十多元人民币。旅社很特别，三层楼，中间一个大天井，环天井是走廊。客房在走廊周边。一个人在三楼的天井边一坐，全旅社进进出出的旅客尽收眼底。第二天我们在门前一家小餐厅吃了涮羊肉，又到火车站把行李托运到长沙。

在吃涮羊肉前，一大早，我们刚起床，出乎我的意料，一位带着服务卡的马姓先生到我们房间来了，一一询问了我的籍贯，出生年月日，父母兄弟的名字，一边问一边登记。我不免有点发怵，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下午，我们一回到旅社，值班室就有人来叫，说有人找我。我进到值班室旁边的一间办公室，见到里面一中年女士和一位青年干部正等着我。女士姓陈，清瘦的面庞，望之可亲。青年长得十分英俊潇洒，高身材，高鼻子，像漂亮的中西混血人。我分别称之为陈大姐和小崔。陈大姐告诉我他们是北京市外办派来接待我们的说：“雷先生在苏联吃了不少苦。回国后好好休息一下。”叫我们明天9点在前门前大电影广告牌下等，有车子来接我们到八达岭长城旅游，还叮嘱不要告诉旅社里其他的华侨，因为他们不接待一般的华侨。我回房告诉了巧云和女儿：侨办干部来看望我们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次日9点，我们坐上丰田车出居庸关登万里长城。大学时代我到八达岭春游过，现在全整修一新了。游人如蚁，我们一鼓作气登上上了山顶，拿到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证明书。燕山茫茫，裸石坡上点缀着一处处葱茂的树林、草原、花地，好一个居庸叠翠，灰色的长城在山顶上蜿蜒天际。长城据说是宇航员在飞船上见到的地球上唯一之人类建筑，是中国人的骄傲，不过它值得自豪的只能是我国古代的卓越建筑技术和中国人的卓绝勤劳，中看不中用，还把中华民族开发和进取精神禁锢了。真不明白，秦始皇雄才大略，带甲数十万，兵精马良，几年内踏平了六国，却派大将军蒙恬率奴工二十万成年累月地去修长城，却没有想到把二十万奴工武装起来踏平匈奴，收漠北于版图。还修出了一个孟姜女，哭了几千年，哭倒了长城，也哭乱了中华民族向外的开拓。八达岭一段长城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领兵重建的，以戚继光的大将之才，奇怪的是不去率舰东平日本，率骑北收蒙古，却筑起长城来封闭自己。

中午下了长城，见到一家旅游商品门前两位小姐在玩熊猫球，一种新发明的球。各拿一块比乒乓球拍大的贴胶球板和一个羽毛球似的小球交叉掷出，把球牢牢地贴在球板上。他们手法熟练，姿态曼妙，好看极了。小崔买了一副送给鳗澧，到现在她还常常和巧云拿到公园里玩。游完长城，驱车去了明十三陵。先到定陵地下宫殿，也是我的旧游之地，指导发掘定陵的考古学家几乎都是我的老师和同学。定陵是明万历皇帝的地宫，是把明室搞到几乎灭亡的荒唐皇帝。午餐和晚餐都是在定陵的餐厅吃的，我请陈大姐点几个简单清淡的菜，不要太花费了。她笑着说“老雷，你是过过苦日子的了，不要客气。”要来了丰盛的菜肴，我一辈子还没见到过。都没有吃完，太可惜了。

以后两天，小崔带巧云和鳗澧去游颐和园和动物园，把我带到一栋楼房谈话，从后门进去，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和我谈话的是一位姓郝的先生，口音像是山西人，后来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游览长城时，在电视新闻里见到过他的面孔。他询问了我逃苏后受审，流放和定居塔拉斯的全部过程，以及KGB管制华侨的方式方法。我见到他后的第一句话也是：“在苏维埃帝国没有瓦解前，凡主张中苏友好者应以汉奸论处。”他笑了，从谈话中听出他对苏联还是有好感的。他还懂俄文，大概曾经在苏联留过学吧。

我要特别提一下，在我和郝先生长达两天的长谈中，谈到了我在北大最亲密的朋友、我的同级同学结义兄弟沈元。我们都是1957年时的右派，我的出逃与他还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还会专门谈到他。沈元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国历史学界出现的唯一天才。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文章问世后，有学者说他的成就要超过黑格尔，1970年他被谢富治下令枪毙了，其时只三十二岁。

在北京待了4天，我们要南下湖南回老家了。头天晚上陈大姐，小崔和郝先生正式宴请了我们一家，在一处宫殿式的平房里，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小崔带我们进了门，庭院深深，画廊曲折，小桥流水，花坛锦簇，走了好久才到宴会厅。宴席是中西合璧的，服务员当场在炭盆烤出牛排，我们也第一次吃了海参、猴头这些名贵的中国菜，临别时他们给巧云送了一个景泰兰花瓶。

中国火车的速度比苏联快得多，一个昼夜就从北京到了长沙。走下车厢，一眼见到我的大侄子孙昌俊在车门前等着，还是鳗澧先把他认出来了，因为他与我的长相一模一样，只是个子高一点。昌俊是我小弟光海的大儿子，文革时一切讲阶级成分，黑五类的子弟无法上学，昌俊不得不跟他母亲孙继淑姓孙，因为他母亲的家庭成分好，外公还是生产队长。1968年我偷偷从新疆劳改工地逃回家，天天带他玩，那时他还只有四岁，聪明活泼，我十分喜欢他。过了二十年，他早就从西南交通大学起重机专业毕业，成了中国机车制造中心株州机车制造厂的工程师了。亲侄儿成才了，我多么高兴啊。昌俊陪我出站，妹夫唐天喜头天已从石门赶来，这时和一些亲友在车站出口处等着我们，高举着欢迎“雷光汉全家”的红布横幅，还放了鞭炮。

我们刚刚拥抱，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光汉，光汉”地叫，回头一看，是刘玉兰和她的儿子、女儿，也坐同趟车出站了，他们是到湘潭探亲的。真奇怪，刘玉兰母子从塔拉斯动身比我们要早一个多月，是从新疆入境的。在北京大众旅社遇到过她们，便一直阴魂不散地跟着我，理由是要我给他们买到湖南的火车票。他们是外籍，也就是外国人，票价要贵一倍，我排了半天队，冒充为台胞，给他们买了国内价的三张车票，谁知也签到了这趟车。在北京时，我们都是别人还没有起床就早早离开了旅社，摆脱了她，现在又跟上来了。她还要同我去石门看望我的母亲，我婉言拒绝了。

出站后，我带着妻儿去看望我中学的老师张国柱先生。张先生是三十年代常德市有名的才子，全国会考他第一个交作文卷，监考官拿起他的文章，看着看着，忍不住就在考堂上高声朗诵了。抗战时考进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后投笔从戎，到我国驻印度的远征军当翻译，和美国人打交道。他的一笔颜体字，刚健森严，笔力万钧。每当国庆，新年，中学学校大门和高大的图书馆前面的对联都是他撰写和书写的。张先生性格严峻，但对我很亲近。晚饭后常带我在石门县城的公路上或学校后面的小山上散步，教给我许多哲学、文学、历史的知识。他学的是经济，给我们教历史，我报考北大历史系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我弟弟、侄儿昌俊，还有另外一个侄子和一个外甥女儿也跟他读过书，他教了我家两代人。自从1957年后，他便命运多乖，妻子也离他而去了。“文革”中还变成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大会斗，小会批，派到澡堂里挑水。1985年他退休了，住在长沙是大女儿张小美家。我给他写过信，还寄了全家的照片。到了他家，他、我和小美都在，一见到老师已老态龙钟，一簇白胡子掛在胸前的模样，忍不住跪下去抱着他的双腿痛哭起来。他双手抱着我的头，不断说：“孩子，不要悲伤。你不是回来了吗？”还指着他桌子上玻璃板下我们全家的照片说：“孩子，我天天看着你的照片，天天想你，盼望活着的时候见你一面。”小美妹妹大名张平，我上中学时只有5岁，跟着爸爸生活。记得她一下幼儿园就跟在我身边哥哥，哥哥地叫，缠着我和她推乒乓球。这时，她已经成了湖南体委有名的乒乓球教练，国家还派她到非洲尼日利亚去当了两年教练，训练黑人乒乓运动员。她的命运也不好，丈夫离她而去，留下一个十来岁的女儿，也进了少年体校学打乒乓球。她刚领到了房子，还在装修。晚上巧云母女住在了她同事家，我陪着张老师谈了半夜，真是说不尽的人世沧桑。平妹也一晚没睡陪着我们。张老师睡觉了，我在客厅沙发上紧紧抱着年近四旬的当年的小妹妹。她的头紧伏在我胸脯，进入了一个三十年前的梦，彼此听着振动的脉搏，有尽长夜无尽心啊！天亮后，昌俊先去常德市通知我在那里上大学的二侄女霞玉。平妹把我们送上了去石门的长途汽车。不到三百公里的路，汽车走了一整个白天。妹夫唐天喜是小学校长，妹妹是教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住在离县城十几公里的小镇新关。

新关也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著名经史学者申悦庐，冯玉祥手下大将抗战时牺牲的龚神宗将军都是新关人。妹妹家盖了栋两层楼的新房，十分阔朗。外甥和外甥女都是水泥厂的工人，她的小儿子欣欣也四岁了。在新关住了两天，要到县城公安局办临时户口。石门县是非开放地区，巧云还要办外国人居留证。以前石门只有一条街，一伸腿就走完了，现在大不一样了，有四条大街，成井字形排着。街两边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百货公司林立，任何一家的商品都要比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公司的商品丰富。我们在一家商店给母亲买了鸭绒被，宁夏羊羔皮的大襟袄，鳗澧也买了家乡缝织的牛仔衫裤。小城里，消息传得很快，一上大街就听别人轻声相传：华侨华侨，雷光汉、雷光汉。我是石门县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1957年的大右派，1966年的大黑帮，还逃去了苏联，当然在家乡臭名远扬了。在一处街头小摊上吃甜酒，几位老人围了上来，一个老头还一下子认出了我。他是当年石门城唯一的合光照相馆摄影师，我常到那里照相。见了我他连叫“可惜可惜，当年上中学时，县城里的人都知道你是个天才。”

我们包了辆面包车回家，车经过我的母校九澧中学（后改名石门一中）的校门，我只是立正张望，不敢进母校大门，无颜见江东父老啊！车开到澧水边，澧水是我的母亲河，也是女儿的母亲河，我11岁就喝它的乳汁了。当年白帆相连，百舸争流，两岸都有大石块修筑的码头。现在上游修了三江口水电站，大坝下，河水变成了沙滩，行船的河道变成数不清的采砂工地。从县城到老家子良乡茅坪的公路是很窄窄的砂石路，开车得十分小心。我从这条路上走来走去几十回了，从小孩走到年轻人，从小学生走成了大右派，一路要翻过几道大山，路呈之字形升到山顶，再从岭脊切过，盘旋而下。以前山上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杂花生树，泉水清凉，鸟鸣啾啾，走路像观山玩景一样，也不觉得累。现在坐汽车到山上一看，把人都吓死了，树林全被砍伐一光，四十五度以上的有土的山坡都开出来种上了了庄稼。原来被树林遮掩着的悬崖峭壁全显露出来了。汽车距百丈深渊只有一米之遥，拐弯时巧云都吓得闭上双眼。我在山岭上请司机停下车，去寻找一处山泉，全干涸了，泉眼都找不着了。向远处望去，见到的也只是光山连着光山，秃岭连着秃岭，和山西北部的自然景观也没有什么两样。下山来，看到小溪，也没有水了，从前过河要坐渡船的大河也没有了。汽车涉河而过，扬起的是沙尘而不是水珠，真正做到了“旧貌换新颜”，家乡的好山水遭到天厌了。记得列车在西伯利亚大森林穿行时，车上有中国同胞说：“幸好毛主席没有领导苏联，如果让他来搞几次大跃进，西伯利亚的大森林也就一片光了。”

我们包的面包车坐着妹妹一家五口，我们一家三口，还有昌俊和另外来迎接我们的侄子。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回到了老家，祖父祖母和叔父都过世了，父辈一代只留下我母亲和一位婶婶。见到母亲，无尽的辛酸快把我的呼吸都咽着了。我们夫妻父女三人环着她跪下来用乡音“恩娘”呼唤她。她一一抚摸我们的头，先把鳗澧抱起来，再扶我们起来，嘴里喃喃地说：“不要哭，不要哭，远离的亲人见面时是不能哭的。”母亲75岁了，行走爽利，还可以做点针线活，头脑十分清楚。1996年我最后一次回乡探母时，她八十二岁了。乡亲们对我说：“大婆婆的头脑比邓小平还清楚。”母亲是大家闺秀，出生民国初年，知书不多而十分识礼。她十七岁嫁到我家，上敬公婆、祖父，下养儿孙，侍候了我雷家从曾祖父，祖父，父辈到我兄弟姐妹，再弟妹的儿孙上下六代人。在土改以来历次政治斗争汹涌时，在斗争会上，她处乱不惊，应对从容，民兵，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们在和她对谈中无空子可钻。父亲十年前病故了，“文革”中曾受尽折磨，捆绑着跪在木柴上挨斗。那时我三弟光湖和弟媳曾庆芳有胆量，他们夫妇在父亲身边一边一个一站，斗争会一下子就冷了：雷家有后人！才使父亲不致当场给打死。父亲被折磨得卧床不起，几年后含恨而逝，没来得及同他深爱的大儿子一家见面。我二弟雷光满和二弟媳是老农民，他们的孩子都极聪明，善于经商，弟兄姐妹四人在镇上开了四家大商店，把全乡的衣食住行全包下来了。大侄女雷明霞是全乡首富。三弟光湖原是教员，“文革”结束后可以出口气了，他却投笔离校，回家种了地。他的两个孩子有出息，都上大学了。小弟雷光海在教中学，他的大儿子就是昌俊，老二新春在保险公司工作，老三辉春在读职高。我妹妹光翠和别的几个兄弟不一样，跟着妹夫入了党，是个马列主义老太婆！开口便是大道理。不过她工作也出色，高级教师，地区先进。和其他兄弟相比较，她跟党跟得紧也吃亏最大，因为雷家后代性子还是耿直的。她三个孩子只剩下一个，不久前昌俊写信告诉我：她儿子媳妇双双下岗失业了，一家人全靠她和妹夫老两口的养老金过日子。

