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給“就是好，就是好！”的朋友和“有什麼證明吃不飽？！”的朋友轉貼的。注意：這還不是三年大饑荒時代！）

極度匱乏歲月的山鄉見聞

陳仁德

    按：本篇摘自作者的長篇回憶錄《那年那月——顯周山溝里的青春記憶》。1972年底，在四川忠縣（今屬重慶）當下鄉知青的作者被調到拔山區供銷社，1973年調到顯周場上的供銷分社任“公社多種經營員”。四十年後，作者寫成了對那段生活的回憶錄。2014年6月9日作者有《自題拙著》七律一首：“如煙往事總難忘，回首青春易感傷。萬里河山悲浩劫，十年風雨走窮鄉。亂雲深處家何在，噩夢醒時夜未央。老去陳郎頭半白，無端卻憶顯周場。”

小學生不知糖滋味

七十年代前期我所在的地方，物資的匱乏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作為物資供應部門的供銷社，經常為無法滿足農民的基本生產生活要求而備受群眾責難。

糖，當年是比稀有金屬還珍貴的物品，供銷社的貨櫃裡難得一見糖的影子。農民們別說吃糖，就是看一眼的機會都沒有。

在林林總總的票證中，有一種是糖票，是供銷社自己油印製作的火柴盒大小的一張小票。凡是生了小孩，就可以領取一張“嬰兒糖”票，憑票可以在供銷社購買一斤白糖，這是給產婦的惟一優待。但這只是理論上的優待，在實際執行中卻是另外一回事。產婦手裡拿着“嬰兒糖”票，一次次地到供銷社副食品門市來買糖，結果都是缺貨，無法供應。那張薄薄的火柴盒大小的“嬰兒糖”票極為寶貴，家庭主婦們會精心地保存着，生怕揉壞了，可是，在一次次奔走供銷社之後，小票終於殘缺不堪，但是，即使如此也還要保管着，期望有朝一日能夠買到白糖。

有一次，潘經理指着一個上小學的孩子對我說：“這個小孩子直到現在還沒有買到‘嬰兒糖’，她媽媽最近還拿着糖票來問過我，我叫她把糖票繼續保存好，今後要兌現。”

我極度震驚。一個人從出生到上小學，竟然還沒有買到那一斤可憐的“嬰兒糖”，也就是說，這個小學生至今還不知道糖是什麼滋味！

天啦！

潘經理卻很平靜，說：“這種情況多的是，一點不稀奇。社員們也有辦法，種甘蔗嘛。坐月子的時候把甘蔗砍下來削去皮，切成小顆粒放到沙缽里舂，舂出來的甘蔗汁就拿來餵娃兒，等於就是糖了。”

農村女人之命苦，可以想見。

石碗、草紙、尿素褲

有一次潘經理從拔山回來，傳達區供銷社會議精神，說：“現在農民買不到飯碗，怎麼辦？有辦法！區里會上講了，可以用水瓢當飯碗。”他的話音剛才落地，坐在旁邊的收購門市部營業員、老志願軍戰士伯有訓就冷冷地說：“還有辦法，用石頭打噻。”

大家一起哄堂大笑。石頭打的是豬槽，餵豬用的，鄉下互相調侃嬉罵的話就是說人家的碗是石頭的，意思是說人家是豬。與石碗同音的十碗都成了忌諱。待客時上菜必須避開十碗這個敏感詞，可以是九碗，也可以是十一碗，絕不可以用十碗菜待客，那等於侮辱客人是豬。據說還有的地方，因為主人疏忽，不小心上了十碗菜，客人當場把桌子掀翻了拂袖大罵而去。

供銷社偶爾購進一批草紙都要開後門悄悄賣。那是什麼草紙？粗糙得像樹皮，厚厚的，提起一抖就灰塵飛揚，造紙的原料是稻草，從紙上隨時可以把沒有化盡的稻草疙瘩扯出來。這種草紙現在早該進博物館了，可是那時卻很稀有。不過，話說回來，使用草紙的都是公社幹部之類的人，用來做手紙或者做女人的衛生紙，而農民對草紙基本沒有需求。農民家庭幾乎百分之百從來不使用手紙，他們代代相傳的都是使用竹片。你到任何一個農民家裡去，都會在豬圈旁看到一束靠在牆頭做手紙用的竹片，農民們大便後就順手在牆頭折下一節竹片來刮一下屁股。農村中的婦女更惱火，根本談不上任何衛生用品，她們發明了一種很無奈的做法，把燒過的細細的草木灰灌進一條長長的小布口袋，用來對付每月一次的煩惱。

