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一位女作家离世，
南玲北梅已成绝响
翟永存 (2013-05-08)
96岁梅娘于昨天（五月七日）上午逝世，她的女儿柳青老师说，梅娘走时没有痛苦，很安详。
梅娘是四十年代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与张爱玲齐名，人称南玲北梅。
虽然梅娘的知名度不如张爱玲，但她的身世比张更为苦难曲折传奇，更令人感慨——丈夫死于海难，梅娘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教，小女儿病后被送往福利院得不到医治，死时才十四岁，唯一的儿子在串联中染上肝炎，又因无钱医治，离开人世。
最后一位民国女作家离我们而去。她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做责编的《梅娘自述》还未印出来，没有让梅娘老师看到书，心里非常难过和歉疚。
半年前，我曾上门采访过梅娘，梅娘送给我她新出的书《与青春同行》，还写下赠言，幽了我一默：永存，愿友谊永存。
以下是我写的关于梅娘的纪实稿。
南玲北梅，梅娘比张爱玲更传奇
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学重要作家之一，与张爱玲一起被人们称为“南玲北梅”。如今，92岁的梅娘仍然坚持读书写作。
梅娘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出版了几部小说集，名动京城。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学重要作家之一，与张爱玲一起被人们称为“南玲北梅”。
1949年，她的丈夫柳龙光海上遇难后，梅娘带着儿女投奔新中国。可是，这成了她不幸人生的开始。上世纪五十年代，梅娘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在沉沦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的日子里，梅娘的二女儿和儿子先后死去……
1978年，梅娘获得平反，重回工作单位。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现代文学研究家们经过艰难考证，终于发现了文坛上沉寂了半个世纪的梅娘尚在人间……
又见梅娘，她今年已９５岁
我去采访梅娘，是2012年的冬天，梅娘９５岁。穿着绿毛衣红色背心，精神矍烁，准确一点说，是充满活力和朝气。她的女儿柳青评论母亲，是天生充满了热情。
92岁的梅娘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因为不愿意求人发表稿件，梅娘更多的写作是给友人写信。她的信写得雅致而充满情趣。
每天早上起来，梅娘随便写上一个小时的字儿，为的是让手指灵活。然后读书。中午睡一会儿，下午起床后写作，一天能写几千字。吃完晚饭看电视剧，一边看一边推测接下来的情节，给剧情设置结尾。
柳青也在家，给母亲端茶倒水，找书找资料。我问梅娘，女儿很孝顺吧。梅娘笑着说：“孝顺是封建社会的词儿，我不讲这个。而且啥是孝顺？柳青有时候买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可我根本吃不了多少东西。像我这样经济上能自足，最需要的是理解和体贴。我老了，需要人照顾，但并不是给吃给喝就行了。”
柳青笑了，对记者说：“我女儿生孩子，我到美国去照顾女儿一段日子。我妈妈就说我亲情下倾，说我的心全在下一代。”
梅娘送记者一本她新出版的书《与青春同行》。这是她和香港两个女青年通信14年，结下深厚友谊，最后结集成书的作品。她打开扉页，写题词时还幽了一默：“永存：希望永存纪念。”钢笔字写得秀丽遒劲。
梅娘的耳朵有些聋，我不时地把提问写在纸上。
“有过那么多屈辱岁月，你现在回想起来，能释怀能放下吗？”我问。
梅娘在纸上写道：“于心无愧，青春无悔。”又指着墙上的镜框，“有了这个，我就没有一点怨言了”。
那是中国作协发给梅娘的一个证书，上面写道：“为了褒奖您对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的贡献，特颁发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荣誉证书。”
对于梅娘传奇的人生经历，梅娘本人讲起来非常平静，一如叙述他人的故事。
“南玲北梅”，梅娘的小说与张爱玲并称于世
梅娘出生于长春，父亲孙志远是商业巨子。梅娘的生母并非父亲的正室。梅娘两岁时，她的生母被正室赶出家门，梅娘因“从未见过娘的笑脸”，自伤身世，长大后起笔名梅娘，正是“没娘”的谐音。
梅娘自幼聪慧，中学毕业那年，17岁的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小姐集》。父亲死后，梅娘兄妹4人一起留学日本。在东京，她与早稻田大学读经济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相遇相爱。
