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都可以量化，为啥民族复兴进程不能？”说这话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过去几天，因为“62％”这个数 字，这位专注于社会保障研究的学者瞬间成为媒体焦点。8月3日，杨宜勇在某论坛上，做了一个报告，其中谈到自己和同事的一项测算结果显示，2010年中华 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62％的复兴任务。
民族复兴是精神动力还是量化指标
周东飞：杨宜勇教授关于复兴指数62％的数据一出，网络为之瞠目结舌。各种批评调侃都有，比方说，“我的心情已经恢复了62％”。两位怎么看这个62％——— 伟大复兴指数？
张天潘：我对民族复兴这个项目有些不明就里，复兴本身就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词，这个复兴的参照坐标是什么呢？杨教授的研究，是以横向的世界标准来衡量的。但这就很吊诡了，因为复兴，更应该是纵向的与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对比才对。
陈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话我们经常听说，总觉得“民族复兴”更多还是精神动力方面的，它和GDP、CPI不一样。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下子被数字化了，感觉怪怪的。
周东飞：有资料考证说，“伟大复兴”、“民族复兴”出现在正式话语场合，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事情。距离现在，也不过是十几二十年的 光景。所以，对于“伟大复兴”我们尽管听到的多，但研究的并不是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伟大复兴”在惯常语境中，总是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出现的。大 概很少有人将其视为一个具体的目标，更不会有人想到去量化，除了杨宜勇先生。
张天潘：我觉得，现在已经21世纪了，中国早已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这种精神动力，应该要淡化。杨教授如今重提这个有点多此一举，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应该多务实一些。
陈方：我并不认为到了21世纪，“民族复兴”这个精神动力就可以淡化。“复兴”并不一定是要恢复到以前的程度，而是督促国家不断向前的一个动力。既然它是动力所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张天潘：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摆脱这种落后者的心态，民族复兴的前提就是我们是落后的，挨打的。但中国早已今非昔比，中国经济总量居世 界第二，2011年占世界份额10％。但这个是真的“复兴”吗？民族复兴和中国经济总量，这些都是从国家民族等宏大层面说明问题的，但现在中国人更相信的 是个体的切实改善，比如收入增长、权利保障等。
周东飞：天潘刚刚提到，反对以落后者心态自居，这种观点本身没问题。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已经“复兴”，恐怕还说得太早。发展的数 据，如果不能带来实质的个体幸福，那就是垃圾数据。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发展水平和实力。距离“复兴”，可能还是前路漫漫。
陈方：我很好奇的是，杨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为了确保能够不走弯路，我们应该有一个监测指标，监测是为了更好地监督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他监测指标的参照物到底是什么？
周东飞：我也看了一下杨宜勇先生的论文和媒体所报道的指标体系，不能说他没有体系，体系还是有的。但是，它更像是一个研究中国现代化程 度的指标体系。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研究全面小康实现程度的指标体系。杨先生也公开承认，他参与了小康指标体系的设计，在这里也参考了那个指标体系。如此一 来，我就不明白了，既然这个体系跟小康实现程度的考核体系如此高度神似，为什么非要戴上一个“伟大复兴”的帽子呢？
陈方：噱头吧。要不然谁来关注这个话题呢，我个人感觉带上“伟大复兴”的帽子，也是包装的一种吧。
张天潘：是的，学术研究娱乐化、哗众取宠化，已经风行很久了。
民族复兴指数科学吗
周东飞：看到62％，我笑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啊。按照杨宜勇先生的说法，伟大复兴之路自1949年起，到2049年终，整整100年。2010年，距1949年是61年，当年实现伟大复兴的程度可巧就是62％，真是巧啊。
陈方：所以啊，大家看到这个62％的时候都笑了，杨教授研究是为了监测，可是，如果数据本身就不被公众认可，那到底监测还有什么意义 呢？也不是公众对专家的数据偏好负面想象。而是，如果一项数据监测本身就没有民意根基的话，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出来，恐怕都会被嘲笑的。
周东飞：是啊，看上去这个指数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打扮出来的。一个随风倒的指数，到底是为了监测呢，还是为了满足“伟大复兴”的心理需求？
杨教授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一听公众质疑他，马上就说自己的项目并没有拿国家钱，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
张天潘：这也说明，这项研究的极不严肃性，有违学术研究的价值。所以这指数的最大意义，我觉得除了娱乐大家，剩下的就是加剧大家对研究者统计数据的不满。
周东飞：复兴指数之所以惹这么大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怎样才算伟大复兴不清楚，伟大复兴能不能量化不确定，给出一个喜庆的数据大家不认可。
@竹林雪夜：每个国家的民族复兴史，必须经得起历史验证。将一个抽象概念，简单化成为某个历史阶段的一项简单任务去量化，去意图精确测算其完成量，简直是在与历史开玩笑，拿民众来消遣，无疑是在制造盲人摸象的笑话。
从“数目字”生疏到数据崇拜
