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雖抓住了一些真實的東西，作出了一些並非完全虛妄的預期，但總體上是錯誤的。

就這個理論自身內容來看，其不真實的東西比其真實的東西，要更為基本些，更具有全局性些。

毛澤東將其執政時代定性為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這個定性是不真實的，這個“過渡時期”的起始點和歸宿點都有很大問題：

此起始點被定性為“資本主義”，是不確實的；

此歸宿點被定性為“共產主義”，也是不確定的，至少在毛本人那裡是不確定的。

毛的新中國，用毛自己的話說，是從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轉變過來的，而不是從“資本主義”的舊中國發展而來的。所謂“半殖民地”，指的是舊中國的外部關係性質；所謂“半封建”，指的是舊中國的內部關係性質。依此說法，舊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仍屬封建主義範疇。

舊中國也有過資本主義的東西，有過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有過資本主義的證券市場，甚至有過帝國主義的“十里洋場”。當時上海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已相當高，已在許多方面位居亞洲前列。不過，就當時整個國家狀況來看，資本主義還不占主導地位，還處在封建主義包圍中。

毛自己就曾對舊中國的基本經濟狀況作過一個分析(1)：

“第一，中國已經有大約百份之十左右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於這一點，中國已經有了新的階級和新的政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

“第二，中國還有大約百份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後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們還有百份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現在被我們廢除了，或者即將被廢除，在這點上，我們已經或者即將區別於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地向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說來，還是和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即是說，同古代近似的。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不僅舊中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的、是封建主義的，而且舊中國的政治尤其是黨派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帶有封建主義色彩的。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帶有封建性成分。

首先，就黨員的階級出身來看，兩黨的許多成員都屬於舊時代的人，都屬於封建主義的範疇。

國民黨中曾有許多封建地主。他們自是竭力反對“平均地權”這一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從而使其自身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由於這些人大量存在，使得國民黨不能將其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迅速完成，與此相應，也就不能將其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迅速明朗化。

國民黨這一歷史任務一直被推遲到它敗退台灣後才得以完成。此時台灣，掌權者多是無地的外省人，有地者則多是無權的本地人，故而搞起分田的事來就容易得多了。許多從大陸逃難來的黨國官吏，已從有地者變為無地者，已與“平均地權”沒有利害衝突了。更何況平均本地人的地權，還能給他們這些外省人帶來或多或少的好處。這就使得他們把自己曾竭力反對過的事情變成了何樂而不為的事情。必須指出，他們的平均地權是以和平贖買的方式實現的，而不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的，故少有血腥味。

似乎可以說，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並將其驅逐到台灣，反倒成全了國民黨，促使它在此寶島上勵精圖治，終得完成其“先總理”孫中山的許多革命遺願。

與國民黨相對應，共產黨絕大多數成員來自農民。舊中國農民大多掙扎在社會底層，生活困苦，處境艱難，故很容易受到政治鼓動而要求改變社會現狀，並附諸實踐，從而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成為由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

然而，這些農民與那些地主，雖處在不同社會層面上，但都同處於封建關係中，同屬於將要被現代社會發展所揚棄的舊時代階級。他們身上仍保留着愚昧、狹隘、保守等舊時代印記，並使他們所打下的江山也帶上了這些舊時代印記。

其次，就領袖的權力地位來看，兩黨的第一執政，無論是蔣總裁還是毛主席，在許多方面都很相像於舊時封建宗法團體中的“龍頭大哥”或“掌門人”。

蔣毛兩人在各自黨內，都享有絕對權威。他們可以任意支配全黨，全黨則不能有效制衡他們。他們都是金口玉言，說一不二。這邊是“最高指示”，那邊是“總裁訓諭”。任何想違逆他們意旨的人，都要受到極為嚴厲的家法懲處。

兩人都享有終身權力。1974年，蔣公在台北榮民總院第六病室里謝世時，身上仍掛着國民黨總裁的職務。兩年後，毛公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病房中故去時，身上也掛着共產黨主席的職務。

兩人都坐着鐵打交椅，無論對黨有功還是對黨有過，都不影響他們在黨內的權力地位。蔣公1931年丟掉了東北，仍能做他的委員長；1949年丟掉了整個大陸，又仍能做他的黨總裁。毛公1960年餓死了幾千萬人，繼續做他的黨主席；1966年後搞亂了全黨、全軍、全國，又繼續做他的偉大領袖。

兩人都在黨內搞個人迷信。那邊的人見到蔣總裁，便是立正，便是滿臉謙恭相。這邊的人見了毛主席，或是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或是興奮得只會喊“萬歲”。平心而論，毛在這方面的作為比起蔣來要成功得多。蔣在其黨內只贏得部份派系對他的忠心，毛在其黨內則贏得五湖四海者對他的崇拜，儘管毛把他們中的許多人整得苦不堪言。

人們不難發現這樣一種荒誕現象：在現代中國黨派政治史上，毛澤東可以說最愛整自家黨人，直接地或間接地整了數以百萬計的自家黨人；但又可以說最受自家黨人尊崇，生前執政二十七年間“萬歲”聲不絕於耳，死後冥誕一百周年時歌功頌德聲甚囂塵上。

曾有許多中共黨人，即使被毛髮動的政治運動整得死去活來，也不改對毛本人的赤膽忠心。他們蒙冤受屈，不僅不抱怨毛，反而替他開脫，說自己挨整，是黨內壞人幹的，與主席無關，主席仍是偉大的。

例如，在鄧拓身上就表現出這種崇毛情結。鄧是中共一位很有才氣且很有骨氣的知識份子型幹部，三十年代加入中共，曾任《晉察冀日報》社長、《人民日報》社長、北京市委副書記。他1966年在“三家村”案中被揪出來，受到狂轟濫炸式的批判，以致深感絕望而自盡。他臨終前還寫下這樣一段話：

“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我要離開你們的時侯，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2)

毛之所以能被其黨人迷信到如此程度，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延安整風運動”。

在中共黨史上，四十年代“整風運動”是一件大事，既清算了黨歷次的錯誤路線，也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前者意義比較清晰，也比較積極，其後果直接體現在四十年代後期那場摧枯拉朽般的戰爭中。後者意義就比較複雜了，有積極一面，也有消極一面，概略地說，有利於中共打江山，不利於中共坐江山。

中共打江山時拉起來的是一支來自三山五嶽的隊伍，其間山頭眾多、派系林立，故需要有一個能夠超乎這一切之上的領袖，既能從組織形式上領銜全黨全軍，也能從指揮才能上駕馭全黨全軍，又能從精神信仰上鼓舞全黨全軍。

當時最具有可能性的人選便是毛澤東。“延安整風運動”則把這種可能變成了現實。“整風”，一方面整服了一個個山大王─百份之九十者都老老實實做了檢查，甚至做了違心檢查；另一方面整出了一個鶴立雞群的絕對權威者─毛澤東主席，其思想被寫進了《黨章》裡，其耳邊也響起了“萬歲”聲。於是，《東方紅》唱起來了，唱遍了陝北，唱紅了中國。

這是一個諷刺。這個名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黨，最初唱的是一曲《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其後又加唱一曲《東方紅》：“他是人民大救星……”。

對於這種前後顛倒、自相矛盾的唱法，人們已作過種種批評。本文僅指出一點，指出它也有一些合理處，即合乎中國的國情，至少合乎中共的黨情、軍情。

毛澤東常告誡其黨人，務必“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3)上述兩首歌的二重唱，恰好體現了這種“結合”。正像兩首歌的歌名所表明的那樣：前者唱的是“國際”的事，可看作“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後者唱的是“東方”的事，可看作“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中共黨人光唱前一個歌不行，光講馬列主義大道理是要被砍腦袋的。他們最初高唱的“國際歌”，幾乎成了“就義歌”─中共知識份子型的革命先烈被綁赴刑場時必唱之歌。

中共黨人除了唱《國際歌》外，還要唱一個歌、一個能反映中國革命實情的歌─《東方紅》。因為，唱着它，首先能夠打動中共各個山頭的人的心，他們早就希望有一個能夠使他們心悅誠服進而把他們統領起來的大家長；其次能夠打動作為中國革命主力軍的農民的心，他們早就需要有一個能夠代替舊時皇上的人，需要有一顆能夠照得他們心裡暖融融的紅太陽。許多年前，中共老祖宗馬克思就對農民這一心理特點作過分析了。(4)事實上，也正是中國農民首先唱出了這首歌。(5)

不管怎麼說，中共自打唱起《東方紅》後，就在其打江山過程中沒有吃過什麼大虧。與早先《國際歌》成了“就義歌”不同，《東方紅》成了“喜慶歌”，成了喜慶新中國太陽升起的歌。

關於“延安整風”樹毛絕對權威的不利方面，主要是在中共坐江山後表現出來的。

打江山搞暴力鬥爭，需要有獨斷權威。如拿破崙所說，他寧願將一團人馬交給一個傻瓜獨自統領，也不願將這團人馬交給幾個聰明人協商指揮。可是，坐江山搞和平建設，尤其是在二十世紀世界民主大潮背景下搞和平建設，就不能再搞這種軍事首長制，不能再要這種個人絕對權威。

實際上，中共一些高層領導人也意識到這一點，並做了一定努力。他們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淡化毛澤東個人色彩，並將“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從“七大”修改的《黨章》中抹掉，試圖收回這個黨曾過度奉獻給毛的一部份權威。

這談何容易。他們一旦把絕對權威賦予像毛這樣極富權欲的人，就不要再指望能把它從後者那裡收回來。此後，毛的絕對權威始終沒有受到有效限制，儘管這個黨里的一些人士仍作了限制它的努力。這很是諷刺。毛正是憑藉這個黨曾經賦予他的絕對權威，來反對這個黨如今又要限制他的絕對權威。在這類衝突中，前者總是勝方。

尤其到了“文革”時，毛的絕對權威不僅沒有受到限制，反而再度擴張。他在被尊稱“偉大領袖”之外，又被加上“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的頭銜。

《東方紅》不僅在地面上唱，而且到太空中唱。(6)

唱了《東方紅》還不夠，還要加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7)

結果，這個“偉大舵手”把他“親手締造”的黨、把他“雨露滋潤”的國家，駕駛到那一片看不見任何航標的茫茫大海中。

再次，在權力的傳承方式上，國共兩黨也都搞出了一些封建性東西。

蔣先生直接搞了黨國權力“嫡長子繼承制”，搞出“父子總裁”、“父子總統”。

儘管經國先生頗為爭氣，在其任上逐步開放黨禁，開放言論，做了其父做不了的事，但子承父位這件事，無論怎樣洗涮，也洗涮不淨上面的污痕。這也是如今已換新貌的國民黨身上的一塊老疤，一塊雖已癒合但仍是一眼就能瞧着的老疤。

毛先生雖沒有搞蔣先生那一套，沒有把最高權力傳給自己的兒子，也難以傳給自己的那個腦部受過傷的兒子，但搞了另一套，搞了“個人指定接班人”一套。

他先是根據自己的意願來選定自己的權力“接班人”，後又根據自己的意願來廢掉他，一會兒選，一會兒廢，搞得他自己出爾反爾，搞得老百姓不勝其煩。

最初，他指定劉少奇為其“接班人”，後覺得此人不合其意，便予除掉。接着，他又指定林彪為其“接班人”，後又覺得此人不合其意，並欲廢去（正當他要廢掉此人時，此人已記取前任教訓，立即遠走高飛，但忙中出亂，飛了上去卻又掉了下來，跑了出去卻未活了下來）。最後，他又指定華國鋒為其“接班人”，並在病榻上給後者寫下了“你辦事我放心”、“按過去方針辦”等類似古時“遺詔”的紙條。這一次他沒有再換人，也沒有時間再換人了。他所選定的這個第三任“接班人”，當年就為他舉行了隆重葬禮，並將他的陵墓修到了京城的正中央，使之成了千古奇觀。

另外，在權力的傳承方式上，還有一個附屬現象，即雙方都有高乾親屬橫行於世現象。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有孔二小姐、龍三少爺、揚子公司、以及相應的“打老虎運動”。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時也有一個“三太擾國”問題。所謂“三太”，即“太子”─某些高乾子女、“太太”─某些高幹夫人、“太監”─某些高幹秘書。這些高乾親屬親隨，憑藉其依附性特權而採用各種方式鯨吞國有資產，成了共和國國庫里的一撥大倉鼠。

筆者有一熟人，曾在國外生活多年，讀過書，做過生意，受了不少“資產階級影響”，回國後到南方謀事，先後與一些太子輩人物打過交道。事後感嘆：“無產階級老革命家的後代”與“資產階級老闆的子女”，就是不一樣。後者以靠父母為恥。前者則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到處打着父輩旗號，拉關係，走門子，搞得不亦樂乎。換作過去的話說，後者搞的是“個人主義”，搞的是“個人奮鬥”；前者則搞的是“封建家族主義”，搞的是“裙帶驕橫，衙內肆虐”。

毛澤東打江山時，口口聲聲地說自己面對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8)；坐江山時，尤其是在搞經濟建設失敗後，則口口聲聲地說他的“過渡時期”的起始點是“資本主義”，很少再談他的新中國原本是從封建土壤中生長出來的。

他之所以改了口徑，說到底是想搞階級鬥爭。他深患政治多動症，久處和平時期，就會感到渾身不自在，就會感到技癢。他總要反對什麼人，總要反對什麼主義；並總想反出點道理來，至少不要和自己曾經標榜過的道理發生衝突。

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理論，如果一個社會處在封建主義階段上，那麼，它的下一個發展階段便是資本主義；又如果一個社會處在資本主義階段上，那麼，它的下一個發展階段便是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

按照這一理論，如果毛澤東堅持他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封建社會轉變過來的，那麼，他的國家就不應該反對“資本主義”。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在中國就不應加以消滅，而應予以發展，至少應予以存在。

按照同一理論，如果毛澤東強調他的國家是由資本主義“過渡”而來的，或正處在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中，那麼，他的國家就不能再搞“資本主義”了，而應同它作鬥爭，以防止它“復辟”。換句話說，他要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要整資產階級尤其要整黨內“走資派”，就很有必要了。

可見，關於“過渡時期”起始點定位問題非常重要。按前一種定位，毛澤東就不能大搞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因為中國本來就沒有什麼像樣的資產階級。按後一種定位，也是毛實際定位，他老人家就可以大叫大喊“狼來了”，即“資本主義”這條“狼”來了，結果吵得大家都睡不了，都爬起來和他一起去四處尋打這條煩人的“狼”。

有趣的是，老人家在世時，本來沒有狼，他卻三番五次地大喊“狼來了”，喊得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一夕數驚，緊張得不得了；可到了老人家過世後，“資本主義”這條“狼”─黨內種、黨外種、日本種、美國種─真的來了，大家已是見怪不怪了，來就來吧。

人們或許可以辯解，毛所說的“過渡時期”的起始點，不是1949年，而是1956年。

因為，在這兩個年度之間還穿插一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在這一時期里，“無產階級政權”對現存各種形式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農業，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把它們都改造得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因此，1949年只標誌着毛的新中國的成立，標誌着它開始脫離半封建半殖民地階段，1956年則標誌着毛的社會主義的正式確立，標誌着它開始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後者才是毛所說的“過渡時期”的起始點。

但筆者以為，就所討論的“過渡時期”的起始點究竟是不是資本主義這一問題來說，上述時間區別不大。

因為，偌大中國不可能在七年左右時間裡一下子從封建性程度很大的社會階段發展到資本主義的社會階段，更何況在由毛當家的這七年裡，中國的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得到很大發展，反而受到極大限制。1949年的中國沒有一個像樣的資本主義，1956年的中國也沒有一個像樣的資本主義。

因此，毛澤東把他的“過渡時期”的起始點說成是“資本主義”，不論是在1949年意義上的，還是在1956年意義上的，都不能成立。

儘管資本主義在中國從來都沒有發展得像模像樣，但毛澤東仍像模像樣地描述它，把它設定為“過渡時期”的起始點，並像模像樣地同它作殊死鬥爭，以防止它“復辟”。

毛澤東這樣做，就把自己放到一個類似堂．吉柯德所處的位置上。西班牙的堂騎士自以為是在同強敵作鬥爭，而實際上是在和那個大風車過不去。中國的毛主席自以為是在同可怕的資本主義作鬥爭，而實際上是在和自己的百姓、同志乃至曾生死與共的戰友過不去。

註解:

(1)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第六部分，載《毛澤東選集》豎排合訂本，第1431─1435頁。

(2)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29─630頁。

(3)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載同(1)，第801頁。

(4)參見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中文版，第117─227頁。

(5)《東方紅》曲調屬陝北信天游，歌詞為陝西葭縣（今佳縣）農民歌手李友源創作（1942年冬）。

(6)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被發射上天，並在遨遊太空之際不斷播送《東方紅》樂曲；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轉播的這一樂曲旋律，至今仍能隱約迴響在筆者的耳旁。

(7)歌詞為：“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筆者曾請幾個中年人背這首歌詞。他們都是

先一楞，後一哼，便一字不漏地給哼出來了。

(8)參見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文。

【38】

關於毛澤東的“過渡時期”，我們已指出作為它的“起始點”的資本主義是可疑的，那麼，作為它的“歸宿點”的共產主義又如何呢？

對於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對於他曾熱情倡導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運動”以及“公共食堂”，中年以上的大陸中國人都不會太陌生，都還能記起一些事來。

他的這種“共產主義”，說到底是一種“烏托邦”，並且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烏托邦”。在其入口處掛着的，當是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但走進去後看到的，多是中國古色古香的東西。

毛澤東前政治秘書李銳先生對此有過一段論述(1)：毛對於他為之奮鬥的未來社會的設想，是十分“駁雜”的。其中，有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有歐美日本新村思想的影響，也有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的影響，但最重要的還是後者。不論是封建士大夫的大同理想，還是封建農民的平均主義理想，都在他的未來設想中占有相當大的位置。

“在毛澤東的思想中，看來是更多地受了康有為的《大同書》的影響。《大同書》裡對理想社會描述得十分具體：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兒童按年入學養院，老則入養老院……等等。”

“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賞的。”

中國空想主義傳統，除了影響毛的思想外，還直接影響他的執政實踐。

據李銳記述(2)，當年籌辦人民公社時，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曾把康有為的《大同書》與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同送給徐水縣的幹部，讓他們參照學習，以體悟這中西合璧的意蘊。隨後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親自給《張魯傳》作注，印發與會者，讓所有中央委員都來分享咱們祖上早已有了的社會大同理想，對照實踐，古為今用。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可以說再現了東漢末年的“五斗米道”，並有過之而無不及。張魯僅在漢中一隅行“五斗米道”，毛澤東則在國中處處辦“人民公社”。張的“五斗米道”僅置“義舍”、“義米”、“義肉”，住房吃飯不要錢；毛樹的樣板徐水縣人民公社則搞起了“15包”，包吃、包穿、包看病、包送葬……還包發每人兩元錢。

不過，好事不長在，“五斗米道”的“義米肉”置不了多久，“人民公社”的“大鍋飯”也開不了多久，甚至為時更短。徐水縣人民公社的人均兩元錢只發了兩個月就發光了該公社的財政款，全國性“公共食堂”也只辦了一年多就“大鍋”變“小鍋”了。

人們常常說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總喜歡畫圖畫，畫無比美好的未來圖畫。可是，人們若要仔細審視他畫出來的那些東西，就會發現畫中的許多景致，已被前人畫過了。他的“理想主義”，與其說是未來主義的，勿寧說是懷舊主義的。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與老人家的知識結構有很大關係。在其知識儲備中，關於未來的部份最為匱乏，關於現在的部份有很大片面性，關於過去的部份最為豐厚。

毛澤東關於“過去”的知識，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二十五史”知識，大都取之於他那幾屋子的“線裝書”中；二是“中國近代革命史”知識，集中體現在他的“毛選”中。他對這兩方面知識的掌握，是大多數同時代人難以企及的。

毛澤東關於“現在”的知識，不能說是匱乏，因為他畢竟還坐在執政黨主席位子上，還要“日理萬機”，還要處理許許多多正在發生的事情，故能獲得大量信息；但也不能說是豐富，因為他又在執政者任上，做了許多違反常識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像“小孩子”一樣(3)。因此，毛這方面知識存在着結構不平衡問題。

例如，他對種莊稼、打糧食的農業知之不少，但對開機器、辦工廠的工業知之不多。否則不會搞出幾十萬座勞民傷財的“小高爐”。

即便是農業，他也只是對扶犁耕田、擔水澆地的事知之不少，而對諸如土壤成份分析，光和作用研究等科學種田的事知之不多。否則不至於對畝產幾萬斤的“衛星田”將疑將信。

又如，他對政治鬥爭策略知之甚多，但對經濟運行方式知之甚少；整倒了一個個政敵，卻搞砸了一處處經濟。在前一個方面，用彭德懷的話說，他是“得心應手”；在後一個方面，用毛自己的話說，他是“冒失鬼”(4)。

即便是政治，他也只是對自己所搞的中國政治知之甚多，而對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知之甚少。這可以從他與尼克松的女婿和女兒談話中看出。他坦率地承認，他怎麼也弄不明白那兩小盒磁帶竟能把一位美國大總統整下台。當然，這並不妨礙他仍能就他所不懂的這件事說出一大堆話來。(5)

由於毛澤東關於“現在”知識失之平衡而關於“過去”知識十分豐厚，故使他在設想未來時，常常不能正確地使用其現代知識，卻能熟練地潛運其歷史知識。因此，在他所描繪出的未來圖景中，現代氣息不多而老式色調甚濃。他所設想的“共產主義”，說起來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理想，實際上倒很像是中國老農民的一種夙願。

毛澤東坐了江山後，尤其到了晚年後，長時間埋下頭去翻讀一本本線裝書，間或着抬起眼睛盯着前面說上一些帶有預言性質的話，可話中常常流露出他剛剛讀過某本老書的心得。

人們常以為，甚至毛自己也以為，他老人家總能夠在大家的前面發現許多新生事物。可是，這種“發現”常常只是把人們身後的東西挪到了人們的前面。

總之，毛澤東所謂的“過渡時期”來龍不清且去脈不明，作為其起始點的“資本主義”是虛設的，作為其歸宿點的“共產主義”是駁雜的。

註解:

(1)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0─13頁。

(2)引自：同(1)。

(3)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819頁。

(4)引自：同(3)，第813頁。

(5)參見賈思楠編《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367頁。

【39】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除了有其理論自身方面的問題外，還有其實踐結果方面的問題。

就這實踐結果方面來看，它所堅持的東西比它所反對的東西，更不如人意些，更有危害性些。

在毛自己看來，他反對的是“資本主義”，他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反對的只是他自以為是的“資本主義”，他堅持的也只是他自以為是的“社會主義”。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編織起來的，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他折騰出來的，是深深打上“毛記”烙印的。

就這兩個概念原有涵義而言，毛反對的是他並不清楚的，堅持的也是他並不清楚的。他對“資本主義”不甚了解，對“社會主義”也不甚了解。

毛澤東曾被其黨人推崇為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後的又一位世界級“無產階級偉大領袖”。

何謂“無產階級”？按馬克思觀點，這個階級最初生長於資本主義制度中，深受這個制度的迫害，了解這個制度的弊病，並最終要埋葬這個制度。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賦予這個階級一個特殊的職業稱號：資本主義的“掘墓人”。(1)

顯然，這個“掘墓人”所要埋葬的對象，不是什麼陌生人，而是一個他很熟悉的人，準確地說，是那個曾經生育過他並又虐待過他的惡母親。

我們中國的這位“無產階級偉大領袖”，也立志要做一個“掘墓人”，要去埋葬“資本主義”。但問題是：這位出自東方的“掘墓人”所要埋葬的對象，是一個他不熟悉的人，是一個與他沒有多少血緣關係的人。這正是他與那些出自西方的“掘墓人”大為不同的地方。

馬克思一生都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其本人就是一位中產階級成員的長子，並繼承他的一部份遺產，另外還長期接受恩格斯的資助，而後者兼有無產階級領袖和資產階級老闆的雙重身份。

毛澤東執政前，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農村，先是一個富裕農民的兒子，繼是一位農民革命的領袖；執政後，雖住進了城，但很快就將城裡原本就沒有長大成熟的資本主義給連根剷除了。可以說，毛很少接觸資本主義，很不了解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馬克思主要是一個學者，常常坐在窗明几淨的大英博物館裡博覽群書。在他讀過的一本又一本書中，大多是資產階級學者所寫的學術專着，以及資本主義政府所作的國情報告。可以說，他掌握了他那個時代所能提供給他的有關資本主義的大量知識。

毛澤東也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除了推不掉的公務活動外，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掛着厚窗簾的書房裡度過的。不過，與馬克思不同，他讀的大多是中國的書尤其是中國的老書，大多是記述我們民族過去事情的書。誠然，他也讀其它方面的書，也讀資本主義的書，甚至在他那個擺滿線裝書的客廳里接見過許多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和專家學者，並能與他們談得海闊天空、興致盎然；但是，他再談也談不出一個活生生的資本主義來，再談也談不清他要埋葬的那個社會制度的真實面貌。

毛不僅談不清資本主義，也談不清社會主義。通觀他在執政二十多年中對這後者所做的詮釋，是很不確定的，一會兒說是這樣，一會兒說是那樣。聽者聽得不明白，說者怕也是心裡沒有多少底。

例如，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即“過渡時期”的長度問題。1955年10月，毛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宣稱這一時期需要50年到70年時間。不出三年即1958年5月，毛親自主持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放出風來說只需要10年左右時間。再過四年即1962年9月，毛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竟又說還需要100年到200年時間。這時間上的伸縮性大得也太離譜了。

又如，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任務問題。毛先是同意以搞經濟建設為主，後又主張以搞階級鬥爭為主。他先是向自然宣戰，掀起“大躍進”狂潮，後又向人開戰，搞起各種政治運動。即便是搞政治運動，他也沒有十分確定的目標，今天運動到這裡，整這一批人；明天又運動到那裡，整那一批人。

毛對自己堅持要走的路，也看得不大清楚，也是走到哪算到哪，也是在那裡“摸着石頭過河”。

從思想方法上說，鄧小平與毛澤東有許多相似處，前者頗得後者真傳。事實上，鄧也是毛曾垂愛最多提拔最快的兩個人之一（另一是林彪）。當然，鄧與毛也有區別，一個不愛說話，一個總愛說話。鄧對自己不太清楚的事說不上幾句話，例如對十幾億中國人到本世紀末將會如何這樣一個大問題，鄧也只說說諸如“人均收入一千美金”（後又改為“八百美金”）之類的話。毛對自己不太清楚的事卻說得上許多話，慷慨激昂，繪聲繪色。

必須說明，本文質疑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不等於主張“資本主義”是不能批評的。事實上，“資本主義”也有許多毛病，與此相應，馬克思主義對它的許多批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例如，作為“資本主義相對不發達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本人的學說，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作了許多深刻批評。

他曾在自己著作中，記述了工人階級的惡劣工作條件和貧困生活狀況，進而揭示了僱傭勞動所具有的“異化”（alienation）性質。他指出，僱傭工人通過勞動創造出來的東西，最終成了一種異己的力量、一種反過來強制僱傭工人自己的力量。(2)

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這一批評中，顯示了他的人道主義情懷，即懷有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心，懷有為社會弱勢群體鳴不平的正義感。人們可以不同意馬克思的觀點，但不能無視他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那種超越自我而趨向社會公正的終極關懷。

另外，馬克思在其經濟學著述中，還分析了當時像“打擺子”一樣間歇性發作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他通過研究得出結論：這種“經濟危機”通常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的，而這種“生產過剩”之所以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所具有的“無政府性”。結論做到這裡，不能不說有一定道理，不能不說抓住了資本主義確實存在過的一些問題，故有一定的真知灼見性。