供銷社的職工是很受人羨慕的，因為他們相對說來比一般人掌握物資的機會要多，擁有某種可憐的特權。

那時已經開始引進日本尿素（化肥），人們驚奇地發現，日本尿素的包裝袋是一種尼龍材料，可以用來做衣褲。長期的布票政策，已經使人們對布匹產生了一種崇拜。我的一個文友曾經講過他自己的一段經歷，當年別人給他介紹一個女友，他興致勃勃去相親，見面後雙方都滿意，但是後來卻告吹了。媒人告訴他，對方什麼都滿意，就是不滿意他一米八的身高，害怕今後布票不夠用。這種冷笑話現在聽起來很開心，那時卻傷心。

日本尿素包裝袋的出現，使供銷社的職工趨之若鶩，紛紛爭購來做衣褲。這就使街上出現了一道奇特的風景，由於日本尿素包裝袋上印着“日本某某株式會社尿素”字樣，做出的衣褲上都保留着這些清晰的字樣，走在大街上，路人一看就知道是供銷社的人來了。一首民謠便流傳開來：

供銷社的幹部一大路，

穿的抖抖褲。

綢不像綢，

布不像布。

前面是日本，

後面是尿素。

“留豬證”與“刨湯肉”

肉食是當時最緊俏的商品，我們那裡城鎮居民每月可以憑票供應一斤帶骨的豬肉。在漫長的30天中，就眼巴巴地指望着那可憐的一斤肉“打牙祭”。而廣大農民則無緣享受這一斤寶貴之極的豬肉，農民們辛勞終年，只有三次享受豬肉供應，一次是端午節，一次是中秋節，一次是春節，每人每次半斤。365天裡只有1斤半肉（市斤）。

農民吃肉只能靠養豬解決，可是，在那個貧困之極的時代，人的肚子都填不飽，以前豬吃的東西比如米糠等，都被人吃了，拿什麼餵豬呢？湊湊合合地把豬餵大養肥，都沒長多少肉。國家的政策是“賣一留一”，就是說，農民要餵兩頭豬，先將其中一頭賣給國家，由食品部門發給“留豬證”，另外一頭才可以留給自己宰殺。殺豬匠到農民家殺豬要先查驗“留豬證”才可以奏刀。事實上走遍廣大農村，都難得找到一家農民能夠養兩頭豬，養一頭豬都很難。只養一頭豬怎麼辦？國家的辦法又來了，只養一頭豬就要賣“邊口肉”，把一頭豬從中間解剖，一邊交給國家，另外一邊自食。國家還規定，“硬邊”上交，“軟邊”自食。什麼叫硬邊軟邊？殺豬後順脊椎分解，骨頭稍多的一邊為硬邊，反之為軟邊。硬邊的重量大於軟邊，養豬的農民只能吃軟邊。

每年冬至後，農民開始殺豬，這是十分激動人心的時刻。辛辛苦苦一年，終於可以殺豬過年了，聞訊趕來吃“刨湯肉”（殺豬宴）的親友們像過節一樣穿得比平常略為乾淨一些，坐在地壩里的板凳上。主人把殺豬匠請進屋，在院壩外挖一個大坑架上大鍋，把水燒得滾燙，氤氳的熱氣隨着寒冬的霜風四處瀰漫，充溢着樸素的喜氣。院子裡的小孩子們一個個臉凍得紅紅的，手縮進破爛的袖口裡，流着鼻涕圍在一旁，眼睛直直地盯着大鍋。主人把肥豬從圈裡拖出來，肥豬知道末日來臨了，死活都不肯就範，拼命地掙扎着，發出聲聲哀嚎。主人迫不及待地揪住碩大的豬耳朵使勁往外拖，殺豬匠也上前揪住另一隻耳朵一起發力。肥豬蹬住四蹄，尾巴夾到屁股里，被拖過的地方划過深深的蹄印。終於，殺豬匠把肥豬按倒在地壩邊先準備好的一塊大石板上，肥豬側身露出臃腫的頸項來。殺豬匠看準時機把亮閃閃的一尺多長尖尖的殺豬刀一下從頸項刺進去，直抵心臟。豬血霎時噴涌而出，流進石板下的木盆里。肥豬發出最後的慘叫，四蹄抽搐着咽氣了。

殺豬匠把剛剛咽氣的肥豬的後蹄切開一個小口子，把一根拇指粗細的四尺長的鐵杖——當地叫“挺杖”，插進小口子，一寸寸地往裡捅，一直捅到豬耳朵部位，再把“挺杖”退出來，這樣肥豬全身就貫通了。這時殺豬匠俯下身去用嘴巴對着豬後蹄那個小口子往裡吹氣，一股股的氣就從剛才打通的通道進入肥豬的身體。殺豬匠憋足了氣，額頭的青筋暴起像彎曲的蚯蚓，臉漲得通紅，吹一陣，換一口氣再吹，竟然把一頭肥豬吹得像氣球似地鼓起來，四隻豬蹄都直直地伸着。這時便把口子用繩子繫緊，把圓滾滾的肥豬放進大鍋里翻來覆去燙，一邊燙，一邊就飛快地用一個鐵刨子褪毛，看着看着，滿身是毛的肥豬就變得光生生的了。

