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不是挖宝 ——关于考古的是是非非 高蒙河 有一次我和苏秉琦先生去博物馆，他讲了一句我现在还记得的话，他说以后我们就得在博物馆考古了。考古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局限性，这个得承认。 ——张忠培 定陵：最遗憾的考古发现 一项考古发现，重要也好，普通也好，在考古学家眼里都是一种破坏，都是一种遗憾。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毁坏所研究的对象才能提取到研究信息。考古发掘不是在翻阅地下的天书，而是翻一页就撕掉一页，甚至像碎纸机一样粉碎一页。如果我们没有读懂的话，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复读和查证。所以，考古学没有办法像拍电影那样可以逐条反复拍摄，也不可能重复实验直至成功。好像有位考古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考古是一门遗憾的科学。这话说得形象，说得实在，但没说明白，需要展开。 考古结果无不伴随着遗憾，犹如考古发现无不充满着期待一样，这已成为考古学家谁都迈不过去的火焰山。如果评选中国考古发现史上最大的遗憾，估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把发掘定陵排在首位——有趣的是，在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名单中，定陵是排在末位的。当然，这个顺序纯属巧合，因为100项考古大发现是按遗存的时代早晚排序的，但如此的巧合却又是那么具有讽刺性。 发掘定陵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偶然选择，但却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必然结果。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作为发起者，联合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这在今天是一定要经过全国人大议程但绝对不会被表决通过的上书，但在那个年代却很快就获得批准，尽管当时它受到了来自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夏鼐先生等考古专家们的理性反对。 不过，吴晗他们上书请求发掘的长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于建造面积实在是太大，一时难以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决定先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一些经验后再发掘长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调查中，他们偶然发现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书发掘长陵计划的试验品。 当两年以后发掘完工时，考古人员已在反对无效却又不得不参与领导的夏鼐先生的指挥下，历尽艰辛地把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来。遗物总计约三千件，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可大多已经腐朽破碎。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身也已腐烂，只剩枯骨了，而且他们的葬式（葬式指死者下葬时摆放的姿势。通常的葬式是仰身平躺四肢顺直状。但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都是侧卧，头朝右，左手放在腰部，同时下肢弯屈，右手向上弯屈放在头部。对此解释有二：一是入殓途中棺椁晃动所致，据说下葬万历皇帝时使用的抬杠军夫多达九千人，一路上绳索时有损坏，木杠断裂，更换不断，棺椁还曾一角落地，尸体姿势完全有可能发生变化；一说与万历皇帝信仰佛教有关，死后仿效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的侧卧姿势。）看上去显得很奇特。 在棺椁中发现了万历皇帝的金冠、用一百多粒红蓝宝石和五千多颗珍珠镶嵌的凤冠4顶。金器289件，几乎都是手工制成；首饰248件，其中簪就占了199件，表明发型和发饰同样是用来彰显皇家威仪的，仅次于皇冠和凤冠。衣物467件，其中万历大典用的5件衮服（衮服是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是古代最尊贵的礼服之一，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庆典活动时用的礼服。）最为惹眼，用工10年的十二团龙衮服，万历皇帝身穿1件，棺内还放了4件。织锦布料，总计165匹，仅万历皇帝身边就放了69匹。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古代丝织品，而且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色彩依然艳丽。但在发掘出土后却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变霉……比出土文物的变质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还在后面。 