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50年前，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那场运动的对象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思想和科学的载体，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消灭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场运动制造的严重后果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旷日持久性；三是可传承的灾难性（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反右的传承）。我仅就毛泽东用这场运动消灭知识分子这个结果谈谈我的见解。

毛泽东要消灭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

我先引用画家陈丹青一段演讲：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却是照片上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用今天的话评论陈丹青先生，应该称他是鲁迅先生最狂热的粉丝，他独独尊称鲁迅为“大先生”，他认为鲁迅若活着，是不会去参加79年中共的文代会的。陈先生依据的是从来没有接受过共产党改造的鲁迅的品德和风骨。直到2001年因周海婴公之于众，我们才知道，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与38名文化界人士座谈，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提问：“如果鲁迅在世，他今天会怎么样？”毛回答：“要么在监狱里继续说，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957年的毛泽东对鲁迅都要封口，何况对其它人呢？鲁迅果能被封住口，那脊梁骨也就被打断了。

陈丹青用画家目光审视的不仅是毛政权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相貌，也是他们坍塌了、扭曲了的灵魂。毛泽东42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次对知识分子残酷的迫害和改造，是42年整风的直接结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独裁专制的开始。而57年的反右，规模和手段都是42年不能比的，这场运动从社会属性上讲就是要打垮和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消灭他们独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会的力量，社会属性不再有了，知识分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作为右派的主体，是这样几部分人：

一，以“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是中国具有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针对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并提出多党制架构的设计。

二，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积累的大量的严峻问题，他们直接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评党的干部的特权。

三，以林希翎和北大519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棐、肖军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和著名文艺家，他们的知名度高，就党对文艺的领导，对文艺作品的封杀和党内宗派主义提出批评。

五，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学家，他们学贯中西，就教育、科学和经济建设违反常识、违反规律提出意见。最经典的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当时和未来中国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徒徒具有学历的标签，而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

毛泽东摧毁知识分子的四种方法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普世价值的尊严、理性、自主有一致性，毛泽东反右就是从摧毁中国这一文化传统入手，从而摧毁了全社会知识分子的灵魂。毛把整风中敢于或者被迫讲了真话的知识分子，统统加了“右派”这顶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的预演。我就从“右派”这顶帽子谈起。

一，“右派”帽子，相当犹太人身上的黄星。

毛泽东为了建立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建国之后，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人为制造出“地、富、反、坏”阶级和阶层，另外还有“胡风分子”、“高饶分子”。上文归纳的右派主体的五类人，按照思想的光谱，基本与右不沾边，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毛泽东统统给他们加了一顶“右派”帽子，在当时因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范围涌动，中国更是高唱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内，无疑是置“右派”于死地。毛泽东在中国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抛出的帽子，相当法律裁决，轻而易举就把一、二百万人和家属，一个大到上千万人的群体续在“地、富、反、坏”的后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剥夺公民权。

二，所有右派必须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公开检查，也就是公开认罪。同时要表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向毛泽东具结画押。这是毛泽东剥夺知识分子尊严最厉害的一手，尊严没有了，灵魂也就破碎了。

毛泽东根据右派的职务高低，给右派也定了6个级别，一类最大，六类最小。1980年，为了准备国庆稿，我去采访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这次采访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就因为吴先生讲的一句话：“我是第五类右派，是性质最轻的。”按照吴先生的级别至少是二类，定为五类明显是优待。讲到右派经历，吴先生忍不住流下泪水，但是他对被划为五类，是心存感激的。每当我想到毛氏运动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剥夺，我总会想起吴先生的这句话。

毛泽东正是根据每个人认罪的态度，又给右派定了五种处理方法。把最严重的送监狱，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夹边沟全国几十个右派改造基地，无异于肉体消灭的集中营，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担了毛泽东搞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饿死，已经越来越多见于史书，这是作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以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为史家，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贡献。还有的被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农村接受改造。最轻的在原单位降职、降薪，拿20几元的生活费接受改造。

