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幕僚長”王滬寧身世揭秘
在習近平“最信任的五個人”中間，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滬寧，他不僅在五人中年齡最小，而且被西方稱為“中南海幕僚長”。昨天，《紐約時報》又對王滬寧進行了專題分析，可見此人在西方眼裡的重要性。 王滬寧1955年10月生於上海。1978年－1995年，他在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當研究生，後擔任國際政治系教師、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最後擔任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1995年後他被調到北京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至今，他現在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秘書長。他1984年加入共產黨，是中共第16屆中央委員，第17屆中央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第18屆政治局委員。據網上資料和網友補充，他與大學同學周琪結婚後離婚，後來再婚，新夫人是他的學生肖佳靈，暫無子女方面的信息。 王滬寧既不是“紅二代”，也不是“官二代”，他就是一個典型的學者、教授、高級知識分子，或者說，就是“一介書生”。王滬寧為人非常低調，但他卻是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代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老師、顧問和智囊人物，有人稱他為“三朝國師”。他也許沒有什麼很大的實權，但他是今天中國最權威的政治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專家，對中國的今天與明天有極大的影響力。有人甚至說，“中國模式”就是“王滬寧模式”。 王滬寧的治國理論，其實是新加坡模式的翻版，他分析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經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指出在“民主”和“集中”這兩者之間，必須側重“集中”，也就是說政府權力必須高度集中，才能有效分配當時非常有限的社會資源，才能高速發展經濟。這在當時被學者稱為“新權威主義”，但是王滬寧拒絕使用這個標籤，因為他知道共產黨只認一個主義，那就是“馬列主義”。他的觀點被江澤民採納了，後來被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中國模式”，他自己也被調到中央，棄學從政，直到今天。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據說都與王滬寧有關。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將來歷史可能會說王滬寧是個“副總工程師”。 中共過去的理論權威，如鄧力群和胡喬木，都是先在黨內有了相當資歷之後，才成為黨的理論家，而王滬寧則剛好相反，他是先在理論學術上有了造就之後，才進入政界，而且迅速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王滬寧有什麼法寶，能成為“三朝國師”，經久不倒？從網上的資料來看，他出生後雖然趕上“文革”，但是他不參與“抄家”或“批鬥”，從政後，也從來不參加任何派別，不參與人事安排。他只與自己的上級領導保持溝通，不理睬任何人，不和任何人來往，也不參加任何私人的酒會飯局。 從網上資料來看，他除了婚姻生活有些挫折外，還是一個真正的清官。
以下是從網上摘錄的三篇文章，其中有別人對他的評論，也有他自己寫作的文章，對於了解王滬寧這個人很有幫助： 魏承思：《從幕僚到政治局委員 王滬寧和新權威主義》 王滬寧「十八大」後晉升政治局委員。（資料圖片） 中共「十八大」上，王滬寧晉升政治局委員，從幕僚走到了前台，成為黨國領導人。在我去國遠遊之前，我倆曾經算是摯友。 上世紀八十年代，王滬寧是上海，可能也算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因此，在認識他之前就久聞其名。一九八五年五月，在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期間，嚴家琪介紹我們認識。那次是王滬寧到代表下榻的褰埖陙碸賜溢鰲４藭r，嚴家琪在社科院擔任政治學所所長，已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政治學家。王滬寧在復旦大學研究政治學，對其執弟子之禮甚恭。