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烟遮，一半云埋------------章诒和
——周绍昌《行行重行行》──「反右运动」祭序
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结识许多毕业於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们都在七十开外，不少人已为黄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与他的同学始终保持着联系。
有人说：1949年后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拨，是（一九）五五届的学生。我的先生恰恰就毕业於1955年。他们这一班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1949年后，大陆政权为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於是，他们一齐来到了北大。
在这个班里，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没出息。没出息到把自 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一个玩儿。玩法也别致：能把《离骚》从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戏，既演金玉奴，又扮赵高。婚后，我俩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庙，我第 一次听说“密宗”，啥也不懂，就一个劲儿追问讲解员。他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叫我“闭嘴”。回到“避暑山庄”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开讲了。他讲解 的“密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没出息，还表现在不能“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如狂潮一般吞没了整个社会，到处流传着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民谚。北大校方也积极投入了商海，把学校漂亮的围墙拆了开店铺。我的先生得知后，气得呼哧呼哧的，在电话里学说： “聘请侯宝林为客座教授、推倒南墙开商铺酒楼，是咱北大两大耻辱。”为了解气，他写了好几首打油诗。
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没出息，可见那有出息的，是何等 样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开诚，刘世德，沈仁康，沈玉成，徐枢等，都是他的同学。职称、职务均堪称一流--学者，教授，作家，中华书局总 编，商务印书馆副总编，某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可说是个个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条件的。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自1949年前。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 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像大学长程毅中先生四岁启蒙，《四部丛刊》是一部一部读完了的。他与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为四人宿舍写了副楹联。上联是“四皓 须眉输我老”，下联是“五陵裘马看谁肥。”没贴几天就受到批评，楹联取了下来，我先生忿忿地说：“乾脆改成‘学习政治，政治学习’吧！”
为什麽最没出息的学生，能把《离骚》倒背如流，把个 “密宗”说得津津有味呢？这就是名师的厉害了。系统地接受名师培养和指点，是他们成材的后天条件。讲楚辞的是游国恩先生，讲语言学的是罗常培先生，开中国 文学史课的是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和王瑶先生。现在北大文科学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尔．盖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 园里的“双清”，却是无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毕业后就被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做陈寅恪的助教。工作 期间的他，居然自学了梵文、天文学，不可思议吧！开中国语文概论的是魏建功先生。担任五五届学生的助教，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祖谟、吴小如。因为老师讲课 的正题，讲义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於是，课堂上的“神聊”与“胡侃”，便成为学生听课的主要内容。老师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从“聊”与“侃”中倾泻出来的。北 大提倡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教授们身上有着鲜明又独特的表现。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一篇最红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本最红的 书，叫《三千里江山》。它们被官方定为范文，列入中学语文课本。清晨，我在家里读着课本，大声背诵这些红色名篇。父亲听了，皱着眉头说：“不背《古文观 止》，背这些东西！”在北大中文系课堂，吴组缃教授对学生们说：“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学。”
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师生关系亦非同寻常。浦 江清先生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学校把他的课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后两节，即使这样，浦先生也起不来。到了钟点儿，见老师没来，就由两位同学到燕东园浦宅，伺 候老师穿衣戴帽，再用一辆女自行车前推后拥，把老师载到课堂。浦江清会昆曲，讲到元明戏曲一段，则喜吟唱。他授课认真，迟到的时间是一定要补上的。於是， 到了下课的时候，他还在那＿堙妨岱r咿呀”的，没完没了。学生们早就惦记着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汤。谁个不急？怎地不慌？当时的课代表白化文，便诌 出一诗打油：“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铃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迴肠荡气腹中啼。”
明镜出版的周绍昌《行行重行行》，记录了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
