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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1976年

1976年就是毛泽东去世的那年。

到塔拉斯定居后，刚开始，我和李广讳租了两间平房，几个月后他找了个俄罗斯老婆搬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房子在城市中心的日丹诺夫街，隔马路是共青团公园。房子的布局是沿中间花园在北、东、南三边围合出三栋互不相连的小平房。南房大，住着老两口和90岁的老母亲，男房东是犹太人，矮个子，是本第一高级中学的校长；女房东波兰人，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没有儿女，三个老人静静地过着。老夫妻下班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侍弄花园和葡萄了，一棵菜也没种。种的花有玫瑰花、芍药花、勿忘我、南墙上还爬满了月季和牵牛，有两棵大花树，白色的绣球花和紫色的丁香花。每当花季到来，花影婆娑，花香浮动，花光笑语，住处闹市，而环境优美。我在零件厂旧厂干活，上下班只要步行10分钟。1977年冬天旧厂完全拆除，新厂在东郊，得坐4公里的公共汽车。犹太人爱钱，也会经营，男房东把3栋房的周边都栽满了葡萄，搭上高大的葡萄架，夏秋一来，郁郁葱葱，房间里阳光都照不进。他们细心地把每串葡萄用纱布袋罩起来，摘下后自己酿酒卖。女房东还喂了一群鸡、两头猪，蛋和肉自己吃不完就卖给我们这些房客，价钱都比商店和市场上便宜。我奇怪他们没有儿女，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卢布贬值，紧接着苏联解体，银行存款作废。他们一辈子积蓄就当做一把火烧光了。

东房住着3位俄罗斯年青人，工程师两口子和他们当航空小姐的妹妹。每当工程师两口子不在家时就有位年青军官来陪他们的妹妹过夜。北房4间，中间有小走廊隔开。我住两小间，另两小间由一位女同胞住着，叫刘巴，出生在辽宁锦州市，父母都是东北的中俄混血。刘巴在保险公司当会计，很爱干净，一到休息天就洗衣服。她个子又高又大又胖，大概有一米七五，圆而长的冬瓜脸，黑里透红。每看到她下班后回家，黑红色的脸上画着两条浓黑的眉毛，涂着红嘴唇，满面汗光，走起来风风火火，真像是小说里的魔女。不过，她还算文静，休息天也不到处乱跑。大概我给她的印象不错，常来与我寒暄，借我的中国大菜刀用，做点中国饭菜。她父母从乡下来看她，也来和我说东说西，有意招我做女婿。我认识一位住在齐木肯特的湖南老乡，给我写信说：“刘巴和你住一起，你得赶快动手啊！”可我不敢问津，太不相称了：个子不相称，年龄和职业不相称，我大她16岁。1976年春天，她远嫁到吉尔吉斯共和国奥什市去了。丈夫是个1962年过来的四川人，不到一年后离婚，又回到塔拉斯，这时我已经有了巧云。他后来嫁到了齐木肯特市，丈夫是他们的东北老乡，纯汉人，年纪比我还要大。

塔拉斯我下班回家，自己做饭吃过后，躺在床上，打开收音机，享受着电波带来的安慰。但这一年多，带给我的却是各种时局变化的大震动：唐山大地震，是当时世界各国电台的头条新闻。百万人口的大工业城市，几分钟内变成一片瓦砾，10万以上的我的同胞霎那间死于非命，我心里流血了。大二上中国断代史课，田余庆讲师给学生讲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我仔细读了《史记》和《汉书》里的《董仲舒列传》，深知儒家的天人合一道理。天人感应是非常有道理的，人祸必带来天灾，天灾又会引起超出常轨的人的行动，唐山大地震，对过于离谱的“文化大革命”敲起了丧钟，中国大变就在眼前。果然，唐山地震还没有过去，又是头条新闻：“周恩来去世”！我却没有悲伤，周当总理二十多年，有值得称道的政绩吗？毛泽东的左膀右臂断了。接着，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在每年五一，十一，毛泽东踏着东方红乐曲的节拍，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万众欢呼万岁的地方，也响起了反对他的怒吼声，秦皇专政的时代看来维持不下去了！中国的大变开始了！我这时还在继续写我的书稿《梦想新中国》，用了整整一章写了我对周恩来的认识。

1976年9月26日下班回家，打开收音机，听到了中央台的长篇讣告，毛泽东走完了他混世魔王的一生。“文革”时各地大字报和小报都传出这样的“喜讯”：“经过医学专家慎重地长期地检查后得出结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将能活到140岁。”看过以后，我心里暗暗发笑。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康熙皇帝也只活了80多岁，他不仅雄才大略，而且襟怀开朗。中国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西方谚语说：“上帝要人死亡，必先叫他疯狂”，1955年反胡风以来，毛在我可爱的国土上多行之不义遮天盖地。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中国的一个时代，一个十分恐怖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新时代将是个什么样子，中国将走向何方？作为现代中国最不平常的领袖，毛泽东功比过更多：他第一次真正统一了除外蒙古外的中国大陆，铲平了割据；50年代前期的经济建设，初步形成了中国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中国有了自立的能力；；东拒美国大军于国门之外；北抗苏联，使其不能染指现有的中国寸土；南惩印度，大杀它的一度气势汹汹的霸气，让中国人有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勇气，他对中国历史作出过大贡献。而他55年反胡风后的全盘倒行逆施，却是亘古未有的大罪孽，在大陆是白骨遍野，冤魂遍地。大陆外的中国人也都跟着遭殃。他的统治使中国社会倒退了几个世纪，不知要多少代中国人的含辛茹苦，才能把他造下的孽弥平下来。

到了塔拉斯，有大半年KGB没有再派人来找我，我感到十分轻松，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再来才好。但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我下班，车间主任忽然通知我下班后迳直到江布尔大旅社门前去，说有个人等我。我想，这下子KGB又盯上了，总不会有好事，也隐隐约约地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我。走到旅社前，就看到少校撒沙满面含笑地迎了上来，握手寒暄后，把我带到了他住的房间。里面还有一个高大壮实，气度不凡的哈萨克上校，他介绍说是江布尔州KGB管理局局长，也是和颜悦色。桌上摆着水果和糖点，还有一瓶特级伏特加酒，少校撒沙打开酒瓶，酌了三杯酒，举起酒杯说“为我们的重逢而干杯”。我开了个玩笑说：“长官们，现在是我们的国葬，是不能喝酒的。”他说：“不是为这个，你和上校今天第一次见面，按我们俄罗斯规矩，朋友们第一次见面是要喝酒的。”两杯下肚后。上校开言了。少校把他的话译成汉语，说，毛泽东死了，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将会改变，中国的形势会起大变化。中国向何处去？未来中苏、中美的关系又将怎么样？请你根据你的观察和分析，给我们写个书面材料。明天你可以不上班干活，在家里写，他在旅社等着，好把材料拿回阿拉木图。还特别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华国锋，江青，张春桥，叶剑英，李先念等，要我写写他们的未来的政治动向。告别回家，我很快就把材料写好了，两千多字。第二天照样上班，我不想得到KGB的恩惠在家休息。下午把材料送到旅社交给了撒沙。这些问题，在周恩来去世以后我就开始日夜思考了，是深思熟虑了的。我也非常担心苏联会向中国开战，希望有一个机会向苏联当局进言，恢复中苏友好、维持中苏和平，能有机会写这个材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写的大致内容如下：“文化大革命”已经使中国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回头也得回头了。毛泽东的死给中国执政者一个走回头路的大好机会，中国现在就会形势大变，只会变好，不会变坏。华国锋长期当湖南省的领导人，我是湖南人，对华国锋有认识：他是一个很聪明，也很能见风转舵的人，不会给毛泽东和江青当殉葬品。但是他的资历不深，要坐稳中南海的宝座得依靠叶剑英、李先念这批老帅、老总，他们是会站到一起的。江青在“文革”中干的都是绝子绝孙的的事，中国人民很快要起来清算她的罪行，清算她夫妻父女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张春桥是江青的弄臣，他们的命运一样。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是在文革中挨整的，不会保江青，他们将起来扭转乾坤。中共大概会回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统道路上来，中苏一定会重新友好。为了抗住目前苏联对中国的压力，中美也会更加接近。后来证明，我的大部分预见是正确的，可是，中共没有回到倒向苏联的老路，不久就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实行改革开放，是我原来没敢预想到的，也是我喜出望外的。因为以前我一直认为中共是世界上最顽固保守的共产党，不会离开传统的社会主义老路。写完材料，我忍心把《梦想新中国》的四大本书稿烧了。我我想中苏一旦恢复友好，我将成为有罪的羔羊，被KGB送回中国，书稿将成为我叛国反党的大铁证。于国于私，我根本没有希望过中苏还要友好。

10月份我休假去了阿拉木图，住在刘立中家，电波里传来了打倒“四人帮”的天大好消息，听到后我们两个人惊喜若狂，相抱而泣。立中早就入籍苏联了，心却还是中国心，他不住口地说：“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我马上跑去商店买回酒，香肠和熏肉。我们两个人一杯杯痛饮，竟夜谈国事而无丝毫睡意。兴奋中，我们两人站起来面向东方高唱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立中兄还大声朗诵了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们真盼望能就此彻底清算毛泽东路线，中国走上统一，民主的富强康庄之道，我们这些海外弃子们能早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次日，我们又请来了几位中国朋友，共聚庆祝。我在席上说：“能打倒四人帮，再清算毛泽东，我举双手拥护华国锋当英明领袖。“苏共党员张联堂听了说：“不管华国锋如何英明，勃列日涅夫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刘立中兄反唇相讥：“当然啊！华国锋胸前一颗勋章也没有，勃列日涅夫胸前挂满了勋章，还自己给自己授予了列宁和平奖金和列宁文学奖金。”看来也真奇怪，在华国锋继位，“四人帮”垮台这个中国历史转变大关头，苏联本应该去弃前嫌，拉中国共产党一把，表示对中国人民应有的善意的。它却没有这样做，失去了改善中苏关系，延长苏联命运的大好时机。深居克林姆林宫发号施令的勃列日涅夫、契尔年柯、葛罗米柯这批老爷子们已经老朽到了家，再没有能力应对变化万端的时局了。

这年旧历新年我是一个人渡过的，孤苦伶仃。三杯下肚，我填了一首《水龙吟》：

冰雪带来严寒，一年一度又除夕。昏灯独对，凄凉客舍，萧条四壁。竹箸陶碗，淡酒清肴，纸灰燃起。向列祖列宗，整衣拜，忍不住，滂沱泪。

八年异域漂流，浑撇却家山万里。铁铸囚车，画地牢笼，平生初历。鸿案全抛，鹊桥事渺，深情何寄！算书生本色，清操劲节，依然犹励。

有了自己的家：妻子，儿子

在塔拉斯定居，已届不惑之年，娶妻生子，是要提到日程上了。好心的朋友和工厂的同事一直在给我介绍女友，但是我每次和人家见面，都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心情。几次爱情挫折叫我心里流血，在大学二年级和在新疆霍城教书的时候，我都非常真情地恋爱过。一个是我的中学同学，一个是我年纪相差不多的中专学生，都是容貌秀丽，功课出众，品行端正的女孩子。两次也都不仅是谈恋爱，而是已谈婚论嫁了。可是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一次次被踏倒在地，结果当然都是棒打鸳鸯两离分。当然，当泰山压顶之时，象《天云山传奇》里面冯婉珍那样坚贞的女人是有的，我的大学同班女同学陈宁生便是一位典范。她的恋人张学仁当了右派，党支部，团支部天天有人和她谈话，要她与张学仁划清界限。一些左派人士也乘虚而入，向她表达感情。她默默忍受了可怕的一切，自己悄悄地每天给张一封信，告诉他“死也不分离”。1968年毕业典礼一结束，刚走出北大校门，她立即和张学仁举行婚礼。张发配到了边疆，在内蒙古偏远的扎奈渃尔煤矿教书。陈宁生放弃了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好位置，也去了扎奈诺尔，和丈夫一道忍受着自然的和人间的雨雪风霜。但这样的伟大女姓毕竟太少，一般的名叫“弱者”的女人是无法经得住政治运动的高压的。到了外国，无端拆散鸳鸯的黑白无常虽然没有了，而红线系在何处，却使人既憧憬，又彷徨。休息日的时候，我常到一位叫玛莎的混血大嫂家里带她的小女儿玩，她见我抱着她的小女儿是那样亲热，就嘲笑我这个年过三十五，衣破无人补的王老五好命苦，下决心要给我当月老。她的亲戚遍及中亚各城市，认识的人很多，她说姻缘，姻缘，讲究的是后面的缘字。说我和以前的两个女友没有缘分，相信以后的缘分还会有的。果然，1977年春节一过，一个星期天，她风风火火地跑到我的住处找我，叫我去相亲。说：“我给你把缘分找来了。”我当然十分高兴，一进玛莎的们，一位中国女人模样的少妇款款站起来，我向她问好，她向我伸出了手，相互认识了。她名叫李巧云，以后便是与我共患难大半辈子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一位真正的中国女人，很有文化和艺术修养，心地善良，特别是，与我一样，有流落国外的中国人共同的复杂、深沉的忧思。她祖籍山东金乡县，民国初年，爷爷带他们全家闯关东，逃荒到了吉林省辽源。她11岁时，父亲跟同乡来苏联谋生。她的外祖父一家也是山东人，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华工到了俄国，在伯力附近的林区伐木头。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外祖父投身革命，成了布尔什维克，同一位乌克兰姑娘结了婚，所以，巧云身上有着四分之一的洋人血统。外祖母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人的混血，巧云的外国血统也就乌克兰和俄罗斯各占百分之十二点五。苏俄内战结束，外祖父成为当地一家很大的木材公司的总经理，生了6个儿女，我岳母是老大。一家生活得幸福和美。可好景不长，30年代中期斯大林开始了全面镇压的大肃反，俄国各民族中首当其冲被镇压的是中国人，不管是红是白，一夜之间全都被抓，关尽撵走杀光。我岳母一家被撵出苏联，长途跋涉，纵穿中亚，通过哈萨克斯坦新巴拉金斯克口岸驱赶到中国新疆塔城。卡车把几万华侨和他们的家属扔到边界苏联一侧，哥萨克士兵对他们凶如猛虎，海关检查更是惨无人道，被驱赶者只得把身上带的贵重东西全掏出来挖个坑埋起来。1931年美国麻萨里塞州处决了两个意大利鱼贩子，引起全世界的大抗议，我们敬爱的大作家巴金先生也写了《我的眼泪》的长文，不知道为为什么就在此时，几乎上十万计的中国人被苏联政府杀害监禁驱赶，却没人作声？世界上力量最大的是事实、是真理，如果中国人及时知道了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干下的一切，也就不会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了。外祖父拖儿带女回到中国，在乌苏落了脚，给地主当佃户，女儿与我岳父李恒田结了婚。儿子们渐渐长大了，上了学，有几个学会了开汽车，一家生活又慢慢兴旺起来。谁知道。1945年苏联一手制造要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暴乱（直到现在，我们官方还称它是“三区革命”）发生了。苏联红军带着三区的维吾尔，哈萨克人造反，要把汉人杀光。乌苏屠城，是汉族居民抵抗最惨烈、牺牲也最惨烈的，外祖父在守城战斗中牺牲了。我岳父和舅父们拿着枪保着家人和一些乡亲逃到乌鲁木齐。逃难时，巧云生下才两个月，害怕哭出声响给强盗们听到，我岳母用手捂着她的小嘴走路。一会儿见她嘴里气都没有了，以为已经死掉，忍心丢到路边，是外祖母把她拾起来，用人工呼吸又把她救活了。日本和俄国，这两个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给中国百姓制造了多少灾难？我出生在湖南，她生在新疆，两地相隔万里，但是我们一生下来就要在日本和俄国的魔爪下逃命。我岳母生下三男三女，巧云是老大。岳母年青时是乌鲁木齐出名的美女，岳父也英俊，他们的儿女们都长的好，女的秀美，男的俊美，象一群安琪儿。岳父照快相，一家艰难地生活着。解放后，岳父全力投入拥护共产党的土改运动，当了积极分子，还成了人民代表和法院人民陪审员。1954年土改时，给他家在博罗县城区分了一块地，自己盖了栋大房子，前面是照相馆，后面是住宅和菜园。在博罗照相的只此一家，生意红火，岳父一家又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孩子们都上了学。巧云初中毕业统一分配到乌鲁木齐第一师范读到毕业。一家人乐融融地过了十来年，但好景又是不长，厄运又降到头上了。1954年以后中国就兴起了苏侨回国的浪潮，一批有苏侨证的人几乎带着全家亲戚走光了，我岳父一家是决定留下来的。一方面他开照相馆，能挣钱，在三年大饥荒中也没挨饿；一方面他对苏联的伪善性十分清楚。因为岳母是拿苏联护照的苏侨（三区革命时杀汉人，连中俄混血人也杀，在乌鲁木齐苏联领事馆领到苏联护照，方可以得到保护），这时苏联已由中共的“老大哥”变成了“苏修”，两国统治集团翻脸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政府下令，凡家里有人持苏联护照的一律要返回苏联，一个月之内必须出境。岳父岳母只得便宜卖掉房子和园子，把奶牛，家具，带不走的衣物送给邻居，1963年作为最后一批苏侨，移民到苏联来了。到苏联后，他们被分配到卡拉干达草原上一个偏僻的农场里，再一次生计维艰，全家大人小孩8口，只住两间房，晚上只得睡地铺。农场收入低，要养活一大群孩子，岳父岳母只好干双分活。岳母当裁缝，白天晚上给人缝衣。岳父白天在照相馆上班，晚上在草场守夜。一天晚上一群狼把他包围了，他跳到高高的草堆顶上用压草的铁棍敲打压草的铁板吓服狼群。好在苏联有免费教育也承认中国学历，巧云自小会画画，带着中师毕业证书考入阿拉木图艺术专科学校装饰美术系，又上了4年学，中文俄文的口语和文字水平都不亚于任何一个俄国知识分子。前夫也是中国人，但不久离婚了，一个人独居了9年。她说：“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大概真是天作之合吧，中国人总想找中国女婿或中国媳妇。战后出生的老华侨的女儿们长大了，1962年新疆边民外逃，成万的中国人逃来苏联，几乎全是光棍汉，一大批中国血统的姑娘们不愁嫁不出去了。50年代出生的中国姑娘到了该当新娘时，“文化大革命”又给他们送来了中国夫君。她曾去过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请求发给中国护照，但没有成功。

