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我们——北京大学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6）

地震的启示、研究与对策

孙荀英

一、地震的启示

1976年唐山地震大家都经历过，那时我在电力学院工作、在北京电建公司工人大学教书，我的学生们正在唐山陡河电厂工地实习，他们都住在木板房里。地震前，他们因木板房太热向公司党委书记闹着要搬到楼房去住。当半夜地震发生时，他们被震醒、都从床上震到地上，但没有一个人受伤！砸死！

当震动停止后，他们开开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整个村子不见了，他们连忙去救人，没有工具就用手刨，但救出的人基本没有活的！因为村子里的人盖房子都用炉灰渣和石灰泥将房顶抹一尺多厚，因为‘头重脚轻’，自然经不起晃动！而当他们跑到在建的厂房经过招待所楼房时也吓出冷汗：那个他们想住的楼房也不见了，支部书记留下一部分人挖招待所的人，他们用手挖，挖到手指出血，也没有挖出活着的人，沉重的水泥预制楼板将住在里面的人全都砸死了！另一部分学员到厂房去救上夜班的人，看到用预制水泥板建的厂房也大部倒塌，在倒塌的部分，被砸的夜班工人都大部被砸死，只有在没有倒塌的厂房下以及在倒塌厂房被机器支着的小空间里才发现活着的人。

地震过后不到一个月，我和我的同事们坐着公司的车到唐山去给公司的工人送物资，看到唐山地震造成的景象：电线杆还都立成一条线、两边是倒塌的废墟，原来的楼房像压缩饼干似的瘫在地上，仅存的几个没有倒塌的楼房一面墙已经倒塌、剩下的部分也已倾斜、里面的家具也都顺着楼板斜坡溜到边缘，有些只剩一两只家具脚挂在楼板上。但是唐山城中小山上的亭子却完好地立在那里！

后来分析：学生们住的木板房是‘轻型’结构，经受整体摇晃能力强，亭子的屋顶是‘榫卯’结构，都能经受八级地震，而楼房、厂房、村房都不能承受大地震的原因是：1）楼板、厂房顶是预制板，预制板太重，它与其他结构物不能形成铰链连接，遇地震这种连接就分开，就开裂倒塌，就砸死人！2）村房房顶太重，而墙又没有承受摇晃的能力，所以一遇大地震，整个房屋就倒塌。3）建筑物使用‘轻型结构’是最重要的！4）在结构的连接点使用‘榫卯’结构能承受大地震的变形。

二、研究地震

1979年我调回北大后，参加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第七专题工作，在王仁先生课题组从事唐山地震后其邻区是否会发生另一次大地震研究，用有限单元法对京津唐地区应力场及地震危险区进行研究，后来又对华北地区近700年地震序列进行了数学模拟研究，再后来又进行新丰江水库区构造的三维数学模拟计算，并研究过珠江三角洲和邻区的中强地震序列数学模拟及其地震危险区，上述研究分别写成论文在中国科学及地震学报发表。下面仅就我所了解的有关地震的知识和对策写给大家，以供考虑！

三、 地震知识

‘衣食住行’是每个人每天都不可或缺的事情，其中，‘住’的空间又是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的大多数时间必须占据的空间。因此住的安全与否是必须注意的问题。‘地震’是与‘住’的安全与否直接有关的！虽然地震是小概率事件，人一生中遇到的几率不大，可是，一旦遇到，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学习掌握一些有关地震的知识是必要的！

（一）、地震有‘震级’、‘震源深度’、‘震中距’、与‘烈度’等概念之分：

1、‘震级’是衡量地震本身大小的一把尺子，它与地震释放出来能量有关，震级愈高释放的能量越大，一个七级地震相当于32个6级地震，相当于1000个5级地震释放的能量，地震释放的能量与震级之间是指数关系；

2、‘震源深度’指发震部位到地表的距离，相同震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愈小则地震造成的地表破坏程度愈大、范围愈大；震源深度小于60公里的称为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在69——300公里的称为中源地震、震源深度大于300公里的称为深源地震，同等震级的浅源地震对地表建筑的破坏大于中、深源地震。

3、‘震中距’地面上离震源最近的一点称为震中，地面上任意点到震中的距离称为震中距，

4、‘烈度’是指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它是与到震中的距离成反比的：离震中距离愈远破坏愈小，离震中距离愈近破坏就愈大，地震烈度是与地震震级、震源深度、震中距以及震区的地质条件等有关的量，我国把烈度分为12度，通常用罗马数字表示。 从国家地震局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中国地震震中烈度区划图

（二）、中国地震区分布、地震与断裂带：

我国位于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汇处。这些板块的运动构成中国的构造运动和地震活动的动力学背景。

地震发生在地壳中，而地壳又由于在地质构造力的作用下产生许多地块，地块的边缘就是断裂带，而在中国断裂带又比比皆是，有些是活动断裂带，有些是多年未曾活动的断裂带，加之地块的边界受力方向及大小又受到周围地块的影响，因此可以将全国分出几个地震区：它们各自分布着不同的断裂带。

1、在东北及华北、华东受太平洋板块挤压活动的影响；

（1）东北地区主要的断裂有：营口-义县断裂、大石桥-金县断裂、北票-朝阳断裂、北票-义县断裂。

（2）华北地区主要断裂有郯庐断裂、唐山-滦县断裂、沧东断裂、三河-平谷断裂、怀来-平谷断裂、滦县-北京断裂、八宝山断裂、汉沽-怀来断裂、赤城-怀来断裂、安次-涿县断裂、涿县-阳原断裂、河间-衡水断裂、白洋淀断裂、保定-石家庄断裂、辛集-衡水断裂、邢台-宁晋断裂、邯郸-磁县断裂、安阳-清丰断裂、紫金关断裂、大同-宁武断裂、灵丘-广灵断裂、灵丘-代县断裂、代县-原平断裂、太原-介休断裂、霍县-临汾断裂等。

2、华南受菲律宾板块挤压活动的影响；

华南主要断裂分布在珠江三角洲有：韩江断裂、榕江断裂、大亚湾断裂、蛇口断裂、珠江口断裂、西江磨刀门断裂、开平-镇海断裂、均安断裂、茂名-陆川断裂、海口-南宁断裂、南澎断裂、丽水-海丰断裂、莲花山断裂、邵武-河源断裂、从化-阳江断裂紫金-博罗断裂、四会-吴川断裂、合浦-玉林断裂、钦州-灵山-梧州-韶关断裂、珠江口盆地断裂、广东滨海断裂、番禺-惠来断裂、广州-安流-汕头-东山断裂、韶关-寻乌断裂、灵山断裂、朱砂-高要断裂等

3、西南地区受印度洋板块挤压、西北地区受欧亚板块西部对东部挤压活动的影响，在该区域内分布着的主要断裂带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断裂带、雅鲁藏布江断裂、以及塔里木盆地南缘及西缘、天山南缘、准格尔盆地南缘、阿尔泰山脉南缘；在该地区还有昆仑山脉南北缘、巴颜克拉山脉边缘、柴达木盆地边缘、阿尔金山南縁、祁连山脉边缘。

四、国外防地震的启示

（一）、发达国家（如美国）地震砸死人的数量比龙卷风造成的死人数量相对少，他们多用木片顶、中间夹锯屑的木板墙的轻型结构盖房屋，所以7级8级地震频发也砸不死多少人。建在洛杉矶贝弗利山上的有钱人的房屋才可能是砖墙瓦顶！但那是专门设计的专门施工的房屋、院落，其抗震性能绝对不低！

（二）、南美发展中国家大地震频发，但砸死人的数量少，究其原因是其房屋大多建在远离断层的地方，而且其人口较少，一家一户盖房屋，用的是‘轻型材料’。

五、在国内地震的对策与建议

本来地震造成的灾害是不分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但由于国情不同（人员众多、土地少），抗震的手段也要不同，因此对策也要不同，建议：

（一）、学习防震抗灾知识！

（二）、购买和居住在尽量远离断层的房子！首先要学习一些地学知识，了解你所在的城市及其周围地区都分布着哪些断层？因为在居住权70年之内没准就会发生地震！甚至会发生大地震！ 远离断层的房子破坏会小些！！砸死人的几率也会小些！！！

（三）、尽量不要购买和居住在高层建筑内，因为地震时楼层愈高晃动（震幅）愈大！危险就愈大！！！

（四）、不要购买和居住在用预制水泥板构建的房屋内，最好购买现场浇注的房屋。如果能长期住在屋顶有遮阳、能保温、能抗风、抗冷、抗热、带厨卫的活动板房里，那是非常理想的住所！

六、参考文献

1、王仁、孙荀英、邢全友、蔡永恩，京津唐地区应力场及地震危险区探讨，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专题成果，第七专题组，15-26

2、王仁、黄杰藩、孙荀英，华北地震构造应力场的模拟，中国科学，B辑，1982,4,337-344

3、王仁、孙荀英、蔡永恩，华北地区近700年地震序列的数学模拟，中国科学，B辑，1982,8,745-753

4、丁原章、王仁、孙荀英、郭钦华，深层构造新活动性的影响——新丰江水库区构造的三维数学模拟计算，中国科学，B辑，1992,2,194-205

5、孙荀英、黄新辉、丁原章，本世纪珠江三角洲和邻区的中、强地震序列数学模拟及其地震危险区探讨，地震学报，1996年2月，第18卷，第2期，102-110

Email：xunyings@pku.edu.cn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60年马寅初对批判他的人口论的回应

一生“四不像”

唐文亮

我记得在北大读书时, 周培源老師同銭学森先生对力学是属于什么学科有过很有趣的说法,一位说力学不属于理科,也不是工科,是四不像,一位说四都像。回顧过去我一生的工作,应该算是做些打杂的工作了, 四不像。我是唐文亮,是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人,1935年11月生于汉口(今武汉市)。 抗日战争爆发后隨家逃难南迁到香港、澳门, 最后回到故乡。故乡原本是个小漁村,现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古鎮(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長唐国安、及洋务运动时期的实业家唐廷枢--对于他,李鸿章曾说过: 中国可以没有李鸿章, 不能没有唐廷枢、还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常务次長、代部長唐悅良……等都是这个小村子的人)。我就是在这里读完小学的,抗战胜利后隨父去上海,在中正中学读初中,觧放后回故鄉读初三,髙中是在广州第二中学读的,1954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一) 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任助教、讲師、副教授(后來在广东省1987年评为正教授)。是山西省力学学会的理亊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58-1984年期间在山西大学工作了26年,"文化大革命"前在山西大学分别讲授过物理系、数学系的理論力学、分析力学、流体力学、髙等数学、数学物理方法、計算方法等课;文革后讲授过协合学、非平衡态、分析力学(这课是给山西省高等学校的理论力学教师暑期班讲授的);还有后來在珠海讲过电路分析课；特别是在1980-1981年,当时太原工业大学要给研究生及力学的老師们开一个新课,暂称为"非线性波",找授课老師,刚好他们学校新的校党委书记是原山西大学的校長,于是他们研究后就请我去授课。这个课没有蓝本,我只有边收集资料编写讲义边授课,完成了任务。对这个课,我付出很多,但也受益非浅,有了这个基礎, 后耒我写了一些与非线性波有关的文章,特别是我把非线性波的研究扩展到化学反应体系、光纤维化现象、神经波传递及它的稳定性、神经波方程的修正等领域,并取得一些成果。可能是这些,致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聘我评审过7项申请科学基金的课题,如1984年四川大学的"非线性理论及其应用",中山大学的"非线性水波对海洋结构作用力的数值方法",中国科学院的” 具有旋转内能的气体分子运动论及在流体力学上的应用”, 杭州大学的”动力系统的浑沌理论”，198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老師的"磁流体力学管流",浙江大学的” 旋转流场数值计算研究和图象处理”，1986年浙江大学的"伴有离析的反应流硏究"等。在评审中又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1984年调回故乡珠海后, 由于工作性质的攺変及缺乏学研的环境和条件,在学业上我自认为是提前退休了, 但是能够为家乡工作, 心情特别舒畅。

在山西大学理論物理教研室、光电子教研室工作期间,给我什么课我都要讲授好;还有一些上级指定给我的校外任务也要做好,各种任务迫使我在许多领域都要進行学習和研究,如等离子体、磁流体、強电磁场中有激光反应的流体、炮弹脫壳过程的预测、气动自动稳压理論、装药室的安全性、固体激光器的研制、细胞膜组分电泳及孤立波等,这些工作多在学报杂志上发表过或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过,有些即是内部资料。另外在山西大学創建光电子专业初期, 我和固体激光组的同亊们(大部份都是我们北大的校友)一起研制成一些激光器:如"红宝石激光视网膜凝结机"(合作,山西医学院附属二院使用),"激光光谱微区分析仪"(合作产品,山西省地质局使用),"JG75-1型眼科治疗机"(合作产品。臨汾无线电厂)；此外我还与太行仪表厂合作研制成"WZX-2气动自动穏压噐",这是通訉兵用的。在这些科研及文章中有10项获过奨。

(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我不相信大跃進时的畝产卫星,大炼钢铁的产品质量及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等说过一些现在看來是正确的話,被"红卫兵"打成”现行反革命”,实行"群众专政"迏十年之久。其间我住牛棚、掛牌游街、两派争着揪去批斗; 我挖过山洞、焼过鍋炉、焼过砖、做过木工、鉗工、机修工、泥瓦工、水暖工、架子工、看过大楼看过尸体……,有过多次几乎死过去, 总算老天爺有眼, 我活下来了。更有甚者, 我第二个孩子出生都不准我回家看看, 我的妻子是北京大学54级的校友,山西大学化学系的教師張靚华,是中共党员,当时她的组织逼她同我离婚,孩子妻子都抬不起头做人,但是她相信我, 这才有今天的一个幸福美滿的家庭,我的两个孩子都学业事业有成, 三个孙子都出国留学去了。

文革后期,直到1973年, 由于物理系教学与要創建光电子专业的需要,才把戴着帽子的我调回物理系去研制激光器,并给研究生授课。1977年山西省委组织部長到山西大学任党委书記, 是他老人家执行政策,依法強行从物理系调出整我的全部材料,当着我的面焼掉了, 给我平了反!我万分感谢帮助过我的人,特别感谢那位老书记,特别感谢邓大人。我不恨那些整过我的人,不关他们的亊。这段磨难也是我的宝贵經历。有话"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今多少亊,都付笑谈中"。

(三) 1984年调回到故鄉珠海市,由于当时珠海市还没有高等学校(现在有十多所大学了,如北師大、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 我没法延续过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了, 因此我常自嘲是提前退休,也就是说以后做的多是些社会服务了。当时珠海市的领导很关怀我,安排我去珠海教育学院做主管全面工作的副院長(没有正院長), 学着做管理工作啦,在此期间还有兼职做的都是市科协、市政协、人大、学会…等社会工作,我被选为广東省力学学会常务理亊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珠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连任了三届)、珠海市数学学会理亊長、首届(1987年)珠海市高校教师中级职务评委会主任。此外还被选为珠海市香洲区第一届第二届的人大代表、珠海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兼科技专家组副组長、及市人大预算委员会委员、还选为珠海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兼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还被选为广東省第七届人大代表。刚回珠海时,北大的校友只有二十多人,我们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校友会,与澳门、香港的校友交流联欢。今天在珠海的北大校友己有数百人了, 校友会的领导班子更強大有力, 珠海还有一所北京大学的实验中学。今天, 珠海教育学院也更名为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有六、七千多在校生。

    此外我参加过由国防工办、由省科委、由市科委、由拱北海关等单位分别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会任主任、副主任、委员等职,也曾是第三届全国生物力学学术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副主任。还有在1991年我受国家教委的委托审订了髙師物理专业的"理論力学"与"高等数学"两个课程大钢。

    (四) 1996年, 到期退休了! 今后就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小时候有爹妈养,老了有退休养老金。我可以缷掉所有的工作,尽情去享受晩年生活了!

一生中我最怀念的是在北大读书的四年,从老師的教诲和同学们相处中,以及当时北大的校风和学风的熏陶, 我感悟出一些信念,例如: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勤奋学习持之以恒。 寻根问底追求真理……等, 并依照此做人、处亊、和工作, 虽然因此也曾使我受到过许多磨难与痛苦, 但是最终结果还是完满的、美好的。我的座右銘始终是北大当时的校训:”勤奋 严谨 求实 創新"。我还以为对人对亊都要顺其自然,抱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态度。感恩北大! 感谢上蒼!

Email : twlzjh@hotmail.com

“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机遇，但每个人在机遇面前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许，我们认为这些选择都来自于自己的主观愿望，但是当你对生活的了解越来越深刻，你就会发现，外界的客观因素其实对你影响很大，有时甚至超过了个人的主观因素。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不要以为你现在学的是数学，就会干一辈子。很多时候，时间环境发生了变化，你就不得不随之变化。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个人努力与时代需要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只有在整个时代获得发展的大前提下，个人的充分发展才更具备条件与可能。”

——丁石孙谈机遇与选择

北大回忆

王开逊

今年是我们数力系54级同学入学六十周年。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只算一瞬间，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一个不短的历程。

从54年考入北大到59年毕业，这五年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现在我就把在北大期间至今我还记住的点滴往事写在下面，错误或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记得我刚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时，低班同学就向我祝贺，说我今后是华罗庚的学生了。华罗庚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大数学家，我一直没有机会听他讲课。不过，我们刚入学时，华先生就和我们数力系新生见面并作报告，令人欢欣鼓舞。

1956年，钱学森先生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就来到北大，和我们数力系同学见面，并向我们介绍他的研究方向。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回国十分曲折的过程。只知道他是中国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

我们入学的那个年代，是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年代。我们用的教材是从苏联教材翻译过来的。考试采用口试，评分采用5分制（实际上是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个等级），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从苏联学来的。

提起口试，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江泽涵先生主考解析几何的情景。我觉得口试能很好地判断学生对考题的理解和对课程的掌握程度，因而是一种很好的考试方式（尤其是对于理科学生）。只是考试时间拉得太长，主考老师非常辛苦。

我们入学时，苏联展览馆刚落成不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展览馆还展示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宿舍，布置得很好，令我们十分羡慕。那时，我们都坚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们在大学期间喜欢看苏联小说。提起苏联小说，我最先阅读的是尼比留科夫所写的《海鸥》。我们刚进北大时，数力系和化学系的新生在颐和园后山举行一场登山比赛，我获得女子组第一名。直到2004年，我才知道男子组第一名是9班的刘明华。系主任段学复先生送给我们苏联小说《海鸥》以资鼓励。书上面有段先生题词。这本书我看完后寄给弟妹们看，他们后来又借给同学看，最后要不回来了。十分可惜！因为那是段先生送给我的。

北大的文娱、体育活动都十分活跃。我记得刚入学不久便参加了跳伞运动。北大社团很多，国乐社招人，我又报名参加。整个国乐社只有我一个女生。国乐社请了外面的人指导。当时练习了二胡曲《金蛇狂舞》和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我参加了一年（或一学期）便退出了。

我从入学开始就参加了北大田径队，一直到毕业才离开。田径队有专门的教练指导训练。我在跳跃组（后来当组长），教练是体育教研室的管玉珊老师。管老师工作认真负责，除了训练，还给我们上理论课。在北京大学生运动会中，北大田径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北大田径队还组织我们去北京体院（现在的北京体育大学）参观。并且把国家队请到北大来和我们田径队交流。女子跳高选手郑凤荣（打破当时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和男子举重冠军陈镜开都和我们见了面。

北大的田径水平比不上清华。我们北大是文理科，他们清华是工科，在身体素质上，学工科的一般比学文理科的要强一些。正因为如此，清华的田径运动员显得有些傲慢。记得有一年北京举行西郊大学生运动会，我参加了100米比赛。清华跑百米的女生对北大参赛的不屑一顾，傲慢得很。比赛结果，我得了第三（第一、第二名是北京体院运动系学生），清华参赛者落在我的后面。我为北大争了光，虽是第三，我当时的心情还是蛮不错的。

田径队于58年夏组织了一次夜行军活动。目的地是长辛店坦克三校。我们于夜晚12点在东操场宣誓出发，一路急行军，天刚发白，到达卢沟桥。当时我对着桥下的河水，注视良久。这就是七七事变爆发的地方！从此，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的抗战，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最后无条件投降。

    在坦克三校，我们都钻到坦克里面去了，体验在坦克里面的滋味。

在我念北大期间，留学生大多来自苏联和东欧的国家。这些留学生和我们没有什么接触。他们多半是来中国学中文之类的文科课程。不过，我在田径队时有两个特殊队员，一个在跳跃组，另一个在中长跑组。在跳跃组的本是朝鲜族，在物理系读书。后来他去朝鲜探亲，回来就改变了身份成为留学生，退出了田径队。另一个队员是日本人，名叫首藤青兹。一次，他去校医院看病，医院的人问他看什么，他以为问他姓什么，他回答说“首藤”，医院的人赶忙说“手疼看外科！"

首藤靑兹个头不高，十分壮实。吃饭时他捧着一个大海碗，吃得很多。（以前听别人说日本人吃得少，这里给出一个反例。）他是哲学系的，平时参加哲学系的一切活动。后来哲学系同学下乡，没有让他去。首藤是跟他舅舅来到中国的，听说他舅父在日本的一家报社工作，长期待在北京。由于日本侵华的关系，以前我对日本人都很讨厌，可是我对首藤的印象倒不坏。他为人很诚恳。

我在北大念书时，晚上大家都喜欢到大图书馆自修。由于座位不很多，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去抢座位。所以常常有同学打完饭一边吃一边往大图书馆方向快步走去。后来改成发座位牌子。由于僧多粥少，各班得到的牌子很少。记得有一次，我找到一个空位看书（我没有牌子）。看了很久没有人来，以为我可以一直看到下自修。谁知后来竟然来了一个人，他拿出那个座位的牌子给我看，要我让座。不得已，我只好让他。说来也巧，这位要我让座的同学后来也参加了田径队，他是化学系的，他还记得那晚要我让座的事，特意向我道了歉。我向他笑了笑，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以上所说都是一些陈年旧事。过去半个世纪了，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后记

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老了，还是赶上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如今互联网发达，同学们虽各在一方，Email却把我们的距离拉近。逢年过节，同学们互致问候，倍感温暖亲切。

58年时在北京参观一个工业展览，看到一个公路立交模型，感觉很好。如今，立交已在我国遍地开花。

54年我考进北大，从安庆到北京花了六天时间（在芜湖下船申请路费耽搁一天）。如今，乘飞机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而火车、汽车更是四通八达，方便快捷。

过去我们十分羡慕苏联。如今我国的经济已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是当年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俄罗斯在航天事业上还走在我们的前面。我国起步晚，但如今已突飞猛进，有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航天员已数次上到太空，绕地飞行，不久的将来就要登上月球。

说到我国的航天事业，就不能不提到我们七班的班长李颐黎同学，自从毕业后，他就从事有关航天方面的工作，我国第一个上天飞行的航天员杨利伟还是他的学生，他教过杨利伟的课。对此，我为李颐黎感到骄傲。同时，我也为我们数力系感到骄傲，为我们北大感到骄傲！

我们数力系54级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年级，出了七位院士。王选同学更是三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的激光照排技术为我国印刷事业开启新的一页。王选同学已经离开我们，我们全体同学会怀念他。

简历

1934年11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

1938年～1940年，在成都洞子口小学读书

1940年～1946年夏，在重庆歌乐山读了三个小学，毕业于歌乐山高店子小学

1946年夏～1949年1月，在南京二女中读初一至初三上

1949年2月～1950年春，在安庆女中初中毕业，接着在该校读完高一上

1950年3月～1951年5月，参加安庆地方干部学校学习，后分配到安徽省岳西县工作

1951年秋～1954年夏，回到安庆女中读完高中

1954年夏～1959年夏，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

1959年夏～1972年底，在北京轻工业学院数学教研室工作，这期间在五七干校劳动两年

1972年底，随校搬迁到陕西咸阳，学校名为西北轻工业学院

1981年1月，调动到华南师范学院（后更名为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微分方程教研室

1990年夏，在华南师范大学退休

地址：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高校教师村A座2208室（邮编：510631）

电话：（020）85213148

Email：honggb@scnu.edu.cn

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
王 选

初到北京的新鲜感

我于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共有十多人考入北大，进入数学力学系的就有张恭庆、陈孝萱、罗时健和我4人。那年8月底，北大图书馆的一位老师来上海接新生，上海考入北大的同学包了一列火车的几个车厢。北上的新生组成一个大队，队长是物理系新生周国生，他是调干生，入学前在上海一个区的团区委担任负责人，周国生后任物理系的年级党支部书记，品学兼优，不幸于1957年被划成右派。由于我的中学学生干部经历，被任命为小队长。

当时正值南方发大水，火车在南京附近时比走路还慢，两旁看到的是大树的顶部，从上海到北京共走了两天三夜。在列车启动离开上海北火车站时，车内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当时著名的苏联歌曲：“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当载满新生的大公共汽车进入北大西校门时，我被精雕细刻的大屋顶古建筑物震惊了，因为在上海从未见到这类建筑。当时哲学楼和大饭厅（现在的大讲堂位置）之间是海淀区的一条街道，不属北大，在街道上架起一座天桥，天桥以南是一大批新建的学生宿舍，24楼和25楼等刚刚盖好（1994年李瑞环同志参观北大方正时，说这批楼是他所在的施工队盖的）。54级的新生被安排在1斋到12斋的二层楼简易房内居住，这些楼的位置即现在的电教中心所在地。我住在11斋，一间大屋子打成三个隔断，每隔断住8人，共住24人。冬天一个燃煤火炉把管子通到每个隔断。负责烧火炉和打扫卫生的工友叫李锡友，他总是把洗脸间和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第一次去颐和园印象很深，因为过去从未见过这样宏伟的皇家园林。1954年秋游人很少，大多数的殿都免费开放，殿内有很多展品，包括慈禧的画像。当时的颐和园尚未修缮，保留了解放前破旧的状况，与今天相比，倒有些原汁原味的意境。直到1956年，我才看到一批白发的老画工，冬天在长廊上燃起了炉火，一笔一笔地画人物和花鸟画，使长廊的画貌焕然一新。“文革”开始破四旧时，我迫不及待地赶往颐和园，想再看一眼长廊的画，可惜己被红卫兵用漆涂掉了，大失所望。

北京的捷克造大公交车也使我觉得很新鲜，开关门是自动的。当时进城都走西直门，西直门到颐和园只有一班车，每次回校，都在西直门排长队等车，长队可达数百人之多，但很少有不守规矩加塞抢上车的。

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南方的广播电台播送的都是当地语言，所以初到北京时语言上略有障碍，一位湖南来的同学，在大饭厅看电影时，碰到一位北京人一路喊“借光、借光”，他还以为是要借火抽烟。来自无锡的张纪泉同学去饭店吃饺子，对服务员说“要一盘儿饺子”，由于儿话音说得不标准，服务员给了他120个饺子。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

54级新生共200多人，在数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新生的水平也是空前的，54级后来出了6名院士：张恭庆、周巢尘、胡文瑞、张景中、朱建士和我。200多位同学来自五湖四海，除西藏、新疆、台湾和香港外，内地各省和澳门均有入学学生。开起会来，不少同学说着方言，或带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四年学生生活使我辨别和听懂各省方言的能力大为提高。

一二年级不分专业，200多人分成9个班，其中有两个班是考分高的，即6班和9班，但当时是保密的，学生均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不知道哪个班是考分高的班。我被分配在6班，两年后我才知道这是考分高的班。6班中成绩最突出的是陈天权，他是上海中学考来的，中学期间就学了部分大学课程，并具备了阅读英文和法文数学书的能力。上数学分析习题课时，他常常很快把题目做完，习题课老师吴文达就给他另出题目，吃偏饭。有一次在解析几何习题课上，他出了一个奇招，使一个习题的结果极为简洁，任课老师程庆民感到吃惊，思考片刻后肯定了他的结果，并加以赞扬。陈天权在二年级时就发表论文，我记得题目是《典型拓扑域上的黎曼可积性》，论文的内容均是课程中尚未学到的东西。程民德先生后推荐给其他教授，并评价“陈天权已掌握了有关领域的全部基本知识”。陈天权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古大学，改革开放后恢复学位，他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后调到清华大学任教。

9班中成绩最好的是张恭庆和马希文。张恭庆在中学时就已显露出数学才华，当时《数学通报》上每期刊登难题，解出难题者的姓名公布在该杂志上，张恭庆常常是解出全部难题者。所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教务长赵宪初(后为校长、著名的数学特级教师、上海政协副主席)在我们中学毕业前的大会上说“张恭庆的本事比我大”。马希文是北京四中考来的，入学时尚不足15岁，是带着红领巾进大学的。我入学后就听说，北京报纸上把马希文称为“北京神童”，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聪明的人。

马希文很轻松地对付大学课程，余下的时间就按自己的爱好发展，他学过蒙古文，用德文写过诗，更大的精力放在音乐上，“文革”期间成为北大乐队的作曲。1979年赴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在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图灵奖获得者麦卡瑟手下从事研究，麦卡瑟有一公理系统长期以来有毛病，但始终找不出原因，马希文只用两周时间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麦卡瑟大为震惊。马希文兴趣太广泛，未能专注于某个领域，他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其才华相比，这些成绩是不相匹配的。马希文于2001年患肾癌，在美国动的手术，由于手术中的失误，不久就去世了。

5班中最突出的是张景中，他不仅成绩好，文学水平也不错，发表过诗作，他的政治课读书报告曾作为范本张贴在墙上供大家学习。可惜的是1957年他被划为极右派，发配到新疆。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仍不忘业务，与人合作，得了一个国家发明二等奖，后在机器定理可读性证明方面做出重要成绩，当选为院士。2001年我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一位1957年曾任北京团市委负责人的干部来医院探视，谈起张景中，她说：“当时划右派时就十分犹豫，因为他的功课太好了，很舍不得。”

充满团队精神的集体生活

50年代同学中互助友爱的风气较盛，一年级时我班王树桂同学(班上惟一的党员)家庭困难，大家就凑钱买了绒裤，并由女同学绣上“王树桂”的名字送给他。对学习困难的同学，大家也注意关心和帮助。每天下午4：30以后班上组织体育锻炼，每周有一个下午是文娱活动时间，唱歌、跳舞，游戏或排戏。数学力学系举办文艺会演，我班由文娱委员张纪泉主持排了反对浪费粮食的活报剧，得到了好评。那次文艺会演还有一个节目我印象较深，是由高年级学生刘婉如、常兴华演唱的“小小行列式”，一开头就唱道“行列式本是段(学复)先生教，我们姐妹俩来唱一唱啊!”下面就把行列式的一条条定理都唱了出来，例如“行列式一行等于两行的线性组合，行列式啊!”