不過，當這位批判者循着上述結論繼續向前推演時，就有些操之過急了。他接着指出，這種“生產的無政府性”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無法避免的，因而與此相連帶的“生產過剩”以及“經濟危機”也是無法避免的，於是，資本主義喪鐘敲響了。顯然，他的這些結論下得過早了點。

二十世紀凱恩斯學說的一個核心部份，就是所謂“國家干預理論”，即主張資本主義國家在一定情況下可通過其“財政政策”和其“貨幣政策”，來干預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以減少它們的盲目性和無序性。比如，政府在經濟蕭條時期可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加貨幣發行量，來彌補社會“有效需求”不足，以避免出現“生產過剩”以及與之相伴生的“經濟危機”。

凱恩斯這一理論後來被運用於“羅斯福新政”，獲得巨大成功。儘管凱恩斯理論也有自身局限性，也為其它經濟學流派所詰難，但有一個事實不能否認：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已有半個多世紀沒有出現馬克思所說的那種以“生產過剩”為特徵的大規模“經濟危機”了。

面對當代的理論與實踐，我們已很難再籠而統之地說資本主義生產是“無政府性”的了。馬克思的學說畢竟是資本主義相對不發達階段的產物。人們不能過分地苛求於它，更不能過份地拘泥於它─正像中國大陸上的那些自以為是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那樣。

又如，作為“資本主義相對發達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即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也作了許多深刻批判。

一方面，他們繼續作馬克思曾經作的一些批判，如繼續批判盛行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拜物教”，並且用詞更趨激烈，以至認為商品已失去了它的全部經濟特徵，而只具有拜物教特徵。弗洛姆指出：“在工業化的國家裡，人本身越來越成為貪婪的被動的消費者，物品不是用來為人服務，相反，人卻成了物品的奴僕”。(3)

另一方面，他們又作了馬克思不曾作的一些批判，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提出了一種頗為新穎的“單向度人”理論。這個理論告訴人們，由於現代科學技術進步，當代發達國家正經歷着一個“社會一體化”過程。(4)

例如，科技進步迅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進而造成社會財富急劇增加。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因此成了福利國家，其社會成員大都能享有優裕生活，大都能擁有汽車、電話、高蛋白食品等。這就使得整個社會在經濟生活上逐步同化起來。

又如，科技進步迅速提高了大眾傳媒效能，進而造成公共信息泛濫。電視機、收音機、報紙、雜誌等媒體無孔不入地侵入並占有人們的閒暇時間和私人空間。這又使得整個社會在文化生活上逐步同化起來。

另外，這個社會的其它一些領域如思想領域、政治領域等，也都經歷着類似的“一體化”過程。

馬爾庫塞接着指出，這種“社會一體化”過程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逐步消解了社會成員所應有的個性，尤其是消解了人性中所應有的“否定性”方面。這裡的“否定性”，指的是人性中不滿足現實進而要求“批判”現實或“超越”現實的方面。消解了人性中的“否定性”方面，也就使人成了只有“肯定性”維度的人，即成了只是完全認同現代工業社會強加於他的現存生活方式的“單向度人”。

對於這個有着許多毛病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僅生活於其中的新老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它，而且生活於其中的其它人也批評它，形形色色的人都在那裡指指點點地說着它。在其大眾傳媒上，除了有總統、推銷員、麥當娜等發出的誘惑聲外，還有各種牢騷滿腹者發出的抱怨聲、責難聲、怒罵聲。

資本主義確有許多毛病，但至少有一個優點，就是允許你公開地罵它，甚至會資助你罵它，讓你在酒足飯飽之後調侃它、責罵它，不過，你得要罵出名堂來、罵出學術味來。上面提到的馬爾庫塞在創設他那個怒氣沖沖的理論時，就曾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慷慨資助。作為響應，這個批評者也將自己對此贊助者的感激之情，赫然寫在他的《單向度人》（One Dimensional Man）的扉頁上。

這個“洛克菲勒”，可以說是現代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最成功的資本家之一，以致可以說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人格化代表。如今，這個最負盛名的資本家基金會，竟去“惠助”那個同樣是最負盛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個罵資本主義罵得最凶的人。對此，一些自詡“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許會說，那是資本主義的“假民主”，是其虛偽性的表現。不過，話得要說回來，馬爾庫塞先生拿到手裡的可不是什麼“假鈔票”，說出口來的也不是什麼“假大空”。

有兩種批評：一種只是用言辭批評對方，只是訴說對方如何不好；另一種除了用言辭批評對方外，還用行為來駁斥對方，不僅訴說對方如何不好，而且通過做出自己業績來反襯對方是如何不好的。

這就好比走在“T”型台上的模特要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壓力：一是來自台下，即坐在那裡的看客要對她評頭論足，並有可能甩出幾聲“真臭美”的話；另一是來自台上，即那些已站在檯面上的其它模特對她的挑戰─不只是在臉上顯出你不行我行的神情來，還真能在“T”型台上走出自己的趟子來。

與此相似，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也有兩種：一是坐在台下的批評，即馬克思和馬爾庫塞等人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只是訴說着它有多麼不好；另一是站在台上的批評，即已執政了的毛澤東、斯大林等人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不能只是在說資本主義的不好，還要做出社會主義的真好，不能只是在“破”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還要“立”出社會主義的新興事物來。顯然，這後一種批評要更難些。

平心而論，相對於馬克思等人來說，毛澤東所做的事情要更難些。因為，人們不僅能聽到後者是如何指責別人的，而且能看到後者是如何表現自己的，不僅能聽其言，而且能觀其行。這就使得後者要承受更大的壓力，要冒更多的風險。

正如那位驕傲的模特，不能只是站在那裡瞧不起別人，還應下到場裡走出自己的趟子來。樂曲響起，燈光閃爍，眾目睽睽之下，老人家走出來了，走出自己的社會主義步子來了。

註解:

(1)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284頁。

(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43─181頁。

(3)參見弗洛姆《在幻想鎖鏈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譯本，第174頁。

(4)參見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中譯本。

【40】

毛澤東指責資本主義不好，那麼他搞出來的社會主義又如何呢？

從外部關係看，毛的社會主義做到了“獨立自主”。毛及其黨人為新中國鍛造了一層堅硬外殼，或披上了一層鋼甲，誰都敢碰，誰都敢頂，既碰了資本主義頭號強國，又頂了社會主義老大哥，既動嘴巴，又動手腳，與前者打了一場跨國戰爭，與後者爆發多次邊境衝突。

但就內部關係看，就那個堅硬外殼裡的內瓤看，毛的社會主義未必做到了“自力更生”。毛及其黨人在建國初搞戰後恢復工作，頗有些新氣象，但後來搞社會主義，就不如人意了，尤其是毛親自抓的兩件大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件件失敗，樣樣禍國殃民。

不過，在毛做這兩件大事之間，還有一個相對緩和時期（1962─1966）。這正像一輛向前急馳的車在作拐彎時不得不減速一樣。在此時期，毛從經濟建設上退卻下來，不再主持國家經濟工作了。與之相應，中國經濟形勢也漸趨好轉。在這同時，毛並非偃旗息鼓，又在政治戰線上積聚力量，不時搞出一些新奇動作來，並且，其動作頻率漸趨加快，其動作幅度漸趨增大。與之相應，中國政治形勢又漸趨緊張。幾十年來，凡老人家煞費苦心去插手做的事，準會出亂子，經濟亂子剛平，政治亂子又起。

在大多數時間裡，毛的社會主義都處於緊張狀況。就國家來說，經濟緊張，政治緊張，思想文化緊張；就個人來說，吃飯緊張，穿衣緊張，搞身邊階級鬥爭更緊張。

二十年經營，二十年折騰，或緊或緩或又緊。

毛澤東究竟搞出一個什麼樣子的社會主義呢？

從經濟上看，它是一個貧窮的社會主義；

從政治上看，它是一個專制的社會主義；

從思想文化上看，它又是一個愚昧的社會主義。

就農業來說，幾乎每一年毛澤東的報紙都報道大豐收，可是二十年後，中國大陸人均農產品產量幾乎沒有變化，甚至為負增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牧魚業部計劃司提供如下數據：

1956年，中國大陸人均占有糧620斤，棉4.7斤，油料16.4斤，肥豬0.10頭，水產品8.6斤；

1976年，人均占有糧615斤，棉4.4斤，油料8.6斤，肥豬0.18頭，水產品9.6斤；二十年比較，除水產品項與肥豬項略有增長外，糧、棉、油料各項不僅沒有增長，反而略有下降。(1)

農業勞動生產率方面也有類似情況：

1956年，全國農業勞動力共有1.8545億人，共生產糧食3855億斤，人均產糧2078.7斤；

1976年，全國農業勞動力共有2.9448億人，共生產糧食5726億斤，人均產糧為1944.4斤；二十年比較，人均產糧減少134.3斤。(2)

雖然1976年人均農產量與1956年人均農產量大體持平，但1976年時的農民比起1956年時的農民來，要多養一大堆臃腫龐雜的人民公社機構，多養一大幫吃吃喝喝的大隊幹部和公社幹部，因此，二十年間中國農民實際生活水平，不是持平而是下降了。

毛澤東領導數萬萬中國農民走了二十年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一如既往，甚至不如以往。

筆者親耳所聞，農民自己就說，在老毛當家那會兒，最好過的日子要數五十年代初分田單幹時，自打搞起合作化運動後就沒有舒坦過，不僅讓你吃喝不好，而且讓你坐臥不寧，盡來些七股八雜的事折騰你。

毛澤東執政農業二十餘年，聲勢造得很大，結果勞而無功：

執政之初，他於敲鑼打鼓聲中把土地分給農民單幹，允許他們發家致富；

執政之中，他又於鞭炮口號聲中把土地從農民家中收回來搞合作化，許諾他們很快就能過上共產主義好日子；

可是，到了老人家去世之際，中國農民生活狀況依然如舊，多數人仍是吃不飽穿不暖，以致買不起一台私家收音機來仔細傾聽那年９月９日奏起的那曲帶走許多東西的哀樂；

繼而，到了老人家去世之後，中國農民又把地給分了，最初是偷偷地分，生怕驚動那個死而不僵的亡靈；後來因得到中共開明官吏允准而大張旗鼓地幹起來了。

不過，吃夠苦頭的農民並沒有忘乎所以。他們實際搞的是分田單幹，但嘴裡不說是分田單幹，而冠以諸如“聯產責任承包製”之類的名稱，既能繼續掛着那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旗子，又能很好保住那些中共開明官吏在執政黨內的面子。

中國大陸農業生產方式由七十年代末回到五十年代初，對於毛澤東來說，是人亡政息，對於中國農民來說，則是白走了二十餘年路。

毛澤東執政農業，自己與自己比，已顯尷尬；若再與前人比、與鄰居比、與宿敵比，就更顯寒磣了。

說來慚愧，在人均年糧方面，現代中國人比起兩千年前老祖宗來，似乎沒有什麼長進。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吳慧研究員估算，西漢時人均年糧約為36漢小石(3)，每漢小石若按小米量稱約合今32市斤，若按粟量稱約合今27市斤(4)。依此量算，36漢小石的小米約為1152市斤，或36漢小石的粟約為972市斤。不論按小米算還是按粟算，西漢人均年糧都高於毛澤東治下人均年糧，不論是1956年的620市斤還是1976年的615市斤。

可見，西漢王朝的臣民們山呼其皇上“萬歲”還有些道理，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們高呼其主席“萬歲”就顯得過於熱情了。

就在中國大陸農業停步不前時，世界其它地區正進行着一場“綠色革命”。這場“革命”以開發利用農業生物系列技術為主要內容，即通過採用良種以及合理運用化肥與灌溉來大幅度提高農作物產量。“革命”發生在六十年代前後，最初以墨西哥國際玉米和小麥改良中心與菲律賓國際稻米研究所為原點，繼而向許多發展中國家輻射，結果顯着改善了它們的農業面貌，提高了它們的人均年糧水平。

據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報告，在1955至1975二十年間，除中國等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外，所有發展中國家人均年糧平均提高14.28％，其中遠東地區發展中國家（均為我國近鄰）人均年糧平均提高15.44％。(5)同一時期我國人均年糧提高2.81％（1955年為604斤，1975年為621市斤）。(6)若按1956至1976二十年計，我國人均年糧提高-0.81%（1956年為620斤，1976年為615斤）。

最令毛及其黨人感到面上無光的，就是與自己宿敵相比，與海峽對岸的執政黨在農業方面的成就相比。就在毛澤東大搞合作化大辦人民公社的同時，台灣島上的農民們在由政府推行的贖買性土地改革完成後，經過努力經營，很快就發家致富了。

就筆者所掌握的有限資料看：大陸人均產值，在1956年為261元人民幣（按當年價格算，下同），在1976年為580元人民幣(7)；台灣人均產值，在1956年為141元美金，在1976年為1122元美金(8)。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二十年間，大陸人均產值提高幅度不足一倍，台灣人均產值提高幅度則在五倍左右。

到了1992年，台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10，000元美金(9)，大陸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為2043元人民幣(10)─按當年人民幣與美金匯率5.72：１換算約為357元美金。

儘管按人均GNP算法與按人均GDP算法不同，並且按國際匯率計算收入與按實際購買力計算收入也有很大差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現在兩岸人民的收入差距已不能以道里計了，已不是相差一兩個層次問題了。

今天中國大陸到處都有殷富的台商在辦廠開店。據知情人說，來者多為台灣中小企業家，其中相當一部份人就曾是農民。如今這些台灣的老農民比起他們大陸的老同行來要神氣得多羅，竟以闊老闆身份廉價地僱傭後者替他們打工，其中少數不良份子還僱傭後者的女兒給他們做露水夫妻。

這種情形，對於曾以農民為主力軍而進行了長期戰爭的中國革命來說，對於曾向農民猛拍胸脯而作出了種種許諾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一種令後者無地自容的諷刺。

儘管毛澤東淫威執政黨二十餘年，但其黨里至今仍有一批還保持着正直品性的老共產黨人。可是，他們的正直品性將給他們自己帶來巨大的精神壓力，將使他們在面對上述情形時汗顏無地，既愧對那些曾經捨命支持過自己的中國農民，又羞對那些曾經慘敗於本黨的政治宿敵。

這後者則會於此情此景中唱出幸災樂禍的調子：

國共決戰，豈止戰場，最終還須市場見分曉；先敗於戰場，後興於市場，仍為不敗。這正合乎你們自己所尊奉的經濟決定論。過去，我們的水陸坦克車開不上大陸；如今，我們的山地自行車騎上了大陸。軍事反攻大陸，前途渺茫；經濟反攻大陸，捷報頻傳。

不過，就已超越政治怨恨的後代人來說，海峽兩邊的人大都是同根生者，那邊的人日子過得好些，這邊的人理應為之祝福。不過，這邊布衣草帽的窮親戚在與那邊穿金戴銀的富親戚打照面時，還是會心有所動的，會埋怨自家家長太不會過日子了，使得全家大小面黃肌瘦、缺衣少穿，出門碰到熟人常有臉上無光之感。

這一家子人苦的程度不全一樣。最苦者要數那些耕種家裡大片田畝的人。他們與大家長毛澤東在血緣上最近。

毛一生有多重身份。有人稱之為政治家、思想家，有人稱之為權術家、陽謀家，有人稱之為老人家、潤之兄……筆者則以為在其所有身份中最重要者有兩個：

1949年前，他是一位農民起義領袖，發於山野，興於鄉間；

1949年後，他是一位穿着中山裝的新皇帝，治下臣民多為農民。

無論打江山還是坐江山，毛澤東都與農民有着非同尋常的關係。起先是，一方信誓旦旦、不斷許諾，另一方則忠心耿耿、不斷緊跟；結果是，一方來回折騰、不斷食言，另一方則疲於奔命、不斷失望。

土地革命時，毛委員對農民兄弟說，跟着我鬧革命，就能翻身得解放；後者聽之信之，並為之流血犧牲、在所不辭，以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掩埋的大多是農民的白骨。

社會主義革命時，毛主席又對農民兄弟說，跟着我繼續干，就能過上好日子；後者又是聽之信之，並為之流汗受窮、任勞任怨，甚至為之餓肚子送命、一死數千萬。

可以說，毛澤東一生最對不起的人，就數曾生養他並支持他的中國老農民了。

與上述農業情況相比，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尤其是軍火工業發展較為迅速，在不到一代人時間裡就形成了一個從手槍到核潛艇都能製造的較為完整的生產體系。這應該說是相當了不起的。

然而，這種發展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它是以剝奪農民為前提的，即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方式，把農民創造的許多財富無償地轉移到工業上去。

其次，它是以商品短缺為特徵的，如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所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的企業生產常常是一方面造成工業資源大量浪費，另一方面又導致工業產品嚴重不足，致使許多商品限量供應，買布要票證，買肥皂要票證，買自行車也要票證。

再次，它是縱比有餘而橫比不足，與其過去比有長足進步，但與其它一些國家比就不太樂觀了。在亞洲“四小龍”中，我們不好與香港和新加坡比，因為它們屬完全城市化地區，但可與台灣和韓國比。後兩者在五十年代初曾與我們水平相當，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把我們遠遠地拋在了後面。就世界範圍看，這幾十年中發生了多次新技術革命、多次產業結構調整，但都與我們失之交臂。新中國屢失良機。

再次，毛澤東時代的工業發展恰恰是以毛澤東本人不斷對之干擾為背景的。如毛鼓動的“大躍進”，名為“多快好省”，實為少慢差費，賠進大筆資金。用彭德懷話說，如用這些資金買日用品，可以堆得象廬山那麼高。(11)又如毛髮動的“文化大革命”，名為“抓革命，促生產”，實為停工停產，以致把整個國民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

最後，它是以人民貧困為代價的。城市勞動者雖比農民收入高些，但總還沒有擺脫那個“窮”字。他們幹個十年二十年也就提個一級兩級工資、長個十塊八塊錢，活了幾十年也就吃了幾十年飯、養了幾個孩子，此外別無所剩。

【41】

毛澤東及其黨人常常不無得意地告訴世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奪得天下，靠的是"兩個杆子"：一是"槍桿子"，二是"筆桿子"。言辭之間，透出一股子綠林秀才之豪氣：老子既能玩槍弄炮，又能舞文弄墨，還奪不了這天下？

就毛個人來說，打天下如此，坐天下也是如此。他執政二十餘年，一方面抓着軍隊不放手，至死都在掌着他的"軍委主席"大權；另一方面抓着意識形態不放手，至死都在宣講他的"革命理論"，都在力圖影響治下人民的思想。

人民是分層次的，至少可分兩個層次：

一是所謂"雅文化"層次，以知識份子為主體；

二是所謂"俗文化"層次，以社會基層勞動者為主體。

與此相應，專制統治者搞愚昧主義也分兩個層次：

對於前者，主要搞學術禁錮，搞文字獄；

對於後者，主要搞歪曲報道，搞愚弄宣傳。

在學術領域，尤其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毛屬下的思想檢察官們為學術研究做了種種限定：

一是劃定學術討論範圍─什麼問題可以討論或不可以討論；

二是規定學術思想方法─什麼方法可以採用或不可以採用；

三是預定學術研究結論─什麼結論可以得出或不可以得出。

這裡僅以歷史研究--也是毛平生最感興趣的學術領域--為例。

其一，在研究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時，過於強調其革命性、進步性的一面，淡化乃至不談其破壞性、反文明性的一面，尤其不談農民起義常常具有暴民政治性質。

這種"暴民政治"至少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對社會精英文化的敵視。

其參與者大都長期受到精英文化的歧視，常被嘲笑為"白丁"、"睜眼瞎"，故對後者隱有一種疏離乃至逆反的情緒。他們一旦興兵造反，就很有可能要對那種曾慢待他們的文化做出過度的反應，以致能幹出濫殺秀才、焚燒典籍的事情來。

二是對一切既有秩序的踐踏。

其參與者大都長期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什麼人都可以斥責他們，什麼規矩都可以束縛他們，故很容易在他們一些人心中產生一種反社會反秩序的情緒。他們一旦洶湧澎湃地湧上政治舞台後，就很有可能把自己的這種情緒驟然釋放出來，就會打破一切秩序，無視一切規矩，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甚至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中國歷史上，不僅有愛護老百姓的農民起義軍，如進京前的李自成軍；也有殘害老百姓的農民起義軍，如入川時的張獻忠軍。

三是易於推出新的獨裁者。

由於愚昧，暴民們很容易被某些心懷叵測的政治家所利用，很容易輕信乃至迷信那些有着非凡政治煽動才能的人。又由於社會無序性持續下去，暴民們不僅繼續攻擊他們曾要攻擊的對象，而且開始相互衝突起來，於是，大家都希望能有一個強人出頭來替大家擺平一切。這個人開始只是大家心悅誠服的大頭領，往後就有可能演變為大家俯首稱臣的獨裁者。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不僅能夠打倒老皇帝，而且能夠推出新皇帝。亞里士多德在研究古希臘政治時也揭示過類似情況，即一些對城邦實行獨裁統治的僭主，原本就是平民領袖，就是城邦下層公民在激烈的政治衝突中推舉出來的群眾首領。(1)

有鑑於此，中共1949年後之所以輕慢知識份子，除了與該黨領袖毛澤東實行獨裁統治有關外，還可能與該黨的中高級幹部多為工農出身有關。前者是決策者，是蓄意拍板者，後者是執行者，是積極附和者。所以，這個賬似不能都算到毛澤東頭上。

其二，在研究中國抗日戰爭史中的國民黨表現時，過於強調它曾消極抗戰的一面，而淡化乃至不談它曾浴血抗戰的另一面。

這種研究框子被套用在許多大陸出版物尤其是歷史教科書中，造成相當不良的社會影響。

在大陸學生中，沒有人不知道林彪的八路軍115師打出的"平型關大捷"，卻沒有多少人知道杜聿明的第５軍打出的"崑崙關大捷"。兩場惡仗的對手都是在日軍中享有"鋼軍"稱號的第五師團。前一仗僅重創其一個輜重聯隊，後一仗則重創其一個野戰旅團。在崑崙關前，日軍步兵第21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被擊斃，其轄下第21聯隊（三木聯隊）大部被殲，其他作戰部隊也均遭圍追堵截，致使整個第五師團陷於被動挨打之困境。

此第五師團乃由日軍大本營直接掌握的戰略機動部隊，自1937年後，在不到三年時間裡，幾乎打遍了中國所有戰場：

在華北方面，參加了南口之戰、忻口之戰；

在華中方面，參加了松滬之戰、南京之戰；

在山東方面，參加了沂州之戰、台兒莊之戰；

在華南方面，參加了廣州之戰、南寧─崑崙關─賓陽之戰；

在此期間，還一度被調至關外齊齊哈爾，準備參加"諾門坎事件"後可能爆發的日蘇戰爭（後因雙方妥協而未大打起來）。

在上述諸戰中，該師團大多處於進攻態勢，只在台兒莊與崑崙關兩地處於被圍攻境地。在這兩者中，又以後者形勢最為嚴峻：台兒莊前，只是它的一個旅團陷入困境；崑崙關前，則是它的整個師團陷入困境，不得不拼命固守待援，直至日第18師團和近衛混成旅團趕到後才脫離險境。

大陸許多人都知道，蘇北有個"劉老莊戰鬥"─新四軍第三師一個連隊82人在拼掉日軍170餘人後全部壯烈殉國，卻沒有多少人知道，湘南有個"衡陽保衛戰"─中央軍第十軍一個整軍在重創日軍數個師團後全軍覆沒（該軍參戰17000餘人，傷亡15000餘人）。

由日防衛廳戰史室提供的資料顯示(2)：日軍在攻陷衡陽之戰中，先後投入3個師團（第116、68、58師團）之全部以及2個師團（第13、40師團）之一部，另外配以第11軍（兵團建制）直屬重炮部隊和第五航空軍大批戰機。結果，中方戰死4100人，被俘13300人（內中絕大多數為傷員，該軍殘部正因既無法帶走又不能扔下這麼多傷員而放棄突圍努力，並因彈盡糧絕而放棄抵抗）；日方共傷亡19380人，內含軍官910人。在中日戰爭史上，這是一次很少有的雙方傷亡率很接近的大戰役。

在這場攻防戰中有一突出情況，即日軍軍官─不論高級軍官還是下級軍官─傷亡率非常高。如在日第68師團（主攻師團之一）的三名將級軍官中，師團長佐久間為人中將在第一次總攻中就身負重傷，第57旅團長志摩原吉少將在第三次總攻中被炮火擊斃，第58旅團長太田少將僅以倖免。又如在日第116師團（主攻師團之一）所轄第133聯隊（黑瀨聯隊）第二大隊中，自大隊長至小隊長數十名官佐或死或傷，無一倖免。由此可見衡陽血戰之激烈程度，可見中國陸軍第十軍將士對日作戰之頑強程度。

在大陸學生中，沒有人不知道八路軍的"狼牙山五壯士"，卻沒有多少人知道中央軍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後者在當時也極大地振奮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改變了許多外人關於中國軍隊不能作戰的成見。

大陸許多人都知道，"八路軍"中有一個左權將軍戰死在太行山上，卻沒有多少人知道，國民黨軍隊中也有兩百個將軍戰死在抗日第一線上。這兩百人與左將軍一樣，都是民族英烈。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的抗戰，是國共兩黨兩軍的抗戰。人們既不應否認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戰場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也不應否認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事實上，在相當長時間裡，後者所起作用要更大些。

侵華日軍所發動的最大攻擊戰，前期為武漢會戰（1938.8-11），後期為豫湘桂會戰、即日本人所說的中國派遣軍"１號作戰"或"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1944.4-1945.1），都主要是針對國民黨軍隊的。兩次會戰，日方都投入數十萬兵力，並都付出傷亡數萬人代價。尤其後一次會戰，日軍參戰兵力達四十餘萬人，為日本侵華戰爭史之最；其傷亡也十分慘重，如參加湘桂第一期作戰的各師團均"遭受3─4成的損失"。(3)

中國軍隊所發動的最大反擊戰，為1939年"冬季攻勢"，主要是蔣系軍隊所為。此役，蔣方投入五十四萬兵力，反擊侵占武漢及周圍地區的日第11軍。該軍為侵華日軍中最大野戰兵團，常轄有七、八個師團兵力，此時司令官為日"陸軍三傑"之一岡村寧次中將。日方評論此戰："中國軍攻勢規模之大，鬥志之旺盛，行動之積極頑強均屬罕見"；

"在中國事變八年間，彼我主力正式激戰並呈顯決戰狀態，當以此時為最。"(4)

岡村寧次在其上交報告中，闡述了這樣一種看法：

"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4億民眾，亦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之200萬抗日敵軍，而只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系軍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5)

這種看法似有片面性，其中一些提法不能為四萬萬中國老百姓所同意，更不能為中共方面所同意，但內中提供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即當時由黃埔系少壯軍官所掌握的中央軍是堅決抗日的。

因為，提出上述看法者，不是諸如日本外交官之類的人，而是日本前線指揮官，即他不是從言辭中，而是從實戰─屬下部隊不斷受創或屬下官兵不斷流血─中，得出這個結論的。

換句話說，面對岡村中將，蔣委員長用以表達自己抗日意志的方式，不是外交辭令，而是中央軍打出的槍彈和炮火、以及付出的鮮血和生命。因此，籠而統之地說國民黨"消極抗戰"（中共抗戰史教科書常用語），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依據同樣方式，我們也可以替中共抗戰業績作出論證。1940年11月，侵華日軍在向東京方面作總體匯報時，對各占領區治安情況作出評估，將最差分打給了中共抗日勢力極為活躍的華北地區。(6)