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少年老成。三十歲剛出頭的年紀已早生華髮，雄厚低沉的男中音，臉上常帶幾分笑意，但大多數場合總是緘默不語。他很少喜形於色，也從不唉聲歎氣。透過鏡片，你看到的永遠是一種從容、平靜、莫測高深的眼神。 一晚撰文數千字 論述具見解 我們一見如故，聊得十分投契。因為那時候的王滬寧和我一樣既是政治上的改革派，也是穩健派。此後，他也就成為宣傳部的座上賓，常被邀請參加我們舉辦的「思想沙龍」和中青年理論工作者雙周座談會。後者每次都有市委領導人參加。王滬寧也正是在會上開始被江澤民、曾慶紅等人賞識。 在當時上海的青年學者中，王滬寧也確實是才氣過人，且勤奮好學，幾乎手不釋卷。那時候，我經常借調他到市裏起草文件或市委機關報的重要社論。記得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後，市委宣傳部由我負責組織幾個筆桿子撰寫輔導材料，王滬寧也在其中。我們三天集中住在上海工業大學專家樓內。他和我住同一個房間，白天要回學校上課，晚上才來住地。且只帶了一套《列寧選集》，沒有其他參考資料。頭一個晚上只是和我東拉西扯地聊天，不見他動手。我有點狐疑：他能夠按時交卷嗎？到了最後一個晚上，他催我早點睡覺，說是準備開個夜車寫作。次日早晨醒來，王滬寧已經早早地回學校去了，桌上留下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文稿《高度民主與精神文明建設》。可以說，這是所有文章中最有見解和文采的一篇。 「中國模式」就是王滬寧的模式 一九八六年七月間，我和同事在北京修改市委給中央的一個報告，王滬寧也在那裏參加全國青聯全會。有一天晚上，我隨宣傳部長潘維明去貴都大酒店看望上海代表。晚飯後，大家在房間裏聊天。有人說，當時改革遇到阻力，中央出台的政策到地方或基層往往推不動。我國看上去是中央集權制國家，實際上政出多門，權力並不集中。此時，王滬寧便侃侃而談，說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就是保證政治領導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這種政治體制對效能的側重超過了對民主的側重。他稱之為「集中現代化模式」。然後，他從歷史│社會│文化的角度分析，「集中現代化模式」適用於像中國這樣的經濟不發達國家。我當時聽了很有興趣，實在是聞所未聞的新理論。 回到上海，我就催促王滬寧將他的觀點整理成文。八月六日，這篇題為《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負責的《思想研究內參》第五十六期上，直送中央書記處，同時也分發給了參加「思想沙龍」的上海青年學者們。其中一位學者蕭功秦將文章的核心觀點鋪陳成長文，標以「新權威主義」。後來，我問過滬寧為何不直接用「新權威主義」這個詞彙，他笑了笑說：「共產黨只能公開接受一個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他的過人之處：頭腦冷靜、智慧超人。 最初，這期刊登王滬寧文章的簡報並沒有引起層峰的關注。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趙紫陽取代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市委辦公廳通知我：這期簡報被中辦轉發了。這意味覑王滬寧的觀點開始受到了中南海的重視。一九九五年，王滬寧調入中央政研室，開始擔任江澤民、胡鍧齼扇晤I導人的智囊。「八九」之後，中共的治國路線不就是王氏理論的實踐嗎？今天所謂「中國模式」說到底就是王滬寧的「集中現代化模式」。 兩股道上跑的車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我和王滬寧一起合作，由我執筆給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寫紀念五四邉悠呤苣甑腦u論。當時國內的政治氣氛正可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容。在那篇題為「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民主建設」的文章中，我們提出：既不是民主緩進論者，也不是急進論者，主張中國的民主化要從推進黨內民主起步。今天我仍寄望已成黨國大老的王滬寧不改初衷，繼續我們年輕時的理想。 當年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王滬寧沒有像我那樣捲進去。不過，我們還是保持覑友誼。同年六月底，我受邀去復旦大學給學生講禪學。結束後，王滬寧等在教室門口，邀我去他的辦公室坐坐。風聞市委想讓他出任宣傳部副部長主管理論，我就問他意向如何。他說，不會離開復旦大學，一生的願望，就是寫幾本好書，教出幾個好學生。還告訴我，其實他真正的興趣是在政治哲學。