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六十年代，毛泽东对新中国文艺工作抱否定态度。十几年后，其党人对其否定也抱否定态度。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1)

然而，后者对前者的否定也有不妥之处，把毛的指责概括为"不符合实际情况"这一说法本身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例如，毛所指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就不是凭空想像的，而是有一些根据的。其夫人还为此作过数量分析，虽谈不上精确，但谈出了大致实情。薄一波在许多年后也承认，当时文艺界"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剧目"，"与舞台上大量演出的基本原封不动的旧戏相比，还是显得太少"。(2)因此，毛泽东当初之所以能把文艺界批评得无话可说，其间既有后者畏惧前者的因素，也有前者确实说到后者痛处的因素。

显然，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很难用一两句话予以断评，必须从不同层面予以阐释。

在评价层面上，毛的批评是过于严厉的，如斥责整个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并已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的说法，打击面过宽，打击力过重。─这一斥责已为中共中央所否定。在描述层面上，毛的批评是有些根据的，如揭示戏曲舞台上演的多为"古人"、"洋人"和"死人"，就不能说是捏造，就不能说是老人家在造谣。─这一揭示已为薄一波所确认。

在解释层面上，毛的批评则是相当苍白的，如偏重于指责文艺舞台上多为旧戏而鲜有新戏，却很少去说明文艺舞台上为什么会出现这般景象。─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薄一波均语焉不祥。

如果说毛对此有过解释的话，那么，他的解释也只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即新中国不得不接受国民党留下来的各种文化人才，并让他们继续操持旧业，而这些人大多属于难以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显然，这一解释既大而化之又乱扣帽子，不足以回答新中国文艺界为何难出新品尤其不出精品这一恼人问题。

欧阳修曾说，诗人往往因处境穷困而作出好诗，"殆穷者而后工也"；并且处境越穷则诗艺越精，"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

司马迁也说，大凡古之名篇如《周易》、《春秋》、《国语》、《诗经》、《离骚》等，都是古之圣贤作于困境中的，传世之作亦是发愤之作。太史公的《史记》也是如此，也是他作于刑辱之下的。（《报任安书》）

两夫子说的是一个道理：苦难的经历有助于成就伟大的作品。那么，他们的这一文论能否适用于他们的那些后人呢？

二十世纪无疑是中国人民苦难丛生的世纪：

上半个世纪，中国人打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既同外国人打，又同本国人打，直打得血雨腥风；

下半个世纪，中国人搞了一场又一场运动，既搞经济运动，又搞政治运动，竟搞得民不聊生。

若再将时间跨度缩小些看：

上半个世纪后二十几年，中共党人承受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苦难，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掉了成千上万颗脑袋；

下半个世纪前二十几年，中共党人制造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苦难，搞出中国史上的最大饥馑，酿成人类史上的最大文祸。

前一时期，最苦难者要数敢于反抗旧政权的人，尤其是那些拿起枪杆子的人；

后一时期，最苦难者要数敢于批评新政权的人，尤其是那些仍保持革命精神的中共党人和那些仍保持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

依"穷而后工"说，这一世纪的深重苦难，应该有助于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历史、认识人生，进而有助于他们的文化人创制出相应的文化精品来，即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然而，就实际情况看，这个世纪的中国人虽承受了巨大的世间苦难，却未获得相应的文化回报，或者说"国家不幸诗家也不幸"，"穷"而后却不"工"也。

人们仅在二三十年代前后时间里，还多少能看到一些斑斓的文化色彩；一到四九年后，就几乎看不到任何绚丽的文化景象，相反倒能看到许多极为丑陋的文化现象。尤其是那些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明星们，一到毛泽东治下就黯然失色了，就不再有什么佳作问世了，致使他们的创作生涯呈虎头蛇尾状。

从中共党人方面来说，至少应该创制出许多能反映他们如何历尽艰险打天下的佳作来。

连一些外国作家都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跃跃欲试。埃德加．斯诺就曾对红军长征发出感叹："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3)实际上他自己就很想把它写出来。

哈理森．索尔兹伯理记住了斯诺的感叹，并打算由自己来做这件斯诺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情。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寻找这一写作机会，并抱着极大的耐心去等待这一写作机会，一直等到76岁高龄时，才获准亲临红军长征的路线，并据此写出一部美国版的长征史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4)

鲁迅先生也曾为陈赓将军向他描述的红军业迹感动不已，并萌发创作冲动，想写一个类似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那样的小说，但最终未能成稿。据知情者冯雪峰解释，这主要是"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5)

鲁迅先生在此写作上的进与退，似是表明这样一种见解：若想真实感人地写出中共党人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就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情趣，而且要有亲身的革命经历。换句话说，此事最好由中共党内的那些既会舞文弄墨又有革命资历的知识份子来做。

可是，在中共后来的人员构成中，这类知识份子最为匮乏。

这个党原本就是由知识份子创立的，其后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高潮中以及在三十年代的抗日民族主义高潮中，又吸收过许多青年知识份子。很不幸，这个党在其革命过程中损失最大的部份就是它的知识份子群体。这其中，既有被国民党惨杀的--如方志敏、恽代英、瞿秋白、以及柔石、胡也频，都被作为"共匪"处决了；也有被自己人冤杀的─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绝大部份知识份子党员、以及中央苏区和陕北苏区中的一部分知识份子党员，都被当作"AB团"清洗了（参见本书第25节）。

当革命成功时，这个党里仍还活着的老资格知识份子党员寥若晨星，并都成了职业官吏或职业政治家，主要从事那种十分功利且十分忙碌的工作，不大可能去搞那种身心均须处于自由状态的创作活动。

他们所用言辞讲求实用性，讲求直截了当，以使平常百姓一听就能明白。一部《邓小平文选》的词汇量，大体上不超过一本普通中学文化水平读物的词汇量。这种表达方式属于普通的应用文体，很难归为高雅的美文文体。

他们所能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十分匮乏，故而很难从容地进行创作活动，很难长久地盯着一个作品，琢磨它的方方面面。诗人元帅陈毅曾很想写一个反映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剧本，但一直苦于没有时间，后来当众向其上司周恩来抱怨此事。后者则当众批准他一个"创作假"，一个只是说说而已的"创作假"。(6)说完话，陈还得要去忙他的副总理诸多事务，而只能在工作之馀偶发一下文墨之情，作一两首诗词，得一二言佳句。

做诗填词，可说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的一道风景线。该群落中凡有才情者大都爱做此事。究其原因，无非两条：一是诗言志方式多样，既可畅快淋漓，也可吞吞吐吐，故比较适合中共高干在党内外斗争中时而豪放时而隐忍的心态；二是做诗无需大块时间，车上马背，饭后茶馀，即可哼哼然而成篇章，故比较适合这些忙忙碌碌者不时想偷出点空来宣泄一下文思才情的需要。

有点例外的是，曾由毛泽东大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三大常委都很少做诗，至少在他们坐上高位后鲜见有诗。这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与他们都非常讲究实际有关。前者说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话，中者说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话，后者则说过"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人过于实际，就与做诗无缘了。

至于那些资历较浅但也经历一段艰苦创业时期的知识份子党员，大都在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中被整肃过思想，后又在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中被触及过灵魂。其中那些专职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几乎都被严加批判过，有的还被关进监狱里。出自军旅的解放军作家是如此，出自城市的地下党作家也是如此，前者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后者如鲁迅先生的许多弟子们。

毛泽东曾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四九年前，前者不时向人们谈起自己对先生的仰慕之意。四九年后，后者的诸多门人，从胡风到萧军等─均是先生在思想文化领域留下的嫡亲骨血─个个挨整，以致于他们在四九年后的处境还不如他们在四九年前的处境。虽不能说他们蒙冤受屈都是出于毛本人的筹划，但可断定他们为人处事都不适合毛当政的时代。

大陆知识界传有一句戏言：鲁迅先生如果活得长久些，准是个大腕级"右派"。从此言中可看出人们对毛自我表白的那句话是很怀疑的：要么你的心后来变得不与鲁迅的心相通，要么你的心本来就不与鲁迅的心相通。

对于鲁迅以及像鲁迅这种类型的人，毛泽东可以做到远而敬之，但不能做到近而听之。他一坐上执政者位子就容不得那种嫉恶如仇且不平则鸣的知识份子。

冯雪峰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中共文人。他是鲁迅的学生，也是鲁迅晚年最为亲近最为信赖的挚友之一，另外还是鲁迅与毛泽东之间的思想联系人。

毛泽东曾通过冯雪峰了解鲁迅先生。1933年底，冯雪峰从上海潜入江西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屡屡找他谈论鲁迅，有一次见面就说："今夜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7)

鲁迅先生也通过冯雪峰知晓毛泽东。1936年4月，冯雪峰又从陕北苏区潜回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他很快找到鲁迅，向先生"谈长征情况，谈毛泽东做的党内斗争和毛泽东的坚强性格。他说，'周先生的韧性战斗精神，后继有人了  '"(8)

就在冯雪峰穿行于上海与苏区间这段时期里，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屡受排斥打击，鲁迅则在思想文化界屡遭明枪暗剑；冯本人，在苏区属"毛派"的人，在上海为周氏知己。从这里，一可看出，此时毛的处境与周的处境颇为相近；二可看出，冯在处世为人上绝非趋炎附势之辈，其晚年遭遇更能说明这一点。

冯雪峰属于中共内最为匮乏的那种既有卓越文才又有革命资历的知识份子党员。他既是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又是亲身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故属于那种能将红军长征业绩写成史诗般作品的最佳人选，很可能是唯一人选。

冯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曾以缺乏真实感为理由来替鲁迅放弃写红军小说进行辩护，但此次就无法以同样理由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了。于是，他拿起笔开始了这一创作过程、这一漫长曲折且终无结果的创作过程。

1937年底，他请长假回义乌老家写作，乡居三年，数易其稿，写成五十万字文稿，定名《卢代之死》。1942年2月，他突然被捕入狱，遂将此稿失落。

新中国成立后，他重写此稿，但在写的同时接连遭遇厄运，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被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1955年因"胡风事件"被迫检查，1957年又因"右派问题"被开除出党，最后不得不将第二次写出的几十万字文稿锁入箱中。

1961年，他被摘去"右派帽子"，于是翻出旧稿，准备写完此书，以了却心愿。很快，他就被告知，像他这样的"摘帽右派"不适宜写作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的重大革命题材。这一次，"他不再把这部稿子锁回箱子，而把它投入熊熊炉火之中。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焚烧的不仅是文稿，也是他的心。""他的头发从两鬓花白到满头皆白，仿佛在顷刻之间。"(9)

人们还可补充说：这把火烧掉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心血，还有中国工农红军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象；这种独特的艺术形象，由于这个独特的艺术家的故去，而永久地失去了。

如今，人们只见老红军萧峰留下的长征日记，不见老红军雪峰本应留下而终未留下的长征史诗；只见外国作家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不见中国作家写的"长征─记忆犹新的故事"─《卢代之死》。

执政党如此处置冯雪峰及其作品，实属精神自戕行为，即自己毁弃自己通过遭受苦难而积聚起来的文化资源，使自己在经历千辛万苦后而不能获得相应的文化回报、不能创制相应的文化精品。

当然，这不等于说该党毫无文化精品可言。事实上，这个党也产生过一些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佳作，比如产生过像《毛泽东选集》（第1─4卷）和《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这样的佳作。

就《毛选》来说，虽有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仍不失为一部文史哲兼达的名著。它是中国百年来一部最有政治实用价值的论说文文集，从中可清晰地看出中共由井冈山到中南海的发展轨迹。另外，它还是"五四"以来一部非常优秀的白话文文集，通俗易懂，清晰生动，比起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的文章来，更有可读性，更容易打动中国老百姓的心。

至于《毛诗》，鲁迅先生曾称其间有"山大王"气(10)，即有霸气，有草莽气，或说是有一种怪异的雄浑之气。此诗主不仅做了山里的"大王"，而且做了国中的"大王"。其诗文自是杂呈绿林、秀才、王者诸般气象，确为中国诗坛之尤物。

然而，毛泽东（包括为其文字润色的人）的文化成就，在其党内属特殊现象，用曹孟德《短歌行》里的话说，属"月明星稀"现象：月儿太明亮了，致使周围许多星星显得模糊起来，其中一些星星完全看不见了。在中共思想文化的夜空中，人们常常只见皓月当空，不见群星灿烂，只知有《毛选》《毛诗》，不知有其他锦绣文章。

不过，这当空皓月，只是一轮孤寂的月亮，一轮带着寒意的月亮，不能与星辰同辉，不能让知识界感到温暖。

注解

(1)引自《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22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22─1223页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1页。

(4)关于此书写作情况，参见哈理森．索尔兹伯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版自序》，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5)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94页。

(6)参见冼济华《周总理给陈毅创作假》，载《中国演员报》第52期。

(7)引自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8)引自《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9)参见吴长华《冯雪峰评传》第十、二十、二十一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10)参见：同(7)。

【57】

新中国文化艺术界，除有中共知识份子外，还有所谓"党外知识份子"（毛泽东在60年代常常带着情绪谈起他们，称之为旧社会留下来而新政权不得不接受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前者鲜有文化精品，后者能否予以补偿呢？人们指望后者能做什么呢？

若指望后者能很好地用艺术形式去反映中共党人所承受过的苦难，似是难为了他们。这是要他们去做他们做不了的事，去做连鲁迅先生也望而却步的事。沈从文写得了湘西风情，写不了江西军情；艾芜写得了南行记，写不了长征记；老舍先生写得了正红旗下，写不了太行山上。

若指望后者能很好地用艺术形式去反映中共党人所制造出的苦难─也是他们中许多人所亲身承受过的苦难，似也难为了他们。因为，他们既有作此创作的有利条件，也有作此创作的不利条件，两相比较，后者更为重要些。

这些知识子无疑拥有许多可资创作的素材，拥有许多对苦难的直接体验。

在毛泽东知识份子政策的关照下，他们大都有过十分坎坷的经历，不是在此次运动中出问题，就是在下次运动中出问题，躲过了"反右"，躲不了"文革"。纵观这些人走过的一生路程，就数在中南海红太阳照耀下走过的这段路程最显曲折，拐了许多个弯，每个拐弯处都有过一个揪心的故事。

有一个为笔者所熟识的艺术家，出身上海富家，早年同情革命，曾为中共地下党秘密运送过红色宣传品；进入新社会后，欢天喜地，只觉得眼前一片阳光，无论做什么事都有用不完的劲；到了1957年，睛空打雷，因出于好意给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继而被扔进社会最底层，过了二十馀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六零年在劳改农场中几乎饿死，饿得他这位昔日上海各大饭店的常客竟成了老鼠和蛇的天敌，在地里干活时只要抓住这些小动物就立刻活剥生吃；后来逃到新疆，与小偷乞丐为伍，破衣烂衫地流浪了十馀年。如今，艺术家已过上舒适的生活，但心中仍不能完全摆脱往日的阴影，白天欢声笑语，晚上常做恶梦，尤其是冬夜被子盖得不严时准做恶梦，梦中情节多是劳改队里的事，多是"队长"又朝他吼了什么的事。

除拥有可资创作的素材外，这些知识份子还拥有进行创作的技能。这是他们的强项。

与来自"解放区"的知识份子相比，出于"国统区"的知识份子受过更多的学术训练，拥有更高的专业素质。胡乔木与季羡林为清华大学同级生，前者很早参加革命，后者一直经营学业。一个成了中共笔杆子，一个成了清华名教授。前者长于起草政治文件、整理首长文稿，后者长于钩沉文化典籍，撰写学术专论。

文学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像老舍、沈从文那样的大手笔，在延安作家群中是看不见的。诚然，后者中也有一些文学禀赋较高的作家，但他们大都结局不好，如才子王实味被砍了脑袋，才女丁玲被打成"右派"。

有了感人的创作素材，有了精湛的创作技巧，还未必能创作出好作品来。作家们还需要有其它条件，就客观方面说，还需要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就主观方面说，还需要有一种较为从容的创作心态。然而，就新中国文化界实际情况来说，这两者都无从谈起。

就创作环境而言，新中国的作家们大都缺乏能够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评论的空间。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接受执政党领导，只能在后者严格划定的圈子里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只能搞一种"鸟笼文学"或"鸟笼艺术"。

作家们，常常被要求去写这一题材或那一题材--这些题材对于他们来说，很可能既不熟悉也不喜爱：

例如，常常被要求去写那种歌功颂德的文章，去歌颂说一不二的执政党是如何英明正确的、以及高高在上的毛主席是如何亲切温暖的--这对于那些原本有些傲骨的作家来说，是很难下笔的；

又如，常常被要求去写那种阶级斗争的故事，去编织这一拨人如何要置另一拨人于死地，以及另一拨人又如何反过来要置这一拨人于死地的情节─这对于那些生性温文尔雅的作家来说，是很不适应的；

又如，常常被要求去写那种非常表面化的题材，去描写那种红旗飞舞、群情激昂、豪言壮语不绝于耳的场面─这对于那些笔触细腻、擅长刻划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家来说，是很感别扭的；

稿子即便写出来，也未必能够出版，还须报送有关部门审查。这种审查主要不是依据艺术标准或学术标准，而是依据政治标准。一部书稿，不管有多高的艺术性或学术性，只要不能达到执政党的政治要求，就不会获准出版。

这种政治标准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尤其对于许多造诣很高的老作家来说，是很难达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于是，他们很少动笔了，即使动笔也很难写出佳作了，并因而造成一种令执政党十分尴尬的局面：新中国文化艺术成就在许多方面还赶不上旧中国文化艺术成就。并且，这种政治标准就其自身来说，是非常不确定的，是随着执政党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小说《保卫延安》，因涉及彭德怀将军指挥西北野战军的事迹，在庐山会议前被认为是好作品，在庐山会议后被定为"黑小说"，遂遭查封。

电影《燎原》，则因涉及刘少奇参与领导安源煤矿大罢工的事迹，在1966年前被认为是好作品，在1966年后被打成"黑影片"，遂遭禁演。

由此可见，这一政治标准从其骨子里说，不过是一种极为庸俗的政治实用主义的代名词而已，是随着官场权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像是旧时官宦人家看门人脸上的那双不时作仰上俯下翻动的势利眼。

作品即便问世了，也未必能够获得公正评论。因为，文艺评论所依循的批评标准也要政治挂帅，也要以党内斗争的需要为转移，甚至要以某些权势人物的臆想为转移。

康生没看过小说《刘志丹》，却能够凭猜测而断定它是反党的，并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也没看过此书，竟能够带着肯定的口气念了康生写的条子（这句话后来成了他名下的一条语录），并就此发了一通议论：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1)

从事创作活动需要有一个好的心境，既要有冲动的激情来奋笔疾书，又要有从容的心态来感悟评品。然而，这种心境对于新中国里的许多作家来说，仅是一种奢望，至少在1957年后仅是一种奢望。

或许在新中国红旗的掩映下，他们的脸上常显笑意，陪着对自己不大放心的执政党笑，陪着识字不多的群众笑，有时也为自己笑一笑─此次运动我总算过关了；但其内心是十分酸苦的，是欲哭无泪的，隐有愁痛，隐存羞愧。

接连不断的整人运动，使得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有所顾虑，甚至有所恐惧。昨日张作家犯错误了，今日李作家也犯错误了，明日或许就要轮到自己犯错误了，所以，从现在起就要格外小心，尽量不去碰那些有可能引起争议而祸及自身的问题。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发表后，受到许多好评。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它搬上银幕，并请作者本人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就在此时，有人指责小说宣扬"人性论"，宣扬"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这些说法在当时都是文艺工作者深感恐惧的"大帽子"。迫于压力，作者在改编时不得不"把那些有可能涉及到'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地方删的删，改的改"。后来一些文艺工作者如赵丹等将电影与小说进行对照，深感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给删去了  "，比如，影片拍到父亲终于找到失散多年且无时不在想念的女儿时，竟没有流出热泪的镜头。(2)

许多作家在伏案创作中，不时停下笔来抬起头，四下打量，看看那些拿着"帽子"提着"棍子"正盯着自己的好事者；随后伏下身来抓起笔，涂涂改改，一直改到自以为人家抓不到话柄为止。作家如此创作，一是不可能集中精力，二是不可能坚持己见，故而很难创作出那种有着一以贯之的气概和个性的佳作来。

在作家们内心中，除有受别人羞辱之苦外，还有受自我谴责之苦。他们中许多人都曾迫于压力写过所谓"触及灵魂"的思想检查，既痛骂自己，又揭发同仁，故使自己成了一个屈服于政治淫威的精神自首者或思想告密者。这些事对于那些传统型中国知识份子来说，最有损他们的名节，最能使他们的内心隐隐作痛。

此外，一些有影响的名作家，还有担负社会工作过多的烦恼。一位知识界朋友曾告诉笔者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老舍先生去看望因被打成"右派"而避居京郊的王莹。闲聊中，老舍先生竟羡慕起这位落难者来，说她多少还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还有一个外界少有打扰的地方，不像自己担任许多社会职务，将大量时间耗费在很不合自己性情的官场应酬上。

老舍先生所说的官场应酬，无非这样一些事情：或是上传下达，说上一些套话；或是迎来送往，陪上一些笑脸；或是让一个很含蓄的人频频张口，高呼充满革命激情的口号；或是让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屡屡举手，赞成自己并不清楚的事情。

不过，执政党让老舍先生出来做这些事情，并非恶意，其间虽有为己所用之意，但也有厚待客卿之意。

对于大多数执政党干部来说，在官场中担任一定级别的职务，既是自己获得上级信任程度的标志，也是自己获得个人待遇水平的尺度，因而都比较看重职务、看重级别，品评人物少不了要谈一下该同志在这方面的情况。即便在日常交谈中，他们一说到自己有什么样的级别和享受什么样的待遇、以及他人有什么样的级别和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时，就立刻兴致勃勃起来，眼睛也显得更亮些。

不仅如此，他们还能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以为别人也像他们那样考虑问题，于是给他们较看重的一些社会贤达也安个什么职务，或为某某委员或为某某长，以示垂爱。