這也是從作戰對手的角度提供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即"八路軍"確確實實地給侵略軍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困擾。什麼游擊隊、民先隊，什麼伏擊戰、破襲戰，鬧得華北"鬼子"坐臥不寧，以致"中國派遣軍"總部不得不從華中戰場調來它的最為幹練的將軍岡村寧次，以對付八路軍中最有膽識的將軍彭德懷。因此，籠而統之地說中共軍隊"游而不擊"、"只打友軍不打敵軍"，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實際上，無論中共軍隊還是蔣系軍隊，都是既"打敵軍"也"打友軍"，既搞抗日也搞內鬥。抗戰八年，兩者時而相互激勵，你給我一個嘉獎令，我給你一個祝捷電，不亦熱乎；時而又相互詆毀，你說我"游而不擊"，我說你"消極抗戰"，不亦冷乎。大敵當前之下，民族危亡之際，國共兩黨，既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又相互摩擦、內爭不止，一隻手狠打着面前的民族公敵，另一隻手則死揪着身旁的同族異黨，於是構成了一幅很有中國歷史文化特色的民族抗戰圖景。

時至今日，海峽兩岸政府仍是內爭不止，並都想打"日本牌"，都試圖藉助日本力量來擠壓同族異黨，結果都只能讓他人左右漁利。

平心而論，國共兩黨都是堅決抗戰的，並都為此而付出巨大的犧牲（就中共方面來說也獲得更大發展）。然而，兩黨相互間評價均大打折扣，都把對方的抗戰業績往小處上說，甚至往壞處上說。這或許符合兩黨私利，但不符合民族大義，上有辱先烈，下蒙蔽子孫。

就毛澤東治下的抗戰史研究來說，淡化非屬中共系統的其他中國軍隊的抗戰業績，實是把我們全民族抗戰的巨大畫面塗抹掉一大塊，或塗黑、或抹去，或乾脆撕掉。後人望之不勝嘆曰：當年日寇鐵蹄曾踐踏我半壁大好河山，如今御用曲筆又塗毀我半幅抗戰畫面。

如此作史動機姑且不論，其效果無疑是在貶損我們這個民族，是在褻瀆那些抗日英烈，並最終殃及歪曲歷史者本人。

關於上述"衡陽之戰"，大陸有一部歷史教科書只寫了一句話："國民黨守軍第十軍軍長方先覺投降，衡陽於八月七日（應為八月八日─筆者注）失陷。"(7)

還有一部歷史大辭典在"豫湘桂戰役"詞條中談到此戰時，僅用了四個字："不戰而降"。(8)

這不禁使人憤然相問：這叫什麼歷史書？這叫什麼歷史學？說出此話的中國人如何對得起此役殉難的中國人？

試想，如果時間退回五十餘年，那麼，什麼人會說出這種話？

國民黨自不會說出這種話，不會平白無故地往自己身上抹黑；

共產黨也不會說出這種話，《新華日報》曾於當年城破之日（1944.8.8）發表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社論："向衡陽守軍致敬"；

日本人也不會說出這種話，否則侵華日軍無法向東京大本營說清楚那一萬餘名日軍是因何而傷亡的；

只剩下一種人會說出這種話，這就是南京汪偽政權的政治宣傳工作者。

其三，在研究中共黨史上的毛澤東作為時，過於強調他曾有過的"過五關斬六將"業績，而完全不談他也曾有過的"走麥城"經歷。

以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的東北戰場為例。似乎許多人知道，1948年秋錦州之戰，林彪不想打而毛主席強要打，結果大勝。那些史家們說這充分證明了毛主席革命軍事路線的無比正確性。可是很少人知道，1946年春四平之戰，林彪不想死守而那個主席要死守，結果大敗，並導致大潰退，一退數百里，一直退過松花江才站住腳。那些史家們對此緘口不語。

再以朝鮮戰爭為例。許多官方史家都談毛主席運籌幃幄，坐在北京指揮志願軍跨過鴨綠江一連打了五次戰役，次次大勝。可實際上，除前兩次戰役外，後三次戰役打得不理想。究其原因，老人家是要負很大責任的。自志願軍取得二次戰役大勝後，他就有些頭昏腦脹了，頻頻發電催促前線司令員彭德懷去接二連三地發動新戰役，打過三八線，打過漢江，占領漢城  彭司令屢屢想修整再戰，但又屢屢被催得連續作戰，最後被催得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掉頭返國，趕回北京，闖毛寢宮，掀其被褥，當面直陳前方軍情艱難。

至於毛澤東搞經濟建設餓死幾千萬人、搞政治運動株連上億人那類超級歷史事件，就更不許史家秉筆直書了。在老人家親自關照下的史學領域裡，凡與他本人牽扯較多的地方，就會有一些學術愚昧的東西夾雜其間：或在描述這個黨的重大成就時，過於誇大他個人的功績，而淡化乃至抹煞其他同志也曾做出的貢獻；或在分析這個黨的重大失誤時，過於誇大其政治對手的責任，而淡化甚至完全抹煞他也曾負有的責任。

通觀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思想史，不能不形成這樣一個看法：近百年來思想文化最為活躍時期，不是毛澤東執政時期，也不是蔣介石當家時期，而是北洋政府時期以及由北洋政府向國民政府過渡時期。

可能許多人不願接受這個看法，但他們很難駁倒這個看法。因為，這個看法與其說是推論出來的，勿寧說是直陳出來的，即僅僅是記錄了一些確已發生的事實。例如，記錄了下面一些事實：

在思想信仰上，這是近百年來主義牌號最多的時期；

在社會組織上，這是近百年來政團種類最多的時期；

在人文學術上，這是近百年來大師級人物出得最多的時期；

在政治紛爭上，這是近百年來不同政見獲得公開表達機會最多的時期；

永彪史冊的"新文化運動"發生在這一時期；

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也發生在這一時期。

當時馬克思主義一入國門，就能公開地載於學刊、講於學堂、宣傳於熱血青年。這與後來中國馬克思主義一旦執政就不讓其他主義說話的局面，形成強烈反差。

再反過來說，近百年來思想文化最為禁錮時期，不是北洋政府時期，不是南京政府時期，而是毛澤東主政時期。

蔣介石曾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軍隊"的口號，但未能實現它；毛澤東沒提出這種口號，卻一個不少地實現了它。

不容否認，蔣介石主政時，其黨其國已開始走向專制主義道路，在政治軍事領域大力圍剿異己力量，既殺方志敏，又殺鄧演達；在思想文化領域竭力壓制不同主張，既堅決反對蘇俄式的共產主義，又不大容忍英美式的自由主義。即便如此，"國統區"里仍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其中，有魯迅先生的冷嘲熱諷聲，有李達教授的宣講馬列聲，還有民主同盟的據理力爭聲

到了毛澤東執政時期，不僅體制外的嘰嘰喳喳聲沒有了--此為1957年"反右派"的傑作；而且體制內的"操娘"聲也沒有了--此為1959年"反右傾"的成果；最後只剩下了一種聲音--"毛主席語錄"聲。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狀況就和1960年"公共食堂"大飯鍋里的情形一樣：清湯寡水。

幾十年來，毛澤東思想統帥下的人文學科領域基本上沒有培養出大師級學者，相反倒培養出不少擅長打棍子、扣帽子、甚至出賣師長的學品不端者。

事情還有更嚴重的一面。按理說，新中國既然培養不出新的學術大師，那就應該更加珍重老的學術大師，以充份發揮他們已有的學識才智--這是舊中國給新中國留下的最寶貴遺產。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這些學術大師們在這幾十年裡，幾乎沒有人沒被整肅過，幾乎沒有人沒被要求去寫那些使他們蒙受恥辱的自我批判材料或揭發別人材料。這些大師們過去個個熠熠閃光，此時大都黯然失色，大都出現學術退化情況，很少再寫出傳世佳作來。

其中，最典型者要數老舍先生了。這位已具有問鼎諾貝爾獎實力的中國文豪，創作最鼎盛期在三十年代，人生最黑暗期在六十年代--並投河自盡於這一時期。據說，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曾投了他榮獲桂冠的票，可他所在的國家卻投了他應該死去的票。

註解

 (1)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五卷，第五章、第十章。

 (2)引自《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日本防衛廳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摘譯）下編，第八章第四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314頁；參見楊正華《血戰衡陽四十七天》，載《縱橫》1991年第6期，第25─32頁。

 (3)引自：同(2)，第182、334頁。

 (4)引自《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編，第519、520頁。

 (5)引自：同(4)，第519頁。

 (6)引自《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中編，第412頁。

 (7)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編《中國現代史》下冊，北京師?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頁。

 (8)尚海等主編《民國史大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頁。

【42】

當我們再把目光從雅文化層面轉向俗文化層面時，便看到老人家在普通老百姓中搞思想愚昧主義要更簡單些也更有效些。正是在此處，“大造革命輿論”的簡潔性與明快性都得到了突出表現。

毛澤東直接關照下的各級宣傳部門，能夠十分有效地控制且利用各種傳播媒體，如廣播、報紙、紅頭文件、以及大大小小政工幹部的嘴巴。通過這些媒體，中南海的聲音尤其是老人家的聲音，能夠迅速且毫無遺漏地傳遍“神州大地”上的村村寨寨、家家戶戶。

在這些傳播媒體中，時空效應最大者，當數廣播了（當時電視還未普及）。它傳得快，播得廣。不僅城裡處處聞其聲，而且鄉間村村有喇叭。喇叭里有黨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有沙奶奶阿慶嫂的“西皮流水”。

筆者曾見過一些生產隊，飯都吃不飽，廣播可聽得不少。這邊肚子咕咕響，那邊喇叭哇哇叫。這種情景很類似尼克松在其回憶錄中談到的一件事：

當年窮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向蘇聯請求援助時，首先索要的不是糧食，不是武器，而是一個體育場，一個他能夠向成千上萬群眾發表演說的宏大場所。

對此，蘇聯總理大為迷惑，尼克松則能理解。後者認為，蘇加諾就其本性來說，需要不斷演說，需要不斷煽起群眾的激情，因為，“群眾的激情就是他賴以生存的支柱”。(1)

同樣，對於毛澤東的宣傳部門來說，群眾可以吃不飽肚子，但不能聽不到毛主席聲音，不能聽不到“兩報一刊社論”，不能保不住“革命的激情”。這“革命的激情”也正是這些政治煽動者們“賴以生存的支柱”。

比較說來，在煽動群眾激情方面，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領袖遠不如中國人民的領袖。與前者相比，後者鬧得更紅火些，也更壯觀些。

後者擁有世界上面積最大、使用率也最高的群眾集會場所—天安門廣場。老人家深患慢性支氣管炎，卻老愛登那座高高的城樓，在呼呼的北國涼風中一站數小時，為的是要向數十萬乃至上百萬欣喜若狂的革命群眾“頻頻揮手”。據說，每登一次城樓他都要生一次病，可二十餘年來他總是樂此不疲這登樓揮手之事，直到其親密戰友林彪“自我爆炸”而使他再無顏面登高亮相時為止。

後者還擁有世界上聽眾最多、政治控制最嚴密的廣播網。他只要一聲號令，便能於傾刻間響徹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並激動數萬萬顆向着他老人家的“紅心”。在當年貧窮的中國大陸上，發展速度最快、普及率最廣的現代工業產品，就數廣播器材了。

正是通過廣播，千百年來一直生活在社會邊緣部份的下層人民，如今一下子同國家政治中心聯結起來了。這對他們來說，似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們看到了其祖輩不曾看到的許多東西；似又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們被捲入了其祖輩不曾被捲入的許多政治漩渦中，並被迅速塑造成執政者能夠隨心所欲地加以使用的政治工具。

在毛所擁有的各種傳媒中，靈活度最大者，要數政治宣傳幹部們那些翻來覆去的嘴皮子了。他們此一時這樣說，彼一時又那樣說，對張三說是一個樣子，對李四說是另一個樣子。

例如，在宣講林彪事件時，他們因人而異，對什麼人說什麼話：

對文化程度較高的人說得複雜些，從“鼓吹天才論”案到“設國家主席”案，一併娓娓道來；

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說得生動些，什麼林彪一身“怪毛病”，怕光、怕風、怕洗澡；什麼林立果“選妃子”，張三女子，李四姑娘。

朋友相告，有位鄉幹部在給社員群眾宣講此事時，聲色俱厲道：那個“林禿子”真不知足，當了副主席，每天都能吃一隻雞，竟還要反對毛主席，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話雖不雅，但對那些大字不識且又飢腸轆轆的聽眾來說，還是頗有些感染力的。

對於林彪出逃身亡這一突發事件，當時不要說廣大群眾，就連許多中共高幹都不能理解。他們想不通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竟會反對毛主席，想不通毛主席那麼英明偉大到頭來竟干出這檔子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蠢事來。因此，給人們轉思想彎子是一件十分艱巨的任務。這個任務自然落到那些搞宣傳的人身上，並由他們較好地完成了。

又如，在宣講鄧小平這個人物時，他們又因時而異，到什麼時節說什麼話：

昨天剛領着大家學文件，說鄧小平是排在劉少奇之後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

今天又帶着大家領會毛主席新指示，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棉裡藏針”、“柔中有剛”；

明天又領着大家學文件，說鄧小平“死不悔改”，大刮“右傾翻案風”，妄圖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後天再改口，說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這些宣傳者說的話變來變去，但變中也有不變的東西，即宣傳執政黨不變，尤其是宣傳毛澤東個人不變。不過，在這不變中又有變的東西，即宣傳幹部的官位是變化的，有的因宣傳不力而遭貶黜，有的因宣傳有功而獲升遷，由科而處，由處而局，由局而部、而中央委員，而中央政治局委員。

民間曾傳有這樣一種說法：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文件，文件抄張玉鳳話。張是毛晚年身邊最親近的侍者，也是老人家口齒不清時唯一能聽懂他呀呀話語的人。

張氏所為，很像是明朝大內司禮監秉筆黃門所做的事。後者隨侍皇帝左右，隨錄聖上諭旨，繼而傳出宮外，達於內閣，行之天下。國家大政方針繫於一君主一侍者。

毛晚年施政程序也大致如此，也是通過近侍者向下面傳其旨意的。在他的這類近侍者中，除有張氏外，還有其侄兒毛遠新。後者有正式職務，叫毛主席的“政治聯絡員”，專門負責把毛的“最高指示”傳達給政治局（一種直接聽命於毛澤東的機構，類似明王朝的內閣），再由後者將之正式發出，傳達全黨，號令全國。

正像這個國家的經濟運行講計劃一樣，它的大眾傳媒也講計劃，講所謂“輿論導向”：

什麼可以對老百姓講，什麼不可以對老百姓講；

可以對老百姓講的，是在這個時侯講，還是在那個時侯講；

可以講時，是講多，還是講少。

一切都嚴格地按照上級指示或“輿論導向”來辦理。

這就像現代化飼養場餵養家禽家畜一樣：

什麼可以喂，什麼不可以餵；

可以餵的，是每天餵三頓，還是每天餵五頓；

每頓餵時，是餵多，還是餵少。

一切都嚴格地按照科學配方和科學管理來行事。

當然，兩者也有不同：一是餵物質飼料，一是餵“精神食糧”；一是在“填鴨”，一是在“灌輸革命思想”。

幾十年如此灌輸思想，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扼殺了我們民族在許多方面的生機：

由於讓人們只看兩種色調，要麼潔白無瑕，要麼漆黑一團。長此以往，便使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辨別色彩的能力，不知在黑與白之外還有一個五顏六色的世界。持續單調的視覺訓練，造成了民族性色盲症。

又由於讓人們只聽兩種聲音，要麼是咬牙切齒聲，要麼是歌功頌德聲。長此以往，又使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傾聽平常音的能力，不知在這兩種聲音之外還有一個娓娓道來的世界。持續高分貝的鼓譟聲，又造成了民族性重聽症。

又由於讓人們只在對立兩極中進行思維和做出抉擇：或者要麼完全正確，要麼完全錯誤，就像小孩子在電影中只看出兩種人，即好人與壞人；或者要麼十分馴服地聽命於人，要麼十分兇狠地撲咬於人，就像看家犬在院門口只認出兩類人，即熟人與生人。長此以往，又使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正常思維的能力，不知在“一分為二”之外還應有個三推六問，不知在聽到上級指示之後還應問個為什麼。持續愚昧化的思想教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族性大腦萎縮症。

毛澤東治下這一思想愚昧化過程，在六十年代後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一方面，打人、罵人、抄家、砸東西；另一方面，又搞“三忠於”、“四無限”，“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整個國家成了瘋人院。

“三忠於”、“四無限”，是“文革”中風行一時的兩組口號。前者為：“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忠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後者為：“無限敬仰毛主席！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無限忠誠毛主席！”

“早請示”、“晚匯報”，是“文革”中風行全國的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向毛主席表忠心儀式。許多人家在屋裡辟出一塊淨地，供上毛主席畫像或塑象（時稱“寶象台”）。每天早晚兩次，全家人手持《毛主席語錄》（時稱“紅寶書”），站在毛主席像前，口中念念有詞。早上者叫“請示”，即向他老人家請示今天我該幹什麼；晚上者叫“匯報”，即向他老人家匯報這一天我幹得怎麼樣。

“語錄歌”是一種以毛主席語錄為詞的歌曲，“忠字舞”則是一種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舞蹈。當時一些狂熱的群眾覺着用千言萬語也表達不了自己無限崇敬老人家的心情，故再配以手舞足蹈。一時間，五六歲孩子跳之，六七旬老人跳之，在自家裡跳，在單位中跳，在大街上跳。

我們這個民族在感情表達上向來含蓄，可如今一下子變得熱情奔放起來，大喊大叫，載歌載舞，幾成西班牙人。這使人不能不承認，老人家在駕馭群眾感情方面確有過人之處。他的所謂“群眾運動”，實為“運動群眾”。

數十年前，陳獨秀先生倡導了“新文化運動”，其宗旨是廣開“民智”；數十年後，毛澤東主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其後果則禁錮“民智”。陳先生曾是毛的思想先驅，“新文化運動”也曾是包括毛式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許多新主義的發祥地。毛如今成了陳先生的思想逆子，“文化大革命”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異化形態。

由此可看出，現代中國人所走過的思想歷程有多曲折。同時可看出，現代中國人把自己的所有思想、所有希望都託付給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實際後果有多荒唐。

註解

(1)尼克松《領袖們》，知識出版社1985年中譯本，第365頁。

【43】

毛澤東搞思想愚昧主義，除以群眾為對象外，還以官吏為手段。

不過，毛屬下官吏是有很大區別的：有願意講假話的人，有拒絕講假話的人，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人。

毛的執政黨外有講真話者，毛的執政黨內也有講真話者。兩相比較，後者要更多些、更硬些、也更起作用些。

五十年代，執政黨先後發動過兩大反“右”運動：先是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以整黨外敢講真話的知識份子為主；後是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以整黨內敢講真話的黨政幹部為主。

前者整出了幾十萬“右派”，挨整的人多在知識份子較集中的單位；後者整出了幾百萬“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挨整的人遍布全國各地區各行業。

前者的鬥爭僅用數月，五七年一個夏季的熱風就將那些嘰嘰喳喳的“右派”們吹了個乾乾淨淨。後者的較量曠日持久，五九年“廬山會議”衝突只是序幕，此後起起伏伏，其間經過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一直持續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

前者打倒的人幾十年無聲無息，處於被遺忘的角落。後者打倒的人如彭德懷等，總是不服，不斷申訴；與此同時，執政黨內一些未被打倒者如彭真等，轉而同情被打倒者，並逐漸敬而遠之那位老愛打人者。這些被打倒者與其同情者的舉動，又使得毛澤東很不痛快乃至惱羞成怒，下了置犯上者於絕境的決心並付諸實踐，發動“文化大革命”，到頭來卻獲得置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於絕境的結局。

故可以說，五七年黨外“右派”，只對毛起了蚊叮蟲咬的作用；五九年黨內“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則使毛傷筋動骨，並染上絕症。

即便五七年“反右”，說是整黨外知識份子，實也整了不少黨內知識份子，整了不少所謂“紅色專家”。

一位老教授告訴筆者，當年高校里的“反右派”運動，除了整黨外敢講話者，就是整“地下黨”了。

這裡的“地下黨”，不是指中共執政時的地下反對組織，而是指國民黨執政時的地下中共組織。1949年後，其成員由地下轉到地上，成了執政黨幹部，其中一些人做了高校官員。由於這種特殊的出身，使得他們在“反右”中也相應地扮演了一種特殊的角色。

首先，他們對知識份子十分了解。他們長期生活在後者中，很了解後者，很清楚那些提意見者，從動機上說大都希望執政黨向好的方面發展，縱使說了幾句惡狠狠的話，也只是說說而已，不會真的去做出來；從人格上看也大都是一些真誠直率敢講心裡話的人，並大都是一些很有才華的人。

教授感慨道，無論四九年前還是四九年後，大學校園裡凡熱心關注國事、敢於針砭時弊者，大都是一些很聰明、很優秀的學生。因此，當有人說這些提意見者出言不遜、恃才傲物時，前“地下黨”員們是會相信的；當有人說這些提意見者從骨子裡就反黨、反人民時，前“地下黨”員們就難以接受了。

其次，他們對知識份子也有感情。他們與後者不但相知頗久，而且相交頗深。他們當年做地下工作在最困難最危險的時侯，曾經得到過後者的支持乃至捨命掩護，可以說是欠了後者的情分。

共產黨人也要講良心，講以德報德。曾經幫助過你的人如今落難了，你不能裝着看不見，不能去做過河拆橋、忘恩負義的事，而應該站出來替人家說話。這是做朋友也是做人的起碼要求。

再次，他們本人就是知識份子，就是紅色專家。這些人不僅有曾為“地下黨”的紅色背景，而且學有專長，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學者。他們一直沒有離開過高校，一直是既做黨的工作又搞專業研究。

這就把他們與高校中那些扭着秧歌進城的“解放區幹部”分別開來。後者既然是被派來接管大學的，故都有些文化，甚至有些才氣。然而，他們大都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學術專業。他們可以作出精彩動人的政治報告，也能寫出熱情洋溢的宣傳文章，但很難寫出合乎專業規範的學術論着。其中一些人即便後來也學了一些專業知識，但由於不是科班出身，總有些先天不足。另外，他們在學術研究中也常顯出過於強烈的政治情結。這一情結擱在其他地方都有問題，擱在高等學府就更有問題了。他們作大報告可以贏得普通群眾的熱烈鼓掌，但未必能博得學術專家的衷心佩服。後者可以把他們當作校務領導來尊敬，但不會當作學科英才來效范。

老教授說，當時大學裡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在與上述兩類紅色官員打交道時，常常有些厚此薄彼，與“地下黨”出身的幹部相處得隨和些，與“解放區”來的幹部相處得隔膜些，甚至有些敬而遠之。這就有意無意地造成了一些嫌隙。

可是，高校里真正握有實權的，不是“地下黨”幹部，而是“解放區”幹部。當“反右派”運動到來時，後者主持大局，遂將一些愛說話的知識份子以及一些不忘舊情而替他們說話的“地下黨”，一併打成了“右派”。

中共本由熱血知識份子創建。這些創建者以及許多隨後加入者，大都抱有追求真理和救國救民的理想，並為此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穿行於槍林彈雨之間、奔波在白色恐怖之下。

當新中國終於到來時，他們中大多數人都犧牲了，只有少部分人倖存下來。這些倖存者也就順理成章地做了新國家的新官吏。

不久，這些新官吏們發生了分化：相當一部份人成了新貴族，成了與他們曾經打倒的那些老貴族一樣的人，甚至成了比老貴族更專橫、更驕奢淫佚的人—這倒不是因他們的本性更壞，而是因他們所受到的權力制衡更少；另有一部份人繼續保持革命精神，關心民眾疾苦，敢為他們說真話、擔擔子。因此，這兩類新國家的新官吏不可避免要發生衝突。

這兩種人由於都是從刀口上滾過來的強悍之人，都有着一股子狠勁，因此，一旦衝突起來，就會十分激烈，甚至十分慘烈。失敗者往往被從高高的檯面上狠狠地打落下去，或被貶官，或被流放，或坐大牢，身心倍受折磨，甚至性命都會丟掉。

有那麼一些老共產黨人，一生蹲過各種各樣的牢獄：

蹲過敵人的牢獄，或是北洋政府的號子，或是日本人的大牢，或是國民黨的集中營；

蹲過自家人的牢獄，或是所在單位的隔離審查室，或是群眾專政的“牛棚”，或是人民政府的正式監獄。

這不能不說是中共黨史乃至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奇觀。

有人為此調侃這些老共產黨人是蹲監獄的“專業戶”，說他們一輩子都在自找苦吃，並常常吃得不明不白，開始蹲敵人的監獄還說得清楚，後來蹲自家人的監獄就說不清楚了。仿佛這些苦主們畢生干的是一樁顛三倒四的事業，一樁致使個人命運發生扭曲倒錯的事業。

但事實上，這些共產黨人的曲折的經歷恰恰反映出他們的不曲折的品格。中國自皇帝被廢除到毛澤東執政這許多年來，幾乎所有統治者都給他們的老百姓帶來災難，也幾乎所有統治者都對那些敢為老百姓講話的人予以摧殘。於是，那些決意要為民請命的人註定會過不上好日子，註定會自討苦吃，蹲了張三牢房，再坐李四監獄。雖然監獄不同，一個屬敵人，一個屬自家人；但兩者有共同點，即都隸屬統治者，既都關押不聽話的老百姓，也都關押敢說話的直諫者。

因此，我們不應嘲笑這些人，也沒有資格嘲笑這些人。他們自討苦吃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了中國老百姓。他們所受到的冤屈不是他們一己的私事，而與我們每個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聯繫。他們個人的苦難史濃縮了我們民族的苦難史。

尤其是，他們完全可以不討這些苦吃，完全可以像他們的許多老戰友一樣成為新國家的新貴族，盡享他們俯拾即來的榮華富貴；但他們沒有這樣做，反而選擇了一條殉難者的路，不去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去替人民背負沉重的十字架，顫顫巍巍地走向個人災難的深淵。因此，他們今日坐自家監獄比昔日坐敵人監獄，更能顯示他們“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氣節來。

誠然，對於他們所堅信的東西，人們可以提出質疑，可以認為他們所堅信的東西，未必就是十分正確的東西，或未必就是可以實現的東西；但是，對於他們在堅持自己信念時所表現出來的精神，人們不能不予以敬重。他們為了堅持自己的信念，做了別人不敢做的事情，忍受了別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彭德懷將軍在被打折了左邊肋骨後，仍要站起來；在又被打折了右邊肋骨後，仍還要站起來，今天寫一封自討苦吃的信，明天又寫一封自討苦吃的信，直到臨死時，還要求和毛澤東見一次面，把問題談清楚。這裡顯現出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一種堪稱民族脊梁的精神。對此，人們豈能加以嘲笑？

真正應予嘲笑的，是這同一個體制內的另一類官吏。這類官吏與前類官吏正好相反，有着不大曲折的為官經歷，卻有着非常曲折的做人品格。

他們的仕途平平坦坦，穩穩噹噹，從不吃虧，總討便宜：

五七年討了便宜，五九年又討了便宜；

文革中討了便宜，文革後又討了便宜；

八九年前討了便宜，八九年後又討了便宜。

儘管我們的民族在大起大落地折騰着，可是他們的官位在平平穩穩地向上浮動着。

他們的人格扭扭曲曲、齷齷齪齪、半明半暗、半人半鬼。他們會講假話，會整人：

五七年，見他們打棍子、扣帽子；五八年，見他們說大話、放空炮；五九年，又見他們提着棍子、拿着帽子頻頻出場；

“文化大革命”中，見他們高喊“偉大領袖”萬歲；“改革開放”時，又見他們歌頌“總設計師”英明；

80年代初，見他們屢屢出席解放思想座談會，並踴躍發言；80年代末，又見他們頻頻出席批判自由化思想座談會，作聲色俱厲狀。

他們是一群偽官，翻臉就像翻書一樣，做人就像做戲一般。對於這些偽官，人們不僅應予嘲笑，而且應予唾棄。

毛澤東搞愚昧主義的第二個方面，即向普通群眾講假話方面，正是通過他們來具體實施的。他們也因此而顯示出自己在這方面的才幹來。

像六0年前後餓死數千萬人這件大事，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承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可那些宣傳幹部們在向老百姓作解釋時，硬是把劉的話掉了個，把“七分人禍”說成“七分天災”，硬是把毛澤東的責任推到了老天爺的身上，把“冤假錯案”從地上搞到了天上。由此可看出這些無神論者的膽子有多大。

