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夫人 什么都不改变？许多东西还是得改变，得做一些以前可以不去做的事情。这首 先涉及到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们自身依然如故，包括已经形成的观点、我 们两人的关系、生活的格调都没有变。到1985年，我们的婚姻已有31年的历史。我 们双方在大学年代就作出了选择，并由此决定一切。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夫 妻关系，同时也有对生活的共同的观点。两人信守平等的原则。生活中忧患与共， 始终如一，并在各个方面彼此帮助。当然，我并不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讲哲学 课，同样她也不越俎代庖替我工作。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工作状况，为胜利一起欢欣， 为失败共同分忧。 我们的生活绝不轻松，但很充实，兴味盎然，与人们的接触甚多，交谊广泛。 自从来到莫斯科后，接触到“上层中” 一些持不同的世界观、许多方面与我们志趣 不同的人，但我们不在此中扎堆，也不骤然改变自我，好在首都既能接受、也能提 供实现人们各种不同的喜好和需求的机会。而我们在莫斯科的气候条件下自我感觉 还相当不坏。“戈尔巴乔夫夫妇” 面对自己的祖国，面对世界，就是以这样的姿态， 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巨细事物的。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于选举我为总书记的看法很明确，她认为尽她所能地给 我以支持是她的责任。我们觉得这样做不仅是极自然的，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在 这一对我们说来是转折的关头，应当遵循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必须在一起。 总书记和他的夫人同时出现在人群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亚于改革政策所引起的 反响。 可是实际上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简单，很平凡：无论是 在国内出行，去国外访问，还是一些礼节性的场合，各类庆祝活动，以至在某座剧 院的演出或者在艺术展览会上，在总书记身旁总有他的夫人陪伴着。只要从健康正 派的角度出发，这一切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样的镜头会使 人们震惊，当然正反两面的震惊都有。 中央委员会收到不少来信，其中绝大多数是表示赞赏和支持的。但也有对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起出现在包括出行在内的各种场合表示困惑不解，甚至愤慨 的。他们写道：“她算什么，政治局委员吗？！” 最直接了当的答复是： “不是， 是夫人！”但怎么向这些既受到治家传统、又受到 “反对家庭观念” 的人们作解 释呢？甚至在我周围也有些人在撇嘴，尽管他们还是尽量忍着。某些与大众传播媒 介有关系的人建议最大限度地限制，最好是完全去掉有关他夫人的报道（当然，那 是为总书记本人着想）。 西方心理战中心在嗅到焦味之后全力加强了对这件事的渲染，以求损伤苏联领 导人的声誉。西方的无线电中心声称，戈尔巴乔夫夫人企图发挥独立作用，使戈尔 巴乔夫面临重重困难。然后散布谣言说莫斯科正在放映一部暗地拍摄的有关总书记 夫人奇闻轶事和她的嗜好的影片。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的一些政治败类参与 了这出肮脏的闹剧。这次中伤丑剧的组织者的意图在于煽起鄙俗的情感，掀起人们 不接受变革、不相信总书记和他的改革的浪潮。 我目睹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横遭如此诽谤之后的心理感受，力劝她对此不屑 介意。她勇敢地顶住了重负，驮着 “自己的十字架”，一如既往地做了许多在那 些极度艰难的年代意在给我以支持的善事。她并不是简单的配角，也不是总统的影 子。相反，只要哪里有机会，她就会十分机巧地去做那些我根本没有时间、而且也 无法做得像她那样完美的善事。 我每一次出行国内，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会见平民百姓，同他们座谈。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常常一起参加，其他时间则用于她自己的安排。尽管她酷爱名胜古迹、 文物遗址，但她总要特别留出时间去接触百姓，了解民情。几乎每次出行，她都要 去访问工人的家庭和农民的房舍，去访问新老小区，去体察医务机构、生活服务部 门、商店的工作状况，去看看城市和农村的市场。这都说明她那种天生的求知欲和 社会学家的职业兴趣，因为她的全部工作岁月都在把高校的教学与对人们生活条件 的研究结合起来。她的论文也以探索农民的家庭关系和生活关系为题目。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引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大关注的课题之一。在乌克兰、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乌兹别克斯坦。摩尔曼斯克以及其他地方的城市里，她都曾与 当地的妇女委员会和妇女组织有过许多接触，其结果就是随后经常不断的托办各种 事务。职业素养和生活经验使她不是简简单单地给我转交事实和印象的清单，而是 与我分享她的思考成果，而且时时提出某些具体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对我 来说实在是不可替代的“社会学原理顾问”。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人们所珍 惜的。 在她的社会活动中，诞生于改革初期的苏联文化基金会占有特殊的地位。创建 这个基金会的思想发动于雅科夫列夫。对此我也是支持的，我建议他们去找我国最 有权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甚至还点出了某些人的名字。雅科夫列夫的意思是 如果基金会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领导，可在使基金会开门大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我答应去跟她谈谈，她坚决拒绝，但同时表示准备积极地为基金会干一些公益工作。 基金会正式成立了。利哈乔夫院土当选为主席，总书记夫人、文化界的许多著 名活动家参与工作使这个基金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了解利 哈乔夫是一位古俄罗斯文学专家，与他有书信往来，她热情支持请他出来领导基金 会。 基金会全力开展工作，对发展本国文化、拓展与境外文化中心的联系发挥了有 益的影响。它的口号是“保护、学习、积累文化，通过文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 道化”。在这一口号庇护下定出了许多目标明确的题目：《方志学上罕见的历史地 域》、《被遗忘的旧名复原》、《伟大的丝绸之路》、《新名字》、《保护和发展 人数偏少的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是通向健康和仁慈的桥梁》。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基金会的活动中投人了许多精力。她竭尽全力支持利哈 乔大的工作。而在八月政变之后，利哈乔夫突然投向俄罗斯总统，建议将苏联文化 基金会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俄罗斯文化基金会。这事发生在正 当国家特别需要维护文化空间完整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理解，院士这样做的动机 是什么。直到不久前，当读到他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报道时，才在他的字 里行间找到了答案，原来：“诗人应当时时置身君侧。” 真是奇谈！看来，他所做 过的事、他至今所说过的话、我国整个历史都可证明，诗人，而且也不只是诗人， 应当同人民在一起。可这到他这里，却成了君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怀着特殊的感情致力于在莫斯科成立廖里赫文化基金会。 我们同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妻子杰维卡即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的侄女见了面。我们谈论我们两个国家，谈论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也 免不了讨论哲学问题。我们这位杰出的同胞居然也十分专注地留意着苏联境内发生 的变化。并热烈地祝贺这些变化。现在，我们这些善良的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了，他 们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慈善事业这一概念重返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功劳应归文化基金会。赖莎·马克 西莫夫娜为此也出过许多力。她特别关注的对象是中央共和国的儿童医院，在那里 治疗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区的重病儿童患者。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访问过切尔诺贝利、白俄罗斯那些受辐射污染的地区之 后负责管理我们成立的一个名为“世界血液学为孩子服务” 的协会，协会的宗旨是 为患白血病的孩子作治疗。让我来摘录一段亚历山大·鲁缅采夫教授的话：“三年 前，当时苏联还存在，我给总统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谈 及了儿童血液学的状况，在这一医疗领域中的惨祸，并提出了具体计划……三天之 后，我应邀去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里，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12月， 来了第一笔款项。计有 10万美元。” 这是我的稿费所得，此事我已通报了全苏版 权协会。情况还刚起了个头。 后来，当我已经离开总统职位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那些同我们一 起开始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人道主义事业的人没有中断联系。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 会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公民有了接触，请他们为孩子提供援助。对此作出回应的有美 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社会人士。结果是1993年初在莫斯科开办 了一家骨髓移植分院，现在这里治疗的孩子达到白血病儿童患者的近70％。 我已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所研究的是妇女问题。她常常会见《女工》和 《农妇》两家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参加会晤国际妇女界人士，包括参加莫斯科代表 会议。她曾接触过的女界名士有：卓姬·普霍娃、加林娜·谢苗诺娃，普希金博物 馆馆长伊林娜·安东诺娃、娜塔利娅·萨茨、叶连娜·罗曼诺娃、奥莉加·列佩申 斯卡妮、纳尼·布列格瓦泽，院士科学家娜塔利姬·别赫捷列娃和柳博芙·马拉， 医学博士马林娜·拉赫曼诺娃，音乐指挥加林娜·伏尔切克等等。至今还保留着好 几十只公文夹，里面装的都是给她的来信。我准备把这一切全部整理出来，但什么 时候能开始干，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党和国家首脑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理应为国际妇女的节日举行国家 级规格的招待会。她竭力要使这成为应邀妇女的真正的节日，那天的活动有音乐会、 展览、颇有意义的会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礼节性事务、参加接待外国领导人方面耗费的时间不少。 应当使我国至今仍带有老传统格调的礼仪工作现代化起来。这当然是属于外交部的 事情，但即使在这方面她的监督也总是有益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陪伴我正式出 访各国时，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尽力做好代表国家的工作。她和我一样，都把力求 庄重尊严地去完成命运赋予我们的使命放在第一位。 因此，我们不能不惊奇地、抑或甚至是气愤地拒绝接受对我们的关系、行动、 生活方式的任何臆测。某些人对于我们俩形影不离觉得奇怪，感到吃惊。可这是我 们整个一生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命运、勃勃生机、甚至外貌也会引起某些人的病态 的阴暗的忌妒。是大自然把我们“粘成” 这个样子的。有人以为，我们的生活似乎 是一则神话，是十十足足的享受。然而，这是一种沉重的、但又是幸福的劳动，因 为我们深受崇高目标所鼓舞。 1994年秋，我们的婚期满41年了。这正好与俄罗斯事件的悲剧性发展相重合。 时间不让我们去庆祝。我们就坐一坐，说说话。我们回忆起婚后我们在圆柱大厅迎 接1954年新年的情景。音乐奏着，我们的感觉异常美妙；周围似乎什么人也没有， 什么东西也没有。忽然，在某个时刻华尔兹竟如此使我们醉心，以致我们居然没有 发觉，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是呀，现在我感到的是忧伤：岁月在流逝。 第十三章 政治改革 选举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 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 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 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这 是一场极其复杂、痛苦而又特别严重的政治战役，可以说对于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 那是“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 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 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 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 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 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 让出权力的。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民主派不断对我进行无情 批评的根据。而且也不只是民主派，就连我身边极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不管人家怎 么指责我，说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党僚，无法从心底里摆脱对党内那些上层人物 的依恋，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有意识的生活，无法摆脱受他们固有的那种思 维准则的影响。我本人对此持另外的看法。我未曾迅速处理干部问题的原因，在许 多情况下是我力求避免那艘“船上骚乱”：这很可能会在早期就把政治改革葬送掉。 也许，整个这个话题在所谓的百人党团这件事上显露得最清晰不过了。无论是 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确信苏共有100个席位正好提出100名候选人的做法是正确的。 要让当时党领导的某些成员落选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会立即把这些人推到改革事 业隐蔽的或公开的敌人营垒中去，使形势严重复杂化。要是不让已被列人表决名单 的钦基兹·文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以及其他曾积极支持过改革 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当选，那肯定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 我的估计是：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列人比如说103～105人，获“黑球”数最多的 可能使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假设这张名单再增加 10个候选人， 那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像：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普里 马科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著名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达尼尔·格拉宁等人 都难免通不过。继而被排斥在外的将是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再说一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必花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个保证选民能善 待他们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100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 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 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 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1989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 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 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 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 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 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 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 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 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 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 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 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 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 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 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 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 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 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 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 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 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 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 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 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 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 ‘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 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 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 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 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 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 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 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 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 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 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 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 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 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 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 都有 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 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 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 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 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 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 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 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 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 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 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 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 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 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 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 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 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 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 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 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 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 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 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 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 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 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 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 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 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 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 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 表明，敲起了警种。