他们此举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谓大恩大德，感激都来不及；但对于像老舍这种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来说，则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政府还信得过自己，忧的是自己将很难静下心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就舍公本心而言，最想做的事不会是当官，而是写作，不会是要以官位显于世，而是要以文名传于世。事实也是如此，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老舍先生当过什么官，但也没有多少人不知道老舍先生写过《骆驼祥子》。

这种由执政者向清纯学人授以官职的做法，有些类似猫儿想送兔儿可口食物，结果送了小鱼儿。显然，猫儿是出于好意的，是想与兔儿共享好事的，可问题是兔儿接受不了猫儿这番好意。小鱼儿在这一方是美味佳肴，在那一方则难以下咽。

诚然，也有兔儿渐渐爱上了猫食勿宁说兔儿渐渐变成了猫儿的情况。有那么一些步入官场的学者文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坐稳了官位，尝到了甜头，并且乐此不疲，一坐就坐到了一大把年纪还不想下来，还美其名曰：亦学亦官，亦雅亦俗。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亦此亦彼的人，再也做不了一流的学问，再也写不出一流的佳作。

老舍先生善解人意，拉不下脸来拒绝执政者的好意，故而做了人家的应酬官；可老舍先生酷爱写作，打心底里不喜欢官场上的事情，于是有了他在王莹面前发的那一通牢骚话。

总之，中共党人以其自身在建国前所承受的苦难和在建国后所制造的苦难，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界提供了最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中共党人及其治下百姓，未能看到最上乘的文化产品。

这对于那些牺牲于苦难的人─无论是长眠于雪山草地的红军战士，还是长眠于劳改农场的知识份子─来说，是非常遗憾的。

这对于那些活过了苦难的人─无论是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还是政治运动中的幸存者─来说，是非常尴尬的。

不过，最尴尬者，不是别人，而是最高执政者本人。因为，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文化艺术界，既创制不出反映前一苦难的文化精品，也创制不出反映后一苦难的文化精品。前者是他本应该做成却没有做成的事，后者是他既不想做成也无法做成的事。

毛泽东尤为尴尬的是，他自以为提出了一条十分正确的文艺路线，他也清楚在这条十分正确的文艺路线下却未能产生十分辉煌的文化成就。

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因尴尬而自责、而自惭形秽，反倒是由尴尬而恼怒、而迁怒他人，愤愤然抱怨文化艺术界拿不出新作品来，总在那里炒剩饭、"推陈出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国死人，外国死人"。

问题在于，他除了抱怨失败外，还应该抱怨失败的原因，抱怨造成这一局面的真正责任者。抱怨者最应该被抱怨。

注解(1)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2页。

(2)周哲《周恩来和赵丹谈文艺需要民主》，载《炎黄春秋》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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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上）

引言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前半期，一方面搞四清运动，以整基层干部；另一方面搞文艺批判运动，以整知识份子。

可是，就在这被整的基层干部的上面，还坐着许多高级干部；就在这被整的知识份子的后面，还站着许多党中要人。此上面者曾庇护过其下面者，此后面者曾怂恿过其前面者。

因此，四清运动和文艺批判运动只要继续向前推进，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这些坐在上面的人和这些站在后面的人，触及到许多执政党高层人士、许多中央大员。

这些中央大员多是位居"一线"的当权派，直接掌管着国家权力机关，直接统领着执政党干部队伍。

显然，"二线"上的毛泽东要扳到"一线"上的当权派，就不能采用常规的方法，不能依靠现成的权力体制和干部队伍，而只能采用非常规的方法，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58】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此序幕在一阵阵紧锣密鼓声中，展现了一幅浓墨重笔的文字讨伐场景、勿宁说是文字"北伐"场景：一位出自上海的评论家倾其严辞厉语，以抨击一位身居北京的剧作家、准确说是"客串"剧作家，即本为历史学家和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

此抨击者与被抨击者，都有不寻常背景：一个身后站着毛泽东，另一个身后则排列着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等人。前者为中央主席，虽于这一时期总爱在南方徘徊，不愿回京城日日早朝，但仍贵为天子；后者均为中央大员，常驻北京，总揽日常党务国务，掌有朝中诸多实权。

发表姚文元文章，可以说是"二线"毛泽东决心要讨伐"一线"中央的一个前哨战，或者说是前者在向后者发起政治总攻前所作的一番火力侦察，以试探北京方面将对此作出何种反应：是否会抵抗？若抵抗会抵抗到何种程度？

序幕本身场面不大，仅为一场笔墨官司；但就其已触及到以及将触及到的人和事来看，紧接其后的正剧将是大戏连台、高潮迭起，"好戏还在后头"。

不过，在进入正剧前，应追溯一下此序幕何以发生的一些缘由。这戏外的事也是很有"戏"的。

令人有些诧异，不仅批判《海瑞罢官》的人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而且创作《海瑞罢官》的人也受到过毛泽东的鼓动，尽管这种鼓动是间接的。无论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能从老人家那里找到自己之所以要那样行事的依据。

1958年，毛泽东挂帅搞"大跃进"，搞出了假话大泛滥、牛皮吹上天的局面。后来，毛自己也觉察出问题来，于是号召人们讲真话，并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抬出明朝海瑞作榜样，要求党员干部们像海大人那样讲真话。

就最终结果看，毛此次号召党员干部讲真话，与他此前号召知识份子向党提意见如出一辙，又耍了一回"阳谋"：先是满脸谦恭地劝人讲话，后又陡然变色地以言治罪。

1957年，有人听信他而说了真话，结果被打成"右派份子"。1959年，又有人听信他而说了真话，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在深受1959年"阳谋"之害的人中，最突出者要数彭德怀与吴晗两人了。前为武将，后为文人；武将直言快语，文人编剧本讲故事；直言者落难于当年内召开的"庐山会议"，编剧本者落难于数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了"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的话后，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后者将此书长时间放于案前，"批阅文电之馀，便拿起仔细阅读"。他上庐山进言时，"脑子里是否想到了海瑞，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海瑞中受到了鼓励，则是可以肯定的。"(1)

八届七中全会之后，胡乔木将毛泽东关于学海瑞号召告知吴晗，并鼓励他写这方面文章。很快，吴晗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刊登在195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上。不久，他又写出《论海瑞》一文，刊登在9月17日《人民日报》上。后一篇文章由于发表在"庐山会议"后，故被加上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话，以示将海瑞骂皇帝与彭德怀骂毛泽东区别开来。后来应京剧表演家马连良之请，历史学家吴晗客串戏剧创作，七易其稿，终将海瑞故事编成一个剧本，并接受友人蔡希陶建议将剧名定为《海瑞罢官》。1961年初，该剧由北京京剧团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礼堂正式上演。(2)

《海瑞罢官》上演数年后，毛夫人江青开始找人写文章批判此剧。1965年初，她因在北京遭拒绝而向上海求助，获积极响应。在柯庆施支持下，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筹划此文，由姚执笔，十易其稿，写成这一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名篇。

此时江青，既没有很高的职位，仅为行政九级；也没有显赫的声名，已沉寂幕后二十馀年；却可以到上海滩呼风唤雨，并返转直扑北京城。事后她在谈到自己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时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3)

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4)

他在另一处又说："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5)

毛这两处讲法有些不同：一是事先被他人告之，一是事先由自己建议；但其间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文章写出前他点了头，二是文章写出后他审阅过，并认为"基本可以"。

这篇为毛认可的文章，洋洋万言，从历史到现实，从艺术到政治，说了《海》剧许多不是。

其间说得最重的话，要数对剧中的"退田"情节与"平冤狱"情节的批判。姚将它们与六十年代初的"单干风"和"翻案风"直接划等号：

戏里的"退田"，就是指现实中的"单干"，就是"要求恢复个体经济"，"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戏里的"平冤狱"，就是指现实中的"翻案"，就是要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抱不平"，"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退田"与"平冤狱"，就是现实中"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后来，康生又作了一个重要补充，即"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6)

康这一观点立刻获毛肯定："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7)

1965年12月21日，毛说了上述的话；可在此前9月23日，他曾当着彭德怀面说过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8)

当时，中央分配彭德怀去西南地区抓国家战略后方"大三线"建设。彭对此任命有顾虑，说自己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9)

对于彭的担心，毛"斩钉截铁"地表示："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10)

就在老人家表示这一"衷心诚意"同时，有两样工作正抓紧进行：

其一、中共中央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工作，仍准备"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11)

其二、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炮制过程，正处于紧张运作阶段。

关于姚文对《海瑞罢官》的责难，人们已作过许多反驳，其中一个反驳就是认为姚文元对《海》剧的责难，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就是为了混淆事实而颠倒了时间过程(12)：

吴晗创作《海》剧是在1961年前，而所谓有人刮"单干风"、"翻案风"则在1961年后；

吴晗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是在1959年6月16日，而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则在7月14日；

吴晗发表《论海瑞》一文虽是在庐山会议后9月17日，但已加写批判文字，以"与彭德怀同志'假冒'海瑞问题划清界限"。

不过，就实际情况看，姚文元对《海》剧的责难，虽有许多强拉硬扯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因为，一个剧本，不仅有它的文本意义，姑且把这看成是作者在创作时原本设想出的意义，而且有它的解读意义，姑且把这看作是读者在阅读时以自身理解方式领悟出的意义。

用接受美学的话说，这后一方面意义，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品进行再创作而获得的意义，既包括作者在进行一度创作时所设想出的某些意义，也包括读者在进行二度创作时所联想出的许许多多意义。

同理，在《海》剧创作时，吴晗先生或许没有想到太多问题，至少没有想到后来才发生的那些问题，如刮"单干风"、"翻案风"等问题；但在《海》剧发表和上演后，读者和观众就会由此而联想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吴晗先生始料不及的问题。

特别是那些对"大跃进"实际后果有了一定认识的人，在看到《海瑞罢官》这出戏时，很难不将它与现实联系起来。因为，戏中的一些情节与现实中的一些情况确有相似之处：

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烧成了"昏君"，是无疑的；

1959年，毛泽东遇到海瑞式的直言大臣，是无疑的；

其后，他拒纳忠言且又"廷杖"忠臣，也是无疑的；

结果，他一意孤行，搞得民生凋敝、国力衰微，更是无疑的；

1961年至1962年，毛泽东又遇上一批大臣进言，要求他改弦更张：一是分田承包，二是平反冤案，也都是无疑的；

1962年及其以后，毛泽东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还倒打一耙：狠批"单干风"、"翻案风"，又都是无疑的。

对于毛泽东这些倒行逆施，广大老百姓不太清楚，但有两种人是心中有些数的。这两种人分别为一部份中共高干和一部份知识份子，前者了解实情，后者眼光敏锐。当这两种人在看到《海瑞罢官》中的那些与现实颇为相似的情节时，不免会作出些古今联想，不免会生出许多怨气。

其中最有代表性人物，要数吴晗同事也是"三家村"村长邓拓先生了。此公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书记，既是中共高干又是知识份子，既了解实情又擅长分析，并且既敢于讲话又善于讲话。他在六十年代初，也就是在《海瑞罢官》剧目上演前后时间里，写出了许多杂文，以讽喻手法针砭时政，甚至针砭老人家本人(13)。

如在杂文《专治"健忘症"》中，他对那种"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的人作了十分辛辣的嘲讽。那么当时谁是国中最不讲信义者呢？深知"阳谋"厉害的知识份子对于这一问题是不难作出回答的。邓本人正是在"反右"运动中不为毛看好而被撤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的。

如在杂文《"伟大的空话"》中，他又奉劝那种爱说诸如"东风"、"西风"之类大话的人尽早去"休息"。在当时该休息却未休息且又大话连天的人中，最突出者恐怕也要数那位说是退居"二线"却总在干预"一线"的老人家了。

像邓拓这种很爱做借古讽今文章的人，在看《海瑞罢官》时，很难想象他不会从这古代的事上联想到今日的事上，尤其当这两者很相似时，就更难想象他不会在为古人喝采时有意拖着长长的尾音。

即便就吴晗本人来说，也很难做到在其创作中只想剧中情节而不想剧外诸事。

他写作《海瑞罢官》时，正值1960年大饥荒，农村中有大批人饿死，城市里也有许多人因营养严重不良而全身浮肿，作者自己也不会吃得很饱。当时中央首长都限量吃饭，他这位省市级干部就更是如此了。

面对此景此况，熟知明史的吴先生，很可能会想起海瑞时的那句民怨：嘉靖嘉靖，家家净也；很可能会将这句古话同眼前现实联系起来：时下的中国，岂不也是"家家净也"吗？就乡村而言，过去除有贫农外，还有一些中农和富农，如今就只剩下清一色贫农了。

同样道理，毛泽东作为读者或观众，也会按自身理解方式来领悟《海瑞罢官》这出古装剧，也会由此而作古今联想。

事实上，他也更容易作这种联想。因为他本人就是当今国家的最高执政者，就是这些年来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或直接责任者，因此他对于这借古讽今事，自会比别人更敏感、更容易生出疑心。

他本来就以为，"单干风"和"翻案风"是冲着他来的，如今又发现，《海》剧中既有"退田"情节又有"平冤狱"情节，故很容易警觉起来：这出戏究竟要干什么？

即使他本人没有觉察出什么来，但只要有人从旁稍作点拨或稍发谗言，他就会十二分认真地去揣测它乃至信以为真。康生对他说《海》剧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他听后即信之，并当作自己的看法说给手下的那些笔杆子们听，于是乎有了戚本禹文章的发表。戚文说："《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鸣冤叫屈"。(14)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专制统治者都有许多相似处，比如，大都刚愎自用、文过饰非且又坑害忠良。与此相应，凡是抨击专制统治者的作品或凡是歌颂其反面骨鲠忠臣的作品，也都有着较多的象征意义或较宽的打击幅度。比如某一作品中的某些骂皇帝的话，既可用在李皇帝身上，也可用在赵皇帝身上；既可用来直讽已死去的皇帝，也可用来影射正活着的皇帝。

因此，这类作品的解读意义十分宽泛，可被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意义。

老百姓方面，在观此类作品时，很可能是会心会意的：如果当朝者是个贤君，那么这作品与他无干系；如果当朝者是个昏君，那么这作品骂的就是他。

统治者方面，特别是那些实行苛政的统治者们，在观此类作品时，则可能是疑神疑鬼的：总觉着作品中那些骂人话是对着自己说的，总喜欢在那里搞"对号入座"。

毛泽东就常常爱搞"对号入座"，常常自比秦始皇，并因此而很不喜欢那些痛骂这个暴君的作品，到了晚年还掀起一场"评法批儒"运动，其间翻出郭沫若早年著作《十批判书》，指责它"尊孔反法"、"大骂秦始皇"，并写诗作评，讥之"不是好文章"。

简言之，上演后的《海瑞罢官》所具有的意义，不限于作者在创作时所设想的意义，还包括观众在审视时所领悟的意义；而在这后者中，无论是赞成它的人所要肯定的东西，还是反对它的人所要否定的东西，都不全是作者原本想提供的东西，都有可能是观众自以为是的东西，并都有可能对应着现实中某些真实的东西。因此，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意义所作的许多非难性发掘，若都被安在作者头上，都被说成是吴晗蓄意表达的，则是十分冤枉的；但若都被当作无稽之谈，都被说成是没有事实背景的，则是十分片面的。

"文革"后一些为吴晗鸣冤的文章，为了证明吴晗的无辜以及姚文元的无理，往往将前者的古装剧作说成与现实政治没有多少关系，以显得吴晗是非常意外地被卷入到一场政治漩涡中去的；同时将后者对前者的许多指责都说成是凭空捏造的。

显然，这种辩护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也是言过其实的。

较老到的政治家在实施重大举措时，很少去硬造形势，而多是想借助某种已有形势，多是想做一做借题发挥的文章，并为此而努力寻找那种确实能借以发挥的话题，那种说起来能让人觉着很像是回事的话题。

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从批判《海瑞罢官》入手，应该说是找到了那种确实能借以发挥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中，无疑有一些虚构的东西，但也有一些非虚构的东西、一些与当时中国政治实情很相似的东西。这就如同他后来发动群众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样，其间固然有蛊惑人心的一面，但也有确实抓住当时群众心中业已存在的反官僚主义情绪的一面。晚年毛泽东的政治运作能力虽已严重退化，但还没有退化到颠三倒四、胡言乱语的地步。

不过，毛泽东从《海瑞罢官》中所抓住的那些非虚构的东西，并不都是作者原本设想出来的东西，而有相当一部份是包括毛在内的诸多读者后来解读出来的东西，故不应该让吴晗为自己作品的解读意义负完全责任，至少不应该让他为此负刑法责任。

然而，毛泽东的专政机关就让吴晗为此负了这样的责任：将他捕入狱中，摧残致死；并株连亲属，将其妻其女也捕入狱中，致使母女两人也像其夫其父一样，都未能活着走出牢门。

注解

(1)引自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589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31页。

(2)参见于伶、子真《吴晗和<海瑞罢官>》，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二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3)《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38─39页。

(4)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谈话（1967.2.3）》，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92─493页。

(5)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97页。

(6)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2页。

(7)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12.21）》，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93页。

(8)引自《毛主席与彭德怀的谈话摘录（1965.9.23）》，载《彭德怀自述．附录二》，第288─289页。

(9)引自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696页。

(10)引自：同(9)，第698页。

(11)引自：同(9)，第700页。

(12)引自：同(2)，第2─6页。

(13)在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期间，邓拓先后为《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写了150馀篇杂文，为《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写了18篇杂文。这些杂文大都从现实问题入手，旁征博引，评品人物，讽喻时政。

(14)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1966.1.15)》，载《人民日报》1966年4月2日。

【59】

吴晗的《海瑞罢官》，作为一个被用作借题发挥的话题，不只是一个说起来很像是有那么回事的话题，即有一定事实背景；而且是一个可由此引发其他许多话题的话题，即有较大语义拓展空间。

在对它的批判中，毛泽东真正看重的，不是吴晗这个人这个剧本，而是由此人此剧所能引发出来的那些东西，其中最突出者，要数"一线"中央对他的节节抵制，以及他对这些抵制的逐次摧毁。

最初的抵制：北京方面对姚文的发表不予理睬。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中央暨北京市各大报刊均不作转载不加评论达十八天之久。当时"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1)

在此期间，毛泽东见北京湖南两地报刊拒载姚文，便指示上海方面将此文印成小册子发行全国，但"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北京新华书店奉命对"征购通知"不予答复。(2)

继而的抵制："一线"中央对姚文掀起的批判运动进行限制。

在毛泽东持续压力下，"一线"中央不得不作退却，同意首都各大报刊转载姚文。《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于11月29日转载，《人民日报》于11月30日转载，《光明日报》于12月2日转载。

不过，这些大员们虽已后撤，但未一撤到底，仍在后撤过程中不断筑起防线，以作逐次抵抗。他们虽同意刊载批判《海》剧文章，但不同意将这一批判提升为政治讨伐，竭力想把它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

《人民日报》在转载姚文时，特意置于《学术研究》栏内，并加上一段经周恩来和彭真审定的"编者按"，阐述"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方针"，既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什么，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什么，只是表明一种如有问题尽管讨论的态度、一种各方主张都予宽容的态度。

《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12月12日发表邓拓一篇署名为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侧重从学术研究角度来批评吴晗剧本，试图把许多针对它的指责从政治批判上拉回到学术讨论中。邓拓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过问下撰写的，是经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的。

再次的抵制：彭真等人对所谓"要害是罢官"的说法予以辩驳。

12月22日，毛泽东在同彭真、康生等人谈话时，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庐山会议"翻案。彭真当即作出说明：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次日，彭真在单独求见毛泽东时，又就上述问题作出说明。彭一再申辩使毛不得不置缓词：吴晗问题两个月后再做政治结论。(3)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吴晗在作自我批评同时，详尽叙述了《海瑞罢官》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试图说明此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作者还特意点出此剧是在《论海瑞》一文基础上写成的，而此文已明确写有批判"庐山会议"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话了。

1966年1月中旬，戚本禹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和关锋林杰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均被送审中宣部。这些文章都坚持毛的观点，即《海》剧的实质在于为一小撮被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鸣冤叫屈"，在于"配合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宣部以给吴晗做政治结论尚早为由，将这些文章扣住不发，直到毛亲自出面干涉为止。前后长达两个半月之久。

最后的抵制："一线"大员拟定"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以作为政策性文件来规范日渐失控的文化批判运动。

1964夏，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组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小组"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中央一线"。

姚文元文章一发表就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引起思想混乱。人们很难理解一个普通评论家竟能够直接点名批判一位首都副市长，或一篇戏剧评论竟能够上纲上线地谈出那么多重大事件来。人们搞不清楚这场运动究竟要干什么，不知它还会整出什么样的人物，还会生出什么样的是非。知识份子尤其那些既有见识也有经验的知识份子，忧心忡忡且又思绪纷纷。

鉴于这种情况，北京大员们试图订出一些规矩来，以使人们在作出言谈举止时有所依循，进而消除已弥漫在许多人心中的不确定感。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任何权力体制都要求维持一定秩序，以能够为权力拥有者带来安全和为权力运作者带来效率；作为中共权力体制"一线"领导，自然负有维持治下秩序的职责，至少此时还负有这种的职责。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着手为如何开展这场运动制定具体规定，以将它纳入"一线"中央所能控制的范围内。

彭真在会上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政治问题；此次运动要坚持"放"的方针，要让大家说话；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康生在会上持相反意见，认为应该谈《海瑞罢官》要害，谈吴晗政治问题，并指责有人搜集左派材料。(4)

2月4日，根据彭真指示，列席会议者许立群和姚溱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强调此次运动，要"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份地放出来"；"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5)

2月5日，许姚起草件经彭真修改后提交中常会讨论，获得通过，但还不算最后通过，还须报请那位滞留南方不归的老人家认可。

2月8日，彭真率陆定一、许立群等人专程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在汇报过程中，毛没有表明反对态度，但说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话。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汇报者反映左派文人关锋也写过有问题杂文时，毛答道："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另外，毛两次问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总的说来，老人家没有否决《提纲》。(6)

