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遭遇！）

钢琴家刘诗昆自述与叶剑英女儿离婚内幕

2015-05-20

多维历史

著名钢琴家刘诗昆是中国首位在国际比赛中荣获大奖的演奏家。因为音乐，他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结缘，成为叶帅的乘龙快婿。正当他事业有成、婚姻美满之际，文革劫难却使他婚姻离散，并且深陷囹圄。2004年12月2日新浪网上海频道刊发文章《刘诗昆的爱琴人生》，面对采访，刘诗昆将其与叶向真离婚始末娓娓道来。全文如下。

2004年的春天，我们来到了刘诗昆音乐艺术幼儿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叫着“刘爷爷”，刘爷爷颇有兴致地教着孩子们练琴。这位被称为刘爷爷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集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和企业家于一身的——刘诗昆。

曹可凡：今天我走进你这个刘诗昆音乐艺术幼儿园的时候，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应该称您音乐家呢，还是企业家。你喜欢哪个称呼？

刘诗昆：你还是首先称我音乐家，或者音乐工作者，或者音乐人士。企业是我近些年才开办的，而且这些企业也没脱离音乐，是音乐文化的企业。

曹可凡：所以其实可以搁起来一块说，是音乐企业家。

刘诗昆：但还是音乐家是基础。

曹可凡：我知道您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琴童，很小的时候开始学琴了，是吧。是不是受家里的影响？

刘诗昆：我是三岁，具体说，准确地说，还不到三岁，将近三岁的时候开始正规地正式学钢琴。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呢，他原来是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就是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当时叫做音专，国立音专，他是那的学生。他是学唱的，学男低音的。当时那时候像上海音乐界的大部分，已故或者健在的音乐名家，像贺渌汀、丁善德、吴乐懿、周小燕，他们那时候都是我父亲同代的同学。他们经常也聚在你们家，聚会，以前一到礼拜六、礼拜天，上海音乐界的名流差不多都在我们家。像贺渌汀他去延安，投奔延安，都是我父亲帮他想办法通过黄河当时日本鬼子的日伪封锁线的。后来父亲经商了。他经商了，家里经济条件就富裕了。那个时候学钢琴不像今天。那个时候学钢琴必须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今天普通大众都能学钢琴。我们家那个时候还有唱片，将近上万张唱片，所以我从小是在一个音乐环境的这样一个家庭熏陶起来的。但是又有经济条件可以正规地学钢琴。那个时候大概在中国啊，像我这个年龄学钢琴，我还不知道有第二个人，大概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曹可凡：那您不仅当时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氛围，而且您进入了音乐学院附中学习，也受到很多老师的教诲。那我想其中你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当时前苏联的音乐家塔图良的指导。

刘诗昆：我在附中学习过程当中，那时候苏联派到了中国很多各方面的专家，其中音乐学院又有几个专家，有一个钢琴专家他叫塔图良。那么在我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了。后来在他的教授下呢，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1953年9月。

曹可凡：听说您这个奖品特别特别是吧，是李斯特的一绺头发吧。

刘诗昆：它奖品正式有奖牌、奖状。另外它特别破例给我一束李斯特的头发。这有个来头。因为当时那个比赛啊，当时我参加比赛我17岁，按说18岁才能够正式参加，可是我17岁。后来他们这个比赛当局破例接受了我。结果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应该是，坦率地说我应该得第一名，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第一名，评委也认为我是第一名。那个比赛分四轮，我每一轮弹完了，那些评委，全体评委会，各国专家组成的评委带起头来，带领全场站起来给我鼓掌。那么结果最后呢，我只得到一个第三名，什么原因呢？因为那时候1956年，您知道，匈牙利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以苏联为首，那时候咱们中国要管苏联叫老大哥，什么都得苏联第一，他不是第一也得第一，他第一更得第一。所以那时候匈牙利当局就内定，第一名必须给苏联，不能给别人。因为它那时候什么都跟政治联系起来，它要不是第一，等于政治上它也不是第一了。第二名呢，他们内定必须匈牙利自己人，所以其他国家的选手，成绩再好再高，最多只能得到第三名。可是当时我成绩特别突出，我得了第三名以后，整个舆论界、媒体，包括很多西方的记者，发表了很多很多舆论。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很不公正。很明显的不公正。在这个情况下，当时匈牙利的政府当局为了平息这个舆论，为了平衡，就特别那天带着我，在很多媒体的眼前，走到匈牙利的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有个大玻璃柜，那里陈列了李斯特的一大撮头发，银灰色，李斯特的头发非常漂亮，银灰色的，大概有一尺多长。从那里头剪出一束来，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奖给我。那作为一个特别的殊荣，特别的奖品，那个得第一名第二名的都没得到这个，等于这样就给它摆平了。其实主办单位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内疚，也是为了缓和。因为当时匈牙利也没有办法，必须得听从苏联老大哥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随便更改。

曹可凡：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的，我说这是不是前三名都有一束李斯特的头发。李斯特的头发又有多长呢？