不過，他們所做的這種文過飾非的宣傳還是很有成效的，竟使許多老百姓真的相信“自然災害”是餓死人的主要原因，並相信“蘇修逼債”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至於他們的偉大領袖是不是也應對此事負些責任，大多數人都不想，也不敢想。

直到今日，許多當年餓過肚子的人在談到那個年代時，仍然稱“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仍然改不了口。筆者有時也是如此。這使人不禁想起戈培爾名言：“謊言重複百遍就是真理”。

過來人都知道，1967年是“文革”中最亂的年份。在這一年裡，全國大部份省市自治區都出現了無政府狀況，學校停課，工廠停產，商店停業，交通停運。尤為嚴重的是，許多地區爆發了大規模武鬥，先是棍棒，後是槍炮，最後連坦克車也開了出來，一時間幾乎無處不開槍，無處不殺人。廣西南寧附近，死亡枕籍，屍塞邕江。

過來人也都記得，老人家對這種形勢有他自己的說法(1)：

“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侯都好。”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這顯然是“指鹿為馬”之辭，卻被各種傳媒當作“最高指示”廣告全國。一時間，“形勢大好”論甚囂塵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唱破了天。結果使深受“文革”禍害的老百姓反而不敢懷疑“文革”的正確性，即使懷疑也是敢怒不敢言。

1992年夏，筆者一位老同學由外省來京旅遊，借宿我處。一次聊天他突然問道，北京“六、四”是不是真的打死了許多老百姓？

此話問得我莫名其妙，反而問出我的問題：你難道不知道政府自己都承認打死了三百多人？你沒有看電視？沒有聽別人講？

他說，當時自己也覺着政府打死了許多老百姓，社會上有這類傳聞，《美國之音》也是這麼報道的。後來單位里的書記和那些搞宣傳的人三天兩頭把大家集中到一塊，先讀文件，後做報告，講中央決策如何如何英明，講社會傳聞如何如何不實，講這個是謠言、那個是謠言，把不合中央精神、不合他們口味的一切說法都說成是假的。

他提到這樣一件事：政府原先說要宣布“六、/四”死難者名單，但後來沒有宣布。他說，大家都覺着有點不對勁，好像有什麼說不出口的東西；可那些耍嘴皮子的人倒把事情說得很輕巧：你們瞧瞧，要是真的打死許多老百姓，政府還能不說？不說，就是沒有什麼大事。人民政府是不會欺騙人民的。同學感慨道：你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那些張嘴，你有什麼問題，他們就有什麼說法，橫豎難不倒。

他接着說，講老實話，我們也不大相信他們。這些年來，我們聽夠了他們那套東西，一會兒翻過來說，一會兒倒過去說，沒個準頭。可話又說回來，真要是講多了，還真能起些作用，不能把問題講清，卻能把事情攪渾，不能說服你的心，卻能搞昏你的頭。要說沒打死許多老百姓，我們不會輕易相信；可要說打死了許多老百姓，我們也有些將信將疑，這不就來問你了嗎？

從同學一席話中不難看出，這種宣傳體制在粉飾太平方面有什麼樣的功用，這幫耍嘴皮者在向老百姓說假話方面有什麼樣的才幹，而這些都屬“偉大領袖”留給“總設計師”的政治遺產。

當然，對於上述耍嘴皮者不能一概而論。在這所由毛澤東當校長的假話學校（其校訓詞為“實事求是”）中，有學業成績佼佼者，即那些在做假上能夠主動發揮、積極創新的官吏們；也有學業成績平平者，即那些只是跟着說、照着做的官吏們；還有學業成績不合格而被淘汰者，即前面談到的那些敢說真話的官吏們。

一般學校里的學生成績都按“鐘形曲線”分布，兩頭低矮，中間高大。毛的假話學校里的情況也是如此，前面一類與後面一類都是少數，中間一類則為多數。因此，本文在談官吏欺騙時，無意將前面那類人與中間這類人混為一談，無意將這千百萬人也都說成是極為可惡的騙子。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這個國度里搞愚昧主義也是如此，也是一件很有自我殺傷力的事。

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經歷過各種政治場面的民族，或說是一個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無論其官吏階層還是其民眾階層，無論其雅文化階層還是其俗文化階層，對於政治世道上的事情都有着較高的領悟力。他們對於執政者精心炮製的任何東西，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體會之後，不僅有了識別的能力，而且有了應付的能力，甚至有了模仿的能力，即一種取之於你又還之於你的能力，一種對於執政者來說十分可怕的能力。

老是向人民講假話，人民也學會了向你講假話；老是要官吏向人民講假話，官吏也學會了在向人民講假話同時也向你講假話。

例如，刮“浮誇風”時，你今天暗示我要報好成績，我明天就給你放個大“衛星”。我放一個，他放一個，大家都來放，放到最後就搞不清楚究竟誰騙誰了。老百姓被騙，毛主席也被騙。前者愚，後者蠢，大家都在冒傻氣。不同的是，前者先愚後智，後者先智後愚，前者之愚不及後者之愚。

又如，搞“個人迷信運動”時，毛澤東默許林彪不實事求是地抬高他，林也要求毛不實事求是地拔高他。毛默許林行騙他人，林在行騙他人之後又回過頭來行騙毛本人，並差一點將毛騙得回不了家。

因此，在我們這個頗有閱歷且老於世故的民族裡搞愚昧主義是一件很難玩得開玩得久的事。執政者可以在民眾中造成一時的愚昧，但無法在民眾中維持長久的愚昧。講假話者到頭來要被假話所害，騙人者終究要被人所騙。

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手段高度發達的今天，若再搞愚昧主義，就更是自取其害了。前些年中國民間社會廣為流傳着兩句順口溜：

“村哄鄉來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

在這個“哄”與被“哄”的鏈條上，一端是村民、村長，另一端則是總理、部長。你“哄”我來我“哄”你，“哄”到最後就搞不清楚究竟誰哄誰了，搞不清楚究竟我比你蠢還是你比我蠢。

註解

(1)引自《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指示（1967.10.7）》，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589—591頁。

【44】

上述可見，毛澤東搞出的“社會主義”，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很成問題的。從中，人們看不出它比資本主義有多少優越性，相反倒看出它比資本主義更不如人意些。 

在同時期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准資本主義國家之中，看不到有哪一個國家像毛的國家這樣貧窮、這樣專制、這樣愚昧。

它們的經濟水平持續穩定地提高，從未發生重大“人禍”；不像我們這裡的經濟建設一波三折，“人禍”頻仍。它們的勞動者收入在幾十年裡增長了許多倍，以至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驚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由於生活富裕而喪失了革命鬥志；不像我們這裡的工人工資額和社員工分值在二十年間沒有什麼變化。 

它們的政治舞台群星燦爛，並不斷推陳出新；不像我們這裡只准演獨角戲，只能有一個大明星，即使他老態已顯、嗓音已啞，也硬是要從頭唱到尾，還不許別人喝倒彩。

它們的大眾傳媒五光十色，不像我們這裡的報紙廣播清湯寡水。前一傳媒要掏老百姓的腰包，故而老百姓願意接受什麼，他們就傳播什麼，使得老百姓接受傳媒信息如同下館子，自己想吃什麼就點什麼；後一傳媒要看其上級的眼色，故而其上級想要宣傳什麼，他們就傳播什麼，使得老百姓讀報聽廣播如同進了公社食堂，大師傅燒什麼就吃什麼，最終不免要吃倒了胃口，吃壞了肚子。

筆者曾聽《人民日報》一位老報人談辦報體會：當老百姓每每愛看我們報紙的時候，就是上級批評我們最多的時候；而當上級屢屢表揚我們報紙的時候，也就是老百姓對我們怨言最多的時候，也就是他們常常還沒有讀我們報紙就拿它來擦桌子的時候。即使到了今天，這張中國最大的報紙仍然是中國老百姓自費訂閱最少的報紙。

就中國自身情況看，毛所要搞的“社會主義”，也不如他所反對的“資本主義”。這一比較在農業方面有突出表現。 

按毛的說法，農民搞合作化或集體化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搞分田單幹或包產到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認為，前者比後者有巨大優越性。那麼，實際情況如何呢？

關於毛澤東堅持要走的農業集體化道路的實際後果，每個過來的中國人都已看到，前文也已指出：“二十年的路白走了”。套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術語來說，在生產力上，它經過了二十年努力卻未能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在生產關繫上，它經過了二十年變革卻又變回到原來的出發點，大田重新分為小田。 

關於搞分田單幹的資本主義道路，雖為毛澤東竭力反對，但仍有積極表現機會。這種機會大體說來有三次：

第一次發生在五十年代初。當時，大規模的內戰剛剛結束，百廢待舉。新中國農民從“土改”中分得土地，採取自耕自種方式，很快就提高了農作物產量，改善了農村經濟狀況，進而加速了戰後國民經濟恢復過程，鞏固了中共新政權。 

第二次發生在六十年代初。當時，大規模的饑荒仍在蔓延，餓死人現象隨處可見。安徽省農民為了活下去而搞起了“責任田”、“包產到戶”，並引起其他地區農民效仿，結果也迅速提高了農作物產量和農民生活水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原先饑荒最重的農村地區，由於搞起“責任田”，反而最先從饑荒中擺脫出來。當年安徽民間就有這樣一種說法：城裡人一月關餉不抵鄉下人一擔青蒜。不管怎麼說，事後被毛澤東斥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責任田”，此次確實緩解了全國性饑荒，救下了許多人的命，對於被毛搞砸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起到了休養生息的作用。 

第三次發生在七十年代末。當時，老人家去世不久，大規模政治動亂也結束不久，整個政治經濟形勢仍未完全脫離“崩潰的邊緣”，大多數老百姓仍生活在貧困中。安徽省農民再次率先搞起“聯產責任承包製”，又將他們十多年前已經做過的事情重新做了一遍，結果仍是“一包就靈”，迅速改善了農村中的經濟面貌，同時促進了城市裡的經濟體制改革。於是乎，“資本主義的分田單幹”竟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立了首功。這是已故老人家始料不及的。 

毛澤東曾告誡他的人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可是，當社會主義有了困難時，又見資本主義出來拉它一把。在上述三次重大轉折時期，都是毛竭力反對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救了社會主義的農業，救了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基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保了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 

鑑於這些史實，人們或許可以對上面那句話作些補充：社會主義救中國，資本主義則救社會主義，救那個被毛澤東折騰得死去活來的社會主義。

實際上，不只是資本主義拉了社會主義一把，而且社會主義也促了資本主義一下。當然，這種促進不是從正面實施的，而是從反面作出的，即社會主義以自身的失敗來反襯出資本主義的成功。

很有諷刺意義，為在中國搞資本主義提供最充份論證的人，不是那些熱情歌頌資本主義的人，而是那些竭力反對資本主義並致力實踐社會主義的人。因為，他們把社會主義搞砸了，搞得無路可走了，故而把它的反面——資本主義給凸顯出來了，顯得只剩下這一條路可走了，儘管這條路未必就是最美好的。 

必須承認，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是發展得過頭了，不是衰老得百病纏身了，而是發展得很不足，因而在許多方面仍有着新生事物的氣息，仍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

這種生命力已在當前中國改革過程中表現出來。從企業經濟效益上看，除了那些國家壟斷性行業外，國營的（即社會主義性質的）趕不上集體的（即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而集體的又趕不上私營的（即資本主義性質的）。老百姓也有一個類似說法：國營單位是屬豬的，等着餵食；集體單位是屬雞的，走着找食；私營單位則是屬鳥的，飛着找食。目前，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有四份之三虧損，社會主義的國家工商稅收有半數以上來自私營企業與集體企業。

如果就此斷定，毛澤東及其黨人從來就不清楚資本主義有一定歷史進步性，從來就反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也是不公平的。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曾指出：“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作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1） 

新中國建立前夕，毛又重申：“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份，都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2） 

建國後不久，劉少奇鄭重表示，執政黨目前任務就是要“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而“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3） 

可是，毛澤東一坐穩江山，就改變主意，大食其言，大加限制乃至竭力消除資本主義，同時迫不急待地搞起社會主義，結果只用了兩三年時間就完成了原計劃要用十幾年時間來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終於把他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比資本主義國家有更多毛病的社會主義國家。 

老人家性子也太急了，第一次坐進駕駛室，就開起快車來，結果把車開翻了，開進路邊深溝里。不過，事情還未結束。前面大個子司機毛澤東心急火燎地開翻了社會主義新跑車，後面不遠處小個子司機鄧小平搖搖晃晃地開來了資本主義大吊車，想去把那輛掉到溝里的車拉上來。至於這位小個子能不能做成這件大事情已屬後話了。

馬克思主義哲學愛講唯物主義的決定論，愛講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毛澤東早先也愛講這些大道理，但坐了江山後就轉而愛講發揮主觀能動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愛講什麼話都是他說的對，什麼事都由他說了算。

然而，有些事情，像整個人之類的事，可由他說了算；還有些事情，像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這樣的事，就由不得他說了算。前者只涉及到政治權力的具體運作問題，誰的官大誰說了算；後者則涉及到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問題，不以某一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毛澤東的悲劇在於，他只是站在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斷裂帶上，卻硬要去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許多事情；他從沒有到達過資本主義，卻硬要去做必須經過資本主義之後才能去做的許多事情；並且，他做得非常堅決、非常固執，碰得頭破血流也要繼續做下去，既把自己害苦了，更把人民害苦了。

毛澤東自以為是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立志要做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可是，他所要埋葬的資本主義是他並不了解的生命體，這不能不說是在瞎埋；並且，他所要埋葬的資本主義比他所要搞的社會主義更有生命力，這又不能不說是在活埋。 

這被埋下去的活東西，終究是要破土而出的。不過，這重又長出來的新東西，由於已受過埋壓而很可能長得歪七扭八。

註解

（1）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豎排合訂本，第1061頁。 

（2）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載同（1），第1432─1433頁。 

（3）劉少奇《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載《劉少奇文選》下卷，第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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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革命：四清運動與文藝批判

引言

1962年，毛澤東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轉折，由主要搞經濟建設轉為主要搞階級鬥爭，又回到了他能夠發揮自身專長的老本行上。 

不過，他此次搞的是一種新的階級鬥爭，斗的是一批新的階級敵人。是一批老熟人、一批熟得不能再熟的老熟人。他本是農民的兒子，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故對農民最熟悉；他又是念過師範的讀書人，是滿腹經綸的文化人，故又對知識份子最熟悉；他又是職業政治家，是執政黨主席，故又對該黨幹部尤其高級幹部最熟悉。

結果，毛澤東在其執政期間，非但不去好好地安頓這些老熟人，反而使勁地折騰他們，致使他們成了新中國里最不幸的人。

1962年前，毛雖以搞經濟建設為主，但也沒少折騰他們： 

“合作化”運動，剝奪了農民自主經營土地的權利，並使他們中的幾千萬人餓死；“反右派”運動，剝奪了知識份子發表不同政見的權利，並將他們中的數十萬人打成“右派”；“反右傾”運動，剝奪了執政黨幹部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並給他們中的數百萬人戴上“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帽子。 

1962年後，毛轉而大搞政治運動，更是頻頻光顧老熟人： 

“四清”運動，重點整農村基層幹部，而這些人過去大都是緊跟執政黨鬧土改搞合作化的農民積極份子；“文化大革命”運動，既使90％以上的專家學者被揪斗、被侮稱為“牛鬼蛇神”，又使90％以上的執政黨高幹被衝擊、被指責為“走資派”。 

用民間俗話說，老人家是一個“克熟”的人，一個總想着法子來整治熟人的人，並且人頭越熟整治得越起勁，甚至寧願寬大那些曾與他不共戴天的“戰犯”，也不肯放過那些曾和他生死與共的“戰友”，並把他們中的一些人囚死在自家獄中。此公無疑把中國人的“窩裡鬥”精神發揚到極致。 

或許他在“山溝溝里”搞馬克思主義搞久了，也養成了一種“山溝溝里”心態：總願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活動，總想找自己最熟悉的人群打交道，只是這打交道的手法太辣了點。 

【45】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給執政黨出了“要抓階級鬥爭”的題目。會後，毛急於知道他的黨是怎樣來做這個題目的。 

1962年冬至1963年初，老人家風塵僕僕地巡視了十一個省。結果只有湖南河北兩省的書記與他“滔滔不絕地講社會主義教育”，講階級鬥爭問題，而大多數省的領導都不提此事，都表現出與毛的要求迥然不同的施政傾向。（1） 

大多數執政黨幹部還不象他那樣，能夠把階級鬥爭看得那麼重要、那麼迫切：既沒有他那樣的警覺性，能夠發現那麼多的階級敵人；也沒有他那樣的靈活性，能夠說轉彎子就轉彎子。大家實在是跟不上他的步子，所以只好會上恭聽教誨，會下另行其事。

大多數執政黨幹部也不像他那樣，能夠身居“二線”坐着專列到處跑，能夠把主要精力放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他們都在現職上，都忙於日常政務，就當時來說都忙於恢復經濟，忙於收拾“大躍進”留下來的爛攤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忙於度荒，忙於讓老百姓有飯吃而不至於被餓死。毛在人民還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硬要他們大抓階級鬥爭，實是向人民強行推銷他們此時還支付不起的奢侈品。他一向以人民領袖自居，但常把自己關心的事看得重於人民關心的事，並強求人民也像他那樣想問題，做事情。 

所謂“毛澤東退居二線”是一種很令人困惑的現象：你說他在“二線”的話，可他常常跑到“一線”的前面甚至前面很遠的地方，致使那些“一線”大員們跑得氣喘吁吁還跟不上；你說他在“一線”的話，可他又常常游離國家政治中心之外，或半年多不回北京，或整天裡翻看一本本線裝書。 

換作中國老話：你說他是“太上皇”吧，可他常常撇開小皇帝跑上大殿吆三喝四，直接使喚文武朝臣；你說他是“垂簾聽政”吧，可小皇帝背後的帘子裡常常空無一人，不知他老人家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把國家中樞權力分成“一線”和“二線”，可以說是毛在政治體制建構上的一項創舉，其宗旨就在於保證他自己既能夠執掌權力又不必過於分心，既能夠享有許多權利又不必承擔相應義務。 

這一制度創設，使得創設者本人處於進退自如境地：要想管事了抓起來就能管上，不想管事了丟下來就能走人，想進就進，想退就退，甚至以進為退，以退為進。1963年他年屆七旬，正如孔夫子所言：“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距”。 

在國家日常政務之內，他是一個較閒的人。常有這樣的情況：劉少奇、周恩來在北京手忙腳亂，難得片刻安歇，同時還得留意身後有人不時投來灼人的目光；老人家則在南方花團錦簇的別墅中讀書看報，間或着和身旁服務員說說笑話，講講故事，或做做其他事情。

在國家日常政務之外，他又是一個很忙的人。老人家原本就不是一個安於閒適的人，只要有時間有精力，就會有所舉動有所作為。如他自己說的，他之所以退居“二線”，就為的是要騰出空來想一些大事情、一些國家日常政務之外的大事情。 

例如，在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上半年期間，這位黨主席比任何人都忙，先是背着黨中央在那裡忙於組織文章，以批判《海瑞罷官》；後又背着黨中央在那裡忙於“調兵遣將”，以防止“反革命政變”。林彪事後披露：“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2） 

這一制度創設，還使得創設者本人能夠擁有雙重身份：只要願意，就能以在位者身份號令一切；只要不滿，就能以在野者身份評品一切，甚至能像反對黨罵執政黨那樣來痛斥“一線”大員，痛斥他們中的許多人已變成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爺。 

毛澤東這一做法後來為鄧小平繼承。鄧雖在對待經濟建設問題上很不同於毛，並因而給治下人民帶來許多實惠；但在運作政治權力問題上又相似於毛，並因而給中國政治帶來許多弊端，例如，他也搞出了這樣一種局面：

他雖不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職務，卻能掌握黨和國家的最後決定權。

他雖主要靠集體智慧搞改革開放，卻能聽任屬下把這集體智慧歸在他自己名下。無論是昔日的“毛澤東思想”，還是今天的“鄧小平理論”，都是把個人名字寫在集體智慧成果上。（3） 

他雖被稱作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卻能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失誤不承擔責任，不下“罪己詔”。權力是自己的，過失是別人的。 

他雖定了黨和國家的重大人選，將他當時還看得順眼的一些人推上台去，但後來又屢屢撤他們的職。毛澤東曾換過三個接班人：劉少奇、林彪、華國鋒。鄧小平也換了三個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

無論是毛還是鄧，在權力運作上都是自我中心主義者，都力圖使自己在黨和國家的權力架構中處於一種最佳的位置：能夠擁有最大的權力，卻不需要承擔最大的責任，不需要親臨實際工作，不需要作出深刻反省，甚至不需要口齒清楚地說出一些話、一些讓別人能聽得很明白的話。

數年前，筆者曾聽一位中共老人說了這樣一句話：“在鄧的身上有許多毛的陰影。”說話者德高望重，所談者入木三分。 

不過，人們仍懷有希望：雖然鄧小平擺脫不了毛澤東的政治陰影，但未來中國將會擺脫鄧小平的政治陰影，將會根除這種任由最高統治者或為“一線”或為“二線”、或換馬張三或換馬李四、十分怪異的權力運作體制。 

註解

（1）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3.5）》，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66頁。 

（2）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18）》，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17頁。 

（3）當然，在這些集體智慧成果里，也有屬於毛澤東個人和鄧小平個人的份額，並且，他們個人的份額很可能要大於其他個人的份額；但是，他們個人的份額無論再大，也遠小於其他個人的份額之總和。 

例如，在改革開放過程中：

意義最重大的思想交鋒，即真理問題討論，是胡耀邦等人發起的；意義最重大的制度創新，即土地聯產責任承包製，是中國老農民搞出的（在我們這個國家裡什麼人都想占農民的便宜）；色彩最多樣的新生事物，即經濟特區，是任仲夷等人最先提議建立的；……

今天一談起經濟特區的建立，就有人繪聲繪色地說：有一個老人在南中國海邊畫了“幾個圈圈”……可是，很少有人會接着談到這個老人是怎麼想起來要畫那“幾個圈圈”的，很少有人會接着強調任仲夷等人的創議權。 

如此宣傳個人，表面上是宣傳者在為被宣傳者歌功頌德，實質上是宣傳者在陷被宣傳者於不義的境地，即致使被宣傳者有着個人獨享大家榮譽的嫌疑。人們也正因此而可以說，宣傳者是在有意無意地謀害被宣傳者（僅就歷史維度而言）。

人們可以稍稍思索一下，毛的黨在毛死後宣布“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成果”這一說法究竟意味着什麼？人們不難想出，這一說法至少意味着兩點： 

其一，毛澤東生前把集體東西據為己有，可謂“侵吞”；其二，毛的黨把毛曾經據為己有的集體東西歸還集體所有，可謂“清退”。 

再打個比方：毛活着時，大家總往他的口袋裡塞東西，總說這裡面都是屬於您老人家的東西；毛死了後，大家又從他的口袋裡掏東西，又說這裡面還有屬於我們大家的東西。

在這裡，毛不光彩，大家也不光彩：一是害毛，二是勢利，三是送人東西出爾反爾。

在宣傳個人方面，我們已有過一次沉重教訓，一次令宣傳者和被宣傳者以及整個中國大陸民眾都極為難看故而堪稱國恥的教訓，如今還這麼幹，不能不讓世人嘲笑我們這個民族太健忘了、太沒有記性了。

盧梭說，文明人優越於野蠻人的地方就在於擁有記憶力；有人說，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筆者說，二十一世紀將是文明人的世紀，中國人若要擁有二十一世紀，就應該擁有記憶力，尤其應該擁有對自己在二十世紀所作所為的記憶力。

【46】

1963年初，毛澤東在巡視了十一省後回到北京。

巡視結果使他頗感失望，因為大部份一線工作都沒有按照他這位二線人物的要求去做，沒有去抓階級鬥爭。或者說，大部份場上隊員都沒有按照他這位場外教練的意圖去踢球，沒有去踢別人膝蓋。

這對於他來說是難以容忍的。他把自己置於二線位置，並不真要扮演二線角色，而只是要擺脫一線的日常事務，以便更好地把握一線的大政方針。他如今發現"一線"工作偏離了既定的目標，有悖於他的意圖，於是決定出面干預。或者說，場外教練觀球觀到上火時忍不住也要下場踢它一通。這就有了二月中央工作會議（1963.2.11─18）的召開。

在此會上，毛一再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並介紹了湖南河北兩省搞社會主義教育的經驗。湖南經驗講的是如何糾正"單幹風"、如何打擊"牛鬼蛇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河北經驗講的是如何開展"四清工作"（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

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在農村開始"四清"運動試點工作。

無論城市裡的"五反"，還是農村中的"四清"，最初都從經濟問題入手，前者主要反經濟犯罪，後者主要清財務問題；最後都落實到政治問題上，"都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1)從這裡可看出，毛是如何在經濟與政治之間搭撟的。

二月會議對城市裡的"社教"運動作了明確規定，發了內容詳盡的《五反指示》；但對農村裡的"社教"運動只談了一些原則性問題，而沒有作出具體規定，沒有形成有關如何開展此項工作的政策性文件。

毛澤東本是對農村問題的了解比對城市問題的了解要多得多，理應能夠較快地拿出具體辦法來，結果相反，處理前者比處理後者要遲緩得多。

這表明毛此時在如何開展農村社教問題上是較為慎重的。他或許是考慮到當時農村經濟還未恢復，尤其二月過後正趕上農業青黃不接季節，故不宜搞較大的政治運動；或許是已將廣大農村地區預設為搞社教運動的主戰場，故還應做更多的調查研究。

這也預示毛將向農村社教運動投入更多的精力。他還要在中央開更多的會議，並作出更多的決定；還要對"一線"大員作更多的訓示，並因此而發生更多的衝突。

二月會議後，毛着重研究農村"社教"問題，讀了大量材料，做了許多批示，並主持召開由各大區書記和部份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杭州會議（5月2日─12日），作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又稱《前十條》。這是有關農村社教運動第一個政策性文件。

在此期間，毛繼續強調社教運動的必要性。他非常嚴肅地告訴其黨人，如果不按照他說的去做，就將會出現這樣一種災難性後果：

"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任務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情景啊！"(2)

不過，在如何將有關農村社教決定付諸實施這一問題上，毛仍主張要慢慢來。

關於實施步驟問題，毛一再強調要經過試點階段，要分期、分批、分地區地逐步推開。

"要踏踏實實地搞深搞透"，"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後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嗎？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責備他。你一圍攻，他一着急，就亂來。要慢慢地說服。着什麼急？我們革命勝利比蘇聯還不是晚三十多年？"(3)

關於處理人問題，毛也反覆強調要團結95％以上的人，"沒有螞蟻的地方不要硬找螞蟻"，不要傷人過多。

對於多數群眾，"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還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罵"。

對於犯錯誤者，只要他們悔改，就給以機會，洗手洗澡，主要洗"溫水澡"，批評要用事實材料，退賠要合情合理，"懲辦要控制在百份之一"。(4)