2月12日，《汇报提纲》由彭真授意加写批语，经邓小平签发，作为中央文件下达，以指导各地运动。

可见，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一线"大员，彭真与陆定一等人曾经拥有相当份量的合法权力，并能运用这种权力对毛进行相当有力的合法抵制。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一段时间里，他们能够控制中央报刊以迟滞这场文化批判运动的势头，能够召集中央会议以谈出不同于毛泽东想法的东西，能够批发中央文件以下达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指令，甚至能够打着中央旗号以贬斥毛泽东直接支持的人和事。

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曾请示北京方面，《提纲》中谈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责成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代以回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Ｑ，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7)

彭真如此回话，已近乎锋芒毕露，以至于张春桥在被告知时当即作出判断："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8)

尤其彭后一句话，表面上是对上海市委的批评，骨子里是发毛泽东的牢骚。

彭真等人不会不明白，没有极其强硬的后台，无论如何姚文元也不敢撰写公然挑斗北京方面的文章，上海市委也不敢批准发表这样的文章。他们刚开始时或许不太清楚姚文的背景，但稍候时日就一定清楚此文后面的来头究竟有多大。从他们很不赞成此文又不得不同意转载此文这件事本身就可看出，他们受到了一个比他们所有人都更有权力的人的压力。

这些大员心里很清楚，这种非党性举动的根子出在谁身上，但又不能直接说穿他，至少不能直接斥责他，于是，只好拿名义上仍属中央"一线"管辖的上海市委作话头旁敲侧击，明里指责上海市委不讲党性，暗里抱怨老人家身为党的主席却不按党的规矩行事。

注解

(1)引自《5．16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5页。

(2)参见：同(1)；参见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967.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98页。

(3)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5页；参见：同(1)，第6页。

(4)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6页；参见：同(1)，第8页。

(5)《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6.2.7）》，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611─613页。

(6)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7页；参见：同(1)，第8─9页。

(7)参见：同(1)，第9─10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23─624页。

(8)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24页。

【60】

以往人们在谈论"文革"初始阶段时，大都对毛泽东如何发动攻势这一方面谈得较多，而对中央"一线"如何作出抵制这另一方面谈得较少，尤其对这些抵制所具有的意义未能给予应有的阐释，致使后者显得十分消极被动，似是懵懵懂懂地挨了整、受了冤枉。

这种谈法仅突出了这个阶段一头一尾的情况，即谁挑起冲突和谁赢得冲突的情况，而淡化了这一头与这一尾之间的情况，即你来挑战我作回应这一冲突本身的情况。事实上，中央"一线"大员尤其那些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大员，对于毛发起的批判运动，并非消极被动，而是作了相当有力的抵制，至少作了能够大大激怒老人家的抵制。

毛泽东发动文化批判，并非自批《海瑞罢官》始，但因发动文化批判而遭遇中央"一线"强烈反弹，确是自这一批判始。这其间，不仅有前者为什么要选择《海瑞罢官》来大加批判的问题，而且有后者为什么也相应地要抓住这一批判予以强烈反弹的问题。

概略地说，这一批判迅速地激化了中共高层原本就隐有的许多重大分歧和许多非毛化情绪，并使它们浮上台面。

例如，对吴晗大加批判，自然涉及执政党究竟怎样对待知识份子、怎样评价"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等问题；

又如，把《海瑞罢官》说成为彭德怀翻案，自然涉及中共高层在事隔数年后究竟怎样看待庐山会议、怎样评价"大跃进"等问题。

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共高层人士并非完全赞成毛的做法，其中一些人士甚至还想纠正毛的做法。

老人家对知识份子向来评价不高，尤其对文化教育界知识份子一直抱着不认同态度，以至说出这样的话："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1)

另一些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陈毅等，则对知识份子持基本肯定态度，常常替他们说一些公道话。

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作过一个主题报告，对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群体作了一个基本估计：

积极拥护共产党的进步份子约占百份之四十左右，

一般拥护共产党的中间份子约占百份之四十左右，

缺乏政治觉悟的落后份子约占百份之十几，

各种反动份子约占百份之几。

即是说，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是拥护执政党的，理应为执政党所信任。(2)

1961年6月，周恩来又就知识份子问题发表讲话，承认"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民主作风不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搞"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先给人家言论定个框子，然后根据框子去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政治上去戴帽子，从组织上去打棍子，从历史上去挖根子。(3)

周这些话显然是在为知识份子这些年来遭遇鸣不平。自他1956年作那次报告到他当下作此次讲话之间，中国知识份子经历了"反右派"运动和"反右倾"运动。这些运动有一共同点，就是以言治罪，就是先让人们发表意见后让他们饱受"五子登科"之苦。

1962年，周又频频谈到知识份子问题，既向他们表示敬意，又向他们表示歉意。3月2日，周在广州向出席全国科学工作会议者和出席全国戏剧创作会议者作报告，开口便是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几年来，大家生活工作都很苦，甚至精神上也不愉快，但仍做出显着成绩。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4)

他的这个敬辞带着苦味，有些感人，尤其对于那些饿过肚子挨过整仍努力工作的知识份子来说，当属很体己的话了。

周还特别谈了如何善待知识份子六个问题：一是要信任他们，二是要帮助他们，三是要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四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五是要承认我们有错误，六是要改正我们的错误。这第六条只要毛还在台上便不可能做到，但这第五条若就周个人来说便已当场做到："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5)

周这些讲话对知识份子有理解、有肯定，后面讲话还有同情、有歉意。不过，执政党总理身份又难为了他，使他在讲话时不得不搞一点"左"与"右"的平衡，既为知识份子说了一些公道话，也不忘为"反右"斗争说上几句捧场话：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6)

周恩来的副手陈毅则要爽快得多。1962年3月，陈在一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讲话中，不提一句"反右斗争"，却发了一通"右派言论"。(7)

1962年3月，在一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讲话中，陈毅开口便道："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

这位挂着元帅衔的副总理，性格豪爽且才华横溢，一旦想出气就能出它个酣畅淋漓且声情并茂：

"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如果说经过十二年改造，他们还全部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

我们把人家的住房、吃饭、穿衣都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吗？"还不如资产阶级高明。

"有一个网，我可以漏网求生，没有个网，到处都是网，你哪里能够生呐！（笑声）是呀，无网之网，大网也，网死人啦，网哉！网哉！（大笑）这个不好，今天我是出这个气。"

陈还对知识份子整体状况作了一个基本判断：绝大多数者是拥护执政党的，是热爱祖国的；绝大多数者是有一定水平的，是可以为我们服务的；他们是"人民的知识份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脑力劳动者"、国家"主人翁"。

他特别谈到，文学艺术方面知识份子从"五四"起就基本上站在人民一边了，在建国后就更是如此了；可有些人还将他们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

他接着指出，"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形势已很严重，"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

比如，他们明明知道你修的水库不科学，过两年就要报废，就要动员人去挖掉它、炸掉它，但不敢讲话；明明知道你亩产万斤水稻违反科学常识，但不敢讲话；因为，"一讲就说我们保守，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我们只好不讲"。

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在谁身上呢？

陈认为，不能对党员干部和知识份子"各打五十大板"，而应"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

陈进而指出，就党自身来说，主要责任不在下边而在上边，因为这些运动是由中央发动的，故"首先要中央负责，不能首先责怪做实际工作的同志。"

陈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主办外交事务，兼管科学文教工作，故而能就执政党知识份子政策说上一些话。如在1956年1月，他直接参与讨论周恩来关于知识份子问题报告草案。如在此次会议上，他既以知情者身份披露：中央从来就没有做过决定要审查文艺作品；又以领导者身份表态："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以后不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当然，这个表态只反映他陈副总理想法，至于执政党以后搞不搞运动则要由那位党主席说了算。

有趣的是，陈毅兼管知识份子问题，却没有直接参加五十年代那两场反"右"斗争，因而比较干净。1957年，他因患有心血系统疾病而离职修养。1959年，他又奉命看守国务院而未上庐山。

然而，这并不能减轻这位副总理的内心自责感。他在此会上十分动情地说，应该给广大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脱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说着就站起身来向全场知识份子深深鞠了一躬。

陈毅这番讲话因十分诚恳且十分生动而获六十馀次掌声和笑声。

不过，陈很清楚，他的这些言谈虽能赢得知识份子喝采，却不合乎某一些人口味，故而自嘲为"右派言论"。事后，也确有人发指示，不许传达这个讲话；也确有人说怪话：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份子"讲话呢！(8)

陈还想明确告诉人们，他的这些"右派言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而是郑重作出的，故在畅言之后申明两点：

一、"我今天讲这些话，是经过考虑的，是比较有把握的，不是完全有把握"；

二、"这是中央的方针，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我才敢讲"。

陈上述申明将其讲话的个性和党性都作了交待：话是我考虑好说的，也是合乎中央方针或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其间既表明我陈毅个人态度，也反映中央多数人意愿。

显然，陈毅讲话不完全属于他个人行为。他告诉与会者，他曾把"讲话的大体意思"预先向总理讲过，并获得总理赞成。陈毅讲话可以说是反映了许多中共高层人物的一种共识，即执政党要记取教训，不要再像以住那样整知识份子了，而应信任他们、善待他们，充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

仅隔数年，毛泽东又来支持姚文元发文章，点名批判一位明史专家，并欲将这一批判推及整个知识界，故不能不触发中共高层内原本就隐有的积怨。正像陈毅1962年讲话一样，彭真等人采取抵制姚文元文章和保护吴晗的举动，也不完全属于他们个人行为，也可以说是反映了许多中央一线大员的一种共识，一种在如何对待知识份子问题上的共识。

彭真等人此次对这一共识的表露或说对这场运动的抵制是有一些特点的：

一是力图按组织程序办事，尽可能地发挥自己占据"一线"的优势，运用手中合法权力，监控官方传媒，颁发中央文件，以将此次批判运动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

二是试图借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来警诫此次运动。《二月提纲》在谈到此次运动方针时，第一句话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在此之前，彭真已多次谈到"放"的问题，由他授意写出的《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就以此为主要话题。

在毛的那篇讲话中，所谓"放"的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是发展科学艺术的好方法，而且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

"知识份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方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9)

1957年3月12日，毛讲了关于"放"的话；到了6月8日，他又为执政党中央起草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此公话音落下不足三月就开始大食其言了，对知识份子说是"放"实是"收"，说是"说服"实是"压服"、甚至"一棍子打死"，最后打出了数十万被彻底剥夺发言权的"右派份子"。

毛这篇讲话，若仅就字面看，单纯得很，明亮得很，似在显示一种雍容大度的气概，似在表明他毛泽东也想附庸风雅一下，学一学史上贤君，搞一搞"兼听则明"；若再将此言与此人稍后实际所为参照起来看，就复杂得多了，也阴暗得多了，使人觉着此公气量狭小却又故作大度，害得治下臣民不知如何进退是好，先是遵旨进言，后又因言获罪。

可见，毛这篇讲话有两重意义：一是就其字面来说的直陈意义，二是对那些亲眼看过这由其言到其行过程的人来说的解读意义。前者好比是一篇发表在商品上市前的广告词所产生的效应，后者好比是人们在看到假冒伪劣商品后再来评品那篇广告词时所生出的感受。前者仅触及人的耳目，后者则发自人的内心。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彭真等人为什么要跳过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并又跳过此人在1957年夏季所写的关于反击右派的文献，而单单挑出他在1957年春所作的这篇讲话，更准确地说单单挑出这篇讲话中的"第七点"，来作为《二月提纲》立论的主要依据，作为中央一线借以限制此次运动的一种权威性说法。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篇讲话所具有的解读意义至少可以警诫两方面人：

一是警诫毛泽东，不要再做那种出尔反尔的事了；

二是警诫知识份子，不要再上那种"引蛇出洞"的当了。

就实际效果看，前一警诫未能够奏效，未能够阻止毛泽东继续搞他的政治运动，后一警诫倒起了作用，致使许多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的知识份子，真以为"文革"初期批判运动又是一次"鸣放"，又是一次"阳谋"，故纷纷采取保守立场，甚至还当了一回"保皇派"。

不过，他们此次还是站错了队，还是站到了毛主席正对面的那个队伍里。说是"保皇"，实是保中央"一线"，保毛决意要搞掉的那些中央大员。他们1957年因进言而犯错误，1966年又因退守而再犯错误，进也不得要领，退也不得要领，当好老人家的子民实在不容易。

此外，彭真等人之所以挑出毛这篇讲话作为《二月提纲》依据，还有一层"拨乱反正"用意。1949年后，执政党知识份子政策前后不一致，"反右"运动前相对宽松（尽管已发生"批胡风"等运动），"反右"运动后过于苛刻。彭真等人此次重新提出并大加肯定毛在1957年3月所讲的那次话，而把他在此之后所说的许多话晾于一边，从而显示他们赞成前期政策而不认同后期政策，并试图从后者这里回到前者那里。

关于如何看待"大跃进"和"庐山会议"问题，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有许多中共大员持保留乃至批评态度（参见本书第29─32节）。

刘少奇在谈到"大跃进"错误时，一方面说不是路线性质的，一方面又说要过五年或十年才能做结论；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一方面明显加重对彭德怀个人的批判，一方面又暗暗降低"庐山会议"本身的意义。他还特别提到，这几年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就"人祸"方面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一些负责同志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民主作风。

朱德在会上讲：这几年"左"的歪风起来了，党内民主不够充份，党内斗争过于扩大，致使人们不敢讲话。

陈云会上不讲会后大讲：一是大讲这几年来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突出表现为不讲真话，尤其不讲反面意见；二是大讲当前形势不像毛所说的那样正在好转起来，而是十分严重，需要经过许多年努力才能恢复过来；三是大讲"包产到户"必要性，一直讲到毛面前，致使龙颜大怒。

据《彭德怀传》记述，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搬出中南海，落户京西挂甲屯吴家花园。不久，彭真与杨尚昆奉命前来安排彭学习事宜。公事之馀，"彭真不无感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份了一些。'"(10)

从这话里可以看出，在处理彭德怀问题上，中共高层最初就存有异议，朱德陈云自不必说，就连出身刘少奇华北局系统的彭真也有不平之音。至于过了数年后，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大都为事实验证后，这种异议就更多也更明确了。

彭真在1959年时还只是私下向彭德怀表示同情，到了1965年底前后就运用手中权力公然阻止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牵扯起来。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不久后一次会议上，彭听到有人汇报吴晗因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而很紧张时便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了半月，他又把吴晗找去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1)

中宣部长陆定一则多次谈起斯大林晚年犯错误话题(12)，谈起这个对于毛泽东来说很敏感很有刺激性的话题。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周小舟与李锐、周惠等人私下议论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当这些话被捅出来后，"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做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13)

这一问题之所以具有如此敏感性和如此爆炸性，就在于斯大林因其生前恶行被揭露而成了一个声名狼籍的人--虽然中国老百姓还不明真相，但中共高层人士已知许多实情；而在中共党内也只有毛泽东一人能与此公相提并论─有着相似的政治身份，也是党老大，有着相似的执政方式，也爱搞个人专断；因此，在这个党里尤其在这个党的高层里大谈斯大林的错误，也就大有影射毛泽东的嫌疑。

1964年底，刘少奇为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曾提出一个"矛盾交叉说"：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相互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叉。（参见本书第47节）

刘这一说法本身是否正确，尚可讨论；但若用来状说批判《海瑞罢官》运动的性质，倒很适合。后一运动所引发出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交叉"的。

就所要批判的吴晗这个人来说，既是知识份子、明史专家，又是执政党高干、北京市副市长（与中央"一线"有较多联系）。因此，大张旗鼓地批判此人，就会同时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执政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知识份子的思想言论问题，故容易使人想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并激起一些中央大员对此所存有的不满；二是执政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党内同志尤其党内高层同志的不同意见问题，故又容易使人想起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并触发一些中央大员对此所积有的怨气。

就所要批判的由吴晗写出的那个剧本来看，其间既有所谓"退田"问题，又有所谓"平冤狱"问题。姚文元则把它们与现实中的"单干风"和"平反风"联系起来横加指责，故又触及到中共高层在"包产到户"和"甄别平反"等一系列问题上所隐有的分歧。

因此，大肆批判吴晗及其剧本，就会同时激化中共高层本已隐有的许多矛盾，就会产生一种"共振"效应。无论是毛泽东发出的冲击力，还是中央"一线"作出的反弹力，都是相当剧烈的。

注解

(1)毛泽东《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1964.10.1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31─332页。

(2)周恩来《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1956.1.14）》，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页。

(3)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6.19）》，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3─328页。

(4)周恩来《论知识份子问题（1962.3.2）》，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3页。

(5)引自：同(4)，第366─367页。

(6)引自：同(3)，第332页；参见：同(4)，第363页。

(7)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3.3）》，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第3─26页。

(8)引自《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8页。

(10)引自《彭德怀传》，第652页。

(11)引自《5.16通知．附件》，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4─13页。

(12)引自：同(11)。。

(1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8─179、320─326页。

【61】

由毛泽东创意设立的中央"一二线"体制是一怪异的权力运作体制：一方面，赋予"一线"可以监管全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赋予"二线"既可以监控"一线"也可以绕开"一线"直接过问下层事务的权力。

依据前一方面，彭真等人可以批评上海市委，可以指责它遇事为什么不请示、不汇报。

依据后一方面，毛泽东也可以批评彭真等人，既可自上而下地去训斥他们，又可自下而上地去拆他们的台。

依据前后两方面关系，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在其间投机行事，或充当"二线"窥探"一线"的眼线，或充当"二线"整治"一线"的打手。

这种权力体制，既给这个党的中枢权力运作带来政出多门、权责不一等弊病，也以此为代价而给这个党的主席进行高层权力角逐预留下很大的回旋空间。

当中央"一线"依据他们的道理指责上海市委不讲党性背着北京方面发表姚文元文章时，"二线"毛泽东也有他的道理可说：

上海市委虽未向北京方面打过招呼，但已向本主席打过招呼；

北京方面虽是"一线"，但遇重大事情还应请示我这个"二线"；

你们在事发当初，不明事情原委而作出抵制举动，还情有可原，但时过数月，已明知我是此事后台却仍要追究此事责任，抓着上海市委不放，指桑骂槐，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于是，老人家很快就凭借着这个体制所赋予他的特殊权力，以及凭借着他个人所拥有的巨大权威，对"一线"的一系列抵制活动作出一连串激烈反应。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抱怨："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现在大、中、小学大部份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垄断了"，这些地方的文化批判运动还没有真正搞起来。他还点了受到北京市委庇护的"三家村"的名，并警告中宣部不要步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因犯错误而被撤销的后尘。(1)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两次找康生谈话，另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对北京方面作出更为严厉的批评："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还发出警告："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要彭真就回话杨永直事，向上海市委道歉。(2)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康生向会议传达毛近期多次讲话精神。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与会者也依照毛讲话精神批评彭真。会议作出两个决定：一、起草一个撤销并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二、成立一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月22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强调：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地方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出，主要是党、军。他还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提法，说出一段后来被"革命造反派"屡屡诵读的名言：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3)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谈到彭真问题：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情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彭的本质已隐藏了三十多年。(4)

至此，彭真的倒台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中央一线的崩溃，已成定局之势。

就在批判彭真等人的同时，军队里也掀起"阶级斗争"的波澜：一是整出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案，二是推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同时提名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昔日延安抗大正副校长此时又走到了一起，开始了新的一轮合作关系，一轮最终未有善果的合作关系。

林彪虽为军队统帅，但长期处于半休养状况，是个病号。罗瑞卿因此而获有较多实权，不仅能够管总参谋长份内的所有事务，而且能够管国防部长该管而未能管起来的许多事务。于是，在中共军队高层内，也形成一种类似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里的"一二线"关系：罗为"一线"，林为"二线"。

然而，这种"一二线"关系对于那些权力意识很强的人来说，是很难处理好的。

就"一线"者来说，我既然在前面办实事，就应该拥有实权；并且，我既然还能够办更多的实事，就还应该拥有更多的实权。

就"二线"者来说，一方面放权于人，另一方面又不放心于人；一方面鼓励人好生使用权力，另一方面又不时窥视人是否僭越权力。

林罗二人都属权力意识很强的人：一个精力旺盛，什么事情都想抓起来管起来；另一个则疑心重重，总担心自己地位受到别人威胁。因此，他们不可能长期合作下去，虽于1959年秋手拉手地坐上中共军队中最显赫的两个位子，但到1961年后就开始磕磕碰碰起来了。

其间比较重要的冲突有这样两个：

一是所谓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1964年，罗在林彪过问不多情况下，大抓了军事训练工作，抓得轰轰烈烈，抓得全军上下兴起一股大练兵大比武热潮。为此，罗获得许多中央领导的好评，但也遭到自己顶头上司的不快。林彪指责说，军事训练搞得太多，冲击了政治。罗难以接受这种指责，用词颇为尖锐地辩解道，搞政治工作应落实到包括军事训练在内的各项具体工作中，而不能搞"空头政治"。于是，林给罗扣上了反对"突出政治"的大帽子。

二是所谓罗瑞卿想要林彪"让贤"。1964年，毛泽东发出要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指示。罗在向林汇报军队为贯彻这一指示而采取那些措施时，讲了有些老干部应该"让贤"的话，致使后者发生猜疑。1965年12月初，林向毛告发，罗曾托已故空军司令刘亚楼向叶群捎话，希望她劝林彪好好保养身体，不要多管军队事情，而让罗去主持一切。这一告发虽在一些人看来属于"死无对证"的事(5)，但在毛泽东那里获得迅速反应。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林彪等人对罗瑞卿进行所谓"背靠背"揭发批判，随后削去其兵权。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中央有关方面在北京开会，继续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前期会议对罗进行所谓"面对面"斗争，致使他不堪屈辱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未遂。后期会议对罗进行缺席批判。最后会议作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将罗的问题定性为"篡军反党"。

1966年2月2日至20日，也是彭真在北京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制定《二月提纲》前后时间，毛夫人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做了一个会议《纪要》。两个会议时间相近而主旨不同：一个强调"有破有立"，对现实多有肯定；一个强调"不破不立"，对现实多有否定甚至完全否定。

《纪要》宣称：自建国以来，文艺界就"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

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毛泽东读至此处，感到言犹未尽，于是提笔批语："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6)

