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谢家荣：发现大庆油田的大功臣之死

说起大庆油田，人们习惯地以为：这个功劳应该记在大科学家李四光的名下。实则不然，真正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是谢家荣。

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李四光的意思。谢家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由于李四光慧眼识珠，在担任国家地质部长期间，相继挑选了谢家荣、黄汲清来做他的左膀右臂。打一个比方：彭德怀是毛泽东派遣去朝鲜抗击美国的，朝鲜战争的重大部署也是通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命令下达的。但是绝对不可以因此把朝鲜战争的胜利说成是毛泽东指挥，而不是彭德怀指挥的。同样道理，谢家荣做出的贡献也不应该全部都归在李四光的名下吧？

谢家荣（1898—1966年）出生于上海，1913年，在上海制造局兵工学堂附属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考入了农商部地质研究班（后改名地质研究所）。1916年，地质研究所结业时，共计22人全部进入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这些人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工作者。

在地质调查所工作一年多，由于成绩突出，于1917年被选送留学美国，最初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地质系学习。1918年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作研究生。1920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立即回国，仍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职。

1920年底，甘肃海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生8.5级大地震。1921年初，谢家荣参加了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团，随翁文灏、王烈等去甘肃考察。他们最初在兰州附近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工作。以后，翁文灏去震中区调查，派谢家荣穿过河西走廊去甘肃玉门调查石油地质。工作结束后，他发表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这一初步成果。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对该地区最早的石油勘察活动和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28年谢家荣被借调到两广地质调查所任技正，又兼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1929年，他到德国考察与进修，先后在柏林地质调查所和弗莱堡大学攻研煤岩学与金属矿床学。1930年回国后，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技正职务，并兼任沁园燃料研究室名誉主任，该研究室为著名实业家金沁园捐款所建，专门从事煤炭、石油及有关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研究。1931年，谢家荣兼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并曾代理系主任。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主体迁往南京，留在北平的部分成立北平分所，谢家荣被任命为所长。1936年，他还兼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谢家荣当时未来得及离开北平，日本占领当局企图聘请这位著名地质学家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及校领导。被谢家荣拒绝，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其崇高的民族气节。后得到翁文灏通知，几经周折离开了北平，同年下半年，他到湖南江华矿务局任总经理，后来也是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他在湖南、广西一带做了大量锡矿地质的勘查和研究工作。1940年6月去云南，担任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的总工程师。同年10月，该处改名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勘测处，谢家荣任处长。1942年10月，该处扩大为中国性的矿产勘测机构，去掉了“西南”二字，谢仍为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家荣率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返回南京。同年底，赴台湾调查石油地质。以后，又发现了安徽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凤台磷矿及福建漳浦三水型铝土矿等矿床，这些矿床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1948年，谢家荣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南京解放前夕，胡适召集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动员他们去台湾。但谢家荣不从，并组织矿产勘测处的职工坚守岗位，保护设备和资料。

1949年后，谢家荣先后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华东工业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1950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他担任副主任兼计划处长。他首次对中国地质与矿产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部署。1952年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他被任命为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1954年，调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对于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和指导，他与黄汲清主持编写的《普查须知》是野外地质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他是首批学部委员之一。1956年，地质部成立地质矿产研究所。翌年，改为地质部地质研究所，他担任副所长。他与孙云铸、黄汲清等一起拟定了逐步进行中国地质和矿产研究的总体规划，并取得了若干成果。他本人发表了若干重要论文与专着，如《中国大地构造问题》、《论矿床的分类》、《地质历史中成矿作用的新生性、再生性和承继性》等。他还指导了大批研究生，培养了不少高级地质人才。1964年，他任地质部矿床地质研究所矿产综合研究室主任，着手编着《中国矿床学》。

谢家荣是资深的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在基础地质科学与应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是中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是中国经济地质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并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创办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培养了好几代地质矿床方面的人才。

谢家荣为人正派，具有强烈的是非感、正义感。例如抗战胜利后，他在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担任矿产勘测处处长，在处里公开宣布：不允许建立国民党组织，不许挂蒋介石肖像，不许唱国民党党歌。理由是：这里不是政治机关。他对中共充满希望，并热情迎接新政权。南京面临解放时，他身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毅然放弃了去新西兰参加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同时也拒绝了胡适动员他去台湾的意见。

1954年地质部设立矿产普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李四光部长兼，刘毅、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委，谢家荣还兼总工程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产油区》，对石油前景做出了更加肯定的判断：“中国肯定是有油的，并且其储量一定是相当丰富的”，具体点到了8个地区：“从大地构造推断……包括桂滇黔地台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等”。在近60年的实践表明：他所预测的几个区域，以后陆续都被证实。