拒不检查的右派是极少数，其中一个是邓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统战部管理的5个大右派之一彭文应，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彭文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是共产党真诚的朋友，资助过周恩来和多名共产党人，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1949年5月初，陈毅率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1957年，身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他在受到批判时，不仅就每一件具体事情与成百上千的围攻者据理争辩，固持事实和己见，而且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公布了一篇发言稿，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与坚持的社会责任作了总结和阐述。拒写检查。彭文应为他的“态度恶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子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甚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他说：“想用不给吃饭来逼我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子女们跪着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他对一同落难，奉命说服他认罪的王造时解释说，他的经济和家庭的确越来越困难，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后一年，还给中央上“万言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全国的“右派”几乎全都被宣布为“错划”而获得改正，而彭文应却被“升级”，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并列，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当年的“反右前台指挥”邓小平，报复的就是彭文应不认罪的态度。

王怡先生最近为我们提供了一名被称为中国的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

1987年5月28日，吴维尊被监狱哄骗出狱，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文中说：“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直到死。他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分子最后的尊严，随着这些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随着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党表示感恩戴德。

三，对右派实行“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反右是毛泽东实行大民主的试验，是文革的先声，是让中国人集体丧失人性的大动乱。

全国的人，包括右派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对待右派，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对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诛笔伐，揭发检举，人人必须学会撒谎，制造谣言，必须学会大义灭亲、上纲上线。使得右派处于众叛亲离，人人喊打，无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惧受辱而自杀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为右派讲话，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报一位老记者，是我的大学长，他当年被定为中右，他说，当时一听到班上一个左派的声音，心里就不停地哆嗦。

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顾准的家庭变故，是颇具典型性的实例。读了朱学勤先生对顾准六弟陈敏之的采访《迟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泪水。顾准是57年、65年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境遇就更悲惨。我摘一些内容给大家：“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又是个孝子。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1965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1966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1972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1974年11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母子相见，终成泡影。

“1982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六叔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84年2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他的女儿还说：”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今天强迫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接受和奉行的准则仍旧距离科学还远，这就是1957年毛泽东为中国留下的遗产。

四，右派在改造中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这是毛泽东分化瓦解、个个击破惯用的手段，也是将知识分子改造成驯服工具的手段。

毛泽东善用人海战术，搞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百万，几百万这是让毛泽东十分在意的数字，毛决不会掉以轻心。右派在改造中，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劳改营，哪怕是在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在右派群体内，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让右派和右派厮杀，让右派改造右派。毛泽东用这种方法，打散，进而消灭这支几百万人的庞大队伍，让你不能抱团，让你七零八落，让你饥人抢食。“食”是毛泽东诱惑灵魂的高招，那就是“摘帽”、“返城”、“安排工作”、“提高待遇”，为右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美其名曰：“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给出路。”毛讲的都是谎言，但是迷惑了右派中的绝大多数。这也是毛泽东搞历届整人运动惯用的方法。

李锐女儿李南央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写了她的母亲范元甄的一生，范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也是揭发别人的一生。她在所有政治运动中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好朋友，熟人，李锐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她揭发的。62年7千人大会之后，李锐离婚，本来是要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就因范元甄的一封长篇检举信，将李锐置于死地。信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烧掉！”范元甄自己都认为邓是因为她揭发的内容，而不是因为她揭发行为说：“太恶劣了。”文革之后，因范揭发人太多，没有单位接受，拿着副部级工资，仍然在仇恨和咒骂中度日。令女儿南央吃惊的是，母亲揭发父亲，“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对李南央的书，有一个评论：“范元甄是被党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而李锐是没有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李锐自己有这样一个总结：“知识分子夫妇，去延安的，大多离了婚。而没有去延安的，大多白头偕老。”反右运动中，造成的离婚案到底有多少？数目会大得惊人。这就是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力量的体现。

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威力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体现在一些属于右派中的头面人物的身上。20年前，1986年11月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是已经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10年前，许良英先生纪念反右40周年写的《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详细记述了这个事件，值得我们很好的回味。

许先生写到“我们发出大约40封信，除费孝通、钱伟长外，都立即回复，而且都充满热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学家袁翰青，水利学家黄万里，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杂文家曾彦修，翻译家刘尊棋，老报人徐铸成，文学家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数学家曾肯成，浙江所谓‘沙杨反党集团’骨干孙章录和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有不少我们并没有邀请的右派，也主动来信要求参加会议。有一个原来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来信教训我，说反右问题中央已有结论，我们只能在此框框内讨论。这种由右派转变的左派，我已见识不少，如丁玲、陈沂、陈涌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了一个。