就此座谈会的形式看，很不正常。江青不是军人，却能够主持军队会议。会议也不是中央会议，却能够评判中央路线，并且一评就评出它十几年功过是非，其《纪要》也被当作中央文件于当年4月10日批发全党。

就此座谈会的背景看，又有许多合法性依据。军队统帅林彪热情提供会议场所，党主席毛泽东也热衷担当场外指导。这也是他们两人继整罗瑞卿后再度作出的连手进击。

前者明令总政治部，"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后者亲审《纪要》，看了好几遍样稿，作了十馀处改动，使之成为一份直接反映他本人意图的文件、一份直接鼓动"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注解

(1)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3）》，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07─413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9─1240页。

(2)毛泽东《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1966.3.28─30）》，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05─406页。

(3)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41─1242页。

(4)参见：同(3)，第1242页；参见：同(2)，第406页。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270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8─623页。

(6)引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载《江青同志讲话选编》，第4─5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8─623页。

【62】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此时仍滞留南方，但事先对会议作出许多安排，并最终从会上获得他最初想获得的许多东西。

会议最重要成果，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5.16）》，即人们习惯上说的《5．16通知》。此件在会前就已由陈伯达起草并经毛泽东反复修改而成定稿了，在会上主要是供人们学习领会，并履行组织通过手续。

《通知》有三方面内容：

其一，宣布两条决定：一是撤销1966年2月12日彭真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是"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后一决定为毛泽东亲笔所加。

其二，对《二月提纲》作了十个方面批判，指责"这个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底的修正主义"。其中有五个方面批判、六段话（最长者四百八十馀字）为毛亲笔改写。

其三，向全党全国发出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一号召用语全部出自毛本人手笔：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

第一段话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要搞文化批判，批判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二是要搞政治"清洗"，清洗那些"混进"党、政、军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两相比较，后者更根本些，是前者得以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

第二段话又对第一段话中的第二层意思作进一步阐述，定性更高，用词更趋激烈。那些"混进"者们被直接说成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是要来夺取我们的政权的；尤为严重的是，他们中一些人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成了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末了一句话后被解释为特指国家主席刘少奇。

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革命"，具有较多的政治清洗色彩或较多的高层权力斗争色彩。思想文化问题只是它的切入口，而政治领导权问题才是它的核心所在。

执政者毛泽东真正看重的，不是舞台上演了什么戏剧或报刊上登了什么文章，而是党政军大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他发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鼓励批判《海瑞罢官》，说到底是要向中央"一线"权力集团挑战，是要借文化艺术舞台来上演政治夺权剧目。

当此剧第一幕结束时，老人家已一举夺下中共北京市委大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大权、中共中央宣传部大权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权，整出一个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职务，撤销罗瑞卿总参谋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长职务、撤销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加予彭、陆的主要罪名，是坚持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以抵制毛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加予罗的主要罪名，是"篡军反党"；加予杨的主要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

关于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革命来解决高层权力斗争问题的真实用意，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看得最清楚，也表露得最清楚。就在《5．16通知》获得通过后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就此通知精神作了一个解释性讲话。他讲话没有稿子，故讲得结构松散、逻辑有些零乱，但要讲的问题都讲到了，并都讲得很有个性，很能抓住人。(2)

他首先大讲政权的重要性：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

"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因此，无论碰到什么千头万绪的事情，都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他接着从横与纵两个维度--世界现状与中国历史--来大讲政权斗争的严峻性。

"世界政变成风"："一九六零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类似情况："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为此，林引用了许多材料，包括引用了诸如赵光义"烛影斧声"、康熙"传位十四子"等传说性东西。由于渲染过份，以致危言耸听，二千年中国史在他口中几乎成了一部政变史，一部透着血腥气与诡诈气的宫闱秘史。

林彪谈世界政变成风，谈中国历史黑幕，目的还是为了谈中国现实，谈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现况。

林彪接着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着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着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搞政变要抓两个东西：一是"抓笔杆子"，造舆论；二是"抓枪杆子"，搞军队。"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正是抓了这两个东西："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

林这些话很是惊心动魄，尤其后一段话，绘声绘色且又故弄玄虚，有意识地营造了一种神秘、紧张乃至恐怖的气氛，从而烘托出执政党高层权力斗争的严峻性。

数年后，林彪这些讲法随着他本人受批判而被否定了，即因人而废言了。用来指责这些讲法之所以有问题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这封信据说写成于1966年7月8日，即林作上述讲话五十馀天后；公布于1972年5月下旬，是"批林整风汇报会议"（1972.5.21─6.23）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文件。(3)

毛在信中评论了林的"5．18讲话"，谈出了他的两点不满：一是大讲政变问题，二是大吹他毛泽东著作。

关于前者，毛是这样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4)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毛不大赞成林关于政变的说法，但难以看出毛坚决反对林这些讲法，更难以看出毛之所以反对林这些讲法的充足理由是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毛提出了什么反对理由的话，那也只是认为林这些讲法与众不同，太特别了。

就内容来看，林的讲话应该说摸到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意，即要解决中共高层内的领导权问题，要搞掉中央"一线"上的刘少奇等人。林的讲话应该说抓住了《5．16通知》─特别是它的第三部份─的精神实质。

就形式来看，林的讲话又太有他个人的特点，总爱用他"自己的习惯语言"来谈领导权问题，谈得过于直露、过于渲染，以致将执政党高层权力斗争谈得赤裸裸且惊心动魄，谈得连毛泽东这位事主都感到诧异、都感到不自在。

林彪之所以采取如此讲法，似与他的军人出身有关。无庸讳言，林曾是一位优秀将领，拥有许多军事天赋，如善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迅速且准确地选定主攻方向，并坚决地予以突击。

例如，在林创制的诸多战略战术中，最为林本人看重的，要数"一点两面"(5)。该战术大意为：在一攻势作战中，应集中己方最强劲的力量向着敌方最薄弱的"一点"实施突然攻击，同时部署己方的所有助攻力量在敌方的"两面"或多面朝该点作求心攻击，以最终歼灭该敌。

在"一点两面"战术内，又最为林本人看重的，要数"一点"。其间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要正确地选出这"一点"，二是要断然地突击这"一点"，对之"猛打、猛冲、猛追"（即"三猛战术"），敢于"刺刀见红"。

当这种军事行为方式被运用于政治斗争时，若仅从策略上看有长处有短处：长处在于十分讲求打击目标的明晰性，尽可能迅速且准确地弄清自己所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谁，所要突破的关键点在哪里；短处则在于不大顾忌打击方式的掩饰性，以致在意图的表达上和在手段的选择上都近乎是赤裸裸的。

这些长短处在林彪"5．18讲话"中都表现得很充分份。其话语十分明快，能够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实质，抓住毛心底里的意图；但也过于直露，竟将一向被大幕覆盖着的执政党高层内的"很多鬼事、鬼现象"都给抖搂出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官方传媒上被宣传说具有反修防修永葆革命本色的崇高目的；在林彪讲话里则被还原为这样一件事─不过是中南海宫廷斗争向外并向下的一种延伸而已。

政治与战争虽有联系，但确有不同。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虽是政治的继续，但只是政治的一种特殊样态的继续。(6)战争直接诉诸力量，要求以最断然的方式解决问题。政治尤其是那种很注意向老百姓作宣传的政治，除了要凭一定实力外，还要务许多"虚"事，或铺陈造势，或遮遮掩掩。

林彪在其5月18日讲话中，还嘲笑了一种人："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甚么是中心，甚么是主次。"这一嘲笑可以看作是某些军事家对某些政治家的嘲笑，嘲笑他们过多地注意了次要方面乃至于忽略了主要方面。

军事家开起战来可以不顾及那些坛坛罐罐的东西，一个劲地向对方要害处狂砸猛打。政治家做起事来则常要顾忌许多枝枝节节的事情，有时还要人为地制造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这如同读书，由于处处在意，就不免圈圈点点，甚至在已经抓住文章中心大意后还要再划一些条条杠杠。

林彪说到底是将军而非政客。他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到极致上；要么不说话，要说就说到要害上，说到执政党最高权力究竟由谁来执掌这一核心问题上。

注解

(1)《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66.5.23）》、《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5.24.）》、《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5.16）》，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24、24─25、13页。

(2)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5.18）》，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6─23页。

(3)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43页。

(4)《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7.8）》，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55─56页。

(5)林彪《在军事干部会议上的结论（1947.2.）》、《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1947.4.19）》、《战役指挥问题（1947.9.30）》，载《林彪文选》上册，131─140、141─163、167─177页。

(6)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中译本，第43─44页。

【63】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本党高层中的领导权问题，是要搞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当权派。

那么，毛泽东为实现这一意图而采取什么方法呢？

基本方法就是搞群众运动，就是发动群众起来整他们的领导以及他们领导的领导。

所谓"搞群众运动"，有两个基本环节：

一是自上而下地"运动群众"。一些执政党领导人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合乎组织程序的正常方式与不合乎组织程序的非正常方式，将群众鼓动起来，使他们充满激情，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去做鼓动者要他们去做的任何事情。

二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受到鼓动的群众纷纷起而"犯上"，冲击那些一直管束他们的领导干部，冲击那些总在约束他们的规章制度。

不过，被鼓动起来的群众，既有按上面的要求来行事的一面，也有按自己的理解来行事的一面。与此相应，这一群众运动既有按预定部署进行的可能，也有以失控形式或近乎失控形式进行的可能，不仅会冲击鼓动者要求他们去冲击的人和事，而且会冲击鼓动者没让他们去冲击的人和事，甚至会冲击鼓动者本人。

在整党内"走资派"问题上，毛泽东之所以采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事方面的原因。

前文在分析"四清"运动的体制性原因时曾指出，执政党实行一种姑且称为"一元化领导"的权力运作体制，其内部只存在单一渠道的纵向监控关系，而缺乏分权性的横向制约机制。当其上级权力机构─不论是"四清"时由刘少奇领衔的"一线中央"，还是"文革"时由毛泽东挂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想要有效地整肃其下级权力机构时，就会因遭遇体制性困境而另辟途径（参见本书第48节）：

─当上级想要了解下级的实情时，尤其是想要了解下级不听上级话而"犯错误"的实情时，就不能只是采用这个体制本身所提供的常规方式─由下级自己提供有关自己情况的方式，而应加以采用某些体制外的非常规方式，如由上级派人越过下级而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去搞"扎根串联"，动员群众大胆揭发他们的领导，有什么说什么；

─当真的揭发出许多问题来时，还要动员群众起而斗争他们的领导，写大字报，开批判会，甚至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这已是在搞运动了。

此次运动所要整治的主要对象是十分特殊的，是以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高层人物。

这些人物既拥有很高的声望又掌有很大的实权。他们大都经历过出生入死的革命，做出过不同凡响的业绩，并被大众传媒广为宣传。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当权派，其中一些人还是"中央一线"大员，并构成了中共高层中的多数派，占据着中央机构里的大部份关键性岗位。

显然，要整治这些特殊人物─准确说是特殊人物群体，也必须采取某种相应的特殊方法，某种能够对症下药的特殊方法。为此，毛泽东选择了群众运动方法。

群众运动无疑具有这样的功能，即能够有效地消解这些特殊人物所拥有的上述两大优势：声望与实权。因为，群众运动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打着某种"民意"的旗号，即有着某种天然的权威，某种高于其他权威的权威，从而使其鼓动者可以借此来否定政敌的权威，或是贬损他们在老百姓心中已享有的权威─声望，或是侵夺他们在现任要职上已拥有的权威─实权。

最明显不过的道理就是，用群众运动方式尤其是用全国性群众运动方式来整治某些人，也就是将这些人置于一种"千夫所指"的地步、一种"国人皆可骂"的地步，故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搞臭他们，进而清除他们所曾拥有的政治影响力。

另外，群众运动常常情绪化，常常带有报复性色彩。在一个非民主化社会中，所谓"群众"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下层，长期苦熬于受压抑的境地。当他们一旦能够起来批判别人时，尤其能够起来批判那些曾严厉管束过他们的人时，就很可能要向那些人宣泄他们以往的积怨，很可能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你小子怎么也有今天这熊样？！

其中，一些过激份子还会将他们怨愤的情绪化为过火的行动，不择手段地羞辱乃至摧残他们的批判对象，既搞政治批判，又搞人身攻击─漫画其生理特征，公诸其个人隐私；既搞文斗，又搞武斗─殴打、捆绑、"喷气式"。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尤为突出。许多曾经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至少曾经看起来像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旦上了"革命群众"的批斗会，个个蓬头垢面，威风尽失。

群众运动作为一种权威资源，还可被其鼓动者用来进行高层权力斗争。

当时在执政党中央里，由于大多数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持消极态度，持不理解不紧跟态度，致使毛泽东还不能稳居优势的地位，还存在权威资源匮乏的问题。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老人家除了继续在高层内做说服工作以争取更多人支持外，还转而到高层外去开发新的权威资源，去发动他的群众运动，打起"广大群众要求"即"民意"的旗号，借以强化自己在高层中的地位，同时向那些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人发出警告：若不改弦更张就会被戴上"与人民群众为敌"的帽子。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主张受到许多中央委员的冷遇，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1)面对这一形势，毛只好到高层外去寻求支持、去搬兵，以弥补他在高层内已显匮乏的权威资源。

结果他搬兵搬来了"红卫兵"。

8月1日，即全会正式开幕的第一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当日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并附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

8月7日，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称《十六条》）获得通过的前一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此前写出的那张大字报；

8月10日，即《十六条》公开发表后的第二天，老人家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在场群众讲了一段迅即传遍全国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另外，会议还请来了包括聂元梓在内的首都高校"革命师生"代表，让这些虎视眈眈的"革命小将"坐在那些惶惶不安的中央委员身旁，列席会议全过程。

老人家通过这些举动向中央表明，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他毛泽东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一，革命群众是支持搞这场革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两张大字报的标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另一是《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明确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份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2)

其二，他毛泽东也是支持革命群众的，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他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作出表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于热烈的支持。"(3)他还在自己的那张大字报里发出盛赞：北大的那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

正是借助群众运动所具有的那种天然的权威性，毛泽东在得不到许多中央大员积极支持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作出政治退却，反而强化了他个人在中央里的权力地位，使他能够在此次会议上由"二线"重返"一线"。"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  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4)

7月29日，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进行期间，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份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均与会讲话，承认"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承认自己已有些跟不上形势了。毛泽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没有公开露面，只是隐身坐于幕后。当最后一个发言人话音落下时，大幕豁然敞开，老人家闪身出现在台前，向革命小将频频挥手，全场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声经久不息。

这是戏剧性的一幕，但上演了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并蕴涵着一个很确切的喻义：毛泽东作为一个很富有表演才能的政治家，在人民大会堂里由幕后走上前台，隐喻着他本人在执政党高层中从"二线"重返"一线"，再度统揽中央大权。

不过，话说回来，毛泽东最初划分一线与二线时，就没有将这两条线划得很开、分得很清；而只是在其间拉上一层帏幕，不掀开它便有一线与二线之分，掀开它二线也就变成一线、后台也是前台。

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种由掌权者自己为自己设计权力运作体制的做法有很大弊病，是许多恶政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要制约掌权者的统治，而是为了要方便掌权者的统治，使他能够随其心意地进行统治。毛泽东创设所谓"一二线体制"，就为了使自己能够在执政党高层权力格局中处于进退自如境地，能够在自己所划分的一线与二线之间很方便地进进出出，进可抵于一线，退可守于二线。

毛泽东在世时，按自己的需要创设了一套权力运作体制。邓小平复出后，也按自己的需要创设了一套权力运作体制，以保证自己虽不具有第一执政的名份却能掌有第一执政的实权。邓小平谢世后，其继任者是否也想按自己的需要创设一套权力运作体制？是否也想在中央机构里拆拆建建以使自己统治起来更方便些？

但愿执政党中央的权力运作体制，在其政治强人纷纷谢世后，不要再像裁缝铺里的那些布料一样，只是根据不同执政者的高矮胖瘦来裁剪拼接；而应像公民守则一样，不论张三李四都要依此行事。

执政党中央权力机构的创制权，不应归执政者个人或少数政治寡头所拥有，而应归公议机关─或公民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所拥有。当然，这里所说的公议机关，不是那种橡皮图章、那种只会为执政者频频举手的表决机器；而是这样一种机关：不仅是能给执政者划定运作?围的权力机关，而且是能对执政者进行质询盘诘─就像老师讯问有过作弊记录的学生一样─的督察机关。

需要说明，毛泽东在作一二线进退时，并不是赤裸裸的，还讲了一点行事的名义，还设法为自己何以要退又何以要进找出一些理由。他当初退了下来的名义是："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想让其他一些同志"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5)他后来转而又进的名义是：中央一线同志已无法领导正迅猛发展着的文化大革命了，故需要本主席亲自出来驾驭这场群众运动。

1958年，老人家推开周恩来陈云等人而跑上前台，亲自挂帅搞"大跃进"；时隔八年，他又推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而再度跑上前台，亲自挂帅搞"文化大革命"。两次挂帅，搞的内容很不相同，一是经济建设，一是政治斗争；但搞的形式很是相似，都打着群众运动的旗号，都借着群众运动所具有的那种近乎天然的权威性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地位。

在执政党中央里，老人家一旦身旁冷落、帅旗下人马无多时，就会跑到中央外去招募新勇、扩编队伍以增自家军威。他此次招蓦新勇，招来了一群青年学生、一批儿童团、一帮成熟不足而活力有馀的躁动者。靠这些人来打开局面，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声势是能够造起来的，至少能够在初始阶段造起一派蓬蓬勃勃的气象来。

注解

(1)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利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98页。

(2)聂元梓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1966.5.25）》，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

(3)《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8.1）》，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62页。

(4)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50页。

(5)引自：同(4)。

【64】

《5．16通知》发表，掀起了第一波"红卫兵"运动，其范围仅限于部份大中城市里的部份大中学校。《十六条》发表，又掀起了第二波也是更大的一波"红卫兵"运动，其影响已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为躁动也最显真情的一幕。

1966年5月25日，即《5．16通知》公开发表后的第九天，亦即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当时，宋硕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和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列数他们的种种"错误言论"，指责他们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打着"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旗号，"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致使北大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深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图的康生，是这张大字报的幕后主事者。(1)事前，他派夫人曹轶欧率调查组进入北大，名义上代表中央理论组下来了解情况，实际上搞"扎根串连"：避开北大校方，先找出一些像聂元梓这类敢做出头鸟的"根子"，并把他们串连起来，再鼓动他们站出来，公开反对北大党委以及北京市委。事后，他避开中央一线，将大字报底稿密报正在杭州的老人家。

6月1日，即聂元梓等贴出大字报后的第八天，毛泽东读到了它的底稿，立刻责成北京方面予以广播和刊载。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登载这张大字报，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在"欢呼"之馀，还发出这样的号召：凡是反对毛主席的人，"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把他们打倒。这已是半明半暗地要将群众运动这把火烧向执政党高层。

北大大字报广播后，全国震动，许多大中学校纷纷响应，一时间"大字报满天飞"（毛泽东语(2)）。西安交通大学6月2日一天就贴出一万馀张大字报。

大字报锋芒所指，主要集中在两类人身上：一是学校领导，即所谓"形形色色的陆平和彭佩云"；二是专家学者，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有点类似"四清运动"所要整治的两类对象：一是党内"四不清干部"，二是党外"四类份子"。

在要不要打倒前者问题上，出现很大分歧，并因此而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是主张予以打倒的"造反派"，一是反对予以打倒的"保守派"。

至于要不要整治后者，则没有多少分歧。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在批斗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的问题上，都是不遗馀力的。即使在那些后来也被打倒的学校领导中，也有相当一部份人曾积极领导过或参与过对后者的整治，有意无意地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从自己身边引开，引向那些既无任何党派庇护又无自我保护能力的知识份子身上。

毛泽东在《5．16通知》中亲笔写上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话，发出要整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号召，致使中国知识份子进入了他们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几乎所有"学术权威"都受到严厉批判，其中一些人还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被罚站、被罚跪，任人打骂、任人羞辱。

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来羞辱知识份子，尤其可以来羞辱大知识份子。心术不正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目不识丁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愚蠢"的口号，甚至知识份子自己也整起自己来：变节型知识份子整执着型知识份子，流氓型知识份子整君子型知识份子，贫学型知识份子整富学型知识份子  正如"大右派"罗隆基说的，小知识份子整大知识份子。

如此整治"学术权威"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一大批像傅雷、老舍这类既有造诣又有气节的知识份子因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1966年夏秋期间，北京什刹海四周常常围拢起一圈又一圈的人群，围观着一具又一具从湖水里打捞上来的自尽者尸体。

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笔者，在整"反动学术权威"最厉害的那段时间里，就有好几位教授先生从正对着他家的一幢高楼上跳下来。他亲眼目睹这些学术名流尸横水泥地面的惨状和尸体旁的标语："   自绝于人民，死有馀辜！"

有一位文化人在其文章中谈到，较诸东洋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古代中国文人自杀的事，除了头有屈原投江、尾有王国维沉湖、中间冒出个李贽自裁外，还鲜有其例。(3)

不知这位作者后来有没有把文章接着做下去，谈一谈现代中国文人自杀的事。若是谈的话，似应得出与他先前说法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几十年中，中国文人尤其中国精英文人自杀的事，就不是什么"实例的匮乏"了，而是实例狂涌，数不胜数。

学友间相谈过，若将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知识份子自杀情况作一认真统计，其运作无疑是工程浩大的，其结论也无疑是骇人听闻的。若再将这种非战争状况下的知识份子自杀情况作一纵横比较，其结果也一定是令人震惊的：纵比，肯定冠盖中国历史；横比，也很可能冠盖东洋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老人家在此问题上又放了一颗"卫星"。

以往中国文人在遭遇劫难时，尚有些去处可躲避，借用那位文化人所引述的话说："入而儒，隐而道，逃而佛"，即可躲于山林，避于庙观。当蒙古铁骑纵横中原时，那些不从"鞑子"的读书人，只要穿上道袍，多半可安下身来。又当满清八旗入主北京后，那些誓不降清的士大夫只要遁入佛门，也多半可消灾避祸。