接下來把肥豬倒掛在一棵樹上，殺豬匠熟練地舉起刀從尾部一分為二，然後像庖丁解牛那樣，把肥豬劃成一塊塊的，當然，要先把“硬邊”留給國家。

殺豬匠分解肉塊需要很好的手藝，主人要先把坐礅（屁股）肉劃成若干“禮信”，即送給親戚的禮品。每個“禮信”薄得只有兩指，但從側面看卻很寬，有五指多。一頭並不大的豬宰殺後除去內臟和雜物，總共可能有七八十斤肉，把“硬邊”留給國家，就只剩下三四十斤，去掉“禮信”十來斤，可能還有二十多斤，這時殺豬匠把刀一揮，切下好幾斤一大塊，交給主人拿去做“刨湯肉”，這樣，一頭豬就剩不了多少了。

但凡在殺豬的那段時間，大隊書記每天都要“深入”到院壩，等到“刨湯肉”香氣四溢地端上桌時，書記便在上座上吃得滿嘴流油。

養豬最辛苦的是家庭主婦，可是吃肉時家庭主婦按照風俗卻不能上桌，她一直在灶屋裡忙碌着，等到一家之主的丈夫在桌上陪客人吃完後，主婦只能喝一點殘湯。我毫不懷疑，那時大量的農村家庭主婦一年到頭根本沒有吃過一次肉。

“怕把三兩米搞脫了”

掌管肉食的食品門市經管人成了萬眾翹首的人物，無人不想巴結，從而偶爾買到一點點肉食。但是，內部對此有非常嚴格的制度，經管人一般不敢隨便賣人情，而且的確也沒有多少肉可在計劃之外出賣。這時又有一個空間出現了，嚴格憑票供應的是豬肉，豬的內臟，我們那裡俗稱豬雜，卻不在計劃之列。於是豬雜就成了非常誘人的寶貝，人們千方百計都想買一點豬雜，哪怕是一葉肝，或者一條舌。

像顯周這樣的小鄉場，每次趕場只宰殺一頭豬，又能有多少豬雜呢？

公社食堂每月吃兩次肉，每次半斤，一律做成粉蒸肉，每人一碗。炊事員何良木事先要算好人數，那些人吃了，哪些人外出未歸沒有吃，都要記上，這是不能夠輕易被剝奪的權利。吃肉時差不多職工們都到齊了，食堂里顯得有些擁擠。何良木很神聖地把疊成幾層的大蒸籠揭開，一時熱氣騰騰，肉香撲鼻。何良木的烹飪手藝不算好，但是，他做的粉蒸肉卻是一流的好吃，吃進嘴裡香透了，肥而不膩，入口即化，心想慢慢受用，卻不小心早就滑下肚子去了。這麼多年裡，我走遍天涯海角，似乎只有顯周那個山溝里的炊事員何良木做的粉蒸肉最好吃。

由於肉食的極度匱乏，使得許多人為此而失去尊嚴，失去貞操，甚至傷風敗俗。這是個人的悲哀，更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與顯周相鄰的花橋公社，一個年輕女子想盡辦法都買不到肉，萬不得已只好跑到食品組經管人閻玉成的床上去躺着，自願交歡。閻玉成是個北方來的老幹部，年輕時不慎被炸去了右手掌，只剩下左手，人稱“一把手”。他曾經是縣委常委公安局長，在反右運動中被無端革職為民下放到花橋，老婆也和他離婚了。他雖然渴望女性，但他深知政治運動的殘忍，而男女問題那時都是要上升到政治問題上來說的。當他面對那個躺在床上的年輕女人時，一點不敢輕舉妄動，用濃濃的北方腔對那個女人說：“要割兩斤肉可以。我不搞你那個燈，我怕把三兩米搞脫了。”

三兩米，是國家工作人員的代稱，當時的糧食供應，每頓飯約折三兩米。三兩米搞脫，就是因此被開除公職沒有了飯碗。

閻玉成我認識，和我同屬拔山區供銷社。若干年後，他的女兒閻興惠嫁給了我的朋友向興忠。閻玉成怕把三兩米搞脫而拒絕女色誘惑的事情成為經典流傳甚廣，至今還有人談起。我也曾找向興忠證實過確有其事。而故事的背後卻發人深省，為了買一點肉，良家女子都願意自薦枕席，何等酸辛！