每年春游是最高兴的事，既尽了兴，又增加了同学间的友谊，樱桃沟、碧云寺、八达岭均是我做学生期间春游去过的地方。有一次我班还打牙祭，自己做红烧肉吃，由金旦华同学负责，我和尹桂彬同学则去棉花地(现在的五四操场)的住户家借炉子和锅，居然如愿以偿。我第一次在东来顺吃涮羊肉也是和一批同班同学一起去的，因为沈立同学已先吃过一次，回来一番形容引得大家垂涎欲滴，便一起前往。沈立同学成绩很好，“文革”期间力学系迁往汉中分校，在一次执行施工任务中他不幸遇难。

在大饭厅听报告

50年代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当时已年过七十，人们都尊称“马老”。由于他威望高，面子大，所以常能请到领导人来北大演讲。例如1957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周恩来总理来北大演讲。周总理还多次陪同外国领导人来北大；李富春同志曾作过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陈毅同志曾作过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马老介绍陈毅时说：“他不仅会打仗，是总理外交上的得力帮手，还会写诗，是个诗人。”介绍完演讲人后，马老总是搬一把椅子，横放在演讲人小桌子边上，边听边记。陈老总上台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是马寅老掐着我的脖子让我来的”。接着十分生动地介绍当时刚闭幕的亚非会议一些内幕，有一个情节最精彩，陈毅说，会议结束时某国家的领导人说：“这次会议大家都犯有错误，只有中国的周恩来没有错误。”此话引起我们的热烈掌声。

胡耀邦同志当时刚满四十，任团中央书记，精力充沛，讲话时表情和动作很生动，有时还在台上转360度的一个圆 。讲到京剧演员杜近芳等赴欧演出大受欢迎，不亚于当年梅兰芳出国演出的盛况，他开玩笑地说，“杜近芳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近似’梅兰芳，而出国演出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她老师，说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 9 5 7年康生出访南斯拉夫后，受马老邀请来北大介绍南斯拉夫情况。他一上台就用山东口音宣布：“今天的报告不准录音，不准用速记记录，你们若不同意的话，咱们见个面，我就回去了(意思是报告不作了)。”当时就感到康生久经运动，生怕报告中有什么辫子被人抓住。

50年代江隆基同志任北大副校长，后又兼任党委书记，是北大的实际负责人。他是一位教育家，对北大颇有贡献。我们听他的报告次数最多，但有时他也会不顾场合发表长篇讲话，记得有一次阳历除夕晚会上，大家都等着看节目和联欢，他却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足足讲了四十分钟。江隆基后任兰州大学校长，“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50年代时，马老脸色红润，身体十分健康。一位与马老共事的苏联专家自以为已通晓汉语，本意是想赞扬马老健康得像个小伙子，却说出了不伦不类的话：“你真是个老小子啊!”闹了个笑话。马老讲话时自称“兄弟”，说话随便，没有套话，也不带官腔。一次讲话中他抱怨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洗冷水澡的八大好处”，投给北大学报被退回，说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文章。他为此而不平，可见北大作风之民主，校长的文章也可退稿拒登。马老所作的报告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1957年的“人口论”，那次报告中他对人口过多的负担十分忧虑，讲话语调非常激动，并不时拍打桌子。在报告中他举例说明深入调查的重要性。他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看到农村的公厕只有半截墙，外面能看到上厕所的人的脸，他觉得不文明，应加高围墙或改成封闭式的。后来农民告诉他：“你是美国博士，但你不懂得，我上厕所时要看住我放在外面的扁担，以免被人偷走。”马老说，这番话使他恍然大悟。马老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人口数据统计的重要性，他说现在的数据都是static (静态的)，一定要有dynamic (动态)的数据才能反映人口发展趋势。马老“人口论”的 远见卓识已被历史证明，当然那次讲话中，马老在情急之下，也说了一些容易被抓住辫子的话。例如他说“日本、德国因为面积小，人口多，所以要出去寻找Living space(生存空间)，”“由于人口剧增，中国下一代领导人还能不能提倡和平共处?”对于一时的不妥之词，马老后来也接受了批评，但对人口论的基本观点始终坚持真理不做妥协，这是值得钦佩的。

令人难忘的一年级基础课老师

大学一年级的三门基础课解析几何、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把我们从中学数学一下子带进了高等数学的殿堂。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没有老师们的精心教导，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跨越的。解析几何由江泽涵先生讲授，他当时已年过半百，是北大的一级教授，由此可见当时北大对基础课教学的重视。江先生的教材是自编的油印讲义，因为当时尚无成熟的教材(包括苏联的)。我至今还记得，课间休息时，江先生总要抽一种散发香味的烟斗。 教授数学分析这门主课的程民德先生，当时是37岁的正教授，他讲课循序渐进，十分严密，培养了我们严格思维的习惯。

50年代中期一批品学兼优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周培源、程民德先生也在其列。我记得程先生入党的会议是晚上在哲学楼的大教室内举行的，主持人是当时的系总支书记林建祥，先由程先生介绍自己的历史，后由入党介绍人吴文达作审查报告，再投票表决。这次会议领导很重视，主持北大日常工作的江隆基副校长出席了会议，也邀请了一些学生干部参加。表决后有一段自由发言时间，学生中张景中即席发言，他把“程民德先生入党”说成“程民德先生入团”，因为他的河南话讲得很快，所以并未引起哄堂大笑。最后由党委书记史梦兰讲话。“文革”前程先生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冲击。1980年，程先生当选为学部委员，打倒四人帮后他开创了模式识别和指纹识别的新方向，比我高一班的石青云院士在这一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高等代数的先是聂灵沼先生，后是丁石孙先生。丁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表示不惜用6个人去换丁石孙一人来北大，可见他才华之出众。丁先生教我们时才27岁，后接替陈杰先生担任系秘书职务。当时年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丁先生对54级情有独钟1956年时曾与54级同学一起划船游颐和园，并在石舫讲了话，他说：“现在的青年学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大家都有理想。”确实，50年代时，我们对未来的美好前景充满了憧憬。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游园的照片。

丁石孙与化学系桂琳琳老师的婚礼是在俄文楼二楼举行的，不少同学都参加了，主持人是吴文达先生，他专门带来一个手摇铃，并解释说：“桂琳琳结婚后就改称丁琳琳(叮呤呤)了。”代表54级学生发言的是吴庆宝，她在这种场合特能发挥，当场还送了一个洋娃娃，祝他们早生贵子，引起哄堂大笑。婚礼的压轴戏是吴文达策划的“新郎给新娘上口红”。 1958年丁石孙先生三十岁刚出头，正处在创造的最高峰时却遭到了厄运，受到了批判和处分；“文革”中他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与一批“黑帮”和“牛鬼蛇神”一起排队劳动，只见他面色阴暗发黑，只有两只眼睛还炯炯有神，略显当年的神采。“文革”结束后，丁先生在教学和教材编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担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和校长期间大力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可惜的是80年代正值北大经费最困难的时期，有些事情想办也办不成。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激光照排系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项目也是在丁石孙任校长期间从科研成果转化成产业的，但北大方正给北大的大量回报则是丁校长离任后的事情了。

一年级习题课的老师也很优秀，数学分析习题课由吴文达、陈永和担任。吴文达先生生性乐观，讲话有趣。1958年在苏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革”期间更是作为计算数学专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批斗，但他都挺过来了。“文革”结束后创建北京市计算中心并任主任，还担任北京市科委委员。1999年底我们54级的老学生为吴文达先生庆祝七十大寿时，他仍充满风趣和说话幽默，注定是一个健康长寿的乐观人。

高等代数习题课老师是郭悦成，他与陈永和均是数学系专修课毕业生中的尖子，当时都是单身，两人一同住在好像是16 楼(筒子楼)的一间房间中。他们两位专注于数学，不大注意房间卫生，我班的课代表常去两位老师宿舍交作业本，回来后总要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宿舍内的脏乱情景。陈永和很有才华，“文革”前数学系曾想派他去法国深造，后因“文革”而作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陈永和受到残酷迫害，跳楼身亡。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今天他也许有可能当选为院士。

解析几何习题课老师是程庆民，他是年轻教师中的三好积极分子。他的习题课很有特色，尤其是一学期末的一堂总结课，真是十分精彩。他用高的观点，深入浅出地把一学期的内容串在一起并加以提高，大家听后受益匪浅。后来55级的一位同学也向我提起过程庆民先生的总结课，也是赞不绝口。我一年级阅读的第一篇文献是程先生提供的，当我按文献内容作完我一生中第一个学术报告后，程先生鼓励了一番，同时指出我的一个毛病：身体老挡住黑板，使大家看不见黑板上的字。

程先生曾担任过我班的班主任，工作很深入。他曾组织过数力系教师篮球队与54级学生队比赛结果我们赢了。一年级时我班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康继鼎同学，程先生来参加这次发展团员的会议，会议结束时作了一个不短的发言，主题是“要经常总结和调整自己的思想，与党保持一致”，并说经常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他的讲话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程先生作为一名党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工作很勤奋；但同时他又是具有很多独立思想的人。反右时程庆民被划成右派，在全系引起轰动，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很不错。听说有一位教师曾说自己愿意代替程庆民去当右派，因为程庆民当右派太可惜了。对程庆民先生的处分是最轻的，留校察看，但他自己要求下乡劳动改造。“文革”中程庆民又上升为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四人帮倒台后，终于平反。上学时我就知道程庆民酷爱文学，他在我班聚会时介绍过苏联小说《茹尔宾一家》中的故事，但想不到60年代程庆民成了作家，他的作品在电台中被配乐朗诵，龚雪早年主演的电影《祭红》就是根据程庆民的小说改编的。

带领我们进入计算机领域的专业课老师

二年级下学期末开始分专业，张恭庆、陈天权、张景中、杨路(杨九高)、洪允楣等一批成绩最突出的同学选了数学专业。计算数学专业那年刚成立，我因为看到了计算机的前景而选择了这一专业，当时的专业主任是徐献瑜先生。

徐献瑜先生教过我们两门课程：微分方程和程序设计。他讲课风趣生动。例如在讲授朗斯基行列式的特点，即“行列式内有一点为0，则统统为0”时，他打比方说，好比学校内有一个人伤风，则全校所有人统统都伤风。此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使我至今仍记住朗斯基行列式的这一特点。

1960年我作为无线电系的教员到738厂搞技术革新，数学系的徐献瑜、吴文达先生也同时下到738厂。当时100多人睡在738厂一个仓库的地板上，每人的铺盖只能占到身体宽度的1.5倍，非常拥挤。徐先生也和我们一样过这种艰苦生活。有一次开会，738厂的一位领导感慨地说：“听说北大一位年近半百的教授也睡在仓库的地板上，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徐先生今已年过九旬，仍腰板挺直，这与他达观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另一门专业课“电子计算机原理”则是张世龙先生讲授的。张先生是一位绝顶聪明和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于1956年开始独立设计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所参考的资料只有十分简单的外文文献。他的这门课大部分内容就是他主持设计的这台完整的串行计算机，从逻辑到电路都很具体。他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独立设计一台完整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的人，但由于磁鼓存储器不过关，机器未能运行。而科学院计算所夏培肃先生主持设计的小型计算机，由于有计算所磁心存储器研制组的有力配合，后来者居上终于率先运行，成为我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真正的第一。

1959年反右倾时，张世龙刚满三十，正是风华正茂之际，却被作为右倾的“党内专家”，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处分。“文革”期间又因“特嫌”而隔离审查，因为他自知没有问题，所以泰然处之。张先生“敢为人先”的勇气影响了我后来的科研生涯。

董铁宝先生是从力学专业转入计算专业的，他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程序员”。五十年代的董先生在美国Illinois大学的Illiac I计算机上解了大量题目，而Illiac I是美国最早的计算机之一，后来的Illiac IV则十分有名，是平行计算巨型机的先驱。董先生带回了很多IlliacI上的基础服务性程序，还带回了1946年由Von Neumann执笔的关于存储程序概念的报告(Preliminary Report，后称为Von Neumann报告)，1958年初我看到的这一报告就是董先生带回来的。张世龙先生在设计计算机时很重视董先生的意见，认为他是真正大量使用过计算机的专家。董先生为人耿直，比我大2 0岁，我们后来成了忘年交。董先生离开美国时留下一笔钱给王浩教授(著名的数理逻辑专家、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定理机器证明的先驱)，由他按时把Communications of ACM杂志寄给董先生。这一杂志我在60年代时每期必读，有些载有重要文章的杂志就是从董先生那里借来，并长期霸占。其中最重要的一期是1961年第1期，上面刊载Rump Group Seminar(美国一个讨论班)的一系列关于ALGOL 60编译的文章。DJS 2l机上ALGOL 60编译系统中关于换名参数的处理方法完全是从该期上学来的。我至今仍保留着董先生的一部分Communications of ACM杂志。源语言一级上的有力调试措施是DJS21编译系统的重要特色。15年我把这一方案向董先生详细介绍，并征求他意见时，他肯定地对我说：“不敢说百分之百，但绝大多数程序故障都能通过这一系统查出”，使我很受鼓舞，后来这些措施深受用户欢迎。

文革开始，已经有少量点董铁宝名的大字报，我见到他时劝他“不要怕，事情总会过去”，他回答说“有点怕”，当时已看出他比较紧张。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作为“特嫌”被隔离，不堪受辱上吊自尽。后来王浩等美藉华人回国闻知此事时深表惋惜。

四年的大学生活正是“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也经历了反右派“人斗人”的残酷场面，许多成绩优秀的同学，如张景中、杨路、洪允楣、于劭、陈孝萱、赵立人都成了右派，受了二十年的苦难。这使我想起夏衍的一首打油诗：“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非等闲，一顶帽子头上戴，搬他不动重如山”。幸运的是，当我们四十岁左右时，迎来了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人在后半辈子做出了新的成绩，当年的“右派”有的成了院士、劳动模范和单位的骨干。受尽磨难的我们这一代人聚会时都毫无例外地谈到：数学力学系学生时代为我们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
2003年7月22日  原始出处：《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九十年》

为何成了“六不像”的人？    

王有志

【开篇】北大的数学力学 + 部队的教学科研 + 接连蓦然转向六次，造化成六像六不像之人。

【教学】1959年从概率论专门化毕业，不成想被分配到部队院校。国庆前怀着忐忑赴西安报到，分配到基础教研室教高等数学。那学院基于中专刚刚组建，已有教员中具大学资质者寥寥，一行十几个应届毕业生就成了大王，径直推上大教室主讲。

对教学质量，要求得好生严格，领导层层听讲，学员月月评讲。月余下来，反映“语调平淡；但逻辑严谨，语言简练。”语调天生，只能扬长避短：讲课“演讲化”：推敲再三、谙熟于心，追求课堂上不能增删一字；板书“排版化”：量测黑板尺寸，能写几行、一行几字，文图预先设计妥当，除在课间擦去下节课不再使用的部分外，力争课堂上不擦黑板。几轮评比，当上院级“郭兴福式教学标兵”。

【插曲】1960年3月一天，教研室主任约谈：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院领导高瞻，断定今后得不到俄语资料而只能靠英语文献了；档案中见你一外是英语，你就对教员兼教英语吧。“驯服工具”早沁入心脾，哪能说不？奔书店幸得一本英语句型图解册子，便从背去的原版数学书中摘出一批批句子，依句型断续分解了两仨月；自己把7大句型是整明白了，听者收获天知道。

【运筹】正当沉浸在争取编上两三本像样教材，憧憬评上个中校、教授时，部队组建研究所，1967年突接调令回京搞军事运筹。转到研究，一要了解专业动态，二要掌握专业基础。对于动态，美英虽各有一种运筹学杂志，但有关文章凤毛麟角；只能诉诸AD（军事技术文献）和PB（政府出版物）两大报告。一查之后，方知什么领域的生词都有，词汇量顿成瓶颈，原有的3千词《英语最低限度词汇》哪够，就学8千的、1.5万的，仍然难以应付，索性读郑易里的3万词《袖珍英汉词典》。经过持续两年的“半隐式”（将蓝绿塑封换成红宝书皮，唯恐被联系地主出身戴上“白专”）傻记，到囫囵吞枣知其八九成时，终能较自由查询索引，写出了动态综述并译出几篇重点文章。同时恶补专业知识（武器、效应和算法），实地考察调研，提出了系统模型和图解方法，与美国运筹学杂志同期发表的模型相比，复杂度居然高出一两个量级。适逢全国科技大会召开，评上了一等奖，军报跟着报道一篇，又补缺研究室主任。

【软件】这种模型属于稀疏马尔科夫链，阶数甚高。为配合刚引进的自动化指挥小型试验系统，总结出此链转移矩阵构造算法（因而具有可计算性），写出以此为基础的专家系统方案。呈送所长并请求配人设计程序时，说是方案虽好，可计算机科班所里只有六位，到哪抽人给你编程？只好战战兢兢去学上机。原来在大学各门课中，最怵的就是计算机，烦透了地址、指令什么的都得写成机器码。可现在有了Fortran 4，看一阵后写5个小程序，一次通过四个并打出漂亮结果。遇到这种半公式半英语的高级语言，犹如久旱逢雨。趁势探查出此语言还有汉字-整数码转换、控制盲文字符（可以此拼出地图示意）等10余条未披露的指令（是后来Fortran 77指令集的雏形），以此设计出综合计算-汉字-图形的专家系统，演示后有人称奇。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日后连同前面的科技大会奖，当了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帖。

【科管】见此情景，在1982年引进大型自动化指挥系统时，受命担任软件谈判组组长。半年内通读了该系统20余本软件资料，系统总体大体知晓。采购谈判顺利，合同订得圆满。恰遇编制调整，所长热门人选，大跳级到更高位置；不才居然小跳级成为黑马。业绩不过尔尔，但改革试点、军民两用产品红火，创收令人艳羡，加之人缘尚好，到了换届时，便一再连任。

【勇退】始终认为搞技术管理本非所愿，只是应几年景。到了1989年，当七八年所长后，眼见有人对这小官位十分上心，也觉着再当几年难捡回业务，决意请辞，未获立准，答：“年龄不到任职上限，平白无故怎给你打报告免职？”。未几峰回路转：“今有机遇，去考高级访问学者（后听说是碰上了出访年龄上调到35-55岁，而部队一连两年送考的英语都没过关，废了名额）；你若考上，自然就好重回业务了。”通过考试和培训后，原分配去加拿大；但为引进设备去美国参访过，十分向往英国。周巢尘得知此情，主动帮忙联系到曼彻斯特科技大学(UMIST)。出访还得有身份，又找到陈家鼎，请求认作北大概率统计系名义教授。1991年7月，得以近54岁之身留英。临行前夕，好心人指点：“你访问回来面临退休，在部队争取项目很难。发挥你基础知识优势，到地方去闯吧”。“你英语可兼翻译。”

【访英】不错！搞翻译能把学来的“六艺”整合起来。于是在英国的一年零七个月，除必要学术活动外，重点放在磨练语言。用的不外乎穷办法：钻图书馆；免费参加英语圣经讨论班；节假日随学联组织的参访，或背小包乘大巴“自由行”，英国近70个城市去过2/3。英国人矜持得很，同车并坐两三个小时始终不会理你，可不耻下问请教英语或英国文化时，他们话匣子立马打开，一路上你耳朵就别想清净。通过主动接触native speaker，在讲、译英语上壮了胆，也积累些感性知识。一次到访南海岸中部的朴茨茅斯，与同路男子搭讪：“您从美国来吧？”“不，我当地人。”“可您满口美国腔啊！”“我本地口音。”回去借书一查，48个音标中，那里有45个与美音相同，特别是带r音节的儿化音。美音出自何方一直是个谜，谁料谜底是朴茨茅斯。

【编审】1993年2月回来。因原单位在国内计算机上率先用上汉字，并制定汉字点阵字模国标，与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院有长期协作关系。受聘为其信息技术标准化专家组成员。翻译、译审有关信息技术的国标、军标200余项；特别是（重）译了《国际标准化组织  信息技术词汇》、《信息技术美国国家标准辞典》。又应朋友之邀任清华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主编《汉英数学词汇》，复终审书籍约100部。荐举为第二炮兵军语编审特约专家，承担二炮军语、军事百科条目英语配词的审定和补词工作。

【译理】1997年5月退休后，将译审中的点滴陆续提炼成文，试图将运筹学方法（对系统作分析、量化、优化）引入科技术语、辞书的翻译理论。先后在《中文信息学报》、《科技术语研究》杂志上供稿《信息技术名词定名的系统分析》、《英汉科技翻译中的术语定名规则探讨》《科技术语定义的特点与常见问题》、《海峡两岸信息技术术语异同与优化》等。以所列最后一篇为例略加说明。因属于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峡两岸信息技术术语协调特别工作组成员”，得见台湾的《电子计算机名词》。信息技术术语量约二十万条，两岸术语逐一比对不是办法。但组合语占5/6，组词法同一；因此选出1千个术语元（组词成分），不难分成几类：同名同义的（如“嵌入”）、异名互懂的（如“交互”︱“互动”），异名同义的（如“固件”︱“韧体”），同名错指的（如“列column︱row”）等（此即分析）。对不同类别的“易交流度”赋予同的值（此即量化）。前两类约占7成，总体易交流度目即达70 %。对于影响交流的后几类，分别采用“互纳为同义语”和按“直译首选”、“避让既占”等规则统筹另行定名（此即优化）之后，易交流度可达86  %  -  91 %。对比“英语圈”，因其涵盖多国、一词多义、虚实混同三因素影响交流，分析量化后推知其易交流度为90 % - 92 %。可见“汉语圈”要达到这样的水平，绝非不可企及。

此期受聘全国科学技术审定委员会通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编委，参与制定《通信科学技术名词》。另总结了《科技术语语法》系列报告，并受托作了《如何写出纯正科技英语》讲座；随接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兼职教授聘书。

【尾声】教学-运筹-软件-科管-编审-译理，六个阶段，六个领域，人说都带着“北大”印记。不过业绩差强人意，充其量“高不成低能就”而已。

年轻时太过贪玩，非业务又虚度太多光阴。到老来对那些都失却兴趣，最怕闲来无事。牛津加韦氏（两词典系列），奉为圣贤典。不时勤浏览，似与圣人言。消遣又颐养，岂非活神仙？

简历

河南省南阳市人, 1936年9月生。

1954年7月南阳中学毕业。

1959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概率论专门化毕业。

1959.09 — 1966.06第二炮兵工程学院训练部高等数学教员。1966.07 — 1989.12 第二炮兵第二研究所从事运筹学、计算机专家系统研究，后任研究室主任、所长。

1991.07 — 1993.02 英国曼彻斯特科技大学（UMIST）高级访问学者。

1997.06 退休，转入英汉科技翻译、科技术语的理论、实践和方法研究。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8号院 交通部水运院 安环部 陈俊峰转（邮编100088）

电邮：wang.youzhi@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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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136 4120 1518  137 1890 5773

徐献瑜老师长寿百岁，晚年按时起居，饮食适度。白天读书、写字、下围棋，晚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子女们劝他多做一些运动，他一本正经地反问：是爱动的猴子活得长，还是不动的乌龟活得久？

根据徐献瑜女儿徐泓回忆《父亲徐献瑜》

相识甲子忆教学

王振东

    相识一甲子，燕园情怀深。离开燕园的五十六年，我先后在三所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现主要就有关教学科普上的一些经历，写给入学六十年聚会的《六十年情怀》文集，以向老师和同学们汇报交流。

我1937年6月28日出生在南京下关离长江边不远的乙兴里1号。1937年12月13日，日寇在南京疯狂地进行了大屠杀，母亲用锅灰抹黑了脸，抱着五个半月的我匆忙乘小船逃到八卦州，又逃避到江北六合县的瓜埠,才躲过了这场屠杀浩劫。懂事后，母亲对我说，逃走时只拿了几块尿布，而家所在的乙兴里已全被日本兵烧毁了。1940年回到下关，住入重建的复兴街9号，复兴街（“复兴”二字可能指浩劫后，在废墟上重建的意思）是一条短街，从中山北路算起，不多远就是另一个街名二板桥。

4岁半时，父亲送我到复兴后街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第一次到私塾时，先向孔夫子画像磕头，再给老师磕头行拜师礼。老师让先学握毛笔写字的姿势，用小手指夹握着小纸团用笔，以后再撤去纸团，小手指仍须旋空、不能挨上手掌。握毛笔姿势不对、或背不出书，都要挨扳子打手心。约半年后满5岁离开了私塾，去龙江小学上一年级。

龙江小学在下关火车站（曾称南京西站，现己不作车站，准备改建为南京铁路博物馆）附近的原静海寺旧址，教室是屋顶很高的旧寺庙房子。静海寺是明成祖朱棣，为表彰郑和下西洋的功绩而修建的，赐名“静海”，㝢意四海平静、天下太平。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在此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从这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始，1842年到1949年的107年间，中国与外国共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所以，静海寺是中国近代史起点的见证地之一。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拆除了这里的校舍及房屋，于1997年重修了静海寺，并铸建“警世钟”，成为一处人文景点。

1953年在南京市第八中学读书时，读了一本翻译的航空科普小册子，所说飞机为什么会飞的道理，激发了对流体力学的兴趣。1954年在南京八中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因父亲在苏州振亚丝织厂做工，哥哥去了郑州工作，都不在南京，母亲未上过学不识字，也没有对我报考学校和专业的志愿发表意见。所以就按自已对流体力学的兴趣，报考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北大数力系1954级200多人在一起听名师讲大课，按小班上习题课、开展活动。我一年级在八班、二年级在七班、三年级在力三三班、四年级在流体班，先后与约100位同学同在过一个小班，得到了向许多同学学习的机会。记得刚到北大时，个子还不到1米7，大学一年级长到了1米8。在北大的四年，既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又受到了科学、民主精神的薰陶。北大老师的热情诚恳、诲人不倦、以身作则，他们言传身教使我学会了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

1958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毕业，分配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在西安交通大学（1958—1961）、河北大学（1961—1986）、天津大学（1986至今）任教。

1961年到河北大学工作时，拜物理系的二级教授马沣先生（1897—1966，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26年获英国里兹大学硕士学位，1927年任河北工学院机械系主任）为师，进修流体力学，主要学习Milne-thomson的名著 Theoretical  Hydrodynamics 。马先生要求每次都要用英文写阅读笔记、作书内所附英国著名大学的研究生考题，交先生审阅。一次演算时，得到椭圆长轴与来流垂直时为稳定平衡位置的结论，马沣先生笑着说：这就是唐诗中的“野渡无人舟自横”。随后就去图书馆找（清）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查到了韦应物的七绝“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初次认识到古人早己对所算流体力学题目的结论有所认识，1963年在河北大学举行的科学报告会上，我所作的“二维流动的复变函数方法”报告，指出了中唐诗人韦应物的诗句“野渡无人舟自横”，描述的正是流体力学的现象，这洗练的诗句里凝聚了诗人对力学现象的洞察力。

1972年初，军宣队让我去白洋淀旁的河北大学五七农场种水稻，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劳动之余不能读业务书，但可以看领䄂喜欢的唐宋诗词，就带了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等几本古代诗词书，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的《诗词格律十讲》，在劳动之余阅读，很受启发，领悟到像“野渡无人舟自横”那样，不少唐宋诗词的作者是用力学远动景象来抒发情思。过去人们是从老子、庄子、墨子等一些思想家的著述中，去寻找古代的力学思想，却不知唐宋诗词中也有一些佳句，是古人对力学现象的精湛描述。当时还写了一点读书笔记和打油诗，如挖沟渠浇灌稻田时，在插入渠中的铁锨后面看到了清晰的卡门涡街，就写下了“挑沟常见卡门涡，给排渠水思流力”。这些为日后撰写力学诗话的文章作了准备。

作为教师，应当努力将不容易明白的事情，使学生不仅能弄懂，而且还饶有兴趣。1987年给天津大学力学系1985级讲“流体力学”课，12月底最后一堂课的下课前夕正好讲到“理想不可压缩流体无旋运动”，经过计算得到一个结果，就在黑板上写了韦应物的七绝“滁州西涧”，指出这正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时全班同学突然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件事鼓舞了后来将自己对唐宋诗词中关于力学现象观察和描述的佳句，和近代力学的发展交融在一起阐述，陆续写出来放在杂志上，提供给更多的大学生和读者阅读和欣赏。

1997年天津《今晚报》刊登了博导征文启事，我以“野渡无人舟自横”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应征，刋于1997年9月20日《今晚报》副刊“日知录”拦目。这篇短文主要是引了几首唐诗，说明古代诗句中也反映了不少力学道理。

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李正明编审见到《今晚报》上文章后，邀为他们的“大学生丛书”写一本书，于是与武际可同学商量，将我们俩人多年在《力学与实践》杂志“身边力学的趣话”栏目中发表的20篇文章，略加修改补充并加一些插图，于1998年10月合作出版了《力学诗趣》一书。1998年是母校北京大学建校百年，我们在序言中写了以这本书献给母校北大百年华诞。《力学诗趣》出版后，收到了王仁、冯元桢等前辈老师来信赞扬。《力学诗趣》于2001年5月获得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共同颁发的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

我2002年11月退休，2006年8月送走了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从教40多年，曾教过一千多名本科生、一百多名研究生。1996年11月获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1997年10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北大老师对科学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一直教育着我，也为在退休及进入古稀之后怎样继续做好一名教师作出了榜样。

1991年10月周培源老师（1902—1993）来天津大学参加我们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湍流与流动稳定性学术会议”，以九十高龄作了题为“非压缩性流体的湍流理论”的大会学术报告。原计划报告时间是35—40分钟，可是周老师越讲兴致越高，一直站着、不停地讲了75分钟。按照“祝九”的习俗，中午我们在学校42斋招待所餐厅为周老祝了九十大寿，他在祝寿时高兴地介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治学、做人的4条经验：“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没想到这次大会报告竟成了周培源老师一生作的最后一次学术报告，后来按录音整理发表于《力学与实践》杂志。至今我还保留着周老1991年5月寄来用毛笔所写为会议的题词：“积极开展流体湍流运动的实验、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99年5月，我受聘担任中国力学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力学与实践》杂志的主编。为想在杂志上多刊登高水平科普文章，宣传力学对科学、技术、国防和经济建设的贡献，便去向担任过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的王仁老师（1921—2001）汇报这个想法，先生当场确定以“反演的力学”为内容带头写科普文章。7月寄来了“力学的反演、反演的力学”,2000年2月又寄来第2篇科普文章“‘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论机械设备的‘健康检测’”，2000年8月先生去美国参加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回北京不久，体检发现胰腺癌，在病魔缠身时，忍着腹部疼痛又赶写出第3篇科普文章“力学模型及其局限性”。2001年3月23日下午，我与老同学武际可、邵秀民，以及陈耀松老师去协和医院看望先生。王仁先生在短暂清醒时，用插有输液针头的右手紧握着我的手说：“第4篇还没写完……”。我听后心里十分难受，也为先生在弥留之际，仍惦念尚未写完的力学科普文章而感动。王仁老师用生命诠释了对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

周光坰老师（1919— ）虽退休多年，近八十岁时还领着北大、复旦、中大三位教师编著了高水平的《流体力学》教材；2010年4月底他从美国回来，来天津大学时告知正在撰写《流体力学史》一书。装了心脏起搏器又拄着拐仗的九十一岁老人，还在精心著书，真让学生肃然敬佩。

由于北大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我退休以后一直笔耕未辍，以书面形式在面向更广的“课堂”上,将教学的心得、体会和有关资料与年轻教师和学子交流。不断为京、沪的《力学与实践》、《科学》、《自然杂志》等期刊撰写力学科普文章，并将一些文章放到《科学网》、《天益网》、《中国力学学会网》等网站的电子文集中，以文会友，进行交流。2008年作为《大众力学丛书》的一种，将己发表的一些科普文章结集为《诗情画意谈力学》出版。2013年《力学诗趣》又应邀参加“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再版。今年还将近几年新发表的一些科普文章，结集为《趣话流体力学》交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希望这几本力学科普书，能使读者体验力学趣味、感受力学魅力，以诗情画意之美，增益力学之美，以力学之美，体验诗情画意之美。

六十年前，我是受到一本科普小册子的影响，对流体力学产生兴趣，报考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来到燕园学习的。希望我所写的力学科普小册子，也能启迪一些年轻学子,有兴趣来学习、应用和研究力学。

