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悼许良英先生
(博讯2013年01月31日发表)

（参与2013年1月31日讯）“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这两句话，是吴祖光先生生前赠我一条幅写的，我受之有愧，一生须强项但也屈过。“反右斗争”后期，为求得“组织”的宽大处理，曾写过“认罪悔改书”。虽然这份悔改书虽不像一些人“我的交待”那样，痛揭别人“反党罪恶”而去立功续罪，但也把自已骂得狗血淋头。据知从不承认自已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上海的彭文应，一个就是北京的许良英。

我当时在四川成都，自无缘相识许良英先生，但2007年“反右斗争”50周年大祭岁月，我却数次破门拜见了他。为了不忘记历史，北京右友发起了“反右斗争50周年”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签名诉求，要求：一，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二，执政当局应向受害人赔禮道歉；三，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

第一稿文本由杜光老师草拟，经钟沛璋老师修改。由我和任众先生、燕豚符女士拿着文本去分头串连。任众负责北京地区难友，燕豚符女士负责北大难友，因我当年是《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右派份子又有车，负责串连上层有名气的右派，许良英先生便是串连的第一人。去前我查阅过他有关的资料：

许良英先生192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下的张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在辗转流徙中完成学业。他在专业上显示出的天分和特质，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赏识，他却一心从科学转向革命，历尽艰辛寻找中共地下党，终于在1946年如愿以偿。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并秘密领导浙大乃至杭州的学运。上世纪50年代初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想摆脱政治，回到科学研究当中，1956年出版了《科学与社会主义》。未料1957年风云突变，并没有“右派”言论的他，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中科院第一个右派，回故乡种地二十多年。从1962年起，他在农村的煤油灯下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影响了几代人。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获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从事科学史研究，主编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1980年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从那时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倡导民主、科学、人权。

大约是2007年1月23日（？），我和太太驱车去到海淀区他居室，那是极其简陋的三居室，连地板也没有，屋里傢俱更是陈旧不堪，不像箸名科学家住的地方，然而他和他夫人历史学家王来棣女士就长年住在这里读书写作。他个儿精瘦，两眼烱炯有神，腰板硬朗笔直，声洪音响，老而不苍，8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思路十分清昕。见面时我按照一般习惯夸他一番说：听说许老师都87岁高寿了，早早地活过了毛泽东……他突然把脸一沉道：毛泽东，他算个什么东西，怎么拿我和他比？他是个整人害人的暴君！我一下搞得很窘，连声道：比错了，比错了！毛泽东，算个什么东西？他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一边看诉求文本一边说：毛泽东一生干了不少坏事，仅一个“反右运动”就匡害了近百万知识分子，几乎毁掉了中华民族。

他详详细细地把诉求文本看了两三番，认为写得不错，但有几处措词不准确必须修改。我立即向钟沛璋老师拨通电话，转呈了他的意见，同意修改。他却不签自己名字，要我改好后拿来他再签。我心里嘀咕：这老头真倔，没点通透余地，只好笑着告辞。三天后再和太太登门造访，他看了修改稿二话不说签下了他的大名，然后与我攀谈起往事来。他说1987年“反右斗争”30周年，他和刘宾雁、方励之发起搞个研讨会，他的家就是联络地址。本来是按事先研究好的名单发邀请信，方励之却去邀请了钱伟长。想不到钱伟长却拿着邀请信去向邓小平告密，结果邓一生气就把刘宾雁、王若望一下开除了党藉。其实王若望只是参予者并不是发起者，我却免难了。外面传说是费孝通告的密，不对，是钱伟长，所以他才一步登天，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自此后再没有人提起召开“反右斗争”纪念会一事，没想到今天你们发起了，但愿这个会能开的成功。

我走时他送了我一册《许良英文集》。此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我也把我主编的《往事微痕》寄送给他。此后我被有关当局严格管控，为恐给老人增加麻烦再未去登门叩拜。

白驹过隙，光阴荏冉。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许先生，中国永远失去了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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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9 02:50:17　来源: 新京报(北京)　 屈的反反中



新京报漫画/师春雷


　　【一种追思】

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许先生，中国永远失去了许先生！

1920年5月3日许良英先生192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下的张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在辗转流徙中完成学业。他在专业上显示出的天分和特质，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赏识，他却一心从科学转向革命，历尽艰辛寻找中共地下党，终于在1946年如愿以偿。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并秘密领导浙大乃至杭州的学运。上世纪50年代初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想摆脱政治，回到科学研究当中，1956年出版了《科学与社会主义》。未料1957年风云突变，并没有“右派”言论的他，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中科院第一个右派，回故乡种地二十多年。从1962年起，他在农村的煤油灯下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影响了几代人。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获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从事科学史研究，主编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1980年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从那时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倡导民主、科学、人权。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他与妻子、历史学家王来棣先生合作，研究、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书还没有最后完成，而先生已撒手而去。

比许先生的研究、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思想和人格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是中国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他多次说，竺可桢校长为他母校浙江大学定下的校训“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在竺可桢时代的浙大校园前后学习、工作、生活十一年，深受“求是”学风的熏陶，奠定了严谨、踏实、敢言的人生底色。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好专业工作，而且要关怀社会，承担社会责任。

徐先生不仅是爱因斯坦精神的传播者，更是践行者。他念兹在兹的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为民族鼓与呼，秉承的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他却多次淡然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明代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孺就是他家乡台州人，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称之为“台州式的硬气”和“迂”。许先生一生有三十多年在台州度过，台州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以台州人的“硬骨头”而骄傲。

在他身上还体现了深刻的反省精神，他自称一生有过三次大的转折，起初即使成了“右派”，他还真诚地相信过亩产十几万斤的神话，甚至认为“文革”也是必要的。直到1974年目睹后才开始醒悟。从那时起，他不断自我反省，批评曾经的错误，最后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盲从与迷信，回到民主与科学，回到启蒙的立场上。在他看来，启蒙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必将是漫长而曲折的。但他并不因此沮丧，始终怀抱乐观的心态。所以，他对丑恶现象的评判从来毫不留情、犀利无比，却始终目光平静，他经常对人说，要有平常心，做平常人。

许先生留下的这些遗产如磐石般安定在地，他的离开决不是他精神生命的结束，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