米糠的致命誘惑

另外一個悲劇性的故事則更讓人感到沉痛。

顯周公社前進大隊（現在叫雙塘村）有一對新婚夫婦，小伙子叫顔廣（據知此人尚在，因涉及傷痛隱私，故此處用化名，讀者諒之），妻子名字不詳，夫婦倆都喜歡唱歌跳舞。那時每個大隊都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排練表演一些簡單的文藝節目。顏廣夫婦都是宣傳隊的主力演員。由於他們比較活躍，加上前進大隊就在顯周場邊，處於中心地帶，所以和場上一些單位的人員比較熟識。那時顯周糧點（區叫糧站，公社叫糧點）會計姓張，和顏廣也熟識。

農村人民公社時代的基本特徵就是糧食不夠吃，每年秋收後上交給國家後，自己分配的部分很少，一年口糧還不夠吃半年，剩餘的日子就是靠瓜菜充飢。不要說糧食，就是糠也成了奢侈品。古往今來，誰都知道糠是餵豬用的，沒有人願意吃糠。但是，時代不同了，在飢餓面前，糠也要吃。

公社的糧點掌管着糠的經營權，每當糧點加工一批大米後，便會有一批糠。這種糠是細糠，磨得很細，比一般粗糠質量好，於是便成了糧點囤積居奇的寶貝，不是關係非常好的人，莫想嘗到一點糠的味道。張會計自然就成了實權人物，要想買糠，必須先打通他這一關。

顏廣和張會計混熟了，就大着膽子開口買糠了。張會計既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只是含含糊糊地支吾一陣。連着幾次，顏廣硬着頭皮開口，結果都是一樣，這讓他頗有些困惑。

顏廣不知道，當他在打主意買糠時，張會計卻在打着他妻子的主意。他妻子新婚燕爾，青春靚麗，能歌善舞，在顯周是數得出來的俏麗女人。這次，當顏廣再次懇求買糠時，張會計先支吾了一陣，後來竟吞吞吐吐地把話說穿了，希望和其妻交歡。顏廣當時大吃一驚，臉紅到脖子上，半晌說不出話。

回到家裡，顏廣輾轉反側，一連幾天徹夜難眠。一邊是嬌小的妻子，一邊是誘人的細糠，他不知如何是好。在猶豫不決時，他忽然感到飢腸轆轆，一下提醒了他，餓肚子最可怕，其餘都在其次。經過痛苦掙扎，他決定答應張會計的要求。

顏廣鼓足了勇氣，試探着對妻子說明情況，希望妻子能夠配合。哪知話一出口，妻子就痛哭流涕，大罵他不是人。他也羞得滿面流汗，恨不得打自己的耳光。但是細糠畢竟對他有致命誘惑，他仍然打定主意要繼續勸說妻子。

經過顏廣厚顏無恥再三勸說，妻子不再爭吵，只是默默地傷心流淚。顏廣最後鐵着心說：“你就當和我睡了一樣，反正不會有人知道的。”妻子於是不再說話了。

1970年仲夏的一個晚上，皓月當空，山村一片寂靜。顏廣的小院裡閃進了一個人影，張會計來了。在竹樹掩映下，顏廣上前將張會計迎到了家中。此時在院壩里納涼的山民們都已經酣然入睡，沒人發現這一切。仲夏的夜晚室內依然悶熱，顏廣竟然在院壩里架起涼床，和張會計一起乘涼賞月。張會計不是為乘涼來的，過了一會兒就輕輕對顏廣說：“已經退涼了，還是進屋去睡吧。”於是兩人就回到室內。那是一間十多個平米的狹小土屋，裡面並排着兩張床，中間隔着一張小條桌，顏廣的妻子已經在靠右一張床上睡了很久了。室內沒有燈，顏廣和張會計摸索着在左邊一張床睡下來，張會計睡在靠中間的位置。接下來，就發生了不該發生的事……

天亮前，張會計走了。

第二天顏廣就買到了珍貴的細糠。

這個可惡的張會計，嘗到一次美味後，居然念念不忘，隔三岔五變着法子來繼續貪歡。顏廣想到反正都是那麼回事了，多幾次少幾次都一樣，也就沒有計較。顏妻也默默忍受了。這樣就難免露出馬腳，終於被旁人看出了其中的蹊蹺，1971年，忠縣開展了“整頓財貿隊伍”的運動，糧食系統屬財貿隊伍，工作組進駐顯周糧點後，便有人暗中檢舉張會計的可疑行為，說他莫名其妙地經常出入顏廣家，給顏廣開後門賣細糠。工作組正愁找不出財貿隊伍的男女關係問題，立即就將張會計隔離起來，幾個回合就把問題全部搞清楚了。張會計為了爭取“坦白從寬”，原原本本地交代了自己的問題。那時的工作組似乎都有探究隱私的癖好，但凡遇到男女關係的案子，都恨不得把所有細節都問得淋漓盡致，而被審的一方在恐嚇之下，也不得不盡吐其實，於是，發生在顏廣家裡的所有細節都暴露無遺。最悲哀的是，工作組一般情況下，都很樂於與人分享他們破案的成果，於是這個故事就迅速傳播開來。顏妻在遭受侮辱後，又一次遭受輿論的更大侮辱，粗魯的山民們當面恥笑她。她無臉見人上吊自殺，幸好被發現及時搶救脫險。從此，顏妻就永遠沒有了笑聲。我到顯周后常見到她，那時她剛做母親不久，背上背着一個小孩，總是滿臉的憂鬱，低着頭匆匆來去，當然也永遠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張會計在運動結束後被開除回家務農，他也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這個故事是工作組搞專案的人親口給小學的一個老師講了，這位老師又給我講的，百分之百真實。