张天潘：刚刚大家都提到了很多数据，中国现在好像已经有了数据崇拜。在历史上，我们对数据处理，显示的是另一种冷漠，是体现在官方对具 体数据的不到位，用约、近、几成等化零为整的方法，连基本的人口数据都是估算出来的。而重视量化之后，却又很快进入另一个怪圈，唯数据论盛行。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以道德代替技术，因此不能建立数字上精确的管理。这样的后果导致现代化姗姗来迟。不过如今在中国，却是处处见数据，只是并没有实现黄老先生的期望，反而是数据被搞到令人觉得不可理喻的地步。
周东飞：从不会数目字管理，到井喷式的数字崇拜，历史之手翻覆间制造出悬殊落差。那么，是不是我们真正地懂得了数目字管理的真谛？恐怕未必。
真正的数目字管理，是要把数字化当作运筹和管理的基础，数据的真实是必须的，数字必然是有意义的数字。再来看看我们的一些数字崇拜怪现象，GDP崇拜之下不惜统计注水，考试分数崇拜之下不惜戕害孩子的身心健康。
陈方：数据化崇拜背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在我们都讲究量化和细化，如何量化细化，在没有更好的途径来表现之前，数字是最好的选择。
周东飞：量化考核之类，往往成为自我糊弄的现代化幌子。所谓的末位淘汰，大概也算是数字崇拜的一种，无人性，凸显的只是强势者的嚣张。
张天潘：如同62％的数据一样，中国现在很多的数据，已经不是科学的严肃的学术研究数据，而是可以随着社会的评价、领导的态度随意改变的。这其实也正是我之前提出的一个名词“量化巫术”。
周东飞：需要数字，就造数字，这样的数字还有什么意义。如今，民众对统计数据，研究数据，所持的都是普遍不信任态度。不是黄仁宇所倡导的数目字管理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这种先进的思想到中国之后，被异化，被取巧了。
陈方：刚毕业时，我还在机关里做秘书，每年写半年报告或者年度报告时，很多话都是复制以往的，但唯有数字是需要精心校对的，生怕数字和之前一样，没有变化，那说明工作就没有进展啊。
张天潘：最近我在看《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这本书，书中以“大数据”的技术浪潮为背景，追寻了美国和西欧等国家数据治国、信息 开放的历史，还讨论了大数据给个人生活、国家权力、社会结构带来的种种挑战。正如书中所论述的，美国政治的发展，公民权利的实现，以及各种自由与福利的保 障，都和对数据的创造性应用密切相关。这也让我想到，或许，数据背后，还是要一个健康的机制或体制作为支撑的，也就是说，数据的存在，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 或体制来做保障，保障数据不会成为一些人手中的化妆品，随意涂抹。
周东飞：我曾对老家的县志进行过对比。古代县志让人喜欢，为何？不仅仅是因为古代县志文学色彩浓厚，语言生动。更是因为其中可以看到人，看到很多生活的细节。而现代县志，就是概括的语言，图表的罗列，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
@梁伯钧：民族复兴指数的研究很业余啊。专家、研究者的确需要认真反省一下：自己拿着一把无所不能的尺子对世间万物进行“量化”，是否陷入了“理性自负”的泥潭？凭着几个似是而非的数据，就煞有介事地认定老百姓已经高度富足幸福，是不是一种可怕的“傲慢与偏见”？
学者为何热衷惊人之论
周东飞：放眼当下，令人吃惊的研究成果又何止这一个？经济领域里，什么丈母娘推高房价之类，更是不胜枚举。专家们这是怎么了？
陈方：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可是现在很多专 家为何没有真正经世致用，他们心底追求的恐怕不是学术，而是名利。耐不住寂寞，浮躁，所以，一些专家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出名。很多专家都喜欢把纯正的学术研 究放在公共领域讨论，除了名利，别无其他。
张天潘：我本人对民族复兴、和谐指数这种宏大叙事，持有怀疑甚至不感冒的态度，它们都无视活生生个体的存在与感受，变成某些人的呓语。如果学者按这种模式走，只顾名利，肯定会被民众抛弃。
周东飞：有人或许暂时没把钱财当成目标，而是直奔所谓眼球、名声、政治资本而去，殊途同归，最终也不过是以小博大，取利而已。当然，学术研究是自由的，专家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陈方：专家当然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不等于专家可以随便利用公共资源发表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观点。所以我想，无视没有价值 的专家观点，是不是对他们的最好“回馈”。不过很遗憾，越是那种没有多少常识的惊人之论，越容易生发出激烈的讨论。这也算是一种无奈吧。
周东飞：说假话以逢迎权力和资本，这是不是已经成为某些专家运用熟稔的潜规则？故作惊人之论，则是抬高身价，或者换取进身之阶的策略。民众对这类专家保持警惕和痛感是必要的，62％的痛感也不错。
陈方：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否定程度是不是已经超过62％了。
张天潘：最后也可以以此结尾啊：这次我们的讨论，其实只选摘了62％……
（外一篇）
脑残数据：中华民族复兴达62% “脑残数据”咋这么多
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2011年全国家庭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中国家庭总净资产比美国高出21%……近来，各种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及指数频频见诸报端，其中一些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甚至被网民称为“脑残数据”。
专家表示，现在，各种机构热衷发布指数，是因为它能带来经济效益，但一些指数在制作发布时，指标设计、取样范围、分析结论等不够严谨科学，并不能准确反映 社会现实，对公众预期和政府决策产生误导。要规范一些统计数据和指数的发布，需要依靠行业自律和监管制度出台等多方措施来实现。
近期引发争议的脑残数据指数
●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显示，去年全国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36.0平方米。
●国家发改委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称，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即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这比2005年民族复兴指数（0.4644）大幅提高。