可到了"文革"时，那些不合时宜的中国知识份子能往哪里躲呢？哪里都有"造反派"，哪里都有"公检法"。不要说外面的尘世之人想往庙里观里躲，就连庙里观里的脱俗之人也要被拖出来羞辱一番。

有一幅照片拍下了当年一幕真实景象：许多满脸愁容的和尚被排列在哈尔滨"极乐寺"庙门前"示众"，其中几人还拉着一幅大标语，上面写有八个大字："什么佛经，尽放狗屁"。（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插页）

不过，在毛所要搞的这场革命中，批"反动学术权威"、斗"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还只是前奏曲，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才是重头戏。正如毛在指导"四清"运动时所说的，"先搞豺狼，后搞狐狸"，重在整"当权派"。

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重在整学校里的当权派。继北京大学整出陆平校长后，南京大学整出匡亚明校长，上海音乐学院整出贺绿汀院长

冲击学校当权派造成两方面后果：

其一、学校秩序持续恶化。学校中的主要领导人被贴上许许多多大字报，被从各个方面加以批判乃至丑化。这就使得他们在群众眼里成了一些很可疑、很不值得尊敬的人；同时使得他们所掌管的那些曾能有效监控校园的职能部门发生瘫痪。于是，整个学校开始出现各种无政府主义现象。

其二、批判矛头继续上指。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内，学校里的当权派只是执政党既定政策的执行者。当对学校领导的批判一旦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时，一旦追究起他们之所以要如此行事的根子来，就会将矛头进一步指向这些学校领导的领导，指向高教部、书记处、中央一线。

面对如此形势，中央一线迅速作出向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决定，同时还作出"八条规定"，即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不要在校外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4)

关于中央一线为何要派出工作组、为何要制定各种限制性规定这一问题，以往人们多是从消极方面去理解，即认为主要是为了避免混乱、为了维护学校秩序，也就是为了应对上述第一种后果。(5)

这种说法虽有助于渲染中央一线的善意以及因此而受到的委曲，但也低估了中央一线的作为。事实上，人们还可以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即中央一线之所以如此行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想主动且有效地控制乃至遏制这场运动，以防止它搞过了头、搞到它不该搞到的地方─中央一线。这种努力可以看作是对上述第二种后果的一种反弹、一种非常积极的反弹。

正是出于这一积极方面考虑，就不难理解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不是仅做"维持会"工作，而是积极干预运动，甚至想扭转运动方向；就不难理解工作组本想阻止整人可结果自己也整起人来，并且整得有些过份，以致整出一些人命来。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造反派乱斗干部教师事件。工作组立即予以制止，并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予以谴责，随后将处理此事过程写进《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6月20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批准转发这一简报。中央批语称："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6)

6月21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掌握在工作组手里的学校大权，如果代表我们则要拥护，如果不代表我们则要夺过来。当日，工作组成员王光美尖锐指出：蒯大富要夺权。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郑重宣布：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是一种反革命行为。6月26日，许多师生员工在校园举行游行示威，支持工作组。在此前后时间里，刘少奇和薄一波都向工作组发出反击指令。于是，清华园里掀起了"反蒯斗争"，掀起了围剿造反派运动，致使蒯本人被开除团籍并被关押18天，致使另一人因不堪批斗而自杀身亡。

外省高校也出现类似情况。6月6日，西安交通大学一部份学生试图赶走工作组，并贴出大字报批评陕西省委。当天，工作组就在中共西北局支持下作出反击决定。7日、8日、9日接连三天，全校各系频频召开批斗会，批斗所谓"闹事的尖子"，并将其代表人物李世英戴高帽子游校，致使他于9日中午愤而自杀，未遂。

经过工作组一番"反击"，造反派势头被遏制住了。约在6月下旬至7月中旬这段时间里，学校秩序有所恢复，重大事端鲜有发生，中央一线基本上控制了局势。

必须承认，刘少奇是一个很有党性且很为干练的党务工作者，在处理那些他认为是犯了错误的人时，是很坚决的，也是很有办法的。不过，他的处理方式大都偏于严厉，用彭德怀将军曾评论他的话说，有些"左"。他以往在"延安整风"、"解放区土改"、"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运动中都有过这方面表现，都有过"扩大化"问题。

然而，此次与以往有很大相同：以往他所要整的人，多是他的上司毛泽东授权他去整的人，即使整得过激了些、超出了授权者预期，也至多被批评一下；此次他所要整的人，竟是他的上司毛泽东唆使着来反对他的人。他不经意而撞到了正搜寻着自己的枪口上，打了几十年猎物，打到末了打得自己竟也成了被打的猎物。

注解

(1)参见林浩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载《北京日报》1981年1月9日。

(2)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2.3）》，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93页。

(3)李洁非《自杀与被杀》，载《中华读书报》1996年10月16日。

(4)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

(5)参见：同(4)。

(6)《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6.20.）》，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49页。

【65】

对于中央一线的反击，毛泽东很快予以反击，即对反击的反击。

7月18日，老人家从武汉回到了北京。

他在听取各方面汇报后发了一番感慨："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只有北洋军阀！"

他接着批评道："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给群众运动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纳入邪轨'。"(1)

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再次批评刘少奇等人，并作出从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知。

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每年中共中央至少召开两次全会。可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三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没有召开一次全会。

一般说来，中央全会上所要讨论的许多议题，理应是多数中央委员所已从事的主要工作。就这几年而言，多数中央委员即中央一线所已从事的主要工作，正是在想方设法地恢复被毛领导的"大跃进"搞垮了的国民经济，对之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显然，召开这种由一线唱主角并唱出那番台词的会议，对于那位已退居二线却很好抢戏并死不认错的老人家来说，不会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老人家不在一线就不愿意召开中央全会，回到一线就急着要召开中央全会，急着要借此会议改变党的工作重心，清算此前的中央一线工作，确认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任务。

7月24日发开会通知，7月27日开预备会议，8月1日开正式会议。

8月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批评中央一线：(2)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

─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

─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当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5日，毛泽东写出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再次严厉批评中央一线：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3)

从这些批评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领导的中央一线是很为不满的，甚至是深为憎恶的，竟将他们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均是中共政治教科书中的大奸大恶者─相提并论，指责他们"镇压学生运动"、"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既揭了他们在"五十多天里"所犯的错误，也揭了他们在"1962年"和"1964年"所犯的错误；并将这些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假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将他们本人侮称为"牛鬼蛇神"。

他这张大字报是他晚年难得写出的几篇政论文章之一。在此文中，已没有诸如"因为  ，所以  "之类的分析性陈述，或诸如"假如  ，那么  "之类的推理性陈述；而只有许多不容讨论的断言，左扣一个大帽子，右扣一个大帽子，最后还来了一句"又何其毒也！"红卫兵大批判言辞跃然纸上。正像该文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整个文章的水准也就止于一张"大字报"─一种用政治术语泼骂大街的文体─的水准。

若从行文上看，人们很难相信写这张大字报的人曾写过像《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那样的佳作。毛泽东老了，已在文思才情方面严重退化了，可是，他还不服老，还要在文化思想领域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不过，老人家有一点很好，就是在写不写文章上是有气度的，也是很骄傲的。自己写不来，就不写或不多写，并也不让别人代写─很可能不相信自己身边那些人有代自己捉刀的能力，而宁愿发那种三言两语但确由自己亲口说出的"语录"，以作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相形之下，另一些领导人就显得气度不够了。当他们已很难亲笔写文章而又很想发文章时，便采用了这样一种写作程序：其一，由自己出个题目，大大咧咧讲上一番话；其二，让自己秘书班子找一僻静处去细细琢磨，先是整理首长思想，将那东一句话西一句话归拢起来，接着谋篇布局，最后码字成文；其三，将文章署上自己名字，或发于中央报刊，或收入自家文选。结果造成了中共文献史上的一种有趣景观：该党头号文章高手不到七十岁就很少发表文章了，而文才远逊于他的后来者过了七十岁、八十岁还在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大作。

这种官场文风也影响了学界文风。如今一些所谓"学术名流"也照此办法行事，先让弟子代笔成文，后把自己名字签在一连串名字最前面，以科研项目负责人自居，甚至把自己名字签成唯一作者，仅在后记中表示感谢某某学生为本文提供过某些参考资料。学界似也成了先生为首长弟子是秘书的官场。略有不同，这种文风在官场仅为不甚高雅，在学界则属腐败现象。

八届十一中全会有破有立：破，主要是中央一线工作受责难并致使中央一二线制度被取消；(4)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获通过。

关于运动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十六条》将其概括为："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后来人们将此任务简称为："一斗二批三改"。

关于运动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十六条》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份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

关于运动所要采取的主要方法，《十六条》指出："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要充份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十六条》还特别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复述《二十三条》已说过的话。不过，先前主要整的是执政党基层中的当权派，此次主要整的是执政党高层中的当权派，主要整的是先前整人的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破与立，还体现在中央领导层人事变动上。

在中央常委会内，刘少奇由排名第二降至第八，林彪由排名第六升为第二即坐上了"副统帅"位子，周恩来排名第三未动，邓小平由排名第七进至第六，朱德由排名第四退至第九，陈云由排名第五降至第十一即倒数第一；另外新增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分别排名第四、第五、第七、第十。

在新增者中，陈伯达、康生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较早参与毛泽东策划"文革"活动，属老人家圈内的人；陶铸来自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上，属较有影响的地方长官；李富春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属周恩来系统的人。

在中央政治局层面上补进六名成员，除上面提到的陶铸、陈伯达、康生外，还有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后三人均为军方要人，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分别名列第八、第九、第十。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会，文化大革命正副统帅都作了讲话。

毛泽东提出要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九大"，并谈到此次会议所作决定还有待"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贯彻执行。他还谈道，"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5)

林彪总结道："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同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6)

事实发展印证了林彪这一评价。正是通过毛泽东主持召开此次会议，文化大革命又获转机，由近乎停顿到再度进击─红卫兵狂潮，一波刚落，一波又起，一波比一波，起得更为高涨，起得更为汹涌。

注解

(1)毛泽东《对中央首长的讲话（1966.7）》，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38─440页；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6页。

(2)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2─53页。

(3)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8.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20─421页。

(4)参见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35─438页。

(5)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8.12）》，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21─423页。

(6)林彪《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8.12）》，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82页。

【66】

8月18日，即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第六天，亦即为贯彻全会精神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8月13─23日）进行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会议参加者多达百万，会议主角只有两个：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

"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东西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会场秩序。"

大会上的这两个主角通过一个戏剧性情节而溶为一体："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1)

此时此地，毛泽东穿戴这身红与绿装束颇具政治象征意义：

"红袖章"，象征着他在这场运动中所使用的突击力量，即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的造反派；

"绿军装"，象征着他在这场运动中所凭恃的依托力量，即由其"亲密战友"林彪直接指挥的解放军。

前者多为体制外力量，为他冲锋陷阵；后者则属体制内力量，为他压住阵脚。

最初，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文化大革命这把烈火烧了起来，烧得全国红通通，就是靠这两大力量齐心协力。

后来，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蓬勃势头维持下去，不能阻止这场运动陷入持久内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所依靠的这两支力量各自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以及这两支力量相互之间发生剧烈冲突。

末了，老人家既不穿"绿军装"也不戴"红袖章"，只着一身色调灰灰的"毛式制服"。

此外，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还借助了一支后勤保障力量，即由周恩来总理领衔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周恩来任劳任怨地替他照应着政府部门诸多日常事务，维持着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至少不让它完全停下来；另外还不时为前方正开展着的"文化大革命"输送各种给养，如在"文革"初期为许多来京串连者送粮、送药、送车票。

在广场上，红卫兵们还只是用言辞表示他们"什么也不怕"；走出广场，他们就立刻用行动表明他们什么都敢做。

自8月20日起，首都红卫兵们纷纷涌上街头，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

他们到处更改名称，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更名为"红卫兵战校"，将"长安街"更名为"东方红大路"，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更名为"反修路"，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的"协和医院"更名为"反帝医院"，将"全聚德烤鸭店"更名为"北京烤鸭店"─因为，"'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2)。

其他城市也效仿北京行事。上海将《新民晚报》改为《上海晚报》，天津将"劝业场"改为"人民商场"，成都将"陈麻婆豆腐"改为"麻辣豆腐"，无锡则将"东林小学"改为"红卫兵小学"─因为原校名"是以明代东林党人聚集讲学的东林书院所在地而得名的，全校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再让这些反动文人玷污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3)。

红卫兵还将人们穿着打扮从头到脚地管起来：不许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不许穿"牛仔裤"、"牛仔衫"和各种港式衣裙，不许穿"火箭鞋"和各种高跟皮鞋  如有违抗禁令者，就会受到"革命小将"惩处，就会被当街或理去头发、或拔掉鞋跟、或剪破衣服。当然其间也不乏有一些建设性提议："火箭鞋"可以削去鞋头改为凉鞋，高跟鞋可以改为平底鞋，"'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馀下部份，可做补丁"。(4)

红卫兵管人们的穿着还管到了警察的身上。北京女15中学红卫兵指责现行警察服装是学习苏联的，要求予以更换。由谢富治主事的警方迅即作出肯定性反应，并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发出消息：中国人民警察服装改革事宜，已报经国务院批准，数月后在全国开始执行。(5)

红卫兵"锐利的眼睛"（《人民日报》社论语），还盯到了孙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的长发上，向她发出必须予以剪短的书信警告。这位女子可不像警察那样好说话，说让换装就忙不迭地换装，而是拒绝这一要求，表示她要遵守其母临终时要求她不剪短发的遗训。(6)

各民主党派，本来就被认作资产阶级政党，此次自是被排入"四旧"之列，免不了又要像他们在1957年时那样成为运动的对象。他们此次尽管未能像执政党里的"走资派"那样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但处境要比以往恶劣得多。他们如今不只是遭遇以往曾遭遇过的那种口诛笔伐式的批判，还遭遇以往未曾遭遇过的那种极为羞辱人格的"批斗"。他们被强拉到大庭广众之处，低头弯腰，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有他们名字，名字上还打了红叉叉。所有在场群众都可以骂他们，打他们，向他们吐唾沫。

尤为严峻的是，各民主党派能不能存在都成了问题。一些红卫兵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予以解散并登报声明。结果还未到72小时，各民主党派就都惶恐不安地贴出内容相近的《通告》，表示接受红卫兵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并报请中共中央处理。(7)各种宗教，本来就被执政党教科书宣布为"麻醉人民的鸦片"，此次就更是在劫难逃了。

佛教寺院均被红卫兵扫了"四旧"，菩萨被推倒，僧侣被揪斗，许多和尚尼姑还被强行还俗。一时间，偌大中国竟找不到一处可以公开焚香拜佛的庙堂。在该教中国化后千馀年历史中，恐怕只有公元844年"唐武宗毁佛"事件才能够与此次劫难相比。

天主教教堂和基督教教堂也都受到红卫兵查抄。这两个教中的许多神甫、牧师以及修女，被指控为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派到中国从事文化侵略活动的阴谋份子，若是洋人则被递解出境，若是国人则被监管起来。教堂各种设施均遭破坏，圣坛被捣毁，条椅被砸烂，基督受难雕象也被焚烧，致使这位西域圣人在遭受罗马总督的十字架刑后，又遭受中国红卫兵的火刑。

伊斯兰教也难逃劫运。即使在该教势力十分强大的新疆地区，红卫兵也敢于并能够闯进清真寺，围斗阿訇，焚烧古兰经。历来富有战斗精神的穆斯林们此时也只能垂手立于一旁，至多暗地里咬牙切齿。

因此可以说，红卫兵运动的狂热超过一切宗教的狂热，尽管其持续时间很短。

公民的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是每部现代法律所要保护的最重要目标，但在"破四旧"中都成了可随意侵犯的对象。"抄家风"和"打人风"，是红卫兵运动中最具有反文明性质的两股恶风。

在这一运动中，仅北京市就有33695户被抄家，被抄走黄金10313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613618件；全国共被抄走黄金119.8万两，白银1200万两，银元979万块，美元356万元，其他外币374万元，金银器1719万件，文物1亿件，书籍525万册。(8)红卫兵除了抄走贵重物品外，还抄走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家具、被褥、衣服、鞋袜，毛巾，甚至抄走房屋，致使被抄人家无以生计，苦不堪言。

这实质上是又一场全国性的剥夺运动，一场经最高当局默许而由青年学生实施、劫富不济贫的剥夺运动。剥夺的重点，是那些从旧中国保留下来的尚有些家底的有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和知识阶级（资深专家学者）。通过这次剥夺，大陆中国人在财富上又进一步平均化了。除了中南海里那位至少拥有数十万元稿费的老人家外，大家都没有多少积蓄了，都成为无产阶级了。

红卫兵在向旧世界宣战中，不仅口诛笔伐，而且拳脚相加，显示出强烈的暴力倾向。他们打了许多人，其中有"反动学术权威"、"四类份子"、"走资派"，以及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红卫兵。他们打人方式很激烈，除了公开在批斗会上挥舞皮带暴打那些挂黑牌子的人外，还私设牢房，用酷刑折磨那些他们认为是有问题的人。

北京第六中学一些红卫兵曾私设一个所谓"劳改所"，用以关押所谓"黑七类"、"狗崽子"、"混蛋"，并对他们施以"跪煤渣"、"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等酷刑，还用被拷打者鲜血在"审讯室"墙壁上写出一幅红通通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每一个字均有拳头大小。他们在这个"劳改所"里先后打残数十人，打死数人。(9)

北京地区在"破四旧"运动前后时间里有1600馀人被打死，其中大兴县在8月27日至9月1日六天时间里有325名"四类份子"及其家属被打死，其中年纪最大者80岁，年纪最小者38天，全家被杀绝者22户。(10)

诚然，并不是每个红卫兵都参与过抄家打人的事，故不应让所有红卫兵为此承担责任，甚至不应让他们中的那些确实参与过这些事的人为此承担主要责任；但这些过激行为毕竟属于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部份，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部份。

在红卫兵狂潮中，"破四旧"是一大波澜，"大串连"是另一大波澜，另一将红卫兵潮水激得四下飞溅的大波澜。

在伟大领袖赞许下，千百万青年学生坐车不要票，吃饭不要钱，既可到首都北京去瞻仰他们的红司令尊容，又可到其他省市去援手他们的红卫兵战友，同时还可一路观光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各地的风物名胜。

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一些学生，特别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或家庭出身不好、或生性不喜政治─而处于运动边缘的学生，将革命串连与旅行观光弄了个本末倒置，对爬名山逛大城市的兴趣比对喊口号写大字报的兴趣大多了。他们十分珍惜伟大领袖向他们提供的这一免费旅游机会，北上南下，东来西去，风尘仆仆地跑了半个中国。在他们随身携带的地图上，一条不断标出的旅行线路将许许多多地名"串连"起来了。狂热躁动的红卫兵运动竟也夹杂一些悠然闲适的情调。

毛泽东之所以要支持红卫兵"大串连"，也与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所遭遇的体制性困境有关。

由于中共实行一党专政体制，已将社会中一切异已力量或消除─完全予以取缔、或消化─完全为我控制；因而当毛泽东决意要整治自家执政党时，就不可能从这个体制外寻找到某些可资利用的政治力量，而只能够从这个体制内策反出一些不安于现状且又敢于做"出头鸟"的人─大多是一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鼓动他们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反对他们所在的这个体制。

这些被策动起来造反的人，最初处境都很困难，一是处于较分散状态，二是处于少数派地位。

他们若要改变这种处境，就必须相互串连，一来可以抱团结社，拉起队伍，成立各种形式的红卫兵组织；二来可以使不同学校的造反派相互援手，从而改变这些学校中所存在着的十分不利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状况。

在运动初始阶段，各校保守派学生接受本校党委约束而固守本校，各校造反派学生则受中央文革小组鼓动而频频穿行在各校之间。

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各校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状况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变化。在每个学校里，人们所看到的保守派学生，基本上都是本校学生；人们所看到的造反派学生，除了有本校学生外，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后者正是通过这种串连、这种在不同学校之间的流动，而使自己的力量得到再三再四的使用，并产生成倍放大的效应。

这就好比一个城市里的出租车，在该城汽车存有总量中仅占二十份之一，但在该城汽车流动总量中能占二份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比例放大效应，就在于出租车比其他车更具有流动性。它们总是在跑，总是在运营中。

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不仅鼓励造反学生在不同学校间进行串连，而且鼓励造反学生在不同地区间进行串连。并最终鼓励出一个"大串连"的狂澜来。

于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放大效应，又在更大空间里显现出来。人们就会在一个本地只有1万名造反学生的城市里，先后看到2万、3万乃至5万名造反学生。并且，这些新增造反学生不只是进驻本地的某些学校，还十分招摇地走过本地的大街小巷，一面挥舞旗帜，一面高呼口号，从而将声势造得更加轰轰烈烈。

另外，参加串连活动本身也能激起许多学生的政治热情，改变他们原先趋于保守的政治态度。有一些外地学生来京前是保守派，离京后便成了造反派。还有一些北京学生在本校并不是造反派，但一出北京城就以首都红卫兵自居，就为首都红卫兵荣誉鼓舞，转而支持或策动其他城市的学生起来造反，造该地领导的反。

在红卫兵四处串连中，有两个基本流向：

一是以北京为原点作辐射性流动，即首都红卫兵纷纷走出去，将文化大革命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

二是以北京为目标作向心性流动，即各地红卫兵一批批被请进来，学习首都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并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毛泽东在101天的时间里（8月18日─11月26日），先后8次（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至26日），总共接见了11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见者微笑、挥手、作俯临大地状；被接见者欢呼、跳跃、"一蹦尺把高"。

这种领袖临幸群众的接见方式，十分类似那种具有精神暗示性的宗教仪式，如活佛给信徒摸顶，神甫给入教者作洗礼。通过这种方式或仪式，能够在施与者与被施与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精神关系，一种姑且叫做神人相通的精神关系。施与者自以为将身上所具有的某种神圣东西赋予了后者，被施与者也自以为从前者那里获得了某种神秘启示、某种精神力量。