刘诗昆：还给了我个特别奖，《匈牙利狂想曲》还给了个特别奖，这都是为了弥补、摆平、平衡。

曹可凡：我想你有李斯特比赛这样非常宝贵的经验，当你去莫斯科参加第一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感觉很有底。

刘诗昆：也没底。可以说那一届柴可夫斯基比赛，举行在1958年，是有史以来，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音乐比赛，包括钢琴比赛最轰动的一次，也是最高规格的一次。因为那个时候它有个背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强国就是美苏或者叫苏美。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当时美国已经落后了，美国人造卫星还没有上天，突然间苏联加加林上天了，那么在那个情况下，它当然想和西方搞好关系，打开大门。他就搞了这样一场比赛，这个比赛当时是赫鲁晓夫亲自倡议，而且亲自坐镇指挥的。那个比赛很有意思。开幕式他坐在主席台中间，比赛的决赛场场他亲自在包厢里听，从头听到尾。比赛以后他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国宴庆贺。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比赛全世界，特别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首脑、政要特别关注，全都拿眼睛盯着这个比赛。与其说是个音乐文化比赛，不如说等于是一个大的政治外交的一个活动。所以当时赫鲁晓夫提出一个口号：“让我们变军备竞赛和冷战为和平的友谊的文化竞赛”冷战就是当时互相宣传，你骂我我骂你，宣传对抗。他是在这个口号下举办这个比赛的。这个比赛西方高度关注，那次比赛强手如林。最后是美国的一个选手叫梵克莱本，他得了第一名。他得了第一后，当时在美国就举国轰动。因为原来是美苏之间互相你搞你的军事，我搞我的军事。这回在一个文化的舞台上打擂台，这是友谊的文化的擂台，那么后来这个梵克莱本得奖的第二天，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时报》就大标题说：“美国人在文化战场打败了俄国人。”就对着赫鲁晓夫这句话说的，于是美国总统艾森豪维尔就派纽约州州长（来接）。梵克莱本载誉而归的时候，飞机飞回纽约机场，纽约州的州长代表总统陪者获冠军的美国选手坐着敞蓬汽车进入纽约市区。当时有人说是百万人，有是说是数十万人夹道欢迎。简直不是一个钢琴音乐比赛的范畴了。那么我呢在那个比赛中当时得了第二名。

曹可凡：但其实你现在回头看，你当时得这个奖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去了苏联后，比赛的很多曲目你都不会，很多都是在现学的是吧。

刘诗昆：那个比赛特别难。因为你知道，俄罗斯（前苏联）是世界19世纪以后最大的音乐强国，在西方，特别在美国，最大的音乐家，还有一个芭蕾舞，你看他们的血统，很大一部分都是俄国血统，都是俄国人。比方说像密尔斯坦，罗斯特洛波维奇，像美国的钢琴的霍洛维兹，拉赫马尼诺夫，几乎都是俄国人，所以他搞这个比赛。他一方面是政治，还有一方面它本身是公认的音乐最强国。那么当然它这个比赛特别难。那个比赛的曲目，等于一个人要准备相当于三场钢琴专场独奏音乐会这么长的曲目，从古到今什么曲子都有。

曹可凡：听说你买了一大堆吃的东西搁在旅馆里面，根本就不出门。

刘诗昆：那时候因为四个月，我根本那些曲子都没弹过。

曹可凡：那时候你每天练多少时间琴？

刘诗昆：每天练大概起码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

曹可凡：其实除了吃饭睡觉基本上都是练琴。

刘诗昆；都是练琴。就关在一个旅馆里，前苏联旅馆墙很厚，玻璃很厚，我弹琴外面也听不见。我就买了一些肠子、黄油。因为前苏联很冷，它那个玻璃窗双层的，双层的夹缝当中像个天然冰箱一样，就放在那，根本一天也不出屋子。买一次吃的吃好几天，而且前苏联的自来水能喝的，就喝自来水。

曹可凡：当时这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刘诗昆：因为我是在莫斯科准备的，我准备了四个月，莫斯科有个大教授叫汪别尔莫，做我的老师，准备了四个月搞定了这场比赛。

在莫斯科，刘诗昆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100多位世界各地的钢琴好手，一举夺得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并列)第二名。这也是当时华人在国际钢琴比赛中级别最高的奖项。伴随着刘诗昆事业上的一展鸿图，一份特殊的爱情也不期而至。

曹可凡：你那时候认识你的第一个妻子叶向真是不是也是因为你的钢琴？

刘诗昆：也有原因吧。我和我的前妻叶向真认识是在得奖以后不到一年。我回国以后中国整个音乐界、文艺界正是强调所谓民族化的时候，强调民族化，音乐一定要和中国本民族相结合，那么在这个政治概念的要求下，当时领导就给我指定一个任务：你创作一个民族化的钢琴曲。因为过去钢琴曲都是外国曲子，当时有些人写了一些中国钢琴曲也是很简单的。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我就用我们中国民族的管旋乐队，二胡、琵琶、古筝、三弦，全是民族乐器，把它们与西方交响乐团、交响乐队这样一个编制，这样一个构造，完全按照那个东西做成乐队。