據薄一波記述(5)，杭州會議結束前夕，毛澤東仍放心不下，一夜未睡，凌晨時將各大區書記召來，再三叮囑，不要傷人過多。

從毛的這番謹慎中，既可看出他的問題來，即對自己信誓旦旦要做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也可看出他的經驗來，即在一場前景未明的角逐中，首先設法保住自己不至於發生潰敗的底線，即把儘可能多的人拉到自己這一邊來。

正如毛擔心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進入試點階段，就出現"階級鬥爭"過火情況，許多地區接二連三地發生打人、捆人、甚至整死人的事件。

當年九月，中共中央又開工作會議，着重討論農村"社教"運動搞得過火問題，制定應對政策，最後形成《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又稱《後十條》。

與《前十條》相比，《後十條》有兩個特點：

其一，它不是由毛本人主持制定的，而是先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討論、繼由田家英執筆、後由劉少奇主持通過的。毛後來嘲諷道：1963年5月杭州會議寫出第一個10條，為什麼剛過了3個月，9月北京又搞出個10條，只有3個月，有那麼多經驗？！(6)儘管他當時也同意將此件向所有人宣讀，包括向地、富、反、壞、右份子宣讀。(7)

其二，《後十條》更強調要團結95％以上的群眾和95％以上的幹部，要擴大團結面，縮小打擊面，要對落後群眾和地富子女予以教育，不能按階級敵人來對待，要對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予以幫助，不能搞取而代之，批評從嚴，處理從寬。相對於《前十條》來說，《後十條》更趨於緩和、更注意反"左"。

可是，《後十條》一經實施，不但沒有使運動過火情況有所緩和，反而使之愈演愈烈。反"左"的結果，越反越"左"。"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試點鋪開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一地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廣東在這年秋冬的試點中，共發生自殺案件602起，死亡503人。"(8)這個搞階級鬥爭起家的黨，不鬥則已，一斗則火。

就運動決策層面看，一些領導人作出許多意在強化階級鬥爭的判斷與部署。

劉少奇為"一線"首席大員，統一領導全國"四清"運動。他認為，農村幹部的實際狀況比原先估計要嚴重得多，因此《後十條》關於團結95％以上幹部的規定不妥當，要修改。他提出，對於農村幹部，可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依靠的就不依靠，不必受限於那個百分比；即使是可依靠的，開始也不能依靠，等問題摸清後才能依靠。

劉還認為，犯錯誤的基層幹部，在上面大都有根子、大都有一些領導幹部給他們撐腰；因此，"四清"運動在清查下面的同時，還要追查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更危險，一律要追，追到什麼地方算什麼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縣委的追到縣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9)

另外，他還主張擴大"四清"範圍，不只是清經濟，還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所有遇到的問題。他還提出所謂"打殲滅戰"方式，即一次派出數千人乃至上萬人的工作隊，集中去搞一個縣的"四清"運動，以便能搞得深、搞得透。

對於劉的這些判斷與搞法，毛當時是贊成的，是同意將階級鬥爭形勢看得十分嚴峻的。他本人就多次談到，我們這個國家有三份之一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而掌握在敵人手裡。他對劉建議的"打殲滅戰"方式，也"覺得很好、完全贊成"，儘管他半年後又反過來說這是搞"人海戰術"。(10)

就運動實施層面看，一些地方以及一些工作隊，也不斷提供許多大講階級鬥爭的"典型"材料。其中，最"典型"者要數這三個材料：

一是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提供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報告稱，工作隊通過調查發現："地主、資產階級集團"已篡奪了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大權，將這一"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聯合企業"，"變成為地主、資產階級集團統治的獨立王國"，其間，營私舞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成風，領導生活腐化，社會風尚敗壞，反革命活動猖獗。報告又稱，工作隊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動群眾，進行奪權鬥爭，處分原黨委書記等人，終使公司領導權又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中共中央肯定了這個報告，並將它批轉全國各地區各部門。中央批轉通知稱：這個事件"最根本的教訓就是，在我們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幹部中，硬是忘記和忽視了社會上還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這一客觀事實"；與此相應，這個事件最重要的經驗就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必須組織好革命的階級隊伍，建立階級檔案；徹底清除壞人，挖掉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修正主義的根子，決不可以放任自流，半途而廢"。(11)

二是天津市委提供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報告稱，"四清"運動前，小站地區的天下還不是我們的或在很大程度上還不是我們的，這裡的政權已被三個反革命集團所操縱，這些反革命集團有上面的根子，得到南郊區委以及本公社一些領導人的支持。

報告還提供了一條為中央完全肯定的經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是從'四清'入手，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清不出什麼來。後來轉入奪權的政治鬥爭，並處分了區委和公社的一些領導人，才打開了局面，充分發動了群眾，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

中共中央在轉發這個報告時，強調指出："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份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鬥爭，否則，要犯嚴重的錯誤。"(12)

三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提供的《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又稱"桃園經驗"。這是劉親自抓的一個"典型"，較完整地體現了他搞"四清"運動的意圖。他就此向毛作了報告，獲其肯定；並代中央起草了向全國轉發這個報告的批示，稱該報告"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13)

按王光美說法(14)，她最初是帶着少奇同志給的兩個思想方法下去的：一是"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二是"要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要理解黨中央的基本政策"。王說，當時覺着他講得很原則，但經過幾個月實踐，"越琢磨越覺得這幾句話重要"。

王所在的四清工作隊進村不久，便避開桃園大隊幹部而搞起"紮根串連"，私下裡找"根子"談話，背地裡開"根子"會議，會間還派人放哨，以防有人偷聽。通過這種秘密發動工作，終於在工作隊周圍組織起一支屬於自己的"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王還以此證明，"社教"運動初期所強調的"一切經過基層組織"的規定是錯誤的。

通過清理經濟問題和開展階級鬥爭，王的工作隊終於發現，中共桃園大隊支部書記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份子"，是一個"打着共產黨的旗號，辦着國民黨的事"的"國民黨份子"。他所把持的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的，他所把持的政權"基本上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可是，直到工作隊走時，"還沒查出他和國民黨有組織聯繫"。不過，"我們沒查出來，並不等於就沒有這種可能性"。

王的工作隊還發現，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大都不僅有下面的"根子"即地、富、反、壞、右份子，而且有上面的"根子"即他們在公社裡、區里、縣裡的"靠山"。

在報告末尾，王談到了"農村階級鬥爭矛盾的焦點在哪裡"這一問題。她認為，"焦點"就在"和平演變"上，即一些階級敵人"鑽進革命隊伍，用各種各樣的形式，潛移默化，使我們的一些幹部，舒舒服服地演變過去了，代表了敵人的利益。"她還帶着感情說道，無產階級在掌握了政權後如何不被"和平演變"這一問題，在世界上還沒有解決，但我們黨決心通過再搞社會主義革命來予以解決，這個革命"是史無前例的"！

不久之後，這位王女士就真的看到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一場"史無前例"地把她自己以及她丈夫深卷進去的革命。

註解

 (1)毛澤東《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1963.5）》；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71─83頁。

 (2)引自《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212頁。

 (3)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3.5）》；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68─71頁。

 (4)引自：同(1)，同(3)。

 (5)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109頁。

 (6)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04頁。

 (7)《中共中央關於印發和宣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的兩個文件的通知（1963.11.14）》；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341頁。

 (8)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114─1115頁。

 (9)同(6)，第537頁。

 (10)同(8)，第1119頁，第1132頁。

 (11)《中央批轉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1964.6.23）》；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434─435頁。

 (12)《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1964.10.24）》；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508頁。

 (13)《中共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1964.9.1）》；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471─472頁。

 (14)王光美《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1964.7.5）》；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47】

1964年，是"四清"運動全面鋪開且不斷加溫的一年，也是中央高層出現矛盾且頻頻開會的一年。這一年，中共中央開了三次工作會議，次次都議論"四清"運動，並且都作出重要決定。

5月中旬至6月中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已明顯"左"轉，提出許多與《後十條》精神不一致的激進主張，從而促使中央書記處作出修改《後十條》的決定。

9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1964.9.10），並於9月18日印發全國"四清"工作隊，授權它們全面領導運動，即可以撇開所在地方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來搞運動，結果使得運動更加"左傾"化，使得許多農村基層幹部遭受更為激烈的衝擊，被斗、被打、被強令退賠。有的縣自殺了數十人，有的幹部退賠掉全部家當，只剩下身上一條褲、床上一片席。

12月15日至來年1月1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開始調整"四清"方向，一方面批評運動搞法"左傾"化，另一方面又強調階級鬥爭嚴峻性。在此會上，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指責他在運動中犯了"形左實右"錯誤。會議討論通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965.1.14）》，又稱《二十三條》。

在上述三次會議中，第三次最重要。它是毛澤東執政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一個有着多重意義的轉折點：

一是"四清"運動本身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即由主要清理"四不清幹部"到主要整治"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轉折點；

二是毛澤東與劉少奇政治關係演變中的一個轉折點，即由可與重託到決意除去的轉折點；

三是毛澤東執政角色變換中的一個轉折點，即由退居"二線"到重返"一線"的轉折點。

據薄一波記述(1)，毛對劉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上：一是關於運動性質問題，二是關於運動搞法問題。

關於第一點。劉認為，這場運動的主要矛盾─事物的性質按毛的說法是由其主要矛盾決定的─是"四清"與"四不清"矛盾，並且是黨內矛盾與黨外矛盾相交織、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相交織。

毛不同意劉的這一說法，認為它沒有說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特有性質。因為，從字面上看，所謂"四清"與"四不清"說法，什麼樣的社會都可以用；所謂黨內外矛盾相交叉說法，什麼樣的黨派都可以用；所謂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相交叉說法，什麼樣的歷史時期都可以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在毛看來，這場運動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這一判斷符合本黨自七屆二中全會以來的一貫說法。他反覆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還將他與劉的這一分歧寫進《二十三條》中(2)。這是以中央文件形式給劉掛了一筆賬，留待日後清算。

關於第二點。毛澤東無論在會議即席講話中，還是在他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條》中，都對劉少奇如何搞運動的方式提出尖銳批評：

針對後者所贊成的"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的主張，前者指出，要"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

針對後者所認可的"紮根串連"的搞法，前者指出，"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數人當中活動"；

針對後者所作出的"打殲滅戰"的部署，前者提出，不要搞"人海戰術"，"不要在一個縣、社、隊集中人數過多的工作隊"；

針對後者所領導的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的情況，前者提出，要"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麼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份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

此次毛對劉的批評是很意氣用事的，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乃至戲劇性色彩。

12月28日，老人家拿着《憲法》和《黨章》走進會場，滿腹怨憤地說：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事情起因：在會議召開前，鄧小平曾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到會；在會議進行中，劉少奇又說，情況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好，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要什麼都上升為敵我矛盾。於是，毛澤東氣得說，一個不叫我參加會議，一個不叫我講話。

當老人家向別人出示《憲法》和《黨章》時，不知他可想到別人也可以向他出示《憲法》和《黨章》，要求他能夠依法循章地行使權力。這裡的"別人"，不僅包括"地富反壞右"，而且包括普通老百姓，以及象彭德懷、劉少奇那樣的執政黨高幹。

一個向來都在《憲法》和《黨章》之上說話和行事的人，此次竟也在那裡尋求《憲法》和《黨章》的保護。不知當時在場者是怎樣想的，但就後人看來是不倫不類的，其喊冤叫屈無異於胡攪蠻纏，還有些滑稽。

一個向來喜歡打赤膊、光脊梁的人，突然穿起了西服、繫上了領帶；可是，西服裡面沒穿襯衣，領帶系在光脖子上。

註解

 (1)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128─1136頁。

 (2)《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963.1.14）》；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558─565頁。

【48】

上述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兩方面批評，後來又在毛的那張"大字報"中被提出來，被十分簡約地概括為五個字："形'左'而實右"(1)。其"形'左'"，指劉在運動的搞法上犯了擴大化錯誤；其"實右"，指劉在對運動基本性質的判定上犯了立場性錯誤。

我們在此主要興趣，不是想判定劉是不是像毛所批評的那樣犯了這些或為"左"或為"右"的錯誤，而是想知道劉為什麼會有這些或被稱為"左"或被稱為"右"的表現，以及毛為什麼會作出那些或為嚴辭厲語或為冷嘲熱諷的批評。

劉少奇所領導的運動之所以整出那麼多的"四不清"幹部，有許多方面原因，其中主要原因出在體制方面。

其一，從這個權力體制的內在結構上看，毛的國家屬於一黨專政的國家，其間各級權力機構都實行所謂一元化領導，每一權力機構除了受上級權力機構的領導外，幾乎不受其他任何方面的制約。

這種垂直性領導方式，難以保證上級權力機構對下屬權力機構實行有效監督。一是因為，它與下屬機構處於一種一對多的關係，故存在照應不全的情況。二是因為，它對下屬機構的了解多是依據下屬機構自己提供的信息，故難獲得較為客觀的資訊。

與此相應，它的下屬權力機構就很可能會無所顧忌而放任自流起來。其中，農村基層組織情況尤為嚴重。

由於處在這個國家社會發展水平階梯的最低層面上，中共農村基層幹部所受到的制約也最少，也最容易規避。不僅上級對他們的有效監控手段不足，而且他們本身的自我約束能力也較差，同時治下群眾的主動參政意識也很弱。

這些因素使得他們中許多人在行使權力過程中很容易獨斷行事，既不好好遵循上級指示，也不好好尊重下面民情，長此以往，沒有不濫用權力的，小到多吃多占，大到打人罵人。其中極端者，幾乎不受任何權力制約，為官一地，稱霸一方。勿庸置疑，在新中國廣大農村中，有着許多形形色色的土皇帝，有着許多大大小小的毛澤東。

這種情況對於中共高層來說，不整不知道，一整嚇一跳，似乎到處都是"四不清"的人和事。用毛澤東的話說，走起路來看不到螞蟻，彎下腰來則看到很多螞蟻。(2)

因此，不是劉少奇個人想整出那麼多的"四不清"幹部，而是這個體制本身就造出那麼多的"四不清"幹部。

其二，從這個權力體制的運作方式上看，不論劉少奇在前台還是毛澤東在前台，若要想有效整肅吏治，就不得不搞"群眾運動"。

任何政權中的高層領導人，都不希望下屬官吏過於貪污腐化、過於魚肉百姓；即使他們自己愛搞腐敗，也不希望下屬跟着他們做這同樣事情。道理很簡單，如果下屬官吏過於腐敗，那麼，他們就會：一是占有大量資源，從而過多地截取原是流向國庫或流向高層官吏的利益；二是激起民怨民憤，從而不利於自家政權的穩定。

這種整治吏治的要求，在中共政權中表現得尤為強烈。一是因其執政黨當初就是打着剷除貪官污吏的旗號來奪取政權的，故很想獲有為政清廉的名份，以顯示其"不忘本"。二是因其政權所受到的外部制約力與內部制約力都很有限，並不斷弱化，故使得治下腐敗現象很容易滋生，並愈演愈烈。因此，中共領導人不論毛澤東還是劉少奇，都是真心想整治吏治清除腐敗的。

可是，中共領導人只要着手整肅吏治，就會遭遇體制性困境。

他們若想有效整肅吏治，就必須做到兩點：一是要十分清楚地了解吏治實況，了解下屬官吏究竟怎樣搞腐敗的事實；二是要有所觸痛地教訓犯錯誤者，以使他們中的多數人不敢重蹈覆轍。

可是，中共權力體制本身，不能為做到這兩點而提供有效途徑。

這個權力運作體制，如就行業領導系統看，大多是雙重的，即部門與地區、"條"與"塊"相交叉；如就政治領導系統即人們常說的黨委領導系統看，又都是一元化的。比較而言，後者更為根本些，因為這個國家說到底是一個"黨國"，是一個一黨專政或以黨代政的國家。

在這種體制下，各級權力機構，對上，接受一元化領導，接受單一主管黨委垂直領導；對下，實行一元化領導，壟斷屬下一切事權乃至人權；而在其左右，不存在其他真正能與之相互平行並對之進行制約的權力機構。

於是，在這上下級權力機構之間，形成一種單一渠道的全依全靠的關係，不僅下級機構在受權方面只能完全依靠它的單一上級主管黨委，而且上級機構在施權方面也只能完全依靠它的各個下屬分支機構，而不能通過其他途徑對它們進行監督。

在一般情況下，上級機構只能通過下級機構自己提供的信息來了解它們的政績。這可以說是上級機構了解下情的正常途徑。然而，這種正常途徑只能提供下級機構自己願意提供的東西，其間難免或作擴大、或作縮小、或無中生有、或隱而不報。

顯然，當上級機構想要了解下屬機構的實情時，即不僅要了解下級比較願意讓上級了解的那些東西、而且要了解下級存心不想讓上級了解的那些東西時，就不能只依靠這種正常途徑，而必須再尋找一些非正常途徑。

這非正常途徑通常有兩條：一是鼓勵下面人越過其上級機構而直接向其領導的領導打小報告，署名匿名都行；二是派出工作隊越過其下級機構而直接到群眾中去了解他們的上司情況，好話壞話都聽。

兩相比較，後一途徑更有效些，所了解到的情況更客觀些，但其成本─無論是經濟成本還是政治成本─也都更高些，因為這已是在搞"運動"了。

在工作隊剛下到基層時，多數群眾是有所疑慮的。因為，工作隊要他們揭發的對象，過去是一直管着他們的人、一直對他們大耍威風的人，並且，將來很可能是繼續管着他們的人、繼續對他們頤指氣使的人。老百姓的心中不僅有來自以往的後怕，而且有對於日後的顧忌。

這後一方面的擔心尤顯沉重。因為工作隊總是要走的，總是要回到城裡去的。如果此時那些被群眾揭發過而又未被打倒的幹部回過頭來搞報復，那麼，群眾怎麼辦？再去找工作隊？怕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了。

為了解決基層群眾對工作隊的認同問題，後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有兩項：

一是避開本地幹部搞發動群眾，也就是搞所謂"紮根串連"。先是背地裡尋找出一些比較敢說話的人─任何地方都有一些相對說來膽子較大的人─作為"根子"；繼而把他們組織起來，統一思想，統一行動；而後讓他們再去帶動其他群眾一起來訴說那些幹部們的種種不是。

二是為了進一步打消群眾顧慮而設法貶損本地幹部權威，或有意冷落他們，或公開批評他們。這就使得群眾覺着這些幹部沒有什麼人能夠保他們了，甚至使群眾覺着他們中一些人肯定會在運動中被趕下台，故而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結果什麼樣的話都敢說了，無論是這些幹部的確做錯的事，還是自己心中一直記恨的事，都一股腦地說出來了。其中一些膽大好鬥者仗着有工作隊給撐腰，竟對那些挨整幹部又打又罵起來了。於是，整個運動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打擊幅度過寬以及處理方式過嚴的勢頭。

因此，並不是劉少奇、王光美他們個人想當然地要搞"紮根串連"、要搞過火鬥爭，而是他們若要在這個權力體制內整肅吏治就必須採取這些嚴厲措施。正如在鞋匠鋪里做活就必須用錐子、錘子、鉗子和刀子。

運動到此，還未結束，還有一個如何收場問題。

從歷史上看，中共搞自身整肅運動向來都是：前期刮颱風，後期毛毛雨，先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後搞甄別平反，重新起用。運動一來，打倒一片；運動臨近結束時，黨組織又出來扶起滿地趴着的人，說聲"委曲了"，接着宣布被整者中的多數人沒有多大問題或根本沒有問題，並希望他們不計前嫌、放下包袱，繼續為黨工作。

不計前嫌，說是容易，做就難了。這些被整治的幹部，尤其是被過份整治的幹部，大都滿腹怨恨，一旦官復原職就會尋機報復那些整人者，讓他們八寸的腳穿上七寸的鞋。另一方面，那些後來果然被穿上小鞋者，也會耿耿於懷，若無運動則罷，若有運動恐怕又要磨拳擦掌了。

如此搞運動，並是接二連三地如此搞運動（用毛的話說，"七八年又來一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國社會人際關係的全面緊張，破壞了我們民族的親和力，並影響深遠。

另外，在那些被重新起用的幹部中，有一些人過去挨整確屬冤案，但也有一些人過去挨整不能說是冤案。後者確實有嚴重錯誤，甚至有很大民憤，本應被清除出領導崗位，但在運動後期落實政策大潮中又被請了回來，繼續做他那個不稱職的官。這後一種人的官復原職，實為吏治中的"廢物再用"，後果可想而知。

這種"廢物再用"已成為這個國家裡的一種常見現象，搞運動時有，不搞運動時也有，此一行業中有，彼一行業中也有。

比如，掌管國有財物的人卻貪污盜竊，負責選拔幹部的人卻任人唯親，從事道德教育的人卻說歸說做歸做，經管大眾媒體的人卻熱衷於做"假大空"節目，當第一把手的人卻言而無信、朝令夕改

這些人所犯錯誤，不是一般錯誤，而是那種完全有悖自己的行業規範和職業道德的錯誤，即類似那種執法者犯法的錯誤，是對他們所應承擔的社會角色的根本否定。因此，這類人理應被他們所在行業宣布為永不錄用的人，宣布為本行業決意剔除的人才廢品。即使社會還想對他們有所使用的話，那也應是在他們被調離出該行業之後的事。

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執政黨在處理這些犯錯誤幹部時，常常採取原行業原崗位消化的方式。例如，貪污犯在被教育了一番後，繼續做他的經濟工作；假道學者在交上了什麼我的反思或我的反省之類的檢查後，繼續做他的思想導師工作；搞糟了甲地工作的某某書記在與上級領導談過話後又被調到乙地工作，繼續發號施令、為害他方；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還是出在體制上，出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上。

這個體制常常使執政黨陷入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難以有效監督體制內的官吏，從而導致貪官污吏叢生；另一方面，難以充份吸納體制外的健康力量─根本不允許其生存發展─以替代體制內的那些本該被淘汰出局的劣質官員；結果只能在體制內搞"廢物再用"，即不斷地使用劣質官員，包括使用已查出有腐敗行跡的劣質官員。

這好比是，在得不到淨水補充的情況下，只能搞廢水循環使用，結果越用越髒，越髒越用，甚至越往要害處用，用到了今天，竟用出了貪污犯當上反貪局局長這等怪事。

概言之，搞"四清"運動這一方式，雖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前述執政黨整肅吏治所要滿足的兩項要求，即了解基層實情和嚴整基層組織；但其本身畢竟是一種非正常的途徑、即以非體制手段來整治體制本身的途徑，並且是一種成本高昂的途徑，即留下許多後遺症的途徑。這如同為了治病而服用過量抗生素一樣，雖能獲得一些療效，但也抑制身內白血球生長、並使身內病原體獲得一定抗藥性，結果更難治好病。

"四清"運動的這些特點後來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顯現出來，以致於我們有理由說：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最大意義，不過是為接踵而來的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作了某種預演或示範。

最明顯者，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模式，並不都是原創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自於劉王氏的"桃園經驗"，並在更大範圍上運用了這一經驗。

王光美和她的工作隊一進駐桃園大隊，就繞開基層組織，直接到群眾中去找"根子"，並把他們組織起來，以帶動廣大社員去鬥爭那些"四不清"幹部，再順藤摸瓜找出他們在公社裡、區里和縣裡的"黑後台"。

毛澤東也是按"紮根串連"這一模式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他先是繞開北京到上海搞，找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做"根子"，支持他們寫文章，以掀起文化領域裡的批判運動；繼又背着中央在全國搞，找了許多"紅衛兵"小將做"根子"，鼓勵他們大鳴、大放、大串連，以發動億萬群眾去揪斗各行各業里的"走資派"，再一級一級往上揪，一直揪到中央里，揪出"正睡在"他身邊的那位"中國式的赫魯曉夫"。老人家竟把整個中國變成一個"桃園大隊"，並使他自己做了一回"工作隊隊長"。

在中共歷史上，劉少奇最早號召人們學習毛澤東的思想，可此次，毛澤東也反過來學習劉少奇的思想，包括學習他夫人的思想，很是謙虛。據王光美回憶，她每次從桃園大隊回京，毛都要找她了解情況；她的"桃園經驗"報告出來後，毛看了很欣賞，並推薦給江青看，還多次表揚她，還鼓勵她到各地去講一講。(3)

毛此次之所以學習或模仿劉及其夫人的經驗，不是因為他不及後者高明，而是因為他與後者都受困於相同的權力體制。不論劉少奇還是毛澤東，若想有效整肅這種一元化權力體制下的官吏，若想切實了解他們為政的詳情、打下他們做官的威風，都必須採取這種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

劉少奇由於身居"一線"，具體領導"四清"運動，故先遭遇這一體制性困境、並因此而先採取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故為後來者做了先導性示範。

毛澤東後來重返"一線"，決意發動"文化大革命"，也遭遇這一體制性困境。他很想整治那些已不大聽話的下屬官吏，尤其想整治那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主席；可是，後者正掌握着或正參與掌握着中共權力體制；因此，要扳倒他，就不得不使用由此人自己摸索出來的那個方法來反對此人，就不得不"請君入甕"。

從這裡，可看出體制對於人的力量。體制雖由人創設，但一經創設出來便具有能夠左右人的力量。不論是老百姓，還是執政者，都不能輕易地規避它。

從這裡，還可看出這種一元化權力體制若不作出重大改革便不能擺脫它的兩難處境：要麼不可遏制地腐敗下去，直至完全爛透而亡；要麼三番五次地搞群眾運動，直至過度折騰而亡。

註解

 (1)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70頁。

 (2)毛澤東《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80頁。

 (3)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37、541頁。

【49】

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毛澤東之所以嚴辭責難劉少奇，之所以憤然推翻由後者主持制定並已下發各地的《十七條》(1)而由自己另起爐灶搞出《二十三條》；按前述薄一波觀點，這主要是因為老人家一是不能容忍劉關於"四清"運動主要矛盾的說法，二是不能容忍劉引導"四清"運動嚴整基層的搞法，認為劉"形'左'而實右"。

若進一步追問，毛澤東為什麼不能容忍劉少奇的這種說法和這種搞法？薄一波則語焉不詳。

當毛說"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時，劉則把它說成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這兩種說法確有本質區別：

按照前者，"四清"是一場有着特定內涵的階級鬥爭運動；

按照後者，"四清"是一場僅有一般性質的廉政建設運動，即以清官標準（"四清"）來整肅非清官（"四不清"）運動。

這裡的非清官，並不特指一定歷史時期才會有的資產階級份子，而可泛指任何歷史時期都會有的貪官污吏。至於那種由上面派工作隊直下基層整治四不清幹部的做法，很像是中國老戲裡常演的那種朝廷欽差大臣直下州縣緝拿貪贓枉法者的劇情。

所以，陳伯達說：所謂清不清，歷代都有這個問題，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2)

薄一波後來抱怨陳伯達在毛劉衝突中起了不良作用，說了不該說的話。

不過，就陳話本身來看，還是說得相當準確的。它確實抓住了劉上述說法的關節點，即用一般所指來替代毛的特殊所指，用那種任何社會都會有的吏治問題，來替代毛所說的那種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才會有的階級鬥爭問題。

這對於毛來說，顯然是另搞一套，至少是淡化他早在1962年就為執政黨制定好的那條"繼續革命路線"。

陳伯達為黨中秀才，雖非忠厚，但有觀察力，不僅能觀察一些大人物的臉色，而且能觀察一些大問題的事理。與此相應，他的老上司毛澤東也是不僅欣賞他的俯首之態，而且欣賞他的理論才幹，欣賞他能夠根據需要找出種種論據來。此次毛就十分欣賞他的上述說法，並將之寫進《二十三條》中的第二條里。