历史曾留下这样的镜头：一位女红卫兵在与伟大领袖握过手后，又是蹦，又是跳，高举着手不断喊着："我同毛主席握过手啦！我同毛主席握过手啦！"于是，许多只手都伸过来了，都要握一握这位幸运者的手，都要与她分享某种难以言喻但确然存在的体验。

红卫兵"大串连"，无疑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许多声势，但也给交通运输业带来了极度混乱。几乎所有客运车船都严重超载。定员100人的火车车箱挤进300人，连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许多人。几乎所有交通枢纽都人满为患。有些车站（如安徽蚌埠火车站）还发生因拥挤而踩死人事件。几乎所有交通运行计划都朝令夕改。火车站里已没有不晚点的车了。就在人员急剧流动同时，大量生产急需物资和大量生活急需物资长时间积压在各个车站码头上。整个国家交通运输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国务院叫苦不迭。中共中央决定解决这一问题。

10月29日、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紧急通知：北京学生暂缓外出串连和外地学生暂缓来京串连。

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连续发出通知：暂停一切乘车串连和一切乘船串连。不过，这些通知还留下了两个尾巴：一是允许步行串连，二是许诺明年春暖季节再准予大串连。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步行串连。

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仅有数行字的通知：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大串连"尽管有种种不是，但对于许许多多置身其间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他们大为兴奋的事，既满足了其中爱搞运动者的表现欲，也满足了其中爱好观光者的好奇心，并令他们久久不能忘怀。

那一年，笔者还是小学生，不够串连资格，但也随着人流来到了北京，并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活动。在京盘桓期间，正值秋冬交替之际，满地枯黄的树叶，满街鲜红的袖章，北风呼呼，红旗猎猎。

注解

(1)新华社1966年8月18日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2)新华社1966年8月22日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3)新华社1966年8月26日讯《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7日。

(4)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5)新华社1966年8月27日讯《中国人民警察服装实行改革》，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8日。

(6)参见：同(4)，第65页。

(7)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0─71页。

(8)引自陈明显、罗正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9)参见：同(4)，第74─77页。

(10)参见：同(7)，第69─70页。

【67】

1966年12月17日，《解放军报》刊载林彪署名文章《<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1966.12.16）》(1)。该文开篇即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基于这种评价，林彪提出执政党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关于如何读毛主席的书，林彪提出一个"三十字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早在1959年庐山批判会议上，林彪就声色俱厉地对正挨整的彭德怀说（也是当毛泽东面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2)

在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林彪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大英雄"。在此宣传中，林最爱使用的字莫过于"最"字了，常用它打头以引导一组组最高级颂词，例如：

"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

"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现反对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耻辱"。(3)

关于毛主席著作，林彪作了这样的评价：

"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平的着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

"什么李达、康斯坦丁洛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那么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4)

"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5)

对于毛泽东本人，林彪又作了这样的歌颂：

在我们党内，他比所有人都强。大家一起搞斗争，有的年龄比他老，有的年龄比他小，但对于辩证法的核心，"我们没有懂，但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

"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才方面"，哪一方面他都比我们强；

"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6)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样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

列宁，"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的，那样复杂的，那样激烈的，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7)

"不能不承认天才"，"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8)

因此，"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9)

必须承认，林彪的语言是很有个性的，其特出之处就是非常明快，三言两语就能把话说到极致处，说到无以复加或无以复减处，直截了当，一竿子捅到底。这或许与他久当司令而擅长写"手令"有关，即讲起话来就像是下达作战命令似的，一语破的、干脆利落而不模棱两可、拖泥带水。

不过，林彪上述评价毛泽东的话，虽形式十分明快，但内容大为不实。()

比如他说，毛主席活到90岁、100岁，我们都不能反对他。结果，毛主席还没活到80岁，林彪自己就密谋反对他，并差一点干掉他。

比如他说，毛主席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出一个，中国几千年出一个。林彪作为一个精于算计的军事谋略家，喜欢用数字来谈问题，并常常谈得不错，但此次谈得就不怎么样了。

其一，毛主席说过许多前后矛盾的话，若句句是真理且一句顶一万句的话，那么，就会在他说过的话中发生真理与真理的混战，并且是大规模的混战。

其二，毛主席既为他的党建立了巨大功业，也为他的党以及他的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并且后者更甚于前者；因此，当林彪说像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时，人们就不应该为此类人出得少而觉着这种人是十分精贵的，而应该为此类人出得少而觉着这种少是值得庆幸的。

不过，我们的兴趣主要不是想指出林彪所说的话有多么错误，而是想揭示林彪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林彪无疑是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事实上，他比中共党内绝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了解毛这个人，既了解此人有许多长处，也了解此人有许多短处（可从其属下后来拟定的"571工程纪要"中得到佐证）。可是，他此时公开给与毛的评价，不是一分为二的评价，而是一切皆好、一切皆"最"好的评价。显然，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尽说一些立论十分片面的话，自有其话外的用意。

以往人们多是把这用意解释为，林彪想博得毛泽东对他的好感和信任。这种说法过于一般化了，因为，毛泽东周围的许多人，既有象林彪这样的中央大员，也有端茶倒水的男女服务员，都程度不一地怀有试图取悦于老人家的想法；至于他们如何取悦于老人家，就不尽相同了，就要依据他们不尽相同的身份而去行事了。

作为毛泽东倚为臂膀的重臣，林彪发表上述言论不是想仅仅让老人家听觉愉快，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帮他一把。他这些言论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给毛泽东树立绝对权威，而这正是后者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为需要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如全国第一支红卫兵在其大字报中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造反"运动(10)，一是要造以执政党中央一线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制的反，二是要造以"四旧"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反，简言之，就是要造各种既有权威系统的反；

而要使造反具有合理性，就必须使造反本身也具有权威性，并使这一权威性高于造反对象所具有的权威性，即前者比后者更有权威些；

因此，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感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这场运动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从两个方面双管齐下：

一是设法大树这场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即毛本人的权威，鼓吹个人崇拜；

二是设法大树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即广大群众的权威，强调群众运动合理性。

这两个方面还可以相互溶合：既可以宣传说，毛主席与广大革命群众"心连心"，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也可以宣传说，广大革命群众与毛主席"心连心"，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捍卫毛主席、捍卫他老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彪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

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尽管其中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其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他还与陈伯达相呼应，将当时中央高层在如何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提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1)

比较而言，林彪在大树毛泽东个人权威方面的贡献更突出些。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字眼以及最简洁的表达式，来歌颂这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并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条件地听从此人的指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12)。

这实际上是在树一种绝对的权威，一种不必思考只须服从的权威。这显然是在倡导盲从、倡导迷信，是在塑造一种很像旧时菩萨神的偶象。这种情况使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带有十分矛盾的性质：一方面作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作造神运动；一方面要"向旧世界宣战"，另一方面又到这个旧世界里翻找用以向它宣战的武器。

然而，在我们这个仍保有封建迷信传统的国度里，在中共这个仍保有个人专断传统的党里，林彪搞起的这一套愚昧主义东西既适合国情又适合党情。无庸置疑，它的确获得了巨大实效，至少在一段时间里的确造出了一个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的现代神。

毛泽东被冠以四个伟大称号："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被颂扬为各族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每个人都怀揣着"红宝书"，一会儿捧读它，一会儿高举它。每个家庭都供奉着"宝像台"，早上请示，晚上汇报。

红卫兵们谈起毛主席就露出无限崇敬的神情，看到毛主席则流出无限幸福的眼泪，就连声名显赫、举止庄重的周恩来总理，也一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上紧握毛主席语录、嘴里跟着红卫兵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频频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并不忘道一声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注解

(1)1961年5月，《解放军报》根据林彪指示开始刊登毛主席语录。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军报所登语录进行补充整理，出版《毛主席语录》一书，大量发行于军内。"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等人又将《毛主席语录》冠以由林署名的"再版前言"，大量发行于全国各行各业，以至人手一本。

就数量来说，《毛主席语录》印了几十亿册，可与《圣经》和《可兰经》相比，堪称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三本书之一。但就生命力来说，前者就无法与后两者相比了。如今，那两大经书仍频频展读在其千百万信徒手中，而那本"红宝书"只偶尔出现在街头旧书摊上，开价很低。不过，它已溶入到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已作为一种负面的东西存留在许多国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参见韦梅雅《〈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寻踪》，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8期，第10─24页。

(2)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27、252页。

(3)引自《林彪文选》下卷，第22─23、161、178、187、191页。

(4)引自：同(3)，第187、204、204页。

(5)引自《林彪文选》上卷，第276─277页。

(6)引自：同(3)，第179、229、179页。

(7)引自：同(3)，第205、178、178页。

(8)引自：同(3)，第178─179、206页。

(9)引自：同(3)，第182页。

(10)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6.24）》、《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7.4）》、《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7.27）》，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63─65页。

(11)引自：同(3)，第230页、229─230页；参见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10.16）》，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33─141页。

(12)引自：同(3)，第198页。

【68】

不过，若把这造神的成就完全归功于林彪，则过于拔高了他；换一种说法，若把这造神的祸害完全归罪于林彪，则过于冤枉了他。发生在中国六十年代下半期的造神运动是一复杂现象，有多方面原因。

就被造神者方面来说，毛泽东也确实拥有一些可被用来造神的资才。尽管其"德"很有问题，但其"才"出类拔萃。在搞政治搞战争上，此人可谓世上枭雄，虽不能说百战百胜，但其间胜算多于败绩，被他搞掉的各方强人不计其数。另外，在吟诗填词写文章上，此公也是一把好手，虽不能说篇篇瑰宝，但其中不乏上乘佳作，足显绿林秀才之风采。

再者，毛身为党魁，在与党中同志分享党的荣誉时，自是能分得最大份额，有时甚至能分得所有份额，即党的所有成就都被划归在他的名下，都被说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另外，毛本人亦好名好权，喜欢别人为他歌功颂德，为他大树权威。这可从他四十年代提拔刘少奇为副手和六十年代提拔林彪为接班人的用人倾向上看出。

因此，这个党若不造神，则罢；若要造神，非毛不可。毛本人所具有的那些条件使他成为当然人选或唯一人选。

就造神者方面来说，这是一项有许多人参与的事业，一项由延安整风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事业。

在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向全党宣布：毛泽东同志，是我党的"伟大领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科学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1)

以此为发端，这个党开始了神化毛泽东的运动，开始将他比作党的化身，比作人民的大救星。

1947年秋，陕北佳县老百姓终于向毛泽东喊出了往日只能向皇上喊的"万岁"声。(2)

1949年后，这一"万岁"声由民间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而响彻新中国每一个角落。

1956年间，这一造神运动因斯大林问题被揭露出来而短暂地收敛了一下。

是年2月，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十大会议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正式揭开斯大林问题。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搞个人崇拜能够将一个革命领袖变得极为专断和极为卑劣，并能够给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和巨大耻辱。

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两次谈到要借鉴苏联教训(3)：

"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此前7月，周恩来在上海党代表会上作报告《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也谈到要借鉴苏联教训：

我们的"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4)

这位中共大员心里一定很清楚，不要说西方议会允许唱"对台戏"，就连在他曾屡屡出使的国民党统治区也允许唱一些对台戏：至少王芸生先生的《大公报》可以讥讽包括蒋夫人宋美龄在内的国中显要；至少傅斯年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上可以大骂"皇亲国戚"，并居然能够接连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人从财政部长位子上骂下去(5)。

1956年，中共无疑赶了一回世界潮流，诸大员纷纷表示也要在本党中反对个人崇拜以及与此相伴生的个人专断现象，但结果只是作了一番姿态，并很快退回到他们原先的立场上。

1957年，毛泽东和他的许多同事，包括邓小平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反右派"运动。在他们所反对的那些"右派言论"中，就有许多话是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权的。此次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党外民主人士向执政者唱"对台戏"的可能性。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地为个人崇拜问题翻案，指责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并抱怨自家党里也有那么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或对此"有共鸣"。

他还说，不应完全否定个人崇拜，因为其间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6)

显然，老人家又在捣浆糊了。本来1957年所反对的个人崇拜，就是那种"不加分析、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如今毛硬是在它之上加塞一个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并将它与真理崇拜这另一个问题搅和在一起。这是抽掉了问题的特定背景来谈问题，东拉西扯，节外生枝。

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7)

老人家就在讲这些话前后时间里，还做了两件与此有关的实事：

其一，凭借其个人权威，责成执政党中央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决定：推翻执政党中央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已作出的决定，发动全党批判"反冒进"，责成曾参与其事的周恩来等人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违心检讨；

其二，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毛主席万岁"声中，视察了华北、华中、华东等地，为"人民公社"叫好，为"大办钢铁"喝采。于是，个人崇拜的热浪与大跃进的热浪交相迭涌，一浪高过一浪。

1959年夏，毛泽东又一次行使其个人权威，裹胁着执政党中央，发动了"反右倾"运动，整倒了敢于直接批评他搞糟了大跃进的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从此以后，这个党里就再没有人敢站起来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了。

在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讲了这样一段话：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8)

李锐先生现场记录了这个讲话，并于数十年后评论道："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因此，也可以说，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贡献。刘少奇后来的遭遇，使我不禁想起两句杜牧的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9)

由于毛泽东一意孤行以及执政党中央对他曲意迎合，致使"大跃进"运动以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和老百姓饿死几千万告终。

面对这一惨况，许多详知实情─既详知形势有多么严峻，又详知恶果因何而生─的执政党大员，终于冷静下来，开始对毛的执政方式发生怀疑乃致怀有不满，并以委婉的方式将他们这一心态表达出来（参见本书第29─32节）。

也正是从此时起，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执政党中央一线在如何宣传毛泽东问题上，开始变得审慎起来，虽不能说是改弦更张，但不再为之增温加热，甚至默许像邓拓这类骨鲠之士不断发文章，对其弊政旁敲侧击、含沙射影。

必须承认，像刘少奇这类中共高干，尽管他们搞政治常常不够磊落，但他们内心深处仍不乏有同情老百姓的良知。他们毕竟出身革命者，既有过救民于水火的意愿也有过与民共甘苦的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这位刘主席就曾屡屡为挨饿群众流泪，说执政党太对不起他们了。

就在刘少奇迟疑不前时，林彪脱颖而出，成了中共造神事业新一任领导者。

他先是在由自己统领的几百万军队中大力开展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并发誓要把整个解放军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对于此举，毛泽东大为欣赏，并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

他接着又将自己所搞的这套东西由全军推广全党全国，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对于此举，毛泽东更是欣赏，并决定让他接替刘少奇而做了执政党第二号人物。

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运动犹如一锅沸腾的开水。这锅水自延安整风运动起就开始烧了，就已经有许多人忙于锅前锅后了，先是由刘少奇领着一拨人烧，继是由林彪领着一拨人烧。前者把冷水烧成热水乃至烫水，后者又把烫水烧成开水乃至蒸气。因此，若把烧开那锅水的责任都推到林彪身上，既不真实也不公平。当然，也不能低估林彪在烧开那锅水的过程中的作用。他毕竟烧了最后一把火，一把最大的火，大到终于把锅里的水烧得沸腾起来。

前文谈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执政党高层领导权问题；他为实现这一意图而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搞大规模群众运动。（参见本书第63节）

林彪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例如，他所作的"5．18讲话"，就把前一个问题阐述得极为明晰，以致明晰到赤裸裸地步；他所搞的那些个人迷信东西，就非常有效地煽起广大群众的"革命激情"，激发他们满怀真诚地投身这场"革命运动"。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林彪是凭着他为毛泽东做出实际业绩而坐上"接班人"位子的。

大陆出版物在解释毛泽东为何重用林彪江青这类人问题时，多是采用"受骗说"，即认为主要原因是前者受了后者的欺骗，或说后者通过欺骗而获得前者的重用。

这种说法相当片面，仅说出问题的一个次要方面。问题的基本方面，是林彪等人通过做出实际成绩而获得毛泽东信任的，或者说他们因做了毛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而获得毛给以重任的回报。因此，他们与其说是欺骗了毛泽东，勿宁说是迎合了毛泽东。

就毛自身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容易上别人当的人。此公一生都在研究人揣摹人，故也擅长识别人使用人。尽管他对他所干的事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有时并不清楚，但他对他所用的人究竟能不能为他办事大都心中有数。他基本上是量才用人的，你对我有多大用处，我就给你多大职权。

人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受骗说"，显然是想解脱他，想把他与林彪等人的关系描绘成好人上坏人当的关系。

然而，作这种解脱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带来负面效果的，即在把毛解脱于一种尴尬境地的同时又把他置身于另一种尴尬境地。

如果说毛是在头脑十分清楚的情况下领着林彪等人做了许多恶事的话，那么，对于毛本人，人们就有理由指责他是祸首；对于林等人，人们既可以指责他们，说他们有意助纣为虐，也可以开脱他们，说他们是受别人鼓动而作恶的。就后一方面说，他们即便本来就已邪恶，也会被这种鼓动变得更加邪恶；换言之，他们若不受毛的怂恿，就不会邪恶到这种程度。

如果要避免人们对毛作上述指责，就只能说他是在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下允准林彪等人去做恶事的。然而，这种说法又引出另一结论，即毛十分无能、十分愚蠢，竟不能识别这样邪恶的坏人、这样明显的坏事。人们不免要问：他的那些天才到哪里去了？他的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盯什么东西去了？这种说法显然有损老人家的那种好争强斗胜的自尊心。

可见，上述"受骗说"，虽掩饰了毛的邪恶，却凸显了他的愚蠢。捉了襟，见了肘。邪恶的评价固然不好，愚蠢的评价也不好。尤其对于那些以心智见长的人来说，后一种评价似是更难容忍。

曾有一本杂志载有这样的话：最令男人羞辱的称号是骗子。哲学家康德则认为这一称号不是骗子而是蠢人。政治家毛泽东似也持后一种观点。

1975年8月某日，老人家与几个女服务员一同观看一部香港电影。影片演的是两男子与一女子故事。甲男忠厚，乙男奸滑。两人同救一位落井女子。甲男缒井下，乙男留井上。甲男将昏迷女子放入筐中，乙男将筐拉出地面。甲男尚在井中，乙男就封井口并藉恩人名份娶了女子。看罢电影，女服务员们叽叽喳喳都说乙男不好，老人家独说甲男不好，说他太愚蠢了，将他好一顿奚落。(10)

注解

(1)刘少奇《论党》，载《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4─370页。

(2)参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页。

(3)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9、235。

(4)引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7─208页。

(5)参见沈非（包遵信）《思想启蒙．学术积累．社会关怀─关于傅斯年》，载《东方杂志》，1996年第三期，第82─85页。

(6)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第169─170页。

(7)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73页。

(8)引自：同(7)，第359─360页。

(9)引自：同(7)，第360页。

(10)引自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第162─165页；参见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译本，第64页。

【69】

对于林彪搞的这些个人崇拜东西，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的呢？

就当时公开表明的态度来看，他是支持林的。这既可从他对林的提拔中看出，也可从他对其他一些中央大员的惩处中看出：

"这几年来，陆定一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污蔑口吻。他还到处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戏。"(1)

不过，就数年后公布的1966年7月8日他给江青的信来看，他似又顾虑林搞的那一套东西：(2)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引者）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据一些文献披露，毛泽东将此信写成后，曾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周经毛同意将信转告林彪。林因信中有对自己的批评而感到不安并有悔改表示。毛遂将原件销毁。人们现在看到的这封信是经毛泽东本人校阅过的抄件。(3)

这一所谓"抄件"说法，很有一些"故事"味，同时也不免使人生出一些疑虑来。

既已允诺销毁却又留下抄件并在日后将它公布出来这一出尔反尔作法，实在是小家子气。这就很难让人相信，自视很高的毛泽东竟也如此行事，或执意要维护毛泽东形象的执政党竟也允准披露如此材料。

不清楚周恩来是何时将此信转告林彪而使他感到不安的。若在毛信写成许久后转告，尚可理解；若在毛信写成不久后转告，就难以解释两个月后林彪仍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将毛"吹得神乎其神"，仍在那里"借助锺馗"。

正是在此次讲话中，林讲出了这样一些极而言之的话："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洋人古人哪里有毛泽东思想呢？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呢？"  可以说，在林彪历次捧毛讲话中，就数此次捧得最高。

据所披露材料，毛泽东是将信给周恩来和王任重两人看的，王是中南地区主要负责人，毛正是在王的治地武汉写这封信的，故可推测，毛在此地写成此信不久后便给王和周看了。至于周何时转告林，根据"文革"初期毛、林、周三人密切协作关系推测，应是周看到此信不久后的事。不过，这就很难解释林为什么还会在两个月后作那番信口开河且一泄千里的讲话。在此信中，毛说他是"违心地同意别人"搞他的个人崇拜的，"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可是，在数年后与埃德加．斯诺谈话中，毛又说他本人当时就感到需要搞一点个人崇拜(4)：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斯诺谈道："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领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斗争的终止。"

毛答道："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在毛与斯诺谈话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已经开过。

在此次会议上，毛龙颜大怒地斥责了陈伯达，并间接地批评了陈的支持者林彪。毛指责他们鼓吹所谓"天才论"，指责他们别有用心地把毛说成是"天才"，名曰树毛，实是树他们自己。

可是，毛又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这被批判的人以及这被批判的理论，都曾经为文革初期个人崇拜运动的兴起，也可以说都曾经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毛对此必须作出解释，必须给出一个能够前后照应起来的说法，于是：

一方面说，当时他所面临的形势─自己在大权旁落的情况下去反对握有重权的刘少奇─迫使他不得不搞一点个人崇拜；

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份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5)

他的这一说法，就自身来看，似是能前后照应起来；但与他的另一说法即前述"迫上梁山"说法联系起来看，就很难前后照应起来。

两相比较，还是毛给斯诺的说法即"需要说"更真实些，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合乎此公的政治脾性。

尽管毛泽东向斯诺表白，他非常"讨嫌""四个伟大"的称号；但事实表明，他既要做伟大的政治领袖又要做伟大的精神领袖，既要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又要享有最高的精神权威。他不仅是这么想的，而且是这么做的。几十年来，他总是在领导人民，总是在教育人民，总是在试图把数万万人的手脚与脑袋都管起来，既要指导人民怎么去做又要教导人民怎么去想。(6)