1942年，梅娘和丈夫回到祖国。她受聘于北平《妇女杂志》任职，先后在《大同报》、《中华周报》、《民众报》、《中国文艺》、《妇女杂志》等媒体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并结集为《鱼》、《蟹》出版，影响广泛。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玲北梅”之誉。这一年，梅娘才22岁。
梅娘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不过，说心里话，在‘南玲北梅’并称的时间段，我并不欣赏张爱玲。我这个20岁的小女人，愣是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谁说怎样怎样抗敌，我便心向往之，竭尽全力以赴；谁说怎样怎样救国，我便心向往之，竭全力以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
梅娘是以笔做武器的，她说：“我们当时处境是那么难，之所以想要写，并不是想当作家。出发点是：社会那么黑暗，对女性是那么不公平，应该打破那种现状。”
著名作家张中行评论梅娘的作品说：“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诧的，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我一向认为，走文学的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实感之二是，她不愧为‘北方之强’，遇多种不如意不是感伤落泪，而是有毅力改，以笔为刀兵，奖善惩恶。能够这样，所以作品有具体时代的社会意义。”
因为被称为“南玲北梅”，梅娘特别留意张爱玲。1944年的冬天，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梅娘前去观看排练。赶到时，排练已经结束，梅娘后来追忆此事时写道：“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因为她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
1995年初夏，梅娘在美国逗留，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见见面，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
也正是在这一年，张爱玲孤独地死在公寓里，几天后才被房东发现。她写道：“再也没有料到，她那么快就仙去了。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时，我一时怔在那里，说不尽的惋惜。她去了，去得那么寂寞，我却仍然滞留人间，体味着无尽的女人情思。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生在天堂，能入地狱
1948年，梅娘和丈夫一起移居上海，稍后去了台湾。1949年，柳龙光所乘的轮船“太平号”在舟山附近海面撞船沉没……遇难时年仅33岁。梅娘身边带着两个小女儿，腹中还孕育着胎儿……
得知消息，梅娘站在冷雨中的台湾海峡岸边，腿冰膝冷。刺骨的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海天茫茫，她久久伫在海边，像雕塑一样一动也不动。7岁的大女儿柳青哭着说：“妈妈，我冷，我要回家，回家!”家？家在哪儿啊？没有了丈夫，天地茫茫，家在何处，何处可以安身？
梅娘本可以留在台湾，也可以应日本一所大学的邀请，到日本教书，但是，她选择了带着孩子回到祖国大陆，居住在北京。
人生的有一些关口，看似偶然的选择，却真的能决定人一生的命运。“南玲北梅”，“北梅”在1949年选择归国，1951年已闻到政治钳制文艺不祥气息的张爱玲，悄悄从深圳罗湖关口出关后，长长地松了口气，稍后，由香港远走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梅娘在北京三十六中学担任过中学教师，后来调入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剧。
1957年，梅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写作权力被剥夺，被送进地处北京昌平的一处劳改农场。那一年，柳青15岁。她记得非常清楚——她当时因为要参加北京市游泳锦标赛，正在太阳宫泳馆加紧训练。晚上骑车回到家，邻居告诉她“你妈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因为妈妈从来不肯让女儿分担她的不幸，柳青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当天，三个孩子等妈妈等到深夜，妈妈没有回来。第二天，仍没有音讯。柳青去妈妈的单位问，回答说“你妈妈被划为大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被送去劳动教养了”。
弟弟那年才9岁，一个劲地问妈妈去哪里了，啥时候回来。柳青将弟弟搂在怀里，说，妈妈出远门了，过些日子，妈妈一定会回来。以后，姐姐就是妈妈。