见到巧云的第一眼就把我吸引了，圆圆的丰满的脸庞，五官各正其位，清丽而不妩媚；身材丰满而不胖。缘分吧，似乎第一句话我们便谈到了一起。第一次见面，当然是我说的多，她说得少。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同她有了第六感觉，我觉得我这个第六感还是很灵的。1956年夏，我送初恋的女人在北京前门车站回湖南，握别时我忽然冒出了一句话：“这次见面，不知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你！” 她笑了回答：“你别胡说！”1966年5月我到伊宁出差，和已成我实际上的妻子的第二个恋人在一起待了一个星期天，分别时，鬼使神差地，我又冒出了同样的话：“这次见面，以后不知道还见不见得到你？”她也是同样回答：“你别胡说！”后来，结局都是不幸的。

与巧云见面的这一年，冬天雪下的很大，雪地一冻，滑溜的很，我几乎天天早起出门都要跌跤。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好多天我却不跌跤了，心里想，可能今年我就要站起来了，没有跌跤就是有人扶着我，这个人马上就要来和我并排走在一起了。果然，两个小时后，玛莎大嫂就来叫我了。我把我的这番心思对巧云说了，她会心地笑了。她寄住在齐木肯特市她二妹李巧莺家，在净棉厂当画家，第二天要上班，下午就坐火车回去了。李广讳抢着要送她，我便没去。到塔拉斯后，李广讳已经结过两次婚，还正和一个俄罗斯女人同居，听说巧云来了，他也想插一手。我非常放心让李广讳送巧云。我相信她，在她眼里，我和李广讳是泾渭分明的。第二天我给她去了信，很快她回了信。以后。我几乎天天给她写信。做完活下班后，在静静的灯光下，给她写信，或者是读她的来信，觉得真是一大幸福。她的文章写得不错，1958年读初中时写的跃进诗还登过报。我们来往的信件一部分还保留着。1977年2月20日的信里，我给她写了首诗：

清茶的怀念

姑娘，

你生长在远方的林野，

你披着朝露来到人间。

烈火爆炒，太阳曝晒，

没有失去你的贞坚。

你使淡水变得更鲜，

你给愁苦者带来慰安。

姑娘，

你是流浪者的梦，

你是梦里的春天，

为了报答你对我的关注，

我要擦干你的眼泪。

2月27日她给我回信，也回了一首诗。她真聪明，诗还是模仿我的腔调呢。

亲爱的！

舒开你忧伤的心，

生活在向你召唤。

即使命运曾把我们拨弄，

要知道啊，

冬天过后就是明媚的春天。

巧云和前夫生了一个儿子，9岁了，住在岳母家，名奥古斯特。也是缘分，奥古斯特的鼻子和我的鼻子长的很像。生下两个月后，巧云就抱着他离开生父，一直母子相依为命地过着。每次我给巧云的信，都称呼他是“亲爱的儿子”。看到我的照片，他也相信他就是我的孩子。我不断告诫自己，要善待他，要培养他到大学毕业。他是4月18日和巧云一起来到我的身边的，来后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本市法院申请：放弃他生父每月支付的10卢布抚养金，把他的出生证换成新的，生父是我，他的姓名随之改成我的姓和父名了。巧云给他取了个新的俄罗斯利用率最高的小名撒沙，正名是亚历山大，儿子的全名便成了雷·亚历山大·光诺维奇。我邀请巧云带着孩子同她的妹妹，全家在三八妇女节来塔拉斯一游，我要认识在异国土地上的亲戚，要和他们披心沥胆地长谈和认识儿子，他们高兴地接受了。在等待他们的那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难度过的一段时间，比坐牢时盼望出狱还要急切，我几乎是看着手表，数着秒针把那160多个小时过完。

3月7日晚上9点钟，我在长途汽车站把他们5个人接到了：巧云和儿子，大姨子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他们在塔拉斯住了两天两夜，这48小时。是我自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过下的最快乐的时光。儿子9岁了，个头儿有平常十一二岁孩子那么高，俊脸秀目，将来一定是个美男子，活泼极了，也淘气极了。他脸长得像我，对我亲热得很，不是亲生，胜似亲生，也是天缘了。大姨妹夫也是中国人，乌鲁木齐出生的，职业是管道公司的照相师，用射线照相，检查埋在地下的输水钢管。大姨妹叫李巧莺，也真是如黄莺一般人见人爱，长得有一切黄、白混血女郎的优点，听说他们的小妹妹李巧燕比两个姐姐还要漂亮。大家团坐在一起吃饭，笑颜如花，乡语切切，我似乎已经不是置身人间了。小姨夫妇在塔拉斯还有亲戚朋友，白天他们带着孩子出门走亲戚，我和巧云依偎在一起，笑脸相对，一切尽在不语中。她是个艺术全才，画画，跳舞，唱歌样样出众。我们一起唱了很多很多中国歌，有《天涯海角》，《花好月圆》，《我家在江南》，《五哥放羊》，《天仙配》，当然少不了《我的祖国》。当我们男女声合唱唱出《天仙配》中的“夫妻双双回家园，夫妻恩爱苦也甜”这些句子时，都下了决心，患难夫妻，异国相聚，一定要生生世世在一起，用两双手把一个和美的家建立起来。她会唱的歌比我多得多，特别十多年后我们回到祖国，她学会了一首我第一次听到的，名叫《我热恋的故乡》的歌。在我们年老的时候也不离口地唱。这首歌，唱尽了人间最纯真，最美好的乡情，唱尽了困难中的希望。我要把歌词写下来，传于后世，传到永远永远：

我热恋的故乡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

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种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故乡啊故乡。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地也肥啊水也美。

忙不完的荒土地，喝不干的苦井水。男人为你累弯了腰，女人也为你锁愁眉。

离不了的矮草房，养活了人的苦井水。种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故乡啊故乡，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地也肥啊水也美。

感谢3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的我国音乐家，给我们谱下了那么多美丽的歌曲，亢奋，哀怨，不管血火交织，还是花前月下，都给了我们安慰和力量。

我们在后来几十年的夫妻生活中，当然，和一切家庭一样，我们有时也生气，也吵两句，可是只要我们一唱起祖国的歌曲，一切恼怒便都烟消云散了。3月10日。我们双双到市婚姻登记做了婚姻登记，正式成为夫妇了。

3月底，我领了3天婚假去齐木肯特接妻儿。大概是我在工厂一直劳动出色吧，厂长主动叫我去，给我批条子，领了110卢布的安家费。齐木肯特离塔拉斯185公里，坐公共汽车3小时就到了。齐木肯特是哈萨克斯坦第3大城，有40多万人口，大工厂很多，有哈国唯一的一家炼油厂，也有造核武器的工厂。城市位于盆地之底，天气暖和，夏天经常热到摄氏40度。3月底，桃花、杏花、梨花都开放了，全城笼罩在一片花团锦簇之中。街道宽而直，市中心有许多用大理石贴面的高房，还有能划船的湖泊，比塔拉斯气派多了。巧莺夫妇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到后我立即陪巧云到她任职的净棉厂办理退职。她在厂里当画家，画宣传画，写各种通知布告，工作认真，厂长不放她走，语气强硬，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只好把同单位工作的另一位画家请去帮她说话，才批准了。

齐木肯特南部200来公里的地方，在与乌兹别克共和国接界处有一个叫沃斯霍德的农场，即前文提到的“日出”农场，在一座大水库边，种植水稻。1976年，KGB把在北哈萨克斯坦几个集中点监管的汉回两族中国逃亡者都集中到这个农场来，我在金田村的难友们都来了这里。我和巧云去了一趟“日出”农场，看望他们。一到农场，许多老朋友如麻明，朱生福、刘子利、柳振松，马阿良全都出迎了。见到我带着新婚妻子，都从心底为我高兴，一家家排着队请我们的客，每宴必照相，气氛十分热烈。日出农场是新开辟的水稻农场, 场部盖着很多带花园的小平房，还有两层楼的别墅式洋房。新来的20几个中国人不住集体宿舍，每人分了一栋小平房或楼房里的一套套间，住的宽绰。也有不少人在附近的塔什干，哈尔塔拉市或东干人聚居的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市找到了妻子，有了家。

集中到日出农场没几年，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归化入了苏籍，在外面娶妻后离开了农场。回族同胞们全去了托克马克市。朱生福和另一个回族人马素，一直不愿劳动，老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各地闲逛，1983年被KGB遣送回了中国。

婚后一个多月，我们一家3口仍然住在我在日丹诺夫街租下的房子里。春天来了，花园里丁香凝紫，绣球团银，室内儿子唤爹唤娘，笑语声声。每当月明之夜，我们在葡萄架下摆上小桌，围坐在一起喝咖啡。微风拂袖，月光似水，花香袭人，觉得又好似回到了当年燕园里的未名湖边。巧云的画师职业很受欢迎，每个单位都需要，市里还有几家美术社，实行计件工资，按画板的平方米计价，收入不错。究竟到哪里去工作？我们得出结论：不管工资多少，得找一个容易领到房子的地方我们打听到南哈萨克最大的企业江布尔发电厂在市中心盖了几个居民区，由发电厂房管科管理，科长兼总工程师是一个30多岁的俄罗斯人，文质彬彬，好说话，他的秘书是个漂亮的朝鲜姑娘，巧云和她一认识就结成了朋友，巧云找到这里上班了，工资只有100卢布。按惯例，有了孩子，住在工作单位集体宿舍里的家庭领房子能够得到一些优待，她上班后，我们全家搬到了集体宿舍。是一座5层筒子楼，一室一家，一层住40多家，共用一个厨房，一间梳洗室和男女各一个厕所，澡堂在地下室。其拥挤度可见一般，连张桌子也没地方放，撒沙作功课，我读书写字，只好用小折叠书桌。好在宿舍外面种着不少树和花，塔拉斯河的支流就在屋边流过，出了宿舍还有活动的地方。40来家，一百多口子住在一层，嘈杂和喧闹是可想而知。邻居多俄罗斯人，还有不少是带家的流放犯。下层俄罗斯人酒鬼多，粗野，蛮横，出口即脏话，是可以得世界冠军的。一家中国人住进去，成为他们挑衅起哄的对象，我们尽量避开邻居，躲进小房。有时实在受欺辱的过分了，就冒着命和他们大打一场。有一次我一人力敌三人，没低头，他们看到中国人不可欺，也安静了一些。集体宿舍小孩多。下层居民大抵喜欢生孩子又不会教育，有不少十来岁的孩子成了小流氓，小偷。撒沙交了不少小朋友，放学了，书包一扔就跑出去玩。我真害怕他给带坏，而一间堆满杂物的斗室又实在是无法满足他的活动，唯一的办法是每天天黑前把他找回家，找儿子就成了我的日课。塔拉斯到了暑假，把沙撒送进了夏令营。苏联学校的暑假很长，7，8两个整月，苏联政府在教育上舍得花钱，人人都得上完十年制中学，相当我国高中毕业。学校全部免费，包括免费教科书和午餐。每个城市，每个区，甚至每个大些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儿童夏令营，建在山上或河边的风景优美的地方，房子像疗养院一样好，辅导老师，医生，护士，厨师一应俱全。学习，游乐，体育设施应有尽有。我们每个星期都去看望撒沙，看到外国小孩子们在夏令营游戏玩乐，再想起自己的童年，受战火蹂躏，在学校里战战兢兢，假期还得顶着烈日帮父母干活，真感到当中国人太难了，童年也都得在忧苦和劳累中度过。