2014年6月写于天津大学新园村

简历

1937年6月 出生于江苏南京市

1942—1948年 南京下关龙江小学学习、毕业

1948—1949年 南京下关惠民中学学习

1950—1954年 南京市第八中学学习、毕业

1954—1958年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学习、毕业

1958—1961年 西安交通大学数理力学系工作

1961—1986年 河北大学数学系工作

1986年起 天津大学力学系工作

2002年11月退休

通讯处

300072 天津市天津大学新园村14楼1单元402室

电话：022-87892446 ，手机：13642072748

电子邮箱：wangye@tju.edu.cn

无奈与自豪

——未必虚度的40年

翁方愚

在北大毕业时，我单纯、幼稚，以极大的热情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的边疆去！与另外十三位同学去了内蒙。从此开始了四十年的教师生涯（退休后由于工作需要，还返聘了三年）。教过大专、大学、高中、初中、中专。虽然没有当过小学老师，却也教过“小学数学教材教法与研究”，指导过中师生在小学的实习，称得上全能教书匠了。不但教过书，也当过教研员，做过行政工作、中学副校长，也曾兼任“铁道部中专普通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数学组副组长”。算得上教育战线上的通才了。但是唯独没有干过我的本行——概率论，每次工作调动时，领导都是说，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新的工作似乎除了我，再也找不到人了。而他们似乎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我的专业是什么。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北大培养了我，可在专业上毫无建树，有愧于师长，但是党指向哪里我战斗到哪里，而且干得不比这个领域的内行差，完全得益于北大所培养的我的能力。这又无愧于师长。下面的几个方面，权作对这一段文字的诠释吧。

一、喧宾夺主

       在柳铁二中举行的周总理追悼会上，我代表年级组致的悼词获得了校领导的好评，很多铁路系统基层单位，纷纷来借用。从此我校的大批判组多了一支笔杆子。写写大批判文章倒也好办，因为那都是些党八股：以最高指示开道，以N个万岁结尾，中间按照人民日报社的调子，上挂下联，随便喊上几句，反正这种文章的可读性极差。没有几个人会认真看的。不过核对却要十分用心，万一把毛字写成刘字，那可是滔天罪行、死有余辜了。而且写这种文章，那是政治任务，可以堂而皇之在上班时写（铁路学校是坐班制），所以在吹牛、说笑声中，很轻松地完成了。一点也不影响我晚上学习DOOB的《随机过程》。

       谁知道好景不长，不久铁路局文艺汇演，由于我校革委会主任，思想解放，敢想敢干，在自力更生创建农村分校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所以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铁路局领导把它定为重点节目，校领导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其实，我哪有什么文艺细胞，更没有想到一炮走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打倒四人帮后，由于这位革委会主任，本是团干部出身，一路提拔上来，所以紧跟形势搞宣传是拿手好戏，这项任务又落到了我头上，打倒四人帮，普天同庆，大家都十分喜悦，虽然任务十分艰巨，但也十分乐意。这次大量查阅了四人帮的材料，还查阅了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的材料，编了一个活报剧。主管我们学校的铁路局工程处（工程处主管学校，看似天下奇闻，其实却是落实伟大领袖关于外行内行论断的结果）很快审查通过，由我们年级组长带了一帮学生到铁路局各个基层单位（含铁路沿线）去巡回演出，我由于还要上课，所以没有跟去。编导和这帮学生不住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添加了许多细节，虽然失去了严肃性、真实性，却也哗众取宠，产生了轰动效应。从此我校名声大振。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别人不了解，都说：他聪明，办事块。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其实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是把别人看连续剧的时间全用上了，其实不看电视剧倒也无所谓，最可惜的是《随机过程》的学习变得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往往几天也没有翻过一页。勉强坚持到了恢复高考，就寿终正寝了。可怜，没开花就夭折了，可惜，二十几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悲怆问苍天：谁之过！

       几十年来，对于领导分配的工作，我都是二话不说，只有一次例外。因为那明显是个不可能的事件。徐迟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发表之后，我校那位敢想敢干的校革委会主任突发奇想，亲自到办公室来找我说：翁老师，你能不能带5个高中生苦干半年把这颗皇冠上的明珠摘下来，向国庆献礼。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缓过来之后，赶忙向他解释，他以为我在拿架子，又说：只要你们发挥冲天干劲，我们后勤保障供应，互相配合，肯定能完成任务。真是秀才遇着兵了。其实他的所谓后勤保障，无非是吃饭时，多加点肉之类的生活措施，真要研究的话，我校图书馆连一本数论的通俗小册子都没有。我只好向他摊牌：不要说翁方愚带5个高中生，就是陈景润带5个翁方愚也解决不了。

二、高考指挥棒下的拼命三郎

       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学教师，很难不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因为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未来的精英被摒弃在大学门外，而当今社会，如果不进大学，好像一颗天才的种子，落在了盐碱地上，虽然也可能发芽成才，但毕竟是大打折扣了。

       为了提高升学率，教师们除了提高教学质量外，还有很多其它事情要做，“功夫在课外”，其中有高考预测会，分析各地的模拟试卷，甚至还有注意有关领导人的讲话……，这时充分发挥了铁路的优势——因公出差，可开免票，不但增加很多的外出机会，而且只要“酒香”，天涯海角也要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是我分析当时的形势加强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我也毫无保留地在铁路系统的分析会上，谈了看法，但别人（尤其是排名第一的那所学校的老师）都不以为然，结果拉开了距离，在高考数学卷中，仅大题中就有二题是联系实际的，占了三十多分，而我校做过同种类型题。为了加强双基练习，我又编辑出版了一本习题集。由于对高考方向摸得正确，所以取得了明显效果，全市数学80分以上有32人，我班占了8人，超过了自治区的重点学校。在满分100的题目中，“猜”对了37分，其中一道立体几何，竟然一模一样。由于我市很多学校也选用了这本习题集，所以全部的数学成绩明显超过了其它地市。我也就小有名气了，并理所当然地当了柳州市数学会付理事长、广西数学会理事。更巧的是，当年暑假，在赴京的火车上偶然碰到了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院一位数学老师，他问我是否知道柳铁二中的翁方愚老师，因为他编了一本很好的习题集。

三、错失良机

       由于我的一些表现，使几所高校的领导留下美好印象，他们纷纷来要我。

1.广西师大一位副校长（数学副教授），来柳州讲学，其中有几个错误的地方，下课后，我悄悄与他交流，其中一个问题是（0，1）与｛0，1｝能否一一对应，我说两者是能够的，他说“怎么可能呢?”明明少了两个点，我讲了二种一一对应的方法，他惊讶万分，马上要我去师大。

2.一次高考改卷，数学科正副组长是广西大学的数学系主任和一位将要被提拔为副校长的数学教师，我则是一道大题的组长，由于答卷中，经常有一些非标准答案的做法，当他们拿不定主意时，就来与我研究，最后他们说：你干脆来西大算了。

3.1979年，某些领导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决定对全市的数学教师进行一次统考，由于他们教学知识的贫乏，考题竟然选用了某一本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题目，他们以为一共才6题，二小时足矣（殊不知原来是三个半天），各校领导唯恐本校考得太差，纷纷采取措施，铁一中是有教师出面抵制，我校领导则走后门，偷偷抄来试题连夜拿来，叫我第二天给教师讲解，我用5个小时做出了4题半（包括高校在内，这是自治区最好成绩了），当时的市二中数学组长，马上要去了答案，后来他当了柳州教育学院的院长，自然立马要我了。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重新燃起了去高校的愿望，但学校总是不肯放，无奈，只好去找柳州铁路局分管教育的副局长。他表示无论如何不会放我，因为柳州局只有我一个北大毕业生，放我走了，别人会认为我们局连一个北大毕业生都容纳不下，影响太坏。正式调动是不可能了，但仍有机会，西大领导问我，你北大毕业证还在不在，我说在，他说：行了，你净身出局（铁路局）就行了。但是我从小胆怯，小学六年，每学期的成绩单上，总有胆怯这个缺点，到了中学，虽然成绩单上没有了，但并不是我改了，而是这种小儿科的缺点不能登大雅之堂，周围也有人劝我“时不我待”，但是我总怕没有档案成为黑人黑户，万一有个风吹草动，饭碗就砸了。还是捧个铁饭碗算了。终于对着高校大门望而却步。

四、教而优则官

1984年广西各个学校领导班子大调整，叶副局长准备重用我了，派了一个调查组到我校来了解民意，在座谈会上，调查组长问：你们认为谁可以当副校长？异口同声答：基辛格。组长问：基辛格？众笑答，就是翁方愚。我虽然不想当副校长，但是一旦落到自己头上，还是竭尽全力去做的。我上任连一把火都没有，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是应该把我的基本想法，尤其是那些与前任领导在想法上与做法上有很大分歧的问题，尽快告诉大家，主要有二点：一是对教师的态度，改突然袭击为立足于帮；二是衡量教师标准除了“老黄牛精神”外，强调教学水平，在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也要看升学率。以往领导的听课都采取了突然袭击的目的是使教师处于紧张状态，对教案不敢有丝毫马虎，其实完全是形式主义。我则完全不同，立足于帮，一上任我就在大会上宣布，准备听每一位教师的二节课，一节代表你的最高水平，自选内容，自定时间，可以充分与别人包括我讨论，尽量把你的特色显现出来；另一节课则是随机听，看看你的一般情况。不管是哪种课，我事先都做充分准备（要求教师严格按进度进行），听课之后约好时间，与讲课老师充分讨论。由于我刻苦钻研，所以即使听非数学课，最后的评价都能使对方心服口服，一名物理老师说:他从教二、三十年来从来未听说有这样的领导，收获很大。

       在提高课堂教学的同时，也狠抓升学率，由于柳铁二中是非重点学校，学生是经自治区和市二级重点学校选剩下的，校内存在着严重的悲观情绪。我经过仔细分析，提出了一个观点：只要柳铁一中（区重点）有一个没考上，而我校考上一个，就是伟大的胜利。“为考上一个而奋斗”大大增强了师生的信心。随即顶住压力，严格按成绩编成文理各一个重点班。并实行末位淘汰的年滚动机制；调集全校最好的教师担任重点班的教学工作，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战略上提出“主动放弃10分”（难题）（类似于田忌赛马）。

       由于思想对头，方法正确（针对应试教育而言），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绩，竟然录取了五十多人，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它不但直逼两所市属重点学校，而且是其它十几所非重点学校录取学生总和的3倍多。要知道当时非重点学校的校长们都怕高考“光头”而日夜忐忑不安呢！从此市里也对我校刮目相看，把我校纳入到四大家族范围（区、市重点共四所）成为五虎上将之一。铁路系统的很多家长纷纷要求把自己的孩子从重点学校（非重点班）转入我校，这种逆向行为，使我们非常欣慰，忘却了一切疲劳。

五、外行给内行做报告

1.教育学辅导报告  我非师范生也没有正规学过教育学，但却要给很多师范生以及没有经验的老师做教育学辅导报告，难度可想而知，我经过精细准备，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前全校教师开会，嗡嗡声不断，而且出来进去，穿梭不断，而我这次报告完全不同，全程鸦雀无声。散会后，好几个人告诉我，很多老师都舍不得上厕所，唯恐漏掉一点，有十几位老师先后借了我的讲稿，说回去与家人共同研读。

2.给分局教育办领导和各校校长讲“教育评价”。

六、因祸得福

由于官场腐败，柳州分局的正副分局长为了安排自己的亲信，把没有后台的我校领导连锅端了。由于这二位分局长，平时口碑极差，此次变动又瞒着柳州局，所以局长很恼火，也觉得对我不太公正，所以在我去了柳铁运校之后，竭力向铁道部推荐我当了铁道部中专普通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数学组副组长。这件事的直接副作用就是使铁道出版社的有关人员在编写教材和练习册的过程中了解了我，先后几次约我出书，终于使一个中专教师，能够出来四本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础》；《数学与数学家的故事》；《高等应用数学》（高职高专规划教材）；《高等应用数学学习指导与技能训练》（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在北大眼里，这几本书，实在太小儿科了，但是对于中专教师来说，正规出书比“蜀道”还难，我是十分幸运的。

简历：

1936.8.23（农历七月初七） 出生于浙江嘉兴

1942.9-48.2  上海市延平路小学（因跳级故少半年）

1948.2-48.7  上海市晋元中学

1948.9-54.8  上海市育才中学

1954.9-59.8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1959.9-62.7  呼和浩特师专，呼和浩特大学教师

1962.7-65.9  呼和浩特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教研员

1965.9-75.10 呼和浩特回民中学

1975.10-90.4 柳州铁二中教师，副校长

1994.4-95.5  柳铁运校

1995.6-98.7  退休后返聘3年

实事求是，认真严谨   

                      段学复先生座右铭

六十年情怀

吴烈诩

北大对我的重大影响：

    北大老师同学及整体环境使我养成了：自信 、独立思考、 創新能力 。創新是我一生不灭的追求和理想。

    入学第一天，我记得遇到同时报到的沈立同学，我们刚一放下行李，他就抱起兰球去球场锻炼了，这种朝气深深感染着我。

    馬寅初校长的一次讲话 ，我实践了三年洗冷水澡 ，身体好了，精神好了，為了健康的坚持洗冷水澡，我深刻体会到“循序漸進”的办事准则很是重要。他搞科研的实事求是精神，影响了我后半生。

    錢学森的一次讲演和在“科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谈到数学基礎对于应用科学的影响和重要性，并介绍了应用科学研究过程中思考数学摸型的经驗，这些每时每刻都指导和影响着我的科研創新活动 ，受益颇丰。

    曹维璐（毕业后他在计算所我在机械院经常去计算所算题）的一句话“计算机什么问题都能解”，让我下定了使用计算机的决心。我把遇到的物理问题写成数学模型和公式，親自动手编写计算机程序 ，经计算机演龋�充分证明其正確和实用，享受到内心无限地喜跃和满足。我在电科院电子管计算机上整夜像工人一样的上机用自己编的程序完成了12万5千千瓦大型汽轮犮电机组柔性转子临界转速的计算任务，和其它计算。

    借用今年春晚的一句话，“时间都去哪儿了”？我想高兴地说，我是看着、用着、追随着计算机、追随着三C（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trol）的迅速崛起同步走过来的。如果把我用过的计算机都一一拍摄下来，回忆就太精彩了。真想收集这些影像作品。

    工农速成中学一起入学的同学张锦文，第一时间介绍给我的扎德的模糊集合文章，甚得其益，我喜欢新概念 并很快用于当时的工作，我用模糊集合和它的隶属函数，编程实现了“智能模糊拟合”解决了“地震资料处理自动化”。我帶的学生黄中玉，他写出一篇“模糊拟合”大学毕业论文，获得优秀论文姟Ｗ髡�Zadeh是控制论教授，维纳、錢学森也都是最早的控制论大师。這说明现代世界進入信息社会，智能社会，航天技术大犮展时代，控制论的作用很突出。

    百年校庆偶遇王选我叫了一声王教授引发的囘应，亲切、平易近人，至今难以忘怀。這是不是就是“北大的精神”，也是咱年级时代精神的最好的诠释。五分制口试考试制度我認為是学苏联的好方法， 口试前三天的復习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学一门课程最需要的是全面系统思考、认识才深刻 ，这一学习方法贯穿在我后来多次转行中 ，受益匪浅 。这也是我每转行一次成功一次的奥秘 。

    王仁教授领导我们毕业论文的讨论班太好啦。 科研創新没有一个经常的讨论班、没有一个团队、 团队没有一位強有力的领导人是不行的 。看看维纳的控制论中提到的计算机産生过程就是证明 ，我在“符号位技术”的創新过程就能体验到这一点 ，反对意见往往是創新的巨大推动力 ，因为它推动我更用心去尋找最明确的证明方法 。 我写的“符号位处理方法的原理与应用”就是一例 ，当然正面的参与合作对新生事物的推动更重要 。这方面常迥是大师，他和他的学生引用我的“符号位快相关速度谱”，并发表了他们的新方法。 这是科学大师的风范，十分令人敬佩。

    地震资料的信息处理技术，从国内自主研发初期到中期，北大数力系的许多老师，许多学友全面参加功不可没，他们為石油部培训了一大批计算机硬件、软件人员 。还培养了一批方法研究人员和资料处理人员 。 150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和在物探局的应用对后来国外引進装备起了了不起的决定性作用 ,这段历史在我国石油勘探史上不会忘记,不应忘记。我是后来才去的 。写不出这段历史的全部 ，但我有深刻体会，我愿意提到几位人们经常提到的人， 闵嗣鹤老教授学问大 、人品高令人钦佩 。我记得我到物探局计算中心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闵教授捐赠的数学书，使我深深感受到北大教授们的這份支持石油事业的真挚感情。崇尚顶天立地的校友陈乾生教授 ，数学功底雄厚能力强 ，在石油勘探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方法室的同志都親切地叫他“陈老干”，都愿意和他讨论科研中遇到的问题，我也不例外 。我们年级的周煒同学在研制150计算机工作中的表现也让大家赞不绝口。今年高考试卷有组合数学题，我到书店发现作者周煒写的“组合数学”，我立马買下，我以一种非常愉快的心情读完這本书。在徐水用的北大我系的百万次计祘机，也有许多故事。边设计边制造边培训，使我们用起来十分得心应手。為加快符号位相关的计祘速度，徐水计算中心只用了几天就加上了异或逻辑指令。在徐水那段时间吸引了科学院华罗庚院士、科大龚昇教授䓁名人来徐水指导研究工作。同时又从科学院、五院和十五所调入了许多研究人员，活跃一时。当然也引起国外商家的注意，随后就是大量引進國外先进技术，1974-1985年正值文革结束。国家急需石油又喜逢科技第二春，1981年又恢复了六五国家计划的实施，1986年总结科研成果时物探局牵头获得了国家娎�，有三项成果特别被提到即馬在田的“波动方程偏栘”、吴烈诩的“符号位技术”、和周兴源（我系校友）的“同态反褶积”。這个奨是对所有参加这一时期勘探人员的奨项，包括北大数力系的功劳和贡献。

    1985年我调囘北京，1988年我从亞运会计算机组临危受命调到北京自动测试技术研究所任所长，直接在计委和王阳元院士的领导下工作，我们所研制的集成电路测试设备对航天工业也有很大关联，当时我和刘宝镛院士的联系也多起来，只可惜时间不给我机会。我这一辈子和北大很结缘，令我感觉还是原来数力系在一起时好。有理科的数学基礎，再去从事物理应用和工业生产活动，最符合信息时代創新需求。

    在北大四年学生生活过程中前两年一心读书，后两年是大风大浪不平静的两年，就这样我觉得在这所名校环境中有名师、名学生、社会名流，使我们见多识广，使我们锻炼出许多新的人生观、明白了許多有用的人生哲理，北大人的性格就是就应该是：不计较名利，不图虚名，只做实事。严于律己，与人为善，追求科学、追求技术創新心无杂念。帶着这些名校的妤影响走向社会，我觉得我换过许多不同单位，都有着北大人的骨气。所以在我走过的单位都留下了无悔的印跡。尤其在石家庄热电厂当了四年工人，不但给电厂留下许多值得回忆的技术創新成果和故事，对我本人收获也是巨大的。电厂工人是真正的现代产业工人，做人无半点虚伪，做事極其认真，因为在电厂工作来不得半点馬虎，否则立刻出大事故，甚至出人身傷害，守则就是一本血的课本。這四年我生活在完全和谐的健康愉快的气氛中，我学到了“每天做好一件事”的格言并实践之。我学了电厂自动化调節和仪器仪表的全面知识，極大的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這四年是我生活最愉快的四年。

简历：

1952天津新华中学高中毕业被留校任教员，后调往平原省教育厅分配到省工农速成中学。平原省归入河南省后更名為河南工农速  成中学

1952-1954   河南第二工农速成中学 教员

1954-1958   北大数力系力学专业调干生

1958-1970   一机部机械科学院强度室课题负责人

1970-1974   石家庄热电厂仪表及自动化下放工人 获得多项創新成果。

1974-1985   石油部物探局计算机中心方法室曾授"敢于創新的技术员”

1985-1996  北京市科委 北京城市计算机总体组北京自动测试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 所长， 推动“七五” 国家任务 ，“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设备”的研制任务及“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程序数据库”的建立任务。 并完满完成。完成了办公大楼和职工宿舍的建设任务，争取并开始了八五国家计划项目。

1996-----   退休在家。

    六十年前开始的四年大学生活，这四年应该说是紧张并快乐着。工作后生活在动荡的大时代，我换了四个单位，抓住了机会，每个单位都有些創新成果，做为一个社会的自然人 ，客观上是脱离不了时代和环境的影响 ，只要努力了也就人生无悔。退休后是我的黄金时刻，可以从容不迫的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收获最大的是尽享新科技成果应用的乐趣，但也有遗憾 ，失去了社会的联系和需求 。但毕竟快乐多多。

    五十年情怀， 我只写了一句话“人生苦短”。十年很快又过去 ，世界技术進步之快令人振奋。

六十年情怀 ，我最想说的只有“健康第一”了。

我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教诲

吴庆宝

    我个性比较外向，没心没肺，说话大大咧咧、直来直去，有时难免会“得罪”人，碰到好的领导，他们会相信我，放手让我去做事，碰到不好的领导，他们就会处处刁难我，不过了解我的同学和同事，对我都很好，也就是说我的人缘还是很好的。在我毕业后的五十多年里，也碰到不少好人，他们在关键时刻帮助了我。

    五年大学学习生活不仅给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和自学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谆谆教诲，同学间无形的相互影响，我懂得了应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在毕业后的50多年里踏踏实实地工作，碰到困难时，敢于面对困难，锲而不舍地尽力去战胜困难。

    有几件事值得回顾一下。

    1961年我们所招了50名女兵，要求把她们培养成具有大专水平的程序员。领导要我去教数学分析的习题课。那时我们所开始归入部队序列。1962年初的一天班主任赵德仕和指导员廖兴文突然找我，告诉我因为单位归了部队序列，刚下了一个文件，已经传达到中层领导，很快就要传达到群众。他们俩告诉我像叶其孝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单位是不允许你和他结婚的。但是他们还说，我们了解你们两人的感情，建议你们商量一下，可以先不结婚，但把结婚证领了，做到法律上已结婚。我说我们本来准备等叶其孝研究生毕业后再结婚的。他俩叫我们好好商量、考虑一下他们的建议。我们认真考虑了他们的建议，于1962年3月去领了结婚证。果然，没过多久文件就传达下来了，因为这个文件，许多人中止了原来的恋人关系。这件事使我感到老革命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廖兴文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赵德仕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

    我在单位里自知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有问题”，所以不愿意参加保密工作。约在1976年前后我就参加了计算机名词术语和程序设计语言标准化方面制订国家标准的工作。1985年起担任全国程序设计语言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1987年四机部派我一个人去华盛顿参加ISO/IEC JTC1/SC22[1]的会议。办出国手续时，我想起文革中办我学习班整我时，要与我比较接近的人供称我有叛逃国外的工具。我就问所长，放我一个人出国放心吗? 他回答说：没事的。后来，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林惠修亲自到机场为我送行，并交待任务：虽然我们国家在汉字加入程序设计语言和操作系统标准化方面工作开展不多，但是你这次去开会要尽量争取、利用一切手段使汉字能够加入到有关的国际标准中去，你回来后我们再积极开展工作。

    我一个人带着这项沉重的任务到了华盛顿参加会议。会议开始由每个国家汇报两次年会期间开展的工作。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大家提建议。我提出如下建议：把多字节字符集加入程序设计语言和操作系统国际标准的提案。立刻遭到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强烈质询。有的人提出咄咄逼人的问题：你们多长时间能够拿出多字节字符集的方案? 我面对我座位桌子上放着的我国小国旗(每个与会国座位桌子都有一面该国的小国旗)进行答辩说：“欧洲国家可能只要处理几个字母和语音标识，日本也只要处理平假名和片假名等有限个数的符号。可是大家都知道在康熙字典中汉字有三万多个，每个字的字形都不一样，这还不包括我国56个民族中有文字的17个少数民族的文字，我们对每个字都要进行分析研究，这个工作量如此之大，我能给你们一个确切时间的回答吗?”与会者顿时都感到确实不好回答，就建议先到工作小组会中去讨论。在工作小组会上我和FORTRAN工作组组长(美国)仔细讨论之后，她再到会上反复说明研究多字节字符集确有必要，但不能限定时间。经过反复艰难的讨论，最后形成了两项决议：

决议34：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字符处理 —— ISO/IEC JTC1/SC22要求它的成员和SC22秘书联系关于在程序设计语言中对字符处理时，考虑他们的要求，包括对多字节字符集的要求。

    —— ISO/IEC JTC1/SC22 指示它的工作组召集人在下一次SC22咨询组会议上报告他们的工作项目所能迎合这些要求的范围。

决议40：多字节字符集 —— ISO/IEC JTC1/SC22 指导它的工作组保证今后的标准将包含处理非英语、单字节和多字节字符集的适当条款。

    对于这两项决议还有一些小插曲，其中之一就是：日本代表团7个人都没有看懂。想反对。后来我向他们解释后，他们才恍然大悟，知道这项决议的重要性，没有再反对。

    这次会议作出的决议是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一次抗衡。会议结束时，欧洲的一些代表团(如西德、荷兰、法国、丹麦等国)的团长围着我，向我表示感谢。他们说在1985年第一届年会上(我国未参加)，他们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以美、英为首的英语国家不理睬他们，日本也因为只提出加入汉字字符，就更没人理睬了。

   这次我提出非英语字符问题，要他们必须考虑广大用户的要求，考虑市场的需求，迫使会议不得不成立特别工作组并形成决议。

   会议结束后，我因为完成了任务，终究不辱使命，我感到真正对得起面前的这面国旗。我更要感谢我国由四机部、七机部和高校组成的强有力的团队在后续工作中不计报酬、全力以赴的辛勤工作，首先在国际标准FORTRAN90 中做出了零的突破，成功定义了多种字符数据类型的CHARCTER(KIND = N,), 并在国际标准中被采纳。

   我回国后，全国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工程院院士陈力为在我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吴庆宝同志这次一个人前往美国参加SC22的第二届年会，能按我国预定目标完成任务，比预期的还要好。对我国“程序语言汉字化”打下了国际基础，而且促进了计算机的汉字化以及机内码的标准化问题，颇有成绩。（陈力为 87.12.19。）

    这次我单人去华盛顿开会，也有很多令人不能忘怀的人与事。这次会议建议的旅馆标准大大超出了国家允许的标准，那时候我也不懂如何事先想办法预定比较便宜的旅馆，只想到了华盛顿找我国驻美大使馆，大使馆应该有招待所！在旧金山换机去华盛顿候机时，我遇到了一组去华盛顿出差的原子能所的同志，他们听说我到华盛顿后还没有确定住处，又是女同志，就说他们到了后有车接，让我坐他们的车，先送我到大使馆；如果大使馆不能住，就先到他们住的地方暂住。到了华盛顿已经是深夜，他们送我到大使馆，大使馆大门紧闭，我们就使劲敲门，门开后，我把情况告诉门卫找科技处的人，他们查了确实有这个会议，就临时开了一个房间给我住。我谢过原子能所的同志，当晚就这么住下了。第二天早上科技处按照国内所定的标准在使馆附近给我找了旅馆，并告诉我如何坐地铁去会议所在地，在什么地方可以吃到中餐。回国后，我想想当时一心想着开会的任务，也真大胆只身去了华盛顿，想想都后怕。

    这次开完会我真是筋疲力尽了。开会时要用英语和与会者辩论，但是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的那点底子以及阅读专业文献的能力。开会时要汇报国内工作的发言稿，是在国内准备的，还是叶其孝帮我念好，做好录音，带到美国后，我反复听了、念了，再去发言的，所以效果还比较好。但是开会现场都是别人提问，我要现场作答。我觉得因为有责任在身，人一逼急了，相应的词语也都会蹦出来，虽然发音、语法都不太灵，不过好歹也对付下来了。

    我绝没有想到回京后在四机部财务司报账时所遇到的困难。报销时，那个财务(干部子女)说我发票不齐，还说华盛顿鸡蛋很便宜，你为什么不去买鸡蛋，气得我说：超市在那里我都不知道，何况旅馆房间里连煮水器都没有，即使有鸡蛋，你让我天天吃生鸡蛋吗? 她甚至狂妄地说：“你至少贪污100美元(指餐饮、地铁没有发票的部分，当时的汇价约合人民币500多元)”，她说要报告部里发文进行通报(按那时的规定贪污50美元就可以法办)。这样的侮辱我的人格，我简直被气疯了。我说：我无权、无势、无后台，你只要在部内进行通报，我就一定诉诸法律，去告你们。当时也在那里报销的别的单位的同志好意告诉我，出国回来要报销的人都要给她送小礼品，否则她就故意刁难。我说，我开会忙得连我老母亲都没有带礼物，那会有时间给她买礼品。最后，我们所的所长让我写了“情况说明”，拿着陈力为主任亲笔写的批示到部里去“打圆场”，我回国三个多月后才办完报销手续。这次报销简直就是一场恶梦！通过这件事我对某些掌握一点权力的干部子女实在不敢恭维！

我在单位工作几十年，虽然从未得过什么先进、模范，但是我时刻记得北大五年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简历

1951, 9 – 1954, 7  北京师大女附中

1954, 9 – 1959, 7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1959, 9 – 1962, 3  机电部第15研究所(报到后即被派回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进修半年)

1962, 3 - 1962, 7  石家庄北京军区文化学校

1962, 8 直到退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现名，单位曾多次改名)，期间1962,10 参军，1963, 6 转业

1985年起担任全国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程序设计语言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北大1918年开学式演说词》（1918年9月20日）

终生难忘的几件事

武际可

到今年已经满80岁了。人老了，都不免要回顾过去走过的路。这辈子有三件事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这就是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三件事是祸害国家的大事，这三件事，北大都处于漩涡的中心，目睹和反思发生的一切，对我自己是人生的转折点，算是一次真正的启蒙。

（一）

1957年，我是一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满脑子的服从党的需要，准备做驯服工具，党指到哪儿便打到那儿。1957年经过“鸣放”和“反击右派进攻”的“阳谋”，我们系学生中划了六十多位“右派”，我们数力系54级特别多，大约有四十多位“右派”，占到系里学生“右派”的三分之二。

57年暑假前，系总支林建祥老师找我谈话决定要我脱产一年作辅导员。我虽然想继续读下去并不情愿，由于受党的教育，便“服从安排”脱产接替邱乃贤担任系分团委书记。系里的考虑，大概是因为我入学前工作过一段，在一所中专学校担任过政治辅导员和团干部。

那年暑假前，从5月19日张元勋沈泽宜贴出《是时候了》大字报开始，到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这算是鸣放。6.8社论之后，多数人并没有马上转过弯来，连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想通。《人民日报》在6月21日报导了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等组织四十二人。可见要对“右派”组织有力的“反击”，颇不容易。为推动反击“右派”，据说彭真到北大蹲点，邓小平到清华蹲点。彭真亲自听取总支关于数三（二）班情况的汇报，并且亲自点名划了几个“右派”。后来学校宣布开除谭天荣团籍，开除龙英华党籍，“反右”运动才靠组织手段逐渐在北大推开。