不可否认，毛的这些想法和做法，曾经搞得有声有色，搞得全国人民都自觉地按照他的教导去努力行事，去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同样不可否认，毛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五十年代搞得有声有色则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六十年代搞得有声有色则迎来了"十年浩劫时期"，国家遭遇政治动乱，民族陷入精神危机。

注解

(1)引自《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5.24.）》，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24─25页。

(2)《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7.8.）》，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55─56页。

(3)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页。

(4)《1970年12月18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本文引自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文本，第264─266页。

(5)引自：同(4)。

(6)毛泽东既要当人民的政治领袖又要当人民的精神领袖这一做法遗风后人。其继任者也是既要掌有最高政治权力又要享有最高思想权威，既要做党老大又要做总设计师，要对人民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进行一揽子设计。

之所以出现这种权力传承模式，其原因就在于毛所建立的权威系统已成为国家制度。他的继任者只要不改变国家制度，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维系这种权威系统，就会同时肩负这两种权威的重任。

不过，与前任者相比，继任者在具体运作这一权威系统时遭遇了更大的困难。一是因其治下社会格局已比过去散了许多，至少民众心理已出现离心化倾向。二是因其自身人格实力也比前任差了许多，很难藉此造出足够的个人魅力来。

继任者尤其在理论水准和文化素养方面很难与前任者相比，故更难担当起那种连前任者都很难担当起的思想权威的重任。他若执意担当此任，就必须借助他人力量：

一是借助秘书班子的力量，让他们将自己断断续续说出的一些很原则很散落的话，加以充实整理，形成若干文章；并由此创造出一种很独特的文体，一种介于讲平常话与作大报告之间的白话文文体，一种结论性东西多于论证性东西的论说文文体。

二是借助官方学人的力量，鼓励他们就首长的三言两语做出一篇篇研究论文，继而再将之汇成一本本研究专着。

于是，这位继任者，不仅拥有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由个人署名的论着体系，而且拥有了一个规模更大的以前者为对象的阐释体系。

【70】

既要当人民的领导又要当人民的先生，对于许多政治家尤其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是一个犹如既要得到熊掌又要得到鱼翅的两难问题。

搞政治尤其搞毛泽东所搞的那种政治的人，大都很现实很功利，有时能功利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这固然与他们自身的素质有关，但更是与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关。

因为，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追求权力的事业；而所谓权力，按M．韦伯说法，指的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与他人相处中权力拥有者能够强制性贯彻自己的意志(1)，或按R．A．达尔说法，指的是一种影响力，即在一个只有A与B的系统中权力拥有者A有影响B改变自己的行为和倾向的能力(2)；因此，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为了获有对于他人的强制性影响力。

又因为，搞政治所要强制性影响的对象不是被动的，而是常有反强制性影响的倾向和行为；因此，若要搞政治就会面临人与人冲突问题。这种情况在毛泽东那里尤为突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搞的政治就是一种"与人斗"的事业。

参与政治冲突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报复倾向，即自己一旦遭受对方打击便设法使得对方也遭受自己的打击，使自己的创伤能够用对方的创伤来予以补偿；

二是有推断能力，即能够依据一些征兆来推断自己将可能受到何种方式攻击，并据此作出预防性反应。

前一个特点，使得某些政治家在其政治角逐中，不仅要一时击败对手，而且要彻底击败对手，不仅要将其打倒在地，而且要将其打到再也站不起来时为止。换句话说，受打击者不仅要为他此时已经作出的行为而承受处罚，而且要为他此时并未作出但将来有可能作出的报复行为而承受处罚。正如彭德怀将军不仅为他在庐山会议上说了几句话而受斥责，而且为他日后有可能翻案而被整倒、"被搞臭"。因此，这种类型的政治斗争是奉行过度打击原则的，故而是残酷的。

后一个特点，使得许多从事政治斗争的人，不仅要考虑出己方如何攻击对方的方式方法，而且要考虑到对方有可能通过一些迹象而大致准确地推断出这些方式方法，并因而会相应地采取一些十分不利于攻击方的防御措施。这就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己方准备攻击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干扰对方作出准确的推断。为此，他们便制造假象，便采取许多不合常规的方法，其极端者甚至能够不受限制地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使用许多十分卑劣的手段。因此，这种类型的政治斗争是奉行谋略致胜原则的，故而是诡诈的。

政治斗争，尤其是那些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斗争，正由于具有这一残酷性质和这一诡诈性质，而使得许多参与其事的政治家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并使得他们特别讲究实际、讲究眼前利害得失，有时为了成功而不惜做出许多有悖常理的事情。

然而，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权威者，就不能太讲究实际、太讲究功利和权变了，相反倒应超脱些、倒应多关注些理想层面或理念层面上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精神权威者，有两种基本类型：即道德权威者与思想权威者。前者能够为人们提供如何处世为人的行为示范，后者能够为人们提供如何把握事理的认识范式。另外，还有一种复合类型：集思想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者。

其一，一般说来，在一个十分世俗的社会中，若要做一个十分高尚的人，就需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比如：

在一个多数人都忙于追逐自身利益的社会中，若要身体力行地去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就意味着自己将多做奉献而少有回报甚至没有回报；

在一个各种谋术大行其道的社会中，若要身体力行地去倡导光明磊落的风范，就意味着自己会屡遭暗算而难获成功；

在一个权势风标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若要身体力行地去推崇忠贞不渝的气节，就意味着自己要常常坚守在失败者一方；

可以说，那些真正能够感动苍生、彪炳青史的道德权威者，大都有一个苦难的人生甚至殉难的人生。

无论是西方的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还是中国的东林党人和早期共产党人，都莫不如此。

其二，要想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事物，就不能只是沉浸其间，还必须从中超脱出来，从其之外的某个角度、某个能将其整体构架尽收眼底的角度来审视它。换句话说，要想观察一个事物的全貌，就必须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故能从其上下左右各个方面来打量它、测度它。正如古语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因此，作为思想家所应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应拥有一种不拘泥于现实事物的眼光，一种能对现实事物作超越性审视的眼光。

要想深入地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有着专注精神﹐能够将自己注意力持久地集中在所研究的问题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为自己营造一种较为单纯的研究氛围﹐一种能够坐下来盯着一件事不放而将其他诸事统统置于脑后的研究氛围。为此﹐可从两方面作出努力﹕一是从环境方面做起﹐尽量排除外物的干扰﹔二是从自身方面做起﹐尽量减少内心的欲望。而这样做就意味着﹐要使自己同纷繁忙乱的﹑有着种种诱惑的世俗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距离。

因此﹐作为思想家所应具备的条件﹐除了有前述能够超越研究对象那一条外﹐还有能够超越世俗生活这一条。

另外﹐思想家们所做的研究多是前瞻性的﹐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是人们从未遇到过的﹐属于完全未知的领域。思想家们在研究之初﹐并不了解它们是有益于人的还是无益于人的﹐更不了解对它们作研究是有益于研究者本人的还是无益于研究者本人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执意要作这种研究。即是说﹐他们不是为了谋求某种明显的好处而开始研究的﹐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的。

因此﹐在思想家所应具备的条件中﹐还须加上能够超越功利目的这一条。

可以说﹐精神的超越性和非功利性﹐在思想家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那种清远空灵﹑无声无色的理念世界﹐是这些精神守望者常常栖居的地方。

前文曾说﹐道德权威者通常有一个苦难的人生。这里则说﹐思想权威者通常有一个澹泊的人生。

无论在先秦的老子和庄子那里﹐还是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们都可以看到﹐超越静观或超然沉思﹐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至少在他们生命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

其三﹐还有一类哲学家﹐如中国的孔子﹑墨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不仅以其哲学思想启迪世人﹐而且以其道德实践示范天下﹐集思想权威和道德权威于其一身。正由于拥有这双重权威﹐而使得这些精神传道者在人类历史上享有特殊地位。孔学和墨学﹐成了先秦时期信徒众多﹑声势浩大的两个门派。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在西方哲学史上留下着述不多﹐不属于最为博大的哲学家﹐却成了最受尊敬的哲学家。

若仅就思想建树来看﹐中国先秦时期并不只有孔墨两夫子在那里滔滔不绝﹑开宗立派﹐而是有着许多宗师﹑许多门派都在那里言之成理地阐发自家主张﹐故成诸子并立﹑百家争鸣之势。像老庄﹑荀韩所提出的那些学说﹐无论在立意的深刻性上﹐还是在论证的精巧性上﹐都不逊于孔墨所立之说。

若再将思想建树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看﹐整个这一时期恐怕只有孔墨两家可以傲视天下﹐其他各家则无法与之相比。两家的开山夫子﹐都是既以其学理来说服人又以其行为来感召人。孔子既提出仁学主张﹐又身体力行地去推行它﹐开坛讲学﹐亲传弟子三千人﹐游说各国﹐颠沛流离十四年。墨子也是既提出兼爱学说﹐又身体力行地去实行它﹐广收门徒﹐四处奔波﹐劳累得"摩顶放踵"﹐浑身上下尽是伤痛处。

另外﹐就两家学说内容看﹐都有相当大一部分关乎人们日常伦理行为﹐本身就讲道德实践﹐并适用许多人。孔子讲仁爱﹐有教无类﹐教了方方面面的人。墨子讲兼爱﹐不以贵贱取人﹐即便贩夫走卒也能广纳门下。墨子死后属下弟子分成八大支系﹐墨门声势由此可见一斑。至于老庄之说﹑荀韩之说﹐就不象孔墨两家那样具有十分突出的道德实践意义。它们不是大众哲学﹐不具有很广泛且很现实的行为示?效应。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了解它们﹐能够读之﹑品之。并且﹐在这很少的人中﹐又只有极少的人能够体察它们﹐能够行之﹑悟之。

例如﹐像庄子那样有意识地远避尘世生活﹐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即使有人能够做到﹐也很难以他那样的心态和感触来领略人生。

又如﹐像韩非子学说中的许多东西﹐就只是对少数统治者说的﹔而在这少数统治者中﹐又只有极少数称孤道寡者能够依此行事。

集思想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者已不多见﹐集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于一身者就更不多见了。

阿拉伯的穆罕穆德可说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并且是这极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作者﹐就将其排名世界第一﹐称之为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在非宗教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都取得了无比辉煌成就的人。(3)

欧洲也曾有过一段政教合一时期。教皇一度既拥有宗教领域的最高权威﹐也拥有关于世俗生活的最后发言权。不过﹐教皇所享有的精神权威﹐主要是从耶稣和他的使徒那里承继下来的﹐而不是由他们本人创立的﹔他们对于世俗生活的发言权﹐也仅是其宗教权威的一种引申而已﹐并非是一种十分成熟的世俗权威。另外﹐就整个西方文明史来看﹐这一时期是不甚昌明的。

在中国历史上﹐大禹和周文王或许能算做这种集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于一身者。两人均有王者身份﹐亦是得道之人。前者克己奉公﹐一心为天下苍生治水﹐堪称道德楷模。后者陷逆境而愤发﹐推八卦而演《周易》﹐成了当时最有智慧的人。不过﹐史书上关于这两人业绩的记载有许多传说的成份。并且﹐文王当时还只是姬姓的部落王﹐还没有像他儿子武王那样成为统领四方的天下王﹐故还未能享有最高政治权威。

在这两人之后﹐就很难再从中国史上找到这种集王者和圣人于一身的绝对权威者了。所谓"外王内圣"﹐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就像柏拉图所推重的"哲学王"仅仅存在于他的"理想国"里一样。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前文所说的政治权威者通常具有的素质与精神权威者通常具有的素质是不兼容的﹐极而言之﹐就如同秦始皇身上的品性与孔夫子身上的品性是不相容的一样。

对于这一层道理﹐中国史上那些明君圣哲们似很清楚。在由他们建构的国家制度中﹐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虽有许多联系﹐但在根本点上是迥然有别的。两者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域﹐并形成各自不同的传统﹐即所谓"政统"与"道统"。前者的最高代表当是本朝皇上﹐后者的最高代表则为千古圣贤。

这种关系在那些读书做官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两栖于社会政治领域和社会精神领域﹐在朝廷拜皇上﹐到文庙拜孔子﹐认前者为政治领袖﹐奉后者为精神导师。他们不会把皇上喊成"伟大导师"﹐也不会把孔子喊成"伟大领袖"。

如果皇上也是一个读过圣贤书的人﹐那么﹐他与这些士大夫们的关系就是双重的﹕在政治上是上下级关系﹐在精神上为师兄弟关系。他在金銮殿上可以乱拍惊堂木﹐竭尽王者威风﹔但进了孔庙也得三叩九拜﹐恭行弟子大礼。他可以砍士大夫的脑袋﹐但不能"洗"士大夫的脑袋。他有权力随意惩处高官大吏﹐但没资格强去"改造知识份子世界观"。

中国的宋朝﹐虽屡遭外敌侵扰﹐但其社会制度发育得相当成熟。它的政治方面无疑是相当专制的﹐是能够把其官府系统管理得严严实实的。它的学术思想领域也无疑是相当繁荣的﹐大师辈出﹐学派林立。尤为称道的是﹐一些享誉千年的书院正是在此朝度过了它们的鼎盛期。这政治方面的发展与这思想方面的发展﹐基本上是各行其道的。

在赵家皇帝中﹐很少有人像20世纪新中国的一些领导人那样频频干涉学界诸事。比如﹐既不向那些书院提出必须服务于朝廷的政治任务﹐也不向那些书院派出完全受命于朝廷的政工干部﹐更不会自以为是地去充当学界导师﹐向莘莘学子大谈什么"世界观方法论"问题。

与此相对应﹐在各个书院里﹐也很少有人像20世纪新中国的许多读书人那样热衷于歌颂政治权势人物。比如﹐不会去大谈什么赵匡胤的哲学思想如何如何伟大﹑赵匡胤的政治思想如何如何英明﹑赵匡胤的外交思想又是如何如何有谋略  ﹐不会去出版什么第一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研究丛书﹑第二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研究丛书  。

上观两千年中国史﹐很少见有哪位封建君主敢大言不惭地说﹕老子既是天下最有权力的﹐又是天下最有思想的﹐既能在政治上统领整个国家﹐又能在精神上教导全体人民。反观20世纪新中国﹐倒可看到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就是这样自以为是的﹐并真的被许许多多人奉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数千年历史﹐就数他老人家冒了尖。

不过﹐历史最终能不能就这样认可他﹐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夺取政权前﹐他虽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都颇有建树﹐但其影响仅限于他的党以及他的党所控制的地区﹐而未能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威者以及整个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权威者。

入主北京后﹐他的最高政治权威者的地位无可置疑﹐但他的最高精神权威者的地位大为可疑。

就思想层面而言﹐他先是提出一套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继又提出一套如何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结果﹕

1962年后﹐他自己就遗弃了他的前一个理论﹔

1978年后﹐其党人又否定了他的后一个理论。

古人有言﹕"人亡政息"。毛泽东人亡﹐不仅"政息"﹐而且思想遭到冷遇﹑甚至遭到批判。由此可见﹐他的思想权威是附属于他的政治权威的﹐而不同于史上圣贤所享有的那种独立不倚且经久不衰的思想权威。

再就精神权威概念所涵盖的道德层面来看﹐老人家就更显尴尬了﹐无论如何也做不了他所执政的这个国家的道德楷模﹐甚至做不了他所领导的这个党的道德楷模。

1980年秋﹐中共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召开了一次超大型会议。出席者达四千馀人﹐均为党内各方要人。许多与会者认为﹐毛的个人品质有严重问题。其中一些人在诉说毛的这一问题时﹐还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来。

为此﹐邓小平不得不出来为他的老首长说话﹕"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4)

如果说指责毛泽东个人品质不好的那些人只是说了其一﹐那么强调个人为制度所决定的邓小平也只是说了其二。除此之外﹐还有个其三﹐就是制度能够决定人但其本身也是由人制定的或是由人选择的（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提出过类似问题(5)）。

至于人为什么要制定或选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制度﹐除有客观情势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人自身方面的原因﹐即制定制度者或选择制度者很适合或很喜好这种制度。

据黄克诚记述﹐毛泽东早在主政中央苏区时﹐就"过于使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例如﹐过于使用像李韶九这种很会顺从自己但品质很坏的人﹐过于纵容他为所欲为地搞"肃反"﹑打"AB团"﹐以致激起"富田事变"﹑造成红军分裂。(6)

另外﹐邓小平本人在为毛泽东作上述辩护的同时﹐也承认后者有这样的问题﹕"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7)

在一个党里﹐有了这样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整"的党老大﹐又有了这样一个"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的制度﹐自呈相辅相成之势。人们既可以说后者影响了前者﹐为前者提供了制度性保证﹔也可以说前者影响了后者﹐为后者提供了创设性动力─前者毕竟拥有能为本党制定或选择某种制度的权力。两者互为因果﹐很难说谁就绝对地影响谁﹐或谁就绝对地被谁所决定。

诚然﹐这位党老大有时也会作出一些谦让姿态﹐比如提议不准以个人名字命名城市或街道﹑不准向个人祝寿或送礼。他的这些姿态﹐孤立地看很悦目﹐很让那些仰着脸看他的人感动不已﹔但与他实际做出来的那些事联系起来看就很表面化了﹐就很不足以称道了。

在他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运动时﹐都有一些人站出来劝阻他﹐十分认真地指明其间种种弊端﹐但他拒绝劝阻﹐并严惩劝阻者﹐甚至置其中一些人于死地。当他搞的这些运动已完全失败并造成惨重后果时﹐又有一些人站出来纠正他﹐十分善意地提出许多补救措施﹐但他又拒绝纠正﹐并又严惩纠正者﹐末了还不许人追究他的任何责任。他的这种宁可我负天下而不可天下负我的执政方式﹐实属无道之君所为。

总之﹐毛泽东在其执政生涯中﹐既要做全国人民的政治领袖又要做全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就如同既要当秦始皇又要当孔夫子一样﹐无疑是困难的﹐是不伦不类的。(8)

注解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英文版﹐第53页。

(2)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3)迈克尔﹒H﹒哈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第1─5页。

(4)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302﹑308─30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6)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7)引自﹕同(4)。

(8)如今﹐达赖喇嘛也面临同样问题。他的因袭身份要求他既要做藏人的精神领袖﹐又要做藏人的政治领袖。前者要求他必须讲心正意诚﹐必须为人坦坦荡荡﹑有话直说﹔后者要求他必须讲斗争策略﹐必须学会躲躲闪闪﹑含煳其辞。可是﹐他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很难将这两者统一起来。

一方面﹐他的信徒中有相当一部份人坚决主张西藏独立。他若要想继续做这些信徒的领袖﹐就应该针对他们的主张给出一个能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说法。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大多希望以较为缓和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即大多支持西藏高度自治﹐而不赞成西藏独立。国际社会十分明白﹐他们如果明确支持西藏独立﹐就会冒两方面的风险﹕一是要与中国政府直接对抗─这是他们不愿由自己来冒的风险﹐二是会促使许多西藏人为此而流血（因为中国政府会为反对西藏独立而不惜动用武力）─这是他们也不愿看到的由别人来冒的风险。基于这些考虑﹐他们倾向于促使达赖喇嘛能够与中国政府对话﹐寻求一种双方均有妥协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达赖也十分明白﹐他既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就应该尊重国际社会的意见﹐就应该针对他们的主张也给出一个能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说法。

显然﹐达赖喇嘛针对这两方面主张所给出的两种说法﹐是很难一致起来的。这种不一致﹐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是很正常的﹐是很适合他的职业的─相机行事可以说是政治家的日常功课﹔但对于一个精神领袖尤其是一个宗教领袖来说﹐就不正常了﹐就不合乎他的身份了─一个受人敬仰的活佛﹐应该像赤子一样单纯﹐而不能老于世故﹑通权达变﹐或者说﹐应该像水晶一样透明﹐而不能一面清晰﹑一面朦胧。

当然﹐达赖喇嘛也有自己的话可说﹕我们搞的"政教合一"不好﹐即在把政治"合"入宗教的同时﹐也把前者讲求功利﹑讲究权谋的行为方式带入后者中﹔然而﹐你们搞的"教政合一"也不好﹐即在把宗教"合"入政治的同时﹐也把后者讲求功利﹑讲究权谋的行为方式强加于前者。

【71】

老人家曾对斯诺说，在人们称呼他的“四个伟大”中，他只想保留“导师”称号而不要其它称号。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其它称号倒是可以给他，因为它们大多指的是政治权威者，故与毛的实际身分相差不远；唯独“伟大导师”称号最个适合于他，无论就这一称号的思想层面看，还是就这一称号的道德层面看，都不适合于他。

接下来的问题是，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长于克敌致胜的政治领袖，却硬要做一个志在教化人民的精神领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只能是把他在政治上搞的那一套东西强加到人民的精神上，使之完全政治化，准确地说完全毛氏政治化。在新中国上层建筑中已不存在任何能够独立于毛式政治的精神领域，在新中国民间社会中也不存在任何能够独立于毛式政治的精神生活。

其政治清明，则清风远播；其政治黑暗，则黑云遮天，不论其政治方面还是其精神方面都不见天日。就毛泽东执政总体情况来看，政治清明时少而政治黑暗时多，并致使社会其它方面也趋于恶化，与各种政治运动此落彼起相伴随着的是民族精神素质持续下降。

近几十年来，我们民族精神素质虽在识字率上提高了许多，可以说与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但在另外两个重要维度上下降了许多：其一，在知识精英层面上，人格涵养水平大幅度下降，那种道德文章皆佳的学术大师在新中国学界已成濒危物种；其二，在普通民众层面上，人伦道德水平大幅度下降，那种温厚侠义并重的淳朴民风在新中国民间已是昨日气象。

与毛泽东党天下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至少有一长处，就是社会精神权威系统与社会政治权威系统处于相对分离状况。

美国经济学家托宾（Tobin）曾告诉世人，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就在于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中国传统社会的建构者们虽未说出这句话，但有意无意实践了这句话，即没有把思想权威、道德权威这些个“鸡蛋”都统统放到政治权威这个“篮子”里，从而能够减少一个社会在发生权威危机时所要承担的风险，至少能够避免出现因政治权威系统崩溃而连带其它权威系统一并崩溃的局面。