KGB的信息太灵通了，巧云一来到塔拉斯，少校撒沙和上校局长就把我叫到江布尔旅社一间客房，说是向我祝贺新婚，拿出一搭子钞票给我当贺礼。我礼貌地拒绝了，买了酒和吃食与他们共饮，以表谢意。搬到集体宿舍后，撒沙少校和另一名哈萨克少校撒鲁金诺夫又找上了门。他们是最能乘机而动的，看到我有了妻子、孩子，妻子还怀了孕，再无法桀骜不驯了，企图迫我就范。他们要我写一份汉语“教材”，内容是中国各地居民的地方性格和民族性格，形式是用对话编成故事，一个月之内交稿，交换条件是不允许邻居再欺负我们、给稿费，还答应可以在领房子的问题上帮忙。他们指出几个重点省分不能漏掉，即四川，河南，上海，广东，新疆和东北。这明明是在收集中国的民俗情报，为他们寻找间谍服务。我想硬抗，可一看到巧云大肚子，又气馁了，只好昧着良心，写完了这份材料，一个月后交了稿。他们没有指明要写湖南人，我却用了几页篇幅大大发挥了湖南人的地方性格。湖南人外号“湖南骡子”，脾气犟得很，认定了的路是不回头的。湖南人也最爱国，杨度就说过“若要中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那样的话，要让他们看了再不起要我这个湖南人当间谍的念头。交稿后，一分钱稿费都没给，大概贪污了，只给我写了一张条子，叫我找厂长要房子。厂长回答说，目前没有，但交待了邻居，叫他们以后再不要找我们的麻烦。流亡以来，这是我做下的最大一桩，也是唯一的一桩坏事。我向祖国忏悔，我不祈求别人的原谅，我想起了明末降清文人吴梅村的绝命词：“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需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弩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需说！人世事，几完缺？”

小女儿来到人间

4月，巧云怀孕了，我欣喜若狂，很快就有后代了，天道公正，上天待我不薄。宋植曾出言说整人就要整死，工作组另一个姓唐的也说：“狠狠地整，往死里整。”我没有被整死，还有了后代。从此以后，除了上班干活，我的全部业余生活都围绕着服侍我的妻子了。我们买了台缝纫机，巧云的手很巧，缝了宝宝穿着睡觉的小衣小裤。食品供应有时紧张，商店里肉是有的，黄油，水果却十分难买了。巧云需要营养，我常常是跑遍全城的食品商店排队。按苏联规定，妻子怀胎4个月后丈夫必须到孕妇学习班听课，学到了许多知识。我在市里每个花市去找无花果，自己磨制黄萝卜汁，产妇吃了后能有助分娩。怀孕后，巧云常半躺在沙发上休息，我把耳朵伏在她的肚子上，要听听儿子的声音，老说“儿子、儿子”。巧云生气了，说了气话：“爸爸不喜欢女儿，女儿生下来，我们也可以找到一块面包吃的。”我马上向她宣言：”我首先要的是女儿，”以后我就天天把耳朵伏在她的腹部听女儿的声音了。既然是女儿，在她来到人间之前得给她取个好听的名字，我们夫妻用足了脑筋，立中兄也写信出主意。中国名字外国人叫起来咬口咬嘴，在苏联生活的中国人一般都取了俄罗斯名字，目的是叫起来方便。大部分中国人在孩子出生后只保留姓，不再另取中国名字。我们决定女儿的名字一定要返璞归真，又要让外国人叫起来方便，想了几十个，总是不满意。10月时秋高气爽，黄叶染枝，我常常在休息天扶着妻子在河边散步。一天看到小鱼在水下游来游去，灵机一动，想起了不知道哪一年查辞典，看到过有一种鱼叫鳗鲤，生活在江河里，产子在海洋。鱼子孵化成小鱼，小鱼长大了，没有父母带领，却能循着祖先游过的路线回到自己的故乡。我们决定给女儿取名鳗澧，把鲤子改成澧字，因为我生长在湖南的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边。我希望女儿从小就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长大以后，祖国能伸张臂膀欢迎她回到自己的故乡。鳗澧的俄文拼音是　манли，英文拼音是maｎli，外国人叫起来很方便，还和西人常用的名字mary的音接近。还有，鳗澧两个字笔划多，是不容易写的复杂汉字。我要女儿学会中文，先牢记自己笔划繁复的名字，写起别的汉字来就方便得多了，最后，女儿的名字就决定为雷鳗澧。

1978年元月底，产科医生给巧云检查后，要她住进产科医院，我也领了休假和请了一个月事假，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服侍妻子坐月子。这年冬天特别冷，气温天天零下20几度，我每天早晚两次去产科医院探视，只能把食品送到接收处，巧云住在3楼，只能在院子里大声和她说话。外面太冷，在刺骨的寒风中，我常常一站就几个小时。2月６日，是中国春节的大年初一，早上9点我就到接待窗口询问，值班护士满面笑容地告诉我：“恭喜你，你的妻子昨天晚上给你生了个小女儿。”我有女儿了，我有后代了，他们既没有整死我，也没有叫我雷家绝后。出来后，我扑到院子的雪堆下，禁不住两眼泪汪流。大哭了一场。我女儿的生日是春节的大年三十，巧云的生日也是大年三十，母女共一个生日，都是命大的，祖宗有德啊。一个星期后，我雇了出租车，带去新的襁褓、小毯子和一大把花，把我妻子，女儿接回了家，撒沙抢着要抱妹妹。前一天我去“儿童世界“买回了童车，从商店到家有一公里多路，我推着童车走到大街上，满腹傲气，满脸豪气，真想大声向全世界呼喊：“我有女儿了！”接女儿回家时，在产科医院户籍科专设的办公室领回了她的出生证。按照苏联的规矩，她的全名是雷鳗澧·光诺芙娜。照苏联的国籍法，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苏联公民，孩子又出生在苏联，就是当然苏联公民，我女儿没有办法领到中国国籍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女儿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中国人。我数了数从门走到窗户是18步，我抱着女儿一边走一边哼着自己编的儿歌：“小女儿，快快长，长大了，上学堂。”“中国爸，中国妈，我是中国的好娃娃”。此时此刻，我全身轻轻地好像在云端里飘然欲仙了。女儿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她8个月的时候，我们领到了房子，是共产主义大街81栋20号。苏联法律规定，领到住宅后，使用权是终身的，还可以由女儿继承。当时苏联办事也很痛快，办公室的职员们似乎没有请示，汇报那一套，只要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一下给办理好了。共产主义大街是全城中心最大的街道。原来在苏联每个城市的中央大街以前都叫斯大林大街（包括我们的新疆伊宁市），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改成了共产主义大街，是塔拉斯市最长的街道，一条直线连贯全城，直到郊区的飞机场，有十多公里长。住宅楼西侧是竖有列宁铜像和两个大喷泉的列宁广场，对面是艺术剧院、足球场、露天游泳池和市里最大的列宁公园。东侧步行一站路到撒沙新转的以高尔基命名的十年制学校。街道宽阔，两边各有两行行道树，种着高大的阔叶榆树，笔直的白杨和其他枝叶多的树。林荫之间是水泥浇灌成的人行小道，鲜花盛开的街心公园到处都是。房子建的稀，两房之间有快20米的空地，两三栋房子之间就有一个小公园，种有树，草坪和花，安有休息的长凳，还有儿童们游戏的滑板，转车，沙坑和排球场、乒乓球桌。苏联地盘大，舍得钱办公益事业。城市里住宅标准不高，各项设施却是很齐全的。特别是绿化，每栋房子都掩盖在一片绿荫中。我们的住宅是赫鲁晓夫时代建的，3层楼，样子古旧，可是非常结实，油漆木板地板，层高3.2米，不象水泥板拼成的急就章式房子。有了儿女，有了住宅，我在异国的土地上安居下来了。没有穷尽的家园之思当然不时缠绕在心头，特别是想念我的老祖父和父母。他们还能活下来吗？但除了想念，我还有什么办法呢？不过经济上开始紧张了，我应该寻找到一个更挣钱的活干。在车间里，最能挣钱的是做精密度高的零件，我当冲压工轧制的都是粗零件，每个月拼命也只能挣200多卢布。1979年，加工拖拉机小轮盘流水线缺一个工人，把我调到车轮的第一道工序车床做车工，我学了一个星期就顶班干活了。我工作很努力，技术也学得快，第一个月就领到了300多卢布，和大学讲师的工资一般高了。几个月后又调到第二道工序，一次要加工4个地方，动作很复杂。原来干这道工序的是两个俄族和哈族小伙子，不认真干活，我去了，第一天就超出定额30个，一个月后一个人干得比两个人还多，车间头头们和同事们皆大欢喜，年底我当选为全车间唯一的模范工人，照片上了州报。这个工作一直连续了4个年头，直到零件更新后把我调到更复杂的德国车床去加工轴承盒盖，收入更大幅度增加，最高达到月收入380卢布。。巧云也转到美术社干计件工资，收入也增加了，在塔拉斯的中国人中，我们是收入最高的一家。不过我们没有别的中国人有本事，会挣外快，只能挣点正规工资。巧云非常节俭，除了穿衣吃饭是高档次之外，历年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成千的卢布她都送到银行存下来，但到苏联解体时，一概作废，给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全捞走了。

女儿生下来后，我就和巧云约定：进家门只说中国话，要让女儿最早会说的是中国话。所以直到鳗澧3岁上了幼儿园后她才学说俄语。9个月后，她开始说的第一个词是爸爸，第二个词是嘟嘟，这是我们为女儿发明的新词，意思是抱她到外面玩。只要我一回家，她就扑到我怀里：“爸爸，嘟嘟。”我马上抱她到院子里去玩了。她是如此逗人喜爱，粉嫩玉琢，神韵天成。有时抱她坐公共汽车，俄罗斯大娘见了欢喜地说：“看，小女娃，金子般的。”女儿不仅给了我无穷的欢乐，也给了我数不清的骄傲。在公共汽车上、在公园里、在新年晚会上，以后在幼儿园，在学校，直到她现在在挣钱养活我们老夫妻，都使我们能抬头大声说：“我有个好女儿。”

《一个红卫兵在苏联的遭遇》

陈家祯是我在霍城一中教书时的学生，跟我上了4年学，是全校最出名的调皮分子之一，对他的家世和为人老师们都清楚。30年代盛世才统治新疆时，他父亲在迪化（乌鲁木齐）参加过著名电影演员赵丹领导的抗日戏剧运动，后来成为国民军一名政工少校。1949年年底随军起义，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农4师霍城东风农场当参谋。东风农场场部在霍城县城，后来县城迁到水定，原城改称老霍城。陈家祯长得很清秀，高个子，很帥，爱好体育运动，又十分淘气。1966年文革开始，他随红卫兵南下广州，一去三年，1970年3月我赶着马车到老霍城给学校搬家，从俱乐部前走过，熟人告诉我里面在开公审大会，审的是你学生陈家祯。我问他犯了什么事？对方答：他在广州干了不少打砸抢坏事，是广州公安局把他抓住送回新疆的。生产兵团判了他3年劳改，发到边界附近的农田劳动，他乘机跑到苏联来了。逃苏后，又判了3年，送进国际集中营，在拍摄反华电影《恐怖的长城》时KGB找到了他，他十分卖力，扮演了几种角色，也敢于辱骂自己的国家。发现了个好特工人才，KGB惊喜莫名，把他送到阿拉木图，出大钱培养。KGB首先要给他找个对象结婚，套住他的心，介绍了几个女大学生，他都没看上，说要自己找，要中国姑娘。KGB送他到塔什干和齐木肯特，自然有当地的中国小闲陪着他到每一个中国人家庭做客，时间是1976年。那时巧云的小妹巧燕才17岁，高中刚毕业，来到二姐巧莺家小住，准备在齐木肯特考大学。陈家祯改名陈列，认识了巧燕，马上看上了，告诉KGB要娶巧燕。知道了陈列的身份，了解了陈列的为人，我岳家极其反对，把巧燕隔离起来。KGB神通广大，7月份陈列伙同齐木肯特的KGB人员把巧燕偷走了，带她到了阿拉木图，与陈列举行了婚礼。第二年9月，陈列夫妇带着小女儿来我们家认亲、认老师、认姐夫。他情绪十分好，很健谈，在我面前也说出了不少想念中国的话语，对KGB也不乏微词。他说他名义上的职务是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文化部翻译，我岳父讥笑他：“你只会说中国话，俄语说不好，能有一头的翻译吗？”不久他们全家搬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最好的地段瑞士驻苏大使馆后门边给了他家一套3间房的房子。年年黑海休假，有时巧燕也来塔拉斯看望父母，却从不踏进我家的门。她说陈列经常出差，有时一出去一个多月，每次回家都改变了发型。俄语也说得相当流利了，全家都改姓了库兹列作夫，即巧云姐妹外婆的俄罗斯姓。80年代末，陈列从苏联失踪了，好几年不回家，巧燕一家日子过得艰难起来，靠出卖以前购置的珠宝首饰过日子。岳母心疼小女儿，常去莫斯科帮她照料家庭，也把鳗澧从中国带回来的衣服拿去给她女儿穿。陈列到什么地方去了呢？90年代，我认识了杨涌，杨涌告诉我说，他回中国时在一本杂志上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红卫兵在苏联的遭遇》，还刊出了照片，一看便认出是陈列。他和陈列在国际集中营一起劳改过两年。文章写道：陈列逃苏后，一直给KGB当特工，到过许多国家（大概也包括中国），得到了KGB的信任和赏识。80年代中期派他到某非洲国家活动，决心不再给KGB干了，下飞机后立刻买机票到了美国，径直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到。中央情报局想利用他，他拒绝了，说“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美国政府同意他留居美国，在洛杉矶安顿下来后和一个中国女留学生结婚了。

巧燕带着一儿一女很在莫斯科过了几年的苦日子，一直是岳父母津贴她的生活。也许还有俄罗斯情报部门的照看，90年代初她又重嫁了一个莫斯科上尉警官，是乌克兰人，名叫伊万。