15岁的柳青从此撑起了家。买不起米，弟弟饿得直哭时，柳青就把家里的书桌、饭桌卖掉。三个孩子饥一顿饱一顿，这样煎熬了一段，比柳青小一岁的妹妹病了，且病情越来越重，运动神经失调，用勺子往嘴里送饭都送不准。柳青正在读中学，没有时间照顾妹妹，民政部门便把妹妹送进了清河疗养院。
苦撑了半年后，柳青终于接到妈妈的信。她泪如雨下，把妈妈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妈妈说，她在昌平的农场劳动，一切都好。还说，给柳青织了图案漂亮的毛衣，她会托可以出来探亲的队友捎给女儿。妈妈的信没有流露一点苦难，柳青和弟弟甚至认为，妈妈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单位。
终于等到能去探望妈妈的日子，柳青才真正明白了妈妈的处境。那天，她骑了20里路的自行车，来到位于马甸的北苑农场。门口，有持枪的士兵站岗，高墙内，有类似于炮楼的瞭望台。管教干部对柳青呼来喝去，还检查了她的东西。柳青的一颗心直往下沉，原来这里跟监狱差不多。探视的人要排队进去，被告知只能交谈15分钟。一条大长桌，劳改犯坐一边，探视的人坐一边。柳青和妈妈隔案相望，想拉拉妈妈的手都不能够。妈妈明显地瘦了很多，眼睛深陷，脸色憔悴。柳青把带给妈妈的一瓶炸酱交给妈妈，一句话还未说出口，就哭成了泪人。妈妈笑着安慰她，问弟弟妹妹怎么样。柳青哭得更凶了，说，妹妹被送进了清河疗养院，那里是收容孤苦老人的，大概因为有医生护士吧，也把生病的、无家可归的人收容进去。妈妈听了，脸上是痛苦凄楚的表情，眼神也黯淡下来了。柳青忙说：“我每星期都去看妹妹。骑自行车两个小时，给她送点油饼，有时还带一点妹妹爱吃的柚子。”
梅娘从口袋里摸出几块钱，说是这几个月攒下的劳动津贴，让女儿带回家买米。探视的时间结束了，一声哨响，妈妈他们就被带走了。柳青惶惶地站起，看着妈妈离去的背影，心里懊悔万分：只顾哭了，怎么都忘了问问妈妈在这里过得怎么样？！
柳青在《未曾忘记的》中写道：“后来在妈妈的坚持下，她被允许去看了一次病重的妹妹。给她带去一个大柚子，掰开了，一瓣瓣地喂着给妹妹吃完。没过两个月，妹妹就病死了。只有我一个被通知去了。妹妹干瘦的身体，缩得像个六七岁的孩子，脸是青的。我知道妹妹由于运动神经失调，吃饭时连勺子都放不准到嘴里去。那里的护理人员对她不耐烦，同房间的人也欺负她。我哭得不行，我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同意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我应该辍学，自己照顾她。再次见到妈妈，我又哭了。妈妈为了不让我难过，反而表现平静。”
梅娘让柳青不要再来看她，柳青听从妈妈的吩咐。1962年，在劳改农场苦熬了5年的梅娘，因得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被保外就医。这时候，柳青才知道，妈妈不让去看她，是担心肺结核传染给女儿。妈妈的防范救了她，高中毕业时，柳青查出了肺部有阴影，已钙化，这才顺利高中毕业，报考了大学。
柳青是幸运的，那个年代，像她这样出身不好的子女是没有上大学的权利的，但阴差阳错的，柳青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这时候的梅娘已被单位开除公职，没有工资收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每天早上去街道劳动服务站等待分配工作，还给人家当保姆。
柳青在文章中回忆说：“妈妈在替人家当保姆。星期天放假，我就去妈妈那儿，帮妈妈洗净一盆一盆的衣裳。妈妈在街道做绣花的活计，每小时能挣一毛钱，我也学着飞针走线。妈妈去火车站当脚力，扛冬贮的大白菜，我也替她去干点，冰得背生疼。走上几趟，两眼冒金星。我去，是蜻蜓点水，妈妈可是每日每天地做。她的肺结核还没有全好，因为弟弟肝硬化、脾脏肿大要住院。我在大学没有收入，她除了要挣出两个人的吃喝，还要给弟弟挣出治病的钱。妈妈从没有怨言。我当时也20岁，成人了。我是否应该停学去工作，帮助家里渡过难关？这问题在别的家庭可能会自然地提出来，可妈妈从来没有想过，她自己去克服一切困难，却不肯动我分毫。”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梅娘被打成“现行特务”，遭到抄家、管制。领袖号召深挖洞之后，东四派出所的学习班解散，梅娘这些“牛鬼蛇神”在居委会的监督下，“义务”挖洞，从北京东四一条到十二条，几乎所有的人防工事工地都留下了梅娘的足迹……
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运越蹇
有好几年的时间，梅娘靠做绣养家糊口——当梅娘被劳动教养所释放回家、转归街道居委会监督劳动之时，是连跻身这个靠纤纤十指挣工钱的手工组都不够资格的；因为手工组的人都是红五类。后来，因为梅娘经常帮助邻居们核对领活计发活计的会计账目，且有几个邻居要梅娘帮助给她们上中学的子女补习功课，赢得了好人缘，革命居委会主任吕大妈向管片民警说了几卡车几卡车的好话，才上下一致同意，允许梅娘随着居委会的手工组做绣活。
梅娘那时要每半个月向胡同的管片民警，交一份思想汇报，一月一份，是非交不可的。警察对梅娘那金戈铁马狠批自己风花雪月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汇报从未批退给她，也从未对她改造得好与不好表态。梅娘每次见了他那捉摸不透的眼神，就从心底发怵。