那时毕竟很年轻，不管内心如何想，行动上要紧跟。心想已经开除了几个党团员，把一些和上面不一致的思想批判批判，运动就会结束了，下学期还会照样上课。后来的进程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北大换了党委书记。新书记来了以后，又补划了一批“右派”，学生中“右派”总计有五百多。有一大批同学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个别还有被判刑的。凡是划了“右派”的团员，一律开除团籍。这样严厉对待“右派”，在我内心是无法接受的，我那时是分团委书记，不管想得通与不通，都只能在开除出团的团员处分表上逐一签字。后来在文革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又是我，逐一签字平反撤销处分，这是后话。

“反右”使我第一次领略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特别是中国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当时我就曾想过，为什么自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家，不是军阀、反革命，就是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多没有好下场，到“文革”时，进一步坐实了我的想法。“反右”的严酷事实，和我自己的朴素的想法，为我以后远离乱整人的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

（二）

1959年底庐山会议毛泽东党中央批判彭德怀而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北大也不能例外。我经历了全过程。

事实是，1957年北大反右运动之后，因为原来党委书记江隆基“反右”不够有力，北大教员中只划了九十多个“右派”，而清华教员中就划了二百多“右派”。相比之下，清华的书记蒋南翔马上提升为高教部长，而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以“保护了教员中的右派”的罪名，被贬官到兰州大学，后来在“文革”中被整死。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从铁道部和部队调来一批干部。校系两级的领导都“加强了”。新来的党委书记是陆平，数力系新来的党总支书记是一位叫刘沙的女老干部，她是吕正操的夫人。新来的领导们，对于教育是完全的外行，再加1958年的“大跃进”氛围下，出现层出不穷的瞎指挥。例如，实验室车间化、苦干三年建成共产主义，到了数力系就变成苦干一个月就要建成共产主义，下乡下厂开门办学，等等，不一而足。

数力系的原来党总支书记林建祥和丁石孙先生他们难免要对五八年的“大跃进”和瞎指挥提一点不同意见。这就成了后来他们所谓的“反党”的口实。

参加“反右倾”的是由全校各系党总支委员和党员正副系主任以上的干部，大约不到三百人组成学习班。先从法律系和哲学系的“河南河北调查组”开始整起。原来1958年学校要紧跟“大跃进”的形势，派出了两个调查组，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岂料这些不懂跟“风”的“书呆子”们，他们如实调查，如实写调查报告，却带回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一大堆问题，如食堂吃不饱、产量浮夸等。于是上头说他们诋毁人民公社，组织全校干部的批判。结果，调查组领队，副校长邹鲁风自杀了。调查组的骨干有数人如哲学系的汪子嵩和法律系的马振民全校学习班上揭发批判，开除出党。

这个批判，并没有就此为止，延烧到在大跃进中，对学校工作中的瞎指挥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批判范围逐步扩大。先后有技术物理系、数学力学系、无线电等系的部分系主任和教师受批判。批判的根据是他们既是党员又是专家，说他们以业务专家为资本向党讨价还价，不服从党的领导，说他们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指手画脚。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党内专家”一案。数力系前党总支书记林建祥和系秘书丁石孙，技术物理系的孙亦梁，无线电系的张世龙，就是其中的典型。最后把他们都开除出党或给以处分，并且找个理由说，林建祥是“漏网右派”，丁石孙是“阶级异己分子”。

我那时刚留校，又是系总支委员。因为在批判他们时表现不够积极，被认为对他们划不清界限。事实上，我从根本上就不认为应当批判他们。心里认为他们才是办学校的主力，一切对他们的批判，只不过是一场胡闹而已。一个刚从学校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我，这样的指鹿为马的把戏，在我的心灵中引起的震撼是终生难忘的。我想，像江隆基、林建祥，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好干部，他们在“反右”中，尽管还是服从和贯彻了上级要求，只不过态度没有某些人例如蒋南翔那样积极，保留了一点个人的看法，即使这样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后来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也只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会到对一切问题独立思考的必要性。从前那种盲目认为凡是领导说的都是正确的，那可不一定。

如果说“反右”使我对党所领导的一些乱整人的政治运动有了警惕，开始思考运动的残酷性。那么“反右倾”运动，就使我弄清了是非，这完全是一场颠倒是非运动群众，是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由此，伟大领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不仅不那么高大了，而且产生一种独断专权和颠倒是非很坏的形象。自那以后我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感，慢慢由消极到逐渐远离，专心于教学了。

1964年，也正因为“反右倾”的消极，丁石孙和我被下放到怀柔县参加“四清”，我们被分在一个公社。后来又转移到朝阳区“四清”。在一起有一年半的样子。在这段和丁石孙先生接触中我更加认识到，丁石孙是一位值得我尊敬的人。他对人对事，他办事认真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是很难得的。他担任工作队队长，手中也算是有一点权，可是他从不把上边的精神“放大”去乱整人。

（三）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说宋硕、陆平是修正主义，并且6月1日，中央广播台广播了这篇大字报。这件事标志着北大“文革”的开始。从那时起学校天天处于动荡中，六月三日北大在外搞“四清”的师生全部回校参加运动，我也回到了学校。

1966年的6月18日，吃过晚饭后，我照例到学校看看。那时，数学力学系的活动场所是在哲学楼。

那一天，一些学生未经工作组同意，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进行体罚、拳打脚踢和人身侮辱。后来听说“斗争”最热闹的是在学生宿舍38楼前头，设了一个“斗鬼台”，把从各系和学校揪来的“修正主义”或“反动知识分子”轮流到台上斗争和侮辱。据说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就是6.18挨斗后于次日自杀的。

我到哲学楼前时，楼前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只听见人们在高声呼喊，但听不清他们在呼喊什么。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看了一会，我进哲学楼的洗手间解手，这时突然听见楼道里有人喊“丁石孙是坏人”、“打倒丁石孙”，我连忙到楼道看个究竟，发现人们给丁石孙先生头上扣了一个厕所里盛手纸的纸篓，还将一桶写大字报的墨汁劈头倒到他身上。后来的事情我不敢再看下去了，心情很坏地慢慢回家。

6.18学生们在斗鬼台上斗了些什么人，并没有引起我多大注意。因为大多不熟悉，最多也是听到一些片段的情况。可是对于丁石孙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他是我们一年级的启蒙老师，又是我们的级主任。他教我们的代数课，绝对是一位最优秀的教师，同时，他和学生亲密无间。无论是业务还是人品，都是我们的楷模。我们都想，如果将来作教师，一定要像他那样。

由于有多年接触和了解，又由于丁石孙先生在“反右倾”运动中的挨整已经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亲身经历的不平和冤屈事件，他的挨整一直在我心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在哲学楼前丁石孙又一次挨斗的一幕，我没有勇气继续看下去。尽管刘少奇当时的党中央认定6.18是反革命捣乱，可是后来中央文革却认定它是革命行动，是“造反有理”。从此也便对“文革”究竟是要干什么，产生了自己的看法。从此也便“逍遥”了起来。文革中撤工作组、江青在东操场讲话、大串联、分派、武斗，乱糟糟地进行了两年，学校什么都干，就是不上课。我一直是在圈子之外的。其间，我回了一次农村老家，农民是朴实的，别看他们没有文化，大字也不识几个，不过还是有常人见识的。记得与堂姐夫谈起“文革”，他只说了一句话：“锣鼓长了没好戏”。这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对文革的看法。

把乱批乱斗的魔鬼祭起来，就不那么容易收场。文革初期，刘少奇为了把6月1日“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引出的乱批乱斗压下去，想出了派工作组办法来收场。这被认定是刘少奇的严重罪行之一。后来，刘少奇倒了，却仍然是用刘少奇的办法来收场的。不过派出的不是工作组，而是工、军宣队，只是名字变了而已。

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首先是把造反派的头头，就是当年文革小组和伟大领袖祭起来的“革命人物”们和“小将”们控制起来。然后进行请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办法是，将全部教师集中居住，与外界隔离。个个写检查交代历史问题。我们这些小助教，因为解放时年龄还小，所以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怕“清”。至于那些年龄较大的老师可就大不一样了。留苏的被说是苏修特嫌，留美的说是美帝特嫌，从国民党统治下被解放出来的，又说是国民党特嫌或反动文人，早年参加革命的人又要严格审查是不是叛徒和假党员。一时间整个校园布满了恐怖气氛。在“清队”的个把月时间里，自杀就有二十多个。党委副书记崔雄崑、历史学家翦伯赞、校医院副院长郭湘贤、物理系的老教授饶毓泰、数力系教过我们的老师陈永和，都是那时前后自杀的。其中给我刺激最深的是董铁宝老师的自杀。(1966年7月27日江青陈伯达来校，在东操场开大会并讲话，支持学生揪斗老师。董怀允老师是在次日1966年7月28日自杀的)

董铁宝是1956年携全家归国的专家。他在固体力学、计算机和抗震方面堪称一流的专家。他是世界上最早用随机过程分析地震现象的学者，有关的著作至今仍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他又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他曾经在美国第一代计算机上算题并担任伊利诺伊大学计算中心的负责人。回国后，开始分配在数力系固体力学教研室，和我同在一个教研室。1958年，教研室有一半人下放劳动了，教研室里只剩几个教师。董先生负责教研室的工作。我被他指定去开结构力学课。这是我第一次走上大学的讲堂。在讲第一堂课时他来听讲，课后给了我许多鼓励的话和改进的意见。后来他还指导我和几个学生进行混凝土蠕变的研究。后来，由于在大跃进的气氛之下，领导号召学生批判老师，号召学生走上讲堂。他教的材料力学课，被有人批判为有资产阶级教学观点。于是他一气之下，转到了计算数学教研室。

“清队”开始，和董先生同住在一座楼里。一次在走廊里遇见了，我们便聊了起来。闲聊中，我发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我告诉他，我两年期间学会了装半导体收音机。一谈起这个，他挺来劲，他把他装的一个巴掌大小的超外差式的有短波段的收音机给我看。并且说，原来买来许多元件，准备给孩子玩的。结果孩子没有兴趣，只好自己装来玩玩了。

大约那次闲谈之后，没有几天，听说他自杀了。据说是，一天旁晚，他乘看管不严之机，走出去了。后来人们发现他时，已经吊死了。又听说，为了逼迫他承认是特务，对他进行了难以忍受的侮辱和体罚。我们都知道，董先生是一位有自尊心，而且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不能忍受那样的屈辱和糟践，就选择了自杀，也算是为了维护知识分子尊严的一种抗争吧。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丁石孙老师的挨斗和董铁宝老师的自杀，一直是文革中对我刺激最深的两件事。事实证明丁石孙不是坏人，文革后他担任数学系主任，后来1984年他被推举为北大校长，他都干得不错，很得人心。而董铁宝，是一位深受人们怀念的我国计算机、力学和抗震学界的先行者和专家学者。事情恰恰相反，文革中那些出尽风头，乱整、乱斗、乱批的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骨干们，没有一个是好人。那些响应号召，斗老师的大学生们，后来发现跟着起哄了几年，什么也没有学下，倒是许多人产生了负罪感。

我所经历的这三场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荒唐的，后来都被否定了。尽管“反右”运动至今还留有一个尾巴，不过全国错划了五十多万“右派”，那个尾巴只有五、六个人，也实在是“扩大化”的可以了。其实尽管否定了，可是并没有正确评估它们的价值。应当说“反右”是镇压了一次民主的启蒙运动。而“反右倾”则是封死了党内正确的声音，扼杀了党内民主。这两次运动封杀了党外、党内的不同声音，就是封杀了任何不同意见的可能性。这才为“文革”这场浩劫，制造了先决条件。

回顾我在这三次运动中的心态，使我感到，我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常人的是非观的，而且常人的是非观，经常就是正确的是非观。正是基于这一点，我经常为“反右”中服从组织，做驯服工具，做了一些伤害同学的事而有一种负罪感。后来的几次运动中，由于远离乱整人的政治，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这种事情就基本上没有沾边了。我想如果我们的大人物们能够保持一种常人见识，而不是“英明”和“洞察一切”的见识，我们就会幸福多了。我逐渐认清楚了，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家没有好下场，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斗争太残酷、太否定一切、以至于否定有同情心、正义感的常人见识，一句话，太独断独行。

我是一个弱者，权势面前，尽管有我自己的看法，我无力、也没有胆识去公开捍卫真理。我想，什么时候，具有常人见识的弱小人们，能够变为强者，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好，才有希望。

简历

1934年4月17日，出生于山西霍县圣佛村

1946——1952 山西进山中学求学

1952——1954 山西省工业学校教导员

1954——1958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求学

1958——2002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系任教

2002         退休

这些年来教过十多门课，出版（含合作）专著四种、教材三种、科普著作四种、译著四种、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国家奖两项、省部级奖8项。退休后对科普和力学史仍保持浓厚的兴趣。我在科学网上有一个博客，欢迎有空去逛逛，网址是：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472

住址  北京海淀区展春园西路3号院3号楼1单元1101（邮编100083）

电话  010-82432513    手机  13521303212

Email：wu_jike@sina.com

点滴回忆

武礼廉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至今己整整六十年了。记得那年8月底的一天，上海考入北大的新生组成一个大隊，同坐一列火车前往北京。我带着那只贴有“北上新生团”标签的箱子与其它新生一起坐上火车，当时正逢南方发大水，火车开得非常慢，从上海开到北京竟然走了二天三夜。那只皮箱跟隨我走南闯北，一直捨不得扔，直到三年前，从郑州搬家回上海時，发现箱子上“北上新生团”的标签还在，只是退了颜色。这一切，犹如昨天。

北大学习的四年，对我的一生来说是短暂的，但她却是我回忆最多，印象最深，收获最大，难以忘怀的四年。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知识淵博、学风严谨、诲人不倦的老师;还有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这一切常引起自己美好的回忆。有一件‘小事’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学习方法。那是一年级的高等代数的考试，也是我进大学的第一门口试，我在完整回答完所抽到的题目后，丁石孫老师还问及几个有关题目周围的一些问题，我回答的不全面,有的我根本没有考虑过，最后丁老师给了我“3”分。这对我可是一个不小的刺激，因为我自上学读书以来，成绩一直很好，从未得到过这样的分数。当天夜里久久不能入眠，回想自己学习还是很努力的，上课专心听讲，认真记筆记，下课后复习，做习题都还可以，为什么这些问题却答不出来？通过认真总结检查，发现自己学习方法上存在很大问题，明白了要掌握一门知识，必须从概念着手，深刻领悟其实质，反复推敲，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学会读书，学会思考。之后我更加努力的脚踏实地学习，在以后的课程中都得到“优良”成绩，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习和思维的能力，为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受益匪浅。

1958年毕业，我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应该是很理想的。9月28日宣布我具体的工作单位是二分院六支队“水声组”，是搞鱼雷“声纳”。当时我给干部部门提出这不是我的专业，干部部门的一位同志回答的是“水就是流体，不是很对口的吗？”简直是“乱弹琴”。当時六支队正在筹建“水声组”急需要人，其实五院三分院就有搞风洞的科室，我却无法如願。这个“乱弹琴”使我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碰过流体力学了。第二次的“阴差阳错”发生在196O年，我爱人在南京大学任教，原来要去莫斯科大学进修，因中苏关係紧张，出国之事暂时搁下。当時部队去南京大学调人，南大干部部门误认为“部队”就是国防部五院，为照顧我们团聚，就同意放人，可是到江苏省组织部门报到时，发现是总参解放军外语学院到南大调教员，不是五院，而且这所院校己从北京搬到张家口了。当时档案已发，不可更改，就这样阴差阳错，致使我们分居16年。

在钱学森的建议下，1962年由科学院数学所牵头，国防部五院参加，共同筹建控制论研究室，开展我国最优控制的研究，数学所抽调6人，五院派出3人(宋健，唐志强，本人)，主任由数学所著名数学家关肇直担任，副主任就是国防部五院的宋健(钱学森的得力助手，后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我们从基础理论学起，关先生和宋健親临讲课指导，每周有二次讨论班，大家都废寝忘食，天天搞到深夜，研究工作有条不紊的进展。我依靠北大培养的自学能力和思维方法，很快基本搞懂了最优控制的前沿知识，并开始了一些研究。但是好景不长，出于体制、编制调整的原因，1964年五院派出的三人全部抽调回去，我的研究工作从此中断。1965年整个五院全部集体转业为七机部。     

1978年我调入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后改为解放軍信息工程学院，第二次参军，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毕业后，一直从事其它领域的科研工作，根本没有讲课经验，一下子接受高等数学的讲课任务，而且是20O多人的大课，如何胜任？我想起北大基础课都是德高望重的教授亲自授教，如程民德老师讲“数学分析”，循序渐进，推理严密;周培源老师讲“理论力学”从不带讲稿，发挥自如;丁石孫老师讲“高等代数”，口齿清晰，板书流利。我任教后，就以北大的老师为榜样，深入钻研教材，广泛阅读参考书，大量做习题，并研究如何从便于学员接受的角度来讲解，提高讲课艺术。板书方面，自己先在纸上模拟六块大黑板，使之做到安排合理。通过自己的精心备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学员的高度评价。凭借北大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礎和自己的努力，我圆满地完成了“高等数学”，“复变函数”，“工程数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并培养了我院“最优化”方向的研究生，也得到领导的多次肯定。先后获得“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员”，“总参三八红旗手”等称号，二次立功受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对这些成绩的取得，我始终感谢北大对我的培养。

退休以后，因身体不太好，为鍛练身体，我选择了练习太极拳。1998年拜道明拳社80岁的馬剑华老先生为师，系统学习杨式太极拳。雖然太极拳有“重意不重形”的说法，但对初学者来说，还是需要先“重形”之后，再进一步“练意、练气、练功”。通过认真模仿，反复练习，力求姿势正确，动作规范，在基本姿势动作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年我们参加了上海市第五届武术社团观摩评奖大会，并荣获集体二等奖(共1O人) 。15年来，我基本上做到“天天练”，自己身体素质有了很大改善, 腿脚也比较灵活，尝到了甜头。如今，我们己踏入“老人”之林，事实上，能走过来享受老年生活的人就是一种福。让我们借用朱自清的一句名言“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来共勉之。我衷心祝願老同学们身心健康，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简历

1948—1951 上海市麦倫中学(初中)

1951—1954  上海市市东中学(高中)

1954—1958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

1958—1962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62—1964  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控制论研究室

1964—1976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七机部

1976—1978  洛阳矿山机械研究所

    1978—1997  解放軍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教授, 研究生导师         

1997—至今 退休

通讯处:   上海市灵石路666弄15号楼10O1室

Email:    wllian2010@126.com

电话:    021-81842849

师不必贤于弟子，能培养出胜过老师的学生是为师的最大快乐。    段学复先生语

一甲子感怀

谢昌年

时光荏苒，已一甲子。1954年数学力学系54级开学之时的情景，仍似眼前。华罗庚、周培源等重量级数学、力学大家亲临讲话。华罗庚说，读书要从厚到薄，再从薄到厚；周培源讲，学习数学，要巧用方法，并以“两人相向而行、小鸟在其间往返而飞、求解小鸟所飞路程”为例。思路大开，向我开启了数学、力学诱人之门。学习从数学分析和解析几何开始，老教授江泽涵、程民德亲自授课，严密的思维、严格的推理，使我终生受益。记得丁石孙讲高等代数并兼任我们大班主任之时，还刚27岁，已显露非凡才华，时感相当枯燥的高等代数，在他的讲述下是那样生动，“‘1’就是最高度的抽象”，使我不再感觉抽象的神秘。周培源的理论力学课，讲得那样流利，不拿讲稿，在黑板上飞快地写出一行行复杂的力学方程，使我深感他的功底之深。……一位位老师的出色表现不可能一一列举。钱学森回国以后，曾受邀到数学力学系作航空工程、力学各个领域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他丰富工作经历的精彩演讲，更使我大开眼界。短短四年，数学力学系为我们打下牢固的专业基础，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影响之深，难以忘怀。

走出校门，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感觉自己对导弹工程完全无知。那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也没有超音速风洞，要拿出导弹超音速飞行时各种马赫数下的表面压力分布，是一大难题。经过钱学森的点拨，大胆使用手摇计算机和图上作业法，在校学习的“特征线法”了用武之地，得出一条条压力分布曲线，也使我对超音速流场加深了认识。钱学森强调理论和工程实践密切结合，发展技术科学，曾对我讲：在美国时，有一位教授开的课程叫做“有用的数学”，以与别的课程有别。与北航毕业的同学一起工作，看到他们学习的空气动力学与我们有很大差异，理论深度有别，但更加实用。那时，我国导弹事业还是一张白纸，还没有使用单位，为了制定导弹规划，需要进行作战使用研究。钱学森提议成立专门单位，抽调些有一定数学基础的人，到科学院力学所运筹室学习，开展此项工作，我也从此离开力学专业，聆听许国志等教授专门为我们系统讲授的运筹学各分支课程，从事用概率论方法分析导弹威力与命中精度相互关系之类的问题。几年之后，奉调进入科技管理部门，离开入门不久的数学力学领域，进入了一个完全生疏的岗位。从理科跳到导弹与航天工程管理，要跨越一条很宽的深沟，自己几乎是一张白纸，一切要从头学起，是一个十分痛苦的历程。火箭、卫星、发射场、测控系统、卫星应用系统，一点一点接触，一点一点学习，一处一处不耻下问。关注航天事业的整体发展和决策，协助领导和总工程师做好日常工作。航天事业这样一项复杂、多专业、多学科、多工种、高投入的系统工程，成千上万人环环相扣的集体智慧和劳动。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严格、严肃、严密，深入细致扎实，来不得半点马虎，要确保卫星的发射、运行成功，必须层层严把质量关。一个元部件的失效、一根导线断开、不到一毫克的金属屑，都曾造成火箭、卫星的全盘失败，造成重大损失。这样庞大的工程，任何个人都只是做了一些原则或具体的添砖加瓦的工作，深知个人的渺小。总体设计部、专业研究所、生产厂、试验站，长征运载火箭、遥感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在一次次火箭发射的轰鸣中、在卫星测控中心昼夜监视电脑屏幕和X-Y记录仪的数据和曲线中，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壮大。既经历了成功的喜悦，也承受过失败的痛苦。又从失败的故障分析中，增长了见识，从黑暗转向光明。这是一个难得的经历。

1954级数学力学班，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班。大学毕业后，全班同学各奔东西，分散到祖国各地和各行各业。许多同学到各大专院校、研究所……，辛勤耕耘，成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许多同学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200多人的班级，涌现了7个院士，在基础理论和工程领域为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一小班的王选，在激光照排技术中，为中文印刷事业开辟了新时代；同一小班的张景中，历经二十年的磨难，在40岁以后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理论领域、教育领域、科普领域都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同在流体力学班的朱建士，在核武器的研制中，为国防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记得1954年刚到数学力学系报到时，沿途的树上不断见到醒目的标语：“欢迎你，未来的数学力学家！”大学一年级时，洪允楣、张景中在班里热情编写和组织小班同学排练朗诵和合唱：“我们是未来的数学家”，几十年后程民德先生在我们班同学聚会上，还特别提起这次演出。当时，由于我是北京口音，让我在合唱前朗诵，但是说老实话，虽然自己在高中时数学还算学得不错，入北大后，见班上有些同学学习中那样驾轻就熟，充满自信，自感相形见绌，不曾梦想自己能够在数学这样抽象、高奥的理论世界中成 “家”。几十年后，大班中的张景中、张恭庆、周巢尘等出色的同学，果然在数学领域的群峰中脱颖而出，取得出色成果，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4级数学力学班的同学，也曾屡经磨难。在极“左”路线的笼罩下，几十名同学被划“右派”， “5%”的“指标”亦极大超过，二十年后方得以改正。许多勤于思考的同学，年纪轻轻，被不公正地残酷打击，淹没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毁灭了可贵的青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多少同学和可敬的老师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践踏。这些严酷的事实都刻骨铭心。

北京大学具有突出的学术地位，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1935年“一二九运动”，高举爱国救亡的旗帜，……都为推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起了先锋的作用。我们在校期间，马寅初校长经常邀请中央和各部领导、知名专家及社会名流，在大餐厅为全校师生讲解国内外大事，使我们大大开阔了眼界。周总理平实又高屋建瓴的报告、陈毅副总理演讲时的生动場景，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马寅初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专题论述中国控制人口生育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战略思想，不料没过多久竟遭到无理批判，二十年后才得以纠正，但全国已多出生了几亿人口。北京大学是知识的殿堂，精英的集中之地，在那个年代，也成了践踏科学和摧残扭曲知识分子的重灾区。北京大学倔强进取、曲折发展的历史，也成为中国百多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知识就像一个圆”，所知有限，外界无穷。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脑和互联网已成身边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高速公路铁路、手机视频WiFi通信、机器人组成的汽车装配线、电子商务、3D打印技术、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电动汽车、海洋开发、页岩气开采、……，生活日新月异，很多都超出以前的想象，真是目不暇接。从小成长，常常以为人类对真理的了解已经到达顶点，出乎意外，又不断出现多少重大突破。学而后知不足，还有无数未知。在校学习和工作几十年，着重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退休以后，渴望深入了解和认识曾经和目前发生的一切，迫切希望补充了解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

回顾100多年，中国曾那样积贫积弱，多少志士仁人追求国家的独立富强民主自由和平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创建了新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又取得长足进步，得到世界的公认。但正视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也确曾走过相当曲折的道路。回顾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发展的历史，沧海桑田，不能不百感交集。为了使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建设更健康顺利地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走入了深水区，还有很多难关需要攻克，还有很多阻力需要排除。我国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希望国家一天比一天更好。1954级同学，现在都已上了年纪，早已过了“古来稀”的年岁，正向80岁逼近或已越过80高龄。深望大家身体多多保重，精神越来越年轻，祝大家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共同见证中国和世界不断进步发展。

简历：

1937年1月生于北京。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基础课后学习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

1958年毕业，进入导弹和航天领域，开始在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部空气动力研究组，1960-62年在作战使用研究处。

1962年起调入航天机关。1965年直至退休，均在科研生产局航天型号研制管理岗位，先后任助理员、副处长、处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多年来，主要从事人造卫星的研制管理工作。

通信处：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8号75-12

邮政编码：100830

电话：010-68371686

思   念

徐从德

筹备组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写稿。我认为自己工作很平凡，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内心矛盾。最后鼓起勇气写下以下内容。

我在农村一所中学读书。1950年，初二年级我在班级中成绩还好，人又单纯、老实，团组织吸收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在班级中团结全部同学起核心作用的是青年团。每个星期六下午，班主席站在讲台上主持班级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学们都很直爽，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那时，大部分同学经济都很困难，生活很艰苦。镇政府分给学校几亩地，解决伙食中吃蔬菜的问题。学校师生一起种菜，在劳动中师生有说有笑，很是愉快。同学们还参加镇政府办的碾米厂劳动，勤工俭学。女同学帮助男同学编织毛衣。在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跳集体舞，互相邀请。在学习中互帮互学。晚自修，四个同学围着一盏煤油灯学习。同学们都无忧无虑地生活，真是像歌曲所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进入高中阶段，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但没有大城市的学校学习抓得紧。遗憾的是我没有重视语文学习，影响我表达能力和写不好文章。

最值得我想念的是北京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一踏入北大校园，首先看到的是宫殿式的雕花的房子、绿树成荫的林荫小道。美丽的未名湖，水塔倒映在湖水中，美丽动人。北大的校园是非常适合学习的环境。学校里有藏书很丰富的一流图书馆供同学们学习之用。教授都是著名的科学家，老师都是最优秀的。在老师们谆谆教导下，我获得了科学知识，培养了我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的求学精神，使我在日后工作中受益匪浅。我在工作中接受课题时，能够废寝忘食地去完成。刻苦钻研、努力工作是我的乐趣。这些好的品质是北大老师辛勤培养教育的结果。

我想念北大。

简历

1942-1943 浙江省黄岩县蓬街乡花门小学

1943-1946 浙江省黄岩县路桥扶伦小学

1946-1948 浙江省黄岩县镇鲍中心小学

1948-1948 浙江省黄岩县黄岩场盐工子弟小学

1948-1954 浙江省黄岩县路桥中学

1954-1959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

1959-1964 抚州地质专科学校（原二机部）

1964-1972 浙江地质技校（原二机部）

1972-     浙江石油勘探处     已退休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留下镇浙江石油勘探处宿舍3幢4单元502室 邮编：310023

几句真心话

许绥文

博雅塔高耸，未名湖悠悠，难忘在老图书馆旁那棵绿叶红花满枝头的芙蓉树下静心的复习功课、思考问题、在那里回味课上课下老师们语重心长的谆谆嘱咐，默记入心的我那小天地。

    北京大学，用她丰富的源泉，造就出我们难忘的人生之路。

    我是一个特平凡的人，在中学时由于老师讲课很好，几乎每门课我都感兴趣，又爱看小说和课外书、爱唱歌、爱跳舞、尤其喜欢课外一个人独自去实验室做物理、化学实验 。然而，以数学力学作为我一生的事业，是在1954年4、5月份学校组织大家参加北京大学的开放日，尤其是听取了近一个小时周培源先生关于数学、力学对祖国未来强盛的重要关系的讲话后，自己才决定的。回想当年，祖国的需要真的就是我们的志愿，为了成为祖国急需的专业科技人才，我想到了自己必须做很大的改变，但我愿意放下所有其它兴趣和爱好，进行这个重大的改变。

    进入北大后，北大数力系的老师们不但对我们系统学习数学、力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思路着力的加以严格训练，并以线性代数、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等课程，大大扩展了同学们对于高等应用数学的发展视野，为当时在我国即将出现力学的快速发展与数字计算机大量应用于工程技术，做了重要的人才储备，使我们毕业后能较快适应进入国家研制“两弹一星”所必需的高新技术环境。

    老师们非常注意提醒我们要准确把握关键的专业技术，我记得有一次在上孙天风教授的流体力学课时，在谈到对国外一些专业图书质量的看法上，他明确地说：“不少书有错误，你们要仔细看。不要认为写成书了，出版了，就没错了。这种事情，国内外都是一样的。”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作在研究所，我所在的研究组，既负责某部件的气动设计和气动特性计算也负责模型设计和风洞试验，十一、二个人来自全国八个重点大学的相关专业： 哈军工、北航、南航、北大、清华、复旦、浙大、华东师大，工作量很大 ，大家都非常努力。绝大多数的技术实施方案都经过大家讨论后，分工完成。1959年夏，从苏联请来了一位专家，领导我们开始预先研究的型号设计。他每週只短短的讲约三十分钟的原理和要求，如何做设计和使用何种计算方法完全由我们组自行研究确定。我们大家都动员起来，通过各种关系，去寻找各种可用的计算方法、计算手段、制作多种计算模板、放大必须用到的图样，三天后，全体人员参加24小时白天黑夜换人不停活，对五大气动流场图的计算开始了，历时三周终于胜利完成。这是集体力量的生动体现。最令我们万分高兴的是，在考虑了附面层效应后，我们最终计算出的部件气动性能，与专家所带来的风洞试验结果完全一样。(那时，我们大院里可是连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都没有啊。)

    这以后，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专家问我们有没有读过一本苏联教授写的书《**空气动力学》，我们都说没看过。专家让我们补读一下。第二天，资料室给我们每人都送来了一本，晚饭后我就开始初读它了。看到数十页后，我对其中一页里的一组四个相关的实验性能图线发生了疑问，其中一个关键的线图，像是有意作的假。我一下想起了孙天风先生的话，找出笔和纸，详细的算了三遍，证实了它确实是篡改货！第二天早上上班时，我找到了我室的俄语翻译，和他一起去找到了专家，讲了我昨晚的“发现”，专家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在苏联大学中已使用了近二十年，在北京航空学院也用了四、五年了，不会有这种问题的。”我说：“请你在晚饭后，用二、三十分钟看一下这一页的图线，就能看出来究竟有没有问题。好吗？”专家说：“好吧。”转天早上上班后俄语翻译笑嘻嘻的来跟我说：“你对了！今天一早，专家来了就对我说——许是对的”。后来，专家又加了一段话：“许,才是个本科毕业生，居然能看出这本经典书有问题。”“以后，你们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一定会超过我们。”这句话，给了我巨大的喜悦和力量。