●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目前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美国为65%，英国为70%，日本为60%）；中国家庭总净资产为69.1万亿美元，比美国家庭总净资产（57.1万亿美元）高出21%。
●中国科学院管理所完成的《世界与中国城市化之路》报告称，北京、上海、天津的和谐指数位居全国前三名，其中北京的和谐指数最高，为0.79，被称为“和谐城市”和“宜居”城市。
●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感觉幸福。
用数据说话是大势所趋
“以前我国政府决策对统计重视不够，近20年来，中国人养成了用数字说话的习惯，数据成为评判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各种各样的指数应运而生。”中国社 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笼统的知性判断到以具体数据来说明情况，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也是大势所趋。当今除了 官方的统计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乃至媒体也经常发布各种指数或调研数据，民众有机会获取过去无法得知的一些信息，对于信息源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由非官方机构发布一些专业性指数，是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也是专业机构服务社会的一种体现。”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清杰对本报记者说，“某 些专业指数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非常有价值的风向标，有利于政府、企业和居民借助专业资源，优化经济决策。例如，汇丰银行发布的中国PMI指数，央视发布的 央视财经50指数等。”
一些数据网民称为“脑残数据 遭“拍砖”
“工资和物价就像龟兔赛跑，民族复兴指数都高达62%了，我们还在为一碗粉吃或不吃而烦恼，看来我们是要超速‘复兴’的一群，否则会影响整个民族的‘复 兴’大业！”针对日前某学者抛出的“民族复兴指数”，网友在微博上展开了调侃。随着越来越多的指数和研究报告出现在公众视野，其中被舆论“拍砖”和“炮 轰”的也不在少数。有些统计数据甚至被网民称为“脑残数据”。
“有些指数设计故弄玄虚，缺乏现实意义；有些数据结果脱离社会实际，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反差较大，所以会引起巨大争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系教授谢太 峰对本报记者坦言。“比如民族复兴指数，这是很难量化的。所谓‘复兴’以哪个时期、哪个国家作为参照呢？这种指数对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再比如，某研究报 告把农村和城市的数据平均，得出结论称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居民的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了？当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化比较严重，平 均数不能代表现实的情况，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加剧社会矛盾。” 谢太峰如是说。
周清杰认为，我国指数化信息的发布和使用还处于发展初期，难免会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一些机构并不具备搜集基础数据的能力，或者没有投入足够的人财物，在 指数制作的过程中，存在指标设计不科学，数据数量偏少，处理方法欠科学、不透明等问题，导致出台的指数含金量低，甚至会误导政府和公众。
“数据”“指数”背后有利益
既然频频招来质疑和批判，为何一些机构和学者仍然乐此不疲地进行指数发布？专家指出，这些指数的背后存在利益的考量。周清杰表示，当代人重视信息的价值， 指数发布如果做得好，就会成为发布机构的一张亮丽名片，有助于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对于商业性机构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好的经济效益。
“学术界也存在一种浮躁的风气，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标新立异地制造一些指数。不管研究是否客观、准确，只要结果发布出来了，吸引了眼球，有了社会影响，就 是有了成绩和效益。”谢太峰分析道，“有的媒体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指数发布者制造噱头想出名，媒体天生喜爱追逐热点，双方一拍即合，于是一些 ‘雷人’的指数和研究报告被广为传播，这和娱乐圈的炒作没什么两样。”
收取项目经费和企业赞助也是一些指数发布机构的生财之道。“那些接受资助的研究，很多都是先有了结论再找数据去证明，表达的是对资助方有利的观点，谁出钱 就替谁说话。像房产商赞助的研究，得出的数据肯定是房价不高。这样的指数发布出来混淆视听，社会影响很坏。” 谢太峰说。
指数发布应采取硬约束
“我们看到的一些指数在指标设计和抽样上做得不科学，这与研究者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我国擅长统计分析的人才不多，而各种指数和调研报告却满天飞，很多 是由根本不懂统计原理的人去做的。”张翼说，在欧美发达国家，指数制作是由专业机构和具有统计资质的人去完成的，做出来的数据准确性和公信力都比较高。我 国目前对于数据发布没有官方标准，学术共同体也没有达成一致，因此会出现滥发、乱发指数的现象。
周清杰认为，指数发布的成熟和科学化需要多方努力，包括发布机构的运作更加规范，专业能力不断提升；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优胜劣汰；媒体更加理性，真正 有自己的判断，不跟风、不炒作、不曲解；政府加大官方相关数据发布的范围，提升公信力。他还建议对指数发布采取一些“硬约束”，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管 机构制定一些规则，规范相关指数的发布；建立、健全相关行业协会和执业资格制度，提高行业门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