红卫兵小将数次到梅娘家抄家。有一次，红卫兵发现了梅娘珍藏多年旧作、封面已经泛黄的《第二代》、《鱼》、《蟹》的单行本，几把撕得粉碎，踏在脚下。红卫兵还翻出几张日文剪报，如获至宝。那几页日文剪报只不过是一位日本文艺评论家发表在文艺评论杂志上的一篇评介《鱼》的文章，可梅娘还是恐惧不安。当时正在审查她“特务”一案，这日文报纸，让她百口莫辩。梅娘唯一的财富，她为构思长篇搜集的诸种素材而写就的札记，被红卫兵捆成一捆，连同那几张日文报纸，一齐带上，扬长而去。他们出门前命令梅娘，交待私通外国的具体罪行，写成书面材料，报到派出所去。
红卫兵走后，梅娘蹲在地上，慢慢地捡起起那些被践踏过的纸片，把那记录着她生命历程和辉煌的纸片，在手里一遍遍揉搓团成球，权当煤球来烧开水。那些当年获奖的小说，在炉子里顷刻间窜出红黄的火焰，又慢慢化成灰烬……梅娘没有一滴眼泪。
一本木刻的《元曲选》，是梅娘从父亲家里带出来，一直珍藏在身边，竟奇迹似的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了，她把它掖到铺下藏好。长夜难眠，起来赶做绣活、歇歇眼睛之际，顺手翻开了那本元曲，恰是一首无名氏的深情吟唱：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运越蹇……
“很可能正适合我那提心吊胆的心绪吧！顷刻之间，我便记得烂熟，也在顷刻之间，恐怖填满了我的胸间。这谴责旧社会的吟唱，如被小将发现，那还了得！我亲手撕碎了这本书，倒上水，团成了我特有的纸煤球。我把珍藏的书也烧了，我和文学的缘分到此为止，上天保佑，能平平安安地做我的绣花女，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她后来这样写。
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梅娘的儿子承受不了歧视，宣布和妈妈划清界限，离家出走，参加中学生串连。后来他染上肝炎，病重了才回家。因为治疗不及时，肝硬化，苦撑了几年，于1972年死去。
二女儿死时，梅娘在劳改农场，没有见女儿最后一面，身为母亲，连安葬孩子的权力也没有。梅娘咬牙挺过来了，她还有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儿子一天天长大，那模样酷似丈夫，梅娘深感安慰。可是，儿子病了，一天比一天病重。在外面受尽歧视，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亡，这样的母亲，她靠什么活下来？她靠什么力量再一次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
打击一次接一次。柳青也和妈妈划清了界线。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早就有着“狗崽子”类型的原罪感的女儿，加上她所嫁的“红五类”丈夫的钳制，在下放劳动的时日里，坚决走革命的道路，和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了。她开始过着没有亲人，站在人前比革命群众矮半截的艰辛日子。
“名作家史铁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涉及她的故事中说：‘无论她是一个怎样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独自歌唱的原因。’确实如此，就是我这个仅存的女儿，文化大革命中给我这个孤身一人、背负着加上丈夫的两个人的历史罪由艰难地匍匐生活之时，下了个哀的美敦书：和我划清阶级界线、断绝一切往来。如果说心会碎，那时暗夜中的感觉，确实是心在一块块地碎裂、碎裂。”
北京漫长的冬季，梅娘在她租住的小屋里，听着呼啸的寒风，听着破纸窗间自语，熬过一个个寒冷的长夜。二女儿死了，儿子死了，三个孩子只余下了柳青，她在世上只有一个亲人。现在，这唯一的亲人也走了。梅娘不无悲哀地叹息，女儿和她诀别这一年，29岁；1949年，丧夫后，带着柳青姐妹归国时，她也是29岁。这是注定的命运，还是生命的轮回？
梅娘原谅了女儿：“我审视了自己曾有过的狂热年代，记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纯情青年不随着狂飙前进就意味着背叛的历史语境，我理解了女儿，她甩给我的哀的美敦书其实是甩给那个错了位的时间段，我获得了使血液重新粘合碎心的力量。我相信，时间会洗涤我的历史，使女儿明白：妈妈本也是个纯情青年，以追求真善美为矢志，从没干过星点坑人的坏事。”