後來老書記夏征農邀我主編「西方思潮論叢」，王滬寧也應我之邀出任編委，還推薦了他前妻周琪的一篇文章給叢刊發表。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決意出國留學。行前，滬寧來家中送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一九九四年夏，我首度回國，知道他已進京做官，聽說他正在上海主持博士生答辯，就往他家中打了個電話。王滬寧接了電話，我還沒說要約他見面，他就推說自己很忙，然後匆匆掛斷電話。我明白，我們已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了，往日的友誼也從此不再了。 （作者是香港資深傳媒人。） 2008年10月24日：《王滬寧--青年學者到高層智囊》 王滬寧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代政治學研究生，進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之前，他是復旦大學的青年教授、博士生導師。 1995年之後，王滬寧成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開始是政治組組長）。學者從政，而且是如此知名的青年學者從政，在我國學術界、政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無意去做外交官 王滬寧1955年10月6日生於上海，籍貫山東掖縣。他剛上中學的那幾年，正趕上“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後，他就一個人躲在家裡看書，從不參加一些諸如抄家呀、批鬥會呀等活動。也就是在那時，小小年紀的他開始第一次思考：一個國家和民族為什麼要這樣？而什麼樣的制度才是理想的？雖然那時候，這些想法還都很模糊，很表面，但他的思考已經表現出了日後的哲學傾向和政治傾向。 1971年，王滬寧初中畢業。由於體弱多病他躲過了上山下鄉的浪潮，留在家裡可以繼續自學。那時候，因破四舊，可供閱讀的書很有限，但王滬寧抓到什麼讀什麼，現在回想起來，王滬寧仍對那段時光充滿眷戀。他對身邊的同事說：“那時候雖然沒什麼特別有價值的書好讀，但對我個人卻形成了兩大優點：一是我學會了思考，可以把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條理化分析，問幾個為什麼；二是讓自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到現在為止，我仍然覺得讀書對我來說是最快樂的事。” 王滬寧在1974年夏天做了不到3年的學徒工之後，被作為“工農兵學員”推薦到華東師範大學西語系學習法語，這一年，王滬寧19歲。 華東師大西語系有一個雅號叫“大使培訓班”，言下之意是出過許多大使，同時，這個系也有意為國家的外交戰線培養一批優秀的人才。 王滬寧的英語很好，法語就更棒了。本來，按正常情況，王滬寧是可以走上一條外交官生活道路的。但是，一個新穎的理想在引導着他，使他在畢業時毅然選擇了另外的道路。 王滬寧通過3年的法語專業的學習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那年，正趕上我國恢復高考和逐步恢復研究生制度，王滬寧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學術。有意思的是，王滬寧選擇的專業並非哲學，而是當時剛恢復的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他的導師則是有名的研究《資本論》的權威陳其人先生。 讀書引發的婚姻悲喜劇 在師從陳其人先生攻讀研究生時，王滬寧引起了一位女同學的注意。她叫周琪，北京人。 23歲的王滬寧與和他同歲的周琪談起了富有“哲學意味”的戀愛，直到畢業，雙雙留校任教，喜結良緣，一切都很順利。 那時候，人們談戀愛習慣於去一些公園啦、電影院啦等地方，他們連在校園裡“花前月下”一番的情趣都沒有，兩個人就是躲在屋子裡看書。看書，做筆記，寫論文，唯一像談戀愛的樣子是兩個人在一起討論某一個政治學方面的問題，或者是爭論政治哲學方面的某一個問題。在這種時候，兩個人誰也不讓誰，你一句我一句像吵架似的。也只有在這種時期，他們之間才談得上有所交流。 在王滬寧和周琪準備結婚時，王滬寧仍然埋頭書堆里，對一切事情不聞不問。周琪畢竟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不想太馬虎草率，於是，她一個人在家收拾一間“蝸居”，儘可能使它充滿溫馨情致，而淡化一點辦公室里（由於房子窄，辦公室也就成了書房）的書堆要埋人的窒息感。周琪於是拜託王滬寧上街去採購一些最簡單的日用品，比如毛巾、肥皂、床單、毛巾被、枕巾等等，另外還特意加上了“一束鮮花”，本來，這一切都應該是王滬寧主動考慮才對，特別是那“一束鮮花”。但周琪理解自己執著於學術的年輕丈夫的追求，便自己儘可能主動一些。她怕王滬寧忘了，便隨手拿起桌上的一張紙，在上面一一記下來，連同採購所需要的錢，一起交到王滬寧手裡。 