    文革岁月品艰难

文革,一个可怕的、长长的、颠倒黑白的岁月，对我而言尤其困难。

中学六年我一直住校，对许多同学、特别是室友的家庭真实情况相当了解，文革开始，当老贺回家告诉我，那个别有用心的人，在北大全校大会上，大大地说了几段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的很恶毒的话时，我对他说：“她是在胡说八道！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不过，你在讨论会上可要小心点，不能这样说，要不然会倒霉的。”但是，我一直担心他会出事。因为，我认为老贺是一个比较简单实诚的人，不善于编一套套的话说，而在文革这种大环境下，简单实诚的人平安生存很难。我提出来把他调到空动所工作，空动所庄逢甘所长愿意接收，但是，北大不同意放人，只得作罢。不久，果真出事了。老贺在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的同时，被作为党内的清理对像处理。一年后，老贺回北京时，变为一个精神分裂病的患者，他说话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在五七干校挨整的情况，根本无法继续坚持原来的工作；这与他在莫大只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原本三个莫大研究生都没能做出来的化学流体课题时的状态相比，实在呈现为一个难以想象的可悲结果。当时我想，我们只能坚持下去，难道天能塌下来?先看好老贺的病再说。

1978年10月10日北大党委对贺觉民做出恢复党籍的决定。

    在文革这种非正常期间，我自己应该干哪些事？这是那时我常常琢磨的问题。后来，大院里的空动所计算机室要开讲《数字计算机及其应用软件开发》，我就和组里几个有兴趣的同事一起，去学了这个以后肯定用得上的新技术。

约两年后，我们使用中科院计算中心的数字电子计算机，采用中科院计算中心朱幼兰研究《初边值问题的差分方法与绕流计算》中的一整套计算方法，解决了我们部件设计所需的流场计算问题，达到二级计算精度。在这个项目进行中，我们得到朱幼兰以及老同学敖超多方面的帮助。就这样，我们在文革中完成了部件气动流场数值计算的升级版。

去新的领域闯荡

    在老贺的病有些好转后，他很想离开我们住的地方，想进城住。我想，换换生活环境，也许对病的好转，效果会更大些。1986年6月，我决定改行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自动化部工作。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我结识了很多颇有才识的图书馆人和一些很有灵气的软、硬件工程师。我参加完成的项目主要有：

    各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现状研究；

    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建立；

    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算机系统的引进；

    中国国家图书馆全馆应用软件系统的开发；

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工程的立项；

     建立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XML试验系统；

     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XML应用软件系统的开发。

     特别不能忘的是王选和陈堃銶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整个XML应用软件系统的开发，给予了特殊的大力支持。当时，由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数字图书馆项目根本没有经费投入，该项目是由北京大学计算技术研究所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建立，北大方面是由所长王选特批的，是在国图方无经费投入的情况下合作进行的。而XML技术的应用，保证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的水平，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我很高兴，在国图十九年中，促进了国图向世界一流图书馆前进的步伐，在祖国的这个文化总基地里，我仍是一个为祖国奋勇前进的哨兵。

Email：xu050114@163.com

岁月回忆

许为厚(W.H.Hui)

我1938年8月21日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市一书香之家，从小爱好数理，1951至1954年在广州培正中学读高中，1954年9月至1958年7月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读书，1958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福建省厦门大学数学系当助教。

1962年我申请去香港，看望患病的母亲。抵港后才知道母亲患糖尿病拾余年，生活困难，乏人照顾。忆家父许杏荪，出身于殷商和书香之家，青年时期接受马列主义，背叛家庭，以半工半读靠自己完成大学教育，早于20世纪20年代到上海投奔革命，置妻儿於不顾，却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改正），翌年去世。我环视老母孤苦伶仃，生活无着，便决定留港侍候老母以尽孝道。此事当时已报告厦大数学系，这一决定亦使我逃过文革的厄运。

香港谋生并不容易，香港对大陆人诸多岐视排挤，连北大的文凭都不承认，找合适工作真不容易。经过4年的挣扎，我终于在1966年10月获得奖学金到英国南安普顿(Southampton)大学航空与航天系读研究生，以18个月的时间取得4项研究成果，破大学记录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PhD)，并在同系任讲师。1983年12月获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航空与航天系科学博士(DSc)荣衔，即所谓博士之博士。此等成绩应归功于北大老师的教导和北大学风。1967年香港暴动，我邀请在香港的女友梁国栏到英国结婚生活。老母亦随之赴英共享天伦，后来同赴加拿大，她于1980年去世，享年80岁。

1974年我携夫人到加拿大任教，担任加拿大滑铁卢(Waterloo)大学应用数学系副教授， 1979至1994任应用数学和机械工程教授。 1991年12月至2004年任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教授, 1994至1997年任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副院长，1999年至2004年任香港科技大学科学计算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为荣休教授。 2005至2006年应聘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特聘教授，协助建立力学研究中心。

1980年我应聘出任美国太空总署(NASA) Ames研究中心和美国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客座教授，1994年至今任加拿大滑铁卢(Waterloo)大学应用数学系荣休教授，1997年至今任浙江省水力河口研究院名誉顾问，2000年至今任北京计算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顾问。

2007年我退休后和夫人一起定居加拿大多伦多市。Since then we get to see our two sons more often。 They were both born in England and grew up in Canada。 The older son, Charles Hui, is a medical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his wife, Sarah Rice, is also a medical doctor。 The younger son, Edward Hui, is an Actuary working in New York City; his wife, Casey Gaetano, is a school teacher。

我的研究领域：计算流体力学；高速飞行空气动力稳定性理论；水波的非线性理论；偏微分方程的相似解方法。共发表论文140多篇，对每个领域均作出独特的有系统的贡献，获同行引用很多次。有代表性的十篇论文列下：

1 Hui, W. H.，Stability of oscillating wedges and caret wings in hypersonic and supersonic flows，AIAA Journal，1969 年，7，1524-1530 (This paper was singled out by the Journal editor for its excellence; see Astronautics and Aeronautics, Vol. 8, page 23, January 1970。)

2 Hui, W. H., Tobak, M.，Unsteady Newton-Busemann flow theory, Part I: Aerofoils，AIAA Journal，1981 年，19，311-318

3 Hui W. H., Tobak, M.，Bifurcation analysis of aricraft pitching motions about large mean angles of attack，Journal of Guidance, Control and Dynamics，1984 年，7，113-122

4 Hui, W. H., Hamilton, J.，Exact solutions of a three-dimensional nonlinear Schrodinger equation applied to gravity waves，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1979年，93，117-133

5 Dungey, J. C., Hui, W. H.，Nonlinear energy transfer in a narrow gravity-wave spectrum，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1979 年，A368，239-265

6 Donelan, M. A., Hamilton, J., Hui, W. H.，Directional spectra of wind-generated waves，Philos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1985 年，A315，509-562

7 Ma, P. K., Hui, W. H.，Similarity solutions of the two-dimensional unsteady boundary layer equations，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1990 年，216，537-559

8 Hui, W. H., Loh, C. Y.，A new Lagrangian method for steady supersonic flow computation, Part II: slip-line resolution，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1992年，103，450-464

9 Hui, W. H., Li, P. Y., Li, Z. W.，A unified coordinate system for solving the two-dimensional Euler equations，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1999 年，153，596-637

10 Hui, W. H., Kudriakov, S.，Computation of the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using the unified coordinates, SIAM Journal on Scientific Computing, 2002 年, 23，1616-1654

近期主要研究成绩: After retirement I have written a monograph (with K. Xu) title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based on the Unified Coordinates”, and it was published in 2012 by two publishers (Springer and Science Press) as two separate books。  The following is a review of it: “The book is a good and very helpful description of the UC system, clearly organized and well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benefits of using UCs in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It is a useful textbook for graduate students or advanced undergraduates who are studying the mathematical and numerical models and methods in hydrodynamics。 There is also much to find, learn, and enjoy in this book for experts in hydrodynamics, applied mathematicians and other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this area。” (Yuri N. Skiba, Mathematical Reviews, December, 2013。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短短的一生中我有幸在世界很多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生活：从少年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殖民地社会的香港，到老牌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到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加拿大和美国，再回到四不像的一国两制的香港。从而有机会接触和亲身体会了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

我所住过的英语国家——英、美、加——都非常开放、平等和友善，乐于吸收人才，亦没有种族歧视。个人事业能否成功全靠自己的竞争能力和机遇。政府的权力极小，而且依法行事。社会的真正发展动力来自民间（且看Microsoft、Google和Apple等等大公司是怎样发展和由谁发展起来的）。整个社会都是讲理和依照规则办事，无需搞个人关系，这使外来者容易融入，所以内子、我和孩子们都喜欢在这些国家生活。我的两个儿子都与当地女子结婚，孙辈亦颇聪明伶俐。

现代文明社会最主要的标志是：自由、民主、法治（Rule of law，not Rule by law）、人权和科学。综观各国和各社会制度的优缺点，我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去发展和竞争，同时又照顾弱势社群。至于从个人层面，独立思考是最主要的，不可人云亦云。不管从事哪种职业，一个人一生最主要的是要亲身经历过成就感，这才是最高尚的精神享受，非金钱可以买到的。如果子女辈成就比我们更大——一代比一代好——那是更加难得之事。

最后我祝各位老同学身体健康，继续享受余生，更盼五年或十年后再欢聚于母校。

普宁市占陇镇侨联等接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许为厚

揭阳市侨联

近日，国际著名流体力学教授许为厚携夫人莅临普宁侨乡观光访问，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及侨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许为厚教授祖籍普宁，后为香港科技大学数学教授兼科学计算研究中心主任，是世界上计算流体力学统一坐标法的创始人。

在普宁市外事侨务局、普宁市占陇镇侨联等单位负责人的陪同下，许为厚先生参观了位于占陇镇的母校兴文中学，与母校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到家乡郭厝寮寻根问祖，敦睦乡谊，密切与家乡父老乡亲感情。2007年5月21日（摘自互联网）

简历

PRESENT POSITION:

Emeritus Professor of Applied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Waterloo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CADEMIC  DEGREES:

BSc (Bachelor of Science, September 1954-July 1958)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October 1966-April 1968) in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England

HONOURS AND AWARDS:

Doctor of Science degree (DSc) award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original research in Fluid Dynamics, 1983

FIELDS OF INTEREST:

(1)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2)    Aerodynamic Stability Theory of High Speed Flight

(3)  Nonlinear Water Wave Theory

(4)    Similarity Solutions of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1968-73 Lecturer,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England

1974-78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1979-94  Professor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1980  Visiting Professor at US NASA Ames Research Centre, Moffett Field, California and, concurrently,

Visiting Professor (Navair Research Chair) at 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onterey, California

1991-2004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Associate Dean of Science(1994-97) and Director(1999-2004), Center for Scientific Compu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2005-06   Visiting Professor, Division of Mechanics, Research Centre for Applied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E-MAIL ADDRESS: whhui@ust.hk

祝愿生命之树长青

 杨九高（杨路）

1954年8月的一天，我和一些朋友兴高采烈地背着不多的行李到成都市盐道街集中，每人被发给一个“西南地区新生赴校队”的胸牌，分乘若干辆大棚卡车，沿着川陕公路（当时宝成铁路尚未开通）颠簸前行，开始了其后半个世纪的坎坷旅程。

    我当时毕业于成都市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中学，现在叫做“石室中学”。据说西汉时期蜀郡的郡守文先生曾在此地建石室办官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优秀人才，历代杰出校友据说包括司马相如、扬雄、陈寿、李密等知名人士。这一开创性的壮举（过去孔丘先生办的是私塾，办官学是文先生首创）得到了不久前还在热播的“汉武大帝”的充分肯定，于是后来咱就有了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太学”和“太学生”云云。不久前我参加了石室中学第二千一百多少年的校庆，那个才叫自豪，就像某影星服用了“盖中盖”，感觉真的不错。

    那一年，石室中学有五位同学考上北大，其中李权和我进了数学力学系。其他三位化学系和物理系的出于各种原因在上个世纪即已英年早逝。感觉还是咱们系的风水较好。

    我们挤在大棚卡车上，一路高唱“共青团员之歌”一类的革命歌曲，穿越成都平原和川北丘陵，出剑门，跨秦岭，到宝鸡坐上了往北去的火车，虽然是硬座，当时的心情那个好，其后的数十年再也没有过那样的好心情。

到学校报到注册之后，每人被发给一个捷克造的搪瓷碗，意味着“免费的午餐”，当然还有免费的晚餐和早餐。随后是安排宿舍，暂住临时工棚，在那里首先认识的是主动关照我们外地同学的周巢尘、李颐黎等几位高个儿的北京人，一个个热情洋溢，彬彬有礼。2004年聚会他二位都做了“大会发言”，但我没注意听，我一直在回忆这二位当年雄姿英发的模样。

    人说北大人善于独立思考。在20世纪50年代的多事之秋我经过“独立思考”总结出两条“公理”：一、一切真理服从人道主义原则。二、人与人之间应为合作关系，不应该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按照这两条来立言行事，于是在1957年夏天遭遇到难以承受的打击。

    现在反思起来这可能是一误会。其实我并不反对领袖，我实心实意地相信“领袖”真是人民的公仆。我只是担心个别公仆用权不慎伤及无辜。用现今市井流行语来形容，我是“操心丸”吃得太多。那以后的18年，我在公安局的直接领导下从事体力劳动改造思想，其中农场12年，煤矿6年。从21岁到39岁就是这样度过的。

    1975年7月我获准离开煤矿回家自谋职业，在街道上做临时工。虽然还是重体力劳动，虽然失去了铁饭碗和公安局的坚强领导，但那个心情，怎么说呢？前某年春节晚会有句歌词儿：“老百姓呀，今儿个真呀嘛真高兴！” 在这没有岗位的岗位上一干又是4年。

    1979年经由55级洪加威同学牵线搭桥，陶懋颀先生、赵立人同学和56级熊金城同学的举荐和努力，我和景中被中国科技大学正式收编。阔别22年后终于又回到原先的起点。高兴的是，我们自1950年代开始的相互“切磋”，终于有了较好的环境和条件。

    1995年咱们的系扩充为数学科学学院，聘请我担任新建的“信息科学系”的主任，我同意兼职。从1996到2002我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两届。这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咱学校的时间并不多。每次来我都住勺园，经常去未名湖边散步，但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

    2014年聚会时被勉励要保持良好心态，类似于老干部要保持革命晚节的意思吧。也许还有多一层意思：如果把每位同学比作一本书，这本书已经翻过了七、八十页，但后面可能还有许多页，最精彩的故事可能还在后面。

亲爱的同学，祝您生命之树长青。

  （本文选自《五十年情怀》，作者对原稿进行了少量补充修改）

简历

1936年农历9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渠县。在成都市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初、高中毕业于成都石室中学（成都四中）。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1958-1969年 在清河农场、团河农场劳动。

1970-1975年 在四川大邑县新源煤矿劳动。

1976-1978年 在成都市街道生产组/街道工厂做临时工。

1979-1985年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任教（讲师、副教授）。

1986-1991年 中国科学院成都数理科学研究室 研究员、副主任。

1992-1996年 中科院成都计算机应用所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中心 研究员、主任。

1997-现在 中科院成都计算机应用所/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1996-2002年 兼任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信息科学系 教授、主任。

1996-2006年 兼任广州市数学与人工智能国际交流中心/广州大学 教授、主任。

2004-2012年 兼任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理论研究所 教授、所长。

通讯处：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9号中科院成都计算机应用所 （邮编 610041）

手机：13550395068

电邮：yanglu8628@163.com;  luyang@casit.ac.cn

难忘师恩和友情

叶其孝

高中毕业前，我的班主任(物理老师、老革命)把我找去“通知”我，要我去留苏，当时我很高兴，但是结果却没有我，有同学告诉我，因为你父亲在香港，社会关系有问题，不能留苏(我后来才逐渐意识到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严重性，我的弟弟、妹妹没有一个上大学的)，加上我母亲刚去世几个月，对我这无疑是一个打击。我比较喜欢物理，但是因为红绿色盲，不敢报物理，三个志愿都是数学，所以当在报纸上看到发榜的信息，虽然也高兴，但有很多顾虑：我这种人到北大会怎样? 我想我个性比较内向又不善交往，所以我首先要努力学习，要诚恳待人、不要得罪同学，要听领导和老师的话。后来和考上北大的同学一起坐火车北上时，我还是在胡思乱想、自寻烦恼，所以王选等同学所说途中“惊险”、有趣的事情，我都没有太深的印象。

  其实从上海中学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的有9位同学，除我外还有：沈立、陈天权、庄国强、赵立人、胡耀鼎、王云波、葛显良、马名挥。我想这对上海中学和北大数学力学系都是空前的。可惜的是三位同学被错划为右派，沈立则因为工作特别认真负责而不幸中毒英年早逝。在来北大前我只认得胡耀鼎(因为中学是同班，实际上我和他是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其他几位都是来北大后逐渐认识和熟悉的。

    到了北大，我被分配到九班，住在11斋，但是我住在楼上，和七班的同学住在一起，我也被指定为生活委员。我对九班有非常温馨、愉快的回忆，在二体附近打雪仗、去颐和园玩、去八达岭长城等等，对我都是第一次。九班还有一批“活跃的捣乱分子”经常互相开玩笑或给人取“绰号”，我估计九班有绰号的同学居各班之首。由于我不善交往，所以在九班我接触比较多的只有两位：张恭庆和马希文，但“方向是相反的”，我是主动找张恭庆请教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在大学毕业后的50多年里在学术和工作上，他都给我许多帮助)；我和马希文的交往则多是他找我，或是要我教他上海话，或是周末邀我出去玩(他绝顶聪明、学习毫无困难，一年级时就编写过“蒙汉字典”，而且交游广阔，我相信即使在九班，他交往最多的肯定不是我)，仅举一例：我会骑自行车，但我没有自行车，有一次周末，他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一早出发一直骑到模式口水电站，回来又在海军大院参观了一个展览，把我累的够呛。

    在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有两位老师对我今后的学习、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他们是丁同仁先生和周毓麟先生。

    记得大约在二年级，丁同仁先生带我们几个同学到系资料室介绍如何使用各种资料时，他指着Mathematical Reviews说了一句影响我终生的话， “(大意是)数学研究的最新方向和最好成果都可以从中找到线索。”我毕业后在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或要做什么工作时经常思考、回味丁同仁先生的这句话，当然，我的学术水平和能力尚不能找到最新的方向和做出最好的成果，但是经过我的努力钻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识别什么是最新的方向和最好的成果。丁同仁先生在我研究生毕业后做助教时，就如何做教学检查等方面所给予的指导，大大提高了我的教学水平和应该怎样教学生的认识。他在许多方面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当时我都不知道，是我后来听人说了才知道的。

周毓麟先生是我一生中零距离接触最多也是影响最大的老师。他57年留苏回国后就教我们偏微分方程专门化的课，教给我们研究偏微分方程中泛函分析、先验估计、不动点定理的应用等最新方法，还给我们开讨论班，特别是他让我们在讨论班要念的书是1955年刚出版的，Fritz John 写的, Plane waves and spherical means applied to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而不是苏联的文献。虽然由于政治运动讨论班没有坚持下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陈省身先生的学生，陈先生教他做研究就要博采众长。周先生为了帮助我们学得扎实并获得初步的研究能力的方法之一，就是考试，最突出的一次，他给了一个题目要求我们专门化的同学各自独立去做，三天后交卷，这样的考试方法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周先生后来告诉我，大家交上来的实际上就是一篇研究论文。唯一不足的是，当时没有搞一个报告会，让大家在会上报告交流、切磋，这样收获会更大。我考上周先生的研究生后不久，他给了我论文题目就被国家调走从事重要的保密工作。直到研究生毕业期间我只找过他不多几次汇报学习和论文进展情况。他在紧张的工作中还给我和黄乘规仔细安排论文答辩。文革中我不敢去找他，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恢复了偏微分方程讨论班，他每次都骑车来参加。他的豁达和为人更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并不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继续他的研究方向，而是支持我们自己去选定方向，他会提出建议，他认为对的就会大力支持。后来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几次，几乎是无所不谈，他对我的帮助也更多了。

    大学期间至今让我感到内疚和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守住自己“不要得罪同学”的底线，那就是在反右期间，我是团支部书记，我主持过我们小班被错划为右派同学的批判会，我的发言伤害了这些同学。尽管多年后我和这些同学都有一些沟通和交流，取得了他们的谅解，但总归是做了不对的事情。

    1965年“四清”我和教研室的陈亚浙还有62级的四位同学参加了正定县的四清工作队，我是这些人的组长兼四清工作队文书，把上面发下的文件摘编成队长和书记的发言稿，可能书记认为我表现不错，他主动让我填写了入党申请书，我如实填写后交给他，他第二天就找我谈话，很直接的告诉我：“像你这种情况是不能入党的”，对我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不过总算是直截了当的给了我绝对否定的回答，我也死心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亲眼目睹红卫兵来抄家(我们和我岳父母住在一起)，红卫兵把我女儿的玩具也扔在被抄家的东西堆里，我女儿要去拿回来，但被红卫兵一脚踢了回去，我当时真的感到很可怕。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从我叔叔、娘娘那里知道了北大有人专门到上海调查我的情况，我真怕是否有人要来整我了，我的精神极度紧张。但是我有幸和姜礼尚、吴兰成一起担任1973级工农兵学员一个班的教学工作并全程参加了葛洲坝二江船闸的设计工作，完整的数学建模和软件编制、调试、培训相关工程技术人员，我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既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更使我亲身体会抽象的数学是有用的，关键是要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这座桥梁，这直接影响到我后来选择反应扩散方程作为我的研究方向以及从事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活动的工作和热心投入。直到1969年10月到江西鲤鱼洲劳动，迟群要我们做鲤鱼洲第一代农民，我倒反而“宽心”了，死心塌地做农民算了。在鲤鱼洲也有不少我们的老师，最让我受教育的是程民德先生，他管养牛就和牛住在一起，只隔着一个竹篱笆，但是他高高兴兴、踏踏实实地钻研养牛技术，把牛养得非常好。这给了我极大地教育，即使受到委屈，也仍然能够踏踏实实工作做出成绩，甚至从中找到乐趣，即所谓的苦中取乐吧！正是在鲤鱼洲我开始认真考虑我经历的各项政治运动中的得与失。

    1971年10月回到北京我和李正元一起给工农兵学员编写高等数学讲义，逐渐有了相互了解，为后来1982-83年开始的反应扩散方程讨论班打下良好的合作基础，我们合作的时间长达20多年，不但合作编写了专著《反应扩散方程引论》，而且培养了一些优秀的研究生。这里要提一个小插曲，大约在1983年吴新谋先生得知我在北大搞反应扩散方程讨论班，他非常支持，自费坐三轮车来北大参加讨论班，对我们师生都起到了鼓舞作用。

    改革开放后，1977-78年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高校教师去国外进修做访问学者，大约是1978年初某一天朱德威先生在学校遇见我，和我说：“系里要派你出国做访问学者”，我不信，因为我的社会关系不好领导会放心让我出去吗? 我就说：“根本不可能。”到后来，丁石孙先生找我谈话说要推荐我去做访问学者时，我脱口说出的第一句话是“丁先生，你告诉我，我的政审通过了吗?” 丁先生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说了句“这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我当时真正感到高兴的不是能不能出国的问题，而是感谢领导和老师对我的信任。当然，我也没有辜负这种信任。

    1979-1981年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做访问学者，1980年系里认为我可以做一些教学工作，给了我一个相当于习题课 (recitation course) 教职，同时也可以给我一些资助 (我后来就放弃了包括回国机票在内的大部分国家资助)。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英语讲过课，怎么办? 我想到了当时在加州讲学的钱敏先生，我就向他求助，他毫无保留地教我他用英语讲课的经验，告诉我什么地方必须注意，什么地方可以略为放低一些要求，不会影响教学效果。我基本按照钱先生的指示和我自己的努力以及对学生的了解，果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也得到了系里的肯定。

    我做北大数学系副系主任也值得一提。1984年4月武汉大学数学系路见可、齐民友先生邀请我去武汉讲一个月的反应扩散方程及相关问题，我4月28日回到北京后，没几天总支书记林建祥先生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系里希望你来担任副系主任，校党委的任命书在我的抽屉里，你要同意，我明天就贴出去，你回去和吴庆宝商量一下。”我回家和吴庆宝一说，她坚决反对，甚至说要去贴大字报，我一听吓了一跳，就劝说道，这是我的老师和领导对我的信任，我怎么能够拒绝呢，总算说服了她，我就这样做了副系主任。当然，我自认为没有辜负老师和领导对我的信任，为数学系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里，我要特别谈谈林建祥先生，在这之前我很少有机会单独接触林先生，因为他是领导，但是我听说过有关他的许多故事，我崇敬他。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一起搞大、中学的数学教学改革时才有机会和他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更有几次单独和他聊天的机会，直接聆听他讲自己的经历，包括他被三次开除党籍是怎么一回事等等。我从心底钦佩他的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为理想不懈努力的人格和精神，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还应该讲讲许多老师、同事和朋友对我的帮助和关心，但是限于篇幅，我只好暂时不写了。但是有一位老师我必须要讲，他就是吴文达先生，吴先生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我们俩好像很投缘，每次偶然相遇，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滔滔不绝地从学术到时政讲给我听许多看法，解答我的各种问题，对我大有启发。特别要提的一件事就是大约在1989年底或1990年初，他和我详细讲了什么是符号演算和计算机代数系统(他是这个领域在我国的开拓者之一)等问题，解答了我的许多疑问，使我意识到了数学软件这个领域的重要性。我就请他来北工应用数学系做题为“符号计算介绍 — 计算机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数学计算”的报告，作为系主任的我要求全系教师都要来听，他站着从历史、发展到展望讲了将近两个半小时，中间都没有休息，使全系教师都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他还请他们研究所的阎守礼先生亲自给我们演示了数学软件Derive的功能。我从他那里更是得到了直接的帮助，1992年我和裘宗燕在北大举办了Mathematica数学软件的培训班和研究班，我也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率先推广和应用Mathematica数学软件。吴文达先生开朗、直率、说真话的作风对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最后我想谈一下也许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最大打击，以及我从中得到的教益。这是我1987年调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后发生的事。我本来要求不做行政工作，他们也同意了。但是1988年我访问Duke大学回国后，校长找我说：“我知道你对教改有想法，你不做系主任怎么能实现呢?” 我被说动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想拉拢我)，经过组织部的民意测验我做了系主任。我倒真是想把北工应用数学系办好，开始许多工作都得到校领导的肯定，我在系里的一些做法被学校采取，例如，公派出国必须在全系答辩通过，系主任再去争取名额，等等。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校长是个心胸狭窄、独断独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拉帮结派的人，后来在办学理念、具体措施、用人、进人等诸多方面分歧越来越大，而我的做法得到广大教师和一些中层干部的支持，这绝对不是他和他的帮派所能容忍的，于是就开始疯狂、不择手段整我的活动，我则坚决抵制，我不能违背我做人、做事的底线，于是他们一再升级，甚至无耻到了大约在1994年初工资调整时要强压我一级工资，原来说我这也好、那也好的人事处长竟然口出狂言：“叶其孝，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别想涨这一级工资！”把我气得够呛，我和吴庆宝商量后决定，你们不说清楚，我就不要这个工资了。我拒绝领工资近三年。实际上，不到一年，他们就知道错了，偷偷把我的工资改了过来，并请各级领导不断地找我和吴庆宝，说已经改正，劝说我们把工资领了吧，我们则坚决要求他们说清楚，让肇事者和幕后指挥向我们赔礼道歉，否则我们要去法院告他们。最可笑的是，纪委书记也来劝我去领工资，他明明知道错了，却不去查办，反而要我不明不白地去领工资！我却底气十足，工资又不是我个人能说了算的，我一点也没有影响我的教学、科研工作，我不断地温习清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写的《不气歌》中的两句话“他人气我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倘若生病中他计，气下病来无人替。”我一点也不生气，要和他们斗到底，看看在中国还有没有公理。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校内外知道这件事的人早就看出他们的无耻整人把戏，都在看戏，等着看结果。最后，他们黔驴技穷扛不住了，于1997年3月28日由党委副书记、统战部长和另一位领导到家里来“赔礼道歉”，哪位党委副书记拿出盖了红色公章的证明信给我，一边说：“我们学校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要求当事人和幕后指挥亲自来道歉，他们就用什么党委换届了等说法搪塞过去，而且一点不提经济赔偿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说我们保留追究的权利。这件事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我看到了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才会让这些人无法无天，我也看到了这件事中各色人等的充分表演，我也为没有违背老师的教诲而感到骄傲。

    我写了这么多就是要说师恩和友情对我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它们不是挂在口头上的，正如俄国革命者、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1811—1848)所说的“真正的朋友不把友谊挂在口上，他们并不是为了友谊而互相要求点什么，而是彼此为对方做一切办得到的事。

”从我的人生经历中，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我还从我的老师的经历和教诲中，以及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总结出了我的座右铭之一的四乐精神，我还让我的外孙女写了条幅挂在家里经常自勉。我女儿家也挂了这个条幅，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家风。

    从1954年到北大念书至今60年过去了，我知道不少同学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强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克服无数困难为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的事迹也曾经感动并鼓舞着我尽可能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我认为：我们54级的同学都是好样的！

简历

1948年前上海民智小学(现为上海威海

三小)

1948 – 1951私立民智初级中学

1951 – 1954 上海中学

1954 – 1963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本科、研究生

1963 – 1987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系工作

1987 – 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工作、退休

代表性著作：

叶其孝、李正元著，反应扩散方程引论 (现代数学基础丛书之一)，科学出版社，1990年.

叶其孝、李正元、王明新、吴雅萍著，反应扩散方程引论 (第2版)，科学出版社，2011年.

叶其孝主编，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辅导教材(一 —— 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 2008.

