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作者: 芦笛

 

毛泽东的第一个人格缺陷是深重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这是他最主要的心理疾患，若干其他人格缺陷尤其是妄想型人格失常（详见下），都可以看成是这一情结的衍生物。

如同其他心理病人一样，毛的自卑情结也来自于青少年时代自觉遭受歧视或被忽略而受到的心理创伤。他受到的第一次刺激，是在17岁进入东山高等小学之后：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1]

到北大图书馆打工后，他再度蒙受了类似刺激：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2]

在中央苏区与苏联留学生们发生的冲突，愈发强化了毛泽东原有的心理疾患。他不但被架空，而且失去了话语权。国际共运本质上是宗教运动，其领袖必须是“口含天宪”的所谓“理论家”。在动辄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的海龟面前，这位没看过什么马列原著的土包子只能张口结舌，自惭形秽，自尊心多次受到强刺激。任弼时只是没点名地批评过他“狭隘经验论”，就被他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几十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要反复提起。博古、李德等人告诉他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山沟里是没有马列主义的”，以及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笑话他“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都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以致他在得志后反复提起。

这一系列心理创伤，使得毛泽东产生了进攻性的自卑情结，表现为自尊心超强，过敏，斤斤计较，睚眦必报。

1948 年，千家驹等人去西柏坡见毛泽东。毛问起千的姓名和经历，千回答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毛的一顿牢骚。毛说：“哦，大学教授呵！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3]

毛对张怀恨在心，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张申府是管理他的图书馆助教。张有次拿了份书目交给毛缮写。毛却全部写错了，张只好又退给他重写。如此区区一件小事，却让毛记恨了一生。张却还不知道闯了祸，1945年毛到重庆，请张吃饭，开头还十分客气，但当张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只不过因为张在那书的扉页上题了：“润之吾兄指正。”中共建国后张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士钊曾向毛求情，让张出来工作。毛却拒绝了，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怎么安排呢？”[4]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遭遇，让他养成了对知识分子偏执的憎恨仇视心理，在当国后便动用国家暴力，持续歧视与迫害知识分子：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5]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6]

“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7]

由此出发，毛堕入反智主义泥塘，以其拥有的巨大权力与感召力，将蔑视与否定知识的反智主义化为全民意识形态，更将全面系统摧毁教育化为国策：

“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8]

反智主义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特有的现象，也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并不见于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换言之，它不是从苏联进口的，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是与毛相伴生、相终始的历史现象。列宁和斯大林当然仇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迫害他们，但并没有迁怒到知识本身上去。相反，列宁的名言是：“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上是个政治决策，亦即不相信旧知识分子能为己所用，但从未否定过书本知识与专门技能的作用，盼望的是用自己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知识分子取代老一代。然而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病态的偏执发泄，毫无理性可言。即使是在50年代初期学苏联办“工农速中”、“人民大学”那阵，他也从未像列宁那样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迅速掌握为建设现代文明社会所需的一切文化知识的重要，从未流露过迅速培养自己的专家去取代旧知识分子的急切心理。自“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就公开打出了反智主义的旗帜，“外行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内行”成了国策，“大老粗”变成了一种尊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了人人熟知的口号。

毛泽东执政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奇特的独有的反智主义偏执，我看完全是其深重的自卑情结使然。他之所以在反右后抛弃了苏联那一套，转向反智主义，我看就是所谓“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论诸如“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不学有术，民主党派有学无术”等等诱发了他深重的自卑情结。令人悲哀的是，恰是毛对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入骨鄙视与嘲骂，使得他获得了工农大众的欢心，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领袖。

【注释】
[1]《红星照耀中国》。
[2 ]同上。
[3]陆铿：《千家驹传奇及其与毛泽东的恩怨》，《言论》2002年第9期
[4]章立凡：《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
[5]1957年7月9日上海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452页。
[6]《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电子书。
[7]《对在京艺术院校施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电子书，第12册。
[8]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