可见第一位指出“北满”有油的是谢家荣，第一位提出对“北满”实地勘察的是谢家荣，第一份勘察设计书是黄汲清起草谢家荣修订的。那时，黄汲清和谢家荣都是地质部石油普查委员会的常委。可是到了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时，举国欢腾，举世惊愕，庆功会一个接一个召开。中国人使用‘洋油’时代结束了，帝修反的封锁打破了。然而，那位本应坐在庆功会主席台上的谢家荣，却寂然地坐在北京一间小小的书房里，一会儿闭门思过，深挖自己成为‘右派’的思想根源；一会儿奋笔疾书写检讨。这个时候，谢家荣已经变成了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57年他说了什么？不必考证。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况且谢家荣的头上还有一顶很不光彩的帽子：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地质部门官员的‘旧知识分子’。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只是夺去他的人格和尊严，文化大革命却要夺去了他的生命。1966年8月8日，地质科学院爆发了一个叫“八八暴动”的事件。地科院所有的头头和学术权威都被一锅端，端到院子里，令全体下跪。谢家荣跪在最前面。他已是68岁的老人，身体也不好，行动不利索，下跪时动作慢点，便被按头，并遭呵斥。虽然他也经历过当右派的屈辱，但这次的屈辱，则令其心灰意冷，感到绝望。

五天后的一个晚上，谢家荣独自睡在门厅里，他对妻子吴镜侬说，他晚上睡不好，老翻身，就不和她同睡卧室了，以免影响她休息。第二天早晨，吴镜侬发现丈夫死在门厅里。她的悲痛和恐慌无法用文字描述。那时的自杀，一概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加数等，祸及子孙。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家的保姆显示了政治智慧：她首先通知的不是公安局和单位，而是死者的儿子谢学锦。造反派和公安部门的人来后，谢学锦报告说：“谢家荣死于心脏病”，他不敢说“我父亲死于心脏病”。造反派和公安部门初步认可了谢学锦的报告之后，送谢家荣的遗体去解剖。医院最后认可了谢家荣是死于心脏病猝发。但不久，谢家荣自杀的传言出现在大字报上。

几年以后，谢家荣先生诞辰90周年，他的儿子为父亲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他对推动我国矿产勘查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没有任何地质学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但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代很少得到应有的评价。我相信随着一个时代的极左思潮的暗淡与消亡，父亲所做贡献的价值将会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人们眼前。”

一位老地质学家看了文章后说：谢学锦终于为他父亲说话了。他还说：“谢家荣先生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莫说和谁‘伦比’，就是他的名字，也是一个禁忌。”

地质界的李四光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是现代中国地学界提及、援引最多的理论。中国地质科学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地质力学研究所。这本来是件极好的事。但是再好的事如果一旦推向极端，便会引出荒谬乃至荒诞，地质力学理论也不能例外。大庆油田的发现，本来与地质力学没有多大关系，却硬要说大庆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导而发现的。对此，黄汲清态度鲜明地提出异议，并在1978年向邓小平反映。

黄汲清是老一辈地质学家中依然健在，而且最具权威和影响的一位，他长期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对于地质界捧红李四光、棒杀谢家荣的现象，深为忧虑。他说：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相对论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历史。他晚年致力于“统一场”的研究，却走入死胡同。但是，即便是相对论，也从未被推向“言必”的高度，“统一场”研究也没有成为禁忌。现在，不是有人也向“相对论”提出挑战了么？而“统一场”的研究，也对爱因斯坦付出的艰辛和表现的毅力使无数科学家深为感动。科学要顺利发展，有一条是必不可少的：证伪。先验的把一种理论当作终极真理是科学真正的死胡同。如果把这种做法运用到科学家本人，更是极不正常。李四光的理论包括他的地质力学，在中国科学史上应该有其地位，所有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其地位。人们不愿看到的仅仅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搞张冠李戴，偷梁换柱。人们更不愿看到，宣布某一种学术理论和观点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襟怀不仅容许而且提倡不同理论、不同学派的争论，应当允许“异端”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没有异端，就没有科学。地质找矿有一个奇妙处：拼全力寻找地表、地层的异常现象。凡有异常的地方，就可能有矿。‘异常’的另一个说法不就是‘异端’么？现在，人们终于敢说：谢家荣是位有功之人。

著名学者王仰之先生在翻看了大量历史记载和有关资料之后，特别提到1949年谢家荣对“北满”有油的预测，他指名道姓写道：“对于东北松辽平原的油气预测，许多人往往认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实李四光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油气资源的摸底工作应该进行，是在1954年。从时间上说，比谢家荣晚了好几年。”

谢家荣是世界公认的国际煤岩学研究的先驱。在矿床学领域，他的成果为国际矿床学权威史奈德洪盛赞，并作为经典引入自己的著作。他在金属矿物显微镜研究领域的成果为著名学者兰姆多尔多次援引，至今闪闪发光。然而，他更大的成就却在矿产勘查上，在地学理论向找矿的转化上，在找矿的组织和领导上，他都创造了许多“第一”，有一个“第一”便是地质找矿应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这是他在40年代提出的、即便在今天，在市场经济确立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模式的今天，对于地质界的仍然具有启蒙的意义。

谢家荣的平反和追悼会都已成为往事，梵蒂冈直到四百年后才为伽利略平反。相比之下，表明我们对真理的认同比教皇快。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那份悼词只是泛泛而言，没有向谢家荣道歉。保罗二世代表教廷为伽利略平反的同时也向科学家道歉。道歉与不道歉是不大一样的。在科学史上，谢家荣的地位难以与伽利略相提并论，但这不能成为不道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