回家后稍事休息，就去给祖父母，父亲和叔父母上坟。我祖母和三叔是饿死的，父亲是被斗死的，春风吹又生，又有那么多后人给他们上坟了。有的乡亲指着说：“还是大家（指以前的地主富农）的子孙昌盛。”有个土改中当过中共乡书记的老贫农，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大地主的孙子，又让儿子娶了我的大侄女。他说：“他们的孩子聪明，有出息。”

绕行两万公里，途径三国，历时一个月，我们终于回到了老家湖南石门水田村，月团圆，人团圆。感谢邓小平的农村改革，人民公社解散了，乡亲们都能丰衣足食了。年轻人外出打工，做生意，能赚钱。家家盖新房，三弟新盖的房子还是漂亮的二层洋楼，瓷砖一铺到顶，大阳台。请木匠在家里打制了全套西式家具。南方风景如画，是老天爷的恩赐，是哪个皇帝也毁灭不了的。时令到了深秋，还是温暖如春，田野上青翠一片，田间花树上鲜花盛开。小桥、流水、山岗，红叶，炊烟缕缕，荷叶田田，把游子的心都给灌醉了。我们归来几天里一家二十几口人都聚到了母亲身边。月圆的晚上，三弟兄三家在院子里围着母亲坐着赏月团圆，笑语悲声，说不尽诉不完的悲欢离合；劫后余生，感叹不完的人世沧桑。月光如水，群星灿烂，还有人造卫星缓缓从天空划过。小侄孙指着说：“我们中国的卫星。”我欣赏过东欧平原上的星空，更多的是在中亚高原上对月思乡，我发现家乡的星空是最清晰，最辉煌，还是鳗澧首先发现了这个特点。大概是湘西土家山区还没有工业污染的缘故。家对面原来是一片樟树，风吹起，把桂花和樟叶新的辣香带到四面八方，现在砍光了，只剩下一些杂树。二弟叹息着对我说：“现在就是封山育林，也育不出樟树、落叶松、青杠木、杉树这些好材了，它们都断了种。”

在那些天，母亲特别精神，盖上我们带回的驼绒被和鸭绒被，十多年来睡觉时再没有寒意。她请大侄女给鳗澧缝了在苏联也没有见到的摩登衣服。大侄女小时学裁缝，手艺高，以后开了大服装店。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外汇有限，我们没有多少钱交给母亲。那时也正是台胞老兵返乡探亲的高潮，我们家乡去台湾的人极多，我亲戚中就有好几位，都是1948年向军次将军带走的，现在他们腰缠万贯返乡了。亲属中有台胞，是别人羡慕的对象。我亲戚中一位老姨娘说：“共产党叫了几十年一定要解放台湾，也没解放得了，反过来把大陆的民心都带过海那边了。”有邻居问母亲：“台湾亲戚回来都带回了那么多钱，你儿子从外国回来了，给你带回的钞票还要多吧？”我母亲大笑回答：“我儿子没有给我带多少钱，给我带回了儿媳妇，人见人爱的孙女儿，是一百万美元也买不到的。”母亲深明大义，思维敏捷，应对机智，即使在那些灾难的年月，也没有让她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褪色。大侄婿出身老党员之家，是镇上的治安委员，他私下给我打招呼，上级通知了：要对你们严密监视。回到老家了也还是没有自由，我深知这一点，在家乡的日子里，我们日夜和母亲在一起，谁家也没有去。外客来了，我只是借酒装疯，识相一些的，便走掉了。

我们全家三口又坐火车到广州，找不到便宜的宾馆，在火车站遇到几位新疆维吾尔人，和他们攀老乡，他们把我们送到了三元里华侨宾馆住下。三元里是鸦片战争时人民自发组织的平英团抗击侵略的地方，现在成了市区了。街上遇到很多维族老乡，是省港走私的敢死队。我们游览广州市容，从高架路的汽车向下望去，见到的全是黑黑的一片人头，吓死人了。到餐馆吃饭看到餐馆外面剥了皮的狗，餐厅玻璃盒子里养的活蛇，吓得巧云和鳗澧都不敢问津餐馆了。我们去了中山市，瞻仰国父中山先生的故居，游人很多，人人毕恭毕敬，有如宗教信徒般的虔诚。细雨濛濛中，国父纪念馆外的荷塘里荷花摇曳，几枝白色的睡莲冰清玉洁。巧云把国母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比成荷花仙子，出污泥而不染，出清莲而不妖，公道自在人心。

广州的商品五光十色，可都不经用，巧云穿上刚买的旅游鞋，还没走出路旁公园就掉了鞋底，找了根电线绑着回到旅社。我们再也不敢购物了。坐旅游车去珠海玩了两天。鳗澧要看中国的大海，实现她婴儿时代便有的梦想。站在修建得很整齐的海岸上向南海望去，涛身轰鸣，波涛汹涌，大海一望无际，澳门的高楼大厦也隐约可见。东面是英据香港，西面是葡据澳门，把珠江的出海口全封锁了。我们中国人要发展，可得要冲破大海封锁。碰上了雨天，珠海大街上行人稀少，我们只去了石景山游乐园。到旅社住了一夜。打开电视机，全是广东话，听不懂。坐游船紧靠着澳门海岸游览，远远望见了赌城葡京大酒店，在林立的高楼里很不起眼。船从连接澳门和海岛的斜拉大桥下驶过。大桥很有气魄。

回广州上旅游车时我们被骗子骗去了五百美元，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巨款了。事情是：两个年青人找我们换美元，成交后给了我们一个大信封，到车上一看，里面都是报纸，一下如五雷轰顶，巧云和鳗澧都哭了。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报了案，以后又给广东省公安厅写了书面报告，却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们第一次回国，在母亲的怀抱里，相信每一个同胞，也相信政府，却遇到了多次上当。金庸先生在《碧血剑》里描述的明末旅居勃泥国的华侨张朝唐回国后碰上的事，几百年以后又给我们碰上了。可怜的华侨啊！以后，受骗阴影一直笼罩在我们三人心头，逢到喜事也高兴不起来。

回到长沙，住在堂弟雷光洲和堂弟媳姚丽君家，他们一家招待我们像亲兄弟。丽君给我当弟婶子，还是我做的媒。记得是1968年，我偷跑回长沙，住在北大老同学王家，遇到了美丽大方的丽君，就介绍给光洲了。他们生活得美满极了，两个小侄子冬子和雷鹏正在上初中和高中，字写得像书法家，读书也多，小小年纪，看事情都很有见地。丽君后来患子宫癌开刀，不知是否还活在人世？我非常想念他们一家。

到长沙后，石家庄的堂兄雷光照来接我们了。我把妻子送到石家庄，又南下老家和母亲弟妹们一起过春节。我没有再走长沙，是从新修的枝柳铁路到石门的。几年后从石门到长沙的铁路也修通了，是北煤南运的干线。半世纪来，我很少在家里过春节，这次是第四次，也是四十年后的第一次。春节里，别人家是欢乐，我们家是忍着痛苦。两年前，外甥女和最小的侄女投河自杀，叫全家老小再也无心享受节日的欢乐。她们都是当年中国严酷考试制度的牺牲品。我们湘西土家人极重上学，升学也是脱离贫困山区的唯一通道。外甥女成绩优异，高考时只考上了邵阳纺织专科学校，没有考进重点大学，愤而投江。小侄女也是在一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后投江。自此以后，我们家再不过节，大年不放鞭炮，家里不放音乐。

改革开放后，旧时的的各种风俗都重新恢复，新娘出嫁要坐花轿，带嫁妆，讲究四箱四柜。二弟的二姑娘要在正月出嫁，打了全套新木器嫁妆。他的房子建在山坡平台上，高出大路一百多米。大年初一一大早他就在自家门前修简易公路，好让汽车能开到家门前，把嫁妆拉走。新年期间，来来往往拜年的人结成一组一队，都穿得好，骑着自行车，也有骑摩托车的，我看到的靠两条腿走路外出的人只有我和二弟了。在老家住了几天，我们就动身去广州旅游，要把在苏联买的火车联运票全用掉。我返回妹妹家是二侄子请区委书记的吉普车送的，尽管农民干活时不少人还是背背篓、挑箩筐，家乡的区、乡级父母官都坐起小汽车来了。自己不会开车，都有专门的司机。中共乡党委书记的坐车竟是高级奔驰车。回程走另外一条公路，经过石门县原来一些最富裕的地方，现在都成了荒山秃岭混水河。不管哪一座小镇，见到的都是人群拥挤，万头攒动。人口庞大，生态破坏，是我国两个大灾难。中华民族为五，六十年代的愚蠢政策要含辛茹苦几个世纪。刚到妹夫家坐下来，还没有吃午饭，他一位当乡党委书记的侄女婿就坐着小汽车来看望我们，一口一个舅舅叫得十分亲热。吃完饭，县长和县政府秘书长的大驾来到妹夫家，在小镇新关真轰动了一镇的人，他们的消息真灵通。县长送给我们一匹仿制唐三彩马和一个黑釉陶花瓶，做工精美。县长还请我第二天去和县政府的干部座谈，讲讲苏联形势，这倒是我愿意做的。他还说刚去深圳考察过，还到了沙头角中英街。我心里发笑了，你在吹牛。只在一个多小时前，妹夫的侄女婿就告诉我。一个月前全石门县的乡长和乡党委书记组成一个大考察团，由县长领队去深圳考察。到沙头角去是要公安局特别签证的，乡长们和书记们都领取了签证，县长以为县太爷所向无阻，不屑签证，结果是大家都逛了中英街，只有他没让进去。

第二天一大早，秘书长带着小汽车来接我。到了县政府三楼会议室，见到桌子上摆着糖果，香蕉，桔子和香烟，却只有两个人坐在那里，我心里又明白了。年长的自我介绍他是省安全厅的官员，年青的是他的秘书，姓邹，听口音是桃源人。邹先生文质彬彬，很有学识，倒很像苏联的KGB官员。问了我一天话，全是我在苏联的经历，他们要研究个究竟，看我到底是不是给KGB干活的，是不是危及国家安全。大概是在湖南，地处中国腹地，在当时对海外归来者都有戒心。我的回答还是得体的：“谢谢您们没有把我当外人，直接亮出了安全厅，你们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我是中国公民，你们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我。”他们听着很入耳，很舒服。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当然比别的省都要来得革命，其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是毛致用，老百姓叫他“冒得用”。改革开放之始，湖南特别保守，不开放的县比哪个省都多，经济文化都比邻省发展得慢，“冒得用”在阻挡湖南发展这一点上是大有用的。五十年代以前湖南比姐妹省的湖北要进步半个世纪，清末考举人，民国时代考公立大学，在湖南考不上的人都入籍湖北，一考就考中了。湖北的录取分数线比湖南低得多，考生也没有湖南的多。湖北的姑娘也喜欢嫁来湖南。现在全反过来了，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湖北都要高出湖南许多，只有安全部门在湖南比别的省都要得势。家乡还有一个传说：邓小平掌政之始，舆论对毛泽东大有微词，毛致用着急了，率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团到北京，对邓小平说：“你们不要毛主席了，请把他的棺材给我们，我们运到他家乡去。”给邓小平骂回来了。

大年初四，我再去石家庄，在火车上遇到中学同学岳志明。三十多年不见面，两人都成了老头子，交谈后才彼此认了出来。他对石门的掌故很熟悉，我们挤在硬座车厢谈了一个通宵，使我知道了许多沧桑中活过来的老同学的下落。岳在中央地质研究所当高级工程师，哥哥到台湾去了，文革中每逢牛鬼蛇神挂黑牌游街都有他。现在待遇好了，成了台属了。他们的研究所设在河北涿州。我们从北京出发返回苏联时，他还远道赶到北京火车站给我们送行。

堂兄雷光照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老编辑，其时在主编《河北出版志》丛书。永淑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1950年参军入张家口军医学校上学，毕业后一直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当医生，是我国老年病的著名专家。我和永淑一起长大，自小亲如姐弟。他们生了两个女儿，现在都结婚生孩子了，丈夫也都是军官。大侄婿李江海是教导员，刚从中越边界战斗的老山前线归来，慰问团送了他一瓶茅台酒，他放着等我回国后喝。江海带我们去河北正定游览了大佛寺和新建的荣国府，汽车从滹沱河大桥驶过，看到这条河已经滴水全无了。而孙犁在他的《风云初记》里描写的滹沱河风光还是岸边垂柳，河上渔船。在大佛寺遇到了一群河北大学历史系学生来这里实习。他们知道我是三十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行后，都围上来与我攀谈。我羡慕我国开放改革以后的年青大学生们，他们思想没有禁锢，行动没有禁锢，一个个充满朝气，襟怀开朗。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祖国未来的希望。

第一次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长达4个月，是所有回国探亲的华人华侨中在国内时间最长的。我每到一地都在观察，都在思考，见到的、听到的不如意之处很多，特别是生态破坏，人口庞大，官员贪污腐化，居民道德水平下降，令人伤心。但是，最使我感触深的不是这些，而是全国民众的蓬勃活力，全国人朝气蓬勃，不管是谁都在想挣钱，走到外面打天下。年青人对未来都有信心，一个个都面朝未来，不管未来带给他的是祸还是福。这是一种进取，扩展的精神。而在苏联，当时大众是今是今日有酒今日醉，年青人沉溺于谈情说爱，迪斯科，歌舞厅，谁有了一盒西方走红歌手的磁带就引以为最大的幸福和骄傲。他们不敢想未来，也不愿想未来。我的同胞敢于面对未来，也就会有光明的未来。比较之下，苏联是没有未来了。