發現假肉票

嚴冬到來了。顯周的冬天很冷，山野蕭疏，寒風凜冽，水田裡結起了冰凌，那些調皮的小孩小心地把冰凌揭起來，就像光滑透明的玻璃板。山區裡的男女老少都有烤烘籠（當地叫灰籠）的習慣，寒冷的日子裡，幾乎人人都手提一個烘籠。烘籠是用山上特有的白夾竹編制的，竹編藝人把白夾竹劃成很細小均勻的篾絲，精心地編織成一個個小巧玲瓏的烘籠。烘籠裡面裝着一個瓦缽，盛上紅紅的炭灰（當地叫窯灰），就可以用來取暖了。早上在上學的路上，絡繹不絕的小學生都雙手抄在一起，把烘籠提在正中，有少數粗心的孩子往往讓土缽里的炭灰把衣袖點燃了。到處都是提着烘籠的人，這是當地冬日裡的一大風景。

12月的一天，正是寒氣逼人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我終生難忘的事情。

顯周公社接到拔山區電話，稱在拔山發現了偽造的肉票，根據已經掌握的線索，造假人可能在顯周，拔山區供銷社決定派出莫夫生和陳守清兩名幹部急赴顯周公社偵破此案，並指令我協助莫陳二人。

拔山區區屬單位使用的肉票是由供銷社所屬的拔山食品站自行印製的。那是一種用老式打字機打出蠟紙、再在油印機上用有光紙印製的票證。每張約有火柴盒大小，上面印着“拔山食品站肉票×斤”，票證下方蓋着一枚長方形小紅印章，印着“×月”，表示在當月有效。

就在前一天，拔山食品站在清點當天收到的肉款和肉票時忽然發現有兩張面額10斤的肉票有偽造之嫌。經回憶，當天持該票來買肉的是一個青年農民，眾所周知，農民是從不享受肉票的，這個農民的20斤肉票是從哪裡來的呢？

食品站會計張會灼覺得有些蹊蹺，戴上老花鏡將肉票仔細地看了又看，越看越覺得不對勁，馬上將情況報告了區供銷社。區供銷社領導迅速趕到，大家共同鑑定，確認是假票無疑。

很快就從賣肉的發票存根中查到了那個青年農民的姓名，也搞清楚了他的住地。他叫王用隆，家住顯周公社老龍四隊——小地名叫老龍嘴。

審問韓祥生

接電話不久，莫夫生和陳守清就到達顯周，他們和我見面後，簡單介紹了案情，說此案已經被區里定性為嚴重的經濟犯罪，必須迅速破案。

根據已經掌握的線索，公社杜文書立即通知王用隆來接受調查。王用隆很快就從老龍四隊趕到了公社，得知我們的意圖後他很坦然地說，一年到頭吃不到肉，快過年了，只好高價買20斤肉票來買肉過年。問他肉票是在哪裡買的，他說是以三角錢一斤的價格從人和七隊韓祥生手裡買來的。

聽到韓祥生的名字，公社就感覺情況比較複雜。韓祥生曾經是忠縣三匯區一所中心小學的校長，在“四清”運動中被打成壞分子撤銷校長職務，開除回家管制勞動直到如今；其妻莫管靜是地主分子，也被管制着。

一會兒韓祥生便被叫到了公社。這是一個穿着灰白中山服，戴着藍布帽，雙手提着“烘籠”，臉上露出一種非常卑微的笑容的中年男人。

韓祥生被帶進公社樓上的小屋裡，他大概察覺出了什麼，臉色變得很緊張，但仍僵硬地笑着。

問了多半天肉票的事，韓祥生都裝糊塗，說什麼也不知道。最後莫夫生只好把王用隆叫出來，這一下韓祥生便傻了眼，愣着無言以對。

看上去韓祥生的內心極為矛盾，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過了半天才說肉票是他在拔山場上撿的，此外就什麼都不承認了。莫夫生急了，喝令他站到一個獨凳上，不坦白不讓下來。

莫夫生是從軍隊來的轉業幹部，在東北某部十多年，曾參與過許多經濟案偵破，經驗較多。他認為，假肉票不可能是韓祥生撿的，只能是他偽造的，他家裡一定有印刷設備，如油印機等。現在的關鍵是要韓祥生承認自己是偽造者，否則找不到突破口。

