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应该流传了有几年了，只为错过的朋友再贴一下）
无所不侃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一个大会议厅里，讲台上有一个桌子。桌子后面坐著何仁义和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会议厅坐满了听众。其中有记者，学者，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
何仁义说：“9.13事件有三个重大的疑问。
第一，林立衡在9月7号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有带林彪去香港躲避的计划。林立衡在9月7号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林彪的警卫刘吉纯和李文普，并要求他们阻止这个计划。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飞机出事的5天前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会采取激烈的行动。问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此做了什麼应对计划？采取了什麼措施？”
何仁义说：“第二，专机机长潘景寅在起飞前为什麼没有叫醒两位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这四个人？为什麼潘景寅要一个人飞？”
何仁义：“第三，专机升空之后往南飞了一阵子。然后专机转了一个非常大的弯才把方向转成往北飞。为什麼专机起飞之后不马上转弯？为什麼专机要转一个那麼大的弯？是不是因为潘景寅不想让飞机上的其他人觉察到他在转弯？”
何仁义：“等会儿我会放飞机上谈话的录音。飞机上有机长潘景寅，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乘客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刘沛丰，和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刘沛丰把小舰队的电台带上了专机。录音的话筒在刘沛丰的衣服口袋里。在北京的黄永奎把电台里传过来的声音都录在录音带上了。由於在12号晚已经服了安眠药，林彪在飞机上一直都在他自己的舱里睡觉。这段录音从俄罗斯绝密档案馆解密，里面记录了飞机坠毁前最后5分钟的事情。大家请听吧。”
何仁义在桌子上的一个电脑上点了一下，当年的录音就从讲台上的两个音箱里播出来了。
256号林彪专机，夜晚
林立果：“几点了？”
刘沛丰：“两点27分。”
林立果：“我们到哪儿了？”
刘沛丰：“我去问问。”
刘沛丰走进驾驶舱。
刘沛丰：“老潘，我们到哪儿了？”
潘景寅：“我们在湖南。”
刘沛丰：“还要飞多久才能到广州？”
潘景寅：“再飞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刘沛丰回到普通客舱。
刘沛丰：“老潘说在湖南。再过半个小时就到广州了。”
林立果起身进林彪的贵宾舱，向叶群汇报。
突然一声爆炸声，飞机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林立果：“怎麼回事？”
刘沛丰：“好像起火了！”
林立果：“右机翼起火了，老潘！”
潘景寅：“是吗？会不会是敌人导弹打过来了？”
林立果：“你说什麼？什麼敌人？”
潘景寅没有回答。这时叶群，杨振刚，李平也开始说话。潘景寅开始让飞机转弯。刘沛丰，林立果，叶群三个人走进了驾驶舱。
叶群：“怎麼回事？”
林立果：“老潘，你怎麼转弯了？为什麼要转弯？”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叶群：“我们现在在哪里？”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林立果：“你说话呀，老潘！”
这时飞机又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潘景寅拿起一个话筒带著哭腔喊话：“王主任！王主任！请回答！”
杨振刚在驾驶舱门口急了，大嗓门的吼起来：“机长，你在跟谁讲话？”
潘景寅还是不说话。
林立果突然说：“刚才的响声是定时炸弹爆炸。有人要谋害首长。”
这时飞机开始往下冲。
潘景寅：“糟糕！糟糕！”
刘沛丰拿出手枪顶著潘景寅：“到底是怎麼回事？”
潘景寅：“我们在蒙古。现在在往国内飞。”
刘沛丰：“蒙古？”
林立果：“蒙古？”
潘景寅：“起飞前，王主任给我打了电话。要我把专机飞进蒙古。然后等他命令。可是他已经不和我联络了。”
刘沛丰：“你为什麼不叫上两个副驾驶？”
潘景寅：“王主任说这是特殊任务，不需要他们参加。”
林立果：“我们进蒙古多久了？”
潘景寅：“我不知道。大概有10分钟了。”
叶群：“进了蒙古，我们就都成叛徒了。”
林立果：“我们死在这里，叛徒的帽子就永远地戴上了。”
潘景寅：“我真傻啊！叶主任，我对不起首长。”
（这时飞机还在继续往下冲。）
潘景寅对著话筒说：“机务舱，把三个引擎全关了。”
潘景寅：“速度还是减不下来。减速板已经失灵。说不定已经脱落了。襟翼控制也失灵了。”
林立果：“赶紧迫降。”
潘景寅：“已经失控了。有人对飞机做了手脚。”
杨振刚：“机长，我不能死。我还有老婆孩子啊！”