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极其丰富。我的先生与周绍昌同系不同级，因为都来自天津，都爱唱京戏，后来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便凑到了一块儿，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这一届学生是1949年后入学的，由於他们接受太多 的传统，由於他们出身大多非工非农亦非军（指解放军），由於他们崇尚学术而鄙视政治，由於他们不是中共一手培养长大的，有了这麽几个“由於”，这些学生在 红色政权及其政工干部的眼里基本上都不属於无产阶级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毕业分配工作和继之而来 的反右运动里，比如成绩极其优异的程毅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石油学校当一名语文教师。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问。浦江清知道后，向系里说“程毅中不用考了，从西安回来就是了。”但“教授说了算”的情况 很快发生了变化，没两年，教授的话不管用了，管用的是党政干部和既是教授也是党政干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大中文系划右的师生比历史系的要 多许多，为什麽？历史系的翦伯赞和中文系的杨晦同为中共党员，同为系主任，但在划右问题的态度与掌握上却十分不同。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当然，到了更高一 级的领导，江隆基与陆平在划右的态度与掌握上，也是有着十分的不同。三十多年后，杨晦先生去世，在校方准备追悼会之际，在中文系学友当中竟传递着一张条 子，上写：“谁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绝情寡义于老师？因为当年的老师曾寡义绝情于学生。真可谓一报还一报。
五十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幻无常与激烈残酷，使学生们也 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差异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做到了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拥护戒严部队。我的 先生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他的表态拥护戒严的文章，气得在家中破口大駡，并告诉我当年其人在北大作学生时就属於“狗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中性的，其 特徵是不党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学问，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赶时髦，文化上的时髦不赶，政治上的时髦就更不屑了。他们也追怀昔日时光，但不像我去写什麽惹祸的 “往事”，遭禁的“伶人”。他们顶多写两句诗，诗句褪尽火气，咏叹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边小聚，说的也都是学问。他们真的对现实没有一点看法吗？功 底扎实，治学严谨的他们，回想起大半辈子充满失落和挫折的经历，内心无不充塞着难以言说的慨叹与伤感。同一个人生，可以有多少种过法，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 过成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早知如此，自己干嘛考北大、读清华、上燕大呢？这毕竟不是“不给乾饭，咱吃稀饭”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 意义。
1957年就读於北大的年轻学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结局是被开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劳教、劳改。有名的像谭天荣，无名的像周绍昌。一个人的好时光，就那麽几 年。可像周绍昌这样--刚毕业或还没来及毕业的，劳动改造长达二十馀载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1979年，右派问题虽然获得“改正”，可事业，健康，爱 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终於有了学术空间，这些被名师栽培调教出来的“50后”，在五十来岁的年纪，才浮出了水面。可没干几年，管 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发回家，去过“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难怪程毅中曾对我的先生叹道：“读一辈子书，真正从事专业只有几年，有的同学一 辈子都没派上用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尽管谨慎、内敛的程先生，没点明是谁抛弃了他们。
从痛苦与惨烈中一旦清醒过来，袭上心头的是受骗的感觉。接着，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不是“新”社会吗？“新”社会的人生之路，为什麽这样难走？我们不是被“解放”了吗？“解放”后的日子，为什麽这样难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先后搞了四部。1954年一 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见，绝无仅有。每一部宪法都标榜公民的权利，可我们真正享有了吗？从谭嗣同的砍 头到林昭的处决以及周绍昌们的忍辱负重，用百年的血泪，换来的就是这麽个国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对。其实，不少经历过苦难的人，包括毕业于北大、清华的 知识份子，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而是响应了官方的号召??向前看。除了私下＿妫o发牢骚，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们 的功底好，文字好，记性也好，为什麽都不写写过去五十年，写写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
他给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诗“礼赞落叶”--2002年春，为悼念他的同学、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了一个跪在海滩拣拾贝壳的小女孩，贝壳在太阳下闪着光。
我不懂诗，便打电话去问：“那个拣贝女孩是谁？”
“是你。”不等他往下说，我慌忙挂了电话。
大哭，无所顾忌地哭，好在没人听见哭声，也无人看到 哭相。以后，每年的五月，周绍昌都有题为“悼克郁”诗寄给我，信封还没来得及拆，眼眶就先湿润起来。怎不伤感？就像我平素常说的??如今谁还惦记谁呀。到 了2006年的5月，周绍昌把诗的题目改为“忆克郁”，并解释道：今天来看他，祭奠故人；面对人生，改“悼”为“忆”。
一次聚餐，闲聊中周绍昌对我说：“我要写点东西了。”我知道，他说要写点东西，决不是一种打算，而是决定。