從下午一直到晚上，又一直到深夜兩點，站在獨凳上的韓祥生依然一口咬定是撿的。大家不斷發起新的攻勢，要他坦白自己的罪行交代偽造肉票的細節，誰是同夥，油印機在哪裡？

韓祥生總是結結巴巴說不出來，他甚至要來紙筆寫下了“肉票如果是我偽造，我願承擔一切法律責任”的字據。我看了看，他寫的字還頗有風骨，不愧當過小學校長。

就這樣一直到天亮，大家都倦了，案情沒有一點突破。

是韓國偉干的

案情的重大突破發生在早飯後。

剛吃過早飯，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小伙子來到公社門口，口稱看望爸爸，這小伙子臉色黑里透紅，眼中流露着些許憂傷，頭戴一頂灰色的人造革帽子，身穿一件補了許多補丁的藍色中山服

原來他是韓祥生的兒子韓國偉，見父親一夜未歸放心不下，所以一大早就到公社來，他一點也沒想到爸爸已經東窗事發。

韓國偉還沒見到父親就被扣了起來，一時找不到地方，莫夫生就將他帶進我那間寢室里。意想不到的是憂心忡忡的韓國偉一走進我寢室，就盯着我牆上的國畫《紫藤八哥》不轉眼，忘記了他此時的處境。我們叫韓國偉坐下來，向他宣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他把韓祥生偽造肉票的事全說出來，這個小伙子此時才如夢初醒，知道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太年輕，顯然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一下精神就垮了，臉色變得煞白。當得知他爸爸將會為此承擔法律責任時，他猶豫了一會兒，坦然地對我們說：“把爸爸放了吧，肉票是我偽造的。”

案情終於有了重大突破。

我們立即到韓祥生的房間去，告訴他韓國偉已經招供了，要他認真坦白交待。韓祥生聞言，“哇”地一聲大哭起來，說：“是我害了國偉，他還年輕啊！都怪我啊……”他哭着說，之所以一直不坦白，就是怕害了自己的兒子。眼淚順着他臉上的皺紋滾滾而下，那種痛苦的表情難以言喻。我不禁為之動容。

事情是這樣的。

韓祥生當年任小學校長時，把韓國偉帶在身邊。那時韓國偉還是個幾歲的小孩，學校的老師們都很喜歡他，見他聰明伶俐，就教他寫字畫畫。韓國偉從小就有過人的美術天賦，在圖畫老師的精心栽培下，畫技日益見長，可惜不久韓祥生就被開除回家，韓國偉的命運也就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一下成了狗崽子。但他對美術的興趣依然不改，十多歲時，他創作的水彩畫《黃欽水庫展新容》就參加了全縣的美術大展並獲獎。由於父親是“壞分子”母親是“地主分子”，他不可能有什麼發展，只好輟學在家務農。今年快過年了，家裡還沒有一粒米一塊肉，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見到了拔山食品站的肉票，就忍痛花錢買回來，照着樣子畫，結果居然畫得一模一樣，足以亂真，這樣，就有了後來王用隆買肉票的故事。韓國偉萬萬沒有想到，假肉票這麼快就露了餡。

不過，莫夫生並不相信韓國偉的話，他始終認為韓家暗藏有印刷設備，這麼逼真的票不可能是憑手畫的。

於是我們押着韓國偉去他家找印刷設備。

美術天才的悲哀

我們一行四人，陳守清走前面，韓國偉隨後，莫夫生和我走最後。

當我們登上一重陡直的梯道，經過人和二隊的一棵大黃桷樹時，驚人的事情發生了，韓國偉突然快步衝出隊列，箭一樣地向路旁的一道石崖撞去，我們還沒反應過來，就聽見“咚”的一聲，韓國偉的腦袋撞到了石崖上，他頭上那頂灰色的人造革帽子一下飛出去，掉在路旁的麥地里。韓國偉應聲摔倒在路上，扭曲成一團。

我被驚呆了，一個年輕的生命竟要用自己的頭顱去撞向堅硬的石崖！

莫夫生很快鎮靜下來，走上前去俯身看了看，發現韓國偉並沒有死，傷勢也不是很重，便大喝：“哼，裝死狗！你嚇哪個？”

韓國偉在地上痛苦地扭動了幾下，頭髮亂蓬蓬的，血跡點點從頭髮中滲出。

莫夫生撿起那頂帽子彎下腰套在韓國偉頭上，大聲喊：“你不要裝死狗，起來！”說着就將韓國偉強行拉了起來。韓國偉搖晃了幾下，居然站穩了。

眼淚和着鮮血從韓國偉的臉上慢慢流下，他的臉色變得像死人一樣慘白。過了一會兒，我聽見他用微弱的聲音自言自語地說：“我沒有臉回去見媽，沒有臉回去見院子裡的鄉親……”

