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不屈為至貴，最富是清貧-悼許良英先生
(博訊2013年01月31日發表)

（參與2013年1月31日訊）“不屈為至貴，最富是清貧”這兩句話，是吳祖光先生生前贈我一條幅寫的，我受之有愧，一生須強項但也屈過。“反右鬥爭”後期，為求得“組織”的寬大處理，曾寫過“認罪悔改書”。雖然這份悔改書雖不像一些人“我的交待”那樣，痛揭別人“反黨罪惡”而去立功續罪，但也把自已罵得狗血淋頭。據知從不承認自已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上海的彭文應，一個就是北京的許良英。

我當時在四川成都，自無緣相識許良英先生，但2007年“反右鬥爭”50周年大祭歲月，我卻數次破門拜見了他。為了不忘記歷史，北京右友發起了“反右鬥爭50周年”上書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簽名訴求，要求：一，徹底否定反右派鬥爭；二，執政當局應向受害人賠禮道歉；三，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

第一稿文本由杜光老師草擬，經鍾沛璋老師修改。由我和任眾先生、燕豚符女士拿着文本去分頭串連。任眾負責北京地區難友，燕豚符女士負責北大難友，因我當年是《人民日報》點過名的右派份子又有車，負責串連上層有名氣的右派，許良英先生便是串連的第一人。去前我查閱過他有關的資料：

許良英先生1920年5月3日出生於浙江臨海括蒼山下的張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從廣西宜山到貴州遵義、湄潭，在輾轉流徙中完成學業。他在專業上顯示出的天分和特質，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賞識，他卻一心從科學轉向革命，歷盡艱辛尋找中共地下黨，終於在1946年如願以償。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並秘密領導浙大乃至杭州的學運。上世紀50年代初他調到中國科學院後，想擺脫政治，回到科學研究當中，1956年出版了《科學與社會主義》。未料1957年風雲突變，並沒有“右派”言論的他，卻因為反對反右運動而成了中科院第一個右派，回故鄉種地二十多年。從1962年起，他在農村的煤油燈下編譯了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影響了幾代人。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獲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從事科學史研究，主編了《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被金克木譽為“題為簡史，實是大書”。1980年他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科學技術知識講座”第一講《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起草的講稿，率先提出“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的論斷。從那時起，他發表一系列文章，倡導民主、科學、人權。

大約是2007年1月23日（？），我和太太驅車去到海淀區他居室，那是極其簡陋的三居室，連地板也沒有，屋裡傢俱更是陳舊不堪，不像箸名科學家住的地方，然而他和他夫人歷史學家王來棣女士就長年住在這裡讀書寫作。他個兒精瘦，兩眼烱炯有神，腰板硬朗筆直，聲洪音響，老而不蒼，80多歲的耄耋老人了，思路十分清昕。見面時我按照一般習慣誇他一番說：聽說許老師都87歲高壽了，早早地活過了毛澤東……他突然把臉一沉道：毛澤東，他算個什麼東西，怎麼拿我和他比？他是個整人害人的暴君！我一下搞得很窘，連聲道：比錯了，比錯了！毛澤東，算個什麼東西？他坐在客廳里的沙發上，一邊看訴求文本一邊說：毛澤東一生幹了不少壞事，僅一個“反右運動”就匡害了近百萬知識分子，幾乎毀掉了中華民族。

他詳詳細細地把訴求文本看了兩三番，認為寫得不錯，但有幾處措詞不準確必須修改。我立即向鍾沛璋老師撥通電話，轉呈了他的意見，同意修改。他卻不簽自己名字，要我改好後拿來他再簽。我心裡嘀咕：這老頭真倔，沒點通透餘地，只好笑着告辭。三天后再和太太登門造訪，他看了修改稿二話不說簽下了他的大名，然後與我攀談起往事來。他說1987年“反右鬥爭”30周年，他和劉賓雁、方勵之發起搞個研討會，他的家就是聯絡地址。本來是按事先研究好的名單發邀請信，方勵之卻去邀請了錢偉長。想不到錢偉長卻拿着邀請信去向鄧小平告密，結果鄧一生氣就把劉賓雁、王若望一下開除了黨藉。其實王若望只是參予者並不是發起者，我卻免難了。外面傳說是費孝通告的密，不對，是錢偉長，所以他才一步登天，當上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自此後再沒有人提起召開“反右鬥爭”紀念會一事，沒想到今天你們發起了，但願這個會能開的成功。