又當毛澤東大談黨內階級鬥爭時，劉少奇卻說情況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好，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要什麼都上升為敵我矛盾。(3)劉這些話惹得毛大怒，說劉存心不讓他說話，接下來便上演了那幕拿着《憲法》和《黨章》走進會場的鬧劇。

人們會問，劉這些似是平常的話何以能激怒毛，氣得他如此失態。這裡面有毛自身的因素─已經養成了一觸即跳的性格；也有劉說話份量重的因素--的確觸到了毛的痛處。

所謂不要什麼都上升為敵我矛盾，這是劉仍在堅持他關於"四清"運動主要矛盾的說法。因為，只有在"四清"與"四不清"之間，才會既有敵我矛盾又有非敵我矛盾─人們很難將那些多吃一點多占一點的人都說成是敵對份子；而在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就只有敵我矛盾可言了。

所謂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一切從實際從發，這原本是毛一貫自我標榜的思想路線，如今卻被劉用來反駁毛本人，自是令他不快。更要害的是，劉的這些話暗示着毛的階級鬥爭理論只具有演繹性質：不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實際中有什麼反映什麼；而是從概念出發，從某種假設出發，預先制定一個理論框子，然後拿去套用現實。

實際上，毛所搞的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都帶有這種演繹性質。如前文所述，他的社會主義的出發點是一個假設出來的資本主義，他的社會主義的歸宿點也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兩者都屬想當然的東西（參見本書第37、38節）。

毛的後繼者鄧小平就承認，執政黨幹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結果卻不知道究竟什麼才是社會主義。即是說，毛及其黨人幾十年來搞的是一個假設上的社會主義、一個自以為是的社會主義，而不是一個實際所是的社會主義。可問題是，毛為了這個假設上的社會主義而動用了現實中的不計其數的社會資源，從而造成了我們這個本來就十分貧窮的民族在人力與物力上的巨大浪費，以致不堪承受。

一些文獻在談到毛與劉這一衝突時，多說是毛先發難的。這只是看到表面，只是看到在此衝突中，脾氣數毛髮得大，話也數他說得多。若從事理上看，應說是劉先挑戰的。因為，早先毛已經為執政黨確立了大政方針，如今劉卻在那裡另說一套，並說得含骨帶刺。毛若想堅持其政治路線，若想維護其政治權威，就必須起而反駁劉。

一向自謙為毛澤東學生的劉少奇，此次在其先生面前，大發脾氣的事沒有，直接頂撞的話不多，但言必有中。毛想到哪裡就說到哪裡，一會兒就說出了一大篇，米少水多。劉想半天說一句，說出來的話句句說在點子上，水少米多。

另外，在"四清"運動的具體搞法上，毛對劉的不滿主要有兩點：一是認為在"四清"運動的打擊方式上存在着過於嚴厲的情況，二是認為在"四清"運動的打擊對象上存在着重點不明確的問題。

若對這兩點進行比較，可以說毛更看重後者。因為，前者只是方式方法問題，後者則涉及運動方向問題。再就毛本人的歷史來看，他搞起內部整肅運動來也是相當嚴厲的，或是很"左"的，甚至比劉有過之而無不及，前有打"AB團"之例，後有搞"文化大革命"之例。所以，毛更為關心的，不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整人，而是整了什麼樣的人。

劉強調，此次運動既要整台上的"四不清"幹部，也要整幕後的地富反壞份子；既要整黨內的壞幹部，也要整黨外的階級敵人。至於這兩者孰重孰輕，他未作進一步分別，只籠統地說這是一種黨內外矛盾相交叉現象。

毛則認為，地富反壞份子現在沒有當權，過去又被鬥爭過，被搞臭過，群眾對他們不怎麼樣；"四不清"幹部則不同，過去沒有搞臭過，現在又是當權派，能給自己多記工分，上面的人聽他們的，下面的人又怕他們；因此，要發動群眾先整我們的黨，整這些當權派，先搞豺狼，後搞狐狸。(4)

僅就整當權派而言，毛與劉也有很大分歧。

劉的目光主要盯着下面，盯着那些犯有"四不清"錯誤的社隊幹部，間或也游移到上面，提出要追上面的根子，但只是點到為止。

毛不反對整執政黨基層中的壞幹部，但更想整執政黨高層中的當權派。後者可以說是他多年來施政重心所在。

1962年前，他已整過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反冒進"諸大員，整過以彭德懷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並將後者逐出中央領導圈。

1962年中，他又整出習仲勛領銜的"西北反黨集團"；又撤銷以鄧子恢為部長的中央農村工作部，同時既批判鄧子恢本人又敲打支持他的陳雲，致使兩人多年不在中央說話。

1962年後，他身居"二線"，但對"一線"大員日益不滿：

他多次批評所謂"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少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政黨），批評所謂"三自一包"（自留地、利伯維爾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前者主要批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後者主要批鄧子恢和陳雲。本來毛已批得鄧與陳不說話了，但他仍抓住不放，批評不止，並以此來警誡其他大員，尤其警誡那幾位曾支持他們的中央常委。

他還批評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同資產階級打交道時不講階級鬥爭，竟提出要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政黨的主張。

他還指責由鄧小平領銜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和由李富春領銜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是北京的"兩個獨立王國"，指責他們已搞到與黨主席分庭抗禮的地步上。前一機構統管全黨政務工作，後一機構統管全國經濟工作。毛的批評矛頭已深戳到執政黨核心圈中。

到了制定《二十三條》時，毛又當着眾多中央委員的面嚴辭訓斥那位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副主席，並在心中生出要搞掉此人的念頭。

此時，在執政黨核心圈中，只剩下林彪和周恩來兩人沒被老人家點名批評了。不過，林長期處於半休養狀況，已把軍中大部份常務性工作交由他人代理，故大多數時間不在一線上。周雖未被直接批評，但已被旁敲側擊多次。

周過問較多的國家計委、統戰部和文化部，均被毛屢屢責難，他自己身邊的國務院秘書長齊燕銘也被毛橫加指責，甚至被毛強令撤換。老人家頻頻舉起的手，雖未直接打在周公的臉上，但可說是擦着周公的身子而落下的。毛不滿意周，又要用周，於是採取了這種在其身邊飛舞巴掌的策略，不讓他疼，但叫他怕。毛周關係撲朔迷離。

此時在毛眼裡，中央"一線"已是"洪洞縣裡無好人"了，諸大員都多多少少有些問題。這就不難理解，他的"繼續革命"，不僅要整執政黨基層幹部，更是要整執政黨高層領導；不僅要先搞豺狼後清狐狸，更是要先搞虎豹後清豺狼。進而不難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讓所有中央一線大員的名字都上了造反派的大字報，並將其中許多人都打成走資派。

作為思想家的毛澤東，不失理論趣味，給他所要整的執政黨幹部起了一個學名，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並將其定性為"黨內資產階級"。

不過，在對階級一詞理解上，毛澤東與其思想導師馬克思列寧有很大不同。在先生那裡，所謂階級主要屬於經濟範疇，主要反映人們在社會經濟關係─其中最重要者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中處於何種地位。

在學生這裡，所謂"黨內資產階級"，不屬於經濟範疇─因為它所指稱的那些人並不擁有任何形式的生產資料；而屬於政治範疇─因為它所指稱的那些人大都掌握一定級別的黨務權力或行政權力，並通過這些權力非法占有公眾利益，以使自己作威作福。縱然這種政治權力也與一定經濟利益相聯繫，但這種聯繫多是政治決定經濟，而非經濟決定政治。學生說的與先生說的，消極地看，是南轅北轍；積極地看，屬後浪推前浪。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更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概念。

總之，在這場關於重點整"走資派"的爭論中，毛澤東從理論上說，並不清楚他所要堅持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所要反對的資本主義是什麼；但在政治上，十分清楚他所要堅持的就是他曾說過的話、所要反對的就是不聽他話的人。因此，他所要搞的階級鬥爭，並不是真正的階級鬥爭，而只是以我劃線地排除異己；他所要整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不是真正的資產階級，而只是那些不敢公然反對他卻也不想完全聽從他的黨內領導幹部。

註解

 (1)所謂《十七條》，即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前期的一個討論紀要，曾於1964年12月28日下發各地；後因毛澤東不滿而於12月31日被停發，並由各地自行銷毀。

 (2)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133頁。

 (3)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03─604頁。

 (4)參見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129頁；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02─603頁。

 (5)參見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153─1154頁；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76─581頁。

 (6)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75─888頁；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76頁。

 (7)參見《1970年12月18日斯諾同毛澤東談話紀要》，載斯諾《漫長的革命》，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中譯本，第263頁。

 (8)參見列寧《偉大的創舉》，載《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

【50】

毛澤東之所以要整"走資派"，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所謂接受了"蘇聯變修"的教訓。他的"國內防修"政策與他的"國際反修"政策互為表里。

在他看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改變顏色，已經變成一個修正主義國家、一個甚至比一般資產階級國家還要壞的國家。"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是一幫流氓，比戴高樂還壞。"(1)

他的這一判斷，在由其寫作班子起草的一篇文章中得到較為系統的闡述。這篇文章名為《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刊登在《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和《紅旗》雜誌（1964年第13期）上，可視為當時國內一系列"反修文章"的一個代表作。

文章描繪了蘇聯社會階級結構的新變化：

"不僅舊的資產階級份子猖狂地活動起來，而且在蘇聯黨、政領導幹部中，國營企業和集體農莊的負責人中，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產生出大批的新資產階級分子"；

這些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構成蘇聯社會中的一個"特權階層"，"是目前蘇聯資產階級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的社會基礎"，而後者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過着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

文章歷數了赫魯曉夫施政路線的種種錯誤：

"在'反對個人迷信'的幌子下，醜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  全盤否定斯大林，實質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堅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用所謂'物質刺激'，來偷換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不是縮小而是擴大極小部分人同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之間的收入差距，  加劇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破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瓦解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

"攻擊社會主義的農業計劃制度，  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宣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敗壞社會主義的道德風氣"；

"在所謂'和平共處'的幌子下，勾結美帝國主義，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縱觀毛澤東在其執政二十餘年中所使用過的那些最顯忌恨的字眼，就國內而言，大多不是被用在他的老對手蔣介石身上--儘管此公仍在那裡不斷說要反攻大陸、不斷指責毛為暴政者，而是被用在他的老同事彭德懷和劉少奇等人身上；就國外而言，也大多不是被用在老對頭"美帝國主義者"身上─儘管新中國曾與他們血戰三年、並被他們封鎖二十年，而是被用在"蘇聯老大哥"身上。若老人家再世，不知還有沒有人─無論是黃皮膚者還是高鼻梁者─敢做他的老朋友或老戰友。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忌恨"蘇聯老大哥"，有多方面原因。

就意識形態來說，毛至少有兩點不能容忍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

其一，毛十分崇尚階級鬥爭觀念，以至於把整個歷史唯物主義學說都歸結為階級鬥爭理論(參見本書第22節)。赫魯曉夫則傾向於淡化階級鬥爭觀念，在國內講"全民黨"、"全民國家"，在國際講"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儘量避免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發生對抗，同時勸告那些在野的共產黨儘量避免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儘可能採取合法鬥爭方式，如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進入社會主義。

其二，毛一直懷有烏托邦意識(參見本書第38節)，並於1958年付諸實踐，大力興辦人民公社。赫魯曉夫則於當年年底在同美國參議員漢弗萊交談時嘲笑了毛的這一舉動。(2)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交談的一方代表當時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老大哥"，另一方則來自當年毛澤東時時提防着的頭號敵國。

第二年年初，赫魯曉夫又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影射了中國大躍進運動："我在那個文件里對當時正在中國發生的情況，給予了相當有力的分析，並且我相信是正確的，雖然我沒有點中國的名。我們講清楚，我們對大躍進的態度是否定的。"(3)

1959年7月，也是中共廬山會議召開期間，赫魯曉夫又在波蘭發表了影射人民公社的講話，"聲稱20年代在俄國追求這種想法的人'對於什麼是共產主義的理解少得可憐，也不知道怎樣去建立共產主義'。很明顯，這種譴責也同樣適用於針對50年代的中國。"(4)

就黨際關係來說，莫斯科與北京都是：既各有所恃，也各有所求；並且是：此方所恃多是彼方所求，彼方所恃也多是此方所求。例如，莫斯科方面實力較強而威望不夠，北京方面則威望較高而實力不足。(5)

前者接連發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1957.8.26)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57.10.4)。後者則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裡贏得革命勝利，並在朝鮮半島與西方頭號軍事強國打成平手。

然而，兩者也都有弱點。

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做了關於斯大林問題報告，報告既揭露了本黨前領導人的獨裁者面目，也暴露了蘇聯社會制度的專制化性質；既使世界為之震驚，也使蘇共自己陷入窘境。

於是，在西方國家中湧起反蘇浪潮，許多人把斯大林與希特勒相提並論，甚至認為前者在某些方面已超過後者，例如，希特勒主要屠殺自家營壘外的人，斯大林則主要屠殺自家營壘中的人--其中一些人還曾與列寧共過事、還曾與斯大林一起度過艱難歲月。在東方陣營里，出現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的反叛。即使在共產黨威望很高的新中國里，也出現許多不滿"中蘇友好關係"的"右派言論"。在蘇共中央內部，也出現嚴重分裂，致使赫魯曉夫差一點被趕下台。因此，蘇聯需要支持，尤其需要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大國的支持。

中共方面則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度里搞社會主義，既缺乏設備與資金，又缺乏技術與經驗，因此，中共也需要支持，尤其需要"老大哥"的支持。

然而，赫魯曉夫所求與毛澤東所恃，或毛澤東所求與赫魯曉夫所恃，總是不能很好地協調起來。赫魯曉夫不能很好地從新中國那裡得到聲望上的支持，最終招致後者的嚴辭批判，被說成是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也不能很好地從"老大哥"那裡得到實力上的資助，最終遭遇後者的斷然毀約，被中止了所有援助項目。

在中蘇諸多分歧中，有相當一部分屬於意氣用事，即不是出於雙方對各自長遠利益的深入思考，而是起於他們對某些雙邊問題的過激反應。

如有這樣一種情況，兩者都對對方預期過高，都要求對方像對待親兄弟那樣對待自己，而當這種要求得不到滿足時，便產生十分強烈的心理反差，由殷切希望驟轉為滿腹怨憤。在這十分的期待與這十分的忌恨之間也就有了二十分的距離。這就不難理解，中蘇間的怨恨往往超過中美間的怨恨或蘇美間的怨憤。

在1958年至1959年間，蘇方多次提出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長波電台和擁有一個海軍基地，以使他們在太平洋活動的潛艇能改善通訊條件，能就近加油、維修和作短期停泊。

在蘇方看來，他們的要求理應得到滿足，因為，他們已與中國建立軍事友好合作關係，他們這樣做不只是為了蘇聯的安全，也是為了中國的安全，何況他們已向中國提供了製造潛艇的圖紙，並派遣了有關專家，因此，中國應該有所回報。

但是，他們的要求遭到毛澤東的拒絕："最後再說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聽到有人提起這件事。"

毛澤東的拒絕又引起赫魯曉夫的抱怨："毛澤東同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在互相合作和供應方面並沒有什麼麻煩，可是我們這裡，竟連這樣簡單的一件事情都不能達成協議！"(6)

還有這樣一種情況：兩者都需要對方支持，但都不怎麼尊重對方，又都很在乎對方是否尊重自己，並準備隨時還以顏色。你不敬我，我不敬你，既有你這一次，就有我下一次，遂成惡性循環。

新中國在搞社會主義建設之初，除了缺乏物質基礎外，還缺乏技術經驗，在許多方面毫無所知，故需要老大哥給予人才上的支持。蘇聯作出積極回應，先後向新中國派遣了上萬名蘇聯籍專家，同時為新中國培養了比這數量更多的中國籍專家。

這些專家遍布新中國各行各業，承擔其間技術總管工作，為建立新中國經濟體系做了許多奠基性工作。縱觀毛執政二十七年，國家經濟發展狀況最好─既快又穩且上規模─時期，當數1954年至1958年春這段時期。在此期間，蘇聯專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自己也承認(7)，在重工業、計劃工作、銀行工作、統計工作等方面，我們由於"完全沒有經驗"，而不得不抄搬蘇聯東西，不得不聽從蘇聯專家。（不過，他又抱怨這一時期教條主義盛行，埋怨中國人過於尊重蘇聯人。問題是，他獨立自主幹的成績遠不如人家援助他幹的成績。作為同一國人，筆者都感到有些難堪）。

許多年後，一些國人把由日本引進設備的上海寶鋼項目與由蘇聯引進設備的許多任務業項目進行比較，感嘆道："小鬼子"還是不如"老毛子"，你看人家五十年代在咱們國家搞的那些項目，雖不是很先進的，甚至有點傻大笨粗，但都是很實在的，至少沒有坑蒙拐騙。

蘇聯專家與中國人友好合作關係，到了1958年發生逆轉。其責任是雙方面的。就中國方面說，主要起因於毛澤東在這一年裡大講破除迷信，大講反對教條主義；這"迷信"主要指中國人對蘇聯專家的迷信，這"教條"主要指蘇聯專家為中國人制定的規章制度。

當然，毛這樣做不是毫無來由的。從蘇聯老師方面來說，確有高傲自大、過於刻板的問題。從中國學生方面來說，也確有死搬硬套、盲目服從的問題--老人家曾氣得說："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8)

問題是，他為此而掀起一場遍及全國並波及國外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就做得過份了。因為，他號召中國人不要再像以往那樣迷信蘇聯人，而要看到他們也有許許多多缺點；這就難免會刺激蘇聯人，使他們產生強烈的反差感，感到中國人已不打算再像過去那樣與他們交往了。不久，蘇聯方面作出反應─也可以說是一個過份反應：撤回所有在華專家，停止所有援華項目。

自此，中蘇關係進入冰川期。

赫魯曉夫曾就蘇聯撤回援華專家事作過一個解釋(9)：

"在中國，我們顧問的處境已到了簡直不能容忍的地步。成群結隊的喝醉了酒的中國人謾罵他們。他們叫我們'管卡壓'"。

"當他們一天工作完畢回到所住的公寓和旅館時，發現手提皮箱翻過來了，房間遭到了搜查。這些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經常發生的。"

"我們不能袖手旁觀，讓我們最優秀的專家  以自己的援助換來折磨。最後，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從中國召回我們的顧問。"

就事實而言，中國方面對蘇聯專家的不恭敬，主要表現在思想宣傳上，而沒有發展到"成群結隊"去"謾罵"他們或"經常"去"搜查"他們房間的地步。赫魯曉夫所說的這類事，即使有也不是普遍存在的。此公誇大其辭了。

麥克法夸爾認為，這一事件有多方面因素，而不是象蘇聯政府所申明的那樣，即主要是由於中國方面不能善待蘇聯專家而引起的。他援引一個蘇聯援華專家的話，說明蘇聯政府所表達的不滿並"沒有引起大多數蘇聯顧問或蘇聯國內科學家的共鳴。"(10)

中共方面也對這一事件作過解釋，多是強調蘇聯領導人"背信棄義"，"乘人之危"，"完全違背了共產主義的道德"，從而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心  (11)

這種解釋只談對方責任不談己方責任，也有失公允。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開始公開或半公開地批判蘇聯教條主義，並嘲諷那些認真學習"老大哥"的人，故不能不使蘇聯人感到中國人是在挑鬥他們，是在傷他們的心。

就當時中蘇兩國實際利益來看，有許多互補性，本不該鬧得如此意氣用事。這種互補性可從這樣兩件事中得到佐證：

一是，1960年中國政府在蘇聯方面決定撤回所有援華專家時，"曾經鄭重表示，願意挽留蘇聯專家繼續在中國工作，希望蘇共領導重新考慮和改變自己的決定"(12)；

二是，1962年蘇聯領導人在古巴導彈危機時，曾數次向中國駐蘇大使表示友好，並表示蘇聯在當時中印衝突中支持中方："如果有人進攻中國，我們說我們中立，那就是叛徒行為"(13)。

中蘇衝突之所以出現上述意氣用事的情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蘇兩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在處理兩黨關係時都擁有過大的權力，而這兩個人又都有着過強的個性。他們都很機智、很富有攻擊性，一旦吵起架來都是伶牙俐齒、得理不饒人。他們都還不大講禮儀、不大講涵養，一個竟能脫下皮鞋猛敲聯合國的講台，一個竟能穿着泳褲會見盟國的貴賓。顯然，由這樣兩個人物來全權處理兩黨關係，自是針尖對麥芒，非吵得一塌糊塗不可。

毛澤東在作國內政治鬥爭時，愛給對手扣上"中國的赫魯曉夫"這頂帽子，給彭德懷扣過，給劉少奇扣過。然而，就施政風格來說，他比他的這些對手更適合戴這頂帽子。

不過，作這種比方頗有些委屈前蘇共第一書記，因為，就給本國人民帶來災難而言，蘇聯的那位赫魯曉夫遠遠趕不上中國的這位"赫魯曉夫"。更何況蘇聯的那位赫魯曉夫，還是打開蘇聯堅冰的第一人，並因此而成了當代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運動的先驅者。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蘇共廢黜。中共為此振奮，並萌生恢復兩黨關係的希望，於是主動作出許多表示友好的舉措：中共中央電賀蘇共新領導人就職，國家主席劉少奇出席蘇聯駐華大使館國慶招待會，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趕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祝活動，並會晤克林姆林宮新主人。

對此，蘇共方面作出戲劇性回應，即通過一席"酒話"來表明他們的態度。在慶祝十月革命節國宴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向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賀龍元帥提議："不要讓任何毛澤東、赫魯曉夫們來妨礙我們"，"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14)

馬帥所言立刻招致中國代表團強烈抗議。蘇方解釋這是"酒後失言"，中方認為這不是"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

應該說，中方的指責是有道理的，馬帥的確"酒後吐真言"。不過，這裡的"真言"，不僅反映的是蘇聯官員的一個真實想法，而且反映的是中蘇衝突的一個真實情況，即中蘇衝突之所以激化到如此程度，赫魯曉夫和毛澤東都要負相當大的個人責任。

事實上，中共自己也部分地肯定了這一"真言"。中共一看赫魯曉夫下台就忙與蘇共拉關係這件事本身就表明，該黨已在很大程度上把中蘇關係惡化歸因於赫魯曉夫個人。

蘇聯方面則認為，一個巴掌拍不響，中蘇關係的障礙人物，不是一個，而是兩個，蘇聯方面是赫魯曉夫，中國方面是毛澤東；如今，蘇方障礙已經排除，中方障礙依然存在，因而恢復兩黨關係仍舊無從談起，於是，宣稱蘇聯對華政策不作任何改變。

周恩來總理空手返國，毛澤東主席親到機場迎接。

在社會主義陣營大家庭中，赫魯曉夫可算作老大家的第二代人物，屬於被提拔起來的一輩，毛澤東可算作老二家的第一代人，屬於自己打出來的一輩。兩者間可說是一種叔侄關係，一種較難相處的大侄小叔關係：那一個仗着自己承繼正統並頗有家底，這一個仗着自己獨立創業且位高一輩，若彼此都隨和些則能湊合着過，若彼此都氣盛些就家無寧日了。

如果在巴金的《家》中，不僅叔叔輩好生事端，而且大侄子覺新也變得刁鑽古怪起來，那麼，此《家》中將會有另一番景象。這也就是五六十年代之交社會主義陣營大家庭中所呈現的那一番景象。

註解

 (1)毛澤東《在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時的一些插話（1964.5.11）》，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171頁。

 (2)參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第188頁。

 (3)《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第282頁。

 (4)參見：同(2)，第310頁。

 (5)參見艾倫．S．惠廷《中蘇分裂》，載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中文本，第506頁。

 (6)引自《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第671頁。

 (7)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3）》，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7─1961），第168─169頁。

 (8)引自：同(7)，第169頁。

 (9)引自：同(3)，第270頁。

 (10)參見：同(2)，第389─393頁。

 (11)參見《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給蘇共中央的信》，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401－409頁；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364─365頁。

 (12)參見：同(11)。。

 (13)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83─584頁；參見：同(6)，第552頁。

 (14)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97頁。

【51】

對蘇關係問題，既是毛澤東國內政策的一個延續--同搞國內階級鬥爭、整黨內走資派相聯繫；也是毛澤東外交活動的一個中心--先以其為原點、後以其為焦點而展開其戰略部署。

由於受到個人視野和歷史機遇等方面的限制，毛的國際作為比不上他的國內作為。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主要取決於他曾統治世界四份之一人口達數十年之久這一事實，而非取決於他是否領導世界發展潮流、是否增進人類根本利益。

不過，毛的外交舉措還是有一些可說之處的，既有一些傑作，也有一些敗筆。本書將從三個方面予以概述。

其一，常能在國際政治角逐中打出一些好牌，卻不能就世界發展趨勢作出正確判斷。

對國際中間勢力的爭取，是新中國外交搞得較成功的一個方面。

在國際舞台上，新中國常常受到美蘇兩大國擠壓而自身實力又不夠強大，故比較注意做爭取盟友的工作，並常常將工作的重心落在所謂"中間地帶"─介於中美之間、中蘇之間以及美蘇之間的地帶─上。因為，位於這一地帶的國家對於新中國來說具有很大的可變性，既有可能變為一種支持它的力量，也有可能變為一種反對它的力量。因此，新中國必須做出努力，爭取前者，防止後者。

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與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相對峙時，新中國努力結交許多徘徊於東西方兩大集團之間的國家，如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1954）和萬隆會議（1955），並使自己成為這兩次會議上的明星國家，從而贏得許多亞非國家的理解與尊重。

在與美國相對抗時，新中國積極發展與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如與英國達成妥協，同意維持香港現狀，默許這顆南華明珠成了我們星球上最後廢除外族統治的幾塊殖民地之一，儘管北京一向高舉民族解放的大旗。作為回報，英國也採取了不同於美國的對華政策，並使自己成了西方世界中最早與中國建交的幾個國家之一，儘管倫敦一向被視作華盛頓的頭號盟友。

新中國又不斷為戴高樂將軍喝采，高度評價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向美國鬧獨立性的舉動；並使自己能於1964年1月向世界宣布，將與這一有着光榮革命傳統的歐洲大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在與蘇聯打交道時，新中國也注意發展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不僅在與蘇對抗時，努力發展與朝鮮、越南、阿爾巴利亞和羅馬利亞的關係；而且在與蘇結盟時，也試圖發展與東歐多事國家如波蘭和匈牙利的關係。

1956年10月，波匈兩國發生反蘇事變。劉少奇率團抵達莫斯科，一方面承諾繼續支持蘇聯做社會主義陣營首領，另一方面又批評蘇聯在國家關係上搞大國沙文主義，同時勸說這位大家長作出讓步，以使東歐國家能夠獲得它們應有的一些自主權。

1957年1月，周恩來率團接連訪問蘇聯、波蘭和匈牙利三國，既做和事佬又說公道話。他在莫斯科說，蘇聯人要批評自己的大國沙文主義，波蘭人也要批評自己的反蘇情緒(1)。在布達佩斯說，中國人民完全理解匈牙利人民對過去領導者的不滿，並認為匈牙利關於在民族平等基礎上發展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要求是正當的(2)。如此調停，自是引起蘇聯人不快─赫魯曉夫抱怨周恩來給他們"上大課"；但也博得許多東歐人好感─一些匈牙利共產黨員聽了周恩來講話後不禁熱淚盈眶。

另外，毛澤東還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把美國和蘇聯劃在第一世界，把西歐、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劃在第二世界，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不發達國家劃為第三世界。(3)

老人家似是把他搞土改劃階級成份的方法搬到外交事務上，似是把他"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富農"的策略用於國際政治鬥爭中。他這樣做顯然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即能強化許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認同感，因為，窮人總愛找窮人說話，並且說的多是關於富人的壞話。