潘景寅尽量压制著心里的悲痛，但还是哭了。
过了几秒钟，潘景寅对著全飞机广播：“飞机马上要著陆了。大家赶紧回座位坐好。扣上安全带。把鞋子脱掉。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的了！”
景寅泣不成声地对著全飞机广播：“林副主席，小潘对不起您哪！”
东亚图书馆，下午
音箱里传出一声巨响。然后就没声音了。
附文：
“9.13”事件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它对中国的震动，相当于美国的911。这只是后果的比较。林彪座机从山海关机场星夜强行起飞，并没有危害到中国的普通百姓。但是毛泽东锁定这是林彪另立中央未遂，是林立果谋杀他未遂，是恶性反革命事件，是叛国。定性是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结果不但牵连了对“9.13”毫不知情的黄、吴、李、邱四名高级将领，还惩罚了军内十几万人，连带他们的家属，使“9.13”变成株连几十万人的大灾难。
两个克格勃中将割走林彪、叶群头颅
首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有当时驻蒙古使馆的二秘孙一先和翻译沈庆沂等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调查的是谁，看到惨不忍睹的现场，一具具烧焦的穿军装的尸体，只知道“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他们拍了十几个胶卷，三、四百张现场照片，大小每一片残骸都照下来了。他们不懂英文，蒙古人也不认识是什么飞机，是这几个中国外交人员埋葬了遇难者，坟墓选在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坠落地方是背阴处。并且立了墓碑。当时驻蒙使馆人员连黑匣子的常识都没有，也就忽略。回到乌兰巴托，查字典，才知道是架三叉戟。他们根据外交部的指令，坚持是民航机，蒙古外交部认定是军用飞机。
很快苏联克格勃来了两个中将，掘墓，割走林彪、叶群的头颅，而且就在蒙古的苏联大使馆里处理，用开水煮，剥掉肉，只取走头骨。11月，又来取林彪胸部，看有没有钙化点。除了克格勃，苏联也只有四个人知道，两个专家和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多年之前，三叉戟遇难者的坟墓在温都尔汗就荡然无存了。据说飞机的黑匣子2008年已经送还中国，一位重要当事人的后人当面听万里长子万伯翱讲，可以听到林彪说：“回去。”后来又有知情人纠正，林彪说的是：“回家。”林豆豆听说后去问万伯翱，万予以否认。但是听万亲口讲的人仍旧说是他讲的。还有说，黑匣子回国更早，是于2001年5月底，卸任两年的叶利钦接受江泽民的邀请，前来中国，在大连接受12天中医治疗时的见面礼，不过叶利钦交还中国的黑匣子只是复制品。
四十年了，中国军人的遗骨国家却不要。这是国耻，军耻，是国家的悲剧，军人的悲剧。
李德生在地下指挥所为什么骂脏话？
三叉戟的空难是怎样发生的？
飞机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弹炸的？是炮弹洞穿的？还是迫降后翅膀插地，油箱中的余油冲开输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孙一先和沈庆沂也问过一位蒙古老大娘，她证实是亲眼所见。林彪座机为什么会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克什米尔号一样安装微型定时炸弹引爆发动机，是地对空打的？还是空对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一切至今仍是谜团。
空军情报部9.13晚上对三叉戟航迹线进行了准确的追踪，在地下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骂了一句脏话：“空军情报一条条往上递，总参情报上不来！”三叉戟飞过蒙古边境，空军的情报中断了，但是空军情报部仍旧截获三条苏联情报：“大型目标不清”；“大型目标着火”；“大型目标坠毁”。空军监测到坠毁地点。第一条情报被王飞压下。第二条李德生不相信，问在场的人：“飞机在空中能着火吗？”第三条来了，李没有说话。
第二天蒙古情报也到了：“发动机起火，坠毁。”坠毁地点与空军监测到的一样。李德生才高兴起来，表扬空军情报部：“你们这次做得不错。”毛泽东则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一个星期之后，空军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里获得李德生表扬的情报部，空军政治部，空军后勤部都垮了。抓的抓，关的关。各地飞行师都被陆军接管。
李作鹏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9.13晚上周恩来给李作鹏打了四次电话，都是工作上的事，让李作鹏感到只是普通的查询，周要他处理那架三叉戟飞机不能夜航。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航空兵，最高管辖权在李作鹏手里，空军管不着。当晚空军司令吴法宪去了34师100团，周办杨德中也一去了。