永淑姐那时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5科，也就是高干科的主任。他管的人都是省厅级和军师级的大人物。大官们金钱唾手可得，什么都不缺乏，唯一自己不能做主的就是健康，得要求医生。除夕之夜，医生和护士都回家过年，光照哥陪嫂子一个人去病房值班，偌大的三层大楼，上百个高干病人，只她一个医生值班。嫂子已出版了一本老人病专著，又写好了第二本，光照在给她校对。

过年后光照兄送我们到北京，一住进大众旅社，就在留言板上看到了我大学好友庞卓恒兄的夫人李国常的留言，她已住在大众旅社等我。我上大学时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沈元，一个就是庞卓恒。沈元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庞卓恒比我高一级，是54级的的党支部书记。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写大字报，声称要写几部著作《反反杜林论》《哲学批判之批判》《资本论批判》，批判对象直指马克思、恩格斯。他二人和我一起，一下子都成了极右分子，三人都发配到京西斋堂劳改。国常姐也在那年当了右派。卓恒大学毕业时，天津师范大学要北大分配一个能直接教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员，历史系总支在当年毕业生中找来找去，实在没有第二人，才把卓恒派去了。他有才华又精通英，俄文，讲课受到学生欢迎。1963年他和国常姐两个人摘掉了右派帽子，在西安结婚，我是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唯一亲友。邓小平执政后，卓恒受到了重用，重新入了党，当上大学正教授，还送去英国进修一年，是中国研究比较历史学最有成就的学者。

国常姐接我们到天津住了两天。她女儿住医院，女婿陪巧云母女逛街。我则是足不出户和卓恒长谈了两天一夜。我对社会主义世界已完全绝望，他却又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北京呆的最后一天上午，郝先生和陈大姐又在全聚德再次设烤鸭宴欢送我们，并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陪他也是在这家餐厅吃烤鸭的，我真的是受宠若惊了。我是空前也绝后地在全聚德吃烤鸭，只觉美味无比，亲情如醇，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们招待我们是真诚而热情的，我们在祖国怀抱里得到了温暖。从全聚德出来，带女儿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遇到了一位在博物馆工作的北大历史系老同学。他马上电话通知，立刻55级56级留在北京的二十几个同学都来了，小聚了一个多小时。馆长是原来教我们考古通论的助教，也屈尊降贵的参加了。十多年后老同学聚会，大家都历尽沧桑，算了算，有十一位在文革中给整死了，他们还说：“你的故事可写小说了，几年前北京公安局派人一个个通知我们，说你逃到苏联后当了KGB派到中国来了，见到你以后，要马上通知当局。”晚上，几位没有参加集会的同学也到大众旅社来与我见面。

在祖国的怀抱里我们生活了四个月，直到联营火车票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才告别祖国，改道从中长路经满洲里出境。边界一侧，中国正在修国门。以前在中苏国界上是不不修国门的，修国门等于承认了苏联强占中国大片领土的现实。现在修国门了，意味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准备收回失地了，而我却为了这些失地被划成了敌人，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真是情何以堪！

国门前高高的岗哨位上，一个年青的中尉在站岗，在寒风中迎风挺立，双目似冰刃，我在火车上向他鞠躬，可爱的祖国保卫者！满洲里景象繁荣，气氛温暖。一进入俄罗斯就全变了“拿着冲锋枪，牵着大狼狗的士兵，二百米一岗，五十米一哨，对着国际列车如临大敌。许多日本和西方旅游者都把国界两边鲜明的对比摄入镜头，中苏对比颠倒过来了。

风波：又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1989年三八妇女节，我们返回苏联。从伊尔库茨克乘火车西行，到新西伯利亚后再从土西铁路南下到哈萨克斯坦。在伊尔库茨克时还是漫天风雪，气温零下三十度的严冬，回到塔拉斯，已经春暖花开了。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开始后，冰冻的苏维埃专制制度完全解冻。但我们老百姓感觉到的只是商品一天比一天缺乏，买食物，大米和面粉都得用票，有两个星期整个城市完全买不到烟。银行的存款取不出来了，工人的工资也不能按时发放，即使领到手，也不是钞票而是钱票。钱还能发票吗？苏联出现过了，好像民国初年中国也有过。在一张大纸上，印成许多小格，按数额如十，二十五，十五卢布排成一排排，一张纸的总额是五百卢布，当工资或银行存款发给。到商店买货，花去多少钱，售货员便在钱票上把相应的数目剪下来。趣闻百出，天怒人怨。政治上是自由了，特别是有了绝对的言论自由。KGB的人都灰溜溜的，工厂里的那些暗探们似乎都不见了。每到星期日，公园里，电影院，都有一群群的哈萨克男女打着旗发着宣传单，发表讲演，但都是说哈语，我听不懂，也不关心。人们有了自由，却离民主越走越远，当官的都在捞钱，老百姓敢言，却找不到地方去言。除了捞钱外，官员们什么事都不管了，在苏联的土地上，一时竟出现了几十个共和国，几十个总统。戈尔巴乔夫对美国顾问的话言听计从，美国人教他实现总统制，他就当了总统。接着，原来的自治州都自己升级为共和国，加上原来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第一头头，都称总统。一个国家出现了数不清的总统，不乱才怪。阿尔明尼亚和阿塞尔拜疆两个共和国开始打仗，从电视上看到，敌对的双方穿的军服用的武器一模一样，自己打自己。大概各自军队的指挥官也都是俄罗斯人。

在中国，政治改革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刚开始便遇到了封杀。炎黄子孙世代不能忘记的“风波”在我们离开祖国三个月后发生了！我们离开北京时，老同学聚会，就听见有人说有几十位名流学者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释放民主人士魏京生，冰心也签了名。又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李鹏当了总理，他是周恩来的养子，是邓颖超一手扶进政治局的，周恩来的后人还能不为中华民族做好事吗？我订了中国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看到了一些言论自由的迹象，特别是《中国青年报》，敢于讲话，心里也受到鼓舞。四月，胡耀邦去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继五四之后最伟大的一次学生运动爆发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又是这次伟大的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学生领袖王丹还是我历史系同班女同学王凝云的儿子。凝云年纪比我大，山东人，像个乡下来的腼腆大姐，开会时一言不发，什么时候都似乎有种自卑感笼罩在心头。如此老实的女学者生了个如此生龙活虎的学生运动先锋，那时的确谁也没想到，就象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见了他面就像老鼠遇到猫一样害怕的党支部书记郭罗基，在“风波”以后也反戈相击，成了民运先锋。他们两人先后都给放逐到美国了，又都在哈佛大学。郭当研究员，王丹做硕士研究生。

关于北京学运，苏联电视也每天都有报道。看到听到天安门广场呼声如潮，大街上游行队伍浪涛汹涌，我的心飞回了祖国，飞向了广场，真想成为队伍中的一员。对中国的民主前途，我充满了希望。后来看到报纸上登的，李鹏和学生代表的对话，看到图片中游行市民打着“世间从无此政府，人人动情它无情”的横幅，开始丧气了。五月下旬，收音机传来了李鹏和杨尚昆宣布北京戒严的讲话，我对学运前途更彻底灰心了。我知道中共对付自己老百姓是从来不手软的，何况李鹏是周恩来的接班人。邓小平指挥淮海战役，百万雄狮过大江，西南战役和大西南剿匪战役，在中国人互相残杀的内斗中，从来没有眨过眼。电视上又看到赵紫阳慰问绝食学生，含着泪向绝食学生鞠躬，有话难言，更叫人伤心。六月三日下午，我收听中央台新闻联播，头条新闻便是北京市政府布告，要老百姓在家里呆着，不要上街，碰上了事不要围观。我的心又流血了，知道共产党要向老百姓开刀了。这一晚我通宵没睡，打开收音机寻找播送北京消息的电波。午夜两点，“自由欧洲电台”的俄语广播首先报导解放军向学生开枪了，坦克冲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先说死了八人，一会儿升到十二人，一会儿升到几十人，几百人，后来变成了几千人的天文数字，感到这个电台胡说。接着是梵蒂冈电台的俄语广播，死人数字大得不得了。天亮后传来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低沉的声音：“军队向民众开枪，许多人死去了，其中就有我的朋友。”在电视新闻中我们看到了坦克压向老百姓，牺牲者的腿还在坦克履带外面的画面。也看到了群众徒手阻拦军车，一个女孩子爬上车头，阻挡军车前进的画面。我的心给击得粉碎了。天安门广场从来就是学生聚会的地方，是中国历次学生运动的大舞台。五四运动没有死一个学生，一二九运动没有死一个学生，反饥饿反内战也没有死一个学生，三一八运动才死三个人。北洋军阀不敢干的，国民政府不愿干的，世界上别的国家政府也没有干的屠杀学生、屠杀市民、屠杀自己和平请愿的同胞，中国共产党硬是给干出来了。第二天是星期天，我通宵未眠，也通宵流泪双眼未乾，为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为我的祖国多灾多难的民主前途而痛哭。不过，我也想到振奋起来的国人民气是扑灭不了的，时代究竟到了二十世纪末期，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时对付的只有一个光绪皇帝，而现在中国一下子冒出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光绪皇帝了，还有数不清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如同抗日战争之初上海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人民献给他们的歌我童稚时就学会了的，它那样唱着：“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请看民族英雄谢团长”，现在我也要唱：“中国会民主，中国会民主，请看赵与胡，天安门前血如注。”

清早，我打电话给柳松寿夫妇，他妻子玛莎回话：“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要抗议。”我立即去了柳家，他们又用电话叫来了李广讳和郑凡鲁，大家商议写抗议书寄到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抗议镇压学生运动。我写好了抗议书，李广讳拿去请朱剑南签了字。郑凡鲁开着自己的车到了几家中国人家里，大家都签了字，有的人还流了泪。我把抗议信发出去了。两天后，李广讳和郑凡鲁却反悔了，也许是本地当局有人给他们出了主意。写抗议书得罪了大使馆，得罪了中国政府，以后还能够回中国吗？回中国探亲，带些中国商品来本地出售，可是一大财路。郑凡鲁开着车和李广讳一起，又一家家找中国人再写揭发信，柳松寿执笔，信上写道此次抗议是雷光汉一手策划的，大家上了他的当，“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在揭发信上签字的比抗议信上签字的人还多。我无力阻止，无法辩驳，只觉得我们中国人太有些那个，到了国外也改变不了，我是不会认错的。不久一位华人朋友到大使馆办签证，领事主任贾士敏对他说：“大家都认错了，雷光汉为什么那样顽固，还不认错。”我心想，你们杀人无罪，我抗议杀人有何错可认？我托这位朋友给贾主任带了个口信：“我是不认错的。请大使馆也不要开除我的中国国籍。”我和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高行健不一样，他跑到法国后可以退党，退出中国国籍变成法国人，发誓在中国政治没有改变前永远不回中国。我认为我永远是中国人，是中国公民，不管哪一个政府在台上。杨增新将军不是说过吗？“就是婊子坐北京我也服从他。”当然我不是杨将军，不是镇守土地的一方诸侯，更用不着服从谁。发生这件事后，苏联一名州KGB官员召见我，想从我身上讨点便宜。我只说了一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不用你管。”

这年夏天。联合国气象组织在塔拉斯举行国际气象竞赛，有中美等十几个国家参加，我国派了一个九人代表团，我在公共汽车上认识了他们，还在家里设宴款待了他们。领导人是位风度翩翩的气象学教授和一位豪爽的东北汉子，团员中有我的湖南老乡周纪和、北大气象专业毕业的老同学黄炳勋，他们都是有识见，为人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塔拉斯工作了整整一个月，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对风波之事，他们从不表态，也不反驳我的愤怨，只是劝我回国后不要谈这些，把嘴巴放稳一些。竞赛结果是他们名列前茅。他们回国时，带来的装气象仪器的集装箱海关免检，我拿了八根羚羊角托周纪和带回国，对下次回国的旅费便不无小补了。

第二次回国

苏联在大变，政局不稳，经济破产，社会主义大家庭散伙指日可待。谁知道以后变得什么样子，也许天下一乱，我就再也回不了国了，还是趁机多回几趟中国吧。政府有规定，中国人一年可以探亲两次。于是，我们在回来一年后，1990年，又申请到了回国探亲的签证，把78岁高龄的老岳父也带上了，他离开中国已经23年。这次回去每个人只能换两百美元的外汇，卢布大贬值十三倍多，由61戈比换一美元变成8卢布换一美元。

我们先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给岳父和巧云签证，再去列宁格勒，即今天的圣彼得堡旅游。进大使馆门时，想到我对“六四”的立场，我的心还是不无惴惴，但见到卢忠诚领事，他的态度仍然与五年前在塔拉斯探侨时一样亲切，送给我们正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商品展览会入场券。听到我们要旅行列宁格勒，主动把我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的地址和电话写给了我们，还打电话请领事馆照顾我们。我们先在莫斯科国际博览会参观中国商品展览，品种繁多、花色新奇的中国商品摆满了几个大厅，特别是各种正在播放的彩电，图像清晰，色彩鲜艳，是苏联没有见过的。知道是华侨来参观，工作人员上来和我们拉话，问长问短，还用国产点心和干果招待我们。参观的苏联人很多，面对中国商品，都啧啧称赞不已。