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 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 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 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 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 “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 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 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 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 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 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 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 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 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 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 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 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 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 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 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 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 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 “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 这一点，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 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 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 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起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 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 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们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 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 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 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 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为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 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 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 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 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会选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局。其中将不会有雅科夫利夫、 梅德韦杰夫，而且一定没有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排除连总书记也会落选的可能性。 全会于4月25日召开。 有关政治局辞职的问题，全会上没有提及，可党内达官贵人的恐慌情绪则表现 得淋漓尽致。会上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话题自然是选举。一部分人干脆以为，选举 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 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最为激烈的也 许要数亚历山大·梅利尼科夫的发言，他是中央建设部部长。我对他的看法：这是 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热爱新事物的人。也许，这样的评价从当时一般公认的人事 标准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在那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确实也有不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看起来属于富于冒险精神的革新者。 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卡皮托诺夫宁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而安 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这些“扰乱安定的分子”又陆续被召回来担任党的 领导工作。但渐渐地发现他们的革新，怎么说呢，具有限于在制度范围之内的性质， 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置清醒理智于教条之上。 说老实话，我听梅利尼科夫的发言，感到惊奇和恼怒，那恰巧是因为我没有料 到他会如此（恕我出言不逊）顽固不化。诚然，他还没有勇气指责我和我的战友背 信弃义，后来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便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但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指责 领导，说他们把党引向崩溃，说他们脱离人民，搞特务监控，不知道国家靠什么在 过日子，地方上在干些什么。这简直是（恰好是）跟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相互呼应。 后来我认为，就连梅利尼科夫的发言稿起草恐怕也少不了利加乔夫的参与。后来， 他扎扎实实干起了这事（按照极坏的老传统），以策划对总书记的“自下而上”的 批评。 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比通常更加详尽地提供其工作状况的信息。 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正是现在应当让社会完全了解党的领导层内部“各 种力量的分布状况”，让人们知道谁是怎样的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意揭开 致使当局脱离人民的那层神秘的帷幕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现时的情形下，中央委员 会里顽固派的立场促使我全部公开全会上的争论状况的建议。 我听到赞同的声音，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对这项建议缺乏热情。不仅因为作挑 衅性发言的书记们很不情愿成为民主派报纸评头论足的目标。对于许多人说来，这 无异于放弃党内高层人士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之一。但谁也无胆量站出来反对。 诚然，作过一些修正：公布时加上评论。我表示反对说，不行，不加任何评论，让 人们自己去思考。我的想法并没有错：社会上看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真情实况，看 到了总书记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 按照惯例，全会的结果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都对这些结果作了肯定 的评估，不过很明显，领导层里各派所表示的赞同，其含义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对 立。利加乔夫甚至建议在党内搞一次讨论全会结果的运动，显然他是想给支持“民 主立场”的人制造困难，是想加强纪律。而所谓的纪律，主要是必须无条件地听从 党的领袖和党的机构。谢瓦尔德纳泽对“全会上所展开的直接对话”表示满意，并 补充说，他离开会场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没有培养出一批具有新的思想观念 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的情绪让人警觉起来，这需要改变。我们没有听到认真的、 有效的行动纲领。除去一两个发言人以外，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设性的计划。把责任 推给中央，推在改革头上。非正式组织成员走到我们干部的前面去了，他们同中学 生、大学生、甚至民族主义者一起做具体工作。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 我们的人却在同假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如今社会上很激进。应当开展争论，拿出事 实来证明或者定下心来干实事。人们要求开除那些表现不良的人，可这样的人成千 上万呀……” 我也作了一次详尽的结论性发言。因为面临着就是要同这个领导班子一起筹备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就要求即使达不到“令人愉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样的 一致从来也不曾有过，现在更无从谈起），至少也要对近一时期的行动纲领取得共 同的看法吧。我还是尽力把这个纲领的总的轮廓表述了一下，主要是筹备第一次人 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已经过认真细致的酝酿。我又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 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 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 “越过了”全会这一步之后，应当继续向前推进，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件非凡的 大事作准备。这大事便是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 会议开过两天之后，4月27日，我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以便再一次把所 有的细节都考虑透。这下子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 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 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勿庸置疑 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 楚。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 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 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 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 议会之诞生 198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舞台上像往常一样， 布置着带有列宁像的大幅覆墙画。池座里很多熟悉的脸孔，包厢则是留给外交官和 记者的。电视摄像机飓飓作响，一切都是老一套，所以也习惯了。有一个新气象： 政治局委员的坐位排在当选人民代表中间，而代表之中没有拿到当选证书的人则坐 在客人中间，就像普通人一般。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者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中央选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但总 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 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 “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 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 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 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 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 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 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 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 生B．O．托尔佩日尼科夫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 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 大船多年来一直系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 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 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 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 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 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 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 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 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 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 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 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 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 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 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 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 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 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 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 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 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 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 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 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 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 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 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 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 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 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 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 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 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 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 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 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 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 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 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 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 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屏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 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 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 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人细致地引导 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 事与愿违。早在代表们前往莫斯科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州委就曾经 试图引导他们而遭致失败。在与“官方候选人”对抗中当选的苏共党员，干脆拒绝 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代表们出发之前让他们去“对对表”的邀请。类似的措施在加盟 共和国一级还稍有成效。