“不要裝死狗！走！”莫夫生推着他繼續沿山路前行，而我的心卻一直咚咚直跳。

繞過幾道彎便到了韓國偉家。院子裡的人一下圍了過來，韓國偉把頭垂到胸前，不敢面對任何人。韓國偉的媽媽莫管靜穿着一身破舊的粗藍布衣服，頭上繫着一條白帕子，呆呆地站在門口，她顯然已經猜到發生什麼事情了，這個被鬥爭了20多年的地主，雖然只有40來歲，卻像個70多歲的老太婆。她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就像一具泥偶那樣默默地立在那裡。在她身邊是韓國偉的弟弟韓金偉，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眼睛睜得大大的，驚訝地看着陌生的不速之客。

韓國偉的家一貧如洗，四壁蕭然，我們從樓下找到樓上，也沒找到什麼印刷設備。翻來翻去，倒是找到了一些韓國偉的畫稿，什麼熊貓駿馬之類的，都畫得很好，在山鄉里可稱絕無僅有，連莫夫生都不斷發出讚嘆之聲：“這小子真的畫得好呢！”

在一本畫冊里，我們找到了幾張和王用隆使用的一模一樣的肉票，這無疑進一步提供了偽造肉票的鐵證。

在牆角的一個瓦缸里找到了幾塊已經醃製好的豬肉，這無疑是用假肉票換錢買來的。

隨後我們又把韓國偉帶回公社，要他繼續交代問題。

莫夫生總是不相信那些肉票是韓國偉徒手畫出來的，在我的寢室里，他找來紙筆，要韓國偉當面“表演”。

韓國偉毫不推辭，立即接過紙筆畫起來。莫夫生在一旁看着手錶，不到三分鐘，一張“拔山食品站肉票  10斤   十二月”的肉票就神奇地出現了，和真肉票不差絲毫，其中“十二月”也是一枚長方形的紅色印章。

為了準備專案材料，接着我們又叫韓國偉一口氣畫了多張肉票，均是援筆一揮而就。

我不禁為這樣一個美術天才悲哀，如果他不是生在地主家庭，不是生在這個知識淪喪的時代，絕對是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畫家的。而現在不要說做畫家，就是連做一個普通農民的資格也沒有了，他只能是任人侮辱的“狗崽子”！

八兩蕎面和兩行眼淚

到了下午三點左右，莫管靜來了，她是來給丈夫和兒子送飯的。她手裡提着一個大包袱，那種用大藍布四角系在一起的大包袱，包袱裡面是一個裝飯的大瓦盆。

莫管靜緩緩地打開包袱，將帶着熱氣的瓦盆捧給韓國偉。韓國偉小心翼翼地揭開瓦盆，露出了一大盆白蒙蒙的蘿蔔片。我在一旁看了又看，裡面沒有一顆糧食，再睜大眼仔細看，才發現蘿蔔上粘着一點點糊糊，就像不小心掉進的一些不容易察覺的灰塵。我想這可能就是他們平常的主食了吧。

這時發生了我永世難忘的一幕。韓國偉望着那些蘿蔔片，像凝固了一樣既不說也不動，須臾，眼中滾出了豆大的淚珠，滴滴答答掉到那些蘿蔔片上。他大叫了一聲“媽呀！”就嗚嗚嗚地大哭起來，其淒涼哀傷之程度完全無法用語言表達。

臉上毫無表情的莫管靜此時也眼淚奪眶而出，不斷用發黑的手背擦淚。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愣在一旁。

韓國偉一口氣哭了好久，待緩過氣來後，他才說：“媽，說好了隊上昨天分的8兩蕎面留給金偉吃啊，他才5歲呀，你怎麼送來給我呢？”說着又嗚嗚哭了起來。

這時我才明白了，原來蘿蔔片上粘着的像灰塵一樣的那點點糊糊是蕎面，那是他們一家四口昨天在生產隊分到的全部糧食——8兩蕎面，說好了留給5歲的弟弟金偉吃的，現在卻煮在蘿蔔片裡送來了，所以韓國偉對之垂淚。

那一刻我震撼不已，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是不相信人間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場面的。這種震撼從那一刻起，像刀刻一樣留在了我的心中，應該說，它已經足足震撼了我30多年，並且還將繼續震撼我的整個人生。

得知此案破獲，拔山區市管會（即後來的工商所）也趕來了兩個幹部，他們氣勢洶洶地說：“對這種案子，要在政治上把他們搞臭，在經濟上把他們搞垮。”