晚上我们去玛雅可夫斯基广场见世面，那里是莫斯科民主运动的中心。从地铁站出来，只见广场上东一堆，西一堆挤着几十堆人群，在激烈地辩论。每个人堆里都打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诸如社会民主工党，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党，工人党，还有穷人党，绿党之类的大字。一个人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说，宣布党纲，旁边桌子上有女人在登记报名入党者的姓名，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政党正在招兵买马。奇怪的是在俄罗斯联邦向苏联索回主权自己独立后，在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中都没有见过这些政党的名字，急就章式组成的民运组织是没有生命力的。更奇怪的是，在苏维埃岁月里和专制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斗争的萨哈罗夫和苏热列茨的拥护者们，《祖国记事》的记者和编辑们，当真正的民主运动到来时，又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我听了一次辩论。一个胸前掛满勋章的老头子问站在凳子上的某政党年青头头：“年轻人，如果你们党1941年在苏联执政，希特勒向苏联进攻时，你们怎么办？”年青头头回答得幽默而机智：“如果我们政党当时在俄罗斯执政，就不会发生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争了。”广场上五光十色，有的吉普赛人在给人算命，有的人在兜售圣经和以前的禁书。还有一个青年散发《外星人给苏联人的信》，人们一拥而上抢光了，我没有抢到手。大概民主运动是要长年累月的积累，是对人民大众不懈的启发和教育，这种一哄而上，闻风而起，是搞不出真正的民主政治的。

我们乘高速火车去圣彼得堡，火车头是流线型的，像喷气式飞机一样，每小时时速二百多公里，普通客车一个晚上的行程两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圣彼得堡的地下铁道也十分完整，我们坐地铁到华西列夫岛出站，我国领事馆在车站附近。领事馆在一栋三层楼上，门前也有警察站岗。我们出示护照，岗警摆了摆手说：“用不着看护照，太不漂亮了。”接待我们的领事名叫马宝山，山东人，和巧云同乡，对我们格外亲热。当时几乎没有住在圣彼得堡的老华侨，因为苏联政府一向不允许中国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市落户。马领事当场给巧云和岳父的护照办了到中国探亲的入境签证。又打电话到建筑学院集体宿舍管理处，给我们订了一间宿舍。6月份，大学生放假了，学生宿舍改作旅社用，苏联人也知道赚外快了。

其时的圣彼得堡正是白夜，二十四小时天都亮着。太阳高悬天空，只半夜两个小时隐入地平线。每栋房子的窗户上都罩着黑色金丝绒的大窗帘，不然没法睡觉。吃食很简单，只有大黑面包、香肠、煎鱼和鸡蛋，看不到有蔬菜卖。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打败瑞典人后在芬兰湾的港口建立起来的一座海上城市，有一百多个岛屿，湼瓦河从市中间流过。岛和岛之间用形态各异的大石桥连接起来，后来又建成了地铁。它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可以与巴黎媲美。因为文化悠久，到处都是博物馆，名人纪念地。街道是十分宽阔平整的林荫大道，街心公园鲜花盛开，喷泉日夜不间息地喷水。彼得堡人十分文明，向他们问路都能得到有礼貌也周到的回答，不像莫斯科人行色匆匆，对外地人理也不理。在圣彼得堡旅游的第一个项目是乘气垫船游览芬兰湾。从冬宫前的码头上上船，船底和水面不接触。像飞机一样用喷气推动，平稳而速度快。湼瓦河十分宽阔，是河道也是海港。河上有几座大铁桥，自动开合，晚上大桥分开，远洋轮船可以从波罗的海迳直驶进港湾。游船开进大海，从船顶平台上回望，一处处绿色小岛，白色的高楼，灰色的工厂大烟囱，隐现在绿树林中。往前看，一条条远洋轮船有的在行使、有的在海面上停泊，好一幅壮观的海港风景。游船直开到离芬兰海岸线不远的地方才折回来。在芬兰湾航行，就象文章上常写的那样，令我思绪万千。彼得大帝一登基就认识了海洋对一个国家的无比重要，他以沙皇之尊去海上强国荷兰当学徒，学的便是征服海洋的本事。他打败瑞典，使内陆国家的俄罗斯寻到了出海口。俄罗斯帝国两百多年西夺东侵，把波罗的海，黑海，北冰洋，太平洋和内陆的里海都抢过来了，成了海洋大国。但在同一个时代，我们的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们忙的却是在天坛祭天，社稷坛祭地，先农坛种庄稼，在沿海实行海禁，他们忘记了海洋，给中国带来的是百年受辱和国土被侵占。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敢正视海洋。几十年沾沾自喜的是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的解放军打败了敌人的百万大军，结果连自己的岛屿都守不住，叫无条件投降了的日本占走了钓鱼台群岛，叫越南菲律宾这些小国瓜分了南沙群岛。我的同胞们啊，中国要富强的第一道手续是成为海洋强国。在返回的路途中，我们登上了永远停泊在湼瓦河边的阿芙乐尔巡洋舰。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声炮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水兵向冬宫发射的。巡洋舰不大，也真不明白，为什么几炮便把克伦斯基政府轰垮了。舰上的游人不多，我们把两层全看遍了。看着看着，脑子里又出现了一则笑话：

一群士兵聚在一起争论：“什么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武器？”有的说是原子弹，有的说是氢弹，正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士兵说：“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大炮。”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巡洋舰上的大炮一声响，使全世界混乱了70年。”

我们花大半天的时间坐旅游车游览了圣彼得堡市整个旧城区。旧城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留下的遗产，多贵族官邸，大都三层，每栋建筑就是一座博物馆。结净如玉的大理石墙面，上面有精美的浮雕。门厅里雕刻了各种人物动物，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气势不凡的铜像，有骑马的沙皇，挥刀的将军，沉思的诗人，当然更多的是列宁铜像。

女导游像个历史家，给我们讲述的不止是关于名胜古迹，也谈到了斯大林时代列宁格勒悲惨历史。一开讲，她就说：“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和基洛夫把上百万的圣彼得堡知识分子枪毙了，或者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苏德战争时德军围城两年，一半市民饿死了。”车在湼瓦河上一座大石桥头停下，她指着河滩告诉旅游者，此地原来是一个工厂，杀人的工厂，世界上第一个杀人工厂不是希特勒建造的而是斯大林发明的。从苏联各地各民族抓来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工厂里屠杀了两百万。机器把人肉和骨头制成肥料，血水就放进河水中。到市共青团团委会办公楼前，她指着那栋非常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建筑告诉我们：“这栋漂亮的大理石白楼是原俄罗斯帝国最有名的贵族女子学校，公主和郡主们，全俄各地的名门淑女都送来上学。俄罗斯不少名女演员，芭蕾舞表演家和女作家是从这里毕业的。十月革命炮声一响，红军占领了学校，士兵们把所有的学生都强奸后杀死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后，这里成了它的市委办公大楼。”车上旅客都是苏联国内居民，绝大部分人也是第一次听到此种骇人听闻的历史，大家都表情沉痛，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最后参观圣彼得堡最有名的伊萨克东正教大教堂。教堂斜对面是海军部大楼，十月革命时列宁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指挥部。大楼前，花园广场里有一队外国孩子正在表演，乐队奏着基督教圣乐，孩子们一边唱圣诗一边跳舞，来自挪威，是来传教的。以后每次经过这里，都看到类似的外国人表演。苏联大门打开了，西方人最早来灌输的除政治思想外，便是宗教。在大学学世界中世纪史，齐思和教授讲课说，西方教堂建筑大抵庄严肃静，俄罗斯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东正教教堂富丽堂皇。大教堂是罗马式的建筑，金色的圆顶在不落的白夜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教堂的大厅真大，墙上全是雕塑和浮雕。圆顶上是大幅壁画，金碧辉煌，灿烂耀眼而气势磅礴，人一走进教堂就自然地肃静屏声。只要一看画和雕像，上帝和耶稣就把人的心神吸引住了。不过，正在做法事的主教和神甫们一个个的穿戴打扮得像是中国戏台上的戏子，高帽子、闪光的法衣、留着大胡子、手里拿根弯来弯去的圣杖，显得十分滑稽。导游说大教堂是德国建筑师和工人建造的，壁画和雕塑则是出自意大利艺术家之手。

我们每天都乘郊区火车去海边游玩，眺望大海，用租来的高倍望远镜远望芬兰湾远处的风光。艾米尔塔什和卡杰林娜女皇行宫都是皇宫，挂着和铺着中国壁毯和地毯，摆着中国的花瓶，钟鼎。取暖的壁炉也用中国运来的瓷砖砌成，瓷砖上是蓝色釉彩画的拼合图像，内容是中国古代织丝造纸的全部工艺流程和工人工作的场面。外国人不喜欢我们的福禄寿和清风明月、小桥流水。皇宫外还有从中国请来的工匠修建的中国大戏台，连喷泉的水和雾也是从中国式的龙和金鱼的嘴里喷出来的。艾米尔塔什博物馆就是举世闻名的冬宫，世界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几乎可以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卢佛尔宫博物馆比美，连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都有收藏，我进去后不想出来了，真是流连忘返。印象派大师莫奈、梵高的原作，其热烈的色彩，扑面而来的朝气，开朗，雄朴的强烈感情叫我心神震撼。

更令我心惊胆颤和痛心撕肺的是几乎占全部展品的三分之一的竟是中国的文物，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充当联军主力的俄国军队洗劫中国皇宫抢来的。博物馆里还有敦煌和吐鲁番陈列室，陈列着俄国冒险家们从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抢去的古籍和文物。我想去看，关门了，没看成。中国文物全是珍品，是国内也找不到的。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啊！在全部展品中俄罗斯自己的文物少得可怜，只有一些古代石磨和陶器。

博物馆出口处的桌子上摆着几本厚厚的留言簿，我翻了翻，上面的中文题词真不少。有一则中文题词写得还真不错，内容是歌颂“俄罗斯古代文化光辉灿烂，”下面的题赠者是山西省人民政府代表团。看后，我的胸都要炸裂了，愚蠢的，可耻的山西省的大员们，你们和山西毛驴一样，认不出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吗？不知道那些中国文物是俄国侵略者抢来的吗？你们给洋人献媚，歌颂侵略者，也得另找个地方。我看不起中共官员，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许多人毫无民族气节，也缺乏知识修养。

从圣彼得堡回到塔拉斯，休息了两天，和岳父一起一家四口坐火车北上，准备从后贝加尔站入境满洲里。原来准备在北京游览几天后，陪岳父在吉林辽源市我岳父的两个弟弟处探亲，再回老家。可到了后贝加尔站出境检查时，我被拦住不能和家人一起出境，原因是巧云把我们三人的出境签证领到手后，看她自己和岳父的签证期都没有错，就没有检查我的。过境检查时，苏联军官指出我的出境日期比他们的要晚一个月，我只好难过吻别亲人们，把美元全给了巧云，悻悻然下了车，住进后贝加尔车站旅社。看见士兵爬到国际列车上的车顶，钻到列车下面，把车顶和车底都全检查了，海关职员和士兵们抱着一大包一大包查获的羚羊角下车。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带有两节到北朝鲜平壤去的包厢，卸在沈阳，乘客多是北朝鲜来苏联办公事的外交官。他们有外交豁免权，不受检查，又穷，脸皮又厚，胃口也不大。不少中国人回中国，在莫斯科火车站里和他们搭上关系，送给十美元，二十美元，请他们把羚羊角夹带在外交公文包里带过苏中边界。后来他们搞得太凶了，连毒品也敢走私，新闻里不断出现北朝鲜外交官因走私在边界被扣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我乘车回伊尔库茨克。在旅社和火车上，我发现有一个穿民警服装的布里亚特人到我跟前来，一个小时要看我几眼。大概直到苏联解体前夕，KGB树倒猢狲散以前，我都是它的重点控制对象。在伊尔库茨克，我请岳父的干儿子刘先生带我去警察局外事处更改签证日期，管签证的是位俄罗斯妇女，待人彬彬有礼。她接过我的签证一看，笑着说：“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发出的签证中，这样的情况是常有的。”她用打字机只改了一个词，把俄文字母c改成дo，译成中文便是把“从”改成了“至”,即从x月x日可以出境改成至x月x日可以出境, 也就是在这一天以前我任何一天都可出境了。因事我在伊尔库茨克又停了两天，再次登上回国的列车，，身上没钱，有点发怵。有幸结识了两位新朋友。苏联开放后，中国人的代表团过来的可多了，经贸的、边贸的、文化、体育，艺术的什么都有。中国人要出国开眼界，到西方去花不起钱。卢布贬值后，来苏联玩花费不多，走得起，反正也算出了国。与我同一包厢，有一位中国旅行社满洲里支社的经理，常常在边界两边跑来跑去，和两国的海关人员都熟。旁边车厢里是田径队，十几位运动员在苏联训练后回国，带队的是辽宁省运动学院的院长助理、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的运动生理学老师，名叫雷光明。他是四川人，我是湖南人，可我们是同姓的本宗，还是同辈族兄弟。我们三个人很谈得来。宗兄在“文革”时当了几年牧马人，送了我二十元人民币和十来包方便面，路上我也不愁饿肚子了。我给他们各送了几套莫斯科买来的体育邮票。到北京后我直奔白石桥气象局黄炳勋学友家，他告诉我巧云在满洲里给他打电话，他接了站，把三人安排在气象局招待所住，侄女婿已经来北京把他们接到了石家庄去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从国外带的报关单很顶用，可以按单上的外汇数目在免税商店买到进口电器。在满洲里入境时有上面提到的那位国旅社经理保驾，我在报关单上虚填为四百美元，。在北京外汇商店买了些日本电器，马上南下石家庄。

在石家庄，我们决定岳父和巧云带女儿去吉林辽源探亲，我则一个人回湖南老家看望老母。

在枝柳线的列车中遇到了一家台胞。男士是中兴大学副教授，分手时我赠了他两首七言诗，他夫人看过后连说“湖南多才子，湖南多才子。”