曹可凡：就是后来的新钢琴协奏曲。

刘诗昆：我是钢琴主奏，用民族交响乐团代替西方的交响乐团来协奏。

曹可凡：在当时的音乐界是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刘诗昆：就象《梁祝》，当然《梁祝》还是西洋乐队给小提琴伴奏，但是《梁祝》是用中国的题材，用中国绍兴戏浙江越剧音调的题材，我呢，整个全部用中国的乐器给西洋的钢琴乐曲协奏。

曹可凡：所以当时《梁祝》跟你这个《青年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两个民族化的代表作。

刘诗昆：那么我是因为这个曲子认识我的前妻的。我后来演奏这个曲子我前妻来看、来听，听了以后她还很感兴趣，我前妻她很喜欢。当时她叫叶向真，她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文艺。有一次，她拉她的父亲叶剑英就到音乐学院的礼堂听我演奏这个曲子。

曹可凡：事先知道么？

刘诗昆：事先不知道。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她有时候就经常找我来，她因为很喜欢音乐和喜欢文艺。这样我们就慢慢恋爱了，一直到1962年结的婚，生了一个大儿子，这个儿子已经44岁了。

曹可凡：按照现代的看法来说，很多女孩子结婚之前，老岳父总是会找这个女婿谈一次话，说一些诸如我的女儿将来就交给你之类的话。那么当时叶帅有没有跟你做过这样的谈话呢？

刘诗昆：没有，没有，这没有。因为那时候结婚以前我已经是她们家的常客了，一天到晚在她家里。

曹可凡：那你和叶帅的女儿谈恋爱，有没有思想上的压力？

刘诗昆：当时没有。那时的人们很简单，就是大家爱了，也没有因为她是元帅的女儿，我特别想高攀她，也没有因为觉得她是这么一个高干的子女，有什么顾忌。那时候就是两人相爱了就相爱了，就很简单。那时候不像今天，那时候我们年轻人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想法。

曹可凡：那时候尽管你和叶帅是两代人，而且你是他的女婿，你们其实像朋友一样。

刘诗昆：叶帅这个人很有人情味，他平时在生活中，我觉得他在高级的领导人中是比较有人情味的。他不是说是平时整天讲大道理讲原则话，他平时很有家庭味，很有人情味。

曹可凡：那你还记得你当时在哪举行的婚礼呢

刘诗昆：婚礼是在她家里，叶帅的家里。那时候是1962年的冬天，1962年的年底前。当时我们的婚礼陈毅还去了，聂荣臻去了，罗瑞卿去了，去了好多好多。

曹可凡：周总理还送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刘诗昆：周总理不是托人送，托人专门给我们祝贺，专门托他的秘书打来电话祝贺。后来不久我们见了周总理，周总理找了我们握了手，还给我们祝贺。

曹可凡：那时候叶帅是不是送你一个肖邦的纪念物是吧，背面有他题的诗。

刘诗昆：你都知道这个事。那时候叶帅想送个礼品给我们，说实话那时候这些高级干部真是相当的清廉，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也买不起什么贵重的东西。后来想到什么呢，他到波兰的时候，访问波兰的时候，当时他作为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波兰人送给他一个盘子，一个镀银的这么一个盘子，它也不是纯银的，那个盘子当中是一个肖邦的头像。那他想这个跟我有关系，他就把这个盘子上面找了外面人刻了字，就是祝贺我们两个新婚。就把这个盘子也作为叶向真的嫁妆就送给了我。

曹可凡：那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叶帅的家庭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紧张，因为那时候是供给制。

刘诗昆：其实这老一代的领导人啊，他们确实是很清廉的。叶帅，我具体说吧。他就是靠他的工资生活，当然他们有些，是有些优越条件，比如房子，当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居住条件好得多；出门有汽车，出外也可以坐专机，他到那个级别。但是他平常生活，特别是吃饭就指着他这个工资，而且房子他还要扣房费的，一个月也要扣几十块钱房费的，水电费等全得扣在里面，还有党费，他要交几十块钱党费。完了以后所有的生活，他有个管理员，专门给他做账。一天油盐酱醋全得算在他这点工资里面，包括叶向真的穿衣服。所以我和叶向真认识的时候，她跟我第一次见面，就穿了一件蓝布的中山装，那时候女的属于女式的中山装，敞领的，那件中山装洗得都发白了。后来我到她家去看，她就没有什么漂亮衣服，穿的是布鞋。那时候真是，当然街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衣服，但是确实也买不起。他们家子女也好几个，确实生活挺紧张的。吃饭那时候真是没有额外照顾，就是仗着那点工资去买。