1966年8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馆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红卫兵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把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尸骨砸烂后付之一炬。考古学家们精心发掘并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拼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后的尸骨，从此不存。在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主编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一书中，特别记录了有关万历皇帝和帝后的骨架被焚毁前后的一些细节： 郭沫若对万历的尸骨十分关心，他对考古发掘人员说：“万历帝一生多病，有人说他是瘸子，但到底是什么病使他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分析研究。” 吴晗在被捕入狱之前，曾以极其悲伤的心情对夏鼐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代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用来化验，好证实真假，然而一把火，什么也别想了。”他含泪说：“作铭(夏鼐的号)，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争论，你和老郑(指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得远。” 这段话是吴晗先生在红卫兵焚烧万历皇帝和皇后尸骨一年后所说的。又过了一年，他怀着无尽的悲愤和悔恨，惨死在狱中。 1958年11月的一天，因修西兰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陕西省咸阳市乾县附近的农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声过后，在清理碎石时他们发现了几根石条。原来这炮点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条就是墓道的阶梯。考古学家随后对墓道进行了清理，还发现了陵墓入口的金刚墙。如果打开金刚墙，乾陵地宫即可面世。但能不能发掘皇陵，不是陕西所能决定的。当时他们组成代表团进京请示主管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文物局领导没有明确表态，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正在进行发掘工作的定陵，结果定陵不尽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计划再也无法实施下去。现在看来，定陵的发掘教训可以说是挽救了乾陵。 当年极力反对发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参加发掘定陵的郑振铎和夏鼐先生，痛定思痛，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当年作出同意发掘批示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批准，随后通令全国，试掘定陵后再发掘长陵的计划，就此搁浅。 如果说发掘定陵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中国其他帝王的陵墓从此保住了! 缺乏经验的考古事件 20世纪70年代发掘马王堆汉墓时，据说考古人员曾在棺椁储藏物品的一个果盘中发现有完整的新鲜的藕片，但端起来时一经晃动，藕片却奇迹般地消失了。这对植物生物学研究来说，失去了一项难以再现的重要物证和研究资料。 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上了一个杯形铜壶，壶盖密封得非常严实。一个初次参加发掘的学员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于是倒来倒去，一不留心把盖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马上有人说：“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也是在这座罗泊湾汉墓，考古队员打开一个盖着盖子的陶盒，看见盒内装满青青的梅果，叶子呈翠绿色，就像刚摘下来的一样。他赶忙叫人给它拍一张彩色照片，但很快树叶和果子就变成黑色的了。这种酸梅在当地是每年四月成熟，出土时它是青色的，可以说明墓主人下葬的时间是夏初之际。 1993年，江苏连云港著名的尹湾汉墓文物清理工作结束后，考古人员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向东海县政府、文化局和镇党委的领导汇报了这次发掘的成果。会上，镇里的一位领导随手就从桶里取出一片木牍观看。但就是他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给以后释读木牍的工作留下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疑难。因为他取出的那片木牍正是24方木牍中最重要的吏员簿，而他的大拇指由于按在了木牍的右上部，只是轻轻地一带，就把这片木牍上最重要、最关键的记有这片集簿名称的字给抹掉了。