5月3日，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见首都的代表。陪同我一起 参加会见的还有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 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 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同时把苏共党团召集起来，国家最高机关 的工作就会具有纯表面文章的性质，不过是确认一下中央和政治局制定的指令而已。 因此，我开始将这种想法“压下去”。诚然，当时还不排除以后组织某种像共 产党人议员俱乐部一类机构的可能性。作过这样的尝试，同样却毫无结果。问题全 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 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 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 但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的核心，倒并不是“顺从而又有敌意的多数派”（据 O．阿法纳西耶夫估计约有五分之四的代表）和以“跨地区集团为首的民主主义的少 数派”之间的对立。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代表、病理学和血液循环科学研究所所长E．H．梅沙尔金， 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议事日程的建议作了答复。他说他本人以及战友们都认为除了戈 尔巴乔夫之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建议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再听主席的报 告。于是开始讨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选问题，并立即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集于一身的可能性问题提到首位。如今，这个题目已经谈不上 什么紧迫性了，可当时还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极权制度的统治，除 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人人都害怕发生权力再次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去。 许多人并非毫无根据地说，了解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知道不会做出令他亲自培育的 年青的民主派觉得意外的事情来。不过最好还是采取保险措施，明天谁都可能来当 领导。 简而言之，当时担任《莫斯科真理报》副总编的B．A．洛古诺夫，建议我辞去 总书记的职务。他同时指出，竞选运动中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群众来信都很支 持这样的决定。他的建议遭到安加尔斯克建筑师B．赫梅利的反对。赫梅利的意见是， “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票，并且赞成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 主席于一身”。继之又有许多简短的发言，其中除了表示支持改革政策和对我的赞 扬之外，也有批评意见、建议和表达心愿的。后来，不少人对钦吉兹·艾特马托夫 的发言有议论。某些创作界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语中似乎发觉有再度唤起那臭名昭 著的颂扬首长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好像我曾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样 的诗句：“有人害怕别人叫他马屁精，于是用粗话骂头头儿。”我们现在也那样， 大家都讨厌给勃列日涅夫唱赞歌，以致诅咒领导反倒成了美妙的音调。不过我尽量 不让大家注意这个。 我还是要引用艾特马托夫发言中的一段话，说实在的，完全不是为了自我陶醉。 我只是觉得，他以他那作家的天赋能找到表述我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切用语。他提 到最高苏维埃从它成立之初起在我国就处于“专横制度过重的压迫下，这种制度把 这一最高立法机构的作用贬低到党组织的实际上的附庸”，接着他又说： “喔，来了一个人，把正处在睡梦之中的王国惊醒了。他并非从某个外地来到 这里，而就土生土长于这个体制内部，也许这是以革新求生存的一个机会，因为从 历史状态的角度出发，停滞时期犹如一个雪团，它在自身内部聚积的惯性的和保守 主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这种破坏力无论对社会自身内部，还是对外部周围世界都 是很危险的。此人听从命运的意志登上领导岗位，真是再及时不过了。当然，他也 可以踩着前任的脚印，无须劳累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端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在 讲台上宣读秘书写好的稿子，一切都会照老一套继续下去、可他敢作敢当，立志要 办看来是办不到的事：在保存社会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条件下让人们的头脑来一次革 命……他敢作敢当，立志要步上一条社会革新之路，并乘着改革的疾风屹立在这条 大道上。” 关于“疾风”，艾特马托夫竟是那样地洞察秋毫，更何况，当时还只是刚刚吹 起阵阵微风而已。我的报告顺利通过，大家都投票赞成，只有四票弃权。根本没有 发现什么像样的竞争对手，自我提名的A．M．奥博连斯基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认可， 他多半是事先得到“跨地区议员团”投他的票的许诺。应当说，这个插曲并未给反 对派添彩增色。如果说他们提名萨哈罗夫或者叶利钦作竞选人，至少也得让当时有 点名气的波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出山，这些活动家的知名度总要高一些，那还可以 理解。而要投票选举一个绝对是谁都不认识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职务，那是极其不 负责任的表现，总而言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反对派当时决定不来争夺主席这把交椅，因为这样的做法明摆着是要落空的。 因此，叶利钦在其候选人资格由布尔布利斯提议后就放弃候选人资格了。顺便提一 句，是代表A．克赖科坚决要求他这么做的。 诚然，叶利钦的发言有两重含义。他提到了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两种 职务合一的决议，以及中央五月全会上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事。 他还说，他本人在对我的提名进行表决时弃权，暗示他将执行全会的决议，“因为 他支持改革者”。他最后说，从昨天起他已是个失业者，因而会“在认真工作和尊 重改革的同时，赞成某种建议”。 计票委员会主席尤·安·奥西皮扬院士公布了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得赞成票 2123张，反对票87张。这样，我以参加投票人数的95．6％的票数当选为最高苏维埃 主席。 我对代表大会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返回自己在老广场的办公室，我的助手们已 在那里等候，以便商讨一下报告。自然，先表示了祝贺。但大家以为，我们在国家 机关内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先是主席团主席，如今“干脆”就是主席了。 我本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颇为理解的。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带来特别的意外。整个说来，这次选举是最适宜的。最 高苏维埃的组成内增加了不少职业议员，他们有能力做好立法工作。从这一观点出 发，联盟的最高苏维埃比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强得多。至少，正是这一组成创建了 我国新议会的传统，并奠定了实施彻底改革的基础。 诚然，代表大会取消了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他们曾是“改革的工头”。这使 跨地区议员团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便从他们监管的出版物上发动粗暴的攻击。他们 认为，这是达官贵人的阴谋诡计使然，是过去那种围绕苏维埃指挥棒打转的实践的 再现，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便是党的机构想照过去的方法行 事，也未必能够成功。代表们的心绪大不一样了。要是他们不投跨地区议员团的 “嗓门最大的”代表的票，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趾高气扬和毫无顾忌的粗 暴态度。这个组织的某些活动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傲视从外省、从地区一级，从 机床边，从农田里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的。 还说什么外省人，连我这个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够受：有人责备我“操 纵大多数”，就因为我主持会议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尽量使议会辩 论不演变成对骂。 阿法纳西耶夫对此发出一个信号，他作了题为《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 维埃》的发言。继他之后，波波夫、阿达莫维奇的发言也是同一个调子；许多蒙受 侮辱的代表相当激动地起来反击。双方都列举了重大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不过在一 时的冲动之下又添上了各式各样的粗鲁话。我一面开导火气十足的发言者，一面要 求注意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发言中所包含的很有内容的理由。至于他们之所以会使用 挑衅性的口吻，还是那个梅沙尔金说的最好。他说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的发言 反映出对其在代表大会上的地位不满意，说明他们处于少数，而本来的预期是“他 们能够像在卢日尼基群众大会上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将妨碍他们成 为代表大会主宰的一切立即扫除掉”。 坦率地说，我认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是有利的。在五月全会上，他讲过 许多我本来准备签字的事情。至于对于政治纲领寄予了过分的奢望，那又另当别论。 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还是落选了。当时，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 克律师表示要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叶利钦。顿时引起了一场相当活跃的争 论，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做法非比寻常。最后，“王车易位”还是易成了。 第十四章 苏联总统 这赫赫有名的第六条 有人曾说过，好像是布莱希特说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绝 对权力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竞争者。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根本无须顾及 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本不存在，要么被卡住喉咙不敢张口。布莱希特所指系统治者 个人，但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除掉一切对手、并力图永世巩固统治地位的政党。无 论这个政党受到感召的思想是何等地正确，其纲领是何等地明智，开始之时人民所 给予它的支持又是何等地强而有力，革命政党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保守政党，此事或 迟或早总会发生。 关于这种危险性，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活 动家都曾向列宁提出过警示。十月革命的领袖与他们争论，却从未否认过这一危险。 但他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其“政治先锋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管 理、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手段是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我觉得列宁当时是 从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水平为出发点的。不久，怀疑情绪便使 他烦躁不安起来。在他1921-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与党的官员迅速官僚化、共产 党员因而有脱离人民的危险有关的忧虑，已突现于首要位置之一。但要找到并实际 应用整治这种弊病的强有力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也像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一样，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无 论多丰富的想象力，多巧妙的花招，包括允许派别活动存在，都不能成为防止官僚 化、防止停滞僵化的可靠保障，当然，这不是针对大量普通党员讲的。这里指的是 很快迷上权力并准备不择手段保住权力的领导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 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 俱有，不与人分享。当时豪门贵族大致也有这种感觉。另有一些名门之后至今仍以 为，把这个阶层从权力宝座上踢开的革命是非法的、非正义的事情。现在，某些原 中央委员和原州党委书记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也是因为改革的结果使他们丧失了 原有的“份地”。 不过如果说我当时相信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对人民和共产党本身都有 利、至少是对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都有利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 这样的事是不应该一蹴而就的。我并不认为苏联共产党似乎应当签发一份退位诏书， 并让那些棒小伙可以去夺权，他们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群众集会上打出：“党啊， 让我们来掌舵吧！”的横幅。 1989年，当国家已被分离主义运动、人民阵线的活动和种族主义分子向中央发 动的攻击闹得相当动荡时，《文学报》上刊出一篇由两名年轻的社会学家伊戈尔· 克利亚姆金和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撰写的文章，主题是彻底的经济改革只有在 强大的有权威的政权的可靠庇护下才可能成功。当时社会已感染上民主思想，许多 人把这看成是独特的越轨行为。 这样提出问题，对我和我周围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们决不是缺心眼 的人，居然不懂得手里要是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所设想的改革必然会遇到 的抵制的能力，就无法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这个问题早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党代表会议之前就已作过深人的讨论。当时是这样打算的：为实现改革的设想所必 不可少的“盾”，将由权力逐步从党手里转归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手中来予以 保证，并形象地将其表述为：从老广场转归克里姆林宫。 我们还意识到，权力不像物品，可以亲手转交。关键是不要在半途中把它丢失 了，比如不要在古姆或者财政部那一带财政部大楼和过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 （古姆）皆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全苏议会所在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老广场之 间。--作者注给弄丢了。权力的更迭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必然会遭到那些不 得不与权力告别的人的抵制，同时要求做好积蓄新的力量的准备，他们要承担管理 国家的责任。不难看出，苏维埃尚未准备好履行全部权力职能。没有为此所必备的 机构，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干部，也没有经验。而主要的是缺乏自信心， 缺乏那种今后一切都要由他们最后拍板、再也不必每走一步都要跑到党的区委和州 委去征得同意的自信心。简而言之，为了“掌权”需要时间，而且是不短的时间。 当然，这类问题在暴力革命的条件下会用别的方法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无暇顾 及手段：把旧政府赶走，第二天新政府就开会，即使没有任何技能、没有任何必要 的知识也无所谓。但问题是我们认为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 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 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 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 时，方能完成。 我们未能在最佳时机结束这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是天大的遗憾。 现在我尽量再现事件的过程。从原则上讲，苏共放弃垄断地位的决定及由此而 产生的一切后果（多党体制、准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等等）都是早已经全苏第十九次 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如果说政治改革的其他要素，首先是自由选举和建立议会，本 拟立即实施的话，那么向多党制过渡便是“计划中”的下一步了。我们不准备把这 件事束之高阁，但也无意匆忙上阵。就这个题目我们争论了足有好多个小时，所有 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在新政治机构尚未相当有效地开始工作之前，党仍然应该是 稳定的保证。但这期限应有多长，我们自然不便指明，而想来粗略估算一下：议会 得以巩固，多党体制所需要的正常条件得以形成，总得不少于2～3年时间吧。 我想请读者注意，当时还没有人敢于以社会的名义向党的领导发起直接的挑衅。 胆大包天的“骚乱分子”在议论思想和政治多元化时也都必然要带上“苏联共产党 的先锋作用”的保留条件。可见，是党自己主动地放弃了不受监督的掌权，并表明 准备同其他政治组织及运动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争取掌权而斗争。无须证明，这是具 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同时，自愿“放弃权力” 不仅是总书记和以政治局为代表的小范围领导集体事情，而且得到了苏共高层代表 机构，先是代表会议、随后是代表大会的正式同意。不过，在改革的这一时段上未 能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撤销第六条的运动实质上是刚成立的反对派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这一运 动的口号是立即撤销1977年苏联宪法第六条，这一条的内容是： “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 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 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 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 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 当时，激进派控制着全部或者一部分出版事业，利用他们在广播和电视部门的 追随者的机会，使这项要求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还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条 件。相反，任何抵制执行这一要求的做法不管是否有理有据，一律被轻率地宣布为 顽固落后，是党内当权派为保住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阻挠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垂死 挣扎。当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真实情况。但如此极端地提出问题，大大地减少了。 乃至完全失却了平稳地由一种政治体制向另一种政治体制转轨的机会。 起先似乎还可以对要求迅速撤消第六条的人做些开导工作，告诉他们党自己已 经走上这条道路，已经通过了正式的决议，再回到老路上去已无可能，但需要让苏 维埃为履行其所面临的新职能作好准备，如此等等。然而，随着社会上由报刊煽起 的所谓“革命的焦躁”日益强烈，这些道理听的人越来越少了。后来，由于派到矿 区去的鼓动家的指点（根据布尔什维克在与沙皇制度斗争中的经验），罢工工人开 始在经济要求之外又加上了政治要求，第一项要求又是宪法第六条。 从战略方面讲，激进民主派的积极立场，以及由他们所掀起的争取思想多元化 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社会浪潮是符合改革意图的。但过分的敌意、蓄意“催发” 事端是会促使改革从可控制的变革向严峻对立转化的。这一点我自然无法认同。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们在1989年中央六月全会之前曾进行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 还专门讨论过是撤销第六条呢，还是同意只作修改？当时在我们的“高层大臣”中 谁也不敢冒风险从激进派的立场出发表态。大家都赞成必须变动，而围绕这些变动 该如何表述的问题争吵得相当激烈。