其實對於韓國偉一家而言，這兩點早就做到了。

隨後又到韓國偉家去，把牆角瓦缸里的二三十斤肉全部沒收。韓國偉家過年是絕對沒有一兩肉了，這個年他們會怎麼過呢？

這件事最後的處理我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韓氏父子並未法辦。

暗夜裡，邊娃子暴死

山坡上的麥子一天天成熟了，一串串帶着麥芒的麥穗漸漸飽滿起來，起伏不平的淺丘上，隨處可見大片大片的麥地染上了一層誘人的金黃色，使人想起白居易的詩句：“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忍受了漫長春荒的飢腸轆轆的公社社員們，早就眼巴巴地指望着麥子收割後飽餐一頓。農村的節日很多，但是真正喜慶的節日卻是收穫糧食的時候，一是小春，一是大春。所謂小春，就是指小麥，大春，就是水稻。每到這時，再貧困的山民都要讓肚子敞開吃幾天。

離顯周場只有一里路的人和二隊這天開鐮割麥子了，金燦燦的麥子收割回來後，迫不及待的社員們守在院壩里等着生產隊分配。保管員叫兩個年輕人抬起長長的木秤，一家一家地過秤，到最後已經是摸天黑地。提着為數不多的麥子高高興興回到家裡的社員們，馬上吱吱嘎嘎推起石磨，把麥子磨成麥麵下鍋，最幸福的時刻到來了。

人和二隊有一個新婚不久的小伙子叫張義標，小名邊娃子，長得虎頭虎腦壯壯實實，渾身透着活力。這天晚上，邊娃子一家匆匆地磨好了麥麵，覺得第一天嘗新應該做好一點，就用家中存放了很久的難得一用的菜油來烙麥粑。邊娃子的媽媽把柴火燒旺後，在昏暗的油燈下從角落裡摸出沾滿了塵土的菜油瓶，擰開瓶蓋把菜油倒進鍋里，再把和好的麥麵依次放進鍋里，只聽見鐵鍋里發出吱吱的聲音。邊娃子和幾個弟妹都圍着灶台，眼睛直直地盯着鍋里。

這時忽然從鍋底冒出一股難聞的臭味，臭得人頭昏目眩直想嘔吐。

這是怎麼啦？

萬萬想不到，邊娃子的媽媽取菜油時，把角落裡的一個農藥瓶當成了菜油瓶，現在鍋里吱吱響着的是農藥，農藥發出的怪異之極的臭味一時充滿了整個灶屋。

這時鍋里的麥粑也差不多烙好了，其中鍋底那一塊最大。

怎麼辦？

生產隊張隊長聞訊趕來了，張隊長眼睛炯炯有神，皮膚黝黑，早年曾經上過朝鮮戰場，算生產隊裡見過世面的人。張隊長走到鍋前看了看，說：“農藥沒有啥子不得了，用肥皂水消毒就行，供銷社潘經理講過的。”他說的是供銷社宣傳資料上的話，使用農藥後要用肥皂洗手退去殘留的毒藥。

邊娃子盯着鍋底那塊最大的麥粑，實在捨不得丟掉。聽了張隊長的話，就找來肥皂，將那塊麥粑擰起來洗了一遍。那塊麥粑沉甸甸厚墩墩的，拿在手裡很是愛人。

邊娃子把麥粑湊到嘴邊，好大一股難聞的氣味，由於是在鍋底，這塊麥粑滲透的農藥最多。他猶豫再三，想丟掉，最終還是捨不得。飢餓已極的他，實在無法拒絕麥粑的誘惑，反正已用肥皂洗過了，就吃吧。

在莫名其妙的快感中，邊娃子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整塊麥粑。

不一會，邊娃子就臉色發白轉青，肚子暴痛，痛得抱着肚子彎下腰去大聲慘叫，接着就倒下地去直打滾。家裡的人被嚇壞了，立即把他抬到顯周診所來。診所丁明文醫生披衣起床為他急診，這時邊娃子已經不再動彈，只是臉上冒着豆大的汗珠，眼睛大大睜着。巴掌大的顯周場一會就傳開了這件事。我也跑到診所去看。我去時丁明文醫生剛停止搶救，宣布邊娃子已經死亡。邊娃子的屍體靜靜地停在地上，身體扭曲，臉色猙獰得可怕。他的妻子站在一旁呆若木雞，沒有言語，沒有眼淚，只是眼睛無神地盯着地上。很明顯地看得出，邊娃子快做爸爸了，他妻子的肚子已經隆起，薄薄的衣服已經掩飾不住新生命的跡象。

一個活鮮鮮的生命在轉眼之間就消逝了，奪去寶貴生命的是一塊不到二兩的麥粑。邊娃子捨不得丟掉浸透了農藥的麥粑，而丟掉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這是發生在我眼前的最為慘痛的悲劇之一。在那個“到處鶯歌燕舞”的時代，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逝在暗夜裡。近40年來，除了我在這裡提到，恐怕沒有人會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