既然我也受到国内安全机关严密监视，我也不想麻烦自己，麻烦他人，在家里一个星期，足不出户，亲友们也不来看望。“六四”事件后，见到国人对国事都噤若寒蝉，中国又回到了万马齐喑的年代。侄女告诉我，她大学里的两个学生领袖都关进了监狱，判了7年徒刑。不过国内经济情况比上次回家又好了一些，商品更丰富，也更便宜。原因之一是“六四”后不少西方国家对中国商品禁运，许多出口商品只得转成内销。把这时的苏联与中国对比，正好掉了个头。苏联政治自由了，经济破产了；中国经济发展了，政治却更严酷了。母亲在上次见到我一家后，精神好多了，身体也发胖了。她和弟弟们都庆幸我当时越境出了国，如果我留在国内也难得活下来，即便活下来，“六四”中也得再倒一次大霉，不给打死也得坐牢。我什么都不想买，只到县城书店里把能找到的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都买下了，有金庸的《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和《连城诀》，梁羽生的有《散花侠女》《江湖女侠》和《狂侠，魔女，天骄》，回国前准备再买点礼品。我们湖南没有取暖设备，冬天特别冷。巧云织毛线的技术很高，回国前她日夜加班，给母亲、婶婶、三个弟媳和妹妹，各织了一顶过冬的暖帽。毛线面子，骆驼绒里子。他们拿到后皆大欢喜。对我，母亲说话没有了顾忌，把几十年忍受的艰辛和羞辱，父亲斗得卧床不起后，受的无数罪都说了。她也知道苏联生活变坏了，很为我们担心，特别是对两个孙子的前途。

家乡的旧风俗愈演愈烈，死人后要请道士作道场，至少两天两夜。新兴道士中最有名的一个是我一位小学同学、土改积极分子、五十年代复员的解放军少尉军官。我回家后第三天，他以为我不知带回多少钞票，来向母亲招揽生意，告诉她死后要做多少天法事，烧多少纸和金银锭子，还交待要在包皮纸上把她的出生庚甲都写清楚，不然在阴间得不到。我气坏了，母亲还健康地活着便就咒她死，把那个家伙赶走了。

知道我又将归来，三弟事先酿了一大缸米酒，酒味清醇，度数也不高。弟媳们想尽法子，每餐都是上十道菜，饮酒作对联，我还过了几天风雅的文人生活。三弟是家乡的“一杆笔”，凡婚庆喜事都要请他写对联。流行的他看不上，要我拟了几十幅，包括春节、婚礼、生子和丧事的对联，留给他，以后好用。我和母亲，弟侄们在一块儿，亲情融融，没有什么干扰，几十年来我过了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但是我思念岳父、妻子和女儿，不敢在老家多待，一个星期后又北上石家庄。与光照哥和永淑嫂老两口和侄女侄婿在一起，从大灾难走出来，亲情特别亲。我们去烈士陵园瞻仰白求恩，科棣华，爱德华的陵墓。科棣华是位印度医生，出生孟买富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一群印度医生组织志愿医疗队来华帮助中国军队抗日，在他们的名字后面都加了个华字，科棣华和爱德华是其中的两位。他们到了延安，柯医生和一个中国女子结婚，生下儿子，取名印华。五十年代中期我从报纸上看到印华去印度看望祖母，祖母要把他留在印度上学，受党和毛泽东思想哺育，在红旗下长大的印华却要回中国干革命，在山西工作。文革大混乱时期，他患重感冒，住进医院，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死了。

“六四”后换了总理，把赵紫阳时代一些照顾华侨的政策取消了。大众旅社再不向华侨开放，火车站，售票厅也不见了专设的华侨售票窗口。以前回国，外办侨办人员不请自来，现在找他们帮忙都无门可入。领导人总是如此地急功近利，对华侨华人中的亿万富翁，大科学家、大学者是要统战的。但他们用不着住大众旅社和排队买票。至于广大穷华侨，照顾他们又有何用？再说，苏联一天天的衰败，在中共眼里，旅苏华侨也就跟着掉价了。既然城门失火，我们这些池鱼也得受点殃。不知为什么，中央也制定过好的政策，却总是一好就改，从不实行到底，因人而变，因事而变。那时的北京，宾馆一间房每天百余元，我们怎么住得起？只好我一个人先到北京去签回程票。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一星期才两趟，签票在北京火车站对面新修的国际旅店，人山人海，挤在前面的都是高鼻子苏联人，小个子中国人连队都挤不进去。原来六月哈尔滨国际商品交易会后，几千苏联人在北京，天津，上海各处游逛，现在联运票有效期快到了，都得回去。苏联人排了70年的队，排队经验世界一流，一来就掌握了排队权。拿出一个本子，编上号，按号排队，本子上优先的都是他们的人。他们强壮如牛，能打会骂，小个而文明的中国人怎么争的过？还有许多波兰和东德商人也跟着老毛子一起起哄，真是黄毛相惜啊！我一看场面就明白了，我得想法子帮帮我的同胞。我在苏联生活了二十年，明白老毛子那一套，也不吃那一套，又会俄语。我挤到前面用俄语对着拿着排队本的大个子俄罗斯女人热情问好，请她把本子给我看一看。我一拿到本子，马上把前面两页已编号排队的名单撕掉，高声用俄语和中国话说：“这里是中国，我是主人，现在大家跟我排队，我是第一号。”洋人都欺软怕硬，在中国土地上他们不敢胡来，对他们也用不着温良恭俭让，讲什么友谊和什么国际主义。洋人们也只好老实下来，一个个报名登记。我尽量把中国人的号排在前面，记得我是第一号，二号和三号是转道苏联去土耳其探亲的一对新疆维吾尔族夫妇，以下是应邀访问苏联的中国航天部两名女干部。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壮举，维护了我的同胞的合理利益，常引为自豪。我要自己签上票，还要维护已排上队的同胞的利益，自己签上票以后，还在签票口维持秩序，整整23个小时。晚上从走后门签票的人中，我得知了签票紧张的原因是中国国际旅行社的人在搞腐败。他们只拿少部分座位公开签票，剩下的全部从后门卖了，一个位子多交两百元人民币。

光照兄送我们上火车，临别我们拥抱了。他突然流了泪，我也冒出了一句：“这次分别后，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见面？”一语成谶。一年后，他发现有肺癌，已是晚期，送到北京301医院住院三个月，就撒手归西了，才61岁，还没有正式退休。接到电报。我立即取道新疆前去石家庄奔丧，赶到嫂子家，只能对着他的骨灰盒磕头了。再过一年后，又接到庞卓恒兄夫人李国常因淋巴癌去世的噩耗，这时的哈萨克斯坦已经独立，经济大萧条，我连回国奔丧的路费都凑不起来了。

“老革命”和“太子党” （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六）

1991年秋天，巧云到商店遇到了一对中国夫妇，把他们请回家招待，从此认识了杨涌夫妇。

杨涌的大名我早已在国际集中营出来的朋友口中听到过，他自己这样介绍他的历史：他是山东人，父亲是台儿庄大战中牺牲的八路军烈士（我不懂了，台儿庄会战中打败日本鬼子的可是国民军）。他在1945年日寇投降前加入了八路军，算是抗战时入党的老党员。抗美援朝时他当志愿军的参谋，此时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还是教导员，他们是同事。1954年授衔少校，文革前在南京部队保密局当局长，后受林彪牵连逃苏，已加入苏籍。以后他与我谈话，总是以归化苏联为自豪。他每年都回中国探亲，说自己当年的警卫员都当将军了。他的小舅子也从北京来了，要在塔拉斯大干一番，做大生意。他口沫横飞，踌躇满志，想叫我一下为他倾倒。

我以前就知道，他这位前解放军军官、老共产党员，逃来苏联后在海南泡（布拉格维申斯克）师范学院给KGB绘制了一年有关中国的军事地图。之后KGB过河拆桥，见他再无剩余价值，送他进了国际集中营劳改一年。他是人们讥笑的毛泽东培养的干部，既无文才，也无武才的那种人物，释放后到伯力远郊一个林场干活，和本地一位混血女人结了婚，生了3个女儿。打铁时火星飞溅，烫瞎了一只眼，老婆也带着女儿走了，杨涌又和新夫人孙海红结过婚。

此人会的俄语不多，更不识俄文。以后半年，他买房子，买家具、装修房间、安保险门，在警察局上户口，还有他的小舅子开公司，受骗后打官司，都是巧云义务给当翻译。和他一起蹲过集中营的他的山东老乡告诉我：“他是个KGB的老特务，在哈巴洛夫的中国人中搞臭了，待不下去了，才搬到哈萨克斯坦来的。”帮他出去办事，见他在苏联人面前老是点头哈腰，见到中国人则志高气昂，言语无味又面目可憎，不想和他来往了。

他的小舅子叫孙达孩，在国外的所做所为，确为太子党无疑，特别是他们那一套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气派更可知道。杨涌的新夫人一天到晚对他呼来呵去，“老杨你这老死鬼，给我倒杯茶来”，“老杨，你别满口喷粪”，如此骄横，真是八旗子弟。

孙达孩以北京市轻工业局外贸公司的名义在塔拉斯办起了一家独资的中国国营公司，买了汽车，花园平房，从北京拉来几车皮服装，鞋帽在塔拉斯批发。孙达孩是公司经理，杨涌是业务经理，办公司，翻译章程都是我帮忙的。等一切妥善了，他找了个理由叫我再也不去他家不和他们来往，过河拆桥的手段他还是玩得挺顺的。我在市场摆摊，经常见到他穿着苏联军官大衣，提着号码箱提包，目空一切地匆匆来往，一副大经理模样。也见到孙达孩坐着高级小轿车在歌舞厅进进出出。还听几位混血朋友告诉我，孙达孩不断出高价要他们帮忙找外国姑娘，年龄还不能超过16岁。而孙达孩已经四十出头了，在中国有老婆孩子，所谓来这里做生意便是拿国家的钱吃喝玩乐。他在公开场合说过：“我娘老子给共产党打下了天下，我们就是应该享受的。”他的嫖风所及，直到彼什凯克和塔什干。孙达孩，杨涌能把公司办好那才无天理了呢，他们公司不断出事。一次给偷了，损失几百万哈币坚戈；一次他们请的车臣业务员把仓库里的全部皮货骗走了，损失二十多万美元；还有一次是强盗进了他们住宅，用铁丝绑上他老婆孙海红和小姨的手，把全部美元，哈萨克币现金抢劫一光。小格格给吓坏了，送到阿拉木图住了两个月的医院。受骗后，他们把骗子告上法庭，得有个好翻译，原来不屑理我的杨少校和孙大少爷只好亲移玉足光临寒舍，请巧云给他们当翻译。干了几天，分文不付，送了我女儿一条牛仔裤顶数。犯不着给太子党卖力，犯不着给窃国者效劳，巧云甩手不管了。以后见到杨涌，他主动地骄傲地对我说：“老雷，我们官司打赢了。”我问：“货款追回来了吗？”他答：“法院封了骗子的房子，正在追讨中。”我敢保证，他们根本没这个本事在车臣人口里夺出食来。

几次出事，在塔拉斯又呆不下去了，要搬家去莫斯科附近的某个地方。临行前杨涌坐着小汽车向我告别，说“剩下的货我们都捐给此地孤儿院了”，还伸出三个手指骄傲地叫：“三百万。”天啦，这几车皮货，这三百万，都是中国国家的财产、是工人同胞的血汗，是谁批准他们拿到外国糟蹋，谁批准他们捐献给外国人的?他们可真是卖国贼。从与老干部杨涌和高干子弟孙达孩的交往中，我看透了太子党，也看透了共产党是如何放纵自己人的。

苏联气数已尽

1990年第二次归国探亲，回到塔拉斯，超了一个多月的假，给车间主任送了一瓶中国酒，抵消了旷工处分。这时，苏联的工厂纪律已经涣散到了极点，上班不上班，少有人过问。市场开放了，我们带回的几件中国白绸衬衣，拿到市场上一抢而光，换回了几千卢布，其中还有好几张百卢布的大钞，我们以前几乎没见过。我们心里高兴了一阵子，但很快便祸从天降了，原来是莫斯科苏联中央政府下了命令，五十卢布和一百卢布的大票作废，成年人手中有大钞的，一人可以持大钞换回一千卢布的小面额钞票。工人们不在乎，反正手里没钱，还有点幸灾乐祸。同时，卢布也宣布贬值，28卢布换一美元，比上次又贬了三倍多，和上次的加起来就贬值四十六倍了。最要命的是，银行冻结了居民全部存款，取不出钱了。即使按贬值的比值，也换不成美元了。怎么办呢？我写了报告，说家里存钱是买家具的。我的工资高。头头对我也不计较，让我拿大票子换出了小额钞票。巧云工作的美术社大多是一些土著画家，总是斜着眼看中国人，嫉妒心极强，换钱总是不被批准，吵了几次架，才用一百卢布一张的大钞换了六百卢布小钞。

以上还只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我们遭到的第一次小破产，以后又来了两次大破产：一次是苏联解体后，在银行存的几万卢布全部死去。另一次在1993年，钞票由卢布换成哈萨克坚戈。但货币变动最倒霉的还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而是官员和戈尔巴乔夫放开苏联国门后做生意发了大财的新暴发户，多是官员们的亲属和亲戚。苏联法律规定：凡在银行存款达到5千卢布的，都要写明来源，贪官和商人只好把不义或有义得来的大量卢布换成大钞存在家里，现在一下全成废纸了。江布尔州一个区的警察局长，家里有几亿百万大钞，一下子心脏爆裂死掉了。有的人拿着一袋一袋的大钞卢布在银行大门前高声咒骂，放火烧掉。