曹可凡：叶帅是所有老帅当中很有文采的一位军人，古诗词作的非常好。

刘诗昆：古诗词写的非常好，那时候毛泽东跟我讲，陈毅也很会写诗吗，毛泽东给陈毅信里说，你要学诗，要向叶剑英，董必武两人学习，说必武善五律，剑英善七律。叶帅他也会弹一点简单的钢琴，还会拉点二胡。

曹可凡：所以跟你有共同语言。

一生戎马生涯的叶剑英精通琴、棋、书、画，而弹钢琴的刘诗昆偏偏对军事、历史情有独钟。刘诗昆与叶向真的婚姻把他与叶帅的爱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乘龙快婿与岳丈间的默契和谐、与爱妻家庭生活的恩爱甜蜜，使刘诗昆的日子过得舒适平静。然而，这种平静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一场灾难悄然而至。

曹可凡：那你和叶向真结婚以后，这样的平静生活只过了几年？

刘诗昆：没有几年，文革一来一个大的波澜。

曹可凡：那么当时你对很多生活的想法有了很多改变。包括你跟叶向真的关系。

刘诗昆：对，不是改变。我们后来就商量，我说我们俩赶紧离婚。为什么呢？我说，我不离婚，你的父亲必须要受我的牵连，我已经定性了，我是反革命了。这个事就很麻烦了。所以当时我就在这三天，我跟我的前妻叶向真就办了一个离婚手续。

曹可凡：就这么三天时间。你们上哪办的？

刘诗昆：当时就是北京也没有地方办离婚的，因为公检法全砸烂了。结果就跑到北京卫戍区，就是北京的解放军的最高管理机关，因为当时都军管了。公检法、公安局、法院检查院都归军管。就跑到北京卫戍区，正好那卫戍区司令是傅崇弼，当时他也是站在叶帅这边的一个老将军，就找了他，说我们俩要办离婚。他一听说为什么要办离婚呢，我们说了这原因，他也觉得很理解，说那就办了。就由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给盖了个大印，说我们俩离婚就这么个印。

曹可凡：你还记得4月5号那个晚上，你离开家的时候跟叶向真的可以说是生离死别的那个场景么？

刘诗昆：那个时候我们俩就说，这一生也可能还见得到，也可能见不到了。当时我就把我所有的一点东西全给她了，身上所有的钱，连粮票全部交给她。因为我当时有个孩子，那时候孩子不到三岁，我想让她带着孩子过，反正我这人就是将来随着这样一个历史的波浪吧，可以说随波逐流，冲到哪算哪，我当时个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曹可凡：当时4月5日晚上离开叶帅的家，被羁押在中央音乐学院里边，据说有一天晚上你特别想念叶向真，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趁着守卫不注意的时候，还翻墙又回到她们家。

刘诗昆：有一天，那时候我就非常想我儿子，因为当时我儿子才两岁多，不到三岁。我也不知道叶向真的音讯，也不知道我儿子有没有人管。有天晚上我就趁劳动的时候跳墙，因为墙很矮，出去看我那儿子。其实那时候叶向真已经带我儿子离开了叶帅的住地，她单独弄个小平房，小四合院住那儿，害怕牵连他父亲。我看我儿子，儿子很小。他见了我说：“爸爸你（被）斗了？”我回答说“斗了。”他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就是你挨斗了。后来我就看了看他，我非常心酸。与儿子这次相见，也不知道下回什么时候再见了。（然后）我又回到中央音乐学院。

刘诗昆希望通过离婚来保全自己与家人。然而，1967年底，他仍然因为一场政治阴谋而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刘诗昆在里面一关就是五年九个月，他被迫离开了自己钟爱的钢琴，与外界音信隔绝，人生跌至谷底……

曹可凡：那在监狱的时候，其实你始终有个信念，你希望能够跟外界进行联系，所以你制作了一封特别的信，最后通过叶向真送到了叶帅手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刘诗昆：我是与世隔绝的，我一个人关在牢房里，一天就是面对四壁，或者是面对六壁，四面墙，一个地面一个天花板，全是水泥的，地下一个木板，就睡那个木板上，那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外界的情况，那时候监狱里也没有纸，也没有笔，根本不能跟外界联系，你根本外面的人都见不到。每天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毛主席的著作，每天要看，还有就是每天下午，每个牢房，那时候都是政治犯，发一份《人民日报》。发给你，下午发了，晚上收回去。这个报纸是发了晚上要收回去的。不能留下一片纸在牢房里。

曹可凡：《人民日报》是你当时唯一能和外界沟通的渠道。

刘诗昆：我就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想法，一个愿望，一个信念就是说，我总要挺着，争取能够活着出去。我一定要留点字迹在身上，就是我死了我在遗体上能够有个字迹，说明他们根本就知道我不是间谍。