“12月20日，刘宾雁通知我，说《人民日报》社领导要他不要参与这个会的活动，他只好照办，望我们谅解。12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归咎于方励之。听说就在这个时候，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我们寄给他的反右运动历史讨论邀请信送交当局，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讲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说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纪念反右30周年大会（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3人立即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岁末，空气非常紧张，仿佛又回到了1957年和1966年，方励之成了宣传工具批判的对象，我们3人发起的会也在内部受到批判。除夕那天，王淦昌先生特地来我家，劝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开这个会。第二天（元旦）一早，我去看刚从合肥回来的方励之，我提出，鉴于目前政局动荡，而对他的谣言太多，无法平心静气地讨论学术问题，原定2月初的会只能推迟，他完全同意。两天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向我正式传达党中央将召开这个会定为‘敌我矛盾’，并同时通知各单位，不让接到我们邀请通知的人参加会议。事实上，两天前党组织就已知道我们已决定暂时不开这个会，他们也认为问题已不存在。当时听说，在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3人党籍之后，还准备再开除10人，我是首当其冲，固概由于赵紫阳发了慈心，我们得以暂时幸免。

“半个月后，方励之和刘宾雁先后被开除党籍，官方还向全国印发了供批判用的他们的言论摘编。《刘宾雁言论摘编》中的最后一篇竟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这多少有点冤枉。因为这件事是方励之创议的，通知也是由他执笔；3人的名字排序又以我在先（大概因为我年纪最大，反右时受处分最重，又是对外联系负责人）；而刘宾雁已中途宣布退出。当局张冠李戴，把发起开这个会的帐算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显然刘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主要是为了这件事，他自己当时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他1990年出版的《自传》中，对此事只字不提，未免令人费解。”

据何家栋先生生前讲，刘宾雁90年的自传写于国内，没有交他看过。1957年何家栋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文集《本报内部消息》，同时打成右派。我翻看刘先生的90年自传，对这件事也一字未提，可见刘宾雁事过30年还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

50年前的反右运动和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4月刊登采访报道，通过一位军事科学院教官和一位武警部队政委的谈话，提出国家安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安全的新安全观。他们强调，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文化传播兜售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反动思想，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队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上将熊光楷5月在《学习时报》发表《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文中把“寻求非法扩散政治影响的组织或个人”列为对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并称“信息网络的滥用将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到底今天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是什么？早在70年代，毛政权请来的一位左翼作家韩素音，已经为中国指出了。她说，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是环境和教育。30几年之后，韩女士的预言成真。

20世纪上半叶的几代知识分子本来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他们被反右摧毁，使得20世纪下半叶出生的人在文化断裂中成长。文革已经无法重新再揪出更多的右派了，但是对老右派却是致命的摧残，很多人死于这个时期，包括枪毙了林昭。文革只能产生几百万红卫兵，红卫兵只能充当批判一切文明的打手。今天聊度余生的右派，都垂垂老矣，现在是红卫兵正在领导我们的国家。林昭的母校，我们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理科系，四年下来还要让学生必修五门政治课，“思修”——思想品德修养，“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邓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马政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文科系还要再加一门“时政”。17大之后会不会再增加一门“科谐”——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呢？背着这样的枷锁，我们怎么能优化我们的知识结构？

中国的高楼以世界不及的速度在拔地而起，中国模仿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中国已经到世界各地开采、收购石油。世界在惊呼：“中国突然无处不在！”中国的军事装备已经向世界显示导弹摧毁卫星的能力。而我们付出的代价是70％的江湖遭到四——五类的中度和重度污染，鱼虾死绝，沿岸到处是癌症村，二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十五个海洋生态监控区中只有两、三个处于健康运行状态；生态系统退化加剧，土壤侵蚀2004年就达到了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早就世界第一，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了。中国国民一半以上看不起病，政府九年义务教育不能完成。到底哪个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有世界人数最多的政党和军队，但是我们没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因为培养世界一流的老师都被反右扼杀了，现在能够恢复和提高中国人辨别善恶是非能力的社会力量还是太弱了。

物极必反。文革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谱上成长出四五一代，六四出现了89一代，一二九的垂垂老者仍然是呼吁中国民主的领袖。90年代40岁的王小波提出反对愚蠢和无趣。今天更年轻的刘军宁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他呼吁“一切回到人的立场。”被反右运动摧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性、自由、和人性正在成长。

（转载时有删节）                   [ 高瑜 独立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