货币是国家的命脉，货币稳定和坚挺是国家兴盛的最重要标志。1948年中华民国蒋中正总统的行政院长、我们湖南老乡翁文灏把法币和关金改成金元券，民怨沸腾，商家破产，几个月后金元券成了废纸，国民政府很快在大陆垮台了。1964年印尼总统苏加诺宣布大面额钞票必须在银行兑换新钱，其中百分之十五作为对革命的贡献送给国家，一年后就发生了苏哈托将军武装政变，苏加诺政权彻底垮台。现在戈尔巴乔夫又走上了同一条路，一条难归的路。我当时就对朋友们说：“苏联完了。”

果然，几个月后，1991年，莫斯科八月政变发生：戈尔巴乔夫休假时，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宣布废黜了他，改组政府。

政变当天上午，电视和电台播送了这条消息，我是在澡堂更衣室换衣时一位哈萨克同事告知的。许多老工人听到后举手相庆，大多数人都漠然置之，本地报纸上却没有登出政变公告。晚上看电视，映出的却是莫斯科市民反政变的剧烈场面，几万人到红场保卫苏联的白宫——俄罗斯议会大厦，叶利钦的大本营。议长、车臣学者哈斯布拉托夫嘲笑KGB指挥发动的政变。政变部队的坦克在红场掉过头来保卫群众，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反政变演说，很快，政变便失败了。

但戈尔巴乔夫一家从修养地乘飞机回莫斯科，却毫无得胜的喜悦，他的小外孙女身上还披着条毛毯御寒，一片狼狈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随着八月政变的失败也一起失败了。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悄然落下，称雄世界几十年，不可一世的苏维埃帝国解体了，一去不复返了。苏联共产党也真无药可救，副总统、党务书记、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全苏警察总局局长）和中央KGB主席联手发动政变，结果一败涂地，自杀的自杀，出逃的出逃，苏联共产党的头头们昏庸到连政变也不会了。苏联的气数不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余音——我与沈元

以上文稿，写作于2000年，但只写到了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止。其实，在1998年和2010年，我还两次回过北京，都只是一个人，主要是与我在伊犁工作时结识的亲如兄弟的老友萧默弟见面，本书的写作还是在他的鼓励下完成的。关于1998年那次回国，萧在他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那本书中记道：

“我们曾失掉了几十年的联系，1998年他已过六十了到北京才再次相见。初见恍若隔世，泪眼相对，四手相执无语。光汉兄在我家住了几天，大谈‘老毛子’垮台如何解了他心头多年之恨。哪儿也没去，只在芦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待了一整天，仔仔细细逐版观看了全部版面。我要他回来，他说作过努力，但人老了，哪儿也不要，只得仍留在哈萨克斯坦当华侨，说是后代他管不了，他是坚持不入外国籍的，活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走前向我要录音机，问他干嘛，说是要录下他给我讲的他的全部人生，给我留下。我没给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宝贵的史料，你必须自己写出来。几年后来电话说写完了，30万字，但不愿出版，说是不想起到可能干扰国家大政方针的不良影响，我说不服他。关于他的故事，我想还是等到他哪一天想出版了，读者自己再读吧！”

2010年3月我再一次回到北京，与萧默弟一家和他的朋友聚会了半个月。我刚回到塔拉斯不久，突然，非常意外地，接到了一个从美国来的越洋电话，原来是沈元的姐姐沈蓓打来的，她也是刚刚通过萧默，辗转得到了我的联系方法，说是已经找我多年了。我一时非常激动，竟在电话里号啕痛哭起来。电话打了两个小时，我过于激动，把电话听筒失手掉落地上，才停止了。我给沈蓓姐写了长信，以后，我们经常保持着电话和电脑信件联系。

沈元，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是我的同年级同学，可以说是建国后中国历史学界出现的唯一天才。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文章问世后，有学者说他的成就要超过黑格尔。1970年4月18日，沈元被谢富治下令枪毙了，其时只三十二岁。

沈元，上海人，才华出众，因为1956年从英国《工人日报》摘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同学传阅，还发表议论，说“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国史和党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我们写的历史应该是信史，秉笔直书。五七年来了，沈元因此被打成“极右”，与我一起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劳动教养”。后来，在不能复学的情况下，凭着他的努力和才华，沈元写出了九篇很有份量的史学论文，被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看中，破格进了研究所，《〈急就篇〉研究》还在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影响非常大。

沈元被虐杀后，我在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同班同学（当然也是沈元的同学）王炳华得到消息，立刻想到了我。4月22日晚饭时分，一位监守我的红卫兵，也是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偷偷地塞给我一张纸条，我回到房间，偷偷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沈元在4月18日已被枪决，速自处”，正是炳华兄在他可能的第一时间托人送来的。其时正在“一打三反”，为了大造声势，各地都开始杀人，乌鲁木齐杀了，喀什杀了，伊宁市也开杀了，下一个就要轮到霍城，而我是霍城排名第一的反动派。我乘着夜色，也趁着那位红卫兵给我的一次逃跑的机会，逃出住处。只是当时我实在心慌意乱，不及多想，只想跳下霍尔果斯河了此一生算了，没想到跳下的地方河水太浅，才爬上岸来改为逃往深山的。我在天山里当了两天野人，24日午夜，才泅过霍尔果斯河，逃来苏联。

2010年4月，《一叶一菩提》出版了，获得了很大成功，默弟把书寄给了我。10月，他又给我寄来了再版稿，新加了最后一章“回首如夜曙色萌”，把年初我与他的聚会加写了进去，也把我与沈元的故事补进书内，还有我给沈蓓的信。让我就引用其中的相关文字，做为我这本书的结语吧：

“他带来了一厚迭稿子，手写的，名为《我的中国心结》，30万字，讲述了他的一生，早在十年前就完稿了。我说为什么不早点寄回来，回答说直到现在也没想过要出版，授权给我全权处理。我托人把手稿输入电脑了，粗粗翻了一下，非常精彩，我准备一有空就把它整理出来。

“他刚走，就逢到雷先生最亲密的朋友沈元遇难40周年忌日4月18日，我开始构思一篇文章《四月哀思录》，19日开始写作，正写着，忽然从电脑收到了一位女士的信，也写到文章里去了。请读者读读这篇文章的开头：

“今天，4月19日，一大早，打开电脑，想写点这些天来尤其是昨天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有关沈元的一些事，意外地，收到了一位女士的信。信很简单，写道：“萧默先生：非常高兴，这次通过韩先生能结识您，因为我也曾拜读过您的文章。更要庆幸韩先生通过您给我传来了雷先生的信息，盼保持联系。”信的署名为“沈蓓”。

沈蓓？我并不认识，但她与沈元却有着最亲密的关系，她是沈元的亲姐姐。而昨天——4月18日，正是沈元被虐杀的40周年。

同信还附来她给韩三洲和现居哈萨克斯坦的华侨雷光汉的信，在致雷的信中，沈蓓写道：“我知道并找你已经很久了，今日无意中得到你的电邮址，真是欣喜万分，请你告诉我你的电话，我盼望能尽快和你联系，并直接通话。”也很简单，急切的心情已溢于言表！”

“很快，感谢现代科技，通过电脑，现在美国的沈蓓和哈萨克斯坦的雷先生就联系上了，越洋电话打了两个钟头，以后又通了信，让我们读读雷先生给沈女士的信：

“沈蓓姐姐：
你好，请允许我以“姐姐”来称呼你，因为我和你遇难的小弟沈元从1956年开始就是老同学，亲如兄弟，无话不谈，并接受了他不少学识上、物质上的帮助。直到现在，每年清明、冬至我都要摆酒设桌来祭奠我的父母兄弟和他。他的年轻的音容笑貌、谈吐和柔和清脆、句句皆文章的话语，几十年来一直都留在我的眼前，响在我的耳边。

……

1966年，我因写了《伊犁史话》，被打成霍城的最大黑帮，加上老右派，成为全县全州重点批斗对象。6月，工作组通知我说：“极右分子沈元从北京给你来了封信，由我们保存，你给他写回信，交我们寄去，叫他老老实实认罪”。他的信我没看到，我回信只写：“我认识自己的处境，我当接受人民对我的处罚。”未及其他，交给了工作组，当时《人民日报》在批判北大校长陆平时提到了北大出了“极右分子沈元”，还成了学生学习的榜样。于是全县城都知道了“大右派”雷光汉在北京还有个“极右派”的朋友，学校和街上出现了“打到大右派雷光汉、沈元”的大字报。我知道逃不过这关了，不过我祈祷他能逃过此劫。当年10月，我被重新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到伊犁南台子煤矿挖煤，以后因戴近视镜无法下井干活，转到芦草公社修大东沟水渠。这时，我自己破罐子破摔，无他想了，只是担心我的老父在家乡挨斗，打成瘫痪卧床，还有沈元弟的命运。
1967年秋，萧默弟从敦煌给我寄来了35元钱，不久我二弟又寄来100元。当时到处夺权，没有人管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我决定逃离这个地方，到外面看看。1968年11月，我学红卫兵无票乘车的办法，到兰州经包兰线到内蒙，再到北京。一天，我去史家胡同看沈元，从中午到深夜我们一直在谈话，时间可能已是69年元月。他当时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住在19号，一进大门右边两间小房内，满壁是书，中间一个大火炉，煤火旺，很暖和。他们夫妻身体都好。我们一直在叙说文革中的遭遇，他说他被抓去大会斗、小会斗，还带高帽子游街。每次挨完斗回家，他姑父就流着泪对他说：“孩子，你哭吧，你抱着我哭吧！”还说：“进近代史所时，领导人向康生汇报，康生指示你们要好好教育他，此时又指示，‘要狠狠斗他’！”（这里还要插一句，1988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一位外办负责人、大约四五十岁的大官与我长谈了两天，我谈到了沈元的死。他说康生是个最大的两面派，说枪毙沈元就是康生最后决定的。）我们在谈话中都觉得暴政走到末路了，这是最后挣扎。他还说：“你是爱国的，1962年伊犁边民大批外逃苏联，你却没逃。我也是爱国的，我有很多海外亲戚，我也没想到要去投奔他们。”我们都流着泪，相互安慰和鼓励：“我们的祖国多灾多难，我们爱这个国家，不愿意离开她，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一个新中国。”说话时他还不时翻开《柳亚子诗集》，把里面铮铮铁骨的诗句念给我听。听说。常常半夜有小汽车接他姑父去看病，给谁看？他姑父从来不说。她妻子做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大米饭，上海菜——陶饭锅里蒸的肉末，里面打了几个鸡蛋，十分鲜美，我生平只吃过这一次。我们谈话时，他妻子用一架小巧的英文打字机打字，不时插话，都很有见地。她说：“圣经里说，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是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是文革的发明，电影《玛门教授》里面就有这样的场面。”深夜与他道别，他送我很远，还送我20元路费。想不到，此一别就阴阳相隔，我的好兄弟沈元竟惨遭杀害了，一代文星倏然陨落。
……

1998年我收到了郭罗基从美国来的信，随信还寄给我100美元。郭罗基曾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调干生，但他与别的极左党员不同，很有正义感，保护过沈元。郭在信中说：公安局的人曾经找过他和55级同学，说雷光汉已在苏联当了KGB，如果他回国，你们协助我们把他抓住。其实我虽然逃到苏联，却拒绝与KGB的反华企图合作，因而再逃伊朗，被他们逮捕，坐了牢，又流放了几年，大概中国当局这几年在阿拉木图见不到我的踪迹，便以为我当KGB去了。后来知道，这几年，他们在我湖南老家后山还夜夜放哨呢！1981年，感谢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过他们严格审查，我早已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给我发了护照。这些年，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与我的关系也非常好，过年过节常来慰问，让我享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郭罗基也保护过我。1958年，有一次全班同学出校劳动，回校时李铁城同学拉了一个板车，有些同学坐了上去，我一时忘了身份，也跳上去了。李说：“我还拉了一个右派呢！”我一听吓坏了，马上下车，跑着去向郭做检讨，害怕开我的斗争会。郭安慰我说：“没关系，你走吧！”他的宿舍与我对门，我听见他劝李说：“小事情，不要闹大。”1961年我分配到新疆，走前，李还找到我，笑容满面地鼓励我。他也是党员，也是有人性的。
与沈元最后相见以后，我流浪两广、云贵各地，寻找外逃的机会，没找到。1969年返回霍城。1970年初，开始“一打三反”运动，4月22日，我从一个渠道在第一时间得知沈元已在4天前被杀害了。这时，乌鲁木齐和伊宁市也开始杀人了，下一个就要轮到霍城。为了活命，当天深夜我不得不冒死出走，两天后，泅过冰冷的霍尔果斯河，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以后，又历经坐牢、流放、做苦工而活了下来。……
蓓姐，这就是我与沈元的一些情况。听你说这几年你都在找我，匆匆暂时写到这一些，言不成文，悲伤不已。

“沈元的被杀，更是一段惨痛的历史，我们再读读郭罗基先生的回忆：

“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传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沈元当时工作的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还从肉体上折磨沈元。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化妆成黑人，闯进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他被门口的中国警卫人员识破，当场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罢了！罢了！不再写了，比起沈元来，我要算是万幸了。虽然命中注定我将会客死异国，骨葬他乡，但永不会改变的，却是我那一团火热的中国心结。

我的苦难的祖国，我的多灾多难的同胞，我只能谨以一片赤子之诚，焚香东拜，以这本小书，聊寄我的无尽的相思！

流落国外一书生，胼手骶足求生存；千里无称悲伯乐，万言有著叹贾生。

关山已阻苏武路，须眉岂辱轩辕魂；苦辣酸辛只自知，窗外大雪落纷纷。

附录：

高华：一个“外逃者”眼中的苏联

——评雷光汉《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

（编订者言：雷光汉先生的回忆录《苏联流亡记》电子稿在出版前曾经最近去世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作者、中国著名近代史和党史学者，对中苏关系史也素有研究的高华先生阅读。其时高华先生正在重病之中，却不顾病危之体，执意写了这篇书评，说这可能是他最后写的一篇文章了。