中越之战 苏联色厉内荏 刘立中兄去世

1979年，中越关系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两国突然翻了脸。苏联电视媒体播送着这个消息，苏联人高兴了。1979年2月15日，下午3点，全厂宣布提前下班，要全体工人都到俱乐部开抗议大会，抗议中国侵略越南。我放下活，赶快回家听收音机。零件厂有6个中国工人，没有一个参加抗议大会的。在本市和阿拉木图的中国人，据我所知，中国人都拒绝了抗议会。晚上10点，我抱着女儿正听收音机，门铃响了，巧云开了门，是州KGB管理局的撒桑金诺夫少校和另一名哈萨克老头上校来了。撒氏手里提着个大包，见面问好后请他们坐下来。好长时间他们没有来絮聒我了，在中越战争爆发的当晚就上了门，大概不会有好事。果然，一坐下来上校就开言了：“中国是个大国，却向社会主义的小邻邦越南开仗，这完全是侵略战争。我们苏联反对任何侵略战争，更不用说中国侵略的对象是我们的同盟国越南，希望你和我们站在一起，在电台上发表声明反对中国侵略越南。”说完就从提包里拿出了录音机。我立即回答：“我是中国人，不能发表声明反对中国。这次战争，中国只是自卫。”撒氏立即厉色说：“你胡说，越南是个小国。怎么会向中国挑起战争？”我回答：“它有你们苏联做后台啊！”上校再问：“阿列克，你对我们说实话，中越开战，你站在哪一边？”我回答：“我站在我祖国这一边。”在俄文里，祖国一词还有家乡的意思，我住在塔拉斯，也是我家乡。他又问：“你明确说一下，家乡究竟指什么地方？”我立即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俩人冷笑了。又转过头来问巧云：“丝薇特兰娜，你是苏联公民，阿列克不愿意，你就在电台发表个声明吧。”巧云回答：“我和丈夫站在一起，她不愿说的话我也不会说。”撒氏听了苦笑着说：“我们原来以为你是个苏维埃爱国者，现在才发现你是和自己丈夫站在一起的。”只得起身走掉了。他们走后，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心想，大概和几年前我拒绝拍反华电影一样，我又要遭流放了。

第二天是休息日，早上9点我们刚起床，门铃又响了。开门一看，撒桑金诺夫又来了，我大吃一惊，是来抓我的吧。可是，他没有脱大衣，就站在门边对我说：“你的好朋友刘立中死了，尸体在停尸房搁了几个月，没人收尸，报到警察局，查出他是个老单身汉，没有亲人。警察打开他的房门，只见你给他的信最多。大概你是他的好朋友，电话通知了江布尔州警察局。请你马上到阿拉木图去收尸埋葬。今天是休息日，来不及办到阿拉木图的签证手续了，你马上动身吧，反正江布尔和阿拉木图的警察局都知道这件事。到阿拉木图后你到市警察局拿到钥匙，还要到法院和检查院开证明，才能从停尸房把尸体领出来。”我一听，一下子惊呆了。难怪立中兄有两个多月没给我写信了。人怎么就不在了呢？他才58岁。

当天上午11点，我上了去阿拉木图的长途汽车班车，路上走了11个小时，晚上10点钟才到。我先到徐英斌家，徐说有几个月不见立中了，阿拉木图的朋友以为他休假我家去了呢。第二天一清早，我到了停尸房，询问领尸的手续，回答说，如果是直系亲属，带上护照和户口册就能领出。不是直系亲属，则要到检察院或法院开出领尸证明才能领出。若是满了3个月还没有人领，停尸房就拉出去埋掉。我不认识一个官面上的人，怎么能把证明开出来？我忽然想起了立中兄告诉过我阿拉木图市医院有一位中国针灸医生的事。

这位医生名叫周瑜，重庆人，1962年跑来苏联，在北哈萨克斯坦首府切林诺格勒（今日哈国首都阿斯达拉）考上了师范学院历史系，半工半读。该市有一位姓顾的老人家，江苏华亭人，是明末清初大学者、抗清志士顾炎武的后人，年轻时留学德国，学采矿，回来后在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当采矿工程师。抗战结束后从政，在吉林省一边境县当县长。林彪率领八路军打进来了，他只身一人越界逃到苏联，过来后也没有结婚，在切林诺格勒建筑工地当看守。这位顾老先生把节余下来的一点有限工资拿出来资助周瑜上学。顾老先生有一部中国针灸书，周瑜拿来研究，一次病了，按书上的穴道给自己扎针，居然扎好了。他福至心灵，干上了医生的第二职业。切林诺格勒州共产党党委第二书记的女儿患神经性眼皮跳，跑遍了苏联各大城市的医院都治不好，周瑜给扎好了，第二书记岳母的慢性病也给周瑜治好了。1978年，第二书记升任共和国卫生部长，把周瑜带到阿拉木图，任为市医院针灸大夫。市卫生局长说：“他没有医学院毕业证书，没有医生执照，怎么当医生？”部长回答说：“我的病他都给治好了，还不能给老百姓治病？”市医院院长是位医学教授，也用同样的话拒绝，局长又用部长的话回答：“我的病他都给治好了，还没资格到你的医院当大夫吗？”周瑜在市医院的业务发达极了，病人排着队等他治疗。我想到了他，立即去找。他见了我马上停下工作，亲切地说：“刘立中我认识，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早就听到了你的名字，我们都是学历史的，早想和你交个朋友了。不久前我把阿拉木图市加里宁区检察院长的病治好了，可以请他开证明。”他自己有小汽车，开到区检察院，很顺利地把证明开出来了。当天已来不及领尸安葬，他把我带到自己家，电话叫来了好几位中国老乡。他家在市中心，宅内阔气，妻子是本地中俄混血女人。顾老先生已经89岁了，周瑜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养老。老人家精神很好，头脑清醒，戴着老花镜在读一本厚厚的俄文小说。他和我谈了很多他远祖顾亭林的事迹。我在大学4年级后对南明史发生过兴趣，曾准备把南明一些抗清英雄的事迹写成历史小说，顾亭林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熟读了的，所以谈起了没有当场出丑。周瑜在一边高兴地说：“明年是老伯伯九十大寿，我要给老人家好好热闹一场，届时一定请你来。”

立中兄去世的悲哀压在我的心上，吃饭时我静静地坐在一边没有动碗筷。老乡们谈得很热烈的话题是中越战争，周瑜说：“前天下午医院要我参加抗议大会，我借口要给病人起针，推脱掉了。”一位四川籍姓黄的工程师说：“昨晚深夜我听了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说解放大军进攻越南河口，越军惊慌失措，一下几个师给解放军消灭一光了。”大家都希望中国打胜仗。也有人发表高见，越南有长期和美国兵打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也有苏美现代化装备，这些我们解放军都欠缺，要不怕牺牲和越南人多打几仗，训练点现代化战争的经验。饭后他们把我和徐英斌送到了立中兄生前的住宅，我们两人一夜没睡，找出了他留下的新西服，衬衣和干净的被子和褥子，准备装敛。在文件盒里也找到了立中兄的护照，但存款折和人寿保险单都不见了。安葬需要一大笔钱，都是我拿出来的。公墓在阿拉木图南郊，墓穴前，朋友们肃穆地举行了葬仪，我磕了4个头向立中兄最后告别。第二年夏天，徐英斌电话通知我碑已经立好，我去阿拉木图扫墓，买了钢栏杆和祭桌，安放在墓上。我每年都去上坟。

安葬完立中兄的那天晚上，大家都散去了，我一个人留在立中兄的住房内。这间房我住过多少次了，常与立中兄彻夜长谈，发人世之不平，叹故国之多难。现在他以58岁还未进入老年却走了。我在停尸房里详细看了收尸记录，1978年12月22日他在阿拉木图市果戈里街一电车站下电车，一跤扑到路上再也没起来。民警叫来急救车，抬他上车开去急救站，在路上就与世长辞，急救车改向开到了停尸房。一位多灾多难的爱国者，一位多才多识的哲人，便这样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我坐火车回塔拉斯时，乘客也谈论着中越战争，有人说各厂都在登记苏联援越志愿军，但老百姓没人报名，报名的都是一些服流放刑的犯人，也有个别酒鬼想到越南去喝大米酒。回到家，我给立中兄设了灵位，掛上了他的遗像，巧云画了一副中国画纪念他。画面上是滚滚的云海，半轮月亮隐现在云海中，我在上面题了“碧海青天夜夜心”几个字。80年代，有500越南劳工来到了塔拉斯市，用劳役来给苏联还军火债。几十年来人们给越南的几百亿美元的援助都是无偿的，不向它索债，可苏联不同，它给人的援助都是要收回来的。越南一无外汇，二无商品，用什么来还债呢？只有苦他们的老百姓了，飘洋过海，出卖苦力。500越南人全在皮革联合公司做工，干的都是苏联人不愿干的活，男工全在制革车间洗皮子，又脏又累，女工在制靴车间缝靴子。每月工资120卢布，纳十分之一的所得税，税钱作为越南政府的还债上交苏联政府。皮革厂为他们专修了一栋4层楼的集体宿舍，门前有警察站岗，外人是进不去的。男劳工胆子大，在警察眼皮下作小生意，令人佩服。要知道直到80年代初期，苏联政府还禁止私人买卖非农产品。这时中国早已改革开放，通过各式各样渠道，许多中国商品，特别是牛仔衣、裤，皮夹克衫，电子表和女人化妆品。布拉吉流进了苏联，很受人们欢迎。这时去中国探亲旅游还没有开放，我们中国人也见不到中国商品，越南人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到一包包中国货在集市上卖。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允许中国人给中国的直系亲属寄钱，数量极小，每月才15美元，还要有中国大使馆开具证明。我每个月都要到国际邮局去给母亲寄钱，每次寄钱都要排半天队，什么原因？不是往国外寄钱的苏联人多了，而是往越南寄包裹的越南人太多。似乎越南穷的什么都没有了，连铅制的锅碗瓢盆，尼龙衬衣塑料单，他们都一箱箱地往国内寄。

1985年我到阿拉木图去给刘立中兄扫墓。回来时一进火车包厢，一个50多岁的越南人站起来用中国话向我问好。此间遇到越南人不奇怪，苏联各个城市都有越南劳工，他一眼看出我是中国人倒有些出人意料了。他自我介绍是越南外交部的官员，会5种语言，要从塔什干坐飞机飞去德黑兰，筹建越南驻伊朗大使馆，顺道到江布尔视察越南劳工。他的一口中国话说的十分流利，我和他自然要谈到硝烟还没有熄灭的中越边界战争。我不客气地问他：“中国人民一直把越南人视做同志加兄弟，苏联和中国对立了20年，苏联还没有驱赶我们华侨，你们越南竟敢把几十万华侨驱赶出去？他们都是在越南土地上生活了几辈子的人。”他连忙说：“不、不、华侨在越南表现很好，很能干，我们怎么会驱赶他们呢？他们要回中国，都是中国派人煽动的。”我又反问：“几万华侨驾着小木船投奔大海，西贡有的华侨全家举火自焚，也是中国派人煽动的吗？”他无话回答，转而言其他：“以前中国人对越南人那样友好，想不到这几年中国人变得这么厉害了。我看过中国军队撤走后的谅山，城市没有了，剩下的是一片瓦砾。”

可悲的无国籍者

我们中国历史太悠久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力大无比。和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不管走到地球哪一个角落，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虽然明知道要长眠他乡，心中口中却总是念叨着落叶归根，我要回到中国去，我要到唐山去。我们老一代的侨居国外的中国人可和今天跑到海外去的某些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一心想的是绿卡，美籍，白领，而要我们改变国籍做外国公民，是一件比要命还难受的事，有的人甚至会死抗到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俄国的华工，还有九一八事件日本鬼子占领东北后逃来苏联的人，差不多都是拿着中国护照，有的是中华民国华侨证，直到撒手归西，也不肯放弃国籍。1962年以后，中国政府就不给返苏华侨的家属发出国护照了，只给一张出国证，把全家人姓名写在一张纸上，对我们这些先后非法越境来苏联的，更是以叛国投敌分子视之。加在一起，数以万计。因此，1962年以后来到苏联的中国公民都失去了中国国籍，被迫领取了苏联政府发给的无国籍护照，成了无国籍者，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想重新成为中国公民的，多少年来抗着各种压力没有加入苏籍。1964年，几个在塔拉斯居住的无国籍中国人冒险跑到莫斯科，再冒险进入中国驻苏大使馆，要求恢复中国国籍。当时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接待官员一看见他们，马上用电话叫来了警察；对警察说：“你们的一群流氓到我们中国大使馆闹事，请你们马上把他们带走。”这几个中国人含着眼泪被警察押出了中国大使馆，24小时之内就被驱逐出莫斯科了。我又想起，17世纪时爪哇的荷兰殖民者一次屠杀了几万华侨，中国人的血把一条河水都染红了，这条河至今还叫“红河。”其时清帝国表面上还是强大的，荷兰人怕中国报复，派使节来中国解释。清廷却回答说：“我们中国的良民都留在国内，跑到国外去的都是刁民。”叫西方殖民国家可以放心大胆地虐待他们。上面谈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官员对华侨的伤天害理的做法，和满清皇帝有两样吗？1945年日本投降，统治马来西亚的英国政府看到马共领导的抗日军抵抗日本占领，立了大功，邀请马共参加政府。马共的领导人陈平和李杜都是华侨，党员和抗日军战士也大多是中国人，其实马共就是中共的支部。中共指使马共，拒绝了英国的建议，重新回到丛林打游击，结果是彻底失败，马来西亚华侨也失去了参与政府和军队的大好机会。1965年，中共支持印尼共搞军事政变，又失败了，百万印尼华侨也遭了大殃，其中数以几十万计的成了苏哈托屠刀下的刀头之鬼。中共又支持缅甸奈温搞军事政变，奈温上台后却不听话，又发动华侨起来游行示威，结果是华侨产业被没收，侨校被解散，不少华侨被奈温的军队开枪杀害。特别是，中国花了几百亿美元，数以千计的解放军战士的生命，帮助越共赶走美国人，但越南一统一，旅越华侨就受到了亘古未有的灭顶之灾，被驱赶回国，投向怒海。还有柬埔寨。中共一手扶植的红色高棉头子波尔布特政权不知残杀了多少旅柬华侨。但中共对它给海外华侨造下了孽，却没有一点自省，还厚着脸皮天天吹牛：“中国强大了，华侨再不是任人宰割的海外孤儿了。”可华侨却还是这样执着，尽管祖国政府不爱他们，把他们视作化外异民，他们还是一心一意爱着自己的祖国，千方百计地要成为化内之民。