曹可凡：那你没有纸笔怎么写信呢？

刘诗昆：有一天换了一个新的牢房，这个牢房里任何纸笔没有，但是换别的牢房，不是每天发报纸吗？也不知道怎么，那天在地上遗留一张残存的烂报纸，半张烂报纸，可能他们没注意，当时人也不知怎么的人变得一下子那么智慧，我说这东西能救我说不定，我就如获至宝把它叠起来把它藏在身上。你知道那个时候每天发报纸，晚上收回来。每个牢房有一把扫把每天均要拿它来清洁卫生。这个扫把扫地时接触地面那面是软的，但是扫把根那边是尖的，非常尖。像个针一样这么坚硬。后来我就把扫把撅下一根棍，那么我就在脑子里构思了一封信稿。你知道报上任何字都有的，拿任何一张报纸，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一个字。

曹可凡：你等于是在牢房里做一个排字工人。

刘诗昆：这样我就每天把我已经构好词的信稿，我今天正好想到要这个张字，就拿扫把的根抠个字。报纸的字非常小，在上面一个小小的眼儿，一个洞眼，当然也不能抠多，抠多就象一个蜜蜂窝，马蜂窝一样的，那也不行，每天就抠个十个八个字。那时候报纸都是纸很次的，很软的，看完了的报纸软软扁扁的，谁也不会说里面有几个小洞眼，谁也不会注意，这样抠。我就拿原来得到的那半张报纸作一个底版，就把这新抠的字贴上。当然没浆糊，但是我们那时候每天吃饭吃什么，就一天两顿饭，每顿饭有两个小窝头，恰好那个棒子面粘粘糊糊的，把它粘上，正好跟浆糊一样。我就拿那个小字抠下来，比方说十个字，八个字，正好贴在那张半拉报纸上。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贴了一封信。

曹可凡：那在监狱的时候，其实你始终有一个信念，你希望能够跟外界进行联系，所以你制作了一封特别的信，最后通过了叶向真送到了叶帅手里。

刘诗昆；到了1973年的4月，春天，叶向真就非常想来探监，她已经放出来了，她父亲又有了一定权了。她非要来探监，经过一些周折，就不能不让她来探了。当时叶向真探访我是在秦城监狱一个接待室里。当时告知说你的前妻叶向真要来看你了，要探访你，什么时间，当时专案审查人员说，我们给你规定一条纪律，你见她的时候，只准谈一些私生活的事情，不准谈任何涉连到你的案件案情审查的事情。如果你一讲，我们立刻就把你给带走，而且要加重对你的惩治。那么当然就不能跟她口述，因为口述我说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们就把我提着走了。幸好我早有备这封信。当时接见我的时候，有一个大长桌子，我坐在这个地方，她坐在这个角上，那边几个审查人员，看守全在那边，离得比较远一点，都盯着。当然我跟她表面就说一点生活常识，问我儿子怎么样啊，他们当然无所谓，所以这时候我就把信从袖子里面的棉花里面掏出来，在桌子底下，偷偷地塞给她。叶向真当然也很机灵，手一拿，马上意识到了就攥在手里，若无其事地上边跟我谈着话，就把这东西揣在口袋里。

曹可凡：这个镜头完全像电影里的。

刘诗昆：这样以后，后来我才知道，当然她回去以后，就把这东西给他父亲看了。那么叶有了这封信，叶就好办了。立刻送到毛泽东的面前，因为叶帅已经身居要职，掌管全国军队的日常总领导工作，掌握这样重大的军权了。后来毛主席一看这个，毛主席马上“立刻释放”四个字，口头的。这样不久我就突然间就被放出来了。所以放了以后呢，当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我就被叶帅他们送到301医院住院疗养。就是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疗养。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又对我表示了一个关心，想起我了，毛泽东发了三句话：一个叫你们要关心刘诗昆；第二句话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这是原话，东西就等于说是音乐作品——钢琴作品。第三句话，要让他继续演出。

毛主席的指示，使刘诗昆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生活似乎又恢复平静。然而，当人生经历过如此巨大的风雨沧桑后，当年的钢琴神童是否还能继续辉煌？饱受摧残的刘诗昆还能继续他的爱情和钢琴之梦吗？

曹可凡：那你出狱以后第一次上台演出演的是《黄河》？

刘诗昆：不是，正式上台演出的是跟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那么第一次当人面弹琴弹的是《黄河》。

曹可凡：可是这个曲子你根本就没有弹过。

刘诗昆：当时因为我没有单位了，就给我一下送到中央乐团了。我报到的时候，中央乐团全团人已经上下皆知。说刘诗昆要来了。大伙说都等在中央乐团的那个院里，都聚满了人了。我一进去，大伙就把我围住了，围在排练厅里。当然这些也都是熟人，当时都是乐界的，文化大革命前都是很熟的。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最好奇的一件事就是刘诗昆还能不能弹琴。因为我在文革当中，那时候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已经五年十个月关在单人牢房里，就是五年十个月我没有见过钢琴，在这五年十个月之前的将近一年里头，我被关在劳改队里头，那个时候也没有弹过钢琴。当然见还是见过，因为在音乐学院里的时候，琴总还是在琴房里放着嘛，就是没有摸过。我出了监狱，又放出来以后，我又住了几个月的医院，这样算起来就是说有五年十个月眼睛没有见过钢琴，有七年多手没有碰过钢琴的键盘。要一般的弹钢琴的人，这包括钢琴家，已经没法再弹了。