我走時他送了我一冊《許良英文集》。此後我們通過幾次電話，我也把我主編的《往事微痕》寄送給他。此後我被有關當局嚴格管控，為恐給老人增加麻煩再未去登門叩拜。

白駒過隙，光陰荏冉。2013年1月28日13點25分，許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醫院去世，終年93歲。從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遠失去了敬愛的許先生，中國永遠失去了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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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9 02:50:17　來源: 新京報(北京)　 屈的反反中



新京報漫畫/師春雷


　　【一種追思】

2013年1月28日13點25分，許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醫院去世，終年93歲。從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遠失去了敬愛的許先生，中國永遠失去了許先生！

1920年5月3日許良英先生1920年5月3日出生於浙江臨海括蒼山下的張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從廣西宜山到貴州遵義、湄潭，在輾轉流徙中完成學業。他在專業上顯示出的天分和特質，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賞識，他卻一心從科學轉向革命，歷盡艱辛尋找中共地下黨，終於在1946年如願以償。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並秘密領導浙大乃至杭州的學運。上世紀50年代初他調到中國科學院後，想擺脫政治，回到科學研究當中，1956年出版了《科學與社會主義》。未料1957年風雲突變，並沒有“右派”言論的他，卻因為反對反右運動而成了中科院第一個右派，回故鄉種地二十多年。從1962年起，他在農村的煤油燈下編譯了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影響了幾代人。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獲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從事科學史研究，主編了《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被金克木譽為“題為簡史，實是大書”。1980年他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科學技術知識講座”第一講《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起草的講稿，率先提出“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的論斷。從那時起，他發表一系列文章，倡導民主、科學、人權。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五年，他與妻子、歷史學家王來棣先生合作，研究、撰寫《民主的歷史和理論》，書還沒有最後完成，而先生已撒手而去。

比許先生的研究、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思想和人格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都是中國社會直言不諱的象徵。他多次說，竺可楨校長為他母校浙江大學定下的校訓“求是”就是“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在竺可楨時代的浙大校園前後學習、工作、生活十一年，深受“求是”學風的薰陶，奠定了嚴謹、踏實、敢言的人生底色。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要做好專業工作，而且要關懷社會，承擔社會責任。

徐先生不僅是愛因斯坦精神的傳播者，更是踐行者。他念茲在茲的是愛因斯坦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為民族鼓與呼，秉承的只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他說真話，求真相，做真人，無畏無懼，他卻多次淡然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學習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小孩”。明代不怕“滅十族”的方孝孺就是他家鄉台州人，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稱之為“台州式的硬氣”和“迂”。許先生一生有三十多年在台州度過，台州地域文化對他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他以台州人的“硬骨頭”而驕傲。

在他身上還體現了深刻的反省精神，他自稱一生有過三次大的轉折，起初即使成了“右派”，他還真誠地相信過畝產十幾萬斤的神話，甚至認為“文革”也是必要的。直到1974年目睹後才開始醒悟。從那時起，他不斷自我反省，批評曾經的錯誤，最後徹底否定了過去的盲從與迷信，回到民主與科學，回到啟蒙的立場上。在他看來，啟蒙首先是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他清醒地認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幾千年專制傳統的國家，民主化的道路必將是漫長而曲折的。但他並不因此沮喪，始終懷抱樂觀的心態。所以，他對醜惡現象的評判從來毫不留情、犀利無比，卻始終目光平靜，他經常對人說，要有平常心，做平常人。

許先生留下的這些遺產如磐石般安定在地，他的離開決不是他精神生命的結束，願他的靈魂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