李作鹏说：“按理说周恩来应该知道很多事，但是他丝毫没有提醒我，哪怕他只有一点暗示，我都不会轻易叫林彪的飞机跑。”当晚时间非常充裕，林彪北戴河别墅在山上，下山的路非常窄，两辆车会车，都要轧到两边的土地，如果横一辆大卡车，林彪的车根本跑不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路上采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第三，李作鹏就说，你哪怕给我一点提示，我在山海关机场上横点东西，飞机就起不来。而且李作鹏还说，我不是一点措施没采取呀，那晚起码山海关塔台，没人指挥吧，没打灯吧，山海关还是采取措施了。
李冰天说：“我父亲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情报工作出身的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林彪到底是怎样的人？
毛家湾，平时就是一人一碗饭，清水煮菜，和切成段的煮老玉米。去过林家的一个亲戚说：“我是客人，给我单切了几片肠，叶群看我没吃饱，就把自己的饭菜都拨给我。”
张清林1971年8月8日进入毛家湾，以一个主治医生的眼光观察林彪，卡路里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一个月不解一次大便，这是一个正常人难以生存的生理状况。更令张清林惊异的是林彪的保健医生进入毛家湾十年，没有给林彪看过病，林彪也没有找过他。张清林说，林彪物欲、权欲都远低于一般人。
张清林进入毛家湾之后，吴法宪亲自对他说：“立国学开飞机，林副主席就这么一个男孩，万一出了事，我怎么交代？”张清林还听豆豆说：“林立果还搞一个国家安全的科研项目，父母都不知道，说走就走。”看来林豆豆也也没有把她知道的林立果在空军的事告诉林彪和叶群。
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成为热点，林彪说：“好端端的一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20年。”林豆豆问林彪：“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回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并且说：“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他自从从苏联回来以后，没有说过苏联半个好字。
9．13晚上林豆豆和张清林被当众宣布：“中央指示，命令你们上飞机。”这是张清林一字不差的记忆。
9.13之后，10月4日林豆豆和张清林被8341从北戴河带到北京玉泉山审查。原来是汪东兴和朱德住的院子，被腾空了，就关他们两个人。8341的一个副团长管理他们的生活，也很少说得上话。接触他们的是独人单线的谢静宜。林豆豆面对谢静宜的审问，回答：“如果林彪下了飞机，一看是苏联，非当场气死在悬梯上不可。”
谢静宜向林豆豆和张清林重点追查的问题之一，是9.13晚上11点，周恩来给叶群打来的电话。为什么打？内容是什么？他们交代：“不知道。”谢非常恼火，到了1972年，谢静宜说：“现在已经不是‘林彪反党集团’，而是‘林周反党集团’。”他俩非常惊讶。谢静宜还逼问林彪和老帅们的关系和来往。
林豆豆和张清林交代了林彪对毛不满的一些议论，如：“只关心个人名利权威，不顾国计民生。”
对彭德怀，林彪说过：“谁说老实话谁就完蛋。”后来这就变成谢静宜他们搞的三本罪行里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所谓林彪最欣赏的那幅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恰恰不是林彪选的，而是周恩来选的。
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
现在，林立果给人的印象是个手提手枪的法西斯。但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他的同事，都说他是一个朴实、低调、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说到哪里去调查，他和党办副主任周宇驰两个人骑上摩托就走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在空军露面，总是站在后边。林立果参加了空军党办的一个调查小组，一共四个人，周宇驰50年代末是刘亚楼的秘书，《红旗》的社论有的就出于他之手。刘沛丰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于新野7、8岁就是上海共产党的交通员，写档案都没法写，只能写12岁参加革命。这几个人能文能武，都属于军队精英中的精英。“小舰队”本来是党办人员开玩笑，吹牛的话，后来就成了罪证。“571工程纪要”也是他们在调查、讨论中逐渐得出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结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动毛泽东不行，作为军人选择了那样的路。笔迹都是于新野的。
中央下发的林彪三本罪行，在当事人、亲历者看来都是胡说八道。
选妃，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叶群赶快托人，这样在全国闹大了，主要是怕毛给安排人。当年给林豆豆也提过很多人，也有人提过毛远新，结果遭到林家全家反对，首先林彪就说：“我们要给她找个工农子弟，这些人都不要。”直到1971年，选择了军医张清林。