已经明确立场的保守派集团（利加乔夫、尼科 诺夫。谢尔皮茨基）赞成作一些粉饰性的修改，不触及苏共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特 殊地位。改革的积极支持者（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反对他们 的意见，与其说是从实质上反对，倒不如说是拿这一方案“通不过”为借口。而那 些可以归类为政治局中的中派分子的人（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 切布里科夫）则提出指望可以“通过”的表述，其中保留了党是所谓的“政治先锋 队”之类的说法。 我把当时提出来的建议在脑子中逐一思量之后，不得不作出结论：所有这些都 不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治标之方。对第六条的任何修正都不能为实施多党制提供宪 法保障，也不会改变原先的政治制度。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我国就只会出现像在 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的那种非独立的“二等”政党，那些国家的 这些政党起着工会和共青团那样的“传动带”的作用，并成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 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成员。 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了在党的会议上的所有争 论过程中经常的话题。1990年3月，中央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 作为立法倡议提交代表大会审议。关于这一做法的意义，弗罗洛夫的发言陈述得最 确当，他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是表面上的我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修正。 事实上（这又一次说明为什么在政治改革的收尾阶段需要这样做），同志们，这是 真正意义的上转折，是收尾，是政治体制变更的大结局。” 3月11～14～16，间断地举行了中央全会。 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 论，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对我们就第六条所提出的修正案大体上都较满意，在当 时的情况下这是合宜的妥协。 但除了第六条之外，还有宪法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增加设立总统职位的条款， 也是相当重要的。 诚然，在表决之前曾企图从文本中删除关于共产党的叙述，但没有通过。所通 过的第六条措词是这样的：“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 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的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制定苏 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很显然，立法者低调承认成立其他政党的可能性，同时也还未下决心不突出共 产党。这真是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但其革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 第一任苏联总统 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在祖国历史上第一次 设总统职位，这当然不是旨在“出人意外地”通过那项妥协的议案的策略性手段。 修正第六条和补充基本法第127条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表明，我们 国家将不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不再是神权政治的国家，我们将奉 行民主制的一项主要原则--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后者表明，我们承认民主 制的另一项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权力分立。 把总统制的形式和这一原则“捆在一起”是否合理呢？我想是的。这一思想的 公认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是以限制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出发点，同时要求维持能够保 障国家的完整性和社会的正常活动的相当强大的政权。这两者兼顾之达成，所依凭 的便是在决策集团中的职能分离。国家元首（总统制共和国）或者政府首脑（议会 制共和国）实施执行职能和指令职能，但不能参与立法，立法是议会的特有权力； 也不能包揽司法，那是司法机关的事情。 毕竟我还是后悔没有立即想到必须以设总统职务来圆满完成我国新政治机构的 改造。此外我还坚决否定了我的几位战友和专家们提出的相关建议。而且强调我国 政治体制的基础即使在改革之后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总统的职位同苏维埃制度很难 相容，格格不人。我让我的对立面相信，也许将来我们会采用这种形式，而现在有 这么一个重要的革新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就是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来替代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革新措施自身就能扩大国家元首的能力，而且会赋予他许多 纯属总统所有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的首脑，这就是说，他将与 代表们一起从事立法工作，更深人地意识到自己对选民应承担的责任。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我真的相信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最高苏维埃第一 次会议期间，从头至尾坐在主席的坐位上，尽力弄清会议所有议题、议程、各委员 会工作的细节，这时我明白了，将直接领导议会同其他职能结合起来，体力上是吃 不消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立法部门和执行机构需要不同的处置 问题的方法。这决不是说，两者之间一定会处于持续不断的相互对骂、或者甚至是 “战争”状态，一如目前我国最近的情况。两者应当既相互监督，又相互照顾，而 我们所选择的方案却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就使分权制结构的一个优越性失 去意义。 很遗憾，还有一个理由我明白得太晚了，很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有时理 论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的国家机构无论有多么完美，如果得不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民众 心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机构就可能运转不起来。几十年来，我们这里形成了 一种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特殊的迷信，要求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绝对服从。 这个极有威望，既备受敬重、又令人畏惧的权力之源仿佛已经干涸，并立即在国家 的纪律上反映出来。尤其是如今他们的职能已转归最高苏维埃。而按根深蒂固的观 念，最高苏维埃在我国可是一个纯属装门面、摆样子的机构。至于这个新议会确实 很有权势，要相信这一点很难，至少马上不易做到。同样，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 们对政治定义不甚了了，也就难以琢磨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 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 总之，设立总统职位一事应当还有纯心理特征方面的原因。同时，建立联邦委 员会和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望，这是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独特的政 治局等同物。这一决定早在1989年的秋季便已酝酿成熟，但它只是在内部圈子里进 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来又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有一个律师小组（沙赫 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等人）根据我的委托，准备了必要的文件， 主要是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就这样，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以及一系列其 他的提案一起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审议。雅可夫列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在争论中纳扎尔巴耶夫是第一批发言者之一。他支持设总统职位和对我的提名， 同时又明确主张这一模式同样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采用，以求“消除已经暴露出来 的总统制思想和各加盟共和国扩大本身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各加盟共 和国迅即察觉到中央政权要加强，在不希望放弃已经取得的自主权的同时，决定要 利用这个机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以防万一。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哈萨克 斯坦的领袖可以说玩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 不必隐讳，我原来当然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 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 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要想 驳斥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能煽起激情，并导致宪法修正案得不到所要求的特定多数 的支持。当时我真的相信（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了！），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 门艺术”。 然而不出所料，主要的攻击来自民主派阵营。而扮演代言人角色的，还是那位 莫斯科国家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所谓“代表大会好斗而驯服的多数”这一表述的 发明人阿法纳西耶夫。他一开始就明显地歪曲事实真相，他的话似乎是指“关于某 某人，此时此刻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特别权力的合法化问 题”。以这样歪曲的方式摆出问题之后，便开始修辞性提问了：我们大家需要这样 吗？改革、苏联全体公民需要这样吗？改革的创始者本人需要这样吗？并通报说， 跨地区议员团集会并通过决议，对设立总统职位持否定态度，反对在代表大会上选 举总统。 总之，我常常会在脑海里作出一个比较。法国大革命时极左翼有一个起名叫 “疯人派”的阿贝尔一卢派。其实，我们这里也有极左分子。不过，阿法纳西耶夫 可是明显地领先，只不过跟尤里·切尔尼钦科是一伙；也许，秘密在于刚好是法国 革命的专家，他受廉洁的罗伯斯比尔形象所鼓舞，下意识地觊觎着改革中类似的角 色？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是会发生的。 阿法纳西耶夫的论据遭到许多代表的驳斥。最出众的批驳要数戈利丹斯基院士 的发言，他说：“当然，选举总统最好是在全民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进行， 今后就打算这样做。但是，今天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今天的问题，如果我们使 用医学术语表述的话，是紧急复苏，而不是卫生保健医疗。我根本不同意所谓设立 总统职位是由戈尔巴乔夫对个人绝对权力的追求所决定的说法。实际上，他在五年 前成为党中央总书记时所得到的正是这样的绝对权力。认为这五年间把自己的活动 都用来摧毁行政官僚体制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决定要以新的身份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 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工会代表A．科尔舒诺夫也曾谈及这个题目，他说：“很遗憾，我们这里不知为 什么把尽可能多的污水往领导人、往制度、往随便什么人身上泼，成了好风度的特 征。不过，大家还是回想一下吧，他挑起了一副什么样的担子，是自己主动挑起来 的，所以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并不是在他的决策集团的行政机关、党的机关普遍同 意的情况下挑起这副E担子的。如今我们从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了解到这些情况n全 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也有这样的发言，我们这个会场里，经常会响起怀旧、怀 念铁腕人物的声音。我们现在的主席不值得羡慕：多年来当权派里的显要，工人阶 级中的糊涂虫从各方面向他发起攻击。是的，社会上缺乏信心、对改革不信任、对 自己的领袖不信任的风气在滋长。应当讲，在这方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 尔巴乔夫也是有责任的。他的错误在于不能始终不渝地将他自己开创的事情坚持到 底。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自己应当作出选择，艰难的选择，但必须作出选择。 要么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走向衰落；要么我们还是再试一次，让它恢复正常 的人道的、作为国家的那种新的生活轨道。” 我请求读者原谅我大段的摘录，不过在那次会上已经展开戏剧性的情节，它不 仅与我本人有关，而且还涉及改革的未来，涉及国家的命运。当时的某些说法跟我 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可说是异曲同工。摩尔达维亚作家H．多别扎（乔巴努）的论述 即是例子。他说，“我们中间许多人今天能来到这个会场全靠戈尔巴乔夫，而现在 该轮到我们去帮助戈尔巴乔夫；去‘捍卫’戈尔巴乔夫免遭戈尔巴乔夫的攻击了。 巨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社会民 主化的进程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信任他，但谁能肯定，四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不 会来一个竭力想在苏联营造沙皇式社会主义的人物呢？这就是我们所应当担心的。 是的，国家有难。存在着独裁专制复辟的危险，纪律急剧松弛下来，我们大家都始 终生活在紧张状态中，谁也不听谁的。换句话说，为了使事情走上轨道，我们需要 一个‘沙皇’。不要去管他叫个什么名称：总书记也好，党主席也罢，重要的不是 名称，而是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老爷’，他能控告下级警官或地 方官，必要时他还能解散杜马，如此等等。” 不错，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真有点万分急切了？从摩尔达维亚作家接下去的发言 中可看出，各加盟共和国所担心的，是总统的职位可别使中央能够剥夺他们由于实 施改革而获得的自主性。因此，支持设总统职位必须附带一个条件：在总统委员会 里要有在委员会中轮流坐庄的15位副总统。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独联体最初的一种 模式了。 由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所选出的人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的多少有些 独特的观点。他们向代表大会声称，应当强调各民族享有自决、各自治体独立决定 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权利。与各加盟共和国平等地参与联邦苏维 埃成了各自治共和国提出的最主要的政治条件。 在某个时候看来很明显，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设总统职位，赞成就在代表大会 上选举第一任总统。之后，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总统能否同时留任党的首脑。这 里占上风的不是法律形式，而是政治态度。很少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将当选第一 任总统，也就是说，他会不会随之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具有重大的意 义。 至于反对国家和党两方面的职务一定分开的论据是相当充足的。首先是在别的 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这类要求，而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还保留着政党的领导身 份。至于跨地区集团的主要论据，他们认为，总统将会以政治局的名义执政，并执 行政治局的决定。 最后，禁止总统领导政党的第127条的修正案并没有赢得特定多数票而遭到否决。 但从投票结果来看，很显然，支持这一修正案的既有“跨地区议员团分子”，也有 希望撤换总书记的（理由显而易见）“党内原教旨主义者”。右翼和左翼合在一起， 总票数达到1303张，然而投反对票的共607人，足够使修正案无法通过。 接着，注意力转向宪法修正案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细节。这里说的是总统宣布紧 急状态的权力的准确表述，“核按钮”应当控制在谁手里，新建立的联邦委员会和 总统委员会的权力和人员构成。对所有这些问题经过仔细讨论后，修正案获得通过， 代表大会即开始审议总统的人选问题。 当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当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B．A．的伊 瓦什科代表通报说：在两天前召集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一致提名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 统。他又补充说，全会还表达了许多对他当选表示祝愿的话。 发言者在支持“改革首创人”作为候选人的同时，纷纷提出他们所代表的全体 选民的要求。来自别尔哥罗德契纳的集体农庄副主席尤．波霍德尼亚说：“在提名 这位候选人时，我们想说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我们不完全同意到目前 为止的他和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态度。”维·格·库利科夫元帅受战争和劳动两条战 线上的老战士的委托，支持我当候选人，同时强调指出，总统是最高总司令，应该 竭尽全力“使军队居于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应有的地位”。还有许多 其他的发言带有一定的暗示或者温和的批评。 这只是开头，厉害的在后面。最尖锐的一篇要数国内的知名人士阿瓦利阿尼的 发言，当时他是克麦罗沃州基谢廖夫斯克煤业联合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指责我缺乏 坚定性，又常常陷入迷茫，不知所措，还说我唆使“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 民”。库岑科、谢尔卡诺夫（“疯狂的”右翼分子十“疯狂的”左翼分子）对我所 说的话也相当尖刻。 但是，发言者中大多数还是支持我当候选人的。对我来说，最可珍贵的是听到 我所深深敬重的卡尔梅克诗人库古利季诺夫的善意的话。他称我是一个“已经给了 我们每个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半，也就是自由”的人。库古利季诺夫是这样说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还记着什么是康拜因上的操纵杆。他还没 有忘掉什么是几乎等于零的劳动日，农民是怎样受蒙骗，怎样遭苦难的。他没有忘 记，工人是怎么回事儿，真正的公正是怎么回事儿。” 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也得到提名，但他们自动放弃了。我很不愿意只剩我惟-一 个候选人。说老实话，我以为跨地区议员团终究会提出候选人的，不是叶利钦，就 是他们首领里面的某个别的人，比如说，波波夫或者阿法纳西耶夫。但这种情况没 有发生。这不仅仅因为任何一个出来竞选的候选人当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 在别的情况下这并不会妨碍民主派提出候选人，那样可以有机会宣传他们的路线并 重申他们遵循不容许等额选举原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我的当 选总统的合法性：别看是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仍然是在别无选择的基础上。事实 上，这些人事先就暗示他们不准备同大多数人的意志妥协，要继续进行无情的夺权 斗争。 结果，我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当选为总统。我立即向代表大会发表了简短 的演说，力求对从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表示的担心给以答复。 我觉得，履行总统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继续贯彻改革政策。我对那些担心总统 制会产生篡权现象的代表说，这样的担心没有根据：“宪法本身便是保证，而宪法 现在由强大的、握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米捍卫……作为这方面的保证，还有在我国已成为现实的公开性、政治多元化。” 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可以说，这是很有力的论据。1991年8月那次未遂的篡 权尝试，以及后来，同年12月那次得逞了的篡权事实证明，危险并非来自总统握有 的广泛权力。