王滬寧高高興興上街了，等到傍晚，已經做好晚飯多時的周琪才等回了王滬寧。只見王滬寧滿頭大汗，懷抱一大堆書，氣喘吁吁地回來了，而周琪讓他買的結婚用品，他一件也沒買。 王滬寧的婚姻成於此也敗於此。十幾年相濡以沫的夫妻，各自為了學術事業而沒要孩子。在90年代初，兩人結束了這段說不上該怎樣評價和感受的婚姻。 江澤民說：“如果你再不進京，這一幫人可要跟我鬧翻嘍。” 王滬寧的政治學方面的才華，早在十三大之前就已經被黨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看中。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黨特別需要一套完整的有見地的政治學理論作參考，而王滬寧的學術理論總被看好。他的著作之豐，治學之刻苦勤奮，成為80年代學術界的一大景觀。 當時，上海宣傳方面的負責人曾慶紅對王滬寧很欣賞。 有一年春節，上海市委的有關領導分別到各大學去參加教授們的春節茶話會。當時，曾慶紅選擇了去復旦大學。 茶話會之後，曾慶紅特意找到了當時年僅30多歲的王滬寧，與他就當前的政治民主化進程、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理論等問題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那一次，兩個人就一些共同感興趣的話題還分別進行了討論，並且達成了共識。當時討論的氣氛非常熱烈，幾乎分辨不出誰是領導，誰是學者了。 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同志也很熟悉王滬寧這個名字，他雖然沒有見過王滬寧，但王滬寧的著作卻是他愛看的理論書之一。數年後，當王滬寧被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政策研究室時，江總書記一開始就引用了王滬寧大段大段的政治學著作原文，這讓王滬寧十分吃驚。 曾慶紅對王滬寧自然是讚許有加。另一位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在調進中央之前就曾有過請王滬寧作政治顧問的念頭，進入中央之後仍念念不忘，而且多次在江總書記面前提起。後來，江澤民同志為此還同王滬寧開玩笑說：“如果你再不進京，這一幫人可要跟我鬧翻嘍。” （資料來源：《大公網》轉載《中新網》） 王滬寧：《美國反對美國》（摘錄）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一版，小雅齋摘錄 費城和華盛頓這兩個城市之間有某種歷史性的聯繫。費城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重要地點。１７８７年，在費城召開會議制定了憲法。這部憲法一直沿用至今，在世界上可稱為最古老的成文憲法。華盛頓是當今首府，是具體、體現憲法的場所。１９８８年是憲法制定二百周年，政府曾在自由女神下大搞慶祝活動，里根也到場講話。美國人對自己的憲法最引以為豪。在費城時，我曾去過當年制定憲法的建築物，但由於參觀的人太擁擠，只在外面了望了一番。我在安那波里斯時曾見過當年美國憲法的一份手抄本。幾張黃紙，竟能起這樣大的作用？基礎絕對在這些黃紙之外。 美國的憲法是獨立戰爭的產物。這個演變大約是二十年間的事情：１７７０－１７９０。當時的美國有十三個分開的殖民地，歸英國政府管轄。１７７４年，第一次大陸會議召開，來自十三個殖民地的５５名代表在費城開會，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１７７５年，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發生戰爭，即在現麻薩諸塞洲的激戰。１７７６年，美國政治思想家托馬斯·潘恩發表《常識》一書，要求獨立。１７８２年，獨立戰爭接近尾聲，在巴黎舉行和談，並簽署了協議。１７８７年，起草憲法。１７８８年，足夠數量的州批准憲法草案，憲法生效。１７８９年，華盛頓當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１７９１年，在憲法中加入〈〈人權宣言〉〉。這就是當時政治發展的主要里程碑。從中可以看出，美國憲法產生於要求獨立的鬥爭之中，其基本條文當然也是為了保障某些利益。 憲法的制定者就是本着這種意圖。當時１３個州向費城派了５５名代表。起草憲法是一件艱巨的工作，但他們在一個夏天就完成了。可能是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關係還沒有後來那樣發達的緣故。如果換到今天，沒有兩年恐怕無法制定憲法。華盛頓、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富蘭克林都參與了此項工作。