苏联政权十分歧视外国人。本来，苏联共产党政权就是个天生的排他性政权，因为它对自己的主义、自己的制度、自己的统治方法一点信心都没有，老是害怕老百姓造反，大搞特务政治。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关门搞，只能是闭关锁国。既然对自己的老百姓都害怕，更用不着说外国人了。KGB掌政，凡是从苏联派到外国去的人，不管是外交官、新闻记者、商人、运动员、专家、留学生、还是旅游者或探亲者，不是间谍也负有刺探情报的义务。他们以已理推人，把从外国来的人也都一律当成为间谍，当然要受到歧视了。其实，综观世界各国历史，祸乱从来起萧墙，哪有特务能亡国的呢？这种歧视外国人的制度，直到戈尔巴乔夫掌政，实施新思维，才有所改变，但是余毒直到独联体各国独立十年后的今日，还是阴魂不散。

无国籍者，自然在政治上人权上都是无爹无娘的孤儿，比有国籍的外国人更受歧视了。法律规定，我们只能在居住地25公里范围内活动，逾此界限要向警察局申请签证，否则判刑3年。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准享受任何政治权利。有些地区、有些工种绝对不准我们进入。不过也有一点“优待”：不当兵，也不交无子女税。特别是不当兵，是避开KGB强制命令的最好途径。原因是凡苏联的年轻人，人人都得服两年兵役。退役后转入预备役，直到年满50岁，年年都有集训。外国人一入苏籍，第一项享受的公民待遇便是入伍当兵。当兵之后，军令如山倒，要你当特务，当炮灰，是一点后退的余地都没有的。无国籍者的滋味虽然不好受，但是不少苏联境内的外国居民宁愿自己，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是无国籍者，目的是逃避兵役及兵役带来的叫人伤心的后果。

我的祖先世世代代是中国人，并且是土生土长的土家族，可是，就在1970年4月24日那个悲惨的夜晚，几分钟之间，跨越国界的铁丝网，我却成为无国籍者了。对此，十年来，在我的感情上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精神上的痛苦，言语已无法形容，我决心死也不加入苏联国籍。我痛苦地等待着，总有一天我会重当中国公民的。

恢复中国国籍

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灰飞烟灭，“凡是派”在政坛上也失了势。1980年初，收音机里传来了一道我出国以来最震动我的心，最使我每一根血管都热血沸腾的消息，我听到了李先念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意是，许多人为逃避“文革”的迫害，流亡到外国去了，他们中大部分是爱国的，爱国不分先后，我们欢迎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一听之下，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呼万岁，抱着女儿号啕大哭。我觉得中共在中国执政了30年，它的领导人才第一次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代表全民族说了那么富有民族大义的话，我有可能重当中国人了。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决不是哪一个政党的私产，海外中国人对自己祖国的血肉感情，也不是统治者一声令下就可以割断的，大陆领导人要深刻地记住这一点。当今台湾领导人也有必要记住这一点，不要叫自己一时的台独意识蒙住了双眼。听到李先念的讲话后，我立即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寄去了一封信，详细写明了我出国后的经历，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申请。两个星期后，收到了大使馆的回信，开头就称我为“雷光汉侨胞”。又让我十分感动，政府终究没有给我戴上叛国投苏分子的帽子。信里附了一分华侨登记表，要我做两件事：一是要我自己对逃苏行动提出自己的认识，也许要做深刻检讨吧；一是要我提出任何一宗实物证据，证明我曾经是中国公民。对前者，我如实写出来了：一是求生本能的驱使，一是我要活着看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人们的下场，看到我的祖国在沉沦中得到新生。对于后者，我可犯了难：我越境时光身一人，除了一身破衣破裤，什么也没带。审查结束时KGB发还了我一件兰卡叽布旧棉衣，总不能把这件棉衣寄到大使馆去吧？忽然想起来了，在棉衣口袋里还有一张200公分的新疆粮票，还保存着，这可是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出来的我们中国独有的国粹。我填写好登记表，寄了两张照片和逃苏的检查，加上这张粮票，一起寄出去了。信发出后，我便怀着象年轻时谈恋爱等着和女朋友见面一样的焦急心情，等待着回音。我的心已经飞向了中国，竟有些茶不思饭不想了。感谢我国驻苏大使馆，对我的审查比别的中国人申请都快，不到一个月就受到了回信，沉甸甸的，我一摸信封，就知道里面装有硬封面的护照。象1955年夏天我高考后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样，战战兢兢地打开了信封，取出了深咖啡色的护照册。一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那几个烫金的字，心都快跳出胸膛了。41184号，是我第一本中国护照的号码，一个刻在我脑海最深刻的号码。我重新成为中国公民了，我是胜利者。当天晚饭，巧云炒了几个中国菜，买了一瓶酒，夫妻父子女四人团聚在一起吃饭，她和撒沙举杯向我祝贺。星期天，我又请来了岳父和老华侨杨大爷，再来庆祝一番。结婚、女儿出生、领到中国护照，是我流亡以来最高兴的三件大事。每当提起，我都是用“欣喜若狂”来形容的。在哈萨克斯坦，我是最早恢复中国国籍的流亡者之一。从此以后，长期抗战的无国籍中国人绝大部分一个个都领到了中国护照，一个比老华侨年青得多的华侨群在苏联各地出现了，我们华侨又后继有人了。我在中国人中也成了个办中国护照的顾问，如何写申请信，如何填表，如何写对逃苏的认识和检查，朋友们不断来找我，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地提笔给他们帮忙。

领到中国护照后，惊喜之余，也无限悲怅，中国人的中国根牵得太牢固，太流水长长了，而中国人的愿望又这么容易满足，一本护照，便马上可以把他们拉回祖国。我想起执政者只要体谅民心于万分之一，便不会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便会得到全民族的拥护。领到护照后，我写了两首七律，后来寄给《中国建设》杂志发表了。

扫地斯文誉自轻、弹铗侯门愧不能。

觅食无方当苦力，寄情有余学诗人。

看破红尘本属假，梦绕神州却归真。

风雨忧愁人已老。且喜中华大地晴。

案身赢海我何之，为感深情赋旧诗。

寂寂长夜听鸣笛，片片黄叶染绿枝。

多少往事多少梦，无限江山无限思。

但愿十亿人长久，再无黑云压城时。

说到《中国建设》，是一本曾办得相当引人入胜的杂志。大使馆给我寄来中国护照的同时，也给我寄来了一包《中国建设》，开读之下，只见印刷精美，图文并茂，文章虽然是宣传性的，却内容充实，也没有以前中国报刊成篇的套话，行话，是我那时接触到的可读性最强的中国杂志。自此以后，每隔一到两个月，大使馆就给每个华侨寄杂志和《侨声报》，接到中国报刊的日子也就成了我们的节日。可惜，自从李鹏总理接掌国务院之后，这项对华侨的优待就取消了，直到朱镕基总理继任，大使馆才恢复了给我们寄送祖国读物。

1985年，我在《中国建设》开辟的《统一论坛》里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议论文，谈了我在“六四风波”以前对两岸统一的看法，录在下面：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刊于《中国建设》1985第4期）

我是一名旅居苏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一名自食其力的工厂车工。知道《中国建设》开辟了统一论坛，就不揣自己见少识窄，人微言轻，也冒昧地发表一些已见，原因是我认为祖国统一的大事，不单单是国共两党的事，是海峡两岸大人物们的事，而首先是10亿中国老百姓是海内外全体炎黄子孙的大事。由于祖国一段历史的不幸所带来的个人不幸，我漂泊国外十几年了，和国内政治毫无接触，所以我决不是“中共分子”或中共施展统战阴谋的人物。同样和台湾我更无瓜葛。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华小民对祖国统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光阴似箭，忽忽已年及半百。我是抗战后期读小学的，记得每天早晨背着书包去上学，离学校几十米外就看到校大门两边白粉墙上的黑字大标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两行标语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四十多年了，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深印心底。今天我觉得，实现两岸统一要按照“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来办理。

旅居国外，完全看不到国内报刊，对于现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有关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只能从收音机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仅凭这一些就十分令人感动。因为无论是叶件英前委员长的九点建议，还是邓小平主任同杨力宇教授的谈话，或者邓颖超主席的新年讲话，里面都没有阶级、立场的分野，没有政党、主义的执着，没有对往日恩怨的计较，而是充满了团结和解，从民族大义出发的团结和和解。充满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仁义道德和中国人同胞之间诚挚与温暖的感情，也就是充满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

有感于此，我站在一个普通的中国小老百姓的立场上。一个普通的旅外小华侨的立场上，向海峡那边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说一番话：

你们不要坚持政党，主义的偏见，不要把往日国共两党斗争的仇怨牢记不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国家的设想，没有说要用社会主义把台湾统进大陆，那么你们又有什么理由坚持要用三民主义统一大陆呢？一个国家要用哪个政党或靠某种主义来治理，不是由这个政党的领导人或主义的鼓吹者自己吹出来的，而是由历史，由人民选择的。中国人民曾经给了你们机会，让你们治理了中国20几年。但是，你们没有把国家管好，因此，广大民众起来反对你们，结果你们失败了，跑到台湾去了。为什么现在却要把过去在大陆没有行通的东西抱着当宝贝硬要再把它吹回大陆呢？明知此理不立，此路不通。退一步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主张、政策好得很，就得有将之放在全中国范围内加以考验的勇气。而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国家和平统一，人民自由来往，自由交换意见和情况，中国大陆当局还要邀请你们的要人参加全中国的领导，这正是你们施加影响，提倡自己主张的好时机。既然你们自称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你们就应该让海峡两岸全体同胞把你们的实践和大陆实践来加此比较，检验，鉴定和取捨。你们自称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嫡系继承人，我想你们一定记得，中山先生一辈子站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立场上，为中国的统一富强而赴汤蹈火、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直到死而后已。在弥留之际，他还不断呼唤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就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救中国。要和平就得先谈判，所以中山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冒险北上。去和那么腐朽昏暗的北洋军阀政府谈判，以求和平统一中国。为什么你们却拒绝和中国共产党坐下来谈判呢？而这个党领导中国人统一了全大陆，使衰弱的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强国之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能第一此抬头挺胸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当年的北洋军阀政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想，如果中山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他会要对你们说：“孩子们，你们错了，你们应该和共产党联合。统一国家，振兴中华。”

你们已故领导人，蒋介石老先生也是不反对和共产党谈判的。他一生从事了两次国共合作。就是在国共分裂时，也不断在和共产党谈判。在1949年初，国内战争行将结束之时，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和今日的条件相比，无疑要严苛得多。就是在那样不利的条件下，他还是同意派出代表团去北平谈判。今日祖国领导人提出了如此宽厚的条件，你们却拒绝谈判了。我想蒋老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也不一定会同意你们的做法的。

同时，基于同一立场，我也想对海峡这边的祖国领导人进一言：国共两党斗争了几十年。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长期的斗争，分裂，隔绝，当然使台湾当局胸怀严重的疑虑和不信任。特别是建国以来的许多不幸事件，便不免使人寒心。不免使人产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警戒，不免怀疑今日祖国当局提出的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不是权宜之计，会不会是某种诱饵。我们中国自古是仁义之邦，国家领导人除了应有宽大的胸怀外，更要讲仁义道德，要重承诺，诺必信，言必行，行到底。而保重言和信的，光靠宣言和讲话是不全面的。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和决议。新宪法中已有建立特别行政区的条文了。但只是基本法，不具体，我希望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或者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制定更具体的有关祖国统一的法律或决议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华振兴，方兴未艾。我向我国两岸的领导人呼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从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从五千年华夏历史的长流的观点来看，中国只有一个党—中国大统——党，只有一个主义——中华民族大团结主义。只有团结才能繁荣，统一才能振兴，割据绝非国家之福，分裂决非民族之幸。你们领导人可以等待，我们老百姓却有些不耐烦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事件比较起来，有些不伦不类，可也引人深思。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寇，收复台湾，世代相承管理台湾到第三代。到了他孙子郑克塽时，看到割据台湾已毫无意义，就毅然投向了当时的中央政府。历史书上也没有因此写上郑克塽是个大汉奸。蒋经国先生你是继承了令尊的权位的，第二代了，我希望台湾回归不要等到第三代。民初在新疆掌权的将军杨增新说：“就是婊子坐北京，我也服从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当今自北京掌政的是有如尧舜，是前汉武帝，东汉光武，唐朝太宗那样英明的人物。难道二十世纪末期的蒋经国还没有二十世纪初期的杨增新那样的胆识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期里，从电波里我听到了科学、民主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展现。党主席胡耀邦思想开明，与民同艰，总理赵紫阳经济改革实事求是、方针正确，措施得力。胡启立、朱厚泽、许家屯、甚至王蒙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中央党政核心掌了大权，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又一再宣称要把中国建设成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以后，我知道了更多知名改革派学者的名字，如李慎之、李锐、谢韬、杜导正、杜光、辛子陵……等并读了他们的著作，深为折服。在哈萨克市场上我也有了更多直接的感受——许多从前未见过的中国商品如牛仔裤、夹克衫、新床罩、口红和指甲油，头箍和发卡成为人们的抢手货。我以为中国在经历“文革”的大出血后，邓小平在几次被毛泽东打倒在地再出山后，真的有了质变。我希望彻底改革了的中共在经过文革磨难后掌权的领导人领导下能够把中国推上繁荣富强、民主科学的大路，能领导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中华一统。我做梦也没想到赵紫阳这样与民同命的开明领导者，后来又成了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中国人的命运真的是太愁苦了。尽管沧海横流，历史进程在中国缓慢而曲折，统一还是全民族的愿望和根本立足和发展空间之所在。我祈求上苍，国家早日一统，即使中共掌管着大陆，国家也应该统一。统一了，避免民族内斗，经济发展得会更快一些。共产党以陕北为根据地，统一了整个中国大陆。民主中国人士以港台为根据地，又何尝不能把民主制度推进到整个中国！