我没猜错。不久，他拿出了题为“旻姑”的一篇散文， 文章的篇幅不长，在恬淡的敍述中，写出了一个有文化修养、性格开朗的女人怎样被环境窒息而亡，最后的情节是患有高血压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劳动中 一头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但我坚持认为，她决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国酷烈的政治环境。文字乾净，情感也极有节制。读罢，我把它推荐给办期刊杂志的冯克 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说“好。”经过一段时间，冯先生在电话里诉我：“旻姑”已刊於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 还有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荣的“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国共合 作期间的几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等篇。捧着这一期的《温故》，自己着实高兴，为周绍昌高兴。
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冯克力先生的电话，说：“《温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冲冲问：“封？是因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为我，那又是因为什麽？”
“我也不知道。”冯先生这样回答。
对话结束了，我却一整天都在琢磨《温故》被封的缘由。肯定是因为我--这是我得出的最后结论。只不过冯克力怕我难过，不肯告诉我罢了。我把这个消息立即转告周绍昌，他非常震惊。说：“好好的一本书，招惹谁了？”於是，他更加勤奋了。
其实，我早知道：从《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遭禁，我所 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连人也“盯”上了。有例为证：某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散文"章诒和大姐”五个字。送审后，总编把这五个字用红笔勾掉，说：上面打了 招呼，任何传媒不许出现“章诒和”。看来，我就是个瘟神，走到哪里，哪里就“油灯打翻，店铺关门”。最近听说，官府列出了一张“敏感人物”大名单，依据敏 感程度分一、二、三个级别。我是第一级里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时间，上边就向传媒出版单位电话宣读一遍名单，像点名一样。是呀，大权在人家手里，人家想点你 就点你，想禁你就禁你，随时可以侵犯你。但是，我会继续写下去，会在内心保持那不灭的“自由”火焰。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无路可走。经过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周绍昌踏上了精神救赎之途。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出了长篇回忆录《行行重行行》(明镜出版)，全书记录下自己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
我拿到复印稿，一天就读完了，并且知道他早在 1999年就动笔了。应该说，书中没有深刻的哲理，没有眩目的文采，没有耸动的情节，一切都是那样的浅显，浅淡，浅近。他只写人的命运如何在生命的欲望中 延伸，他只写经历过许多事以后，如何把冷的热的一起放进心里掩藏好。1958年1月26日，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钱端升、费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会议 室，由胡愈之主持并代表官方宣布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宣布章、罗等人受到降职降薪处理，仍保留部分职务（即保留勤杂、厨师与四合院）的时候，（1月28日） 周绍昌作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提着自己的行李卷，离开不满六个月的女儿，登上一辆面包车，被民警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桥的收容所。上车前，他用心环顾了 那熟悉的机关大楼。而下车后，迎接他的则是一排排的铁栏杆。进得通道，见一个人双手把住栏杆，向新来的人高喊：“欢迎，欢迎！”那是强为欢声的悲号，那是 令人惊悚的奇特音颤。伴随着关闭铁门的金属巨响，监狱的含义，全然无须法学家的诠释了。
从那一刻起，周绍昌的心突然紧缩在一起，重重地、重重地沉落下去。
几天后，周绍昌再次提着的行李卷，被押送到河北清河 （茶淀）劳改农场。所谓农场，原来就是一片荒地。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兴许是荒地的景色过於单一，望不到头，更走不到头。三十里路，仿佛就是古人说的‘无 涯’了。地球是圆的，而我们就像蹬着球的狗熊，脚下踩着的球在转，而自家却总是踏在球顶的一个点上，老也走不到头。”是的，很多人没走到头，因为性命到了 头。周绍昌是走到头的，但用了二十一年。劳教队并非清一色的右派，是杂牌军。盲流，惯窃，坏分子，成员五花八门；年龄也从五、六十到十五、六。气质、素 养、年龄、背景相差悬殊的劳教人员的混杂对於管教是最为有利的。大家来头不一，相互鄙夷，抱有非我族类的天生戒心，小有磨擦就密告检举。但周绍昌还是能从 中感觉到一种人类共同的悲哀，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想从对方的眼里搜索到友情。到了深夜，透过窝棚上芦席窄窄的缝隙，能看到一丝星光。周绍昌伴着星光入睡， 每个梦都是随着星光去追逐失去的欢乐与温暖。有谁知道右派分子前途怎样？今后如何？就像元人赵禹圭《折桂令》里所言：“醉眼睁开，遥望蓬莱，一半烟遮，一 半云埋。”
劳教期届满，就打入留场就业队，继续劳动改造。队里 有个右派分子姓徐名淦，原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对中国连环画的编辑出版有开创性贡献。一次，徐的夫人来探视。劳教就业人员全体动员起来，收拾出一 间土房，用被单当门簾，拿草袋堵了窗户，从伙房打了开水，凡是当时能办到的，都尽力办了。几天后夫人离去，徐淦先生写下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毫无愠色 嫌泥腿，犹有柔情怜白头。”诗句被周绍昌牢记在心，每次吟诵，都感慨万端。我曾经也是囚徒，故书中极平静的描述，在我读来也是惨目惊心。
“改正”后的周绍昌曾这样说：“想到祖国的河山，不知怎麽总有淡淡的一丝哀伤的忧郁。”是这样的，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概要背负着一生一世的饥寒。
今年（2007）的五月四日，他寄来题为《诅咒》的诗，全诗八行。如下：
推拂不开的心的诅咒
那阴影老是纠缠不休
因为它们呵至今还在
不休地摇动巫的魂幡
用唱着歌的跺着的脚
一心想扼住春的喉咙
捂住你的嘴蒙他的眼
却推拂不开心的诅咒
每个人的内心都蕴涵着精神需求，这是天性。地之兴 衰，人之显晦，在生存需要获得基本满足以后，这种精神需求就会觉醒，壮大起来，并成为人生主要追求目标。林昭在《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年祭》一 文里这样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是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我认为，这 当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当黑暗不再是内心阴影，生命不再畏惧死亡，即使太阳快要落山，明知前面就是坟墓，那又有什麽要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