曹可凡：手的机能肯定就退化了。

刘诗昆：退化机能，脑子也退化了。但是我因为学琴，不到三岁就学琴了，童子功很强的，学的很正规很扎实，这样那天大家把我围起来，看我能不能弹钢琴。当时说实在的，我真是这么多年，因为我刚从医院出来，那时候我哪还顾得想着弹琴啊，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得料理掉。那么大家说弹琴，非让我弹，不得不弹啊。有几百个人把我围住了，可是弹什么啊，当时没的可弹，弹得不好又得倒霉了。因为我以前所弹的全部曲子，都是大、洋、古、封、资、修，都不能再弹，再弹就要犯政治错误了，当时只有两个钢琴作品可以弹，一个就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再有一个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个《红灯记》也没法单独弹，是要跟着京剧唱一块弹。可以单独弹的，当然《黄河》也要有乐队，但是没有、离开乐队，也可以单独弹（的曲子），只有《黄河》。我就把钢琴协奏曲黄河四个乐章从头到尾给弹了一遍，弹了一遍以后大家听得很入神。一看还能这样完整把这个曲子（弹下来）。《黄河》协奏曲的曲子，说实话技术也有相当的难度的，我把它弹完以后，这时候有一个乐团的同事，一个团员就说：“刘诗昆，你这个曲子什么时候练的？”这个话正问到点上了，因为《黄河》协奏曲创作的时候，我已经被关到监狱里了。当时我放出监狱不久，大家知道我放了以后送了医院，那么大家说你是不是在医院里刚练了这个曲子。

曹可凡：因为这不可能在你逮捕之前就学会的。

刘诗昆：逮捕之前还没有这个曲子。《黄河》协奏曲是根据《黄河大合唱》，原来是个合唱，冼星海的合唱。那个时候还没有钢琴曲，那么我被关了以后，而且我已被关了一段时间，这个曲子才问世的，才创作的。

曹可凡：所以大家以为你是不是在监狱里还能够弹琴。

刘诗昆：如果你练一定是在监狱里练的。

曹可凡：那条件还不错。

刘诗昆：后来我说，我说我这个曲子不瞒你说，我说我这个曲子直到刚才给你们大家弹之前，我一遍都没有弹过，一遍都没有练过。大家说，那你怎么会的呢？我说我关在监狱里的牢房里的时候，你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的机关、单位、团体，包括农村村子里边，都有很多高音喇叭，大喇叭整天就播送毛主席语录啊，播送新闻，再就是播送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所以《黄河》这个曲子那个时候，整天作为政治的一种宣传，整天就播放。我在牢房里的时候，远处有顺风的时候经常传来《黄河》钢琴协奏曲的琴声。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传来的，因为那时候高音喇叭太多了，这个《黄河》我一听我就知道，这是冼星海写的《黄河大合唱》曲调，但是谁创作的，当时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直到放出监狱后才知道有个《黄河》协奏曲，可是这样听听我就听会了。因为从小我父亲给我练耳，就是他在钢琴上弹，很多很多音，同时按下去，这音都不谐和的，我能把每一个音都分解得辩听出来，说出每个音的音域。所以我听像这样多声的钢琴乐曲，因为钢琴乐曲是多声的，同时弹出，有很多声音同时发出，那每一个声音在我耳朵里，就像X光透视一样，里面都是立体的，都是分解的每个音，同时发出8个音，我每个音都知道，它8个音，每个音具体是哪个。不是光听一个主旋律、主曲调，这样我就都听会了，这样我就从头到尾等于是我全是听来的，我根本就没有练过。那么这个事儿，大家也觉得很奇特。你怎么会没练过这样一个难的曲子。没练过我会弹，这个就靠我小时候第一个是童子功，第二个就是靠我的耳头对音乐的一个特别的（敏感），对音高的辨听力。

曹可凡：那当你从监狱里面出来，应该说是所有的生活恢复平静了。那我一直不太明白就是说，当你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为什么最后没有跟叶向真复婚呢？

刘诗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分开了，分开了大家在个人生活上已经有点疏远了，觉得既然已经这样了，干脆也就不一定要复婚了。说实话，我跟叶向真两个人，我们并不是打翻天闹离婚，我们是非常平和地在那一个特定环境下（离婚）。后来我们决定也无所谓再复婚了，就分着过吧。我们分着过也是好朋友，我的儿子从来都没有讲过到底归谁，儿子到现在40多岁了，我跟叶帅的全家现在都还像一家人一样，大家亲如一家。你说朋友也好，说一家人也好，因为我们，我和叶两人都思想比较开通的。不是说要不就合要不就闹得脸红脖子粗。好像自然而然的，慢慢就离开了。大家好像隔了那么久了，个人都有个人不同的生活。