第五章 苏维埃帝国解体

女儿：我们最大的骄傲

随着老之将至，我真想全家迁回中国，只要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给我一块立足之地，我是再也不想离开那块土地了。在领到中国护照的第二年，我就向大使馆提出了申请，要求全家回国定居。撒沙已经大了，除了会说一些中国话外，他的性格，生活习惯完全和苏联小伙子没有两样，但是对鳗澧，我决心把她教育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个在文化意义上完全“整装”的中国女娃娃，虽然她有着百分之十几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血统，在外国生，外国长，还没有回过祖国，要达到这个标准，有一定难度，我还没有在苏联中国人的孩子中发现过一个。即使那些六七岁，十几岁才从中国来到苏联的孩子，用不了几年，就全变了样子，忘记了中国话，中国习俗和中国礼仪，也失去了中国人的庄重和诚实。特别是在周围一片片反华辱汉声中，失去了对自己所属民族的尊重和自信。除了长相外，和苏联人再没有两样。在鳗澧还没有生下来时，我们夫妇就决定女儿出生后决不对她说一句俄语，叫她从小就知道和接触自己的母语是中国话。所以，在她3岁上幼儿园以前，说的全是中国话。我们想不会说俄语没什么关系，在苏联长大，还愁学不会俄语？我们想让她一懂事就建立一个执着的概念：自己是中国人，做中国人是骄傲的而不是耻辱。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外面的侮辱性宣传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小娃娃懂不了那么多，我们只让她从小牢牢地树立起这样一个观念就行了。小孩子最喜欢的是听故事，最能启发幼智，学习语言的也莫如给小孩子讲故事和帮他自己编故事。从女儿一岁半学会说话时开始，我每天都编一个故事给她听，上白班时晚上睡觉时说给她，上夜班时则早上说完后催她起床。有时夜深了、她还闹着不上床，但是只要我叫一声：“鳗澧，讲故事。”他便欢喜极了，自己脱掉外衣，一下钻进被子了，那是多么叫人神往的岁月啊。中国民谚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最大的享受。

刚开始时，我都编一些小鹿，小鸽子，小鱼小马的小动物故事给她听，内容千篇一律：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好动物在最危险时有仙女或侠客来救命，坏猛兽做恶多了自会有猎人惩罚它。也好，莫斯科和其他苏联大城市的动物园时常有巡回展出，每年都到塔拉斯来，有狮虎熊马，马戏团也年年来表演。只要来了，我们夫妇都会带孩子去参观，拍照，看演出。女儿也特别爱动物，只两岁时，就能把几十种动物识别清楚，还能叫出它们的中、俄文名字。她的智力成长得快，不久，我编故事的能力已经跟不上她的需要，只好给她讲我记忆中的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的故事。到了5岁，我就按朝代顺序讲述中国历史，张骞、班超，岳飞、文天祥、孙中山、方志敏，那些民族英雄的故事和中国的山川形胜，有点像给她上中国历史地理课了。起初她最喜欢听的是西游记，深深喜欢上了孙悟空和他住的花果山。刚会动手时妈妈就教给她用小蜡笔画画，在她的画册里，也就出现着各种小猴子，小山和桃树的稚嫩形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是在她三岁半的时候，一天早上我抱着她去幼儿园，她忽然含着泪对我说：“爸爸，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一个很好的梦。”我惊奇地问：“好娃娃，你做了什么梦，能告诉爸爸吗？”她立即给我讲述梦境了：“我昨天晚上梦见我们家门前开来了一条大船，是插着我们中国旗的中国船。船上下来许多中国叔叔帮我拿上画册，妈妈牵着哥哥，爸爸抱着我坐上中国船了。船在大海里开呀开呀，开到中国了，开到花果山了。花果山真好，有那样多中国小朋友，那样多小猴子，我们手牵着手一起跳舞。”说完了，她又问我：“爸爸，什么时候我们能回到中国去呢？”听着女儿讲她梦中的故事，我忍不着泪流满面，哽咽不成声了。我紧紧抱着她亲她，连连说：“女儿，中国不会不要我们的，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都有对华侨广播的专门节目，还向海外华侨征文，题目是《我爱祖国的海洋》，中奖者可得一张免费旅游中国的旅行票。我便以《花果山和梦中船》为题，用女儿的梦中故事写了一篇文章寄去，被选中了。我兄雷光照还亲耳听了文章的播出，可是我什么回音也没收到。那时苏联是勃列日涅夫执政，KGB还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我的回信大概是给KGB没收了。

讲到女儿进幼儿园，也是一篇故事。离我们家只有200米的地方，有一家塔拉斯市最大的幼儿园，是化工公司开的，设备好，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特别是小孩从5岁开始学英文。收孩子时要考试，看长相和测智商，只有市里达官贵人和有身份的知识分子的孩子才能进得去。从这个幼儿园出来，就可以上本市最好的英文小——克鲁普斯卡娅小学。本来我一个外国工人的孩子是和这样的幼儿园无缘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变得有缘了。美术社派巧云去给幼儿园画壁画，认识了园主任，她向主任提出，画完壁画后不收钱，请她接收女儿入园。主任叫巧云把女儿带去看了看，逗她玩了一会儿，同意了。原来这所幼儿园还担负着有送往迎来的任务，我女儿长得漂亮，尤其比起本地的孩子来更加出众，这一点，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有仿西欧“共同市场”的经互会，本市最大的企业是与经互会合办的《磷化工公司》，，不断有东欧国家的各种代表团来。外国代表团来了，要叫小娃娃去献花，唱歌跳舞表示欢迎，共产党喜欢这一套热闹。在哈萨克斯坦，派出来的当然要求是哈萨克娃娃，我女儿和几个聪明伶俐而清秀的哈族孩子，到时一化装，当哈萨克娃欢迎外国客人了。这个幼儿园的教育水平很高，孩子们学会了许多知识，剪纸、缝洋娃娃衣帽，画画、唱歌跳舞、英语入门和俄语的拼写阅读，还有小学低年级识字教育和算术教育。女儿上了4年幼儿园，都受表扬，得奖品。最使我骄傲的是1984年元旦，幼儿园排练了一出儿童舞剧，鳗澧饰演主角，一只逗人喜爱的小白兔。演出那天，孩子们的家长都请来参加了。几个孩子装扮成各种小动物跳舞，还有对白和歌唱，光鳗澧的独舞就有十几分钟。我们父女长得很像，她表演的时候，不断有别的家长含笑问我：“是您的女儿吗？”我骄傲地回答“是！”接着又参加了工厂为职工孩子们举办的新年枞树晚会，女儿表演出色。雪姑娘给她最好的奖品：一个洋娃娃。那年五一节，我们带女儿去公园玩，正碰上市里举办的儿童朗诵比赛，我鼓励她上台用俄文朗诵了一首诗，也得到了最好的名次。在这几年里，只要我们带着女儿出去，总是满怀骄傲和喜悦而归。1995年，她从幼儿园毕业，要升小学了。在毕业晚会上，园主任流着眼泪送别小朋友，一个个介绍孩子们的优点和缺点，介绍到鳗澧时，她对我们说：“鳗澧是一个特殊的孩子。最讲礼貌最聪明，你们要好好培养她。”她只有一个缺点，吃饭时要挑拣，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有时因此被老师罚站墙角，大概是她在家里习惯了吃中国饭菜。咳，上帝给了我女儿聪明，却没有赐给她一个能够成长的环境，当然主要是我们夫妇都是书呆子，没有适应变化不定的环境的能力。何况又流落到了一个排斥外来侨民的国度。

1998年，儿子撒沙到阿拉木图上了中专，学的是艺术家具制造。鳗澧也该上小学了，上的就是塔拉斯市当时唯一的一所英语学校，以列宁夫人命名的克鲁勃斯夫卡娅学校。而且上的还是学校的重点班，重点班的重点组。因为她守规矩，有礼貌，功课年年全斑第一，穿着打扮也是全校第一。我恢复中国国籍后，和国内的亲友有了通讯联系，也有权每季度给老母亲寄去15美元的汇款。我的亲戚、老朋友、老同学又多，女儿的叔叔阿姨们常常给她寄包裹，包括春夏秋冬的时装，都是塔拉斯见不到的摩登品。中国开放的成功，也惹恼了一些嫉妒心强的苏联人，有的教员常常在讲课时恶意地讥讽我女儿：“你和你们中国一样，什么都要第一。你的功课全班第一，穿着也是全班第一，你们中国搞大国主义，你在班上也搞大国主义。”不过，他们的班主任是英语教员，鳗澧的英语学得好，班主任十分喜欢她，保护她没有受外族同学的太大欺侮。5年级后，英语教员换成一位美国和平队员，对中国人很友好，一次在她的英文作文里用英语批道：“你们的女儿的英语水平和美国人没有差别了，我们为她感到骄傲，你们父母也应该为她感到骄傲。”

女儿上学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掌政了，苏联的改革也开始了。改革放松了对居民的管制，KGB权力在逐渐消失，人民自由多了，被压抑几十年人类求自由的本性一下子爆发出来，在社会上积累了几十年沉渣也一下子浮了上来，引起社会的一些混乱。中亚又是一个世界上民族最复杂的地方，一百多种民族混居在一块，各种民族矛盾也乘机引爆，偷，抢，杀人，打群架触目皆是。女儿是我们全家的命根子，保证她平安上学下学，成为我们全家关注的中心。幸好学校离家只有一站之地，坐上电车或公共汽车五分钟就到了，可是要穿过车如流水的马路，一年多内，我们夫妇都得接送。后来，她表示自己要有独立生活的本领，不要我们接送了。于是，等待女儿按时回家，成了我们每天最担心的事情。苏联的学校都是二部制，她上的是第二部，下学时已是傍晚7点多，冬天和春初秋末，黑夜笼罩大地，只靠路灯照亮。在她上4年纪的一个初冬的周末，我在商店里买了个大蛋糕，还用亲人寄来的木耳和黄花炒了两个菜，等待女儿下学后回家。到了7点，饭菜摆到了桌上了，蛋糕也切成了小块，可是，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电铃响，我们心里开始着急了。到了8点钟，电铃响了，我高兴地去开门，接到的却不是女儿，是电报局送电报的：“妈妈坐飞机平安到了伊尔库茨克二弟家”，本来是值得高兴的消息，却高兴不起来。过了5分钟电铃又响了，我又满怀高兴地去开门，一看，又不是女儿，是一个俄罗斯邻居来借洋葱的。我没好气地向她发脾气：“你走出过道门，向左转，直直往前走50米，就是菜店。那里白天晚上都有洋葱卖。”我着急了，马上穿上外衣皮靴，跑到学校找女儿，到了学校，跑遍了三层楼的几十间教室，没见到教员，更没有女儿，只有女工在洗地板。我又跑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一个人。旁边是公园和足球场，足球场关着门，我把公园的小树林都找遍了，还是不见女儿的身影。我的双眼发黑了，心脏也几乎爆炸，急忙赶到家，还是没有女儿，妻子也急哭了。正想去求警察帮助时，电铃响了，女儿回家了。我接过她的书包，一下子抱着她，眼泪直往外流。女儿急急忙忙地说：“爸，妈，我们班的一个女孩子昨天下午被几个小流氓打伤了，用急救车把她送进医院住了院。今天班上派我当代表到医院去看望她，所以回来晚了。”“为什么不先打电话回家告诉我们？把我们都急死了。”我责怪女儿，妻子说：“算了，女儿平安回家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夫妻的心从喉咙边回归原位，可这时桌上的饭菜都凉了，茶也冷了，我们谁都不想拿筷子。事情过去十几年了，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唉“谢家最小偏怜女！”今天，我更为女儿的成家立业着急。写到这里，笔下不禁涌出了一首诗：“未来思量每自伤，徘徊转侧九回肠，近来多少不眠夜，泪落唇边着意尝。”

阿富汗战争 帝国解体的前奏曲

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是苏联发展最快，国力最强大的时侯，克里姆林宫的强人们发狂了，四处出击。在欧洲，勃列日涅夫竭力主张的欧安会召开了，确立了苏联的东欧霸主的地位。在拉丁美洲，巩固了古巴卡斯特罗政权，在尼加拉瓜和格林达拉也建立了左派政权，南美一些国家的左派游击队频频出击，苏联不仅抢占了桥头堡，还扩大了阵地，点燃了美国后院的熊熊烈火。在非洲，不管是埃塞俄比亚还是莫桑比克，安哥拉还是几内亚，苏联都是处处得势。在亚洲更是气势汹汹，越战结束后，苏联控制了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印支三国，肢解了巴基斯坦，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特别是与它怀着同样扩张野心的印度成为它的铁杆帮凶。苏联有恃无恐，大胆地发动了阿富汗战争，阿富汗长达20多年的内战是苏联一手策划的。

自从阿富汗打败英国入侵，国王政权一直稳定地统治这个国家，平静而缓慢地前进着。苏联不愿意了，莫斯科几年内在喀布尔发动了4次政变，走马灯式地更换自己的代理人，一个个地下台又上台，最后选中了卡尔迈勒和纳吉布拉。阿富汗人民起来反抗，苏军开始大举入侵。当时电视上每天都要播送阿富汗的战况。新闻中，苏联把中国说成是阿富汗新政权的最大敌人，说阿富汗的反动派全是中国和美国支持的，把苏军缴获的阿富汗游击队的中制武器在画面中展示出来，把上面的中国字还加以放大。印度是苏联的应声虫，印度外交部发表了个声明（也许是某印度报纸的议论），说“中国正在对阿富汗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于是，“中国对阿富汗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几乎成了苏联电视和电台播出时事评论阿富汗战争的套话。战争久而不停，小小的阿富汗用尽全力也拿不下来。苏联强大的空虚，克里姆林宫当权者的无能在老百姓眼前表现得一览无遗。

阿富汗和哈萨克斯坦没有边界，可人们还是感觉到战争的存在。我们车间的几个小青年和邻居的孩子应征入伍去阿富汗打仗了，有的人打死了，有的人员负伤归来，公家提前给了他们住宅。这样的消息不时传入我的耳中。1982年夏天，我们夫妻休假带鳗澧去阿拉木图旅游，住在徐英斌家，刚到的那天傍晚，我们俩家在徐家住宅楼前的小花园里乘凉。他的一位邻居俄罗斯老太太对我们哭诉：“儿子在阿富汗被打死了，锌制棺材刚运回来，光阿拉木图一下就运回了4付棺材。“这是和平年代啊，为什么要打仗？要死人！”老太婆哭诉着。她还说，在阿拉木图的一处公墓里专门开辟了埋葬阿富汗阵亡官兵的专用区。苏联规定，凡是服役时在部队中死亡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都是把尸体装进锌制棺材，棺盖和棺材间的缝用金属汁焊死后运回家的，父母家人无法见死者一面，也不知道棺材里装着什么。隔不久，同样的不幸在我们朋友中也发生了。我在柯吉达夫金田村流放时工作的农机站站长博格刘波夫写信来说，他的二儿子在阿富汗前线也阵亡了，夫妻两人每天哭泣，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塔拉斯市住着一位叫郭冬的山西老乡，也在拖拉机零件厂干活，大概是1984年，有一个星期不见他上班，后来他告诉我，是陪老婆到鞑靼共和国首都喀山的军队医院看儿子了。他的老婆是鞑靼女人，老婆的前夫也是鞑靼人，生了个儿子，是郭东抚养大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毕业后儿子上了空军学校，学开战斗机，毕业后当上中尉飞行员，驾驶飞机派到阿富汗打仗，一飞进阿富汗就给游击队的高射炮打中了。飞机坠毁，他跳伞逃生。降落伞掛在树林里一棵大树上，不能上，不能下，也无人救援，挨不住饿，狠心跳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饿着肚子爬行两日两夜，才找到了苏军送回了喀山。在那些岁月，噩耗不断传来。几个人凑在一起，谈话的主题多是在阿富汗打仗的事。有子女当兵的人最害怕是自己在军队服役的儿子会派去阿富汗被打死。