通讯地址：北京北京理工大学89单元082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010-6891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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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北大数力一九五四级

于  劭

一、中学时代

    1949年‘建政’之时，我们这些人（除少数调干生外）正好上初一。

    这一年级的学生有一些‘特点’：

    1、 我们没有参加‘解放前’历次学潮的‘资格’，但是，对那些汹涌澎湃的学潮，我们是‘知情者’、‘崇拜者’。

    以我自已为例，是在1948还是1949年，‘国立河南大学’的许多‘流亡学生’来到了苏州——我也实在弄不懂，既然这些学生那么激进，为什么还要‘逃’出来，留在河南迎接或等待‘解放’岂不更好，这些学生在政治上非常激进。我还记得，一天晚上，我的一个‘进步’的亲戚（文革时期才弄明白，实际上他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只是‘组织’和他本人都没有明白这一点）带我去参加了河南大学学生的一次晚会（地点在苏州东北街），那“团结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对我确实是一个震憾。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在‘进步学生运动’的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在我们看来，争取‘民主’、‘自由’，是我们这些人的‘权利’、‘义务’。

    2、 整个中学阶段，我们这些人没有当过真正意义上的‘教练员’或‘运动员’。

    从1949年到1954年，这五年中，国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但是，不能不说，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还小，运动冲击不到我们，我们是旁观者。

    一些人的家庭经历了土改的冲击，但是，我们在学校，没有感染到运动的冲击，而且，家庭成员中绝大多数也为孩子着想，不会把所经受的一切告诉孩子们。

    同样，‘五反’时也会有不少家庭受到冲击，但传到孩子身上的冲击波也是很小很小的。

    抗美援朝时，我们也不过是跟出跟进，喊喊口号的小角色…………

    举个例说，高中阶段，我有一个政治老师叫李绍中，解放前他应该是一个报纸的记者，解放后改行了。李先生的表现很激进，当年算是一个‘进步人士’吧，记得他曾多次给全校师生做‘大报告’，谈时局。印象最深的一次，他谈了时局，他说：世界革命形势非常非常好，而在他看来，当时最可能出现革命的地区是日本。

    可是在其后好多天，李先生在学校‘失踪’了，后来，逐渐有消息传来，原来，李先生是‘历史反革命’，被抓起来了。当然，这对我们这些高中生来说，是一次冲击，但是，也得说，这冲击波很小很小。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平反潮后，我们这些学生也曾经打听过李先生的消息，最后，总算知道了李先生终于落脚在安徽屯溪教师进修学校，没事了。

    3、 实话实说，我们这些学生真正切身经历过的‘运动’是‘三好学生’运动——这也许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奇迹。

  这是由于我们的年龄造成的，我们这一届，出生年大致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1935年到1938年，以我自已为例，我出生于1937年底，中学阶段的年龄是11岁到17岁。

    而这一‘奇迹’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1） 由于‘三好学生’运动，我们受到了很不错的基础教育，知识学得很扎实，以致丁石孙先生（我们那时大学的授课老师，后来做过北大校长）在几十年后公开说过他“一生从教中，印象最深刻的年级是1954届和1956届”——这里，丁先生的深刻，所指既有政治上的（右派多），也更多的是指学习上的。

   （2） 也正由于基础扎实，进北大后，一般说学习并不十分吃力，由此，爱好也就比较广泛了。

   （3） 没有经历‘运动’的真正磨练，不知社会的深浅，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明轻重，这正是我们这一级‘受难深重’的根本原因。

（4） 抗战胜利时，我们都是小学生。而这一胜利所带来的是民族主义的高涨，因此，我们从小就接受了《岳飞·满江红》和《文天祥·正气歌》的教育，不用等到文革“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早十多年，我们就已经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留心”了。

   （5） 五年半的中学政治教育下，我们（没有一丝的虚假）都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只要是毛泽东的号召，我们一定真心实意地拥护。（实事求是的说，1957年的“五一九”中，当听到说整风是毛主席的号召，党内干部中绝大多数不赞成——至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谣言”——时，心里总有一种要捍卫毛泽东的想法，这和九年后那些后来插队下乡的红卫兵想法基本相同。

    4、 尽管我们在中学阶段所受冲击不多，但是，也不能不说，这社会并非真空，许多‘不公正’的现象，也不能不给我们这些‘幼小的心灵’带来阴影。

    举个例说，对我们这些进入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来说，不少人在高中就是‘尖子生’，因此，留学生的选拔，对他们关系不小，但就是在那个时期，这种选拔也已经带有许多‘关系’的关系了。

    后来在‘五一九’时的我们年级的‘全校第三张大字报’里，所提四点中就有一点：“应改进留学生选拔制度”，应该就是指此而言的。

    该大字报的四个作者中的三位（第四位的张世林，其实并不能算是‘作者’，只是‘签名者’，他之所以签名，是因为出于义气，其他同学没签，他就签上了）——陈奉孝、张景中、杨路（杨九高）应该都是高中生里的冒尖者，他们在学业上都有资格成为留学生选拔的优胜者，而由于‘种种原因’，才失去了这一资格。

    就在1956年左右，已经有出版社和陈奉孝联系，请他翻译大部的国外数学专著了，至于张、杨，那就更是十分冒尖的人材了，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后，张终于成了中科院院士，杨的成就也很大。

C ：

    你发来的文章我看了两遍，对于你写的个人的心路历程，我觉得不仅真诚，而且也是绝大多数我们同时代人共同的心路历程。我可能是因为早熟，对国民党政权没有任何好感。我对共产党政权从它执行的土改政策开始就产生了怀疑。特别是51年的镇反，他完全背弃了自己的承诺，许多不应该杀的人给杀了，其中包括我崇敬的几位老师和几位要好的同学的父亲。五四年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留苏预备生，我是潍坊市出名的尖子生，却没有被选上，从此后我对共产党再也不相信了。

Y ：

    看来我对你们在留学生政策上的“猜测”是蒙对了。

    我自已没有这一经历，那个时候，苏高中是人材辈出，因此，我充其量也不过中上水平，自知轮不到出去留学的资格的。

    那时，我同桌的一位同学留苏了，但是，他的成绩确实很好。当年苏高中有一位老校长叫陈六中，是个老干部，印象中好像是“团级干部”，此人作风正派，也懂教育，也因此，苏高中的良好学风得以保持下来。

    在这一段里，我其实写了二点：

   （1） 由于我们的年龄构成，使我们这些人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却不是“教练员”或“运动员”。

   （2）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平和“阶级斗争”的残酷。

    补充一点：在我们班的右派同学中，我最看不透的是‘谈论’兄，他的出身应该是很“好”的，他在大学里的“表现”，一方面他对出身‘高’的同学似乎成见很大，这很好解释；但同时，他又对中共组织、对党团员似乎成见也很大，这就难以解释了。后来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刘枯骨’的）我看到过，里面对社会（不仅是对‘党’）似乎确实有着“刻骨”的仇恨，我一直想不通这一点，是为什么？

二、大学前二年半

    1954年九月我们进入了北大数学力学系，全年级约二百人左右。

    那一年的高考，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间差数甚小，因此，录取的难度不大。也据说，那一年的录取分数最高的前三名分别是：北大物理、清华电机、北大数学，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多数是高分录取的。

    1954年9 月到1956年7 月，是我们年级同学的打基础的二年，1956年9 月进入大三时，开始分出专业，重新编班了。如果用八个字来概括我们这二年半的话，那我以为是：风波不断、基本稳定。

    1、 1954年 2月 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开始着手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在我们进入北大不久，就听了关于高饶事件的传达。

    也要实事求是的说，这一运动其实和我们这些人关系不大，也就是听听报告，‘学习’一下而已。

    2、 1955年 5月13日至 6月2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由此，学校在统一组织下开展了肃反运动。

    而由于我们这些人的年龄，够不上“被肃反”的资格，因此，在年级中，‘肃反’最终转化成了“批判反动、落后思想”的活动。在我的印象里，年级里似乎没有同学被“隔离审查”，而在物五四级，则有刘奇弟等同学被“隔离审查”，这也就造成了后来‘五一九’时的差距——“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呼声在我们这个年级似乎不是很高，而刘奇弟的这一呼声则成了全校性的一个重大事件。

    3、 1956年 2月14日至25日举行的苏共二十大，在北大学生中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波动。

    这一波动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1） 1956年上半年（大二下学期），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泄露，反‘个人崇拜’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

    期间，虽然4 月5 日中共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但是还没有开始组织学生进行“学习”，因此，在师生中，“要反对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应该可以说是共识，即使在‘左’得很的师生中，也没人在那时出来反对这一共识。

我印象很深的是，考试那天上午，正好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文章谈苏共二十大，其中说到，在斯大林时期，为什么人们都不敢说真话。

    下午，轮到我参加政治课考试了。那时的考试，是单独抽题加上面试结合的。面试考师中，钟哲明老师是主试。

    非常巧合，我抽到的试题正好和上述内容相关。于是，我就用了报纸上的说法作为主旨，回答了问题。可以看得出来，钟先生对我的回答（肯定不是标准答案）非常满意，稍为问了几句，就在我的记分册上写上了“五分”。

从这一点上看，后来加入到“梁效”里的“左派”钟先生在当时也并不是很“教条”的。

    （2） 1956年下年年到1957年初（大三上学期），思想上开始收紧，组织‘学习’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学习，批判‘错误思想’。

    这次学习的目的是要让学生接受《论》和《再论》的观点，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点：

    一是这次学习没有最终的结论，这可以理解为当权者已无法压制学生接受他们的‘结论’了，但是也可以作另一种理解，那就是当局也不想用强制的方法来勉强作出令他们满意的结论。

    二是，这次学习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应该容许‘大民主’的形式。

    不少人以为，‘大民主’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创造，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再论’的‘学习’中，当权者不主张，或者说是反对‘大民主’的形式，而那些后来成为右派的学生们则主张应该容许人们使用‘大民主’的形式来反对‘官僚主义’。不过，还得说明，这些学生并不是主张使用‘大民主’来反‘党’，而是认为当‘官僚主义’在某些地方严重地出现，百姓的合理要求无法得到当权者的赞同时，应该容许百姓运用‘大民主’作为‘武器’来反对官僚主义。而在这些学生的认识中，所谓的‘大民主’其实就是在解放前学生经常使用的‘示威’、‘游行’等手段，绝对没有想利用示威游行来‘推翻’中共的意图。说实话，其实就是认为应该容许百姓运用‘大民主’的手段来让他们的合理要求“上达君听”——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党中央是正确的，只是下面的干部‘官僚’了，这应该是绝大多数持‘反面’意见的学生（后来的右派学生）的观点。

    对于这二年半的总的情况，我有如下看法：

    1、 总的来看，可以认为：中共的基层组织在这二年半里对学生所进行的‘思想教育’没有起到作用，学生对这种‘教育’，特别是政治课的‘教育’抱反感态度，认为这种教育是教条主义式的。这里，引用1956年 6月18日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来说明问题：

    希望改进政治理论课的教学

    编辑同志：

    我们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二年级学生，对我们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有一些意见。其他学校也可能有类似情况。所以希望能把我们的意见在报纸上刊出来。

    在政治课的学习中，鼓舞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开展自由讨论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大家感到学习收获不大。特别是每当考试的时候，总是人心惶惶，教研室不得不以思想动员来解除学生的顾虑。可是结果大家仍然以死记硬背的方法来应付考试。我们认为，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的实际效果是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要求相距很远的。主要原因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问题。

    教学内容重复。我们在中学学了总路线后，大学里还要在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及政治经济学中，大同小异地学三遍关于国家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内容琐碎，包含了许多可以不提的理论问题与历史事实。而且讲授不深入，结论多，论证少。有时为分析问题而分析，在分析时总离不了“必要性”、“可能性”、“意义作用”等等一大套。谈到组织工作，总是“为政治工作服务”，谈到党的代表大会总是“武装了党”。然而到底如何“服务”？如何“武装”？却缺乏具体的阐述。说老实话，这样的讲授是使我们大家都厌烦的，因为它使我们得不到什么。

    在教学方法上，教研室很少鼓励同学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特别是表现在课堂讨论上，似乎在订讨论计划时就不打算开展讨论，同学们写发言提纲，只是把笔记改写一下。讨论时，即使有人提出了较有意思的问题，也往往为了保证执行原计划，被简单的解释一下便过去了。有时对不同的看法进行讨论时，老师往往又用“立场”、“思想方法”的帽子把他不同意的看法否定掉，而不是以理服人，不是帮助同学们站稳立场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老师有这样的提法：“应该首先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再来体会它的正确性，”我们认为，这种提法限制了学生的思考，使得有些同学有这样的感觉：学政治理论是去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只要背熟就行，可以不求甚解。以至在一些问题上暴露出了那种不求甚解的非科学态度。例如，讲课讲到苏联钢铁年产量“平均每人能分到……基罗格兰姆”，到底一个“基罗格兰姆”是多少却不知道。那么，这数字用来说明什么问题呢？讲到苏联卫国战争头两个星期“消灭了德军三百万人”，显然，没有去想一下三百万到底是多少，结果引错了数字。

    我们认为，有许多问题是不能容忍它长期存在的，政治理论教学必须好好改进。必须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效果中来加以检查，痛下决心，大力改革，才能使政治理论教育不致成为学生厌烦的课程，而成为学生喜爱的课程，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我们是衷心想学好政治理论课的。目前的政治理论课实在使我们学不下去，我们希望教育领导部门和教师们重视这个问题，不要强调困难再拖下去，而要迅速予以改进。

北京大学学生  洪允楣  刘景麟  张景中  于 劭

黄乘规  徐元洪  张恭庆  王 选

    必须说明，虽然看来这八个学生中后来有五人成为右派，似乎这封信只能代表右派学生的看法，但实际并非如此。

    我们只要看一下这八个人后来的景况，就可以了解到许多：

    中科院院士三人：张景中、张恭庆、王选；

    大学名教授五人：刘景麟（河海大学）、张景中（广州大学）、黄乘规（天津师院）、张恭庆（北大）、王选（北大）。

    事实上，这八人在当年绝大多数是学习上的‘一时之选’，而这封信的观点，可以认为是代表了当年年级中占绝大多数的‘中’和‘右’学生的共同观点。

    2、 “向科学进军”和“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二件事，给我们这些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前者，让我们奋发向上，后者，让我们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看不到“秘密报告”，但是，能够从报纸上知道它的大致内容，还可以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基本上了解到斯大林的恶行，这就为1957年的“五一九”打下了思想基础。

3、 但是，必须强调的一条是，无论我们中这些人在1957年是那一“派”，在大学的前二年半，我们都崇拜毛泽东（我要到二十一世纪上网后才对毛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简历

1954年 9月—1958年 3月  北大数学力学系学生

1958年 3月—1959年11月  北京无线电器材厂（电子仪器厂）劳动

1959年11月—1960年11月  北大数学力学系学生

1960年11月—1978年 3月 务农

1978年 3月—1978年12月 昆山正仪中学教师

1979年 1月—1982年 8月   昆山一中教师

1982年 9月—1997年12月  昆山教育局教研员、教科员

通讯地址：215300  江苏昆山北栅湾 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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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念

余慎之

我常思念我的母校，那美丽的燕园，小桥流水，湖光塔影， 古朴建筑，典雅庄重，鸟语花香，曲径通幽。我常思念我的师长，那白发苍苍睿智博学的大师，带领我们在神秘而有趣的数学王国里翱翔，大师们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教给我们知识，也教会我们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工作，使我们终生受益。我常思念那些情同手足的同窗好友，那并肩度过的如火如荼的日日夜夜，以及在校园中留下的串串脚印；那晨星下朗朗读书声；那上下课的铃声；那飞奔在运动场上嚓嚓脚步声；那图书馆中柔和的灯光下，埋头钻研、苦思冥想和偶尔发出的翻书声；那大食堂门前的敲碗声。在我们共同度过那人生绚丽的五彩的岁月中，同窗们兄弟般的互相关心、帮助和鼓励；以及敞开胸怀对那灿烂美好的未来无限憧憬的高谈阔论；紧张的学习，愉快的课外活动，假日的郊游，各种各样的社会劳动；经过一个又一个“运动”：这如歌的岁月，像诗篇、像梦幻、像戏剧、又像战斗，这一切的一切，令人难忘，又令人回味无穷。啊！这一串串的思念，一条流不尽的江水；这思念像一片温柔轻拂的流；这思念像一朵朵幽香阵阵的花朵；这思念像一曲余音袅袅的琴声；这串串思念在我脑海中时时隐现，令我陶醉，令我辛酸，令我心碎。终于，我想到了将这些思念化作点点繁星，让它高高地挂在夜空中，每当晴朗的夜晚，当你打开窗棂，你都可以看到闪烁的星，像一张张笑脸向你问候，那笑脸就是我对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的思念与祝福， 祝福你幸福安康，直到永远。

余慎之   2014· 4·9

人生岁月中的师友身影

曾锦光

毕业56个年头，三易工作单位，穿越东西南北，除“文革”浩劫期间阻绝一切音讯外，无论走到何处，身在何方，工作和生活中总常有师友的身影闪现，带给我许多支持和帮助，平添了人生的许多欣慰和光彩。如今老来静思，往事萦怀，恍如昨日犹历历在目，现择其中印象最深的人和事若干件，简略记述，以作雪泥鸿爪之志。

董铁宝先生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机械研究所，适逢大跃进正如火如茶的展开，中央准备上马三峡工程“高峡出平湖”，钱学森提出搞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这当然成了当时机械所的中心任务，于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即是如何根据小试样的材料强度试验结果推算巨型水轮发电机主轴的强度，即解决所谓的“尺寸因素”问题。在日以继夜的查阅了大量有关文献资料之后，发现解决这一问题能依赖也是最关键的理论是Weibull于1934年发表在美国机械工程学会（ASME）学报上的一篇统计强度理论的文章，为了获得该文，我专程从长春到北京，遍查北京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馆的藏刊，由于该文发表的年代较早，结果一无所获。当时我除了收集资料的任务外，还在北大做材料强度试验，得以与力学专业的老师多有接触，一次偶然的机会从董铁宝先生处得知他从国外带回的资料中竟有该文翻拍的缩微胶卷（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于是大喜过望，如获至宝，立即借来冲印放大，解了我的燃眉之急。真没想到，踏破铁鞋之后在董先生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我的第一项工作任务。

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金属疲劳问题，而董先生早已将目光和兴趣投向了金属力学性质这一领域，他在中科院力学所正组织力量准备开展一项飞机疲劳寿命的研究工作，并约我参加，我当然非常希望能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可惜未获单位领导的批准，只得抱憾返回了长春。

    记得王选在他的回忆中提到他最初收集阅读计算机文献，受益最多也是最重要的资料都是来自董先生处借来的美国计算机学会（CACM）杂志。董先生是参与世界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与编程使用者之一，同时在工程力学领域又具有广泛的兴趣和精深的造诣，他回国后在指导中国的计算机研制和开展金属断裂力学的研究方面都是先驱者之一，对于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研究领域广泛的专家，不意在文革中竞横遭迫害至死，令人扼腕深深叹惜。他那头戴一顶绒线小帽的身影连同一封我保留至今的他的来信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沈立

沈立已经逝去四十余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在脑海中仍时有浮现，尤其是保存在青年时代的回忆里。六班同学之中，沈立、朱建士和我三人最为投契，除了志趣相投之外（后来我们都选择了力学专业），使我们接近的一个共同因素是响应马寅初校长倡导的冷水浴，不论寒署，每晚临睡前都坚持一起去冲洗锻炼，这一习惯我一直保持到65岁，对我的健康终身受益。

沈立父亲在中科院应用化学所工作，与我所在的机械所仅一街之隔，而两个所的宿舍连成一片，难分彼此，因此他每次从北大回家探亲，必定来邀我到他家小聚，有时还约上他在应化所的朋友一起到附近的南湖划船、游泳。后来我母亲到了长春，他也到我家玩过，当时大家都还没有成家，青年人的友情更觉纯厚，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风暴骤起，以后由于运动不断，人人自顾不暇，才中断了一切联系。文革期间，也曾听到过他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批斗的消息，但迫于当时的形势已不可能去他家探望了。紧接着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我被插队落户到延边农村当起了农民。

四年之后的1973年秋，一个机会使我有可能调回四川成都，因此回到长春原单位办理调动手续，在等待期间无所事事，为打发时光，每天下午都去附近的南湖游泳，一次在更衣室偶遇沈立的应化所朋友，他一见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是否知道沈立遇难的事情，我被他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得不知所措，再问详情他也不甚了解，于是立即赶到沈家去讯问信息，见到沈伯伯一家都沉浸在悲伤之中，他们也是刚从下放的农村调回不久，家中的凌乱景象说明还来不及收拾整齐便又一次遭到这一重大打击。沈伯伯拿出了北大汉中分校报导这一事件的详细资料，并说正在为沈立等几位遇难者申报追认烈士，我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也是他们家最需要也是唯一能得到的慰藉了，在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以后，我默默无语的告辞退了出来，心中升起一种莫明的空虚和悲哀，从此失去了一位曾经朝夕相处的挚友，一个那么年轻朝气蓬勃的生命就此嘎然而止，怎不让人深深的痛惜感叹！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仅以这段难忘回忆作为对他的纪念吧！

王仁先生

“文革”结束前的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王仁先生。其间我已于1974年从东北调到了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面对的领域从机械转到了地质，从事数学地质和地球物理勘探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时看到了王仁先生领导编写的专为地质类专业教学用的《固体力学基础》一书，才知道王先生也已转到了北大地质地理系，从事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新方向的开拓工作，这对我当然是很大的鼓舞，不仅使我坚定了将力学、数学应用于地学领域大有可为的信心，也对于这条道路上能有王先生这样的学术领路人而倍感欣慰。

1981年4月，应王先生之邀参加了他主持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地球构造动力学会议，记得会上他谈到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这一新方向时，认为本应称为“地质力学”最合适，但由于李四光先生创立的地质力学学派已经成为地质学中的一个固有分枝学科，而其研究方法与用力学理论定量分析演绎地质现象和解决地质问题的方法又大相庭径，因此推敲之后决定采用“地球构造动力学”（geodynamics）命名，从此在王仁先生的领导和推动下，正式诞生了“地球动力学”这一新兴学科。

当时我正好完成了一项科研成果，即是用模拟古构造应力场的方法解决预测构造裂缝的分布规律问题。虽然方法上并未涉及多少高深的力学理论，但因这一方法在石油勘探领域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已经在多个油田被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在会上发表后，受到了王先生的充分肯定，并立即被推荐到《力学学报》发表，时至今日，这篇文章仍被几乎所有研究油气藏裂缝问题的学者作为开拓性的基础文献所引用，而王仁先生与作者也被认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者。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王仁先生作为著名的力学家与地球动力学的创始人，对点滴创新的敏锐洞察力和对后辈学生的关爱与支持，充分显现了一个仁厚长者的风范。

这次会议后的数十年生涯中，不论在成都还是后来在宁波，王先生与我都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机会。记得在成都时有一次我与苟兴华曾陪王先生游过武候祠，并企图寻找他40年代在成都进修过的航空学校旧址，可惜无果。另一次是他应成都地质学院的邀请来校访问讲学，曾到我家中小坐，我调到宁波大学后，他也曾几次来宁大参加评审或作报告，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是2000年，得知他到宁大的信息后我便一早去宾馆看望他和张崇静先生，当时只感到王先生清瘦了一些，但仍精神矍铄，没有料到这次见面竟成永诀，直到一年多以后得悉噩耗，已是王仁恩师逝世两个多月以后，当时已经无法表达悼念之情，只能将哀思埋藏在心底，这一段文字追忆就作为弥补对王仁先生永远的纪念吧。

朱建士

人生难得一知己，我与朱建士相识相交57年，算得上相知最深的挚友了。记得54年入学之初，我对他的印象是纯朴、宽厚，他来自长沙，我家在武汉，有近距离感。以后交往渐深，愈发感到他待人真诚，心胸豁达，又乐于助人，因此经常同习同游，一起探讨问题，一起锻炼，例如他、沈立和我三人坚持洗冷水浴即是一例。通过长期相处，感到彼此性格相投，志趣相近，遂成为知己。三年级分专业以后，他在流体班，我和沈立在固体班，在一起的机会少了，但仍经常联系，友谊长青。毕业时我分配到长春，先走，他还在等待分配。临别互相赠书，我把一些影印版的流体力学书送给了他，他也把一本穆斯海里什维利的《数学弹性力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俄文版）回赠与我，至今仍保留在我的书柜里。

我到长春一个多月后，收到他来信，说他分配到二机部的一个保密单位，信中既无单位名称，也无地址，只留给我一个通信联系的信箱号，从此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虽然来往书信不多，但音讯从未间断，信中也只是谈一些生活近况，从不涉及工作上的事情。我父亲去世后，他春节回家探亲路过武汉时还专门代我去探望我的母亲，我母亲来长春时，路过北京转车，也是由他接送安排，这些兄弟情谊令我终身难忘。这一时期我有时出差北京，必定约他见上一面，一般是星期天相约在西单碰头，共进午餐后漫步返回，送他到花园路口便珍重道别，因此尽管知道他单位在花园路，但具体地址从未问过，直到40多年退休以后参加他的课题组，才多次出入他的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62年以后他去了青海，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但书信往来仍保持不断，直到文革风暴袭来，才吹断了我们之间的一切联系。

风暴过去以后的70年代末，人们都在寻找和重续那些失去的亲友联系，他从老同学（大约是金和）处得知我已调到成都地质学院，便特意从绵阳九院专程来成都看我，阔别十多年未见，特别是中间经历了文革大难，老友重逢，相见之外欣喜和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太太为照顾我们谈话方便，特意让出床位供我们作彻夜长谈，并效法古人抵足而眠。我们虽然是无话不谈，但建士对于他所从事的工作则是绝口不提，我自然是从不问起，这一条彼此心照不宣的原则贯穿了我们几十年交往的始终。

自从这次见面开了一个头以后，他因为经常要出差绵阳九院总部，而成都是必经的中转地，所以只要逢他有空我们总有机会见面。80年代初地矿部在十三陵举办短训班，我们夫妇应邀去讲课，于是利用星期日专门去建士家拜访，得以认识了他的夫人张秀琴女士，并把他当时只有8岁的小儿子带到十三陵度暑假，从此两家交往更加密切。

97年我调到宁波大学后，他和夫人利用一年一度的休假专程来宁波旅游，我们又得以在宁波重聚，并一同畅游了这座对我们彼此都感到新鲜的城市。不久以后，宁大与九院开展合作，建士作为九院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再次来到宁波，此后由于有了这层协作关系，他也偶尔会来宁大开会，这样又增加了我们在宁波的接触机会。

2001年春，建士来电话要我去上海参加一个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主持召开的国家973项目会议，会上拿到一个有关CO₂驱油的基础理论课题，从此开始了我和他在油气能源领域的科研合作。这项课题完成以后，我于06年退休，当年暑期回到成都探亲住在我妹妹家，一天，建士突然从绵阳来电说他返京路过成都时要来双流看我，见面后才知他主要来意是征询我是否愿意继续与他合作搞石油领域的课题，这对于退休后正愁无事可干的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欣然同意之下开始了我们的再度联手。接下来的四年间（06年—09年），我参加了他的课题组，每年2-3次到他的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出差，介绍课题进展情况和讨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建士每次都亲自主持研讨会并自始至终参加讨论，直到09年课题完成为止。

这次合作以后，没有再继续搞新课题，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再见面，直到2010年11月，建士来宁大参加一个评审会，一年多未见，我去宾馆看他时顺便带去家中现有的一瓶五粮液酒，开始时他不肯收，经我说明：“酒是别人送的，而我又不能喝酒，你对酒颇有偏好，因此借花献佛而已；再说彼此都已进入耋耋之年，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今后见面机会不多了（回想起来这句话一语成谶，追悔莫及），权当作个留念”，这样他才收下。这次见面畅谈了半日，共进午餐后才辞别，当时见他身体情况比我好（血压、血糖、心脏等都没发现问题），决对没有料到这一面竟成永决。

此后的一年时间基本上与建士没有什么联系，我只知道他的大部份时间都忙于在北京——绵阳之间往来奔波、开会、工作，我这个闲人无事没必要给他的工作、生活带去干扰。2011年12月19日我正在医院陪护住院的太太，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朱院士昨晚在绵阳逝世”，发信人是建士的一个学生，也是我曾经参与工作的课题组的成员之一，短信消息不容置疑，这一消息仿佛晴天霹雳，震得我和卧床的太太都差一点跳了起来，马上回家与那个学生联系，询问详情，但他人在北京，也不知究里，情急之下忽然想起干脆直接拨建士的手机，想不到竟然拨通，那头接话的是建士的长子朱卫红，他说他们全家也刚赶到绵阳不久，现正在医院询问情况以后再告诉我详情，于是只好耐心等待，这一夜辗转反侧几乎无眠，脑海中总是翻腾着种种往事和对这一突发事件的迷惑不解，心里反复问自己：“怎么会这样？”。不久后才得知详情：建士在绵阳出差期间感染肺炎，住院治疗后因突发窒息抢救无效逝世，他的追悼会在绵阳举行，不可能去参加，只好委托那位学生代献一个花圈表示沉痛哀悼。两个月以后接到建士夫人的通知，2012年2月16日在八宝山举行建士的骨灰安放仪式，我知道这是为建士送别的最后一次机会，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终于在他的家人帮助下让我实现了送建士最后一程的心愿。

回顾建士一生，正如王选对他的评价：“建士自身具有很高的EQ（情商）”，加上机遇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他在我国核武的研究中成绩斐然，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中国的两弹功臣。可惜天不假年，先我而去，从此使我痛失一个一生的挚友和知己，能不长期缅怀追思！

最近报载美国最新研究成果：“好友之间具有相似的DNA”，也许如此！纳兰性德有词：“后身缘恐结他生里”，但愿如此！

简历：

1949—1952：上海圣芳济中学

1952—1954：广西桂林中学

1954—1958：北大数力系力学专业

1958—1963：中科院机械研究所

1963—1974：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1974—1997：成都地质学院

1997—2006：宁波大学

2006—    ：退休

家庭住址：浙江省宁波市环城北路西段709弄4号308室

邮    编：315016

电    话：0574-87217351

E-mail：  zengjgnb@126.com

我的大学生活片断

           张恭庆

1954年8月下旬，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京沪铁路被淹中断， 直到8月底才发几班特别客运。我们从上海地区考上北大的新生由“招生办”统一安排，包了几节车厢送学生直达北京。由于沿途大水茫茫，车行缓慢，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足足开了60多个小时。一群初次离家远行的新生拥挤在闷热的车厢里，不停地高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金秋的燕园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多的新生。学生宿舍建设跟不上，一到校我们就住进当时的“棉花地”（今五四体育场）东侧临时搭起的大蓬里，好几百人住一个大统间。秋天的蚊子很厉害，我们都支起了蚊帐。帐子是学生宿舍里唯一保护隐私的地方。我们南方来的学生没有午睡习惯，午睡时间就躲在帐内写家信、读外语或看小说。入冬，蓬子太冷，学校调整了住房。我们搬进了十一斋（今理科一号楼到农园食堂之间，当年有十几栋二层楼简易房）24人一大间，内有三格，每格4张上下铺，共住8人，中间两张四屉桌，可供一部分学生自习。每早6：30吹起床号，晚10：30息灯。用餐在大饭厅（今大讲堂），第一年伙食费由国家包了，第二年开始，每月收9元。十个人固定一桌，等所有人都到齐后，由“值日生”分菜用食。下午4：30-5：30，是体育锻炼时间，东操场、二体、棉花地挤满了人群，跑步、跳高、打球、体操，……等等。那个年代推行“劳动卫国制”，有许多运动项目都要求达标。上课的教室主要在教室楼（今一教， 后来又盖了二教），也有的课安排在哲学楼、文史楼。当年海淀镇有一条巷子在第二体育馆-哲学楼与燕南园-大饭厅之间，穿过北大， 把校园隔成南北两块。化学楼（今现代物理中心）前上坡处原来有一座木制天桥横跨两边，课间人来人往，桥上拥挤不堪。自习时间我喜欢上图书馆。当年北大有三个开放的阅览室：大图书馆（今西校门内办公楼南边）、第二阅览室（文史楼三楼）和第三阅览室（今东校门内生命科学楼附近， 现已拆除）。每天学生们都到图书馆去“抢”座位，因为阅览室容量不够，如果“抢”不上，那就只好去教室或回宿舍自习。而在阅览室里，人人全神贯注，鸦雀无声。在这种气氛下，思想特别集中，效率极高。