曹可凡：那后来叶向真其实是在拍《原野》的时候找到了她的另一半是吗？

刘诗昆：对对对。拍《原野》时候的摄影师，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罗丹。他的妈妈是钱壮飞的女儿，他是钱壮飞的外孙子。

曹可凡：那你认识现在的妻子是什么时候？

刘诗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黑龙江齐齐哈尔演出，她做报幕。

曹可凡：也是主持人？

刘诗昆：对，也就是主持人嘛。

曹可凡：当时你们是怎么相恋的呢？

刘诗昆：很自然地就认识了，后来她到北京，我们慢慢就认识了，认识了好多年才结的婚，一直到八九年才结的婚。我1990年去香港，1989年结的婚，完了一起去香港，生了一个孩子，现在的这个儿子8岁。

1990年，年近半百的刘诗昆来到香港，开始了第二次艰苦的创业。在这里，钢琴家刘诗昆摇身一变，成了一位企业家。误解、责难、迷茫、困惑……刘诗昆毫不畏惧。因为他坚信，只要有钢琴，他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曹可凡：那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你的各种谣言挺多的，那这种谣言主要集中在哪个方面？

刘诗昆：主要地说我又贩毒，说走私军火，倒卖黄金，拐卖妇女，如果说这些罪名都成立的话，我这个人到了意大利教父那里也是首屈一指了吧。够枪毙好几回了，意大利的教父啊，一个人也不能把全世界最顶尖的黑社会的黑帮里做的最大的事一个人全做全了，几个教父合起来加在一个人身上的事全加在我一个人身上，结果香港报《境报》一登，内地的广州一个叫《花地》的杂志，一个小杂志，就全文转载了，全文转载他又不说转载香港，他用自己的笔名转载的，他一转载就指名道姓刘诗昆。

曹可凡：当时感觉刘诗昆就是一个衙内的形象。

刘诗昆：对，因为《境报》就把我光叫衙内。那么后来我就打了一个官司，

1990年1月，在这个时候，就是刚到香港的前期，我就把《花地》杂志告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因为这个还不算刑事，算民事，那么就告了，结果他们反而一调查，我胜诉了，判胜诉，也没有定的诽谤罪，等于说是它是一个不实之词，判了他登报道歉，判了我一千块钱的精神赔偿。今天判就多了，今天判可能十万也不止了，当时一千块钱也算不少了，那个时候中国很少听见“精神赔偿费”这个字眼的。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拍照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还把整个开庭的情况播了大概两三分钟。

曹可凡：那你20世纪90年代初为什么去香港发展？

刘诗昆：去香港发展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那里，我是长子，我下面三个妹妹，我跟我父母多年就没在一块，我从中学一年级就住校，住在天津。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全家团聚。第二，我觉得我是内地对我的谣言太多，我希望有一点平静的生活。那么第三个呢，我的专业是钢琴，钢琴是一个国际性的艺术，当时在香港搞一个钢琴事业会比中国内地包括北京，可以自由度、宽松度、便利度更大。

曹可凡：那时候你去香港的时候，生活还是非常窘迫的。

刘诗昆：那当然是很窘迫的。我一个月200块钱左右的工资，去到香港那个社会。你想我拿房租来讲，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很好的楼，国家拨给我，作为一个好像特别的专业人士，在北京木樨地。当时是北京最好的部长楼，这个楼给了我两个居室，两个单元，今天这个楼在北京是三等房屋，当时是佼佼者，两个单元，两个单元一个月房租十块钱零四毛。我到香港租了一个很破旧的单元房子，一个月房租多少呢，五千多港币，也就是六千多人民币，六百倍，一夜之间房租每个月相差六百多倍。香港有个名巨商邵逸夫先生，他的夫人叫方逸华，那个时候还不是他的夫人呢，去看我，她到香港我住的（地方），下了电梯，我住在13层，下了电梯，她不由得回头张望这个电梯，凝视地，足足地，我不夸张讲，足足地一分多钟。我那个电梯门是什么，铁栅栏，用手拉的拉门，拉不过去，拿手顶着，不顶着它要弹回来的。这个电梯在中国内地现在早就没有了。她说怎么中国来了这么一个有姓有名的钢琴家，大奖获得者，怎么住在这样一个破房子里，她很难理解，觉得不可思议。大概谁也没有想到我经济上一无所有，从零开始。所以到香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必须要闯过这个经济关。在香港这样一个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中，你没有钱是寸步难移，什么事你都展开不了，所以当时最大的难关，不是事业关，也不是名声关，就是一个经济关，你必须闯过这个，你手脚才能伸展开。

曹可凡：那你后来通过什么方法慢慢地拓展你的事业，建立了自己根本的基础？

刘诗昆：在香港我一到那，各大媒体对我大量报道。

曹可凡：你去香港还是很轰动。

刘诗昆：很轰动。每个报纸差不多都是头版报道我的消息。香港这个社会给我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可以用当时在我到香港不久后，大陆内地非常风行的一部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来形容）。