值得纪念的那一天的傍晚，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我还不得不花2～3个 小时接受代表们的祝贺，倾听他们的要求、希惯望、忠告，还免不了对苏联和外国 的记者发表简短的谈话。随后，当大厅里的灯火已经熄灭，我站起身来回到办公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那里等我。还有两位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和伊格纳坚科。我 们举起酒杯，喝了咖啡，以此纪念我的新的地位。而我对自己发问：我的地位难道 真的起了什么变化吗？ 新体制的漏洞 请设想一下，一位军事首长，其属下有司令部，有元帅和将军，但却没有他可 以指挥的部队。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失去能够依凭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握有实权的指挥机构网，岂不也很可能陷于同样的境地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 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有总统，有司令 部（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但下面没有支撑。好像没有人来公开否认中央最 高权力机关享有特别的权力，可是从上面发出的脉冲却得不到有力的回应支持。 当我们作出了实行总统制的正确的决定之后，我们实际上还是停留在那个初始 阶段，没有把问题想透，想到底。因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也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再 加上那个优越性，就是他还能通过最高立法机构发布权威性的决定来加固自己的路 线。总统制的优点尽管很多，但也只有在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时才能发挥出来。在这 里，我们确实有过动摇，没有做到始终如一。在对已经出现的变化进行讨论时，无 论是在我周围的人，还是在范围更大一点的政治局里，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理论总归是理论，实践，活生生的政治才始终最有发言权。这一次也不例外。 对始终不渝地搞总统制共和国妨碍最大的，莫过于我国政府对自身权力的担心。雷 日科夫和他的战友们顾忌有人会贬低部长会议，将其降低到次要地位，变成“国民 经济委员会”。对此他们坚决不同意。而我当时既没有理由、更不希望同雷日科夫 发生争执。我一如既往地很看重他这位经历过国家计委锻炼的管理行家的经验，也 不怀疑他对改革事业的执著追求，并决意同他共事下去。 从另一方面讲，顾问们的论据也很有说服力：总统不应该把领导经济的重担直 接压在自己身上。问题成堆，势必他会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简言之，当时决定部长会议的职能不再变动。我的看法，大矛盾即由此而来。 另外一个严重的疏漏是，我们并没有在实行总统制的同时，建立起强有力的司 法机关，我们没有成立名副其实的宪法法院（或者赋予其相应的最高法院的权力）， 却成立了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 满有理由以为宪法监督委员会能在我国国家生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并协助解 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它那里却杏无音信。至多也不过 是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作出决策，或者作出可以有截然不同解释的非常模棱两可 的裁决。爱说俏皮话的人开玩笑说，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决定要由善释神谕格言的女 巫来解释。控告委员会的信函很多，但我认为我不能介人这个领域，因为这严重关 乎权力分立的原则。 无论对导致政府地位的举棋不定，还是司法机关方面的疏漏，自然都不能与总 统制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相提并论，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独 立宣言之后立即展开的主权大检阅。继之而来的便是法律大战。各共和国赞同只承 认将为它们的议会所认同的那些联盟法令。中央政权遭到了严重损害。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宪法的修修补补，应当签署新的联盟条约， 并相应地改变整个国家体制。可见，我们刚刚完成一次相当彻底的改组，又面临必 须着手进行另一次改组的问题。 第十五章 党和改革 苏联共产党开始变革 在有倾向性的改革史编纂学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提法，似乎苏共几乎从一开始 就是变革的反对派，而且尽其所能地干着阻挠改革事业的勾当。也许，党内确有不 愿见到任何变革的保守分子，还有那些预感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会构成威胁的党僚 们，对改革抱着十分警觉的态度。但大多数共产党员意识到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深 人的改革。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反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群有民主化情绪、 充满批判意识的人。这样的人在各个阶段都会出现。一部分遭迫害，另一些人则遵 从游戏规则行事。二十大使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 对体制搞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阶段。但有一件事实，即 党内在不断成长起来一批或者一个阶层的潜在的革新者，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 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苏共作 为执政党尽管保守主义甚重，意识形态僵化，但终归还是经受住了这场伟大的变革。 在“最高层”有那么几个人坚信必须实施变革，而且准备亲身去冒这巨大的风 险：他们开始了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针对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盛行、意 识形态僵化，且成功扎根已有70年历史的那个体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我一起开始这 一事业的那些党的领导成员与各地区、各社会阶层、政治流派、党内的许多派别都 有联系c他们知道，在苏共党内和社会上有利于革新的情绪相当强烈。据此他们信心 十足，因为我们着手的并非堂·吉河德式的行为，是会得到支持的，总之，改革不 是一天两天的宣传活动，也不是中彩摸奖的口号。我国是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 的。 还应当看到，“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任何别的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 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所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 意低毁。 这就是说，只有兴起于党的怀抱之中、由党的领导人来推行的事情，正统派人 士才能勉强地容忍下来，不过总还得小心谨慎才是。而要是这样的事从一开始便发 韧于旁门别路，就会寸步难行，必将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这时候，社会就已经像是一口蒸汽锅炉。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党自己给已逐步 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全都卷了进来的变革过程定调子；要么保留原来的体制，不作任 何变动，任其存在下去。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强力大爆发。应当关切的还有这 样的情况：改革体制，也就是将其逐步重建，只有手中握有权力的杠杆才做得到。 我们是从变革观念起步的。重要的是开动“改革的发动机”，并且要“行驶到” 已经无法再掉过头来走回头路的那个点位，在这个点位上我们是有着以前变革尝试 的教训的。我指的是赫鲁晓夫、柯西金；我没有忘记“60年代的人物”；我给予萨 哈罗夫、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应有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可算是由我们发端的改革的 各具特色的准备阶段。它们无不留下了自己的印痕，即使不是在结构方面，至少也 在思想方面。 可以说，指责我行动迟缓，把按照“进一步、退两步”的原则而造成的一切摇 摆不定都归到我的头上已成时尚。而如果我们严格地回忆一下事态的进程，那么从 1985年四月全会起，我们还从来没有变更过政治方向，始终都是沿着变革的道路向 前推进的。当然，也并不一直都是同一个速度，是有张有弛的。但从未有过从民主 化改革的既定目标上后退的事。 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挖得很深，最初不过松松土罢了，想是能够得些先前所不 曾有过的好苗苗。当时已经涉及到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经营管理的新形式等问 题。改革的构思，随着运动的进展，加之积累了一些经验，其轮廓更加明晰了。运 动不是自发地、也不是按照总书记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在辩论和执政的共产党正式 机构作出的决议的基础上推进的。 如果照这些“党的里程碑”来看，改革的历史大体如下。 第一阶段，从1985年4月到1986年苏共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万事开头难。 我们摆脱了渐渐地已习惯的意识形态的模式，初步地尝试着分析要建立一个怎样的 社会，这个社会与列宁的设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在世界上占有怎样的位置。我 们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尽量剔除对历史的扭曲。开始制订一份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 围之内的革新社会的计划。 在这一可说是哲学阶段之后，是组织阶段，这阶段已在研制经济、政治和法律 的改革的规划，并采取将其付诸实施的措施。而此时每前进一步都要由党、由其领 导机构的决议来安排。我记得，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提出了必须重新审视关于社会 主义的过时了的观念，并建议采纳一系列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的激进措施。同年的六 月全会，批判了管理经济的行政指令方法，并明确表示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1988 年的二月全会是在“给革命性的改革以革新思想”的口号下召开的。最后，全苏第 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了改革事业从哲学思想和第一批按照“在实践中摸索的 工作方法”进行的实际行动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开展全方位深人推进过渡的基础； 首先是向实施1917年之后第一次自由选举议会过渡。 于是，任何一个公正无私的研究者都应当承认，党不仅曾经是改革的发动机， 而且事实上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之前就已经同意放弃自己在社会 上的垄断地位了。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政权便开始转交到苏维；埃手里。党就像在民 主社会里那样，已经不再能指令性地决定国家的发展，而是应该通过政治手段行动 了。但它仍然是惟-一支拥有全联盟范围的组织规模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过，许 多党的委员会在失去习以为常的指挥职能之后自我感觉失常。 对党来说十分沉重的阶段开始了，它要寻找自己在革新中的社会里处于怎样的 地位。广大共产党员面临着实实在在要决定党的命运的问题：它有没有能力改革好？ 能不能从一个与国家同生同在、在许多方面官僚气十足的结构改变为群众性的按民 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一场全党范围的大辩论自发地启动了，矛头针 对领导的批判浪潮掀起来了，脱离党的队伍的人数急剧增长。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统 一因各共和国的分立运动而开始逐步削弱并遭到破坏。 即使在这一十分艰难的时刻，苏联共产党仍继续在对事态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 响。在1988年的七月全会上，讨论了落实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问题。九 月全会的议题是完善党的机关结构。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核准了苏共参与选举的 政治纲领。3月，发表了新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为恢复农民是土地主人的地位。 同年的九月全会因通过了《关于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而成为瞩目事 件。1990年2月5～7日举行的全会，又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我希望读者不要埋怨这份“党的大事记”。提到党的这些会议，我想强调指出 的是，党的生活并未止息。作为苏联的当选总统，我根本不准备像现今某些人所认 为的那样，“让党听凭命运摆布”。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意图，那就照此办理，离总 书记的职位而去，而且这不也正是民主派那么坚决地要求我的么。这是再简单不过 的事了。可正因为我意识到面对苏联共产党、面对几百万共产党员，对改革的命运 应该负起责任，而我还认为，竭尽所能，使党能经历内部民主化的道路，井在新的 政治结构里具有应有的地位，也是我的责任。对于能否成功地解决这项任务，还是 让机关的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应该由提前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作出回答； 而俄罗斯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则是它的特殊的前奏曲。 光明正大 关于第二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意义我已经谈过了。这是党内的改革派和正统保 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搏斗。党在经历了将近90个年头之后，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并未放弃自己历史遗产中正面的东西，但谴责了极权主义，还宣誓要民主、要自由、 要人权。 这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也是苏共改革大业中意义重大的第一步。可跨出 这一步是相当沉重的，有过好几次千钧一发之险。代表大会之后留下了令人不安的 感受，因为所取得的进步是脆弱的。如今的苏共，一只脚已踏上“彼岸”，另一只 脚却仍留在“原地”。在这样一种过渡状态中，她遇到接踵而来的暴烈事件，这在 她的命运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在代表大会工作的头4～5天，实际上整个争论都是围绕着政治报告展开的，那 时保守情绪显然占据优势。代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和机关的发言人的言语中，没有 任何新的和建设性的内容。他们根本不想多少客观地对形势作出分析，说是党应该 亲自来恢复自己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中的作用和威望。实质上，他们是把总结 报告当作耳旁风，只是就某些个别问题作一些形式上的引用罢了。 这些发言的基调是，集中揭露并咒骂使苏共失去了垄断统治地位的领导人。许 多人从心底里抱怨经济、文化、族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一点也看不到自己的过错， 把全部责任都推到“热心的改革者身上”（称他们为“破坏者”）。总之，这是统 治者阶层对改革的极端敌视的反应，无非是因为改革大有动摇他们权力之虞吧。 这倒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就这么说，党的领导挨了批评；事实上，他们咒 骂的只是领导层中的民主派。逐个列出名字的有：总书记、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 夫、谢瓦尔德纳泽，有些人还想起了拉祖莫夫斯基。但没有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 科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似乎也没有利加乔 夫的帐。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决议都是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的，何况也是得到中央委 员会全体会议赞同的。发言者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在争辩中保守情绪占上风，他们丢开报告不顾的做法，说明他们是有充分准备 的，我甚至说，是经中央组织部安排进行过多次协调行动预演的。正当我们在认真 思考所发生的事、并为党制订政策得出必要的结论时，领导层里和机关里的顽固分 子却“长时间坐在电话机旁”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联营社会议”，接见党的干部。 当然，这是代表大会之前的通常做法，但这一次通常做法却是被利用来按照反改革 一派的方案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 我得到的消息说，代表们得到的是决不符合“新思维”精神的训导。利加乔夫 和与他持同一立场的中组部副部长O．巴克拉诺夫（过去事实上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 头头）活动特别积极。当然，他们的立场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使人无法理解的 是，对改革路上的每一步都有自己一份责任的人，居然会与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搞起 幕后活动来了，还唆使他们起来闹一场独特的“反改革的骚乱”。我对人类的灵活 性资源显然估计不足。 在代表大会上参与组成好斗的“原教旨主义”多数派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 第一书记C．古连科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E．索科洛夫等人。 我还会见了各区委和市委的书记们，同他们聊了四个小时，觉得他们都在为生 存、为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斗争。而这只能驱使他们去设法捞回老本、让党返回到原 有的立场，最终以葬送掉改革事业收场。 现在再来谈谈另一翼--苏共改革运动中偏左的一翼。报告为他们提供了指明 辩论方向，展示自己论据的可能性。但他们不善于利用这次机会。 在李森科、绍斯塔科夫斯基、布兹加林、卡尔加诺夫的发言中使人感到过分的 谨慎，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也许，这些民主纲领派的领袖都被原教旨主义者吓 坏了。如果说他们曾充分考虑了率领党内五分之一的人前进的构想的话，那么在代 表大会上甚至连认真的划清界限的打算都不曾有过。这一派的某些发言人呼吁自己 的同伙：万一他们的意见没有真正受到重视，就砰的一下关门走人。可这些人立马 遭到拒绝。其中绍斯塔科夫斯基还声称，他的一伙人不会离场。在这里原则也为利 益让步了。左派不愿意放弃自己那一份党的遗产：知识、报纸、财政资金等等。 所有这一切并不说明，争辩中完全听不到改革派思想的声音。应当公正地说， 叶利钦的发言有这种精神，而且相当尖锐。他说，未能削弱党内保守势力的活动。 关于苏共的命运，他说：“要么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党的机关下决心在党内进 行根本改革，要么抓住注定灭亡的形态不放，并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咸为改革的反 对派……我们把生命的几十年都交给了党，认为有责任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要说一 声，苏共总还是有出路的。尽管很困难，很艰巨，但有出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向多党制转轨势所必然。必须有组织地把苏共已有的纲领都记载下来，给每个党员 以自己作出决定的时间；更改党的名称，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党应该摆脱任何国家 职能。”D我立即说：这些论点和政治报告的精神相近似，也与改D革派的立场相接 近。但叶利钦的主要目的决不是要改革党，而是要破坏党。 他的所谓现在来讨论党纲和党章为时尚早的说法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在这严重关头使党处于深人改革的阶段而无纲领目标，不去实现其结构的民主 化，而这恰巧是大家，从普通党员和最基层的组织到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都这么要求，这就说明要使党迅速垮台。怎么可能不讨论纲领，不决定苏共政策应 该建立在怎样的原则基础上而形成新的领导呢？ 总之，叶利钦并不愿意加入改革派一边真正帮助拯救党，以求对之进行适时的 改组。我想，这中间不仅仅是出于不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他多半是不肯以二流角 色参与到苏共里来；他急切地要掌权，认为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他自己的党的领袖 了。 阿巴尔金的发言很有内容。他公正地指出，对党来说，主要的是革新思想理论 基础。“经验证明，建立在经济全面国家化、否定多种形态的所有制和经济活动、 否定市场基础之上的模式，是不能保证高水平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当阿巴尔金院士开始提出有利于市场的论据时，他的发言时不时被会场里的喧 嚣声、砰砰的关门声打断。