当年北大数学力学系的教授绝大多数都是从欧美著名大学留学回来的。他们有真才实学，有为新中国数学、力学发展培养人才的事业心。1954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向苏联学习的一年。北大数学力学系从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选用一直到考试方式等等，都全面照搬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培养方案。苏联的数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大学教育的水平也很高，又有系统而完整的几套教材。教授们都非常用心学习苏联的经验，并组织和参与教材的翻译。我们基础课的大课都由一些著名教授讲授，如江泽涵教授教解析几何，周培源教授、王仁教授教理论力学，程民德教授教数学分析，徐献瑜教授教常微分方程等。基础课要配备习题课并由高水平的教师担任， 这也是学习苏联经验的一个举措。像丁石孙、王萼芳、丁同仁、董怀允、陈永和等当年全系年富力强、很有实力的几位讲师都被安排来担任我们的习题课。无论大课还是习题课，老师都十分敬业，他们针对同学情况，备课非常认真。尤其是年轻的教师，和同学的关系特别亲近，经常到学生宿舍来答疑和了解学习情况。有时大课老师外出开会，习题课老师代为上课，他们讲解清晰生动，毫不逊色。 丁石孙、董怀允老师还担任过我们小班的班主任，经常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与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我们全年级共209人，其中有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相当数量的“调干生”。“调干生”是从工作岗位上抽调出来的，大都比较成熟，但学习基础不太整齐。他们有的学习能力很强，也有的人一时不太适应。老师们特别关怀学习感到吃力的“调干生”，常给他们“吃小灶”；同学之间也建立起“一帮一”，好让他们跟上课程的进度。后来“调干生”中的大多数人都赶上来了，不少人毕业后在工作中很有成绩。

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在学习方法上有很大不同，对中学数学，只要会做题就差不多了。在大学，特别是按苏联教材（欧洲国家除英国外大都如此）讲授，数学分析课重视逻辑推理，内容十分严谨。因为分析学是建立在“实数系”之上的，所以为了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从头定义“实数”，还要去证明一大堆似乎属于常识的“定理”，为了弄清抽象概念之间的似是而非的关系，往往还要通过制造“反例”来排斥直观。这些做法对于培养抽象的、理性的思维习惯是必要的，但大多数一年级学生在这个阶段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困惑。能考上北大数力系的人，在中学大都是学习“尖子”，刚进大学，突然挨这样一顿“杀威棍”，自然会产生了一大堆思想问题。 有一部分同学觉得数学搞的是逻辑游戏，脱离实际，没有意思；还有一部分同学却又反过来，只重视推理，轻视实验，甚至连物理课都认为讲得不严格而不愿学。不过一年以后，大多数人渐渐适应了这种思想方法，两年后又按志愿分了数学、力学和计算三个专业，大家各得其所，学习自如多了。

苏联经验还提倡大学生做科学研究，在教学秩序稳定以后，1954年底学校提出“因材施教”。各年级成立了“科学小组”，开始时是一部分同学在教师指导下看些参考书或小文章轮流报告。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五四科学讨论会”上，许多教师都有研究报告。各年级的学生“科学小组”也组织了学生科学报告会，其中，陈天权同学的“非局部凸拓扑空间中的黎曼可积性”和张景中同学求解一个函数方程的报告令人瞩目。这在当时对大家是一个启发和鼓舞。同学们纷纷按照自己的志趣选择参考书来念。比起听课-记笔记的模式，学习主动多了，自学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逐渐也有了提高。可能是这个原因，后来我们年级即使在不很顺利的环境中，仍然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许多同学毕业后在各自的教学、科研和其它岗位上都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王选同学。

大学前期只有一次“反胡风集团”的政治运动，那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到20岁，运动和我们关系不很大。同学间充满了真挚的友情。和我比较接近的，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同学中有陈天权和马希文。陈天权同学，从学生时期就表现出非凡的数学才能。因为那时我们都对泛函分析感兴趣，便共同组织了一个学生讨论班。我们常一起走访老师，请教学习方法，了解数学发展动向。他始终注意数学的主流，把握学习方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这是非常少见的。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数学，包括德国的哥廷根学派，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的巴纳赫学派，相对论、量子力学与数学的关系，电子计算机和维纳控制论对科学及社会的影响，……等等，兴趣极大。五十多年了，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文革之后，他毅然独辟蹊径，从分子动力学基本方程出发研究湍流，做出了基本的贡献。马希文同学当年是一个神童，15岁戴着红领巾上北大，上大学前华罗庚先生曾送给他一本别尔科夫、麦克兰的“近世代数概观”，因此他早有抽象思维训练。他的特点是：思维敏捷，兴趣极广，天文、物理、文学、历史、语言、文字以至音乐、戏曲无所不读，而且过目不忘。他还会赋诗、作曲，指挥乐队，堪称奇才。大学五年中我们一直在一个小班，毕业后又留校共事。准备考试时，我们常一起到未名湖畔去背诵政治和外语，平时也经常一同上图书馆，边走边谈各种知识和学问。我们之间的交往总是这个模式：他滔滔不绝地讲，我边听边问边聊。二十多年后，一次在美国相遇，从午饭后一直聊到第二天天明，仍意犹未尽。在数学上，他理解问题既快又深，我们曾一起读过几篇文章，他总有些理解是我没有想到的。他后来从事计算机科学和数理语言学，颇有成就。在大学期间， 我还有几位很要好的同学，当年正值十八、九岁，青春年少。他们心地善良，风华正茂，思想敏锐，上进心强。他们兴趣广泛，知识面宽，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后来毕业分配， 天各一方，但时不时还会有些联系。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几十年兢兢业业，诲人不倦，开创事业，卓有成效，成为了受几代年轻人尊敬和爱戴的老先生。 我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了。

除了数学，大学期间我们也看了不少“闲”书。北大图书馆以藏书多著称，即使我们理科学生也喜欢借些别的门类的书来看。有些同学特别爱好文学，就到中文系去旁听“红楼梦”，他们兴趣很大，回到宿舍后还继续热烈地讨论。我本爱看小说，但为了不影响自己更喜爱的专业学习，便订了计划，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选择一些大作家的代表作，先中、后外，先古、后今，一本接一本地读。 当年北大第三阅览室是开架文艺阅览室。我利用午休、晚饭后和节假日读了不少名著。那些书籍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精神。特别是那些理性地探讨民族兴衰、人生价值和道德标准的书，看完以后我总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好多个夜晚，我们几位同学总喜欢漫步在校园里，围绕着书中的情节反复地探讨：真诚与虚伪，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等主题。如果说我们此后在漫漫的长夜中良知没有泯灭，在无助的困境中希望没有放弃的话，那么在北大的大学生活中这一段心灵的历程是有一定影响的。

然而， 1957年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和以后几年不停顿的政治运动无情地终结了我们同学之间这一段美好的大学生活。

（本文选自赵为民、郭俊玲主编 北大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精神的魅力》一书中第8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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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父亲张锦文

张红锐

去年底我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说你爸爸的大学同学，我们家六十年的老朋友廖祖纬叔叔说，北大数学力学系54级同学入学六十周年聚会，要出一本纪念册，你爸爸不在了，希望孩子们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这几个月我常常回忆和爸爸的往事。我亲爱的爸爸，我敬爱的爸爸，我思念你。

    对我来说，爸爸是我依靠的大山，我是爸爸怀里的小树，爸爸离开我们21年了，山倒了，爸爸怀里的小树却长成了大树，在维也纳这个依山傍水的城市，我这棵大树守护着我的家。爸爸，你这座大山，是我的精神力量。

    我一直自豪地说，我的爸爸不仅是一个数学家，还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推理能力很强，有着尖锐的眼光和十分严谨的思维。他三岁上私塾，文学功底很深，我小时候最喜欢坐在爸爸身边听他背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或是刘禹锡的《陋室铭》，爸爸背这种文章，只会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背，逗得我和妹妹开心极了。记得80年代初有一次人口普查，我还小，街道的大妈看着我爸爸填写的表格突然问我，你爸爸是搞数理逻辑的，啥叫数理逻辑？我只记得模糊数学，就说是模糊数学，她更糊涂了。回家后，我问爸爸，那时我们家刚买了洗衣机，爸爸说：以后的洗衣机让电脑用数字去管理它，比如说衣服有多少，多脏，要放多少洗衣粉，洗几次，几点洗，给它制定一个程序，它就会自己工作了。再比如以后的人每人都有一个小电脑，可以放在口袋里，可以打电话看电视，还可以看着对方打，直接用手指按。我听着听着，至今记忆犹新，也是从那时起，爱上了数学，也决心当个数学家，小学毕业时还写了个作文要当数学家，成了全校的范文，老师评价说我有志向，爸爸自豪了好多年。可惜阴错阳差，儿时的梦想未实现，但是我对数字的敏感和对数字的爱，从爸爸那里遗传过来了。可惜爸爸英年早逝，没有看到现在的手机和电脑，要知道那时连遥控器都没有，他却想到了“touch”和视频电话。我常常想起爸爸，爸爸，你要是现在还在的话，我会买最好的手机和最好的电脑给你，我能想象得到你会怎样的爱不释手。刚来奥地利时，每到我休息的那天，爸爸就不出门，因为我会一天打十几个电话，问这问那，就为听到爸爸的声音，一个月下来，电话费够买一张机票了，如果是现在，每天能看到爸爸，多好。

    爸爸对我们是慈爱的，但也是很严厉的。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只打过我一个手板，那时应该还是在小学吧，我和妹妹下午贪玩儿没有写作业还骗了爸爸，爸爸打了我一手板，不许吃饭，他和我们说不劳者不得食，直到我们写完作业他才给我们用小锅做饭给我们吃。爸爸常说：吾日三省吾身，我们吃饭前先想想我们做事了吗? 我们对得起手里的饭吗？直到现在每次吃饭，我都告诉我的孩子们，人要对得起自己手中的饭。爸爸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钱财，我到奥地利时他给我写过一封长长的信，要求我做到“自强，自力，自爱“。爸爸，我做到了，没有给你丢脸。从小，我们家是爸爸管学习，妈妈管生活，妈妈在医院工作忙，常常上夜班，而且她听力不好，我们多和爸爸谈心谈理想谈人生。刚出国时，爸爸每次写信总是说，红红，你要好好学习德文，不要忘了英文和日文，要读书要上学。后来爸爸走了，慢慢的我把读书忘了。两三年过后，结了婚生了孩子，突然有一天，我哭了，我象一个丢了宝的人，身边少了一个督促我前进的人，我能依靠的大山倒了。这世上除了妈妈，连叫我红红的人都没了。第二天，我就跑到维也纳大学报了个德语班，几个月下来，那种失落感才消失。这20年我一直坚强地生活着，勤奋地奋斗着。爸爸，你在天有灵，应该为你的女儿自豪。

    小时候，爸爸常说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的生命就这么长，要爱惜时间爱惜生命。我的孩子们没有见过姥爷，我常常告诉孩子们有关姥爷的情况。孩子们常常和我说 :你再给我说说姥爷的事儿，他怎么上学的，怎么小时候生病的，怎么和你说的，我们什么地方是从姥爷遗传的。孩子们也要象姥爷一样。

    爸爸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心胸坦荡，追求科学的严谨，不懈地努力奋斗。从小在我的记忆中，爸爸从早到晚都是坐在他的书桌前写书，分秒必争，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我们和对他的学生同样要求严格。爸爸的墓碑上他的老朋友袁萌叔叔给他题的字: 追求真理，胸怀无限。 正是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在奥地利这么一个讲德语、有着严谨的作风的国家里，生活得如鱼得水。我有五年多的时间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天天和数字账单打交道，没有出过任何差错，还常常把电脑程序改得更简洁更快速。

    我小时候常常听爸爸说: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不要被眼前的小是小非而忘记了自己的志向;  笨鸟先飞，比别人想得周到做得仔细，比别人先飞就会成功;  人要早起早睡，要勤快，要持之以恒;  不要朝三暮四 ......  现在想想，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

    爸爸，你离开我们21年了，我们时时刻刻都想念你。去年我和妈妈坐地中海豪华游轮，在克罗地亚的最南边的城市Dubrovnik，妈妈站在山上，看着湛蓝湛蓝的大海，突然大声地喊你：张锦文，我这一辈子值了，我在你坟前说过，我要替你好好的活，你没吃的我替你吃，你没看的我替你看，我替你吃了，我替你看了，这辈子值了。张锦文，我知足了。那一刻，我哭了，妈妈哭了，这世界这么美，又这么残酷，生离死别，真希望爸爸也能看到今天。庆幸的是，妈妈还能和我在一起，还能陪妈妈看看世界。

                                       2014年7月22日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马寅初讲演《北大之精神》，1927年

难忘的伊不是龙逮儿它

张景中

六十年前进北大数学系，开始一板一眼地学习微积分。课程的名字是数学分析。程民德先生授课的奕奕神采，满黑板的工整的板书，特别是“给了任意小的正数伊不是龙(ε),要找一个逮儿它(δ)”的声浪，都留在终生记忆之中。

在习题课上，在作业本里，在口试的讲台上，伊不是龙逮儿它的语言将一种严谨的数学思维风格渗入脑海。 从莫名其妙到心神领会，从照猫画虎到运用自如。 对微积分的模糊认识渐渐变成清晰地理解。一个一个的直观猜想或判断,或者被反例无情否定，或者被一丝不苟地逻辑不容置疑的证明。

理性的权威，逻辑的力量，给青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一旦明白了伊不是龙逮儿它，感到妙不可言！

当时用的教材是苏联数学家辛钦写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其中颇重视数学思想的发挥。 例如，谈到瞬时速度时大意说:

我们的任务是求瞬时速度；但我们不知道瞬时速度是什么。因此我们面临双重任务，即给出瞬时速度的定义并提供计算方法。 把瞬时速度定义为平均速度的极限，双重任务一举完成了。

同样的思想模式还有：

我们的任务是求曲线的切线，但我们不知道切线是什么。把切线定义为割线的极限，一举回答了两个问题。

我们的任务是求曲边梯形的面积，但我们不知道这面积是什么。把这块面积定义为黎曼和的极限，两个任务都能完成。

在欣赏崇拜之余，有时也会思考求索。

柯西当初是怎么想到了伊不是龙逮儿它这种绝妙但又颇不自然的极限概念表述方法呢？

能不能不用伊不是龙逮儿它，更简单明白地表述极限概念呢？

不用极限概念能不能说清楚瞬时速度、切线以及曲边梯形的面积呢？进一步，不用极限概念能不能建立微积分呢？

这些问题对当时的自己是高山仰止而深不可测的。毕竟这里面藏着几百年来多少卓越的数学家参不透的奥秘。

然后就是那20年，中国人不想回忆又不敢忘记的20年。

多少似乎违反理性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然而，一切合理的也必将成为现实。

后来，轮到自己在黑板前面讲伊不是龙逮儿它了。学生先后是中国科大的少年班和1系。 少了习题课，少了口试，伊不是龙逮儿它的魅力似乎难于和记忆中的50年代相比。 于是又思考起曾经想过的问题：能不能不用伊不是龙逮儿它，更简单明白地表述极限概念呢？

自然数学生很熟悉；

自然数列递增而无界；

把递增而无界的正数列{D_n}叫做D数列；

若有一个D数列{D_n}使得|A_n|≥D_n对所有自然数n成立，则称{A_n}是无穷大列。

有了无穷大列不难定义无穷小列，

极限就是一个常数加上一个无穷小。

这样，不用伊不是龙逮儿它的数列极限定义就出笼了。函数极限可以类推。

在简化实数理论的教学思考中，发现了连续归纳法。

可惜在科大的工作已近尾声，没有做充分的教学实践。

几年后这些想法写入了《从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一书。又过了几年，看见过三种微积分教材采用了这种表述极限的方法。有位老师还写了论文，说是这样讲极限基础较差的学生也能接受。

但关于伊不是龙逮儿它的思考，似乎再也深入不下去了。

后来得知，林群先生十几年来在从事微积分的改革。他提出不用讲极限，用一个不等式定义导数。而且不是在一个点，而是直接在区间上定义了导数,大大简化了推理。

由此大受启发。 原来受思维定势所限，不用伊不是龙逮儿它的极限概念也好，连续归纳法也好，逻辑上上和原来的定义都是等价的。林群的工作使我认识到，只要有效，何必拘泥于和原来的等价？

新的想法来自对瞬时速度的再思考。

我回忆起辛钦的说法：我们不知道瞬时速度是什么，于是我们把瞬时速度定义为平均速度的极限，双重任务一举完成。

不知道瞬时速度是什么，就非得把它定义成平均速度的极限吗？

有没有更具说服力的思维方式？

在数学上还不知道瞬时速度是什么，在物理上我们对它还是有直观认识的。 不借助数学上难以理解的极限，仅仅基于物理上的直观，能不能提出一些瞬时速度与平均速度的关系呢？

这关系是有的。对于匀速运动，瞬时速度就是平均速度。对于非匀速运动，瞬时速度有时大于平均速度，有时小于平均速度。

从这个关系出发，能不能定义导数，计算导数？

先用简单的函数试试。平均速度就是差商，差商是个二元函数。找一个比较简单的一元函数来代替或估计差商，用差商取极限的手段来确定这个一元函数，就是微分学的基本思想方法。

瞬时速度有时大于平均速度，有时小于平均速度。因此要找的一元函数有时大于差商，有时小于差商。能不能从这个条件出发，直接寻求这个一元函数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动手试试看。

对平方函数的差商估计，得到                            

于是y=2x就满足这个一元函数应具的条件。

   对立方函数的差商估计，得到    

对平方根函数的差商估计，得到   

对倒数函数的差商估计，得到 

    历史上所有的关心微积分数学家，似乎都没想到用这个平凡的关系来确定导数。 不少数学家曾致力于不用极限建立微积分。 拉格朗日甚至在他的名著《解析函数论》的封面上作为副标题宣称：“不用无穷小，或正在消失的量或极限与流数等概念，而归结为有限的代数分析的艺术”。但是他用了无穷级数，实际上仍然离不开极限！

把直观想象和简单的算例抽象为数学概念，就是下面的定义：  

    定义（甲函数和乙函数）设函数和都在数集S上有定义，若S中的任意两点，总存在[u，v]中的p和q，使得不等式

成立，则称是在数集S上的甲函数，是在数集S上的乙函数。上述不等式称为“估值不等式”。

从这个定义立刻得出

（i）       若乙函数恒为0，则甲函数为常数；

（ii）      若乙函数为非0常数，则甲函数为一次函数；

（iii）    若乙函数在某区间上恒正，则甲函数在此区间上递增；

（iv）    若乙函数在某区间上恒负，则甲函数在此区间上递减。

由此可见，甲乙函数的概念多么有用！

   上面定义中的估值不等式，起到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作用。当初拉格朗日如果想到用这个比较弱的形式代替中值定理，并以此作为微积分的入口，很可能在200多年前就建立起不用极限的微积分。 近代数学史和大量的教科书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今天，绝大多数学过微积分的学子，说不清“导数正则函数增”的道理。 说不定是由于拉格朗日的一念之差？！

但是，上面定义的乙函数还不是导数。

道理很简单。不难构造出在任意长度非零的区间上既无上界又无下界的函数。这样的函数岂不是任意函数的乙函数？

所以要给乙函数加上条件才有用。例如，最省事的条件是差商有界。差商有界的乙函数就是导数。（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点式导数，不妨称之为强导数）有了这个条件，不用极限也就能建立初等函数类的微分学。

不用极限，定积分怎么办？

其实，定积分无非是满足某些条件的一类二元函数。受传统的面积公理的启发，可以给出

定义（积分系统和定积分）设在区间I上有定义；如果二元函数，满足

（i）       可加性：对I上任意的u，v，w有

；

（ii）      中值性：对I上任意[u，v]上必有两点p和q，使得

；

则称是在I上的一个积分系统。

如果在I上有唯一的积分系统，则称在（I 的子区间）[u，v]上可积，并且称数值是在[u，v]上的定积分，记作

    不用极限建立微积分，难的就是新思想。 导数和定积分的定义，是分析问题的新思想的结果。 思想有了，剩下的基本是体力活。 对于受过伊不是龙逮儿它训练的人，干这些活无非是做习题，比起吉米多维奇里面的难题容易多了。 微积分基本定理也好，泰勒展开也好，推广到多元也好，都是体力活。(详见《直来直去的微积分》,科学出版社)。

     微积分能否超脱无穷小或极限的羁绊，还原为“有限的代数分析的艺术”，是历史上数学家们争论的热点之一。自拉格朗日的努力失败以来，在两百多年间，微积分必须以极限概念为基础已成定论。但这定论不过是来自经验，它并没有被证明。

这一定论今天被颠覆，并非不可思议。

极限或无穷小是人类智慧的创造。 微积分能够与极限或无穷小切割，是返璞归真于自然。 这是60年间使自己最震撼的事件。

但是，以极限概念为基础的微积分，应用问题的解决处处被极限概念所渗透。 很现实的问题是：不用极限，如何定义曲线的切线？

    如何定义切线，曾让历史上不少出色的数学家伤透了脑筋。

    圆的切线给我们启示:

    看看圆的切线有何特点。如图，过O上的一点A作一切线AB，再作圆的任一条割线AP。作圆弧的中点M，则直线AM是的角平分线。显然，在切点A附近的圆弧和切线AB在角平分线同侧，而与割线AP分居异侧，这表明，在切点A“附近”，切线比任意挑割线更接近圆弧。

很奇怪，为什么历史上数学家们没有想到如此自然而然地定义切线呢？

切线，不过是在切点附近最接近曲线的直线。有那么难定义吗？

类似的，对瞬时速度也可以做类似的思考。

所谓某时刻的瞬时速度，无非是在此时刻附近最接近真实运动的匀速运动的速度而已。

这些，对于受过伊不是龙逮儿它训练的人，都是容易定义，不难证明的。当然，基于不用极限的导数概念。

说起这个话题，总有人质疑：什么叫做“在切点附近最接近曲线的直线”? 什么叫做“在此时刻附近最接近真实运动的匀速运动”?

对于切线问题，最后只有这样回答：

“任给另一条过切点的直线，总有包含切点的一段弧；此弧上不同于切点的任一点，到切线的距离小于到该直线的距离。”

    对于瞬时速度，不过是依样葫芦。

最近几天豁然开朗，上面这三行，岂不就是伊不是龙逮儿它？六十年里，曾经扬弃了伊不是龙逮儿它，依然可以表述极限;曾经扬弃了极限，依然可以建立微积分;在不用极限的微积分里，讨论最基本的问题时，居然重新发现了伊不是龙逮儿它的胚胎！

    六十年前的问题得到了回答：当年柯西就是这样想到伊不是龙逮儿它的吧？

简历

    河南汝南人，1936年生。

    1954年入北大数学力学系；

1958年2月到北京市公安系统所属清河农场劳动；

1966年8月后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工程支队修路；

1971年到农二师21团场劳动；1974年到农场子女校代课；

1979至1985年任教于中国科技大学，

1985年后曾在中科院成都分院数理室，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广州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等处从事研究与教学.

曾在距离几何、动力系统、机器证明、教育技术及教育数学等领域工作. 热心科普，作品有《数学传奇》、《数学家的眼光》、《数学与哲学》、《从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几何的新方法与新体系》、《一线串通的初等数学》、《直来直去的微积分》等. 曾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科普作品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通讯处：成都237信箱(人民南路4段9号科分院计算所)

燕园情

周保平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忆昔长别，阳关千叠，狂歌曾竞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约。

我们来自江南塞北，情系着城镇乡野；

我们走向海角天涯，指点着三山五岳。

我们今天东风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

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中华震惊世界。

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

    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三进三出北京大学

张世林

一

    1954年8月26日，我拿着北大入学通知书，乘火车从青岛来到北京。下了火车，便乘坐专接新生的北大校车，于当晚10点多，从南校门进入被人们封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一个高中生变成一个大学生，那时我还不足18周岁，身高1米.49，不知人生是什么意思，就开始了原定五年的大学生活。后来才觉悟到，这不是我该走的路，不是我该进去的地方。

    报上到，编在数学力学系54级5班，学号5401146。三年后，分到数学专业概率班。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还是上课下课，已经无心念书了，和同学们也不再有什么来往了。一次批判会，由于我的搅合，没开成（附1），当然不妨碍对我的处理，带着“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1958年3月8日，学校的汽车拉着和我同命运的13位同学，送到北京无线电器材厂一车间“劳动察看” 。学校每月送来生活费15元，不及当时一级工工资的二分之一。

    起初，过着“山中无甲子，世上几千年”的日子。大约过了半年，事情起了变化，原来是不知不觉地被关进另类监狱，虽然有人们视为最高政治待遇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没有人身自由，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从1958年离校到工厂，过了不到两年，即1959年的年底，宣布取消我的学籍，15元的生活费改由工厂支付！

1961年11月摘去右派帽子，学籍早就没有了，只能留厂就业，领生活费改为拿工资，金额由15元猛增到32元，就是说我算是由学徒工转成一级工。那时节，觉得能自食其力，心情倒也比较平和，至于下半辈子将是如何，没有过多的考虑。很少的时候，想起自幼上学，到头来半途而废，放下书本，拿起铁锤，整天敲打铁板，十几年寒窗付之东流，凄楚之感油然而生，不过很快就被机器的隆隆轰鸣驱走了。哀莫大于心死，是也。

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1963年2月20日，忽然接到北大通知，我这种人可以回校继续未完的学业。虽然年长了五岁，依然不知人世炎凉，抗不住大学文凭的诱惑，再说学的是数学专业，在工厂搞机械，学非所用，反复考虑，最终顶着‘摘帽右派’的名分，再次坐上接我回校的校车，第二次踏进北大的校门，插班1959年入校的5 9级，接续五年前四年级的课程。原来和我同年入学的54级的同学，留校的都成了我的老师，大部分的课程由他们讲授，不过我好像还没有“堂上客阶下囚”的感觉。

    我至今不明白，是什么人叫我这样的本来已经取消学籍的摘帽右派，时过五年，又安排回校上学，不用说，取消学籍一说成了屁话。

    回到学校，前半年和班上同学相处挺好，同窗之谊沁人心脾。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资本主义要复辟了！”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了！” 等等叫喊声中，政治形势很快紧张起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北大更是不能例外，决定让属于阶级敌人范畴的摘帽右派分子回校上学，是党内阶级投降路线的罪证，我算个当事人，就得自食其果不能逃脱。顿时，我变成了同学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句没有什么意思的话，能分析上纲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就是黄世仁、刘文采，他们的苦大仇深也就是我造成的，大有要在我身上加以了断的架势，我的处境和农村的地富分子一样，专人暗中监管，我只能夹着尾巴，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其实我也根本没有想要什么‘乱说乱动’的。

    好不容易熬到1965年，学业修满就要毕业，一声令下，不能参加毕业分配，先举行一个潦潦草草的批判会（附2），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背上“劳动考察两年”的处分，于1969年8月14日，又动用校车送我到北京南口农场2分场高校大队，这是我第二次离校。 “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在那里又走上用世间最艰苦的体力劳动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的‘光明’大道。

    所谓的高校大队，是北京市委的一大创举，当年集中了北京各高校在毕业班挖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按照57年反右运动之后对右派分子行之有效的模式，有组织有领导地努力地进行“人改造人”的伟大革命实践。原本是想“利在当今，功盖万代”，其后被文革冲失了，其创始人彭真等的遭遇，比我们在南口的情况更加难堪，这恐怕是“始料未及”的。和我一起的50多人的“反动学生”，是新中国第一批“反动学生”，也是最后一批“反动学生”，其实和毛主席亲自挖出来的几百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彭黄张周”，“彭罗陆杨”等等反党集团一样，一个什么“反”分子也没有，用现今常用的话来说，纯是“瞎折腾”。

三

我到南口半年多后，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根据著名的公安6条，不准我这类人介入运动。不解的是不许和包括家人在内的“外界”有任何联系，一连三四年与家人隔绝。心中疑惑，是不是要这些人自生自灭呢？天天只有干活，读毛选，写检查，生活无望，难兄难弟们把28元的生活费全部吃掉，“人生”二字已经没有意义了。

尽管如此，时光照样流转，忽然，1969年1月9日，高校大队解散，人员哪来哪去，北大的校车又把我接回学校，编在1965年入校的某个班，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参加斗批改的伟大运动，这是我第三次进校，身份升级为“反革命分子” 。除了挨了几次小批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的折磨。家乡路远不可归，老母病重不能探望，一天到晚不知所终。

忽然，最后一个忽然，1969年11月12日，驻校工军宣队宣布，撤销我的一切处分，按当年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拿着印满毛主席语录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分配工作，先去石家庄军队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最终回到我的老家山东，落叶归根，时过15年半了。此时此刻，我这才完全彻底和北大没有干系了，也是第三次离开学校。从1954年入学算起，前后15年了——我的天哪，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十五年？从不满18岁的孩子，混到三十三岁，已过了通常所说的“而立”之年了，人生的最美好的青春失去了，长成壮年人了，于国于民毫无所为，上学，劳改，再上学，再改造，直到----原本不知所终，还是老天见怜，1978年的以后有了另一样的人生。

简言之，原定五年大学的学业，我用了十五年又半的时间，三进三出才从北大走出来，如今我手持两本“北京大学毕业文凭”，一份是1969年驻校宣传队发的；一份是原本1965年时任校长陆平签发的，直到1979年学校才发给我，同一个人有两份同等效能一个大学一个专业的毕业证书，恐怕也是难得的。可惜，按我的学业实际水平，辜负了那两本“毕业文凭”的价值，至多算是“学过高等数学某些课程”；再加上“是在北大学的”。那两本文凭，我一直置之箱底，从来没有向什么人炫耀，就连我身边的老婆孩子，也没有过问过我还有这样的物件，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于我无用无益。     

 写于2007 05 19

                                 2014 07 29修改

附1：1957年的一次批判会

1957年的八九月份，北大反右斗争的形势已经相当明朗化了，右派分子成了过街老鼠，运动到了“定性”，“处理”的阶段。先易后繁，班团支部决定先拿我小试牛刀，在小班范围开个批斗我的会，事先却说是开个会帮助我提高认识。大约九月的一天，会场选在教学楼的一个小教室，届时我踏进教室，睁眼猛一看，同班的同学们早已围圈坐定，独在其前有一空位，显然为我准备的，好一派“世纪审判”的架势。那时我刚刚21岁，少经世态炎凉，十足的“年轻气盛”，顿时火冒三丈，不加思虑地声称拒绝与会，并立即退出教室。多少人熬过几个不眠之夜，精心准备的一场“阶级斗争”，如此流产了。当然对别人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事后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来按我的言行，顶多算一个“小爬虫”，不会给予太重的处分，这么一闹，对不起，态度极端恶劣，最后给了二类处分，即“保留学籍，离校劳动查看”。罪有应得，活该！

附2：1965年一次批判会

1965年 2月，学业修满，接着自然是毕业分配。与我怎么办呢？不能毕业分配，交给下一级某班看管，具体由一位叫“冯泰”的同学负责。

    日出日落，日子不抗混，大约1965年的四月底五月初某一天，不知是哪级领导，在第二教学楼103，召开针对我的批斗会， 会场坐的革命群众，我原以为是在校的低年级的同学，最近才知道就是和我同级的59级毕业班的同学，他们没有离校，在做毕业鉴定。那时我被安排在校内劳动干活，他们的事全然不知，也没有看到他们中的一位，不用说我也没有资格做什么毕业鉴定。批斗会伊始，我被押进会场，站在主席台一旁，不准我申辩，只能老老实实接收革命群众的批判，更休想再次自行退场。