在多种群众政治宣传会议上，共产党的会上，对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主题也是阿富汗战争，说战争的罪魁祸首是美国和中国，苏联是出兵解放阿富汗人民的。我妻子所在的美术社党的书记是个日耳曼人，立场很坚定的苏共党员，一次作政治报告，倒说了实话：“阿富汗是苏联的邻国，如果给美国或中国控制，太危险了。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住这个国家。”有一天我在车间干活，交接班时，我正在装车刀，车间的主任质量检查员是个姓金的朝鲜人，忠诚的苏共党员，开完党会后气势汹汹地跑到我身边质问我：“告诉我，雷！你们中国为什么支持阿富汗的反动派和我们苏联打仗？”我听了笑着回答：“金，你听着！在阿富汗没有中国的一兵一卒，是苏联军队在那里打阿富汗人。”还揶揄他说：“阿富汗战事是阿富汗人的事，是俄罗斯人，美国人，中国人几个大国大民族的事，不用你们朝鲜人说长论短。去你的吧！”他灰溜溜地走掉了。

“阿富汗战争是个流血的疮口”（戈尔巴乔夫语），是苏联老百姓的灾难。挑起这场战争的苏联人给自己奏响了苏维埃帝国覆亡的前奏曲。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这场战争，却永远无法治愈流血的疮口。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塔拉斯市政府在市中心的一处街心花园里给本市参战的阵亡者修了公墓，竖立了纪念碑，和卫国战争纪念碑遥遥相望。公墓里埋葬了20名阵亡者，包括10名士兵，8名下级军官和两名苏军大尉。纪念碑上刻着哈萨克文和俄文两种文字的铭文。我把铭文译成了中文：

他们阵亡了，

在和平之晨，

命运给切断了，

在别人的战争中。

在哪里？他们的罪过，

年轻人，

请述说，

他们罪在何处？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中国当年是不是也可以站在另一种立场上对待这场战争，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1990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同年级的同学王炳华（新疆文物研究所所长）应邀去喀布尔参加贵霜王朝学术讨论会，途经阿拉木图。回程时我赴阿市与他见了面。他告诉我，会议结束后的政府宴会上，纳吉布拉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特别和他坐在一起，请他传言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帮助他们结束这场战争。和阿富汗内战的对立面相比，纳吉布拉政府总算是一个要求民主，进步，改革的，理性的，总比非理性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强。我们中国却帮忙打倒了这个政府，而以后当权的塔里班政权反过来全力支持新疆维吾尔分裂势力，训练维族恐怖分子，成了我国的大祸患，阿富汗成了威胁中国和平安全的第二个越南。这里面，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葬礼和婚礼

生命的发生与消逝，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所以，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与这两件大事密切相关的婚礼和丧礼，就都是重要的两项礼俗了。我在异国居住了大半辈子，参加过好多次丧礼和婚礼，这里只重点记下两次，规模大，与我的关系比较密切，主要的是，体现出了这个多民族多传统地区的特殊文化面貌。

我岳父岳母原来住在杰茲卡茲干州卡热拉区，离苏联最大的火箭发射中心拜依努尔很近，有色金属矿藏非常丰富，矿区连着矿区，几乎没有农场，出产钨和铜矿石。30年代发现后，第一批工人是从远东流放来的朝鲜人，接着是从伏尔加河中游流放来的德国人。岳父在矿区服务中心照相，岳母是缝纫部主任。矿工工资高，他们老夫妇存了不少钱，但矿区的生存条件太差了，连绵几百公里，全是黑色的石头山，没有树林，没有草地，没有湖泊河流。人们出来进去都得坐一种叫“玉米客”的小型飞机，坐十来个人，象大海波涛中的小舟上下颠簸。我在塔拉斯安家立业之后，觉得应该把二老接到城里来安养晚年，也领受一份现代城市生活，于是，我几乎把全部休息时间都用来给他们找房子。塔拉斯市出卖的房子很多，可要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宽敞，园子宽阔、有管道煤气，还要环境优美，交通方便的，还真不容易。从春天找到秋天，直到10月份才买到了一处合适的花园住宅。我很奇怪，房子所在地俗名叫“台湾”。后来我知道，很有意思的是，苏联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区叫“上海”，专指人口特集中的地方，四周有水或者孤零零的居住区则称“台湾”。塔拉斯市的“台湾”，是6年前大地震后新建的一块居民区。刚开始的确是孤零零的，后来和第8居民小区连在一块了，还通了无轨电站，交通方便，房子也大，大小6间，百多平方米了。园子也不小，有三中国亩大，还有一架能遮蔽整个园子的葡萄架。房东是希腊人，希共游击队员的后代，1946年撤到苏联来的。自希腊加入西欧共同市场，即后来的欧盟后，经济发展很快，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欧安会开过后，在西方的压力下，苏联也向外开了一条窄窄的门缝，批准某些外侨回国，首先离开苏联的是犹太人和希腊人。这处房子的房东便是得到归国批准后把房子卖掉的。房子买回来需要整修。二内弟先迁过来，在整个冬天的休息时间。我都带着撒沙去给他帮忙，粉刷房间，换新的暖气片和取暖的煤气炉，把原来用塑胶板盖的凉亭拆掉，修了一间小更衣室和浴室。春天， 70多岁的外祖母、岳父和二内弟也迁了过来。外祖母的父亲是乌克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的一生在苏联的十月革命，中国新疆的三区革命和解放战争的动乱中度过，吃尽了苦头。1937年被斯大林专制政府从苏联伯力撵到了中国新疆，1945年在三区变乱的战火中从新疆乌苏逃难到乌鲁木齐，1958年从中国返回苏联哈萨克斯坦。她生了一个女儿5个儿子，我岳母是老大。她的5个儿子分住在哈萨克斯坦的3个城市和俄罗斯北高加索索契，光孙子和外孙就有20多个。她搬到我岳母的新住处过了一年多安静的日子，巧云和巧莺常去看望她，给她做点好吃食，我休息天时也会去给她洗地板买食品，接她到我们家来洗热水澡。也许是外祖父从山东老家带来的家规吧，他们家都重男轻女，把女儿家当成外人。她太想念自己的儿孙了，常常在晚上一个人打的去火车站，在月台上一坐几个小时，想接到儿子和孙子。而儿孙们却早就把她忘记了，谁也没来塔拉斯看望过她，她常常独自哭泣，眼睛也看不清了。1983年夏天又一次深夜从火车站回家，进门就一跤摔倒，再也没有醒过来。外祖母去世了，是我经手举办的第一宗丧事。我们全家连夜赶到岳母家，给外祖母净身裝敛，给5个舅父发去电报。第二天，我向工厂请了假，工厂派了一辆大轿车帮着接人，买东西。第二天下午，5个舅父带着全家从各个城市坐飞机或自己的小汽车纷纷赶到，大小来了三十几口人。岳母和两个内弟也从杰茲卡茲干州赶回来。舅父们都有钱，也知道丧事的规矩，把客厅布置成灵堂，遗体四周摆满了鲜花和花圈，院子里用大帆布搭起了大棚，支起了大汽油桶做成的大炉灶。整只的猪和羊、成袋的粉条和大米、白面，一箱箱的豆腐和鱼，上百瓶的伏特加酒都买了回来。最富有的五舅父还带来了两位中国饭菜做的极好的混血厨师，3天之内日夜起伙，招待吊唁的客人。按照俄罗斯的规矩，遗体要在家停放3个昼夜，供人吊唁。我每天奔跑于城市各处，一家家地通知中国人和从新疆回国的俄罗斯人，晚上用手工绞肉机绞蒸包子、做肉丸的肉馅，把手都摇肿了。亲友们和邻居的老大娘每天来五，六个坐在棺材边守灵，不知疲倦地唱着东正教的圣歌，我们自己的住宅也成了临时招待所，供舅母们和她们的小姐们休息。第三天上午，东正教的神甫带着执事来行宗教丧仪。塔拉斯只有一座东正教教堂，只有一个神父和几个执事。据说这位神甫还是是共产党员，也是全城最大的富翁，因为信徒们不断向他进贡，是位50来岁身材十分魁梧的俄罗斯人，浓浓的白须直到胸前，满面红光。他念了10来分钟圣经，向遗体洒了圣水，给吊唁者分了几块圣饼（一种小面饼子，硬的象石头，咬不动），要走了80卢布的酬金。神甫走后，几位常跑教堂的俄罗斯老太婆说，神甫的儿子在阿富汗打仗，不久前阵亡了。下午1点，出殡大礼开始，先把棺材抬到大门前停着，全体送殡者再一次瞻仰遗容，人人臂膀上都缠着黑布。然后由8个年轻人用黑布吊抬着棺材走在最前面，依次是两个人抬着棺材盖和拿着花圈的年轻人队伍，亲属和送殡的人一路撒着鲜花，步行半公里，把棺材抬上大卡车，亲人围坐在棺材周围。送殡的人也各自上了大轿车和小汽车浩浩荡荡开向公墓。送殡的人很多，超过300人，市里的中国人和不少曾在中国生活过的俄罗斯人都来了。有三辆大客车，20几辆小汽车。到了公墓管理处指定的墓穴后，再把棺材抬下来放在墓穴边的凳子上，让亲人们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哭声大震，许多我从来没见过面的老太太也流泪了。钉棺材盖时是亲人最悲哀，哭得最厉害的时候。盖子钉好，几个年轻人用黑布把棺材吊下墓坑里放正，抽调布，然后先由亲人，再由送殡的人每人在棺材上撒几把泥土，之后，早已等在旁边持铁锹的工人便铲土开始埋葬。墓是长方形，墓穴周围留有20来平方米的空地。舅父们在殡仪馆订做好人造大理石墓碑、护墓的铁栏杆和铁制祭桌、凳子，全都运来一一安放好，把花圈放在墓上，鲜花供在祭桌上，还供着煮熟的整鸡和加葡萄干的大米饭，肉、糖果饼干和伏特加酒。在坟园内种了两颗白杨树。一切都做完了，舅母们便拿着酒杯和糖果，请每一位送殡的人喝一小杯酒，吃几颗糖果。一直到下午3点，才算葬礼结束。全体坐车开回岳母家，围坐在院子的几排长桌上，吃非常丰盛的中西菜肴合璧的宴席。乐队的租金是30卢布，吃完饭走时带走了两瓶伏特加。汽车是工厂派的，免费，但要送给司机伏特加。一场丧事下来要花费快1万卢布，由岳母和她的兄弟们分摊。一万卢布按当时比价合一万6千多美元，岳母买房也才花这么多钱，果这么一大笔钱在外婆生前用来给她养老是多好啊。葬后还要过头七，40天和周年，都得大摆宴席，请全体过送过葬的人吃喝。外婆去世后的头十年，我们每年都去扫墓，以后墓地越来越大，管理处越来越不认真，荒烟蔓草，流浪者出没其间，墓地里很不安全，我们也去得少了。

办完外婆丧事后不久，我们又参加了一场俄罗斯式婚礼。我岳父岳母各有一个年轻时代的好朋友，都住在塔拉斯。岳父的好朋友叫王小朋，是30年代被苏联撵回新疆的华侨，60年代又随妻子返苏。他和俄罗斯妻子生的儿子叫托利亚，父母看得非常宝贵，中学毕业后当了工人，一个很朴实的小伙子。岳母的好朋友我们叫她尼娜婶婶，她和她丈夫都是俄罗斯人，是十月革命后逃到新疆的白俄后代，1954年苏侨返回苏联。两口子都是电焊工，头脑里大苏联、大俄罗斯的思想非常强烈，和我们说话一开口便是“我们俄罗斯”，不过对巧云很是亲热。在岳母还没迁来塔拉斯前，妮娜婶婶一见到我们夫妻便说：“我是你们在这里最亲的人，有事尽管找我们。”老两口没有儿子，生下了4个姑娘，两个大的嫁人了，两个小的待字闺中。姐妹中长得最漂亮，人也最贤惠，受的教育也最高的是老三，名叫尼达，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家具厂当工程师。一个星期天，妮娜婶婶的二女婿到我们家串门，告诉我们：“昨天王小朋和老伴卡加带着儿子托尼亚，捧着大蛋糕到岳父岳母家去向尼达求婚。尼达当着双方父母和托尼亚的面，又兴奋又含羞地把蛋糕切开了。托尼亚求婚成功，不久便要举行婚礼。”70年代和80年代，中苏两国的对抗一天比一天加剧，我们旅居苏联的中国人也就运交华盖，受侮辱、被歧视、遭辱骂，大家碰面交换的也是种种不愉快的信息，现在，大俄罗斯民族观念十分强烈的妮娜婶婶居然愿意把她最可爱的一个女儿下嫁给中国人的孩子，不能不叫人感到高兴和意外。

两个星期后，我们带着礼品，抱着女儿参加了托尼亚和尼达的婚礼。婚礼在王小朋位在近郊的住宅里举行。一下车，远远就看到大门前停着十几辆小汽车，一些姑娘和小伙子在车头和车身上绑扎紫色的长绸带，最前面的一辆车头挡风玻璃上还挂着个大洋娃娃，是准备婚礼进行的彩车队伍。一进大门，只见院子里搭起了帆布篷，蓬下摆着两条大长桌和长凳，坐二，三百人都没有问题。一个摇滚乐队在大门边摆起了阵势，一对披着长发的俄罗斯青年男女正在对着麦克风试唱。客人陆陆续续来了，贺喜声不绝于耳。新郎新娘分属中俄两族，双方的亲友都不少，只尼达的同事就来了满满一大轿车。俄罗斯大嫂们性格开朗，爱玩爱唱爱跳舞爱吃爱喝，办喜事有了她们在场，气氛显得特别热烈。中午12点钟婚礼开始，首先是彩车游行，新郎官新娘子在伴郎的搀扶下坐上了第一部彩车，新郎穿着黑色的新西服，新娘穿着下摆拖到地上的白纱婚礼服，胸前都佩着小白花。伴郎和伴娘他们最亲近的朋友，也穿着十分整齐，也胸佩小白花。接着上车的是双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之后是其他来宾。彩车队浩浩荡荡开到市里婚礼宫进行婚姻登记，领结婚证书，得排队入场，不过结婚仪式进行的很快。进入婚礼宫大门，在身披大红绸带的礼仪小姐引导下通过红色大地毯来到婚礼大厅，在亲人和来宾的注目下，新郎新娘和证婚人（由伴郎充当）在结婚证书上签字，交换结婚戒指，互相亲吻，新娘吻别自己的父母。有人打开自带的香槟酒（婚礼宫也有高价出售的），全体举杯向新婚夫妇祝贺，即大礼告成。礼仪一边进行，还一边照相和录像。之后，又登上彩车，驶过城市主要大街，喇叭高鳴，去烈士碑前献花。为了纪念苏德战争中的阵亡者，苏联在每个城市都立着许多纪念碑和纪念塑像，在州首府以上的城市的中央纪念碑或纪念塑像前燃着长明火，一年365天昼夜不熄。结婚时，新婚夫妇必须来这里献花，是不成文的婚礼法中必须履行的一条。献完花照完像后，婚礼才算正式完成。我想起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我国抗战胜利，在许多城市也立有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但遗憾的是，解放后大都给拆毁了，大概是因为党派之见吧。