空军中的老英雄王飞
林彪不知道“571工程纪要”，没有谋杀毛泽东的打算，是至今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人分析叶群知道“571工程纪要”，张清林证明叶群也不知道这个纪要。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机关党委书记、空军党办主任王飞，还有一项任务，管好林立果，是叶群交代的。林立果当时从北京大学直接到空军入伍，王认为他不适合给哪个首长当秘书，在党办成立这个调查组，让他参加。王飞在党办有十几个秘书，其中周宇驰、于新野后来提升为党办副主任，其余人也不知道调查组的事。党办
调查组到全国各地稿军内调查，每个人调查回来都向王飞直接汇报。有时调查组开会，刘沛丰守门，王飞参加。
9.13之后，王飞进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以脾气暴躁，抗拒虐待，要求政治犯待遇而出名，经常大骂以“反革命”对待他的小战士。
1981年，他成为全国唯一“取保候审”的林彪死党。他的待遇也是最恶劣的，不给住房，只给300元生活费，只能依靠儿子们生活。他老年中风，有朋友去看他，他坐在沙发上，说着说着话，就把裤子尿湿了，朋友要帮他换，他说：“不要紧，一会就干了。”
90年代，王飞老年了，他敢于公开承认当年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说：“我们就是要杀毛主席。”当年就连军队里也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有“571工程纪要”，刘家驹采访过王飞多次，王飞对他说于新野从上海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大摞文稿给他看，王飞改了几个字，交代：“你收好，不能泄密。”刘家驹说：“听王飞讲，我才相信确有‘571工程纪要’。”这一点王飞儿子王鲁宁讲的不一样，他说他父亲进了秦城，才看到“571工程纪要”的复印件，认出于新野的笔迹。
现在，近九秩的老人四次脑出血，已经全瘫在床，不能讲话了，经多年要求，生活费才涨到1000元。我最近向他的长子王鲁宁求证，老人是不是讲过那句直言不讳的话，王鲁宁笑笑，回答：“我父亲说过，‘我们要做的事，五年之后华国锋他们做到了。”
当事人后人与专家学者共议“9.13”
以上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真相，是9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上揭示出来的。“9.13”事件当事人亲属和学界的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员、教授、记者共50多人，共济一堂，座谈了40年前发生的这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9.13”北戴河当夜的亲历者，林豆豆后来的丈夫张清林，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儿子贺铁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闫仲川儿子闫明，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儿子王鲁宁，最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原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二秘孙一先之子孙戈先后发言，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吴法宪女儿吴巴璀、江腾蛟女儿江新文、江新德、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子女鲁岩、鲁莹参加了会议。还有一批“三叉戟”死难者的子女，飞行员潘景寅的女儿潘鸶和潘鹭、女婿杨亚文、林彪小车司机杨振纲的女儿杨军玲、机械师邰起良女儿李蔚，当年还都是幼童和少年，他们到会引起了大家的感慨。
学者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卜卫华、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渔、陈子明、丁东先后做了专题发言。因为会场气氛热烈，原本准备召开一个上午的会议，一直延续到下午4点才结束。
当事人亲属和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9.13”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至今当属国内首创。从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经济诸多方面进行历史真相的揭示和学术探讨，是这次研讨会取得的显著成果。大型歷史雜誌《新史記》將刊登是次會議的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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