然而，毛澤東能夠機智地劃分世界，卻不能富有遠見地展望世界。在國際事務上，老人家作為一個預言家的記錄遠不如他作為一個謀略家的記錄。

毛澤東對於世界發展趨勢的看法，較集中地體現在一篇名為《列寧主義萬歲》的文章中。該文由他的理論班子起草，以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為名義，刊登在《紅旗》雜誌1960年第8期上。

文章堅持認為，現時代仍然是列寧主義的時代，即"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勝利的時代"。文章以此為出發點着重闡述了兩大問題：帝國主義戰爭問題和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問題。

文章指出，只要有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這樣的國家）存在就會有戰爭：

或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或為帝國主義國家與被壓迫民族之間的戰爭，

或為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戰爭，

或為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二十餘年過去了，上述第一類戰爭和第三類戰爭幾乎沒有，第二類戰爭與第四類戰爭則有一些，而那類與"帝國主義"無關的戰爭倒是此起彼伏，其間包括中印戰爭、中越戰爭、以及中蘇邊境衝突。

文章還對核戰爭抱着一種相當樂觀的態度：帝國主義者發動核戰爭的"結果將只是這些在世界人民包圍之中的野獸自身很迅速地被毀滅，而決不是什麼人類的毀滅"；相反，"勝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

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在莫斯科談了類似看法。他對各國共產黨代表說，核戰爭沒有什麼了不起，充其量只能使全世界27億人口損失一半，但能換來這樣的結果：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人。(4)顯然，這種看法已不止是相當樂觀了，而是樂觀得令人毛骨悚然了。

當時，老人家是在談笑風生中講這些話的。他的老對頭赫魯曉夫在許多年後回憶道：雖然大家在毛澤東講完話後也跟着他笑了，"但他講的話絲毫沒有好笑之處"，"沒有一個人對這種講話有思想準備"。(5)

毛澤東之所以能如此輕鬆且大而化之地談論億萬人生死問題，似與他有某種"倖存者心理"有關。

新中國領導人大都是倖存者。在他們所走過的道路上，倒下去的人要遠遠多於活下來的人。他們大都有多次從死人堆中爬出來的經歷，並因而有了一種不同於常人的心理，姑且叫"倖存者心理"。由於各人的素質不同，他們的倖存者心理也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有的表現為一種堅守承諾的心理：我和我的戰友們有過共同的承諾，要為革命事業奮鬥終身；如今，戰友們大都犧牲了，大都實現了他們的承諾，而我還活着，還沒有最後實現自己的承諾，因此，還應繼續保持革命本色，繼續努力為人民服務。

有的表現為一種歉疚不安的心理：我的戰友們為革命已付出自己的一切，卻未能享有革命的成果；我為革命還未付出自己的一切，至少還未付出自己的生命，卻能夠享有革命的成果；我不比他們優秀，卻比他們幸運，不僅活了下來，還做了高官，我還有什麼不滿足？只有好好地為老百姓辦事才能對得起那些先我而去的戰友們。

這兩種心理都是拿自己同犧牲者比，而不是同其他人比，尤其不是同那些官運亨通的人比。這兩種心理都可以從《彭德懷自述》中讀到，更可以從這位將軍的所作所為中評品出來。

還有的表現為一種僥倖苟活的心理：老子好不容易活下來了，就得好吃、好喝、好玩，搞一點腐敗也無妨；老子搞、兒子搞、妻子搞，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如此作為就如同老話所說的"打下城池，縱兵三日"。

毛澤東執政後曾對身邊人說："中國共產黨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現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屍走肉。"(6)上述那些因僥倖活下來而熱衷搞腐敗的中共高幹，大概就屬於他們的主席所說的"行屍走肉"。

再有的表現為一種漠視生命的心理：看到生命被毀滅的情景太多太經常，以致變得對這類事麻木了；尤其是在遭遇自己最親近者相繼死去這一系列殘酷事實打擊後，也就變得沒有什麼殘烈的事不能忍受了。其中一些人還會產生一種姑且叫做破罐破摔的心理：自己既已失去最寶貴的東西─至愛親朋，也就不在乎失去其他什麼東西─如非親非故者。

於是，這些人談起要死人的事來就像談平常的事一樣。毛澤東正是以這種心態在莫斯科暢談核戰爭後果的，只是說出來的死人數目太大了些，致使聽者心驚肉跳。

不過，老人家還是很在乎自己生命的。他彌留時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問大夫他還有救嗎？當獲得肯定答覆後，他臉露紅暈，顯出歡娛之情。(7)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問題，《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強調，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壓迫階級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戰爭"。文章還引用列寧的話說："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次不經過國內戰爭的大革命，並且也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不經過國內戰爭就能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這篇文章不否認有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為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提出要有暴力革命與和平發展兩手準備；但又引證列寧的話說：那種和平發展或和平過渡的機會，即使有，也是"非常罕見的"。文章明確表示，列寧這一觀點沒有過時，仍有現實意義。

三十餘年過去了，不僅無產階級革命的和平發展樣式是"非常罕見的"，就連無產階級革命都是"非常罕見的"，似乎可以說，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發生過"無產階級革命"。

不過，在那些非帝國主義國家中倒是發生了許多革命，但其中能使共產黨奪得政權的革命也是"非常罕見的"，僅有一例，即由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革命。

波爾布特及其黨人就是打着毛澤東旗幟而搞起武裝鬥爭的。他們發誓要讀毛澤東的書，要聽毛澤東的話，當然也要拿毛澤東的資助。可是，他們一奪得政權就大規模地殺人，殺了柬埔寨六份之一人口。在他們所殺的人中，有很多是華僑，是他們的毛先生的同族人。

註解

(1)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336頁。

(2)《周恩來總理在布達佩斯積極份子大會上的講話（1957.1.6）》，載《各國共產主義政黨文叢：關於匈牙利事件》，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22頁。

(3)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與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會談時，提出劃分三個世界思想；當年4月10日，鄧小平正式向世界闡述毛的這一思想；參見陳明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典》，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頁。

(4)參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２卷中譯本，第13頁。

(5)《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中譯本，第259─260頁。

(6)引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1994年中譯本，第366頁。

(7)參見：同(6)，第3─9頁。

【52】

其二、重視與大國的外交，但缺乏對大國國情的了解。

二戰後，美國與蘇聯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一個主導西方世界，一個領銜東方陣營。

新中國一登上國際舞台，就面對這兩個龐然大國，就不得不與它們打交道，或予連手，或予對抗：

先是實行"一邊倒"，合縱蘇聯以反"美帝"；

後又搞起"乒乓外交"，連橫美國以防"蘇修"。

另外，在這"合縱"與"連橫"之間，還有一段孤軍奮鬥時期，既抗"美帝"也反"蘇修"，與前者在台灣問題和越南問題上公開較勁，與後者在黨際關係和邊界劃分上吵得不可開交乃至大打出手。

毛澤東作為執政黨主席一向抓大事，在外交上則抓對蘇關係和對美關係這類大事，並使他所抓的這些大事都帶上他個人的許多色彩。

他無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熱切希望中國能夠躋身世界大國之列，能夠在國際重大事務上獨立自主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而不是僅僅跟在某一大國後面作一幫腔者。顯然，他的這一要求不會見容於那些已是世界大國的國家。因為，他這是要與那些大國分享已為他們擁有的大國權威：或是勻走他們的一部份國際影響力，或是抵銷他們的一部份國際影響力。因此，與新中國崛起相伴隨着的，是它與其他大國─或為這一大國或為那一大國─關係的持續緊張化。

他也無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深知國際角逐是以實力為後盾的，同時也深知他所執掌的國家除了人口數量外，其他方面都很難與蘇美等國相抗衡。這就使他在扮演國家首腦角色時十分注意發展同大國的關係，以避免發生自己獨自不堪承負的國際衝突。

由於是在冷戰時期，美蘇兩國處於對立狀態，各自都以對方為最大敵國，同時也都以一種非此即彼的眼光來審視它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因此，一個政治色彩鮮明的國家，或一個自稱最講原則的國家，不大可能同時發展與這兩大對立國家的友好關係，而只能在兩者間作出抉擇。

毛或為主動或為被動地順應了這一形勢，在與大國交往中採取了一種非此即彼的態勢，並因此而能夠藉助一方以反對另一方。並且他所藉助者和他所反對者都不是恆久不變的，而是可以互換的：或此一時打得火熱彼一時又恩斷義絕；或此一時勢不兩立彼一時又相見恨晚。

與此相應，新中國也就有了毛執政初期的中蘇友好關係史和毛執政後期的中美友好關係史，也就有了兩個相對安全時期。在這兩個時期里，新中國基本上免除了遭受某一大國直接進攻的可能性。

五十年代初，新中國雖與美國在朝鮮半島發生武裝對抗，但由於已同莫斯科結盟而使得華盛頓不敢輕易將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蜿蜒如帶的鴨綠江和圖門江，成為美國轟炸機就此返航的地形標誌，儘管江那邊正源源不斷地向江這邊輸送痛打美國佬的武器彈藥。

當時，美軍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三番五次請求華盛頓批准轟炸中國境內軍事目標，以有效破壞志願軍補給線，但均遭美國總統杜魯門拒絕。後者認為："如果我們決定將戰爭擴大到中國，我們就必須防備敵人的報復。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識形態上，在條約上，都是同盟者。一旦我們進攻共產中國，那麼我們就必須預防俄國出面干涉。"(1)

1969年3月，中國與蘇聯發生領土糾紛，兩國數千公裡邊境線上不時炮聲隆隆。中國此時處境十分艱難：國內"文化大革命"已成為長期動亂，國外擴大邦交工作已處於停滯狀態，並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處於敵對狀態，與美國宿怨未消，與蘇聯新仇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正面臨着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形勢。

雖然蘇聯政府未必真想與中國全面開戰，但中國領導人在制定其國家戰略時必須作出這一設想。遇事要考慮到最壞方面，是對一個負有重大責任者的起碼要求。毛澤東不會不清楚：中蘇間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蘇聯雖不能征服中國，但定能重創中國，它無論在常規武器方面還是在核武器方面都比中國強大得多。

當時在英國，一個叫維克多．劉易斯的蘇聯間諜假借新聞記者身份"透露"一個消息，即蘇聯將對中國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將有可能動用核武器襲擊中國羅布泊核基地。(2)其可能出現的結果用美國人的話說，蘇聯人"可以在三十分種內突襲並摧毀中國微不足道的核力量"。(3)

在此形勢下，毛澤東當務之急就是要謀求一種戰略平衡，就是要尋求一種國際力量或能直接援手中國或能從旁牽制蘇聯。為此，老人家將他那朦朧的眼睛轉向西方，轉向唯一具有這種實力的國家─美國。

美國方面也樂於發展同中國的關係─美中之間本來就沒有那麼多利害衝突，並樂於在這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打上楔子─美國不懼怕單個蘇聯或單個中國，但懼怕這兩者之和。到了七十年代初，北京與華盛頓便由私下偷情發展到公開相愛，度過了一段蜜月時光，並隨之建立了一種戰略呼應關係。據當事人基辛格回憶(4)：

中國方面明確表示："不會對美國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戰"，不會威脅日本和南朝鮮，不會出兵印度支那─"這個保證消除了美國兩屆政府的惡夢"；

美國方面則充份認識到："不管中國的長期政策如何，我們的中期利益在於同它合作，並支持它的安全和頂住外來壓力。"

儘管基辛格在談美國的義務時，帶有美國人常有的那種直率且不怎麼謙虛的口氣；但就毛澤東來說，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

可見，毛之所以重視與大國的外交，主要出於他對中國國家安全的考慮。新中國對美蘇兩大國的親疏態度，主要取決於後兩者對於前者的安全具有什麼樣的價值，正面價值則親，負面價值則疏。誠然毛最初之所以喊蘇聯"老大哥"，除有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外，還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但他後來轉而與美國拉關係，就完全出於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了。正如基辛格所承認的，北京和華盛頓由於實用主義而結合在一起。(5)

與此相聯繫的一個後果，是毛澤東對這些大國與中國的雙邊關係考慮得較多，而對它們本身的基本國情缺乏應有的了解。

1957年，蘇聯接連發射了世界上的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顯示了它在某些空間技術領域已超過美國。

毛澤東為此感到鼓舞，很快就向世界宣布他的一個結論："現在蘇聯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等強大的工業國家。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地提高。蘇聯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規模遠遠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6)

後來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一文也宣布："蘇聯在經濟上技術上的飛躍，把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遠遠地拋在後面，而且在技術上也把美國拋到後面去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在軍事技術上已經占了優勢"。

顯然，上述結論是不符合蘇聯實際情況的。後者雖在某些技術方面領先美國，但在整體實力上尤其在遠洋作戰能力上還沒有超過美國，充其量僅達到與後者相匹敵的地步。這可以從後來爆發的"古巴導彈危機"中看出，即看出雙方都懼怕與對方全面開戰，並都主動向對方作了讓步(7)：

美國方面，公開作出承諾，不再入侵古巴，並從意大利和土耳其撤走針對蘇聯的導彈；

蘇聯方面，則穿着衣服進古巴光着身子出古巴，先是秘密運進核導彈，後又公開撤出核導彈，即在撤出過程中拉開裝運核導彈船艙上的覆蓋物，任憑美國戰機在其上空穿行拍照。

顯然，蘇聯在軍事實力上並不像毛澤東替它宣布的那樣強大。否則，它就不會在波濤起伏的加勒比海上跳起這種不太雅觀的"脫衣舞"來，就不會因此而蒙受恥辱。

誠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不了解另一個國家的情況，未必是缺點，比如，我們不能埋怨毛澤東對烏干達或烏拉圭知之甚少；但問題是，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把本國的安全同另一個國家聯繫在一起時而又不了解這個國家的實情，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了。

當然，他不需要了解這個國家的所有實情，比如，毛不需要了解莫斯科國家芭蕾舞劇院正上演什麼節目；但問題是，他應該了解這個國家的基本實情，尤其是它在軍事方面的基本實情。

另外，人們也能夠理解他很難準確地把握這個國家的軍事實情，因為他所要把握的東西是人家最為機密的東西，是不到最後一刻不會翻開的底牌；但問題是，他應該出言謹慎，而不該說連人家自己都不敢說的那種大話，更不該將這種大話說給全世界人聽。

民主人士張奚若曾批評執政黨"好大喜功"。就實際情況來看，他還可加上一句"誇誇其談"。五七年，蘇聯人發了人造地球衛星，毛澤東高興得不得了，隨即宣布蘇聯已經超過美國。一年後，中國人也發了"衛星"，發了諸如畝產萬斤糧之類的"衛星"，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又高興得不得了，馬上就開始談論如何"5年趕上英國，10年趕上美國"這等振奮人心的事了。

古巴導彈危機爆發時，也正是中印邊界衝突緊張時。蘇聯政府表達了堅決支持中國的立場，中國政府也表達了堅決支持蘇聯的立場。兩國政府皆是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當雙方各自所面臨的緊張局面都平息下來後，蘇聯人馬上說中國欺侮了印度；中國人也隨即指責蘇聯在向古巴運進導彈時犯了"冒險主義"錯誤─沒有摸清情況便貿然行事，在從古巴運出導彈時又犯了"投降主義"錯誤─不敢與美帝國主義硬抗到底。(8)

蘇方的說法，讓世人覺着其領導人太實用主義了；中方的說法，則讓世人覺着其執政者既好為人師又唯恐天下不亂。

1976年1月，毛澤東在與尼克松的女兒和女婿會談時，表示不能理解"水門事件"，不能理解僅憑几卷錄音帶就能把一位大總統搞下台、就能把他的"老朋友"搞得如此狼狽。當然這並不妨礙他能就此問題作出十分肯定的結論來。

當來訪者告訴毛這事關西方政治時，老人家立刻打斷他的話，不屑一顧地說，什麼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又當來訪者告訴毛現在美國有許多人反對尼克松甚至有一些人要求審判他時，老人家再次打斷他的話，鬥氣地說，我邀請他馬上訪問中國，消息可以登報。

對話者當面沒有反駁他，但心中很不以為然，認為此人既不了解西方政治的實情，也不尊重美國人民的感情，還固執得很。(9)

毛澤東在此談話中所不能理解的東西，不是美國萬花筒中的一個普通景色，不是像好萊塢又推出什麼新影片之類的事情，而是美國的一個基本國情，甚至可以說是整個西方社會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即國家權力是分割開來且又相互制約的。

毛澤東對"水門事件"的隔膜，反映出他的知識結構存在着某種缺陷，某種不符合他身份的缺陷：

一，作為一個大國領袖，一方面期望與美國建立戰略策應關係，並重視與美國總統建立個人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又不大了解美國的基本國情、不大了解美國總統的個人權限。

二，作為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一方面說資本主義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10)，"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一天一天好起來"(11)；另一方面又不大了解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究竟是怎樣建構的。

事實上，相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至少現在沒有一天天爛下去。反之，相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來說，社會主義國家至少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國家，早在老人家生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就開始一天天爛下去了；並在老人家身後的"改革開放"中一天天分化開來，經濟體制一天天市場化，行政權力一天天腐敗化。

註解

(1)《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中文本，第448頁。

(2)參見托馬斯．魯賓遜《中蘇對抗：中國北部邊疆地區的戰爭與外交》，載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中文本，第280頁。

(3)尼克松《領袖們》，第316頁。

(4)引自《基辛格回憶錄：白宮歲月》第四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中文本，第16─18、51頁。

(5)引自：同(4)。

(6)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11.6）》，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7─1961)，第101頁。

(7)參見《赫魯曉夫回憶錄》，第690─711頁。

(8)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83─585頁；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人民日報》1963年11月19日、《紅旗》雜誌1963年第22期。

(9)參見劉亞洲《"中國人愛好和平"》，載於俊道等編《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456頁；參見R．特里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第491─508頁。

(10)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豎排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79頁。

(11)《紅旗》雜誌編輯部《列寧主義萬歲》，載本刊1960年第8期。

【53】

其三，能夠維護主權，卻難以深交朋友。

關於毛澤東治下中國，人們可以說出種種不是，但找不出喪權辱國這一條。在這塊土地上，統治者任意折騰老百姓的事情時有發生，但這統治者不是異族人，而是本族人。興之由中國人自決自取，衰之亦由中國人自決自取。

新中國在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中沒有訂立過什麼城下之盟，在與世界大國的交往中沒有喪失過什麼民族尊嚴。這對多數人來說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或許有人指責它曾允諾港澳地區繼續維持殖民地狀況和承認外蒙古獨立。人們可以為之辯解：它的這些舉措只是沿襲舊政府的做法，而非出於它自己的創意，當然其中也有出於它自身權宜的考慮。

或許還有人指責它與大國交往或冷或熱，或向蘇聯"一邊倒"或與美國太親近，缺乏自身應有的沉穩感和莊重感。人們也可以為之辯解：它的如此做法出於維護國家利益的考慮，出於如何在大國壓力下為新中國謀求最佳戰略地位的考慮。

對於毛澤東來說，如何處理中蘇關係曾是一個較為棘手的問題。

一方面，新中國應同蘇聯搞好關係。

在黨際關係史上，中共曾得到蘇共許多幫助。就連中共自身的創建活動都是在蘇共的直接參與下進行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曾端坐過金髮碧眼且崇論閎議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1)中共雖曾受過蘇共或共產國際瞎指揮之苦，但畢竟得過人家許多好處，故在奪得政權後不能不與人家建立友好關係。

九十年代，國內媒體屢屢把西方國家對中國異見人士的支持說成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若歷史地看，這種說法不免帶有一種自我否定的意味，明着在說人家現在的不是，暗地承認自己過去的不是。因為，按這種說法，執政黨就很難說清楚自己是如何創建的，很難說清楚蘇俄人為什麼可以跑到另一個國家中去直接支持一個圖謀推翻本國現存社會制度的政黨，而後者竟也欣然接受了這一"來自境外的敵對勢力"的支持。

在意識形態上，中共一直奉列寧為思想導師，承認"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把蘇聯的今天看作是中國的明天，真誠地以蘇聯為楷模。

在現實利益上，新中國也急需這位走在前面的"老大哥"能夠照應一下後來者，一是能夠在經濟建設上給予援助以利於恢復戰後的經濟，二是能夠在國家安全上給予支持以利於抗衡美國的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人又對俄國人抱有戒心。

在國家關係史上，俄國曾與日本同為中國的近鄰大患。在眾多欺侮過中國的列強中，搶走最多銀子的要數日本，搶走最多土地的則要數沙俄。後者搶走的土地數量相當於毛主席家鄉湖南省面積的七、八倍，或相當於蔣委員長家鄉浙江省面積的十五、六倍。銀子可以再攢，土地則不能再生。所以，就對中國國家資源的掠奪來說，俄國人是拔了頭籌的。這就使得現代中蘇關係發展始終伴有一種較為陰暗且又塗抹不掉的背景畫面。

就國民心態看，在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許多非中共系統出身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心中，始終存有對俄國人的疑慮；在中國北方一些地區的老百姓的口中，"老毛子"（指俄國人）是與"小鬼子"（指日本人）並稱的。

在現實交往中，蘇聯領導人也做出過一些氣量狹小的舉動。斯大林曾懷疑毛澤東在革命勝利後會成為另一個鐵托，故在莫斯科似熱似冷地接待了這位中國同志的拜訪，使得後者興沖沖而來悻悻然而去。後繼者赫魯曉夫在與中國同志打交道時也不大講涵養，做起事來冒冒失失，吵起架來口無遮攔。當然此公也不乏有坦誠直率之處。

無論斯大林還是赫魯曉夫，都是雖有世界大國領導人的身份，卻無世界大國領導人應有的氣度。

斯大林執政前，主要搞地下活動，生活在白色恐怖中；執政後，很愛用秘密警察，製造出紅色恐怖來，竟將蘇共第17屆中央委員會中的60％以上成員或捕或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內心是很不健康的，既有恐懼心理，也有對恐懼心理過度反彈的殘忍心理，還有"病態猜疑心"(2)。他曾將此猜疑心用到那位來自新中國的客人身上，致使此人久久不能釋懷。(3)

赫魯曉夫則從烏克蘭頓巴斯礦區一步步爬上蘇共第一書記位子。在這種一黨專政體制(中國也實行這種體制)內，能從基層爬到高位這件事本身就表明，此爬升者（不論是蘇聯的爬升者還是中國的爬升者）的人格是受過多次扭曲的，其品性其教養都是大有問題的。

證一，在這一爬升過程中，他們必須經過許多次政治鬥爭─他們所在的體制就是一個內鬥不止的體制；

證二，在這許多次政治鬥爭中，他們總是站在最有勢力的一方─他們作此選擇不僅能獲得勝利者的讚賞，而且能獲得失敗者留下的空缺，從而使自己更上一層樓；

證三，他們所投靠的最有勢力的一方，很可能是最為錯誤的一方─最有勢力者最難以受制約，故而最容易犯錯誤；

證四，他們在內心中即使不能在事前也能在事後知曉他們跟着最有勢力者做了錯事─他們大都很聰明，至少能明辨常識；

證五，他們在表面上都會裝出一副從未做過錯事的樣子─最有勢力者最不願意認錯（正像毛澤東不願意否定"文革"、鄧小平不願意平反"六/四"一樣），若想繼續依附最有勢力者就必須與他們保持一致，就不能夠認錯；

結論一：長此以往，就會使他們養成一種很為勢利並很缺乏羞恥感的政治品格；

結論二：在一黨專政體制（不論是蘇聯還是中國）下，選拔官吏的過程往往成了擇劣的過程：提取糟粕─趨炎附勢者、寡廉鮮恥者，剔除精華─剛正不阿者、襟懷坦白者。

另外，他們在長期爬升過程中，總是小心謹慎地夾着尾巴做人，總在專心致志地觀察並迎合上司的一言一行。

他們一旦成了大人物後，就會做出強烈反彈，就會將自己一直受到擠壓的個性猛然膨脹開來，盡一切可能地擴張自己，表現自己，四處伸手，到處炫耀。

束縛久了的尾巴驟然釋放開來，就會一個勁地向上高揚起來並左右搖擺不止。這正如中國老話所言："小人得志便猖狂"。

毛的新中國正是在上述正負意義參半的背景下同蘇聯"老大哥"打起交道來的，既希望友好，又心存疑慮，生怕做出有損民族尊嚴的事來。這種友好心態非常敏感且非常不穩定。他們臉上笑容可掬，內心卻十分緊張，隨時準備對蘇方有可能提出的無禮要求，作出十分迅速且又十分強硬的反應，致使對方先是茫茫然後則憤憤然。

據赫魯曉夫記述，有一次，斯大林突然喜歡起菠蘿罐頭來，便讓下屬給中國同志拍電報，希望後者拿出一塊土地讓蘇聯建立一個菠蘿罐頭廠。中國同志很快回電，說我們很樂意接受你們的建議，但最好由你們提供貸款，由我們建設工廠，日後再用該廠產品償還貸款。斯大林獲悉後，便"在那裡咒罵和發火"。(4)

數年後，赫魯曉夫自己也向中國同志提議，希望後者能夠允許蘇聯在他們國土上設立長波電台和潛艇碼頭。毛澤東很快回話，說這已涉及國家主權問題，是不能討論的。這一回就輪到赫魯曉夫在那裡不高興了。(5)

新中國不僅在對蘇關繫上，而且在對美關係上以及對其他國家關繫上，都表現出強烈的國家主權意識和民族尊嚴意識。新中國領導者們大都有着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

儘管他們聲稱自己終身的政治信仰是馬克思主義，但他們最初的精神戀人並不是來自域外的這個主義或那個主義，而是發自本土的民族主義。他們大都是從民族主義者演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即使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仍深懷着依戀故土的情感。

尼克松曾談道："一位新聞記者曾經問過周恩來：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您更多的是中國人還是共產主義者？周恩來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國人。'當然，周恩來的同事都是中國人，但是他們當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產黨人，其次才是中國人。"(6)

事實上，周恩來大部份同事也和他一樣，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共產黨人。

儘管他們聲稱自己曾經從事的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但他們最初投入革命的動因，不是為使中國資產階級獲得更多發展的權利，而是為使中華民族避免亡國滅種的命運。

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有三大任務：民族，民權，民生。其中第一條，就是要使中華民族獲得解放。辛亥革命前，中國同盟會的民族主義口號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7)；辛亥革命後，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主張為："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8)。

由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兩大任務：反帝，反封建。其中第一條，也是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

近代以來，中國革命者大多是在遭遇民族危機或民族恥辱時起而抗爭的。這種抗爭包括對外與對內兩個方面：

一方面，中華民族任人宰割的現狀，使他們不能不反擊外強；

另一方面，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所孕育的智慧，使他們不能不明白一個簡單道理：若自己要不倒則別人打不倒，要禦侮就必須自強，要自強就必須變革，要變革就必須改制，要改制就必須首先改革本國政治專制體制--其運作者占有社會資源最多，故而對社會變革最敵視。

W．羅斯托在其現代化研究中，描述了一種他稱之為"反應性民族主義"的現象─強大的外部壓力往往激使弱勢民族走上變革自強的道路(9)：

羅馬教會的壓迫、西班牙的威脅、尼德蘭的競爭、以及法國的挑戰，促發了英國的十七世紀革命；

在拿破崙戰爭中所蒙受的恥辱，以及在戰後英、法、澳、俄諸國所給予的壓力，促發了德國的1848年革命；

受其他歐洲國家歧視的境遇，促發了俄國的彼得一世改革運動；

被美國海軍強行打開國門的遭遇，促發了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

羅斯托還談到中國，指出這個國家的革命也是起於她所蒙受的百年屈辱。用我們自己的話說，由禦侮而興變法，由救亡而興革命。

近年來，中國大陸媒體也在某種"輿論導向"下，鼓動起一種以《中國人可以說不》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其間有鼓動者方面的情況，也有被鼓動者方面的情況。