曹可凡：我知道。

刘诗昆：这个讲一个拉大提琴的留学生。

曹可凡：王启明，姜文演的。

刘诗昆：姜文演的那个王启明到了美国之后，不是和他妻子离婚有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吗？那个新女朋友叫什么？

曹可凡：王姬演的，叫阿春。

刘诗昆：阿春就讲过一句话给当时的王启明。她说：纽约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战场。我就当时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对了。香港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我到过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和地区，香港是可以和日本相匹敌的，一个最有活力的，节奏最快的，人也是最勤奋的，人的商业经济的智商较高的，经验较丰富的一个都市，带给你很多的机遇，但是你必须靠你的智慧来寻找机遇，靠你的勤奋来把握机遇，利用机遇，就能够开拓你的前景，开拓你的事业。

曹可凡：当时你冲到这个战场的时候，你多大岁数？

刘诗昆：那个时候我已经50岁了，已经不年轻了。我到香港，对一个50岁的人来讲，又等于从一个零开始，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在刘诗昆今天的成功中，他的第二任妻子盖燕付出了很多心血。刘诗昆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最幸运的就是，能够遇到在家庭和事业上都给予自己很大帮助的人。我和她就像钢琴上的黑白键，缺一不可。”

曹可凡：那在战场闯荡的时候，你现在的妻子盖燕给了你很多的帮助？

刘诗昆：当时海报都是她自己画的，自己粘在墙上的。因为开始啊我就想教学

，很多报登了刘诗昆来，可是大家不知道我住哪，不知道我电话，想跟我学。但是找不到我，香港那么大，上哪里找去。我跟我的现在的妻子盖燕说，我们搞个讲学吧，可是讲学那时候要钱租场子，没钱租场子。香港搞讲学也好，搞音乐会也好，要贴海报。没钱印海报，因为在香港这种印制费都是很昂贵的。后来有个学校校联合会，他们有些天主教的学校校联合会的负责人很关心我们，很帮助我们，在校联合会的小报上给我发消息，因为那些琴童很多都是学校的学生，他们一看学生很多来听我的讲课，我讲怎么弹奏钢琴，小孩怎么学琴，搞了一个讲座。搞了十几场讲座。贴海报没钱印海报，就找人画，拿彩色纸画完了，找个熟的大公司，那个时候有个彩色的大的复印机，印上。我和我妻子两个人就到处张贴到街上，到一些居民区啊，以前居民区楼里就张贴这样，很多人就听我的讲座。听我讲座时每一个人入场我就发一张名片，他拿了我名片，上面就有我电话。结果讲座后我电话就络绎不绝响，想学琴的就登门，想学琴的络绎不绝。早上登门。教了两年，每天早上八九点钟教到晚上十一点钟，早则十点晚则十一点钟，就这么创业打基础。因为我在香港教琴可以要到相当高的学费，这是没人可以跟我比的。

曹可凡：当时你在香港收多少钱？

刘诗昆：最早有的学生收四百。人家学生一看觉得太少了，我就加了八百，八百挡不住加了一千多。香港学琴的人非常多，香港的琴童大概是全世界大都市按人口比例最多的之一。而香港学费很高的，香港人有钱的很多，所以我想收多少就多少。当然你也不能收得太离奇了，在一个可能的范围你想收多少你就收多少。那么就是这样。另外还有些香港到各国的演出，出音像制品啊，讲学啊，很快的，基本上不到两年时间，我经济基础就打下了。一直到九二年我就开了第一间香港的刘诗昆钢琴中心。不是一个人在教了，就变成一个业余的学校了，请了很多老师在那里教。

曹可凡：那你现在的刘诗昆钢琴音乐中心，包括现在的刘诗昆的音乐艺术幼儿园，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那么对你现在来说你觉得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呢？

刘诗昆：很难讲我有什么大目标，反正我这个系统现在就是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包括香港在内有差不多60个中心。现在开的已经有5所，马上要开的还有几所，艺术幼儿园，上海开的有3所，还有一个大的乐器公司出钢琴，现在还出各种管乐器，出电子琴，出吉他等等。等于是一个以音乐、艺术文化为核心的大的集团式的网络式的这样一个企业。按今天新型的商业企业的说法叫连锁网或者叫连锁店吧。

曹可凡：反正就是一个托拉斯。

刘诗昆：就是一个综合。但是没有离开过这个音乐的核心。我造的产品也是音乐的产品，为了演奏音乐的产品。不是造皮鞋，不是造服装，那么教的是音乐，等于又是一个商业企业又是一个教育和文化艺术的机构。

目前，以“刘诗昆钢琴艺术中心”命名的钢琴音乐学校在全国15个城市设有分校，共有学生近万名。此外，他还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办了“刘诗昆音乐艺术幼儿园”。

刘诗昆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钢琴艺术教育事业的普及、提高上，似乎是要把自己曾经中断、逝去的时光在下一代身上补偿。似乎，就是要把自己的爱琴人生在下一代永远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