文中高华先生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也对本书做出了一些深度的评论，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以后，影响很大。编订者认为此文有助于读者对本书和本书作者的理解和讨论，在高华先生生前征得他的同意和雷先生同意后，现将此文附录于此，供读者参阅。根据出版要求，在收入本书时有一些小的文字改动，文章副题也随书名的改动改为今题。）

一本奇书

雷光汉的《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是一本奇书，这是一位为躲避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的镇压，于1970年“外逃到苏联”的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在苏联中亚地区飘泊沉浮的实录。二十世记以来，虽然中国人写的旅苏观感为数可观，但称得上名篇的却不多，只有20年代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30年代初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及至郭沫若1946年的《访苏记行》和1952年刘白羽的《莫斯科访问记》，已完全落入程式化的俗套，无一不是对苏联新制度一味的赞美了。建国后的访苏游记写得好的也是曲指可数，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只有并未结集，发表在1957年春《文汇报》上徐铸成的访苏游记，从中多少能捕获一些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社会的变化（1975年我曾拿着介绍信在南京图书馆逐日翻看1957年的《文汇报》，时间一长，警惕性很高的管理员觉得不对头，就打电话到我单位进行调查，结果很快就禁止我再看了）。另一本就是少年时期阅读的《在阿尔迪克夏令营》，它叙述了一群中国少年儿童在1951年由老师和医生陪护前去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索契附近的阿尔迪克夏令营渡假的经历，曾激起我无限的神往。至于青少年时期在苏联长期生活过的一些高干子弟，则很少看到他们亲自写的作品，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生活经历的限制，人们只能通过《红樱桃》一类的影视作品多少了解一些当年他们在苏联的生活。

中国人写的批评苏联的长篇记实性读物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了寥寥几本，其中，1984年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的马员生《旅苏记事》最具史料和研究价值，另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唐有章《革命与流放》。内容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在苏联党争中被打成托派，在苏联极北地区做苦役几十年的经历，这些苏联大清洗的幸存者在50年代中赫鲁晓夫时期才回到祖国。

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虽然有不少在新疆的中国人逃往苏联，但从没听说他们中有人就他们在苏联的生活经历写出过作品，雷光汉先生的这本书应是第一本。

雷书的贡献和价值

雷光汉是文革期间的“外逃者”，写了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他在苏联中亚地区被审查、被监视、做工谋生活等等传奇般的经历。作者被KGB（克格勃）长期监控，以后又试图逃往伊朗，被抓回后再流放到南西伯利亚的国际囚犯农场。1979年中越之战，苏联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亚，还经历了中苏关系解冻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岁月，称的上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实录。

对苏联的中亚（而不是远东）地区，中国人相对了解不多。文革中红卫兵翻印过反修小册子，写中国留苏生在塔什干，都是苏联人怎么偷偷对中国留学生说他们热爱毛泽东。从这些膨胀的叙述中，根本无从了解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中亚就是苏联当局严控的地区，曾将许多政治上被怀疑的少数民族大量迁徙至此，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就是被安置在阿拉木图，以后也病逝于此的。

雷先生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底层社会，他接触的多是“下里巴人”，这是那些短期访苏，走马观花的中国高干和社会名流根本接触不到的群体。这些人写的访苏游记，除少数外，或是浮光掠影，或是借游记抒发满头脑的亲苏、慕苏情结，在价值上和雷光汉的书稿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例如，通过雷的书稿，我们才知道，在中国人受压最深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歧视中国人最厉害的还不是俄罗斯人，他们中的多数对中国人都还算友好，对中国人最坏的却是苏联的xx族等少数民族，“xx人的姓名因和中国人一样，长相也差不多，他们害怕别人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所以处处表现出自己对于中国人不一般的“愤恨”。他们口口声声我们苏联怎们好，你们中国怎么坏，每当遇到坏事，都是中国人干的，一逢上节日，大家都紧张，“中国要向我们进攻了”的谣言总会传到耳中。

雷先生的书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外逃者”，提供了在中亚地区中国人的众生相。例如，“伊塔事件”（1962年4-5月）前在中国新疆军区任少将的维族人（其实是俄罗斯族），跑到苏联后就在阿拉木图市场卖西瓜。作者说，在苏联的中国人死心踏地做汉奸的多是那些素来革命的“左派”，“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数是这些人……跑到外国来了，失去主心骨了……自然和KGB一拍即合”。相比之下，那些被解放军赶到苏联的前国民党时代的军政官员，一般都还洁身自好，也心系祖国。笔者印象特别深的是雷先生提到一位新疆边防军战士，因为一直入不了党就越境跑到了苏联，为了讨苏联人的好，马上将对中国领袖的崇拜转变成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他将俱乐部挂着的勃列日涅夫画像偷偷拿下来，压在自己房间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周围还用红布镶上了边，在像前供着插在酒瓶里的松枝，松枝上挂着一首用毛语录改成的快板诗表达忠心：“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苏联共产党，我一颗红心献给苏联共产党，永远跟着苏联共产党中央”，每天像念魔咒般对着勃氏画像念念有词。他以为这一套在中国吃得开，在苏联也一定吃得开。可是苏联人见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一个苏联老百姓如此热爱勃列日涅夫，更没人在宅内贴他的肖像”。后来，因为苏方没有接受他当苏共党员，他就把勃氏肖像的眼睛挖了，一个月后，区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以流氓罪判了15天劳役。苏联人下手还是轻的，如果在中国，单凭这一条，就得挨枪子儿。此等鲜活的细节，是那些短期访苏者，甚至留学生也永远无法发现的。

“外逃”曾是一个严重的罪名

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有时也被称作“叛逃者”），这在文革或文革以前都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说那时被检举“偷听敌台”就得坐牢，若是被认为是“叛国投敌”或“企图叛国投敌”，被捉将回来，不被枪毙，也得判个长期徒刑。

最早知道“叛逃”这个词还是在文革前，报上说中国驻荷兰代办叛逃到了美国！看到这条消息使我非常震惊，这么重要的外交官怎么也会叛逃？以后读书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发现我喜欢读的那本反蒋小说《侍卫官札记》的作者也是一个“叛国投敌”分子。还听说文革中的中国驻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鲜，在鸭绿江边被抓了回来，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1979年后该大使获得平反)！

以上都还是一些个别现象，实际上，“外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建国以后就出现了，1957年后人数迅速扩大，除了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在政治运动中蒙受打击走投无路的右派、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只是后者成功的极少。他们大多天真，缺少社会阅历，又不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更无钱和蛇头拉上关系，加之不会说广东话，要逃到香港，比登天还难。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1957年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当大多数右派大学生对什么南斯拉夫、英国想入非非时，他既不去英国代办处要求政治避难，也不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保护，而是涂改了学生证，买了一张南下深圳的火车票，准备逃往香港。谁知刚下火车就被当场捉去，从此在青海格尔木劳改了二十多年。

那些成功的逃港者，多是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人数最多的一波是1962年5月，以后才知道这是当时的广东领导者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饥荒年月中放逃饥民的一条生路，同时也是为了减轻当地的粮食压力。广东老作家陈残云的小说《深圳河畔》的书名很吸引人，可是他一个字都未提起逃港风潮。在那个年代，谁都不敢公开点出这个问题。

与广东大逃港差不多同时，发生在1962年4-5月的新疆“伊塔事件”，既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有关，也是苏方对中方“反修”的报复，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人员的策动下，北疆几个县有六万多中国人外逃苏联。在这之后，在中国的压力下，苏方关闭了边界，一直到文革初期。可是没想到，文革中居然还有人不怕死，通过不同方式越过中苏边境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跑到苏联去，而逃苏人数之多，要不是读雷先生的书稿，也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在文革中的大字报上看到老人家就傅聪“叛逃”一事说的一番话，就知道决不能当真。他说，让他们跑（到国外去）吧，让他们去吃黑面包（大意）。虽然在“伊塔事件”发生时，他批准新疆军区的两个俄罗斯族少将（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伊犁军分区参谋长马尔果夫）要求回苏联的申请，甚至还指示给他们开欢送会(跟随他们回苏的还有军队中的俄罗斯等族校、尉级军官四十余人)，但那只是极个别的事例，不具普遍意义。最高领袖批准军队中的亲苏分子回苏联，着眼点是为了彻底清除苏联在中国军队中的影响。李丹慧的研究提到，“伊塔事件”后，中国大大加快了遣返苏侨的行动，甚至放宽到“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中方对要求前往西方国家的苏侨333人也提供了协助，这在过去都是不可能的。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政治上的考量，即把“苏修”在新疆的“腿子拔掉”，具体办法就是“挤其出境”。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50年代末在新疆的12万苏侨，只剩下201人了，他们实际也处在中方的监控之下，这样就基本清除了苏联在北疆地区长期经营形成的社会基础。

所以，桥归桥，路归路，1962年对“伊塔事件”的忍让态度，并不意味中国将把此奉为长期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卡斯特罗在60年代前期的几年让愿意离开的古巴人坐船前往美国的迈阿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苏联（除了20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列宁曾放了一些俄国著名知识分子去欧州）等都没有这样“洒脱”。东德为了防范它的人民“叛逃”到西德，1961年8月13日，还特地建了那道有名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不知有多少东德人被自动步枪扫射倒在柏林墙下！也是在1967年，还是从大字报上看到音乐家马思聪在逃到美国后写的那篇有名的文章《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至今还记得这份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却没有声音。写到这里，联想到中国在1979年后允许自费留学，进入21世记后，又开放港澳游、港澳自由行、台湾游以及中国公民国外旅游，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和进步啊！

雷的书稿中说，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苏，最先逃去的汉族人，苏联都送回来了。一送回中国，就开公审大会，把外逃者枪毙，以后苏联就不往回送了。“这次外逃虽然没有成潮，可经历的时间十分长，一直延续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下乡的知识青年，失败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红卫兵，被打倒的‘走资派’，甚至，还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国边防军官兵”。

据雷先生的观察，KGB是按几种情况处理的：“凡属受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审查后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凡带家属或孩子逃过来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在审查后安排在城市或农村，大部分在农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问题逃过来的或者在中国有刑事问题的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头头或成员，在审查后便会以”破坏苏联国界罪“送到国际劳改营服刑1-3年，再送到集中中国逃亡者的北方农场干活”。

雷先生说，中国人过来以后，大部分在农场或工厂打工，也有照相，钉皮鞋，卖烤肉串的，只有个别人当上了教员，医生和画家，也有以后成了工程师，博士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保留了中国国籍，大部分都入了苏籍，少部分不愿归化苏联的人就持无国籍者的护照生活。

这些当年的外逃者如果不是文革结束，注定是要被当作“叛国投敌分子”永远受到谴责，他们自己也不敢回国，除非认罪自首。雷先生在1980年代后，作为“无国籍者”，和我国驻苏使馆取得了联系，使馆人员对他亲切有加，给他恢复了中国国籍。

这都是因为国内大气候发生了变化。他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最高法院1979年后有了新精神，宣布要将因生活困难，出去投亲靠友，找生活出路，或在运动中因一般问题，或没有问题而偷越出境的人与因贩毒等追求私利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更要同为叛变投敌，资敌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前者是违法行为，后者是犯罪行为。这样，雷先生才获得解脱，后来还成了爱国侨领。

1970-80年代初，苏联百姓丰衣足食，生活水平远超中国。在中国官方的对苏叙述中，有关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是随两党两国关系的好坏而变化的，简言之，关系好时，中国人被告知苏联人生活在天堂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部摄于战后乌克兰大饥荒岁月，粉饰生活的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在中国大放特放，不知迷倒了多少天真善良的中国人，以至于1949年任弼时要对陪同他前去苏联治病的中方工作人员提前打预防针，告诉他们，苏联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正在恢复，各方面都很困难。中苏交恶后，中国人又被告知，苏联人吃的是黑面包，西红柿只有乒乓球那么大。再以后，国人又跟着领袖嘲笑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好像自己吃得比苏联人还要好，其实中国当时不知有多少农民真的如同赫鲁晓夫所说，喝得就是“清水大锅汤”（这句话也是道听途说，到现在也没见过赫氏原话的材料）。

应当说，在50年代中国公私合营前，中国的轻工产品大大丰富于苏联。我有一位前辈朋友是1952-1957年列宁格勒大学的留苏生，他告诉我，在参加1955年屠格涅夫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一个不熟悉的苏联教授用各种花言巧语（“中苏友好”一类大话）用他质地非常差的领带，和他交换了他从中国带来的一条领带。他临毕业时，苏联朋友看中了他的一件出国时由组织上置办的呢绒大衣和一只牛皮箱，也想交换去，但他没有答应。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明显高于中国。1957年夏，我的这位朋友学成归国，发现怎么国内到处都有“叫化子”，此事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时正是反右运动高潮，他知道，必须对此三缄其口。他如此谨慎是有道理的，以后仅在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就打了四名右派，并被遣送回国。

斯大林去世后的赫鲁晓夫的十年和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执政岁月是苏联承平的年代，勃氏上台坐稳江山后，逐渐停止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措施，以推行新斯大林主义、维护特权集团利益和加紧对外扩张作为基本政策的出发点，但是毕竟没有像中国那样瞎折腾，到了70年代，国家的整体实力走向高峰。

雷光汉生活的地区是苏联欠发达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以后被KGB安置在塔拉兹（斯）市，此城在斯大林时代叫江布尔市。江布尔是哈萨克一位著名的行吟诗人，活了将近百岁，在50年代的中国颇有名气，他曾因歌颂“兴都库什山的雄鹰斯大林”而蒙受恩宠。

雷书稿提到，苏联地广人稀，工作非常好找，中亚地区体力工人的工资很高，远超过医生、教师等知识分子，女医生、女教师嫁给工人的比比皆是，政府且不断下调物价和增长工资，在苏联实行的是全民公费医疗，全民义务教育，全民社会福利，“只要在苏联土地上，不管户口在何处，看病，上学都不花钱，住院了还发全额工资”。“人人都得上完十年制中学，相当我国高中毕业。学校全部免费，包括免费教科书和午餐”。“每个城市，每个区，甚至每个大些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儿童夏令营，建在山上或河边的风景优美的地方，房子像疗养院一样好，辅导老师，医生，护士，厨师一应俱全。学习，游乐，体育设施应有尽有”。