政治权威尤其那种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威，是依附于某些集团或某胜个人的，而这些集团或这些个人均处在变化过程中，或作强弱变化，或作存亡变换，强则其政兴，弱则其政衰，存则其政举，亡则其政息。换句话说，政治权威这只篮子不是什么耐用品，而是一种易损品，一种隔不长时间就要加以更换的易损品。

自秦以降两千余年里，中国的政坛上不知该换了多少朝代，而附属于这些朝代的政治权威系统也随之来去匆匆，此时确立，彼时崩溃。

在这大约相同时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所依循的精神权威系统，诚然也有许多变化，但这种变化远没有达到那种在确立与崩溃间不断周而复始的程度。

特别是近千余年来，这种精神权威系统就几乎从未出现过彻底崩溃的情况。读书人一直是拜儒为主，兼拜佛老。老百姓也一直是拜天地，拜祖宗，遇有难事拜菩萨。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紫禁城头上的大王旗朝朝变换，老百姓心中的敬畏物代代相传。

即便在强大外族入主中原、汉家天下为之变色时，这种精神权威系统也没有被彻底摧毁。曲阜孔庙里耸立着许多巨大的用蒙文、满文书写的御碑，就是很好的证明。

那些起于塞外莽原、惯于纵马挥刀的胡人皇帝大都明白：他们可以统治汉族人，但不能非礼孔夫子，不能亵渎被征服者心目中的这一精神偶像；他们必须入乡随俗，必须尊重汉民所尊重的一些道德楷模，尤其是那些教人温和厚重的道德楷模。于是，他们沐浴更衣，恭恭敬敬地拜了这位不通胡语的“大成至圣先师”。

就某个朝代来说，尽管政治很腐败，很不成体统，但道统还在，学统还在，至少道统的威仪还在，学统的规矩还在，孔夫子的牌位还立在那里，做学问的章法也摆在那里。谈到圣贤时你就得作毕恭毕敬状，写起文章来你就按规矩起承转合。

一些两栖知识分子，在官场见风使舵，百般钻营；回书斋正襟危坐，规规距距读书习字，故都有些学问、有些文才。对于他们来说，政统不在，道统还在；道统不在，学统还在，文章还在。明朝张居正大槪就属于这类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页76-107。〕

不论是既有道统又有学统的士大夫，还是没有道统仅有学统的士人夫，都传承相似的东西。左光斗为史可法业师时讲圣贤之道，张居正为万历帝业师时也讲圣贤之道。尽管先生不同，弟子不同，讲的方法也不同，但讲的内容相近，多为圣贤书上的东西。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精英教育体制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就其外部关系而言，是相对独立的，即相对独立于皇权系统；就其内部关系而言，是相对统一的，即相对统一于圣贤衣钵；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是催人上进的，即激励读书人动心忍性，行大道于天下；

就其实现方式而言，是因人而异的，有人说归说、做归做，有人躬行践履、义无反顾。

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史上有一种突出现象：即便在政治最黑暗时期，也不乏有仁人志士愤而挺身过问世事，甚至世道越为黑暗，成仁取义之士越发汹涌，不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清末民初，都有一批批士林中人前扑后继、慷槪赴难。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从而有可能在政治黑暗的世道中为教育保留一块相对纯净的天地、一块以孔圣人为尊的天地（或者说没有把精英教育这只“好鸡蛋”放进官场政治那只“破篮子”里），故使读书人虽生活在政治黑暗的社会里，却受教于大讲君子操守的学堂中，被鼓励做对国家对社会有担载的人。

当然，他们由学堂进入社会后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有人会屈从政治压力，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有人会坚守圣贤之道，求仁求义，在所不辞。

中共自身发生发展史就提供了这方面例证。它的第一批党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大都是出身各类学堂的读书人。他们一方面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他们很少有人能读到或能读懂马列主义大部头著作），另一方面也读了许多讲忠孝讲仁义的圣贤书。他们大多是从前者那里获得革命的理想，从后者那里获得做人的品性——做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党人所应具备的品性。

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晚年常谈到，早期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既给了他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给了他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恽代英曾说：“我对于孔子的道德学问，向来便很佩服”。这句话令匡先生久久不能忘怀，成了他晚年之所以要写《孔子评传》的一个早年情结。〔李慎之，《“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匡亚明先生印象》，《炎黄春秋》1997年第6期，页52-54。〕尽管旧中国的政治状况相当恶劣，但旧中国的各式学堂曾向中共革命组织输送了一批批热血知识分子，一批批为求民族大义而不惜赴汤蹈火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夏明翰、恽代英等。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政见，但不能不敬佩也们的人格，即沐浴过圣贤之风的人格。

与此同时，旧中国的贫瘠乡村也向中共武装力量输送了一批批敦厚坚忍的青年农民。他们很快就成为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中最勇敢、最守纪律的革命战士。

与旧时学堂教育类似，旧时乡村生活也是相对单纯的。一是因其本身处于自然经济状况，故很少受其它生活方式的影响。二是因旧时官府只要能收上粮赋、征得徭役，一般不多干预乡村生活、尤其不多干预乡村人民精神生活，不大操心老百姓是信神还是信鬼、是拜祖宗还是拜菩萨，故使得乡村生活又很少受官场政治流弊的影响。

尤其是边远地区，天高皇帝远，受官场政治影响更少，故而民风更为敦厚。另外，这类地区还常常在不同村落、不同祠堂、不同民族之间爆发大规武装械斗，故而民风又较强悍。

这类地区通常杂居着不同族类，如中共元帅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一带居民就分属“军、民、客、土、苗”五个族类。〔《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页1。〕由于不同族类差别较大，故其间纠纷较多，也较尖锐；又由于当地官府力量相对弱化，故民间纠纷较难获得权威性仲裁；因此，不同族类在解决彼此纠纷时，较容易走上极端，较容易斥诸武力，直接用刀枪棍棒来判定是非曲直，常常能将两户间的争执，如争一垄地一渠水，演变为两大宗族间的武装对抗，即有千百人参与的流血械斗。长期生存于此地的乡民们，自是尙武尙勇，并好抱团好讲义气。

中共武装力量最初兴起的地方，几乎都是这类官府力量较为弱化而民间风尙较为敦厚强悍的边远地区，几乎都是数省交界的几不管地区，如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闽粤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西边区，陕甘宁边区等。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区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分析了红色武装割据之所以可能的条件：1、白色政权的持续的分裂和战争，即所谓军阀混战；2、有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工农群众和国民革命军的存在；3、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4、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的存在；5、党的组织有力量和党的政策不失误。〔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50-52。〕

就实际情况看，还应加上一条，即所在地区民风敦厚强悍。这里的许多乡民或山民均有拿过刀枪的经历，或参与过宗族械斗，或打过野猪山鸡，甚至当过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初上井冈山时，就得到过王佐和袁文才的帮助，并收编了他们的土匪队伍，使之成为草创红军中的一支生力军。

另外，在中央红军发展地区内，自闽粤边界起，沿粤赣边界、湘赣边界，直至鄂南，是客家人与土著民杂居地区，也是宗族冲突和武装械斗高发地区。这种地理人文情况对于红军发展来说，既有其弊处：浓厚的宗族意识不利于确立鲜明的阶级意识，不利于讲革命团结、讲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也有其益处：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有较强的战争承受力，出生于此地的战士也多能抱团、多有尙武精神。〔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井冈山的斗争（1928.11.25）》）中，将中共武装割据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概括为：1、有持续的军阀混战：2、有很好的群众（主要指受过大革命影响的群众）；3、有很好的党：4、有相当力量的红军；5、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6、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59-86。〕无庸置疑，毛泽东的党曾从传统文化中获取大量的精神资源，用以成就他们的夺权事业。人们既可以从其知识分子出身的党人身上看到那种未有恒产而有恒心的传统士风，也可以从其工农大众出身的党人身上看到那种刚勇的古朴民风。正是在这种士风和这种民风的吹拂下，新中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然而，毛泽东的党执政后未能很好地反哺曾哺育过他们的传统文化，不是去发扬光大它，而是去伤害它、羞辱它，并致使自己治下社会风气日下。

在其治下的高等学府里，既很难培养出许多像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大师型学者，也很难培养出许多像夏明翰、恽代英那样的热血知识分子；相反倒很容易造就一批腐败文人，一批惯于看风使舵的政客型教授、一批擅长搞大批判的高学历者、一批酷爱打小报告的读书人。

士风已堕落到多少代以来的最低点。

在其治下的社会基层单位里，大锅饭式的劳动制度养懒了许多任务人农民，使他们得过且过，能少干活就少干活；假大空式的政治宣传又教傻了许多老百姓，使他们竟能对一些莫须有的东西信以为真。

毛泽东的专政机关又通过对民间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对一切民间独立声音和一切民间独立团体的坚决取缔，对一切敢于拍案而起者和一切敢于直言不讳者的彻底清理，而将这个曾出过陈胜吴广李贽海瑞的民族整治得没有脾气了，致使老百姓们即便挨饿挨整也不敢有怨言，更不敢有义举。

长此以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勤劳、智能、勇敢等质量，都被打了许多折扣。

邓小平也看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认为社会风气在“文革”前是好的，到了“文革”中才开始恶化的，“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02-303。〕事实上，社会风气在“文革”前就已开始恶化了，在“文革”中只是变本加厉而已。其中士风的恶化可追溯到1950年代那几场整知识分子运动。邓公自己就积极参与其事。

我们的社会风气所以全面恶化，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国家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国家体制把包括思想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所有权威都置于某种政治权威下，准确地说都置于某种很容易出乱子的政治权威下。或者说，这种国家体制在权威资源配置上，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一个很容易破损蓝子里。

这种覆盖一切领域的政治权威，无事则罢，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波及整个社会，就会造成全面危机，可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十分不幸，作为这种政治权威的主要担当者毛泽东，偏偏是一个患有政治多动症的人，一个总爱折腾出事来的人，总爱将手里正拎着的那只装满鸡蛋的大篮子悠来悠去，直至悠脱了手，砸在硬邦邦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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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下）

【72】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经毛泽东审定，传出一个信息：新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向党内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深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用一句话即社论题目的话来说：这一年，将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年。

当年4月，周恩来又传出毛泽东的话：“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22。〕

在此之前的1966年10月，毛泽东还说过：“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枓》第25册，页151。〕

总之，在毛泽东原设想中，1967年应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至少应是其形势能够明朗或其局面能够得到控制的一年。

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1967年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形势最不明朗、局面最为混乱的一年。这一年，派仗打得最凶，人员死伤无数。

后来形势发展更为严峻。老人家不仅在1967年结束不了这场革命，而且在他此后整个有生之年也结束不了这场革命。整个事态已成毛公不亡则文革不息之势。

毛泽东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却难以驾驭它、更无法结束它这一情形，对于他本人来说是非常尴尬的，但就事理而言实属必然。因为，老人家所发动的这场革命本身就不存在任何成功的可能性，无论在此革命的对象上，还是在此革命的方式上，以及在这两者的关系上，都是问题丛生且难以解决。

《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槪念，故而也是一个能将这场革命的对象问题搅得混乱不清的槪念。

就字面意义来看，这一槪念不可能具有它应有的确切涵义。一个明显事实，就是这个槪念的炮制者本人，对于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这类问题，是不甚了了的。

毛泽东无疑拥有相当丰富的中国乡村生活经验和中共革命斗争经验，但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的情况，既缺乏亲身感受（他从未去过西方国家），又未做专门硏究（其本人读《二十四史》的兴趣更甚于读《国富论》和《资本论》的兴趣），因而不大可能在这方面形成较为实际且较为系统的看法。

他的执政实践也表明，他既不大懂资本主义的经济，例如，不伦不类地将只有新中国才有的所谓“三自一包”（自留地、利伯维尔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画等号；也不大懂资本主义的政治，例如，在与外宾谈话中承认自己不能理解“水门事件”，不能理解几小卷磁带就能把一位大总统搞下台这一合乎西方政治运作程序的事实。当然，这种不理解丝毫不妨碍他仍能就此问题说上一大通自以为是的话。

就这些槪念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所谓“走资派”，主要指执政党内那些未能很好地听毛主席话故而为他所不满的干部。问题是，毛主席话本身就不确定。他常常先是说一个人的好话，继又说这个人的坏话；今天举荐一个人，明天又打倒这个人。这几乎成了他如何使用干部尤其是如可使用高层干部的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先是整倒刘少奇，继又整倒林彪，后又整倒邓小平；可这三人原先均是由老人家自己委以重任的，尤其后两人最后获他重用的时间均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

这后两人情况恰好表明，不要说普通群众不大清楚这场运动究竟要打倒哪些人，就连毛泽东本人最初也不大清楚他发动这场运动究竟会打倒哪些人。

毛泽东为整“走资派”而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一群众运动有一显着特点，用《十六条》的话说，就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也就是说，这一运动尽管是由执政党主席发动的，但其进行过程既不受执政党组织控制，也不受政府部门领导，而是靠群众自己来运作的。

然而，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又不予以控制，对于任何一个原本有序的社会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在一个有序的社会尤其是一个因集权统治而高度有序的社会中，大多数群众都受到较为严厉的约束和控制，过着十分拘谨的生活；故在他们心底，对于那些长期管束他们的社会监控系统，一直存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抵触情绪；而当他们一旦被解除各种约束并拥有可以冲击一切的权力时，就回自然地将他们的矛头指向他们心中长期感到不快的东西，指向各种制度，指向各级官吏，其后果只能是全社会无序化。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正是如此。昔日的群众一旦成了“造反派”，就首先大造社会监控系统的反，人造体制和官吏的反，逢规章制度就当“管卡压”来破除，逢领导干部就当“走资派”来打倒。他们造遍了旧体制和旧官吏的反后，接着又造其它造反派的反，与他们大打派仗。

于是，这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成了一个“打倒一切”的运动、一个“全面内战”的运动。

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群众运动，也对参与其间的人进行选择，选择那些特别适应于它的人、那些特别适应于在乱世中大展手脚的人，并把他们送上运动的潮头，任其兴风作浪。这就使得本来已很混乱的运动，再添一层混乱。

例如，那些或有着强烈的叛逆性倾向的人、或有着强烈的冒险性倾向的人，就特别适应于这所谓的“造反运动”，故而比较容易在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其间的领袖人物。这便印证了那句老话：“乱世英雄起四方”。

另外，某些有着强烈的投机性倾向的人，也比较适应这场造反运动，比较容易从中脱颖而出。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由最高执政者本人发动的。运动初期京沪两地的一些造反人物，就是在毛本人直接或间授意（即所谓“打招呼”）下而采取“革命行动”的。换句话说，这些造反者是在拿到了“尙方宝剑”后而去行事的，或说是在看到了“底牌”后而去押宝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参与这种“造反”，就不是什么要冒很大风险的事，而是一件大有机会可趁的事。

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不确定的，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也是无秩序的；若再两方面联系起来看，此次革命所具有的那种荒诞性质就更是显露无遗了，同时，老人家能够发动这场革命却无法结束它的那种尴尬境况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在这场革命之初，毛泽东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执政党高层中的领导权问题，是要整一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整一整那些已不太听话的中央大员们。显然，他这时想整倒的人不会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当运动即将全面铺开之时，老人家还通过《十六条》再次强调，在执政党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大多数”，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这是在告诉人们：此次运动的打击面不要太宽了。

然而，当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并不予控制时，其锋芒所指就不会完全限定在发动者原先所设想的范围内。他们既会去冲击发动者曾让他们去冲击的对象，也会去冲击发动者未叫他们去冲击而他们自己想去冲击的对象。

结果，他们冲击了几乎所有的当权派，所有曾经管过他们的这个“长”或那个“长”，给他们贴大字报，挂黑牌子，开斗争会。除此之外，他们还冲击了其它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与他们同属一类的人。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既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发动群众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扩大打击面乃至打倒一切的过程。

最初，姚文元文章发表后，运动的范围主要限于思想文化领域，打击面也主要限于某些知名学者，以及某些兼有知名学者身分的执政党干部——多是负责文教宣传工作的干部。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发表《5·16通知》后，运动的范围则进一步扩大到大中城市里的大中学校，打击面也相应地扩大到学校中的部分教职工、部分校领导、以及那些由上级单位派下来领导运动的工作组。

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并发表《十六条》后，运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全国所有的文教单位和党政机关以及街道里弄，打击面也扩大到凡是“红卫兵”看不顺眼的一切人和物，其中有知识分子、党政干部、以及早先已被打倒过一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另外还有各种文物、各处古迹。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发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后，运动的范围再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工矿企业、农村社队以及军事机关，打击面向上扩大到刘少奇、邓小平，向下扩大到几乎每一个工厂厂长和每一个公社书记。

转过年来，搞“一月革命”，反“二月逆流”，又打倒一大批省市领导干部、国务院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整个执政党干部队伍似已到了“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地步。这正应了林彪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的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6.12.3）》，《林彪文选》，下册，页241。〕

就在整当权派的同时，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他们或因政治观点不同或因派别利益不同而相互打起派仗来了，先是文斗，继是武斗，其激烈程度已近乎历史上的国共战争。于是，这场革命的对象又扩大到造反派自身中来了，即造反派们不仅是革命的主体，而且自身也成了其它造反派欲予革命的对象。

运动发展到这个地步，无论是被迫卷入进去的当权派，还是主动参与其间的造反派，都获得了一种平等性，即都有了自己的政敌，都面临着被他人打倒的危险。

前文已谈到，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基本设想中，整“走资派”是目的，搞“群众运动”是手段。然而，这两者间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到了一定时候，手段便上升为目的，群众运动本身也成了高于一切的东西。

由毛本人主持召开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任务。关于这一提法，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作了一个权威性解释：“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10.16.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134。〕

林彪在此会上，也说了类似话，也认为执政党中央内存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林彪文选》，下册，页229-230。〕毛本人也主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为此与周恩来发生分歧。〔高文谦，《艰难而光挥的最后岁月——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本文引自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页67-68。〕并且，他也赞成陈伯达等人就此问题所作的解释，批示要将陈伯达讲话稿，“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05。〕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迅即在全国展开。各地的造反派纷纷起来揭露各地的“走资派”是如何不准他们起来革命的，其中一些人还将矛头指向中央，指责刘少奇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运动，故要求打倒他们。

如此批判，虽能将眼下的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同时也将毛最初发动这场革命的基本设想弄了个本末倒置：本来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人，而去发动群众；眼下是，为了坚持毛主席群众路线或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而去打倒刘少奇等人。

原先，毛泽东为这场革命所设想的目的是整走资派，所拟定的手段是搞群众运动。如今，手段获得剧烈的扩张、膨胀乃至吞噬了目的，并使自身上升为目的，至少使自身显得比目的更重要些、更崇高些。

这个运动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声势，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惊心动魄，硬是将数万万人激动得兴奋不已，如醉如痴。并且，这个运动还产生了超出其发动者所预料的巨大效能，不仅可以整“走资派”，而且可以扫“四旧”、斗“地富反坏右分子”，可以“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促进“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

运动所具有的这种波澜壮阔的声势和这种横扫一切的效能，不只是震慑了毛泽东所欲打倒的那些人，还震憾了毛泽东本人，使他对这个由他自己发动起来的运动产生了一种敬畏感乃至一种信仰——真诚地相信，这场运动是伟大的，是神圣的，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真理。

老人家被感动了，被他自己造出来的东西感动了，并将之奉若神明，只是一味地去顺应它，而不约束它，更不准其它人去质疑它、阻止它。毛泽东为自已造了一个他必须依其行事的神。

正像费尔巴哈所说的神是人的“异化”一样，这场运动对于其发动者来说也是一种异化。毛泽东发动了这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又反过来左右着他。毛泽东鼓动着群众运动一个劲地搞下去，而群众运动也反过来裹挟着他一个劲地走下去，使他欲罢不能、愈陷愈深。

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与方法发生逆转，方法上升为目的，或者说，目的已不太重要，过程就是一切。这就好比某人原想摸着石头过河，可下到河里后，就总是在那里摸着石头，总是过不了河，因为，他已喜欢上了这样不停地摸着石头，而搞不清楚了摸着石头究竟要干什么。

其二，老人家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与方法发生冲突，目的是要打倒某些政敌，方法则在制造出更多的政敌，而要再打倒这些新增加的政敌，就还得再使用那个能制造出更多的政敌的方法。这就好比大师傅揉面，面多了搀水，水多了搀面，面又多了再搀水，水又多了再搀面……结果面团越揉越大，大到揉面者无法收拾的地步。

胡耀邦生前曾向其属下谈了他与毛主席的一次对话。他问主席：什么叫政治？后者答道：政治就是要把自己方面的人搞得越多越好，把敌人方面的人搞得越少越好。

毛泽东的这一说法，无疑是他搞政治的经验之谈，准确地说是他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之谈。他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十分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十分注意做分化敌对营垒的工作，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用吴稼祥先生在其《智慧算术》中的话说，毛此时搞的多是“加法政治”，即多用“加法”（争取盟友），少用“减法”（树立敌人），并最终使“和”数远大于“差”数。〔吴稼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第1章（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老人家执政后，反其道而行之，大搞阶级斗争，到处寻找乃至人为制造阶级敌人，今天打击这一批人，明日打击那一批人，结果与他对胡耀邦说过的话正好相反：将自己营垒中的人搞得越来越少，将“阶级敌人”或“阶级异己分子”搞得越来越多。再用吴先生的话说，他此时搞的多是“减法政治”，并且是一减再减。

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尤为突出。就像当年国民党剿“匪”越剿越多一样，此时毛泽东斗“阶级敌人”也是越斗越多，不仅斗了绝大部分“当权派”，而且斗了绝大部分“造反派”，最后斗得身边寂寞，斗得举国抱怨。

就在他行将就木的1976年春，病榻前，只有“四人帮”一干人在谈阶级斗争新动向；深宫外，竟有成千上万人聚啸天安门广场，指桑骂槐文化大革命维护者。老人家愤然起身，抱病做了他平生最后一次减法，又抓了许多“反革命”、许多“四·五分子”。

数月后，大自然规律则对这位屡屡爱用减法的政治老人的生命，也做了一次减法。庆父退场，鲁难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