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惑须解，不知当索。以无知而沾沾自喜，废也。）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张岱年 （ 2015年08月01日）

　　何谓“精神”？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就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定文化创造出来，并成为该文化思想基础的东西。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

　　“刚健有为”的思想源于孔子，到战国时期的《周易大传》已见成熟。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是一个系统，其纲领“刚健有为”思想也自成系统。

　　粗略地看，《周易大传》提出来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也就是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周易大传》所说的“刚健”，还有“独立不惧”、“立不易方”之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还有老子“自胜者强”之义。

　　《论语》有一段对话：“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这是说，要做到刚毅不屈，欲望就不能太多。由此可见，刚强不屈不仅意味着一种对抗外部压力的能力，也意味着一种对付来自本身弱点的能力。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也就是《周易大传》所谓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以直内”就是使心专一不放逸，就是控制自己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加以抉择，“义以方外”就是使行为皆符合道德原则。

　　《彖传》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即顺，“地势”是顺，“载物”就是包容许多物类。君子应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各个方面的人，容纳不同的意见，使他人和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周易大传》认为，健是阳气的本性，顺是阴气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阳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自强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可见，刚健有为的思想以自强不息为主，同时包含厚德载物的系统。

　　《周易大传》所说的“自强不息”或刚健还含有“刚中”“及时”“通变”等引申的原则。《周易大传》提出：“能止健，大正也。”据高亨考证，“能止健”当做“健能止”，“能”读为而。“健而止”即强健而不妄行，可止则止。《周易大传》认为，强健而不妄行，不走极端，是大正即最合乎中道的品德。《周易大传》又提出：“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又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所谓“进德修业”、“终日乾乾”即“自强不息”。所谓“及时”、“与时偕行”，即以自强不息与永恒变化的客观世界保持一致。《周易大传》不仅从自强不息引申出“及时”即顺应变化潮流的原则，而且将这个原则与“中”的原则结合起来，称为“时中”。“时中”即随时处中。在《周易大传》看来，所谓“中正之道”，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生活行动也必须随时间的变化调整，按当时的情况确立标准。

　　《周易大传》还认为，“天地革而四时成”，世界的流变是通过一系列变革、革新形成的，人要与时偕行，也必须“通变”、“革命”。这样，它又从及时的原则引申出“通变”、“革命”的原则。《周易大传》有一句至今脍炙人口的话，叫“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不能再发展的地步，通过变革或革命，原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局面，就会一变而为“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通”，也就是“通则久”。

　　总之，《周易大传》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中、及时、通变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刚健为中心的宏大的生活原则体系。由于《周易大传》在古代一直被视为孔子所作，这些思想的影响很大，在铸造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