物价、房租和交通费极其低廉，一块列宁格勒出产的东方牌手表，才15个卢布。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费用都只是象征性的。市内交通一次，不分远近都是5戈比。1个人1个月煤气费50戈比，水费20戈比，一度电2戈比。一般群众的生活都非常富足。作者在80年代初结婚生女，政府马上分配给市中心一大套三居室，房屋虽然不豪华，但铺有地板，房租极其便宜。

现在知道，70-80年代初苏联人的生活富足全赖政府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挣得的大量美元所赐，到了1984年后，物价出现上涨而工资都已冻结，90年代叶利钦上台后推行“休克疗法”，使老百姓手上多年积攒的卢布一夜间变成了废纸。

雷书详细叙述了他所接触的苏联KGB这个神秘的组织全面渗透在中亚的华人社区，大量招募特务，无孔不入的情况。其搜集情报的效率之高，也可堪称世界之最。从他的书稿中也可以得知，到了70年代，KGB工作人员已一改斯大林时期之魔鬼形象，全面实现了知识转型，仅他所接触的KGB，就发现有100多人通中文。这些职业特工有礼貌，有文化，他们攻心为上，在审查雷先生时会对着他唱50年代中苏友好岁月时的流行歌曲《莫斯科——北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KGB居然向雷先生表示祝贺，使他虽亡命异邦，还能保有一份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作者还说，“KGB的监狱是苏联最文明的监狱，没有见过犯人受骂挨打的。伙食不好，面包却吃不完，发的莫合烟也抽不完。每月允许亲属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于警察局管的监狱则是暗无天日的地狱……搬到当时的中国来也是骇人听闻的”。作者感叹苏联特工的文化素养之高与他曾打过交道的文革期间的中国“公检法”之简单粗暴形成强烈对比。

作者对建国前KGB在中国的活动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大名鼎鼎的KGB--塔斯社驻华记者罗果夫和他的掩护单位——上海著名的时代出版社。其实，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以后又担任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罗申也是一个KGB将军。此人在新中国还故伎重演，企图在中国人中发展苏联情报员。苏联驻重庆的潘友新大使也是KGB将军。但说来中苏原是一家人，中国的反间谍相关业务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开展的。例如，刚进北京城不久，苏联就派出KGB专家检查中南海的空气，查空气中“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让许多老干部开了眼界。又如领导人的食品检查制度，也是苏方手把手教的。邮件检查系统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的。苏联在中国公安部总顾问的办公室就安排在部长罗瑞卿办公室的外屋，他可以阅读公安部的一切报告和文件。毛要求李克农对苏一切公开，“脱得光溜溜”，但李心中有数，私下对社会部干部说，即便脱光，心中想什么，对方还是不知道的。

到了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中国方面对从苏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已有防范，提醒他们不许“乱说”苏联的情况。中国官员与苏联人私下的一般交往，甚至在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与苏联记者吃个便餐，都会被怀疑是“传送情报”，第二天就会受到单位领导的警告。接下来的几年是中国的大饥荒，都有中国大学生不知深浅地给苏联驻华使馆写信，甚至要求苏联方面批准他们前去苏联留学，其思想之幼稚，今人难以想象。更有甚者，60年代初，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作人员，有亲属曾经留苏的，原家如住中南海，都被要求一律搬出。1960年从苏联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成回国的中国留苏生，也整体地被不信任，全部被安排做次要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范KGB在中国的渗透，今天看来则是反应过度。

60年代初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一些领导人对苏焦虑感与日倶增，KGB被无限放大，谍影憧憧，康生等有了用武之地，也懒得对留苏人员再作区分，干脆采取“一锅煮”的政策。长期担任毛的俄文翻译的师哲虽然在30年代曾是“格伯乌”（KGB的前身）工作人员，但在1940年就回到延安，到了1962年也被关进了秦城。同年，康生还把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原东北局外事处负责人，中共妇运元老卢竞如投入秦城，一关就是十八年。到了文革，更是把大批历史上与共产国际、苏共有联系的老干部、新干部如阎宝航、阎明复父子，吴克坚、萧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等统统打成“苏修特务”或“苏修特务嫌疑”，全部投入秦城监狱。

以常理看，作为北大学生，当属天之骄子，其实北大早已不是“五四”时代人们心目中的民主发源地了。建国后，北大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冲击，五四以来的学统已完全断裂。老知识分子遍体鳞伤，早已三缄其口。校系党的领导，多为政治挂帅的政工干部，学校还收取了为数众多的调干生，康生、陈伯达等也不时来北大作大报告，学校的整体氛围已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能学多少，全赖自身的努力，而学生间的对社会批评性的思想交流，因恐惧告密，也基本不复存在。这就使得一些学生除了专业，几乎不再有个人的思想活动，他们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全都来自《人民日报》和领导的讲话。雷光汉在书稿中提到他逃到苏联后，向审查他的KGB提出，要求把他送到台湾和新加坡，他的理由是那两个地方都是中国人的地方，他愿意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可问题是，苏联人为什么要满足他的个人愿望？雷说，因为中国报刊说，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他以为到了苏联，就可以自由到世界各国去。雷先生如此天真，自然是处处碰壁，在KGB眼里，判断一切事物的唯一前题就是估量他对苏联有无实用价值。文革中跑到苏联的流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接触中国的绝密情报，也不是中央领导人的子弟，他们的利用价值非常有限，不把你派回中国做间谍，已是开恩，你还想这个，要那个，纯属异想天开。作者提到，他向KGB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被当场挡了回去，苏方告诉他，可以接受他“避难”，但他不具“政治避难”的资格，“只有王明才有政治避难的资格”，“因为你只是一个教员，不是刘少奇，不是乌兰夫。”

作者对中苏两国体制的弊端有较深认识，但过于强烈的爱国主义也使他存有某种“护短”的心态。作者是1961年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因对历史上俄国侵华行径不满被被打成“反苏分子”和“右派”，后被发配在伊犁离霍尔果斯口岸七公里的一所中学教书。在中苏两国的经历使他对两国体制有很深的体会，他认为苏联是一个“虎狼之国”，一直对中国抱有扩张的野心，但是他也承认，苏联比中国文明进步。他说苏联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国制度相比有一个大的不同，“那就是苏联还容许人性的存在，而中国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灭光了”。他待过几个苏联监狱，发现“里面的狱头狱卒，审判官员，都还有人性，对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内，请他们帮点忙，给点方便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中国却完全相反，一次次严酷的阶级斗争把官员最起码的人性都抹掉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又低，最少文明修养”。他说，他见到的国内那些整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性如虎豹，心似蛇蝎，一脸凶相有如夜叉的”。他还说，虽然“离开祖国也多半辈子了，还时时做着挨整的梦。梦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国内那些自己的同胞。

然而，作者在某些关键性问题上的态度也是矛盾的。这本书稿写于2000年，作者声称，他压下书稿是担心书稿出版后会损害中国，其实批判极左主义与损害中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跑到苏联，却情不自禁地成了国内某些极左方针和理论的辩护士。例如，他读中苏论战的“九评”，觉得“篇篇是雄文”，而苏方的应战文章又是如何没有水平。国内在文革中大骂王明是叛徒和叛国分子，他也跟着大骂王明是“奸贼”，说如果王明在他眼前，他要上去打他几个耳光。总之，他看苏联是处处不顺眼。依常理，作者亡命苏联，苏联纵有千般不好，万般不是，但是没有把他送回中国，否则等待他的只有被枪毙或被判重刑，对收留他的苏联，他似乎多少应有一丝感激之情，可是从书稿中却找不到这样的痕迹。书稿中KGB对雷说的的那句话是击中要害的：“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是谁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一挨斗就跑到外国去，你们都是怕死鬼。”雷先生也承认，听到这番话，感到无地自容。

尽管觉得面子上难堪，然而并不影响雷先生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爱国”，由爱国的立场出发，他绝不允许苏联人当他的面批评中国的最高领袖。以后发展到“如果有人骂xxx”，雷先生就要和他“干仗”。有的苏联人奇怪地问他：“你们如此地热爱你们伟大的领袖，为什么还跑到我们苏联来了呢？他回答道：“我们中国的事不能叫外国人管，中国的xxx不能叫外国人骂。”

雷先生的思想和逻辑出现了严重的不连贯性。与雷不同，我所读过的一些外逃者的回忆录在思想和逻辑上大都保持着一贯性，其中一本回忆录的书名就是《月是异乡明》。该书作者生活在著名侨乡广东潮汕地区，建国时只有12岁，对共产党充满崇敬之情，但因“原罪”在身（其父是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少将），与其母被扫地出门，又因长期收不到侨汇，饥寒交迫，被当地干部和群众蔑视，最后抱必死决心，于1958年冒险犯难，偷渡深圳河，来到香港，以后投奔在台的父、兄，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构长达五年的秘密审查和监控，但他还是觉得“月是异乡明”。有意思的是，在此书作者的出逃计划中，居然把苏联也列入出逃国之一，尽管放在最后一位，他说虽然苏联也不好，但起码不天天搞运动，开批斗会，还可以读书升学。他有如此的认识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他只读了六年小学，其间因是地主后代还被无辜开除，以后千辛万苦才上了一所极为简陋的华侨子弟补习学校，他的知识和识见主要来自于他的借书自学和人生经验。

雷光汉的思想和逻辑矛盾的深层原因，我称之为“自大的爱国主义”。雷先生在新疆当年的朋友萧默先生称他是“痴情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有道理的。从他的书稿看，雷先生的爱国主义有时显得混沌不明，在对苏联的问题上尤其如此。说来他并不了解5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随着更多的历史档案资料的问世，现在已越来越清楚，中苏双方对此都负有责任，而不能把关系破裂的责任全都归咎于苏方。作者多次提到，在赫鲁晓夫时期，在苏联的中国人比较自由，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当局全面收紧在苏中国人的居住自由权，中国人不许居住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只能集中安置在中亚地区或其它边远地区。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几乎公开批判赫鲁晓夫，没多久就开始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全面倒退，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中国方面批判“赫秃子”更是不遗余力，一时间双方似乎形成了歌颂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的统一战线，而中苏两国的老百姓对这些言论都照单全收。作者虽然肯定赫鲁晓夫在推动苏联“解冻”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几乎未提及赫氏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是书稿的一个不足，当然，这不能归咎于雷先生。今天我们从苏联解密档案中知道，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他顶住苏共政治局内不同意见的压力，坚持要把从中国获取的权益归还中国以及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援和军援。而被中国高度称颂，视为同志和亲人的“伏老”（伏罗希洛夫）却是地道的大国沙文主义者。1957年春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本来只是一次没有具体任务的礼仪性访问，却受到最高礼遇，中国方面可能是为了给赫鲁晓夫一点“眼色”看，有意超规格的接待这位斯大林的战友，中国最高领袖不仅亲自去机场迎接，还罕见的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接受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是否知道，就是这位貌似慈祥，动辄就会流泪的“伏老”，坚决反对将旅顺军港归还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争取他的谅解，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出访北京前几天，才勉强得到他的同意。

“爱国主义”——宗教式的凭籍

随着雷先生展开他的奇特的旅苏生涯，我在思索雷先生究竟要追求什么？他的“爱国主义”出了什么毛病？

雷先生要生命安全。他在文革的高潮中为免遭镇压，被迫亡命苏联，这是无可厚非的，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们总不能要求一个无罪的人.引颈待戮来实践他的爱国主义。他因地利之便，泅河到了苏联，当年又有多少知青逃港不成而浮尸深圳湾海面，相比之下，雷先生是幸运的。

逃到苏联后，雷先生被KGB长期监控，又受到在中亚的苏籍XX等族人的恶意对待，激起他强烈的爱国主义。雷先生来到苏联后写的有关新疆四年文革历史的材料被苏联人搜去并改编后以化名出版，以后在他出逃伊朗被抓回后还因此减轻了对他的处罚，但苏联人要他在批判中国的电视片中现身，他坚决不从，还处处批判苏联，歌颂中国，这才引起KGB的那些嘲讽话。尽管雷先生不愿意批评中国最高领袖，但他的出逃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于是雷先生更加热爱中国，甚至到了80年代，他还带话给国内有关方面：在我国宪法上加上一条：在苏维埃帝国没有崩溃以前，凡主张中苏友好者，应以汉奸论处！其态度之绝决，令人难以想像。看来在绝望和困境中，爱国主义也可能成为一种宗教，雷先生就是一典型的范例。

那是一个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特殊的年代，苏联和中国都不正常，置身在那个时代，中苏两国的大人物或是升斗小民，他们的言和行，在今人看来多少都有些不合情理，比如，今天若再读在几十年内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苏联理论沙皇苏斯洛夫或波洛马廖夫的大作，几乎就是一种自虐行为了。所以，雷先生的爱国主义即便有些偏颇，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年的那种情况下，除了爱国主义，他还有什么可凭籍的？雷先生毕竟是北大毕业生，和那些普通逃苏者不一样，除了要活命，还要追寻“生活的意义”。作为一个“无国籍”人，在苏联到处被监控，台湾、新加坡不能去，大陆搞文革天昏地暗，更是有家不能回，这种内心的辛酸和煎熬，他人又怎么能够体会？于是爱国主义便成了他的安身立命的防御性的武器！

读雷先生的书稿，很自然带出一些问题，但更多的是一份尊敬和欣赏，就是那些疑问的方面，我也愿意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以一种同情与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的去体谅他。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雷先生的书都是有很高价值的，是他用半生的心血写出来的，值得研究和关心中苏关系史的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