在此，筆者只談前者，只談鼓動者這樣做出於何種考慮：

其一，在國家內部，想藉以重建價值體系，恢復民族凝聚力。

當代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個價值失范社會。

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民族文化傳統，已被數十年此起彼落的革命大潮衝擊得七零八落。如今不乏見到這樣的國人：在如何精打細算上，還能夠看到一些成熟文明的影子，在如何待人接物上，則能夠看到那種剛剛把一條腿跨入文明社會門檻的半野蠻人的風貌。

本世紀由歐洲引入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被毛澤東不斷掀起的左一個運動右一個運動折騰得讓許多人不敢相信了。如今那些滿口馬列主義大道理的人，往往不是被人看作騙子就是被人看作傻子。

不難想象，在這樣一個新老傳統均已失范的國度里，要想在精神上和情感上把不同背景的人聚攏在一起，除了皈依宗教外，就只有高揚民族主義這一條路了。因為，大家好歹都屬於同一個中華民族，都不能不既共同分享她的榮耀又共同分擔她的恥辱。

其二，在對外關繫上，想藉以拒斥許多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壓制不同政見者做法的批評，並回應一些國際勢力因見中國經濟迅速崛起而生出的戒心和敵意。

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世人看好，但中國的政治形象不為國際社會稱道：一是在人權問題上，一個所謂"泱泱大國"，竟容不下幾個不同政見者；二是在吏治問題上，一個所謂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國家，竟被一些與其打過交道的國際工商人士排在世界上官員最腐敗的國家之列。

中國這些不如人意方面尤其前一方面，雖不能說受到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批評─相反還得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認同；但可以說受到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的批評─儘管批評的方式和程度不盡相同。

就中國人內心來說，是很看重發達國家的意見的，是很看重它們的批評的。道理很簡單，一個將要或想要從貧民區搬到上流社會住宅區的人，比較在乎的不是那些老街坊們如何議論自己，而是那些未來鄰居們怎樣看待自己。

可是，中國政府在外表上又很強硬，常常擺出一副我自個兒的事愛怎麼做就怎麼做誰也甭想管的架勢。不幸的是，在其強硬的外表上竟有兩個柔軟的部位、兩個很容易讓人觸痛的部位：一個是台灣問題，一個是西藏問題。這是兩個能使中國政府一觸即跳的問題。

西方國家無疑看準了這兩點，並在上面大做文章，以回應中國政府在人權等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你不是什麼都不在乎嗎？那好，咱們就來做做這方面的遊戲吧。於是，這些國家紛紛向中國打出台灣牌或西藏牌：

一方面，它們以各種名義（官方或非官方）邀請台灣政府人士和西藏流亡人士訪問該國，激得中國政府怒吼不止。

另一方面，它們又利用自身在民主制度和分權體制上的長處，很輕易地推卸政府方面責任：或者說，本國政府是民選政府，並且本屆政府首腦還想在下一次大選中競選連任，因而要考慮選民方面意願，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態來，故請中國政府能予體諒，多多關照；或者更簡單地說，那是國會幹的事，與政府無關。

這好比是，把打了你的左手背到身後，把沒打你的右手放在身前，並急匆匆地告訴你，那是左手搗的鬼，右手可老實着呢，故請看在右手面子上，繼續與我們友好相處吧。

它們顯然是在打"擦邊球"，既能觸到中國政府的真正痛處，又不致使中國政府作出諸如斷絕外交關係之類的激烈反應。

從這裡不難看出，西方國家上述外交策略是頗為老到的，同時不難看出，現時中國在一些外交問題上處於十分被動甚至被人耍弄的境地。可是，中國的文明史比它們的文明史要悠久得多。當中國的先秦人已在搞合縱連橫外交時，這些國家的祖先們或許正在中歐森林裡為一隻獵獲到的熊究竟屬於誰而打得不可開交。這種現實與歷史的反差，使得許多國人不時有揪心之痛。

近來中國政府似乎也用上西方國家所用的一些策略，默認乃致讚許一些民間人士掀起針對西方國家尤其是針對美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當外國記者質詢此事時，政府發言人頗為得意且不無戲謔地答道：這是一些青年知識份子幹的事，與政府行為無關；他們所言所行只要不超出法律許可範圍，政府就不予以干預。

可問題是，當不是一小部分份知識分子而是廣大知識分份子真要起來搞真正的民族主義，即不僅要拒斥外國的輕蔑、而且要變革本國的現狀以自強自尊時，就不知政府還堅持不堅持此事與政府無關的說法，會不會呈"葉公好龍"狀。

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矛頭所指往往是兩重的：一是指向外部那些任意掠奪中國財富或不願看到中國強大的他國政治勢力，二是指向內部那些有礙民族肌體健康發展的本國社會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本國人民實行專制統治的政治制度。

換句話說，被激勵起來的民族主義是要扎回馬槍的，即由最初扎向外部強敵轉而扎向內部苛政、扎向腐敗政治、扎向貪官污吏。

因此，對於執政者來說，鼓動民族主義就如同在驅使一隻能夠在空中劃出折返弧線的老虎。這隻老虎既可以朝着前方猛撲驅使者要它捕食的對象，也可以回過頭來撕咬驅使者本人。

註解

(1)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0頁。

(2)參見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載《赫魯曉夫回憶錄》中文本，第776頁。

(3)參見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3.10）》，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7─1961），第171頁；參見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9.24）》，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39頁。

(4)參見《赫魯曉夫回憶錄》中文本，第662頁。

(5)參見：同(4)，第671─672頁。

(6)尼克松《領袖們》中文本，第309頁。

(7)孫中山《同盟會宣言（1905.8）》，載《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69頁。

(8)《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1.23）》，載《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頁。

(9)參見W．W．羅斯托《經濟成長的階段》第三章，商務印書館1962年中文本，第24─43頁。

【54】

毛澤東的新中國，在捍衛國家主權方面基本上做到了它想要做到的事，但在交朋友方面有成功有失敗而不盡如人意。簡略地說，它能做到廣交朋友，從非洲的塞拉西皇帝到美國的黑豹黨都能拉上關係；卻難做到深交朋友，凡開始與它好得就像是親兄弟似的朋友，到頭來幾乎都要與它吵翻臉，並吵得就像是不共戴天似的仇人。

在與蘇聯關繫上，先是把人家尊為"老大哥"，與之休戚與共；後又把人家視作"現代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與之兵戎相見。

在與越南關繫上，先是"同志加兄弟"，人家要什麼東西給什麼東西；後又與人家大打出手，打得諒山老山屍骨如山。

在與阿爾巴利亞關繫上，先是把人家比作"一盞歐洲社會主義的明燈"，並大發感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後又與人家反目成仇，互揭老底，互訴老朋友的種種不是。

在與朝鮮關繫上，先有數十萬志願軍官兵血灑鴨綠江東，繼有不計其數的中國物資源源輸向這個兄弟國家；末了兩國雖未公開決裂，但已面和心不和。北京申辦公元2000年奧運會竟得不到朝鮮同志的一票，氣得中國老百姓既責怪平壤當局不講交情，又抱怨自家政府怎麼盡交這樣一些不三不四的國家。

另外，在與非社會主義國家相處時也有類似情況。新中國曾一度與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相處得很好，周恩來總理曾是新德里最受尊敬的貴客（1954年），劉少奇主席也曾是雅加達最受歡迎的國賓（1964年）。可到後來，這兩個國家都把中國看作最具威脅性的國家，前者同中國打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邊界戰爭，後者在國內搞了一場大規模的排華運動，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同中國沒有外交往來。

這似乎成了毛的新中國交要好朋友的一種模式：先以好得不得了開場，繼以壞得不得了收場；先是歡度蜜月，後是發生婚變。這種不斷搞對象又不斷打離婚的模式，讓世人尤其讓後人覺得老人家辦外交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似的，說相好就相好，說翻臉就翻臉。

誠然，有些翻臉的事，如中越邊境戰爭，是在老人家去世後發生的，但這些事之所以發生的最初原因可追溯到他生前的一些舉措中，如對越共或親或疏，如對柬共盡心盡力。

另外，老人家不善交朋友不等於其下屬也不善交朋友。事實上，像周恩來、陳毅、張聞天、王稼祥這些中共大員都很有外交才幹，至少很有外交眼光。這裡僅以王稼祥為例。

六十年代初，王稼祥在國內外形勢都很嚴峻的情況下，主張適度調整國家對外政策，變過於強硬為比較溫和，變過於理想為比較務實，從而為正處於困境中的新中國爭取到一個較為寬鬆的國際環境。他建議，在國際交往中，應適當緩和同西方國家、同東歐國家、同其他一些國家的關係，避免與它們發生不必要的衝突；在國際援助上，應量力而行，不要把國內挖得太苦，不要做自己力不從心的事。(1)他的這一建議後來被概括為"三和一少"。

王的主張無疑是對症下藥的。然而，給人下藥的前提就是斷定此人已染疾病，對毛的外交政策欲予調整的潛台詞也就是斷定這一政策已有不當之處。顯然，這是在摸老虎屁股了。很快，毛就將王的主張斥為修正主義外交路線，並將王本人逐出中共外交決策圈。

歷史已證明，王的主張是實事求是的，是有生命力的，雖未在毛生前得到認可，卻能在毛身後獲得實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就堅持了這個"三和一少"（所謂"鄧小平的外交路線"包含了前人的思想成果）：

全面緩和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關係，不再像過去那樣一會兒罵這個是帝國主義一會兒罵那個是修正主義；

全面緊縮對外援助項目，不再像過去那樣打腫臉充胖子，不再把中國老百姓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大大方方地施捨出去（到頭來還不落個好，人家一升米做個恩人，自己一斗米養個仇人）。毛澤東很難深交國際盟友，表明他的外交戰略及其實施方式存在嚴重缺陷。

毛在外交上有多重目標：

其一，在國家利益上，他要做中華民族福祉的維護者，要為新中國謀求最佳國際戰略地位；

其二，在意識形態上，他要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要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其三，在國際義務上，他要求新中國能夠顯出大國風?，能夠在國家交往中抑強扶弱並慷慨解囊於人。

不過，他的這些目標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衝突的：

如果新中國要為自己謀求最佳的國際戰略地位，那麼，它就會得罪自己的意識形態盟友。

七十年代初，中國出於自身國家安全考慮而積極發展與最大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關係，結果導致一些馬列主義政黨以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如阿爾巴利亞、越南、朝鮮、古巴等）對中國黨以及中國政府產生猜疑乃至敵視。

如果新中國要做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去支持一些國家的革命，那麼，它就會激怒這些國家的政府，並促使這些國家與其他國家結成同盟來防?它或反對它，從而不利於它爭取最佳國際戰略地位。

六十年代中，中國共產黨積極發展與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關係，最終促使印度尼西亞軍政府與中國政府決裂，並向當時中國的最大敵國美國靠攏，同時積極參與籌組具有反北京傾向的東南亞條約組織。

如果新中國在自身沒有大國實力的情況下硬要顯示大國慷慨風貌，那麼，它就會狠挖自己的家底，大傷自己的元氣；並有可能使受援國對它產生一種類似藥物依賴的心理，即只有提供援助才能維持友好關係，甚至只有不斷增加援助才能維持友好關係。這就如同人們吸食某種藥物成癮後的情況一樣，即只有不斷加大劑量才能保持最初吸食時的快感。

在新中國外交史上，不斷發生一些第三世界小國同中國關係由熱變冷的情況。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中國拿走了它們的東西，而是因為中國沒有給它們東西；甚至不是因為中國沒有給它們東西，而是因為中國沒有按它們越來越大的胃口給它們東西。

固然，一個國家的外交戰略是可以有多重目標的，因為一個國家的外交關係是多方面的，故有多向度的利益追求。可問題是，應該在這些不同目標間排列出先後次序來，使主要的優先於次要的，使次要的服從於主要的。

從常理上說，一個國家在不違反國際通行準則的情況下，應該將國家利益方面的欲求列於首要目標，而將其他方面的欲求列為其次目標。就實踐來看，凡外交事務辦得比較成熟亦比較成功的國家大都採用這種目標序列。

如美國近年來在處理與中國關係時就遇到多重目標問題：

按其人權主張，就應制裁中國，如取消中國對美貿易最惠國待遇。

按其國家利益，不僅不應制裁中國，相反還應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因為，就經濟發展前景看，人口眾多的中國可以為美國企業提供十分廣闊的市場；就地緣政治戰略看，身形巨大的中國恰好站在美國的兩個潛在競爭對手日本和俄羅斯的背後（反過來看，美國對於中國來說也具有相似的地緣戰略意義）；就聯合國權力運作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對於由美國倡導的大規模國際行動，可以採取否決的態度，如否決聯合國軍轟炸南斯拉夫，也可以採取默認態度，如默認聯合國軍轟炸伊拉克。

兩相比較，美國的人權主張最終還是要服於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國會中的制裁聲浪無論怎樣洶湧澎湃，就是沖不破白宮裡的否決權堤壩。

新中國外交也有這方面的成功例證。在中國與各國關係中：中國與巴基斯坦關係較為特別。兩國關係雖從未達到像中蘇關係、中越關係、中阿關系所曾達到的那種熱烈程度，但比它們穩定得多、持久得多。究其原因，不難發現，雙方政府在建構這一關係時，首先考慮的，不是兩國意識形態的異同或兩國領導人的好惡，而是兩國共同具有的長遠戰略利益。這就使得兩國關係既不會因國際陣營的分化而出現裂痕，也不會因兩國政府的變更而受到影響，更不會因其他國家的鼓動而發生反目。

但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在處理中國多重外交目標時，不能始終堅守一個較為確定的目標序列，有以國家利益為首要目標的情況，也有以意識形態或其他價值取向為首要目標的情況，並在具體實現過程中時有情緒化的表現。

七十年代初，中國發展與美國關係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甚至可以說，新中國只是到了此時才開始實施自己的最佳地緣政治戰略。不過，毛在具體處理這一關係過程中，有時很情緒化地將中美間的國家關係渲染為他與尼克松間的個人關係。

就在尼克松因"水門醜聞"被迫辭職而在美國成了過街之鼠時，毛澤東發出邀請，歡迎下台總統訪華。這顯然有向美國國會乃至美國人民叫板的意味：你們美國人不喜歡此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毛澤東很喜歡此人；你們趕他下台，我們請他做客。

據代為接受這一邀請的尼克松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威爾回憶，他聽到毛澤東說這些話時，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美國公民─而不是作為前總統女婿─被傷害了；並認為這不是說給他一個人聽的，而是說給兩億美國人聽的，那是"兩億座火山"。（參見本書第52節）

顯然，毛的這一邀請，雖是盡了他個人對尼克松的情份，卻有損中國政府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故有損中國國家利益。

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宣稱："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共產黨。"(2)

實際情況是：就在毛說話時，中蘇關係已經出現裂痕，比如在和平過渡問題上、在核戰爭問題上、以及在斯大林評價問題上，雙方主張都不相同；在此之前，赫魯曉夫1954年第一次訪華後就預感："同中國人的衝突恐怕難以避免了"(3)；在此之後，最起勁地反對這兩個"頭"的人，正是宣稱要有這兩個"頭"的人。

顯然，毛關於兩個"頭"說法的出發點，不是國家利益而是意識形態，具有政治宣傳色彩，並十分情緒化。

可見，毛澤東在處理新中國外交關係時擁有多重目標，但未能理順其間的序列關係，一會兒以此為首要目標，一會兒又以彼為首要目標。如此做法，時間較短還顯不出什麼，時間一長就會顯出其外交舉措是前後不一的，甚至是前後衝突的，就會使他的國際盟友生出種種疑問：

你過去說要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重，如今怎麼又講要以中國國家利益為重呢？

你過去說要對兄弟國家傾力相助，如今怎麼又講要對援外項目量力而行呢？

顯然，這樣做的後果，就是很難為自己在友邦中建立信任關係，尤其很難為自己在友邦中建立那種較為持久的信任關係，即很難深交朋友。

這就好比去赴一個要吃許多道菜的宴會，絕大多數人都是這道菜吃多些那道菜吃少些，唯有毛澤東竟把每一道菜都吃到極致處，都吃個大飽，結果只能是邊吃邊作間歇性嘔吐，吃飽這一道菜後，就去倒空它，接着再吃飽下一道菜

毛澤東所督辦的中國對蘇聯外交、對阿爾巴利亞外交、對越南外交，都可以說是一種嘔吐性外交，先是食慾大開，猛吃社會主義同盟風味大菜；接着大倒胃口，劇烈嘔吐起來，把猛吃進去的東西甚至把自己胃裡的膽液都狂吐出來；接下去又開始吞食中國國家利益風味大菜  如此吃法是要吃壞自己身子骨的，如此吃相是要嚇壞同席進餐者的，使之望而生畏、不敢再與這位吃吃吐吐者共享佳餚了。

毛澤東在國際難以深交朋友，在國內更是如此。他的國際行為方式實是他的國內行為方式的延續，即他在國內黨內慣於"克熟"的行為方式的延續。曾與他共過事的人不計其數，能和他共始終的人寥寥無幾。當此公彌留時，垂淚在旁的老友僅葉劍英一人，而葉某還算不上他的一等戰友，僅為新中國十大元帥中的末帥。就是這位老友也被他整肅過，並對他懷有不滿，一等他過世就大動斧鋸將他晚年傾力搭起的文革戲台拆去半邊。

註解

(1)參見王稼祥《實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3.31）》、《略談對某些國際問題的看法（1962.6.29）》；載《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45、446─460頁。

(2)毛澤東《對莫斯科中國留學生實習生的講話（1957.11.19）》，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7─1961），第108頁。

(3)《赫魯曉夫回憶錄》中文本，第665頁。

【55】

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在國內搞起了兩方面階級鬥爭：一是在全國城鄉開展"四清運動"；二是在思想文化領域批判"封資修"，即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精神產品。

後一方面還可分出兩個層次：一是在文化藝術領域（戲劇、電影、音樂、美術、文學作品等）開展批判運動，二是在思想學術領域（哲學、歷史、經濟、文藝理論等）開展批判運動。相對說來，毛澤東對前一層次過問較多，對後一層次過問較少。

文化藝術產品雅俗共賞，似乎什麼人都可以根據自身感受予以訴說。思想學術產品則為陽春白雪，只有少數人才能夠依據一定學養予以評析。這學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相關知識，二是研讀心性。晚年毛澤東似是不缺前者，很缺後者。

他已"耳不順"多年了，聽不得不同意見，也看不得不合自己口味的文章。其閱讀生活已成信馬由驢之勢，多是由着性子想讀什麼就讀什麼，不想讀什麼就不讀什麼。另外，他已不動筆寫大塊文章了，也就不感到有認真辨析各方說法的需要了。他已超越了學術論戰，故也失去了參與學術論戰的能力。

自1962年底起，毛澤東就開始談文化藝術方面的階級鬥爭，並一發而不可收地談下去。越談話越多，越談火藥味越重，以致濃煙滾滾，最後轟然起火為"文化大革命"。

1962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華東省市委書記時對戲劇界作了一番評論(1)：

"有害的戲少，好戲也少，兩頭小中間大。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東風要占優勢。梁山泊不出糧食，採茶燈不採茶，舊的劇團多了些，北京的京劇團就不少。過去的文工團只有幾個人，反映現代生活，不錯。"不過，舊戲中的"《楊門女將》、《罷宴》還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說服不了他們。"

毛此時批評戲劇界，還留有一些餘地，雖指出好戲不多，但承認壞戲也不多；雖不滿意舊戲泛濫，但補充說其中不失有好劇目；並表示要進行分析，要以理服人。

1963年，毛澤東更經常地談到戲劇問題，語氣也更趨激烈：

"戲劇要推陳出新，不應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們的丫頭保鏢之類。"(2)

"《戲劇報》儘是牛鬼蛇神，聽說最近有些改進。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台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果不改變，就改名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國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把他們統統趕下去，不下去，不給他們發工資。"(3)

在毛對文藝工作所作的諸多批評中，語氣最重影響最大者，要數他分別於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所作的"兩個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着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4)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5)

前一個批示批的是各種藝術部門特別是戲劇，後一個批示批的是各個藝術協會及其專業刊物，但都已接近全盤否定了。不過，這還主要說事，說有關部門和有關機構的事。接下來，老人家就要談人，談整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了。

1964年9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老撾客人時談道：

"勝利了，搞社會主義建設，搞了十五年，我們文化界比不上你們。有幾百萬人，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教育界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小學教師也有不少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文化界唱戲的、畫畫的、唱歌的都有，新聞界好一些，電影界也有。現在他們受不了了。現在又整風，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整他一年兩年睡不着覺我就高興。"(6)

文藝界聞風而動，在毛作了上述第一個批示後便進行了第一次整風，整了一個月；在毛作了上述第二個批示後又進行了第二次整風，整了十個月。這一下文藝界真的睡不着覺了，老人家該高興了。

在兩次整風前後時間裡，一批文藝作品及其作者受到批判。

戲劇方面受到批判的有：崑曲《李慧娘》（孟超編劇，該劇作為"鬼戲"最先被拋出來接受批判，成為八屆十中全會後文藝革命的第一個犧牲品）、京劇《謝瑤環》（田漢編劇），等等。

電影方面受到批判的有《北國江南》（陽翰笙編劇，沈浮導演）、《早春二月》（謝鐵驪編劇、導演）、《革命家庭》（夏衍、水華編劇，水華導演）、《林家鋪子》（夏衍編劇，水華導演）、《紅日》（瞿白音編劇，湯曉丹導演），等等。

與此相關，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夏衍等因領導失誤而被免職，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也因強調"寫中間人物"而被指責為資產階級中間力量在黨的文藝領導機構中的代言人。

作為執政黨主席，毛澤東無論做什麼事總會有響應者，此次搞文藝領域裡的大批判也不例外。不過，與以往相比、甚至與同時進行的"四清運動"相比，他此次做此事的響應者、尤其是有資望的響應者要少得多。

毛以下的中央常委，除半病修的林彪外，其他人都不持積極態度，至少沒有表現出他們在"反右派"、"大躍進"時曾表現出的那種亢奮狀態來。這或是因他們曾跟着毛整知識份子整得心有愧意，或是因他們正忙於收拾毛退居"二線"後留下的爛攤子而無暇他顧。

中央常委以下的那些分管文藝工作的領導人，如彭真、陸定一、周揚、齊燕銘、邵荃麟、鄧拓等，也都持審慎態度。一方面，他們作歡迎狀，因為，黨主席臨幸文藝界，當是他們誠惶誠恐的事。另一方面，他們又憂心忡忡，因為，老人家此番到他們負責守望的園地來，不是為了踏青觀花，而是想要操刀弄戈。若他只是去趕殺那些外部闖入者，或拒斥西方的"資產階級文藝"，或拒斥蘇聯的"修正主義文藝"，他們或許還能跟在後面搖旗吶喊。若他反過身追究他們這些守望者的責任，責怪他們護園不力，竟容忍各種"封資修"毒草到處滋生，他們就將無言可辯乃至無地容身。

最初，在還沒有大規模整人時，他們對於這種批判是支持的。如周揚在1963年10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強調要"在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樹立批判的旗幟"，批判各種新老資產階級思想和各種新老修正主義思想。(7)

繼而，當許多作家及其作品被打上黑色標記時，他們開始猶豫了，並試圖將一些由"左派"文人挑起的思想衝突限制在學術討論範圍內，儘量不傷及作者本人。

最後，到了自身也被打入黑幫中時，他們徹底失望了，其中責任重大且品性高潔的鄧拓自殺身亡，決意不再與這場運動發生任何關係了。

鑑於許多中央大員對開展文化領域批判運動持不積極態度，毛澤東只得將目光壓低，投向執政黨內較灰暗的層面，從中尋覓能夠為他充當文化打手的人。

在中央里，他對康生多有依仗。此公長期負責中共情報工作，既搞黨外敵人的情報，又搞黨內同志的情報，是一個在製造冤假錯案方面有特殊才能和重大業績的人。

八屆十中全會後，他積極協助毛搞文化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出面點了許多文藝作品及其作家的名，將他們打入另冊，還組織"左派"筆桿子，對楊獻珍（哲學）、孫冶方（經濟學）、翦伯贊（歷史學）等學者進行理論圍剿，致使中國學界噤若寒蟬。

在地方上，他對柯慶施多有青睞。此公多年主持中共華東局，一向亦步亦趨於毛，用薄一波的話說，已把毛主席的心思琢磨透了（參見本書第20節），並因此深得後者信任。

他所管轄的上海市，成了毛澤東位居"二線"時最愛滯留的地方之一，也是北京"一線"為請示"二線"而頻頻南下的目的地之一，最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

另外，他還為毛澤東搞文化專制主義提供了一批象張春橋、姚文元這類以筆為刀的文化酷吏。他們既是此時的文化批判運動的參與者，也是稍後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官，是從主帥毛澤東麾下最先殺出來的一彪人馬。

八屆十中全會後，柯慶施較早聽到毛澤東談舊戲改革問題，並迅速作出反應，提出"寫13年"（即新中國成立以來13年）的口號，甚至說不演13年的戲就不看。(8)在批判"鬼戲"《李慧娘》及其辯護文章《有鬼無害論》期間，用江青的話說，"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文章"，就是由柯慶施組織人起草的。(9)

毛澤東四下尋覓文化打手的目光，也落到自家屋檐下，看上了夫人江青。當然，這裡面也有後者積極請戰的因素。

早在三十年代末，中共中央曾因毛澤東與賀子珍婚姻關係斷得不甚明白以及江青個人生活經歷不甚清楚而作出限制後者公開露面的決定，致使此人被政治塵封二十餘年。她長期以來坐着中國第一夫人的實位，既有表現自己的渴望，又有表現自己的演技，卻因受禁令而不能公開展示自己。可以想象，這個女人會有一種什麼樣的心態。

毛啟用此婦人，一方面，表明他如今不再遵守那個中央決定了，不再"金屋藏嬌"了；另一方面，表明他如今搞文化批判運動已是"蜀中無大將，廖化打先鋒"了，竟讓一個三流演員來對整個文化界指手劃腳，或說是予以羞辱。

江青最先做的是文化監察工作，勿寧說是文化特務工作，用其本人話說，"在文教方面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訂着若干刊物報紙，這樣翻着看，把凡是我認為比較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10)如今國中，有人仍在從事這種"審讀"工作，仍在從事這種"文化特務"職業，江清餘孽猶在，文革遺風猶存。

1964年6月，江青公開出席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並在其間舉行的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大談戲劇領域階級鬥爭嚴重性：

"全國的劇團，根據不精確的統計，是三千個（不包括業餘劇團，更不算黑劇團），其中有九十個左右是職業話劇團，八十多個是文工團，其餘兩千八百多個是戲曲劇團。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幾個話劇團，也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據了。劇場本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11)

與毛澤東對文藝工作所作的上述批示相比，江青對戲劇界現狀所作的這個分析要具體得多，其間還作了數字分析。幾天后，毛讀到這個講話，欣然批語："講得好"。(12)

註解

(1)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48頁。

(2)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的指示（1963.9）》，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94頁。

(3)毛澤東《對<戲劇報>的兩次重要指示（1963.11）》，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95頁。

(4)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的批示（1963.12.12）》，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374頁。

(5)毛澤東《對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的批示（1964.6.27）》，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441頁。

(6)毛澤東《接見老撾愛國戰線黨文工團團長、副團長和主要成員的談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309頁。

(7)周揚《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載《紅旗》雜誌1963年第24期。

(8)參見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226、1229頁。

(9)江青《為人民立新功》，載《江青同志講話選編》，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38頁。

(10)同(9)，第29頁。

(11)江青《談京劇革命》，載《紅旗》雜誌1967年第6期。

(12)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2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