這些人深受歐洲啟蒙思想家的影響，他們熟知洛克的《政府論》、哈林頓的《大洋國》、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同時，他們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據說其中２０人參加過各州憲法的起草，深通此道。有３０人參與過各州立法機關，熟諳官場利弊，也為憲法制定打下了基礎。 在制定憲法時，遇到一個歷史條件值得注意，這就是它是延續同一種制度，只是組織形式不同罷了。美國獨立戰爭時，英國已完成“光榮革命”一百年，英國統治者已非傳統封建貴族。因此對美國來說，基本上是仿照英國的政治原則設立一套新的體制。也就是說，被統治者想學統治者的樣子生活。而不少國家的革命面臨的問題是改變政治原則，這要困難得多，因為沒有人知道新的原則的實踐，一片空白，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當然，在英法俄中等國，因為舊制度的影響太大，所以也給建立一個新制度造成了困難。 出於自身的經歷，美國人在制定憲法時，首要關心的問題是政府的權威和個人的自由。 英國人對殖民地的分而治之也給政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這種分離使一州無法指配另一州，政治事務必須協商，制定憲法的都有各州作為後盾，有很大的討價還價的砝碼。各州都不想讓某一州超過自己的權力。因而會注意在憲法中產生一種機制，防範有一州獲得這樣的權力。肯尼思·普萊維特（Kenneth Prewitt）和錫尼·沃巴（Sidney Verba）在他們的著作《美國政府導論》中指出，憲法反映了一種哲學觀點。他們引了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一段話： 人類的欲望、激情、偏見和自愛從不會被仁愛和知識所征服……“對自由的熱愛紮根於人的靈魂之中”。那麼它也在一頭狼的靈魂之中羅。我懷疑一個人比另一個人更有理性、更寬容、更善交往……因此，我們不應僅僅依靠人們靈魂中的對自由的熱愛。必須準備好某些政治體制，以幫助自由之愛反抗它的敵人。 普萊維特和沃巴的解釋是：沒有政治限制，人是不可信任的。因此憲法反映出的人性觀是悲觀主義的，而非樂觀主義的。這是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一大差別。也許這也可以從某種角度解釋東西方政治發展的差異。 本着這些想法，憲法確定了以下三大基本原則： ●實行代議制，包括廢除貴族頭銜，開放官職，定期選舉，代議政治； ●分權治理（分權包括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縱向指的是聯邦制，各州保留較大的權力。在當時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橫向指通常所說的“三權分立”） ●有限政府，即規定政府不能做什麼，如不得干涉宗教、言論、寫作、集會等方面的權利。同時規定“法治而非人治”原則（Government of laws,not of men）由於這樣的原則的要求，憲法確定了法院系統。 絕對不能認為制定憲法的人想到了所有勞苦大眾，在為他們制定憲法。當時制定憲法的人想到的首先是維持他們的利益，這是一個新生的統治集團。憲法精神的大眾化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了。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還在為爭取自身權利浴血奮戰。直到今天，黑人還在奮戰，雖然不常常浴血。 一個舉世矚目的問題是：為什麼憲法能延續二百年，而其他國家沒有這樣的記錄。普萊維特和沃巴提供了一種解釋：（１）憲法是一份政治文件，１７８０年存在的政治衝突今天依然存在，只不過形式各異，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２）憲法保障的代議制、分權和有限政府在當時有足夠的吸引力，今天也依然如故。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憲法自身的變化。如果憲法二百年中一成不變，很難想象它能維持到今天。憲法的變化特點是內容變，形式不變。憲法變化體現在很多方面，如憲法條文的普遍性，最高法院對憲法的新解釋，憲法沒有列舉的權利，憲法修正案等。關鍵是憲法變的依據和程序還是出於這部憲法，而不是其他。世上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今天美國人對憲法的解釋早已大大異於二百年前，但大家寧願說這就是二百年前的東西。因為今人說的話要叫人聽從不容易，古人說的話要容易一些，有時要容易得多。 關鍵的問題是，實際上沒有人有力量改變這部憲法，維持它並解釋它是唯一的出路。也許這是一條通則，如果還有某種力量可以改變憲法和政治制度，那這個社會在政治上和社會管理上就沒有達到穩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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