车队开回，婚宴开始，桌子上摆满了各种中式和俄式的菜肴，当然以中式为主，外国菜是无法凑成七大盘八大碗的，还有水果点心。酒则白酒红酒，高价的白兰地和文明的香槟，都尽量供应。礼宾先生引导客人入席，中国人外国人各自结伙坐在一起。在来宾席的正前方摆着一张不大的桌子，各种吃食俱全，插着鲜花，是新郎新娘的坐席，由伴郎和伴娘陪同。礼宾先生宣布宴会开始，先由双方父母各派一位代表向新人祝福，告诫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家庭后不要忘记父母双亲。接着，礼宾先生开始劝酒，用各种美丽的话语祝福新人，又代表主人向大家致意，干杯接着干杯。人们总是喝的多吃的少，斯文的场面马上变得热烈哄闹。“苦啊！”一个人带头喊了一声，马上没有尽头，只听到宴席的四面八方此起彼伏的“苦啊！苦啊！”地叫个不停。听到一声“苦啊”，新郎新娘就得当场接吻。这一风俗的来由是怎么的呢？原来，在俄语里苦和辣是一个词，俄罗斯人说，酒味太苦太辣了，一喊苦便亲嘴，亲嘴后再喝酒，酒味就甜了。正当大家喝得忘乎所以的时候，一对中年男士和女士从俄罗斯人席中走出来，男士从汽车里取出了手风琴，女士拿了一个大盘，盘里放着一只白色的新皮鞋。女士大嫂向宾客们说：“新娘没有鞋子穿，请大家拿点钱给新娘买鞋子。”男士奏起了俄罗斯民歌，女士高举着盘子跳起了俄罗斯民间舞。他们边舞边围着桌子绕圈，盘子伸到谁的面前，谁就得往鞋子里丢钱。自然先从双方的父母开始，给的钱也最多，其他客人按着与新人关系的远近决定给钱的数目，从1卢布到5卢布不等。化缘舞转完桌子停止后，摇滚歌手开始大显身手，流行歌曲高响入云。人们也一个个离开了宴桌，跳开了迪斯科，新人则亲热地跳着交谊舞。俄式宴席不到夜阑人静是不散的，席上的吃食不撤，只不断把冷了的换成热的，边唱边跳边吃边喝，直到多数客人筋疲力尽才会休止。天快黑了，我们带着小孩，只得向主人道歉先退席了，向新人又一次致了祝福。主人说：“谢谢你们来参加婚礼。走的这么早我们可不感谢，但愿你们不会把客人都带走。”

朋友们，特别是中国人平时很少有聚会的机会，只有逢到红白喜事时才能聚到一块，那种场合便成了大家彼此交换信息的地方。在那些反华的年月，总听不到什么好事。诸如有的人的儿子当兵了去了阿富汗，有的人的女儿被外国公婆赶出了家门，还有小阿飞们打群架给警察抓住了，只要里面发现中国人的孩子，法院便会把他当流氓头目判重刑。我那些表弟们正到了要服役的年龄，舅母们为此日夜发愁，有的才四十来岁也愁成了满头白发。住在索契附近的三舅母夫妇都是基督教浸礼会的信徒，不许男人当兵。但在苏联拒绝服兵役要判刑，他们夫妇便想方设法凑钱，开了家庭旅社，准备孩子因违反兵役法遭拘捕时向兵役局和警察局把人赎出来。

回光返照和积重难返

80年代，苏联社会进入大萧条时期，计划经济走进了死胡同，转不过身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阻力。阿富汗战争，应战美国“星球大战”的武器竞赛，耗光了苏联经济的积累。从1983年开始，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增加工资，季度和节日奖金也不见了。每年的第13号工资只有以前的一半，而且要拖到3月才能到手。特别是食品供应，除了面包，牛奶，鸡蛋和糖能正常供应外，别的食品都难以见到，尤其是肉类。香肠和黄油。每年五一、十月革命节和新年，商店卖一点黄油，得早上5点钟排队，一人只能买到300公分或500公分，晚一步就没了。有一次过新年，我家附近的菜店里来了几箱阿富汗橙子，我惊喜莫名，小孩子成长需要维他命，桔子，橙子是含维他命最多的水果。苏联是寒带国家，除了南高加索以外不产橙子，市场上是看不到的。我马上去排队，从头天下午排到第二天上午，没有睡觉，排了22个小时才买到4公斤。拿回家、撒沙和鳗澧、还有二妹巧莺的两个小孩，抱着橙子跳起舞来。鳗澧长到3岁多，才第一次吃到橙子。商店里其他商品也都缺乏，领了房买不到家具，汽车出了毛病买不到零配件。领房子的排队时间更长了，我们车间有的工人已经排队10年，还不知住宅在何方。买汽车也得排3到5年的队。人民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不满，一天高过一天，到处都是抱怨声。一次我到日用家具店买切菜板，没想到，碰上公安局外事科一位俄罗斯女中校，是管中国人的头目，也来买切菜板，对着空荡荡的货架，她对我说：“好像我们又发生了一场战争，现在商品供应和卫国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没有两样。”

幽默的俄国人，又编出了抱怨食品缺乏的笑话：

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申请一个月的自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后拒绝了。爱沙尼亚又提出10天，一天，一个小时的自由，最高苏维埃都一一予以拒绝。最后，爱沙尼亚提出只要求10分钟的自由，最高苏维埃同意了。到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打开现场闭路电视，看爱沙尼亚人在10分钟的自由时间里要干些什么。见到的是：在前5分钟，爱沙尼亚向邻国芬兰宣战，在后5分钟，宣布全国军民向芬兰投降。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会晤结束，相互交换礼品。尼克松说：“我决定赠送您一个小巧玲珑的微型原子弹，不过您要十分小心地保管，如果它一旦爆炸，就会发生毁灭性的作用。”勃列日涅夫说：“我决定把苏联农业部赠送给您，您也要小心翼翼地对待它，如果它一旦发生作用，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和原子弹爆炸是同等的。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全体会议，决议给某农业科学博士授予列宁勋章。在授勋证书上写道：“您对苏联农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哈萨克草原上播种了小麦，而在遥远的加拿大收获。”

就在这种时候，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反而一天天加剧，他授予自己苏联英雄的金星勋章，还授予只有斯大林和朱可夫元帅得到过的胜利勋章，胸前的勋章都掛不下了。还接受了苏联元帅头衔、列宁和平奖金和列宁文学奖金。得文学奖是因为他叫别人代笔写了苏德战争回忆录三部曲：《小土地》，《恢复》和《垦荒》。有人也编了笑话：

勃列日涅夫一天忽然想起来问自己的秘书：“你看过我的三部曲吗？”“看过了。”“感觉如何？”“很好！”勃列日涅夫听了高兴得大笑，说：“那么，我自己也得读上一遍。”

到了1982年，突然宣布他去世了，可是在此前人们并没有听到他生病的消息。随着勃氏的离开人世，强大的苏联帝国的寿命也指日可待了。

战后坐克里姆林宫第一把交椅最长的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前者10年，后者18年，民间流传他们的笑话也就最多。

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美国总统问他：“勃列日涅夫先生，您有什么嗜好？”勃回答：“我的嗜好是收集民间流传的有关我的政治笑话。”美国总统又问：“成绩很大吧？”勃氏回答：“专为此项犯罪所建立的劳改营之第二号已经满员了。”

勃列日涅夫时代最后的政治笑话是：

KGB中央得到波罗的海3个加盟共和国的敌情汇报：波罗的海3国居民分成3种类型：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在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悲观主义者在学习辨认西伯利亚地图的地名，现实主义者在学习使用苏制克拉史尼可夫氏冲锋枪。

勃氏1982年的继任者是KGB中央主席、69岁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和安德罗波夫的继位，老百姓的反应十分冷淡，没有悲哀也没有高兴，但安氏一上台，马上就出现了关于他的笑话：

勃列日涅夫弥留之际，安德罗波夫向他最后告别。勃列日涅夫对他说：“尤尼亚（安氏小名）你现在要当总书记了，你得善待老百姓，不然他们不会跟你走的。”安德罗波夫回答说：“那有什么，谁不跟我走就叫他跟你走好了。”

不过，安德罗波夫和他前任后任比较，倒是位相当能干和不乏开明的政治家。他曾长期担任KGB中央的主席，掌握苏联最大的情报机关和镇压机关，了解苏联的国家环境和国内问题症结之所在。他一上台，首先宣布要改善敌对了20多年的中苏关系，在他的施政演讲中第一次用上了“我们要和我们伟大社会主义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样的字眼。中国派了外交部长吴学谦来参加葬礼，在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他和吴外长亲切谈话的画面。国内政策方面，首先整顿已经混乱不堪的劳动纪律，再就是惩治贪污。我们在工厂干活，可以亲身感觉到劳动纪律一下子雷厉风行地好转了：上班前5分钟工人必须到达车床前，迟到，早退和工作时间喝酒再也见不到了，同志法庭不断开庭，行使了它的惩罚职能。为了加强劳动纪律，我们工厂还专门增加了一名副厂长，是由原来翻砂车间的车间主任提拔的。但他缺乏经验，一上台就把好事办砸了。原来的制度是，工人上班后把工作证交给车间考勤员，下班时领走，考勤员根据工作证来登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副厂长订了一个新的规章，下令撤销各车间考勤处，把全体考勤员集中在工厂大门门厅，按照姓氏俄文字母排列发放工作证。我们工厂大，每个班上下班的职工达到千人，考勤员对非本车间的职工又不认识，这下可乱了套。苏联人的姓氏一般都集中在不多的几个字，每个开头字母下都有几百个工作证，考勤员一下子如何找出来。第一天白班下班时，大门边拥挤着上千人等待领工作证，等了快2个小时才拿到手。第二天又是同样，人们不耐烦了，大吵大嚷，推来挤去。有人把那位副厂长找来，他也没了法子，实行了两天，他的新规章只好取消了。推而广之，前苏联官员主持的改革大抵如此。说起来，许多苏联规章的始作俑者也真不聪明，想出来的办法遗患无穷，譬如说到医院看病的病历管理也是这样。苏联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城市里几条街道就有一个门诊部，眼科，牙科，泌尿科、皮肤科、工伤科、小儿科、肺病和精神病则是要到专科医院去治疗。病历也是按病人姓氏俄文字母排列的，几万几十万病历集中在一起，一个字母下面有成千上万的病历本，挂号处的护士一下子如何能找到？找不到病历，只好写一本新的，以前的病史便消失了。像我看病，在自己所属的门诊部一年就开出了三，四个病历本。中国却是每个病人都有一个病历号，一说号码，立时能把病历取出来。贺汉秋在本市第一门诊部当针灸大夫，用中国的办法开病历本，同事们都说这办法好，方便，可是谁也不学他。

安德罗波夫上任伊始，就整治贪官污吏。据我知道，江布尔州警察局外事科长就判了刑。苏联有州警察局、检查院和法院，但一般中小城市没有市级的警察局、检察院和法院，由州的局、院直接管理区的局和院。塔拉斯市属江布尔州，我们外国居民的主管单位便是州外事科了，科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凡是登记户口，领取身份证，外出申请签证都得经他批准，特别是出国探亲、移民出国都要给他塞大把钞票，他才会点头，把事办成。那名上校科长我见过好几次，嘴角受过伤，歪的，可神气了，报告递到他手里常常看都不屑一看。一个本市的德国人请求移民西德，给他塞了3000卢布才得到批准。到西德后，这名德国人把他行贿的经过和受贿者的姓名在西德的报纸上捅出来了。消息传到安德罗波夫那里，立即下令逮捕了这名科长，以叛国罪判了他有期徒刑10年。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各方面都在变好，商店的食品供应好多了，涨上去的物价开始回落了，可惜好景不长，只执政一年又几个月，安德罗波夫突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消失了，据说已病重住进医院，1984年去世了。一个党员工人告诉我，党会上传达了：安德罗波夫把主管外贸的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关进了监狱，勃氏的女儿开枪暗杀他，安氏伤重不治而亡。

继安德罗波夫的是契尔年科，上任时已年达70高寿。他和晚年的勃列日涅夫一样昏庸无能，即专横又贪婪，上台后就把安德罗波夫的各项新政全取消了，安德罗波夫废黜了的高官纷纷复任，苏联的经济更加每况愈下。他还是十分铁心的反华派。参加安德罗波夫丧礼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副总理万里，中国政府的第二号人物，肩负着改善中苏关系的责任来到莫斯科，契尔年科却拒绝与他单独会谈。安德罗波夫在位两年，报纸和电视上没有见到和听到他说过一个反中国的话。契尔年科只执政3年，我亲眼就在报纸上3次看到他辱骂中国的讲话，有一次还是在出巡的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讲话中。

契尔年科老百姓也十分反对他，把他叫做黑尔连柯。因为俄文的黑色一词开头两个字母和契尔年科开头的两个字母是一样的。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位的时间非常短，可是苏联民间的幽默大师们还是来到及为他们编出了新笑话。

问题：安德罗波夫是传奇性的物理学家马？

回答：不知道，不过有可能是，因为安德罗波夫证明了反KGB告密的声波比任何声波都要传的快。

契尔年科

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接连死亡后，新闻记者聚集在一起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待外宾，而契尔年科在飞机场接见外宾？经过热烈讨论后得到了答案：“勃列日涅夫的人工心脏是交流电的，插座安装在墙上。契尔年科的人工心脏是直流电的，用的是电池。

契尔年科快咽气时，打电话到阴间向勃列日涅夫请教，要随身带些什么用具。勃列日涅夫回答说：“阴间应有尽有，什么东西都不用带，不过要带上吃饭用的勺子和刀叉。”契尔年科又问他：“既然应有尽有，为什么还要带勺子和刀叉？”勃列日涅夫回答他：“轮到希特勒在餐厅值班时，他不给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发勺子和刀叉，要我们用镰刀和锤子吃饭。”

还有一个总结性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