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学渊评戴晴文章《中国的执政党》：辛亥百年，共产九十，共和失 败，共产胜利，问究竟是哪个阶级胜利了？是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 者”吗？不仅不是，工农大众还是共产革命的最大的受害者，为共产 革命流血是他们，三千七百万条饿魂也是他们，哭天喊地的“弱势群 体”还是他们……。可是，《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不仅要清算邓小平 “复辟资本主义”，还要“再共产”一次。试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愚 蠢？我曰：《乌有之乡》是弱势中的弱智，并不代表工农的利益；其 领袖人物张宏良孔庆东虽说都是大学的教授，实质都是政治疯子；至 于薄熙来是什么？还须刮目相看。要问：为什么中国的工农大众人多 势众，却一点力量也没有？莫非他们不是造反的英雄？不是的，造反 的英雄是书生毛泽东，不是文盲的冲锋。那末，什么主义才对工农最 有利？有人说是“民主社会主义”，我说是“福利资本主义”。看！ 西欧北美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个个活得象老爷？因为他们手里有选 票，所以他们能逼迫民意代表立法为他们从比尔·盖茨嘴边分一杯 羹。张宏良或许说：我们把比尔·盖茨杀了，共了他的产岂不更好？ 我说，杀了他就杀了生产力，就没有鸡下蛋了。孔庆东或许说：工农 大众才是生产力。我说：你大大地错了，工农大众是劳动力，是下游 生产力，比尔·盖茨是上游生产力，是互为依托的两方面。过去共产 党依靠下游，消灭上游；今天的共产党自己要争上游，把下游民众一 脚踢开，结果又有人想造反了。然而，造反成功无非是再杀鸡取卵一 次，把饿魂三千七百万条的数量再翻一番，最后还得找一个邓小平出 来解决吃饭问题……于是“共产——复辟”的历史再循环一遍……。 那末，毛泽东搞共产不对头，邓小平搞复辟为什么又出问题了呢？答 案也很简单，邓小平是一个思想有片面性的人，共产时他很积极，复 辟时他又义无返顾，结果里外不是人；我不能说邓小平没有均富的思 想，但是他没有均富的理性手段。我们要实现“均富”，首先要坚持 能“致富”的资本主义，因此就一定不能“共产”，就不能清算邓小 平；我们还要和平理性地“均富”，首先必须“均权”，只要工农大 众人手一张“选票”，就不必鼓吹“武器的批判”了。 戴晴：中国的执政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无可替代的、无由挑战的执政党，名号为 “中国共产党”——这无人不晓。问题是，它依旧如一百六十多年前 如马恩所宣称，九十年前由列宁所手创的那样，是一个以“共产主 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者同盟么？ 奉世界革命为圭臬，并且在被压迫民族里边创建分支机构（包括“中 国支部”）的第三国际，早已宣布解散。二战之后拔地而起的社会主 义阵营也解体二十多年了。依旧打著红旗、掌著国家行政大权、并且 还自称为“共产党”的，世界上还剩五个。本来，旗号和是否在位并 不能说明什么。那么，是不是共产党，有没有标准呢？ 人们最先想到的，当然是《共产党宣言》。时至今日，以笔者之有限 阅读，尚未见中共当局对一八四七年马、恩两位起草的这份纲领，做 过正式撇清。非但不撇清，官方正史一以贯之的做法，是将该文献与 中共的成长、壮大、高尚、无敌紧绑在一起。 虽说近年毙掉的、抓起来的、跑到境外的CCP高官，和共产主义真谛 的联系，也就剩下案发之际拿掉的那张党票了。不意近日该党指挥下 的广州部队文工团，为其九十大寿献上的话剧《共产党宣言》，竟惹 出台上台下一片发自内心的激情兼热泪——当然它讲的是一九二○年代末中共还没也走进乡间、抓牢农民，尚处于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发轫期的故事。本著者坚信那年头秘密宣誓参加共产党的，绝不会想到法拉利跑车和盘古大楼顶层四合院——时至今日，这已是红色贵族日常享用。问题于是变成，今天在中国执政党的那个党，还是不是《共产党宣言》所定义、所激励的共产党呢？ 这部《宣言》里边，最为先贤所称道也最具号召力的，当属“为绝大 多数人谋利益”。九十年过去，不能说中共没有竭尽全力地“谋”： 上海工人三次暴动、南昌和广州起义、开创红色根据地、长征、以及 调动兵力上百万的“解放”战争，哪一次不是尸横遍野？照中共自己 的说法，这都属于“谋”之手段，至于“利益”，只待好人把政权从 中外坏蛋手里夺下，只待红旗飘上天安门，为咱工农弟兄谋利益的好 日子开场了——无奈六十年过去，不说三千七百万人活活饿死（属于 “交学费”），怎么到了今天，只见都市的“血色豪华”，只见党国 高官令世界瞠目的采购力，至于“绝大多数”：下岗和在岗的工人、 失地农民……，事业初创，领导们都很忙，总有轮到的一天。 再如《宣言》在精神领域（关于“自由”）所称道的“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拿这段话卡一卡中共一九四○年 代争民主时候的言说，比如大救星那篇《论联合政府》，真可谓同声 同气押韵合辙。但天下打下来之后呢？我们知道，“自由”确实郑重 地写入《共同纲领》和宪法，可惜六十年现实告诉我们的是，连李济 深、张澜、黄炎培等极肯与之合作的一流政治家，都明智地自我噤 声，何论储安平、罗隆基、林希翎们；还有从顾准到艾未未、冉云 飞、滕彪、陈光诚等一整批坚守良知的自由思想者。至于从彭德怀到 辛子陵等一心救党的好同志，平心而论，他们并没有拿“自由”说 事儿，却是连赤诚进言的空间都没有了。 但《宣言》里边触目皆是的精彩论说，虽说一百五十多年过去，在而 今中共天下，竟意外显得亲切又清晰：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 阶级”；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 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 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 在这里，还用得著列举人行工行、石油石化、铁路航运、通讯传媒等 等“国字头”们么？也不必引用多少人占有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 和已然接近五的基尼系数吧；只说几乎没有一天不曝出的暴力拆迁、 暴打摊贩、商业性截访……包括临川大楼爆炸和威风凛凛开赴增城的 上万武装……。 中国似乎回到了一八四七年马恩两位老鼻祖所观察与感受到社会。莫 非，依照《共产党宣言》，九十岁的中共正面临凤凰涅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