但他并不离开讲台，就在这种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讲完 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摆脱神话般的空想：一种表现是，似乎不作出牺牲、 不经历苦难、不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转轨到繁荣昌盛的经济；另一种表现是， 似乎这种转化在保持对价格的行政监控、不触动价格形成体系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实 现的。 中间休息时，我试图找到阿巴尔金。我已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我这儿的， 就在当天呢，还是次日。我对他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发言表示感谢，接着我们谈起了 改革价格体系的问题，我们还回想了他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取得何 等的轰动效应。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都对阿巴尔金所谓经济正走向崩溃的 见解感到愤慨。要知道，他注意到了政府的极度胆怯，以及改革起动时拿不出一套 系统的办法来的情况，这是对的。他的发言受到保守分子的猛烈抨击，激进分子则 诬蔑院士偏爱受调控的市场思想。 在确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时，就已经提出过关于政治局委员个人 作述职报告的问题。这个题目，事实上成了整个代表大会前半部分的基本主题。保 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可以说打了个平手。这场斗争采取的方式是这样的： 原教旨主义分子胸怀要把那些使他们丧失权力的罪人“抹黑”的强烈愿望，成功地 坚持要“作述职报告”（诚然，基本上是在分组会上）。本来还设想了那么一道侮 辱性的程序，作为让坚持改革方向的活动家“当众出丑”的方法，但他们无法操纵 对这些报告提出评估这道程序。 我在准备阶段以及代表大会的多次会议上曾坦率地说过，整个这种想法没有什 么意思。政治报告，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机构作的述职汇报；更何况党 的某个方面的活动都要受到它的监督，所有原则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并作出决定 的。 当然，如果情况正常，有人建议听听每一位领导人员的工作汇报，这本也没有 任何不体面之类的问题可言。但是，在剧烈的政治搏斗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自我 述职汇报”的方法，显而易见是企图给总书记及其周围的人以打击，给我以压力， 迫使我改变立场，而一旦得逞，那便是政治上的胜利，进而再由此引出“组织结论”。 最后，所有的领导成员都作了汇报，成绩各不相同：有人“一炮”打响，因为 事先精心作了准备的发言，极善从光明面着力表现自我；有的人回答问题时“神志 不清”；还有人脸色苍白，显得平庸。 述职汇报以及有计划地对领导的革命路线实施猛烈的抨击之后，“家宴食谱上 的美肴”已近耗尽。活儿就转到分组会去干了。在稍有建设性味道的气氛中举行了 全体会议，会上各分组会的头头汇报了各组的情况，某些政治局委员回答了有关问 题。 问题是各式各样的，有嘲弄挖苦的，也有善意关怀的。我的同事都能选定恰当 的语气，列举颇有说服力的论据，由会场上的气氛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此是满意的。 代表们情绪上的转折明显地反映在他们所写的建议停止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价的 字条上。哈里托诺夫代表写道，不应该对政治局委员进行审讯。“也许，这样做会 使有些人满意，但每个人都应该放聪明一点，不要把代表大会搞成没完没了的审讯。 要知道我们正在朝着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有人却在召唤我们回到1937年去”。这 一席话赢得了掌声。 我抓住情绪的转折，提请大会对中止听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述职汇报的 议案投票表决。投赞成票的计3078张，反对票1113张，弃权票50张。如果把这一次 同三天前的投票结果相比较，那时候主张要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估的有2557位代 表，反对的1393位。看，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多大的“摇摆”啊。理智逐步压倒了狂 热，普通代表受到“强制”的影响减弱了。 关于就政治报告辩论作总结发言该怎么说，我想了很多，也常在和同事们议论。 原先经过深思熟虑，精雕细琢的文本我手头没有，于是只好干坐了大半夜。7月10日 凌晨，我发了话，想要核实几处要点。 “改革的政治方针、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革新整个我国社会的政治方针， 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大多数代表都明白，这一方针是由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尽 管有错误、失误和延误，尽管国内局势充满矛盾冲突，但业已发生的变革的总的结 果是可观的、进步的。 主要成果是：社会获得了自由。自由解放了人民的力量，使千百万人得以投入 政治生活，并使迫在眉睫的改革大业开始启动。没有自由，就没有这次代表大会的 那种气氛。 另外一个问题是，无论党也好，整个国家也好，无论旧有的还是新成立的运动 以至我们的新政权机关，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学会运用已经获得的自由。党的危机的 根源恰恰在不善于、也不愿意去弄明白：我们已经生活并工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 这个社会具有广泛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公开性和史无前例的自由。需要有另外一个 经过革新的党；不搞民主化，不加强同人民的直接的联系，不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我们就会丧失阵地。” 当谈到在改革的主要方向上下一步该怎样做的时候，我提出要把经济改革战略 摆到首位。我说：“我国的全部历史证明，通过对指令性体制的修修补补来摆脱国 家和公民所处的困境的做法是毫无成效的。如果硬要这样走下去，我们会把国家搞 垮。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证明，现在的问题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能 否有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制度所 特有的东西能否得到保障。答案是：不但可以，而且正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才可能 大大地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宣布打算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事使人民感到恐慌。市场是以商品货架空无一物和 物价昂贵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从价格开始不是办法，不改革价格形成，也就 无所谓市场了。总之，我们要扭转这个印象，并在9月份以前向最高苏维埃、向社会 提出经过反复斟酌的建议，以便让它们确定立场，并作出选择。”对于改造党而言， 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确定其纲领目标。“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我们现在在纲领性声明中写上仍然忠于老的观点，那么一切就 都到位了。到什么位呢？我们不是又要回到我们60多年来一直呆着的那个老地方了 吗？那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什么都按照章节、条条、规则和原则分别写好 的教科书。它将随着社会主义本身一起形成，将随着我们促使国家变成一个丰衣足 食、安居乐业、文明、精神生活丰富、自由幸福的国家一起形成。随着我们重新掌 握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不是把它作为某种阶级方面异己的东西，而是作为正常人应 有的正常的东西来掌握。这些价值观念可是历时好几百年才锤炼出来的啊，对它们 采取轻视态度已经给我们带来众所周知的后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将在使国家参 加到共同雉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形成。正因为如此，广范的范围是由新思维决定的， 而新思维已经在全世界作为我国新的国际主义被接受下来，这种国际主义是要把世 界团结起来，而不是把它分裂成为互相对抗的阵营。 我们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继承高级的思想方法论、辩证法的思维方 式，这将是我们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把经典作家创作的一切 变成例行的简明教程，看来，有人对此感到遗憾。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它对于改 革、对于社会都极其有害。” 坦率地说，我对于这些话能受到掌声欢迎感到高兴。这说明，人们已开始思考， 开始怀疑那些原以为不容怀疑的基本原则了，他们不愿意再次受制于仅仅享用一份 可怜的精神口粮了。 我还不得不出来维护我国的对外政策，当时原教旨主义者将其作为攻击的对象， 指责领导“丢失了”东欧（就好像那是我们的殖民地一样！），在西方国家面前 “屈膝投降”，还“出卖了”阿富汗。其实，“维护”这个词用得未必合适。我是 竭力想证实，只有顽固不化的“鹰派人物”才会咒骂能够结束国家的超军国主义化， 使世界摆脱掉核毁灭，为我国进入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政治结构的一体化创造前提 的方针。 我的最后一个题目是：党和政权。“许多代表都对苏共丧失威信，党受到其他 政治力量所排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反对派，深表忧虑。这可是实际情 况。如果党的干部仍然打算回复到过去那种可以从中央得到管理一个区。一个市、 一个州、一个共和国的委任状，不管你工作得如何、人们对你有何想法，你都可以 在这个岗位呆上一辈子的时代，那就不会有任何向好的转折。昨天是无论如何拉不 回来的了，而且无论怎样的专制（如果有谁脑子里还有这种梦中般的想法的话）也 都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要我们大家还不懂得苏共对政权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 束，党就不可能得到改造。即使我们能够在选举中赢得多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为 赢得执政党地位而工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同非党代表合作，同其他真正 关心国家命运的、法律上承认的政治流派的代表合作。要同宗派主义情绪、同这一 垄断彻底决裂，并从党的工作人员和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根除这些东西。”我以 这一思想结束了我的发言。 宣布中间休息。我刚从讲台上下来，代表们就把我围住了：有人想跟我谈谈印 象，有人急于利用机会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人就只是想让我记住他。所有这 一切都是人性自然的表露。记者们也蜂拥而至，要求进行简短的采访。我摆脱羁绊 之后进了休息室，政治局全体人员都已聚集在大桌子旁。大家纷纷表示祝贺，真诚 的程度参差不齐。我记得很清楚，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利加乔夫的嘉许。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今天情绪极好。一篇提纲挈领的演说，一个准 备充分的纲领……” 我不敢担保每个字都那么有分寸，但总的意思确是如此。我很感激，但自忖： 莫非我真的相信这些说法了？然后立即想到，他是在耍滑头，是想解除对他的盘算 的怀疑。最近以来，我不止一次不得不在政治局“开导”利加乔夫。的确，他是右 翼的领袖，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我们面临选举，他已经“试着坐上了”党内的 第二把交椅，而且还对能赢得总书记的祝福寄予希望。 接着，开始起草决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对这一工作如此认真（我这样说 是把列宁时期排除在外的，当时根据速记记录，即使是最简短的文件也总要对草稿 进行讨论，而且气氛活跃）。至少在我所曾经参加过的代表大会上一切都纯粹是走 形式而已，工作简单化到了粗俗的地步。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干脆决定无须 故弄玄虚，因为“列昂尼德·伊里奇指勃列日涅夫。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那里 面无所不包，就让我们通过一项简短的决议：一切照总书记总结报告里的原则办。” 是的，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也与历次大会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组建文件起草 委员会时便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比如，有不少代表对奥托·拉齐斯参加其中的一个 委员会（党章起草委员会）表示抗议。尽管我认为他当时的观点还是相当有分量的， 但对他发表在《消息报》上的文章不满意。有人把改革派人士排挤在外，与此同时 却大量吸纳秘书班子里的代表。 我觉得，这两种人参加委员会都是理想的对象。委员会略为大一些是可以的， 但不应该给人以印象，似乎有人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也不能因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和 不同的观点而设置人为的障碍。当选举各委员会的主席时，角逐就尤其激烈了。候 选人拉祖莫夫斯基在竞争党章起草委员会领导人的职位时落选了。当时我就提议由 我亲自出任，结果当选了。 起草纲领性声明的委员会由梅德韦杰夫主持。觊觎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职位的 人多达11名。有人以戏剧性的基调提出由利加乔夫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问题。这说 明，担任这一职务的活动家似乎就领到了一张“通关资格证”，是取得了代表大会 之后仍能留在党的领导组成之内的一种独特的保证。这是利加乔夫的支持者全力维 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人物的做法。顺便提一下，在投票表决他时场内一片掌声；而赋 予阿巴尔金领导经济政策问题委员会的提案，则被持有保守情绪的代表否定了。 我想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转述一下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气氛。一般说，如果由总书 记来担任某个委员会的主席，那他似乎总会把实际工作中的全权托付给身边最亲密 的人员中的某一位。这一次，尽管争论很激烈，加之我必须经常出席代表大会，但 我还是不得不亲自召集好几次党章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我就经常在代表大会主席团和我那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我结 识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人，我把其中有些人列入了“中央调人名单”中，并通过这张 名单将他们调进了苏共中央领导机构。 我想，既然当时在党章里已经把党的民主化问题确定下来，那就总会有比较积 极的结果，没料到民主化的历史到1991年8月居然中断了。这里我所指的首先是扩大 共产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权利，以及各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削弱中央集权、下放 职能有了保证，而吸纳各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政治局又保证了行动的统一。 每天都有人向我汇报其他委员会的工作状况。经济问题委员会里改革派和保守 势力双方之间的观点严重对立。关于所有制形式的交锋以“劳动者私人所有制”的 提法取得一致而获解决。正统派分子自始至终为反对市场而战。最后，委员会坚持 了符合已由社会认可，且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得到确认的立场。这段时间内，政府 已在为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提出建议作准备了。 这是一场持久而紧张的斗争。只是到第13次会议之前，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才出 现转折，我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前面还有激烈的争斗，那是同选举新的领导 有关的争斗，但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不能容许使党偏离既定的改革方针，我 们已经为党的改造奠定下基础。 第十六章 新思维和对外政策 出发点 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 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作 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人世界各地的冲突、 参加糜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 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 此时日益逼近的危机已经有目共睹。增长速度的减慢，技术和工艺落后于发达 国家，人民生活质量水准低下，一切都说明一场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早在我当选 总书记之前，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对外政策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的一些想 法就在头脑中形成了。我并不是要说我的文件包里此时已装着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 而是说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和关于头几个步骤的大体上的设想。所以 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改革开始齐头并进，一个方面的成功推动着另一个方面的改 革，而挫折则会使两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受阻。 但是，无论“第一把手”的思维方式和意图多么重要，总书记也不能独自统揽 对外政策。况且这里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小事，而几乎是180度的大转舵。当时必须让 国家集体领导班子认识到这个必要性，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必须予以更换。这 项工作由我做了，读者对此已经了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领导班子。党中央、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贸机构中 国际部门的机关人员，总体上是保守的，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训练”并 不亚于那些内务部门的官僚，很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国际战线”上 确有不少向往变革的分析研究人员和专家。把这些人提拔到外交领导岗位上来，是 我的最初的几项任务之然而在这之后，事态仍然进展缓慢，党的二十七大决议和向 无核世界推进计划已经通过，人事方面已经做了调整，可是“外交马车。依然墨守 成规，步履维艰地走着老路。 1986年5月底，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的问题提交外交部的会议讨论，驻各国的使 节、在莫斯科的“外交界精英”全都应邀到会。会议先听取并讨论了部长的报告， 后来（5月28日）我也向这些国际问题专家们发表了讲话。讲话的主题是：外交机构 跟不上步子，滞后于政治领导班子的构想和实际步骤。我把这次会晤看做是全面贯 彻新思维工作的开端。 很难说当时世界上的事态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我们在新政策框架内采取的 步骤一开头就因为西方各个政治中心不理解、不接受而屡屡碰壁。这里起决定性作 用的是广大公众能否认识到：世界正濒临深渊，不能听任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了。 政治家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不是获得同情、怜悯，而是获得理解。为了 首先求得理解，我努力把自己对必须进行的变革的看法写进《改革与新思维》一书。 该书列举了我认为取代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国际秩序应该赖以构建的理论公设。这就 是：各国和各民族相互依存、利益均衡、选择自由、连带责任、共同解决当代全球 性问题。 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和外部世界 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 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 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 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我们认识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 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这促使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全方位安全观念。全 方位安全囊括民族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权。 如今这些论点已广为人知。讲话、文章、学术专著中都千百万次提到它们。在 那个时候，这些论点在国内外都是很难一下子被接受的，在实际中贯彻这些论点的 尝试更谈何容易。我记得我于1986年1月15日发表声明，提出了使人类全面摆脱核威 胁的建议。这项建议遭到了怀疑和讥讽，被说成是苏联司空见惯的“和平斗争”中 又一个宣传花招。没有多少人相信在几年之内能够使核裁军事业获得切实的进展， 能够结束“冷战”，能够填平使东西方隔离的鸿沟，能够妥善地而不是唐突地解决 世界政治中的其他难题。 