今天人们再给这片集簿命名时，有的说是吏员总簿，有的说是定簿，众说不一，疑义相析。后来把它带到上海，用远红外模糊图像进行处理，还是没能恢复它的庐山真面目。 “现场办公会决定，由市博物馆负责抢救和保护这批简牍。然而。当我们要携带这批简牍回馆时，由于支付尹湾村开工补偿费没有到位，尹湾村的民工不让我们带走，只好暂时将简牍留在办公室。待我们一星期后回到尹湾村时，看到塑料桶中浸泡的简牍，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泛着金黄、闪出油光的简牍已经完全变黑，而原来清晰可读的墨书，现在已经十分模糊。一堆发黑霉变的简牍已经失去了它生命的活力。”发掘者的这些回忆，真实地令我们感受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至理名言。 考古不是挖宝 2000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评出了年度世界十大丑闻，号称日本“石器之神”的日本考古学者藤村新一自埋白掘旧石器的丑闻榜上有名。这出震惊了世界考古学界的闹剧，与之前我们讲的考古失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典型的“伪考古学”案例。 这件事情的曝光，实在是新闻媒体的功劳。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列岛一批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早期的遗址相继被发现。其中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原副理事长藤村新一主持发掘的上高森遗址不仅每年有新发现，而且每次挖掘出的旧石器的年代都要向前跨越10万年——1994年挖出50万年前的旧石器6件，1995年挖出60万年前的旧石器15件，1999年又挖出了70万年前的旧石器。 对于藤村近似神话般的成功，日本考古界和新闻媒体早就存有诸多疑问。因为不论在何处发掘，只要绰号为“神手”的藤村不在现场就一无所获，而几乎所有的重大发现无一例外均出于他一人之手。更奇怪的是。这位在考古挖掘方面硕果累累的名人，却从未提交过一份像样的学术报告。正当藤村志得意满之时，他的一次严重失误揭穿了这一连串的骗局。 2000年10月22曰，藤村趁凌晨无人之际偷偷溜进即将挖掘的现场，从口袋中掏出6块事先准备好的石块埋入地下，结果被《每日新闻》设置在现场的监视器逮个正着，整个过程全被拍摄下来。后经证实，经藤村参与的遗址考古全是假的，而且假造遗迹多达42处，遍及日本东北、关东和北海道地区的1道6个县。此消息一出，立即在日本考古界和全社会引发轰动。曾经因藤村的发现而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将被全部修改。 藤村造假的丑闻被揭露，媒体的功劳不能抹杀。但媒体看走了眼直至南辕北辙，也时有所见。个别记者或编辑想当然的本事越来越大，也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常常根据“炒作价值”，作出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伪判断”。比如说，考古现场仅仅是发现了水中漂浮着几个炭化的红枣和板栗，他们马上会说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已经吃红枣板栗等零食；专家仅仅考证出墓中主人好像与屈原生活年代相当，他们又会联想到“一号墓主与屈原是同事”；汉墓里明明只是清理出几件歌舞伎俑，他们能迅速地以“考古发现汉代歌舞团”为题在头版刊发；汉墓里只是出土了几枚钱币，他们便说发现了“汉代财迷”……不少记者还养成了第一时间就地发稿的职业习惯，既不找工地负责人核实，也不给考古人过目。某报有一篇报道的题目更是骇人听闻：《金沙遗址考古再获重大发现，4小时出土文物130件》，看上去，记者笔下的考古工地仿佛成了生产月饼的流水线。 “伪考古学”在中国还没有发现，但绝对应该引起警惕，“伪判断”式的考古报道，已有泛滥成灾之势，理当加以纠正。实际上，在考古业内的专业性报道中，也有不少表述自相矛盾的故事。同一个发现，同是考古专家的表述相互有别不说，同一地出土，记者和专家的记载也是各说各话，叫人不知所从。 科学是允许失败，也是允许失误的。可有两种科学失败不起，一个是载人航天，一个是考古。一般的科学研究失败了可以重来，损失的是人力、财物和时间，但生命和遗存却不能复制，不可再生，上天入地的科学，就更需要严谨。这两个科学是小心翼翼的最好注释，是如履薄冰的最生动的写照。什么时候成功发射，什么时候安全回收了；什么时候清理完毕，什么时候撤出工地了，什么时候才能煮酒论英雄。所以，给他们开庆功会，无论怎样隆重都不过分，怎样奖励都不夸张。因为很少有哪一种工作成天过的是与世隔绝的日子，过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过的是远离城市繁华的日子，过的是妻离子散的日子…… 面向未来的考古学家们都知道，考古学的发现犹如考古学的解释一样，总 是片面的，总是与遗憾相伴的，甚至还不免失败。但正因为不断的发现， 才使考古学天生就有了更正自己的勇气。所以考古学家的错误不是失败而 是进步，完全不必为此脸红和尴尬。提供辨别证明的结论和过程性错误的 规律，正在成为并且已经部分地成为考古学的道德属性和科学价值之一。 就像永远也不能得出终极性的结论一样，与棺材打交道的考古学，只是为 世界揭开棺盖，它自己却永远也不是盖棺定论的学问。永无结论才是作为 科学的考古学的一般法则，如同世人常提到的那个永恒的命题：我们从何 而来?又将归于何处?可能永远无法解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