而柳青也对此事追悔莫及，她在给《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社会对妈妈的所有碾压、打击也重不过我在‘文革’中要与妈妈划清界限的那一击，后来很长的日子里，我都想回避这一问题，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但我的良知让我明白，这里没有解释，什么解释都是苍白的。我已经做了失去人性的事，越找解释，就截止见人性的残破和丧失。我一向认为自己善良，乐善好施，菩萨心肠，却对自己的妈妈施下最恶、最无人道的丑行。我一向奉行‘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处事之本，‘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事这道，为什么没有实现在自己的妈妈身上？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社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我不可以说不了解我妈妈。我那时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辨别？为了在社会上、在组织中得到别人对自己的一点点的信任，不惜伤害自己的母亲；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先革了自己亲人的命，不能因为此种情况在‘文革’中比比皆是，就姑息开脱自己。如果人人都能有不泯灭自己的良知和良心的定力，‘文革’的灾难就远不了会达到这样的深入和广泛。”
往事辛酸休念，放眼未来向前
1978年，右派得到改正之后，梅娘由绣花组，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这一年，她已是满头华发。从29岁时回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1989年，梅娘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柳青的单位为了向海外介绍中国，同意柳青去美国考察。柳青到美国后因故不能按时回国，单位找到梅娘，让她传话，限定柳青在 9月1日回到单位报到，否则，以自动离职论处。梅娘给女儿打了个越洋电话，柳青听了后，沉吟了一分钟之久说：“妈妈，会不会重复您的遭遇呢？我想想吧！”
柳青选择了留在美国。“文革”后，柳青和“红五类”的丈夫分了手。她靠打黑工果腹。先是给一家缝纫工厂做包件，后又给餐厅刷盘子，还给人家看小孩，凭着中国人的坚毅，熬到站住了脚，移居加拿大，把自己的女儿接出去上了学。女儿现受聘为加拿大电视台拍部分专题片，向北美介绍中国。
几年后，柳青把梅娘接到加拿大，梅娘住了一年半后，因为故土难舍，仍回到北京生活。后来年龄渐老，生活不能自理时，雇了一个保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文学史研究学者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尚在人间的梅娘，且出版了一本书，《又见梅娘》。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农影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
1997年，梅娘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现代文学馆为她编辑出版了《梅娘代表作》，她的大幅照片，也高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展板的醒目位置。
大学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517页，有一段对梅娘作品的评价：“（梅娘）小说以描写宦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所谓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中篇《蟹》、短篇《鱼》……她的小说讲究标题的象征性，表明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注视程度，这比一般的通俗小说要高出一筹，但她的青年男女故事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行文的舒展有致、女性讲述故事的细腻敏感，都为她获得了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
知道现代文学史有对自己作品的评述之时，梅娘激动万分。
梅娘在85岁那一年，出版新书《梅娘近作及书简》。书中汇录梅娘散文近作60篇，书信88封。
“我只是一支草萤，具有点点微光，在民族蒙难的艰涩岁月中，抱着灼亮黑暗一角的豪情，莽撞地运用了青春的笔，励志：‘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如今随着老之已至，经历了生命的七灾八难，被生活淘洗得酸甜咸五味俱全的心态，仍然豪情未泯，还时不时地冒出忧国忧民的傻气，甚至‘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草莽之忧。陆游诗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情愫一直潜存在我的心底，传承着愤世豪情，温暖着生命的尾日。”
写一这段文字时，梅娘86岁。如今又过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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