其中最“棘手”的难题，无疑是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通过对话和理智的妥协， 苏美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使整个国际气氛出现转机。 承认所犯过的错误，吁求睦邻友好，从而消除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不和。苏联 和日本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符拉迪沃斯托克倡议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倡议，使 面向幅员辽阔、前程远大的亚太地区的窗子化掉了冰霜。 同欧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就降低军事对抗水平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东欧．国 家摆脱“超级大国的束缚”，全欧进程获得的新动力，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欧洲作为 全球积极变革因素所起的作用得到了恢复。 谈判过程尽管遇到了重重阻力，却初见成效，为调解区域冲突和不断改善国际 气候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以前“苏联威胁”这个概念左右着我国同西方的关系，那 么到了1989年初只有那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还把这个可怕的词句挂在嘴上。几十年 来对苏联有增无减的恐惧开始消散。“反苏堡垒”对亚美尼亚地震做出的反应成为 令人惊奇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和感激 之情接受了同情和援助，这是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象征。 新的对外政策开辟了与当代世界西方、南方、东方的各种不同力量进行接触和 交流的可能。就在不久前似乎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些集团，原来我们和他们的 代表人物也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和相互谅解。 战后年代第一次，恐怕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的安全增强了，但不是靠扩 充军事实力，不是靠追加数额本来就巨大的国防开支。正相反，我们可以按照单纯 防御的观念修改我们的军事学说，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着手将军工生产转为 民用生产。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北约国家的回应行动将无损于苏联的 安全。 从1994年的“高度”回顾过去几年，必须承认，尽管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 们国家和国际社会遇到的麻烦依然有增无减。新的问题取代了先前的问题。必须继 续走下去，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更新“新思维”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历史 记载着今天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例如，成功的协议，其原因何在？这些协议又 是用什么方式达成的？从另一方面说，那些至今仍令人伤脑筋的国际问题，妨碍它 们解决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下面我将对这些情况做出如实的阐述。决无隐瞒和矫饰。 苏美关系的转折。第一步：日内瓦1985 我本人和我的一些国际事务中的同道，都认为应当从美国着手。美国既是一个 超级大国，又是公认的西方世界领袖，没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图求得东西方关系突 破的尝试都将无果而终，甚至会被看成是“阴谋”、“离间”等等。罗纳德·里根 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或社会党人密特朗，他曾经把苏联称为“罪恶的帝国”， 由于实行“里根经济学”、人侵格林纳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而遭到我国宣传界的痛 斥。同这样一个人寻求共同语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漫长的谈判，我们才就1985年深秋在日内瓦同他会晤达成协议。 苏联代表团下榻在苏联代表处大楼，部分谈判、招待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 根的宴会也在这里举行。美国总统住进了距日内瓦五公里的一所二层楼房，美国人 还在日内瓦湖畔租了一幢名为“弗莱尔德奥”的别墅供谈判用。 苏美首脑最近一次会晤是在1979年夏天，距今已有六年半之久。国际形势已经 极度白热化，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两个强大的集团，各自筑起核弹头导弹的篱 笆，彼此对峙，闹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无怪乎全世界都把眼睛“盯住”了日内瓦， 为了报道这次会晤，有3500名记者云集于此。 11月19日10时，我乘“吉尔”牌汽车抵达“弗莱德奥”别墅。里根出来迎接， 走下台阶。我们初次见面就很自然随意，无拘无束。旁观者甚至觉得我们立刻用双 方都懂得的英语或世界语交谈了起来。里根邀我与他合影，我们便走进楼里。和我 在一起的有谢瓦尔德纳泽，我当时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雅科夫列夫，副外长格· 科尔尼延科，驻美大使阿·多勃雷宁，党中央部长列·扎米亚京。美国方面参加谈 判的有国务卿舒尔茨，白宫机关领导人里甘，驻苏大使哈特曼、安全助理麦克法伦、 白宫和国务院工作人员尼采、里奇威、梅特洛克。 对日内瓦会议，我们的态度很现实，不指望达成重大的协议，只希望为进行严 肃的对话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不无重要的是，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彼此“端详” 对方，就当今世界和本国所起的作用交换看法，思考一下为缓和敌对情绪、建立合 作关系可以做些什么。后来我得知，美国人曾经想要弄清楚，撒切尔夫人赞扬戈尔 巴乔夫的话究竟有几分道理，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不是“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我 认为这是他们对之感兴趣的最重要的方面。第一次会晤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 按照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在出行之前，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审议、批准 一份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这份指示是在我直接参与下由外交部、党中央国际 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起草的。人所共知，指示有各式各样。如果就政治对话而 言，那么这仅仅意味着阐述应告知对手的立场观点，并要求弄清对方对所讨论的问 题的看法。如果是指具体问题谈判而言，指示则含有硬性的规定：我们提出什么， 以及我们准备采纳什么。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和现在都有人在发表 许多浅薄无知的议论，包括一些无中生有的臆测，说什么总书记凡事都独断专行， 竟然做出了得不偿失的让步，如此等等。 除了基本观点外，还准备了一些备用观点。这些观点可在接受得失相当的妥协 时做应急之用。如果意见达不成一致，一项议题便被搁置下来，这意味着此项议题 必须由某方作进一步的分析。我就以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个最具思辨意义的题 目为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研究议题的工作通常由相关部门准备建议开始。准备阶段的协调人角色，最初 几年照例留给外交部。后来，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政治局下属设立了一个专门 委员会，其职责是在主管部门提交了指示草稿或总结性文件之后协调准备工作。该 委员会多次开会，听取外交部、国防部、科研院所、国家计委、军工联合体委员会、 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为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分歧寻求 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有关最重要的结论和有争议的问题，都向总书记汇报，后来 则向苏联总统汇报。这件事通常由扎伊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来做，有时有亚佐 夫或阿赫罗梅耶夫，切布里科夫或克留奇科夫等人在场。这种在提交政治局之前的 讨论，具有定期性质。 经过多次协商和我的指示之后，大家选定某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汇报给政治 局，同时也把那些不同的意见报上去，也就是说，最高领导的成员能够得到关于辩 论情况的通报，有机会了解可供选择的观点。 政治局的这个专门委员会长期以来由扎伊科夫领导。军备问题中有两个方面， 一是某种武器的用途，一是该武器的生产。扎伊科夫对这两个方面都十分精通。凭 他在军工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对技术的通晓，想欺骗他可没那么容易。更何况他一身 兼备高级专家的品质和排难解纷、协调议案的本事。他善于息事宁人，调解部门之 间的冲突，防止外交部在纯专业问题上造成失误。与此同时，他还善于“敲打”国 防部，揭穿军工联合体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部门主义观点。 顺便提一句，国防部明明知道军备竞赛使国家不堪其苦，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 他们却一次也没有提过裁减军队和压缩武器生产方面的建议。 国防部的代表们在研讨重大裁军倡议时，常常把脾气火爆的高加索人谢瓦尔德 纳泽（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德纳泽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搞得怒不可遏。他有时 找到我，扬言说：“我再也无法跟他们一起共事了！”我总是对他好言相劝，吸收 扎伊科夫参加，当我了解到他们已经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便亲自参与。有时我请谢 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一起过来，后来再请他和亚佐夫、阿赫罗梅耶夫一 起或者他和亚佐夫、莫伊谢耶夫一起过来，大家坐下来，对全部情况进行详尽的分 析。 当然，制定原则问题方面的政策基础，确定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实际情况 的立场，这都是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所以这项工作是集体做的，而且做得极其 扎实。我们的公文包里当时装了不少主张和具体建议，正因为如此，在和美国总统 第一次会晤时就开始探求当时最迫切的核裁军问题的解决途径了。 在日内瓦，谈判及其他会晤总共占去大约15个小时。有5次或6次我们是单独会 晤的，而且每一次都违背了“时间表”的规定。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会谈绝不是礼 仪性的，绝不是与会者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看手表而不用来做事情的那种。不是的。 我和罗纳德·里根的会谈是时间紧凑、内容丰富的，有时候还是感情冲动的。最重 要的是，我们的谈话很坦率，而且彼此越是增进了解，谈话也就更加友好。当人权、 地区冲突、臭名昭著的战略防御计划成为辩论题目时，双方都慷慨激昂。不过，在 会谈结束时我感觉到和里根是“可以打交道”的。 现在让我顺序叙述。第一天是从单独会谈开始的，本来应该谈15分钟，却谈了 一个多小时。我翻看记录，最先映人眼帘的是交谈双方“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态度”。 起初这更像是“头号共产党人”和“头号帝国主义者”的大辩论，而不是两个最大 强国的领导人务实的对话。我竭尽所能地回击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不过我并不是 一直都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则反驳我对军界和工业界集团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和这 个集团在建立一个从事反苏工作的强大宣传机器方面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评价。而对 于把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疯狂的军备竞赛，我们两人则言词激烈地相互推卸责任。 当时我们两人既各有各的道理，又都没有道理。事实是，世界的分裂、战争威 胁的加剧，苏美关系的极度紧张，两国都负有责任。但是，这种相互认错的局面并 没有出现在日内瓦峰会上。还需要假以时日，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思考，需要认识。 至于说到我，早在就任总统时我就说过，苏联和美国错过了战胜法西斯后出现的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机遇。我们的美国伙伴目前还只是向着承认事实这个目标前进。 干扰仍然来自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结束说成“资本主义对社 会主义的胜利”就是明证。 可见我们在日内瓦从会晤的最初几分钟起就在进行可谓实质性的会谈了。我在 那时就说过（虽则只是笼统地）：我们不打算滞留在阿富汗，我们主张用政治方式 解决阿富汗冲突。 第一轮谈判就表现出了对抗、互不信任、政治上的冷漠规模是巨大的，性质是 尖锐的。当我们开始讨论地区冲突时，这种印象则有增无减。里根长时间谈到我们 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涉，抱怨说这种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 的紧张关系。我在一次有双方代表团参加的大范围会谈中做了如下的答复：我们是 在帮助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也不打算 “输出革命”。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动和美国在它的切身利益所在的区域所采 取的行动并无不同，只是美国把这个区域实际上扩展到整个世界。 午休时间我们回到住处，我在那里和同事们谈了和里根单独会谈的印象，并指 出，在政治层面上里根不仅仅是个保守派，而且还是一条“恐龙”。大家一致认为， 对话必须坚持下去，但是不能偏离目标，不要放过达成理智协议的一次小小的机会。 吃过午饭后我们又返回“弗莱德奥”别墅，开始谈武器监督问题。我的对手显 然“急欲投入战斗”。我后来才得知个中原因：美国人按照他们既定的策略，企图 先发制人，公开已准备好的主张，以便迫使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于是他们旁征博 引，大谈坚决削减进攻性武器和同时建立防御系统的好处。总统义愤填膺地把威慑 政策驳得体无完肤，正是这个威慑政策导致了军备竞赛，为人类生存造成了威胁。 里根在他建议的最后说了一句充满激情的话：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苏联不必 害怕战略防御计划。这位总统想尽量把话和盘托出，提出了“实验室开放”的主张， 最后声称一旦这项技术开发成功，他将力主与我们分享这项技术。 他们对宇宙空间战略创意提出的种种辩护理由，使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印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想象力的驰骋，而且其用意是使苏联在谈判中变得易于被 说服吗？或者不过是一种不太高明的计谋：稳住苏联，而他们自己把疯狂的“主张” 推行到底，建立起一道屏障，可以有恃无恐地施行先发制人呢？我手头上有专家学 者们的评价，里根提出的一连串论据并没有陷我于措手不及的境地。回应是激烈的， 果断的。 我说，从总统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战略防御计划是很执著的，而这无非是 想通过一个宇宙空间系统为施行先发制人而建立一道屏障。在这方面发表的泛泛的 议论，做出的种种“保证”，不会使我们被迷惑。这只能证明美国不相信我们。那 么为什么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就必须超过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呢？ 战略防御计划是军备竞争的继续，只不过是在另一个领域，一个更加危险的领 域。怀疑和不安将不断增强，每一方都担心被对手超过。苏联反对把军备竞赛转移 到宇宙空间，但是，如果美国听不进去理性的论据，不肯响应寻求停止军备竞赛和 削减现有核武器的途径的呼吁，那我们别无选择，只得给以回击。我应当说明，在 原则上我们的回击手段已经有了。这种回击手段是很有效的，造价较低，可在较短 时间内实现。 国务活动家不能把他们凭着“地位”的原因所了解的一切都张扬出去。即使到 了今天我也不能把某些细节透露给读者。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声明：这决不是虚张 声势，研究结果表明，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回击手段的确会像我们警告的那样。 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像我们走进了死胡同……”沉默，一阵紧张而沉重的 沉默开始了。沉默显得很漫长。 “为什么我们不出去走走呢？”总统问。 “我看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我表示赞同。 我们两人从桌旁站起来，在几位译员的陪同下走进一个内院。我们朝一幢建筑 物走去。这是一个游泳池。那里面的会客室--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我们进去的那间 小屋子的话--点着壁炉。散步、新的环境、薪柴燃烧发出的毕剥声，顿使紧张气 氛消散。我们刚刚在椅子上落坐，里根便又急忙推行他的策略上的“锦囊妙计”了。 他担心我们现在已经是单独在一起，我又要谈战略防御计划这个题目，便决定抢在 我前头，从衣袋里掏出武器监督建议递给了我。而且，照我的理解，这不是供讨论 用的，而是供采纳的，并作为指令发给我们的谈判人员的。 这是用英俄两种文字写成的、含有9个项目的一组建议。其中有多东西由双方通 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讨论过，但是未能达成协议。里根强调指出，美方正是把这些建 议看做是一揽子建议。 我不慌不忙地看了一遍之后说，读第一遍时就发现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很抢眼， 首先一点就是，如果全部采纳这些建议，美国就能够继续推行战略防御计划。里根 点了点头。我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不同意的原因。”后来的辩论表明，我们不过 是在原地兜圈子罢了。谈话结束了。炉火熊熊，房间里温馨而舒适，可是说心里话， 这次交谈没有使心情好转。我们走出房间，我感觉外面很冷：不知是因为离开了壁 炉的缘故，还是经历了一场热烈争论的缘故。这时里根突然邀请我访问美国，我则 以邀请他访问苏联作为回答。 “我接受邀请，”总统说。 “我接受您的邀请。”我说。 这就是说，在那个艰难的一天里，我们两人身上毕竟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情况。 我认为有两个因素起了作用：一个是责任感，一个是直感。中午的时候我的想法还 不同，就是傍晚分手时，我们仍然坚持着对立的立场。但是，“人性因素”在不知 不觉中开始起作用。敏感的嗅觉暗示我们两人不要走向决裂，要继续进行接触。在 意识深层的某个地方，对可能达成协议萌发了希望。 第二天，苏联代表团是接待方。我做为主方，在苏联代表处门口迎接了里根。 我们登上楼梯，停下来等拍照，然后谈判人员再一次面对面坐了下来。大家的情绪 有所转变，彼此相互“适应”的结果显现出来了，而且昨天关于互访的协议也令人 产生一定的期望。 我再一次和总统单独会谈，这次谈的是人权。里根有他自己的打算：单独谈这 个题目可使会谈以非对抗方式进行下去。我想他是在摸底，看我有什么反应，可又 不愿意当着同事们的面这么做。 从他的话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东西。早在会谈筹备期间美方就把人权问题提 到了首位。他们不仅通过外交途径这样做，而且还通过新闻界这样做。里根一开场 就声称，苏联如果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就必须改正它在人身自由方面的声誉。总 统用下面这个事实作为他的论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对这个问题极端敏感， 没有一位政治领导者能够忽视这个问题。 我则阐述了我自己对人身自由的观点。而且首先强调了一点：美国不应把它自 己的标准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 接下去，谈话在代表团成员中继续进行。我对总统和他的同事们说，削减百分 之五十武器的谈判因战略防御计划而受阻，美国政府必须对之采取某种行动，否则 削减核武器就无法实现。里根坚持他的那一套，我们也不打算让步。漫长的、有时 变得很激动的辩论暴露了不可克服的分歧。可以想象到（关于这一点好像有人写过）， 美国代表团和我们的代表一样，也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结束这次峰会呢？ 看来，只有一件事还给人带来希望：无论哪一方都不愿意让日内瓦会谈无果而 终。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被人看做是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个人失败，而更重要的是， 那样一来就会在广大的舆论界造成失望，使千千万万人对我们的会谈所抱的希望化 为泡影。那种把失败归罪于另一方不肯让步的屡试不爽的做法，这一次也不会很灵 验了。最起码也必须宣布会谈将会继续进行。 我们午饭后碰面时商定责成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两人研究一下，是否可能搞 出一个协议。这一段时间我和总统一直呆在苏联代表处，等待结果。到了17点才明 确，在许多条款上分歧十分严重，达成协议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于是分手，相约 在代表团范围内寻求摆脱窘境的可能。 接下去，由我和里根委托有关人员继续协作，并在傍晚报告结果。我开玩笑地 补充了一句：“但愿他们不会败坏我们的好心情。” 在谈判期间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包括相互之间的宴请。我们都携夫人和直接参 加谈判的人员出席宴会，围坐在一张张小桌前进餐。除此之外，根据议定的礼仪规 定，夫人们还举行了两次茶话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来日内瓦时带了一些苏联儿 童的画。这些儿童都是1984年国际儿童绘画比赛的优胜者。他们的画在苏联代表处 展出，引起了很大兴趣--它们充满了善良、天真、友好。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便 邀请南希做一次短暂的参观，这使得两人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刻。 后来她们又一道参加了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博物馆大厦奠基典礼。她们和弗格 莱尔女士把一封由她们签名的信装进密封盒放在基石下面，信的内容如下：“奠定 这块基石是希望本博物馆将有助于增进理解，加强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鼓舞 全世界的后代为全人类去寻求和平和和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安排还有 访问一个农民家庭、世界卫生组织、一所大学和一所图书馆。当我们来到为里根夫 妇租赁的那幢楼房时，为了使谈话不受拘束，这一次我们仍被安排坐在点燃的壁炉 旁。报刊上登出了一条新闻，标题为《壁炉旁的会谈》。的确，壁炉起了一定作用： 谈话的气氛变得温和，言词不再那么咄咄逼人，焦躁让位给沉思，大家更愿意理解 对方了。 早在第一次会谈时我就发觉里根不喜欢过问具体问题。有人对我说过，送交到 里根办公桌上的信息资料一般只有一、两页，最多也只有三页。一份文件如果超过 这个篇幅，就是不严肃，而被退回。摆到我桌子上的文件可就不能相比了--有日 常情况通报，有一摞摞的资料、决议草案。我不喜欢收到那种规范化的简报，但我 说不准，这究竟是优点还是缺点。像我们那种向上级发送文件的做法，简直是一种 耗费大量时间的陋习。看来这种事情也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都应当有一个适当的 度。 里根比较喜欢那种有助于互相了解的一般性政治话题。在代表团范围内，每当 舒尔茨、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在场时，谈判总是具有单纯的具体性质。 专家们在接受我和总统的委托之后，都“开足马力”干起来了。举世都在期待 着某种政治结果。美国人不排除两种方案：发表一份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的共同文件 或者由每一方发表一份单独的声明。我们坚持发表共同文件，否则就会失利：如果 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间隔多年之后举行会谈，只是交换交换意见，各自单方面 发表一纸声明，然后各奔东西，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这份文件由一个工作小组起草，我方有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当时外交部主 管美洲工作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两人参加这个小组。他们本来干得就很卖 力，在接受我和总统的委托之后，就更加卖力了。 但是，此后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总统举行的宴会快要结束了，可是协议草案 仍然没有写出来。我们离开餐桌，来到旁边的一间会客室。我和里根坐着，其他人 都站着。谈判人员出现了，科尔尼延科在做汇报。舒尔茨对我们的这位副部长的讲 话做出很强烈的反应，他们两人之间展开了舌战。科尔尼延科简直是把身子贴着我 的脑后，说话言词生硬、语调气忿。一向沉稳持重的舒尔茨此时简直是大发雷霆： “总书记先生，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这样能够做成什么事 呢？” 我和里根都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全部。总统说：“让我们用拳头捶桌子吧。”我 说：“那我们就捶吧。”说完就急忙分手了。我把自己人请了过来问道：怎么回事？ 从科尔尼延科说话的声调和他的表现来看，好像这事关系到根本分歧，关系到我们 的利益有可能遭到严重损失。别斯梅尔特内赫做了汇报，原来这不过是一场词句之 争。问题排除了。 还有什么？在恢复苏联民航飞机飞往美国的航班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国民航 部反对某些条文，所以这些条文没法写上去。我立即拿起政府专用电话话筒，和民 航部长布加耶夫通话。他说：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们正 在解决。我对这位部长说：那你们就把它解决了吧。 还有什么吗？没有了。就这样只用了15分钟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甚至不 能不在这里给这个词加上引号。我们的外交工作就是这么一个作风。主要的是显示 不屈不挠。为了强硬而强硬。一味死硬，只顾全面子，既不考虑到政治的需要，也 不考虑到实际的需要。 总结文件的定稿工作于夜间结束，第二天早晨举行了会谈闭幕式。大厅里装点 着苏美两国国旗，我和总统当着无数新闻界人士，从两个不同的角落走上一个高台， 那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文件夹。我们相互迎着对方走过去，相互握手。这当然 正是经过多年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之后举世满怀希望所期盼的场面。D我们签署了一 份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在这份声明D中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认定，“核战争 是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既然这个道理得到承认并将转变为 实际政策，进行核军备竞赛，积累和改进核武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其次。“双方将不寻求超越对方的军事优势。”这也是原则上的事实认定，而 且这一次决不是拿来安慰公众的空泛词句。我和总统已经做出保证，给参加日内瓦 核武器谈判代表团发出相应的指示。 文件表达了双方关于双边关系，特别是人文领域的交流、两国青年的接触、恢 复空运等方面的愿望。 我们每个人都对着自己面前的麦克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我强调指出，已经结束的会谈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以致无法借助简单化的概念 对它进行评价。会谈使得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了我们的分歧的性质，消除了积累下 来的部分偏见。 信任的建立并不是一锹而就的事，而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们高度评价美国总 统关于美国不寻求军事优势的保证，并且指望这种保证将从行动上得到证实。里根 说，政治对话将扩大，将在各个层次上举行。他还谈到就最高级互访达成的协议。 两国将发展双边合作，继续并扩大就地区问题进行的磋商。这些词句以及说出这些 词句所用的语气，很早以前就从苏美两国国务活动家的词汇中消失了。当时还是一 些很老练的评论家都不敢冒险写出“苏美关系和世界政治开创了新纪元”这样的字 句--他们过去曾不止一次“栽”在这上面。但是，人人都感觉得出来，第一个突 破口已经打开，如果双方谁也不从中作梗，即将出现使世界摆脱核威胁的机遇。 可是日内瓦会谈对我们自己的政策有什么意义呢？ 我可以这样回答：制定优先考虑的政策工作自此加大了力度。这几个月以来，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会报告中的对外政策部 分由党中央国际部、外交部、科研中心负责起草。我们搞出了一个走向无核世界的 纲领，而且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在宣传层面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倡议共同拿出实际行 动来。 这个纲领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在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中公诸于世。毫无疑问， 这样一份文件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我们走上了进行深化改革的道路，是由于加 强了对外交往，对国际政治采取了新的态度。1985年的对外交往，对国际局势所做 的客观分析，使我们确信国际社会已经成熟到了能够接受这种思想的程度。至少现 在就应当干起来了，而且要干得很有胆略，要干得非同凡响。就苏联的领导层而言， 我没有遇到他们的反对，有些人也许在内心深处还抱有某种疑虑。至于那些无耻之 徒，他们多半是这样议论：2000年还很遥远，“冷战”当中使用什么手段都行，来 点蛊惑又有何妨？但是，各主管部门、科研中心的专业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 都在认真地为文件做论证准备，对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将在国内外产生的后果进 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我应当说明，谢瓦尔德纳泽为准备这份文件花了大量心血。在他被任命为外交 部长后不久，我和他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到了秋天我们就已 经有了一定的资本，这就是对形势所做的科学分析，对几个月以来的交往和会谈的 评估意见。就在那时我们决定把我们的构想编写成长远的纲领，用来作为继续“和 平攻势”的基础。 当这个纲领的准确工作完成时，在一次碰头会上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最好在 什么时间发表出去呢？起初我曾设想，这个纲领应当成为苏共二十七大报告的组成 部分。这里起作用的是以往的老经验，更确切地说，是以往的老框框--重大的主 张不可“浪费”，要节省下来，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至少也要用在中央全会上或 者重要纪念日的活动上。但是，经过考虑后我们认定，如果把这个纲领纳人党代会 的报告中，就会贬低它作为一个独立行为的意义。而且，提前公布这个纲领并不妨 碍对所提出的宏伟创议的讨论。事实也的确如此。代表大会不仅支持了新政策的哲 学，并且具体地支持了纲领本身，这个纲领其实已经成为国家纲领了。 我再补充一点，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纲领，这不仅仅表现了自斯大林时代起形 成的党员对领导的传统式的忠诚：不管党中央提出什么建议，都会在暴风雨般的掌 声中一致通过。不，这一次开始显现出社会风气的变化，这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初 步的、小小的成果。那时候党内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事情还因循 旧例，陈旧的机制，虽然是很勉强地，但仍然在为最高当局服务。与此同时，人们 也感到宽松一些了，越来越敢于说心里话了。他们对于使国家和全世界摆脱核威胁 的坚定决心感到很亲切，很容易理解。 访问华盛顿。第一个《核裁军条约》 1987年12月7日我们乘坐的“伊尔62”在空军基地安德鲁斯着陆。在机场上，我、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随行人员受到了乔治·舒尔茨及夫人的欢迎。他致了简短的 欢迎词，我致了答词，然后我们的车队便驶往华盛顿。我和舒尔茨国务卿同车，他 的心情很好，谈话围绕着访问日程安排进行。这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我将向读者 谈谈我此次访美的印象。但我要先谈一谈这次访问的顶点--第一个《核裁军条约》。 以后会有第一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是一切 都始于《中短程导弹条约》。如果没有这个条约，恐怕也不会有以后的条约。况且 世界上有许多事物很可能是另一番模样了，因为《中短程导弹条约》本身是变化了 的形势结出来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是走出“冷战”的开端。 签字仪式是在庄严的气氛中举行的。所有参与者无不激情满怀。签字开始之前 我和总统单独呆在一起，在礼宾官员的示意下走向签字仪式大厅。电视开始转播， 在场的人起立欢迎我们。签字的程序只用了几分钟。我们交换了条约的俄、英两种 文本和为这个仪式特制的钢笔。两个男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里根和我分别 向美苏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发表了讲话。 总统说：“今天我代表美国，总书记代表苏联，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销毁 美苏两国整整一个等级的核武器的协定。这件事将载入史册。有许多所谓的智囊不 止一次地预言说这样的协定是无法达成的。反对的势力和因素太多了。我们锲而不 舍，从未服输。我希望总书记会谅解我，如果我承认在协议似乎真的无望达成的最 沮丧的时刻，我曾经用俄国伟人托尔斯泰的名言鼓舞自己，他曾写道：‘最坚强的 战士乃是时间和耐力。”’ 我在讲话中说了我认为该说的话：可以引以为荣的是，我们栽下的树苗将会长 成和平的参天大树。不过现在就相互赠送桂冠大概还为时过早。伟大的美国诗人和 哲学家爱默生说过：“对于一件做得很漂亮的事的最佳奖赏就是做成这件事”。让 我们把事情做起来，奖赏我们自己吧。让1987年12月8日这个日子被写进历史教科书 吧，让它成为核威胁增长的时代和人类生活非军事化的时代的分水岭吧。 我认为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是适当的，更何况时隔不久，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 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批评。一些性情急躁的人和玩弄政治的公众开始扬言说《中 短程导弹条约》给苏联的安全造成了损失，打破了利益均势，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 接受这个条约，只是为了给他那个“新思维”张目。 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反映了当时领导的政治风格和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的 决策方式。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出了并不令人宽慰的结论。这个不仅涉及到我国 利益、而且涉及到欧洲和全世界利益的重要决策，实际上是在没有分析政治和战略 方面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 根据我的考查，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向勃列日涅夫报 告说：部署在苏联欧洲部分的近程导弹已陈旧过时，需要更换。但实际原因不是 “陈旧过时”。改进武器的研究工作发现，有可能研制出SS-20导弹，这种导弹在 射程、准确度、制导性方面，在所有的参数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前的型号。实际上， 它具备了战略性能。无论在什么借口下作出的部署SS-20导弹的决定，无论利用什 么论据来加以论证，像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这样的人，同样还有柯西金这样的人， 对这个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危险是很清楚的。但是却没有人认真地估计一下西方可能 作出的反应。我就直说吧：这是在军工联合体的压力下作出的一桩不可原谅的冒险 行为。或许是下面这个理由影响了政治领导班子：咱们先把导弹安装起来，在西方 和平战士们决不容许采取反措施。如果真的这样想，那可是超级天真。 赫尔姆特·施密特后来见到我时，一直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并流露出无法掩饰 的惊奇。他回忆说，担任总理期间，一次出访日本或某一个远东国家途经莫斯科在 舍列梅季耶沃机场作短暂停留时，曾和柯西金的一位副手谈话。他警告说，如果苏 联方面实施SS-20计划，就会引起严重的反措施，因为部署这种导弹会改变整个军 事政治形势。 坦率地说，我们这个决定倒是符合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利益。但不仅仅如此， 或者说不完全如此。由于北约采取了反措施，苏联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为我国人 口最多的地区正处在“潘兴一2”（的打击之下。这种导弹只用5分钟就可抵达目标， 我国实际上没有防御它的设施。 通过签订《中短程导弹条约》，我们实际上打掉了抵在我国太阳穴上的一枝手 枪。且不要说生产和维护“SS-20”所需要的巨大的、得不偿失的物质投入了，这 些费用都用来满足军工联合体这个贪得无厌的莫洛赫大神了。 顺便指出，我国军事专家都十分清楚地了解，部署“SS-20’是冒险，我们没 有抵御“潘兴一2”的能力。在这里我可以举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为例。这位为人耿直、 忠厚的大军事家从不隐瞒他对这一有害的想法持否定的态度，并且在消除我们自己 给自己造成的危险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曾有机会亲眼看到这种危险有多大，那是 在我访问莫斯科郊区一个国防项目并会见了高级专家的那次。我实际上花了一整天 的时间听取关于已出现的形势的报告（和我在一起的有政治领导机关、军工联合体、 苏联部长会议的代表们）。我“追根究底”地询问我们是否掌握击败“潘兴”进攻 的手段。我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种手段（当然是指当时的情况）。 总而言之，要赶在美国中程导弹安装计划还未完全实现之前加紧行动。如果木 己成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必肯放弃已经到手的优势。我倒也不是把话说绝，但 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中短程导弹条约》是很难签成的了。 所以我当时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国家脱离致命的危险，纠正7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 犯下的巨大错误。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是可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等量齐观的 成就。但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全体欧洲人都需要。《中短程导弹条约》除了 它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许多有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久以后起草进攻性战略武器 协定时就会用得到。这尤其与监督问题有关。我们在对美关系中已经进入一个新的 信任阶段，正在启动现实的裁军进程，建立安全体系，这种安全体系再也不是立足 于你死我活的威胁，而是立足于全方位的合作了。 还有一个短程和近程导弹问题。国防部，外交部，总参谋部属下的专家都一致 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短程导弹就技术性能而言，实际上达到了“SS-20” 的下限水平，稍加现代化，减少其重量，就可以发射到更远的距离。由于坚持要保 留这种导弹，我们当时曾冒着有可能出现与部署“SS-20’和“潘兴一2”所造成的 局面相类似的局面。更何况当时美国已经有了对类似的导弹实行现代化的计划。 这一次谈判的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在有关亚水平、舰基飞 航式导弹、遥测等具体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双方正在彼此逐步接近。然而 一切又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搁浅了。 《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对战略防御计划规定哪些限制，这个协定的“不退出 期限”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问题直到最后时刻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题目。 美国人谋求通过一份联合声明，约定双方有权在10年期满后启动防御系统研制。 （试想：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个条件，1997年地球的上空就会悬挂起具有杀伤力的核 设施和激光设施了！）我们则坚持主张《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自动继续生效，每 一方都必须提前半年以上通知自己想退出该条约的意图。 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多次对美国总统和国际社会说过的话：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宇 宙空间的做法，会使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变得毫无意义。 就进攻性战略武器展开的辩论在整个访问期间都在继续着，而有关《反弹道导 弹防御条约》的条文起草工作直到我和总统应该到白宫前草坪上参加访问结束仪式 的时候才告完成。应该到外面去了，可是文件还没有出来。天下着小雨。应邀的客 人已经到齐，参加隆重欢送仪式的乐队和仪仗队已准备就绪。我和里根站在白宫的 前厅里等候结果。阿赫罗梅耶夫再一次来到我身边，我们讨论了谈判人员找到的妥 协提法。最后双方同意了这个提法：各方将不折不扣地执行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 导弹防御条约》，即研究、开发、试验都不可违反本条约，美国和苏联在一定期限 内将不退出条约。 联合声明显然并未消除分歧，而且在一开始对访问结果作介绍时，分歧就显露 出来了。 我再一次谈到前面已提到过的1993年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那次会议。前国 防部长卡尔卢奇在讲话中承认，他本人从不相信战略防御计划，干脆称它为“总统 心爱的宝宝”。然而他又说苏联领导过高地估计了战略防御计划的意义。但我认为 并没有估计过高，我们是从原则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出于战略考虑，出于认真负责 的考虑，不愿意把军备竞赛搞到宇宙空间去。那样会使已经启动的裁军进程中断。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现在依然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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