1963年回校的两年多，实在没有值得提及的什么言论和活动，几位发言的人，把当年社会上一些著名右派言论，重新拾掇出来，什么章伯钧的“轮流执政”，罗隆基的“政治设计院”，葛佩琦“杀共产党人”的叫嚣，连钱伟长的“教授治校”等等言论，都算是我的“宝库”。台上发言，情绪激昂，言辞激烈；台下呼喊口号，此起彼伏，几次打断台上的发言，追穷寇式的声讨我的反动罪行。如此这般急促不到一个小时，批斗会结束，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口号声中，押我出会场。过几天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又领上“劳动查看二年”的处分，又是校车送到北京昌平南口农场。我在那里一呆不是两年，而是四年多。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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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琐忆

赵立人

  1954年从上海中学毕业，轻轻松松的参加高考，绝没有现在这么紧张，这么拼命。我因左耳受伤失聪，放弃了学医的夙愿，选择北大数力系为唯一的志愿，因为它雄厚的教师阵容和丰富的图书资料深深吸引着我。初进西校门，古朴宏伟中西融合的建筑，石桥流水，华表，未名湖的湖光山色和塔影，曲径通幽，林木繁茂，古树参天，草坪翠绿如茵，鲜花艳丽，鸟雀飞跃，就一一收入眼底。在这诗意盎然，宁静平和的燕园，开始了大学生的花样年华。感谢美国的教会组织和伟大的司徒雷登先生，是他们给北大留下了燕京大学的旧址，可惜司徒雷登葬身燕园的遗愿竟不能实现！马寅初老校长的迎新讲演，给我终身的教益，他神奇的冷热交替淋浴法，我一直在仿效，他那红富士苹果样的头颅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至今难忘。马老在而后被批判时坚守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更令我敬佩。几十年后我写下了这样的‘短句排列’： 烟酒不沾多跑跳，名利不求好睡觉，远离烦恼开口笑，冷水洗澡学马老。我做到的这四点，就是从马老等前辈那里学来的。在阶级教室，教授们讲授数学和力学的大部分基础课，这在当年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在教学中展示人格、学术、智慧、语言和风度的魅力，对我而后教师生涯的影响极深。还有多位讲师和助教老师辅导习题，批改作业，指导研究。西语系美籍温特（Winter）教授当年已是古稀老人，瘦高个儿，精神瞿烁。在颐和园昆明湖里，我和很多同学跟他一起游泳。他能仰卧水面，或静止，或进退，很自如，但我们学不会。我和表弟曾到他的小四合院的家去拜访，独身的他热情地给我们沏茶，在留声机上播放世界上顶级的小提琴家演奏的乐曲，他还如数家珍般地介绍摆放在卧室和客厅里的古董字画文物。在这古旧的甚至有些破落孤独的小四合院，住着一位献身中国教育事业的美国教授，他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象征，他是那样的友善，开朗，慈祥。颐和园是我一二年级时最喜欢的去处，差不多隔周要去爬山和划船，暑假里我留在学校，几乎每天去昆明湖游泳。运动的习惯伴随我一生，使我拥有健康的体魄和乐观的心态。藏书既丰富借还又方便的图书馆，以及分布各处的阅览室，是我们必去自修阅读的地方。在饭前用书包去占位，再拎着饭碗袋子去用餐。晚上往往打闭馆铃了，才回寝室。熄灯前后的短暂时间，是室友群聊，自由放松交流的时光，然后各进梦乡。1957年不少右派就是在这群聊中的某些只言片语或长篇宏论而获罪。我大概是这样被划为右派的。不到三年，美好的大学生活嘎然而止。 

  陈天权、庄国强和我都是上中同一个班的。国强和我同在三班。我们都是右派，毕业后他在科学院，我在科大，文革后他调进科大，我们成为同事。  

  1959年9月，我到科大报到，分配在高等数学教研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我的父母和姑母都是小学教师，我继承了他们的衣钵。我先后当过许国志、张宗燧和张素诚先生的助教。他们是兼职教授，坐班车来，课后就走，学生的疑问和作业就由助教处理。我非常认真负责地对待学生的提问和作业。61年，我开课主讲，直到66年文革来临。1962年摘帽，成‘摘帽右派’。在科大我没有受到任何批判。科学院的右派，很多被调到科大来教书。与我住同屋的曾肯成教授是清华研究生，与丁先生同辈。他精通英、德、法、俄语，是科学院首席俄语翻译，他的古汉语修养极深，他写的高数讲义不仅有深度而且有文采。他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时被划为右派。睡在我的上铺的是数学所的右派陈龙玄兄，是我北大的学长。困难时期，我们每月的一个周四一起进城游荡，把当月一斤的糕点票消费干净。每月只有29元工资，经常入不敷出，常向互助会借钱。我有充裕的时间在图书馆读书、备课，外文书和杂志很多。常聆听华老、吴文俊、严济慈等名家的课，受益终生。所教的学生都很优秀，有好多位早已成为院士。我的同事都极其敬业。科大是安静的学术殿堂，早期的教授几乎全是留欧美的高研，他们把欧美大学的风格移植进科大。如果没有文革的折腾，科大会成为一流的欧美式的大学。

  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我出言稍有不慎，可能冒犯了早请示晚汇报的事，被隔离审查，恰逢妻回温州分娩，她无闻我隔离审查之事，逃过一劫。等她完假回京，工宣队提前放我，到车站接她。感谢上帝使我转危为安。在这两个月的审查期间，我和龚昇、杨纪柯结为好友。

  1970年科大搬迁到安徽合肥。此时正筹建安徽维尼纶厂，我妻是北京维尼纶厂仪表技术员。71年安维厂调她，我也随她调去。在那里我只得改行做物资计划和供应，我的工作很杂也很重，要保证这庞大的土建和安装工程正常进行实非易事，需智力和体力的支撑，还要公关能力和口才，还需财务结算的知识，把账目处理清楚，采购、运输、装卸都要顾及。我在团队里学历最高，与人合作很好。我从不献烟敬酒，也不吃请，但备受尊重，顺利成事。该厂地处巢湖之滨，物产丰盛，湖水清澈，鱼虾蟹肥美价廉，此正是我们生儿育女的好地方好时光。1977年厂基本建成投产，适值文革结束，科大为落实政策，调我回科大，于是一家四口迁至合肥科大校内，妻也调入科大，儿女进科大附小。我再次感谢上帝，使我避开文革七年后又回到教师本位，重返讲台。

  此时陶懋颀老师已从内蒙调入科大，我们会同北大学弟熊金城，共谋商调远在新疆和四川的景中和杨路来科大之计。先由科大发函邀请景中来做学术报告，使他能离开新疆农场，把人‘扣下’，再由科学院院长李昌在人代会期间请新疆领导允许放人。事情进展顺利，只待档案到来。此时敬爱的陶老师怕夜长梦多，毅然决定赴疆取档。他不顾寒冷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再坐小飞机到库尔勒，颠簸且危险，他全然不顾，快速取得景中档案，原路返回，完成全部调动手续。陶老师的精神，我感佩至深。此时北大也要调张杨，他们是仁义之士，还是选择了科大。可惜科大未能及时解决家属工作，几年后被成都科院和广州大学请走了。96年，已调到北京计算机学院的陶老师罹患胰腺癌住院，据说，景中亲自在床边服侍十多日，并用重金延医购药。陶老师97年逝世时刚过花甲，令人惋惜。他也把我当小弟看待，常提醒我莫太天真。80年合肥联合大学创立后，我请景中给首届学生讲授数学，学生惊讶陶醉，至今还为得到院士教课而自豪。

  我的文革难友杨纪柯教授荣任安徽省副省长，主管科技。他是留美的生物统计的权威专家。他常邀我随他去各地视察，提供意见、想法。我曾随他视察皖西六安地区农业和五大水库灌区，还到过阜阳、滁州、淮南、皖南地区，曾一起下到几百米深的煤矿井下的采煤现场。杨先生睿智、务实、朴实、忠于职守，真乃我师也。80年5月，杨聘请中国科委、科协组织工农业、水利、经济、环保等方面专家，来考察安徽六安地区的农业、水利，及淮南市的煤炭工业、环保，进行评估，提出建议。我被邀任联络员，从专家的讨论中，我学到许多知识和真知灼见。后来由我书写淮南煤炭工业发展的综合报告书。在这多次的观察和思考活动中，我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的方案。长期数学抽象、慎密、多维思维的习练，七年工业基本建设的实际经验，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在农业现代化概念上，我提出生命生产系统、有机化、循环化、立体化、企业化、商品化等观念。我在多次会议上关于农业的发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安徽省委党校两次请我讲课，反响热烈。在淮南煤炭工业问题上我提出整体引进的概念，希望全面引进德国现代技术和管理，逐步改变和改革原有的工业城市。我对德国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其复兴崛起的现实，极感兴趣。我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远不如‘社会市场经济’，两字之差，天壤之别。在一次省级的经济座谈会上我谈了国土整治、发展教育、局部的整体引进、扶持私人中小企业、成立指导和服务机构、制订企业破产法等建议。我最关注的是教育问题。80年五月下旬，我提出办一所私立大学的新颖超前的‘自费走读、不包分配、联合办学、余热发电’的办学方针。几天后就得到省委书记张劲夫的支持批示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我就在暑期里把合肥联合大学筹办起来了。在这期间我录用了第一个职员，说来颇有趣。我预聘的一位优秀的英语教师把妻子郭女士推荐给我。她是上海知青，刚从师专英语专业毕业。经面谈，我很满意，尤其得知她是上海位育中学出来的，是我的校友时，我立即决定录用她，我相信位育中学生必是优秀的。很快她就成了我的得力助手。若干年后，她与一批同事到德国学习。她的德语水平超群，跳槽到一个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很快就担任行政和财务主管，退休了还被留任。可见我的判断非常准，她因我当年的决断而改变命运。白手起家办学是千头万绪的艰难过程，最重要的是聘请最好老师来兼职上课(余热发电），我首先得到北大校友的支持，景中是我首选的数学教授，我自己为教务长，必须上课。科大的大课多在上午，我们就把大课安排在下午，以便利用科大的大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都可用科大的，我还把星期日用来上课，星期一休息，学生大多家在合肥可以住在家里，家庭条件好，家长参与管理，学校就省事多了。通过统一招生，首届录取了371名学生，把合肥市大学生录取率提升了一成。教学秩序稳定，教学水平很高，社会反响很好。校长由科大副校长杨承宗担任，我原定是副校长的，但作了种种考虑后，谢绝了这个职位，我适合当教师，不适合做行政领导。我兼职做了三年教务组织工作后，就离开了它。其中酸甜苦辣可想而知。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开启了民办教育事业。很多革新的方案没有实现，这是国情决定的，非个人能及。现在这所大学改为合肥学院，规模很大，校园宏伟，当年的首届学生担任院长和部门领导或教授。当年我设置的专业，后来发展成系或学院。当年的学生遍布合肥乃至全省，每逢我去合肥，必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甚感安慰。办教育者应是不谋私利的，我完全做到了。我终生难忘一个人的故事。在办联大的初时，我接到一封来自白湖劳改农场的求职信，附中英文的履历，文字漂亮，文辞得体。求职者郑孝通先生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毕业生，其父是海派名画家郑舞昌，解放初他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黄华手下做英语翻译，51年某天，他偶然把美国政府的《美中关系白皮书》拿到别处去看，结果被定为转播反革命文件治罪，判处20年徒刑，送安徽白湖劳改农场服刑，刑满留场，靠极低的工资生活，靠画画赚点钱买劣质香烟，年过五十无妻无家，十分凄惨。我非常同情他，一定要帮他离开农场，而且要发挥他的才华。但我的联大还没有条件收他，于是我极力向科大推荐，科大很快就接受了，但是农场却拒绝放他，刁难他，把科大的调令隐瞒起来，并讽刺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僵持达半年之久，逼得他几乎崩溃，我也为之坐卧难安，最后我向省委副书记顾卓新（北大老校友）写信诉说此事，该书记批转了我的信，他终于脱离苦海，调进科大。想起来真是很气愤很无奈。见到这样的落难人，不平事，我岂能袖手旁观！他到科大后又遭人嫉妒，只好安排在附中教英语。但他卓越的英语水平很快就被发现了，科大研究生请他上课，名声鹊起，竟然成为闻名全国的《新概念英语》专家，写了十几本书。不久，他终于得到平反，此时他已蒙冤三十年！他对我非常好，送我好多幅表好的画作。他退休后在威海定居，在那里成家。几年前他病逝了，我失去了一位挚友。这是上帝差遣我去救他的，感谢我的主！这样的事我还遇到几起，我都尽力去帮。

   庄国强调入科大后，我们一起创办了振华农业现代化开发培训中心，有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提供两万元的资助，租用一座大楼和车库，聘请专人主持，举办很多种类的短期技术培训班，三年里培训四千多农村青年，帮助他们创业致富。86年结束时把两万元归还原主，这时我要调到新成立的宁波大学去了。宁波是我的祖籍所在，靠海，气候比合肥好。95年我退休，但仍在多所学校上课。

   2004年承蒙其孝兄引荐和邓东皋老师帮忙，我到了中山大学教书，我努力用英语教微积分和数学分析，教了七年，2011年，77岁时结束我的教师生涯。在这七年，我和妻子形影不离，和学生亲切交往，快乐自在。学会了轮滑，习练瑜伽，能游两千米，经常骑车远游，坚持快走慢跑，保持健康和乐观，延缓衰老。我曾写些短句排列自勉或赠送学生，包含我对人生的感悟：

人的一生是曲线，起伏凹凸驻拐点，

多维空间看世事，豁达冷静心地阔。

生命瞬间是微分，人生就是微积分，

我本是个无穷小，分享快乐无穷多。

我心安宁，我身灵动，我思自由，我家温馨，

有书在手，天天研读，以生为友，切磋交流，

弥足富有，何有他求。

我无文采，望勿见笑。

   2009年我终于受洗，成为基督徒。

    老同学们，我爱你们，感谢你们。愿我们平安健康快乐，享受夕阳。

简历   

   1935年生于温州

   1942——1948年在小学

1948——1954年在中学，先后就读于温州中学，上海位育中学，上海中学

1954——1959年在北大

1959——1971年在中国科技大学教书

1971——1978年在工厂

1978——1987年回科大教书

1987——1995年在宁波大学教书直至退休

2004——2011年在中山大学教书

Email：zhaolirenlaoshi@163.com

lizhao1936@gmail.com

心   得

赵似兰

会议筹备组希望每位同学能写些入北大后至今六十年的经历, 我就按要求写下这六十年中主要的一些业务工作情况。

入北大前, 我是一个从小由家庭到学校的毫无社会历练的人。 在抗美援朝的热朝中, 参加了军干校。 经过整一年的政治思想教育, 初步有了一切听从党安排的思想。 虽然我的家庭社会政治关係极其复杂, 但我本人在政治和社交方面却还是一个十分单纯又幼稚的年青人。 入北大后, 遇到的最主要的政治运动是反右。 当时令我最不理解的是一些和我一样愿意靠近党要求进步的同学, 一贴了大字报就被划成右派, 而我也看不太懂大字报的内容是如何反党的。 我只是想可能是因为我出身不好的思想影响, 所以常常跟不上形势的缘故。 总之运动对我沒有太大的直接触动。 在业务方面,我认为我在北大的学习成绩处于一般化的水平。 今后如要做纯数学的研究工作。 难于有所作为。 但我感到在北大二年级以前, 校內无大的政治运动,我们年级又有最好的老师来上基础课。 这是我今后的工作基础。数学又是学习其他科学的基础。 我希望今后能做些数学为生产服务的实际工作。 因此在分专业时, 我希望去学计算专业, 但由于我的家庭社会政治关係极其复杂,未能如愿, 我只能学了统计专业,毕业分配时, 又被系统所退回学校, 变成由北京市另行分配。 不久我接到了去北京医学院工作的通知。 这使我心中踏实多了。因为在我印象中，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到校后, 学校领导对我的到来也很重视。基礎部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树立一辈子在北医工作的思想。我想我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用数学工具如何为医学作出一些有实际价值的工作了。因此我在完成不多的教学工作之外，就化了大量精力来了解医学。我尽量多听各门医学基础课，并查阅文献，以寻求今后有可能进行的科研方向。不久，学校开展了科研大跃进的运动，号召大家写大字报提出对开展科研工作的设想。为了积极参加运动，我也写了大字报，提出在医学院可开展生物控制论的科研，结合计算机程序，建立有生理或神经解剖背景的物理数学模型，可用于对实验动物或人体在无损伤情况下, 用一些有关的实验数据,来研究揭示人体各局部神经控制系统的控制机理, 这有可能对临床的诊断、治疗提供新信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大字报居然引起了学院党委的高度重视，党委书记等领导要我详细谈清想法的根据和今后的实施办法。我谈了这一想法来自“维纳”的控制论，此书中总结了神经生理学家和工程控制论学家经过一、二十年的多学科讨论，把神经细胞放电的全或无特性应用到电子学的正、负两极放电中，就开创了电子计算机的新时代。我在北大参加过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制作劳动，计算机的原理很简单，如有一定经费，有工程技术人员，我想自制小计算机是有可能的。而计算机是可以由人工编排程序来控制的，根据神经生理背景建立出的定量物理数学模型, 用无创性的临床实验资料, 就可用模型方法来研究人体的神经系统的功能特性。正巧的是党委当时正想在大跃进时搞一个有创意的向党献礼的大研究项目, 党委竟能立即决定成立多学科生物控制论研究讨论组，有高年资的神经内科大夫、解剖学专家、生理学家、生物物理教研室中的生物学家等组成。共同讨论应选那类模型着手研究。讨论中我感到神经内科大夫对控制论的理解最具体和深入，这也更促使我今后要面向临床实际的决心。这个讨论班, 曾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国家到了经费困难時期和医学院缺乏计算机人才而终止。 整个项目也就下马了。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各种复杂的政治斗爭, 使我这个政治上太幼稚, 感情上又十分脆弱的女子, 无辜的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尤其是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实在难以承受, 但又无法作任何辩解。 在面对无路可走的绝境时, 为人所固有的自尊心支持了我, 我想我决不能不明不白的被人无理愚弄。 我相信,实践是检验是非的标准。 我要用我長期行动来说话,证明自已是一个诚实, 正直的人。 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有尊严的人。 这就成了我以后的行为准则。 为摆脱来自家庭对我内心的刺痛，和來自数学教研室对我的政治压力和业务工作上的打击，我就把全付精力用在分配给我的劳动或工作上，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对实际有利，我就会全力去干，因为我把精力用在工作上，就会忘掉痛苦，一旦在工作中能有些实际的效果，也能使我感到一些欣慰。

首先我隨学校大队人马去江西干校劳动了约两年。两年后回到北京，立即回学校上班了。在教学之外, 一有多余的时间,我仍尽量熟悉各医学基础课程，以了解其对数学的应用和要求，以使数学课的内容尽量结合医学的要求。这样也可以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寻求今后有可能进行的科研内容。这时系里成立了针麻研究组，要调数学组的一人参加，教研组的其他同事对实验性工作不感兴趣，就让我参加了，我们做了一定数量的在针刺条件下人体痛阈实验，我发现在针刺的一定时间内,人体痛阈升高的曲线，有一定的数学规律，像是在一个代谢池中，由一定浓度的物质等速流入，同时等速代谢流出时的浓度变化规律。这说明针刺过程中, 有可能在人体内产生了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按其代谢速度，不可能是神经传导。这有可能是针刺时产生的一种化学镇痛物质，使痛阈不断上升。这对针麻研究是有很大的启发的。这一结果刊登1973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以后，生理的同志在此基礎上作了进一步的实验研究，确实证实了这一镇痛物质的存在，这一镇痛物质就是吗啡肽。这一发现是针刺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进展。这工作对我有很大啟示, 即从实验资料中总结成数学模型是可以对生理机制研究产生很有意义的结果的。 此工作后, 领导又让我去临床針麻组邦助做统计分析工作, 因我不同意个别大夫要我不科学的夸大统计针麻的临床效果, 我向系领导谈了意见, 要求退出针麻组, 但不要立即返回数学组教学, 能给我数月时间,使我能继续作广泛的调研在目前已有微机的条件下, 如何能从实际的小项目, 开始进行生物控制论的研究。 领导同意了。 我去了有关的中科院研究所, 重点是自动化所和生物物理所。 自动化所有个別从事脑研究的同志, 生物物理所有生物控制论组, 他们和上海生理所的个别同志共同组成生物控制论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刚回国, 正准备做推广活动。 他们对我非常热情的接待，给我看了刚带回国的大量生物控制论应用的文献资料。 我认真的研读了大量资料后, 我感到意大利的工作中, 有两项是我们目前条件下就有可能和医学工作者合作开展而又有很大实际应用价值的项目。 一是有关药物或人体内代谢物质分布规律的房室模型的辨识, 另一是前庭功能的生理模型, 它在飞行员和宇航员的选拔中有极重要的作用。 我当时就了解到北医的临床药物研究所, 发现了一种国产抗菌素, 价格远低于当前应用的进口抗菌素, 而且效果比进口药要好。 但由于两药在人体内的代谢途径不同。 他们无法直接用已有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的公式来对药效作比较, 因此难于在临床作推广应用。 我就协助他们用建立不同的代谢模型, 用临床的实验资料, 通过系统辨识方法, 估算出了两种药物的药效参数, 从理论上征明了国产药的优越性。 也开始证明了生物控制论方法确能有益于医药的研究工作。 至于前庭功能的生理模型, 其解剖结构较清淅, 便于建立数学模型, 其实验条件主要是定量的转椅, 和一台小型微机作定量计算即可。我寻访了北京有此设备的有五个单位。 首先是耳研所, 其所長曾用转椅做过若干例梅涅尔氏病人, 用经验方法来做诊断。 和临床的符合率不高。 我利用他已有的资料, 分析了眼振曲线用系统辨识方法, 估算出了反映前庭生理功能的参数, 提高了诊断的符合率。 这样我就有信心去寻找有可能做大量实验工作而又有人力进行研究工作的单位,最后我选择了空军第四研究所, 他们以提高飞行员前庭功能评价为主要工作, 已做了大量的眼振曲线, 其研究人员有深厚的生理功底, 听了我的介绍, 很愿意合作。 由于我们两家都沒有微机, 我们又找了北大生物系生物物理教研室合作。 在分析了大量眼震资料后, 用模型方法确实堤高了对前庭功能评价的准确率。 此模型方法受到了來空四所访问的美国专家组的好评。 军队领导立即就把此项目立为重要的三单位合作攻关项目, 给课题组大量的研究经费。 此两部分工作, 我在自动化学会的小组会上作了报告, 大家一致推选我去学会的全体大会上作了报告, 大会一致认为此确有实效的工作值得推广。 大会又把此两篇报告推荐去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自动化学术会议。( 此两文后均被国际大会录取, 因缺乏路费, 未能成行。) 专家们还向参加大会的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推荐了我的工作, 为我今后出书鋪了路。 由于我的这些工个作都是在数学组中承担着最重的教学任务的条件下, 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來完成的。 在赶写两篇出国的论文时, 由于長时间的开夜车而病倒, 教研组当时很多人教学工作不多, 愿意替我代课。 可是主任不同意, 我只能带病去上课。 这引起了科研合作组同志们的強烈不满, 都希望我调离北医, 我也就下了决心, 要求调离。 但院和系两级领导也坚决不同意, 他们同意我离开数学教研组, 调到生物物理教研组中成立生物控制论研究小组, 给我配了一个助手, 并支持了一台微机。 我从此就有了开始合作搞科研的时间和基本条件了。 此后我首先把主要工作放在最容易入手的房室模型在生理等方面推广应用上, 隨着所建立模型的复杂化, 系统辨识运算难度的加大, 我感到理论基礎的不足。 就参加了系统所举办的系统辨识学习班, 同时也在生物物理学会的生物控制论专业委员会的大会上作了普及性的介绍报告,并和老同学们合作写成了“生物系统的房室建模和辨识”一书，198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以上这些实际应用工作在1985年获“生物控制论在医学中应用”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这些实际的生活经验告诉了我, 只要长期的坚持努力, 踏实工作, 终究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此后，我更集中致力于神经系统信息加工模型的建模和仿真，1991年，“系列化前庭功能检查计算机处理和评定系统”的研究工作获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对躯体感觉神经系统也进行了模型研究，并为临床用体感诱发电位诊断疾病提供了新指标。开展了对各种不同类型失语患者的CT图片处理，通过计算机将图片按解剖特性标准化后，来研究不同失语患者脑部损伤定位和功能间的关系。此工作在1993年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93年将已完成的科研工作总结成“控制论和计算机应用于医学---原理和实例”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除以上两本专著外，共参于编著、译著等数部，发表论文共70余篇。

我今己是年过八旬的退休老人, 回想自入北大至今的六十年, 其过程是十分简单又十分艰辛的。 实践使我懂得了任何人的成就, 都决不是他的个人行为所致。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无法自我选择的条件下生活的。 人只能在给他机遇的条件下去做工作。 懂得了这一点我就不会去羡慕別人的优越条件, 我就会隨遇而安, 在被允许的条件下, 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些我认为有益的工作。 即使如此, 我已有的每一点有益的工作, 也是在有单位关鍵领导的支持, 有北京有利的业务环境可利用, 及各合作单位中很多人的努力下才完成的。 我也尽了我的全力, 也无愧于我的人生。 在今后的余生中, 虽然过去的磨难使我患上了各种慢性病, 但我仍会隨遇而安, 愉快的度过我的最后時日。

简历:

1959年毕业后，在北京医学院任教,1982年调至生物物理教研室,致力于生物控制论的研究工作，着重于建立有生理解剖背景的物理数学模型研究，并通过对部分实验资料用系统辨识方法来估算出有生理意义的模型参数，以揭示人体各局部控制系统的控制机理和对临床的诊断、治疗的新信息。于1985年获“生物控制论在医学中应用”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7年总结成“生物系统的房室建模和辨识”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更集中致力于神经系统信息加工模型的建模和仿真，1991年，“系列化前庭功能检查计算机处理和评定系统”的研究工作获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开展了对各种不同类型失语患者的CT图片处理，来研究不同失语患者脑部损伤定位和功能间的关系。此工作在1993年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93年将已完成的科研工作总结成“控制论和计算机应用于医学---原理和实例”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任付教授,1988年提前晉升为教授,发表论文共70余篇。

通讯地址: 北京大学医学部24-3-10。 电话:010-82801845

愉快的四班

周巢尘

     1954年我刚入学时数学力学系一年级有九个班，我被分到四班（简称数一四班）；男生开始住在24斋，但开学后不久就搬往13斋；上学一年后就成为数二四班。在我心目中，这两年的大学生活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后来传出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的说法，好像并不影响我们的快乐时光。

我们班有20多人。有年龄较大的调干生董绪清、钱璘、苏先基、武际可、尤炳荣，也有1937年出生的程昌钧、邵秀民、李旺尧，还有少年才俊、无所不晓的杨九高，精通俄罗斯文学的潘轺湘，执迷驴皮影和篮球的李灏，日日操练太极拳的苏少华，诗词不离口的马乾初。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无遮无拦：十三斋熄灯后往往是男生们海阔天空的时光，杨九高当仁不让，告诉我们各种奇闻轶事。我们也深信勤奋学习必能收获知识：当年的北京大学有一道特殊风景线—同学们边走边吃晚饭，去图书馆占座；为了期待两年内打下扎实的数学基础，潘轺湘、卜如屏和我相约都加入了这道风景。我们之间快乐相处、友好相助：王君山酷爱象棋“传染”了大家，马乾初和杨九高更躺在床上下起了盲棋；李灏曾半夜惊起，和“小偷”赤身搏斗；我也清楚记得，当年参加校摩托俱乐部的李旺尧怕弄脏他的新棉袄而换了我的旧袄。我们还坚信只要努力，一切皆是可能：李灏异想天开，组织过我们试图打破4x400北京大学校记录。……

这样的逸事数不胜数，谈起愉快的四班就想谈谈我的父母。我的父亲（周启新，1906年2月14日—1992年11月22日）出生于浦东南汇的一个败落的地主家庭；生母早逝，少年时就不得不赴沪，求学于渔捞学校，后迫于生计由渔捞转航海。我的母亲（王蕙安，1903年11月9日—1988年3月16日）幼师毕业，婚后相夫教子；一共抚养兄妹五人，我是老二，兄长已八十有余。在四班时，作为北京有家的我，父母会不时请些同学来家一聚、打打牙祭。因此我的父母认识了不少同学，他们生前能认出杨九高、苏少华、潘轺湘、武际可等各位。记得，有一次在我家聚会后回校路上，骑车不点灯，被警察抓住，集体送往派出所。这里也作为逸事之一，供大家一乐。

我怀念四班的快乐时光，也怀念我的父母。但时光不会倒流，我的父母已经过世，有的四班同学也已谢世，健在的都已垂垂老矣。董绪清、钱璘、王君山、李灏已经先后谢世。卜如屏久已失去联系，不知生死。但四班在京的七位同学及其配偶和吴文达老师的遗孀姚曼华老师，在李旺尧组织下每年都要相聚一次，叙叙旧、拉拉家常，十分惬意。我去上海、武汉等地时，也看望过宋云娴、郭建民、程昌钧、杨九高、潘轺湘和马乾初，一起回忆过往，欢愉不少。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唯愿我们过好来日无多的每一天，我在此恭祝大家健康长寿、家庭幸福！

简历：

出生日期 1937年11月1日；出生地 上海，

1954-1959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1959-1963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助教，

1963-1967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生，

1967-1985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85至今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3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通讯地址：北京 海淀 中关村南四街4号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邮编 100190)

     Email: zcc@ios.ac.cn

往事点滴

周  佶   

我们54级同学入学时有两百多位，一二年级时大家都在一起上大课。到三年级分专业，我们计算数学专业是北大数学力学系第一届正式成立的专业，一共才20位同学。在自报志愿基础上，据说是吴文达先生亲自圈定的。记得原先的学制也是五年，在1958年全国当时形势下，系里宣布：由于国家需要，提前一年毕业。当时国家的远景规划中计算技术是急需重点发展的项目，急需人才。我们班应届毕业的同学郭健民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外，全都分配在北京的高科技科研单位和北大清华了。

毕业前夕，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张世龙先生主持设计的北大一号机的研制工作，在实验室小平房里加班加点地干。那时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北大也得搞献礼，记得当时系总支书记林建祥老师常常到实验室转悠，那急切的眼光扫视一遍后又一言不发地走了。

分配后，我们班部分同学又接受了两项任务留在学校，直到年底才到单位报到。一项是计算任务，汤李明和陈华瑛参加了。一项是北大一号机调机任务，有王选、关治、尹桂彬、杜明笙、周佶 五位参加。计算任务当时是保密任务，只知是和沈阳一飞机厂合作计算有关飞机机翼的设计数据，是用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做的。任务是由徐献瑜先生和黄敦先生领导的，在未名湖畔南面的一座小楼里，集中了七十多人，用手摇计算器日以继夜地算。后来才知道（从黄敦先生回忆吴文达先生的文章中）是计算超声速飞机的空气动力载荷。

我参加了“北大一号”电子管数字计算机的调试工作。这台机器是在张世龙先生领导下研制的北大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也是国内第一台自行设计的数字计算机。但准确地讲，它只是一个电子计算机的运算和指令控制部件，没有存储装置和输入输出设备。机器安装在北阁楼上。由于电装生产过程中缺乏严格的质量检验，机器电路板上存在不少虚焊点，导致机器调试过程中，机器状态不稳定，运算结果时对时错。所以机器调试时间很长。那时，我们和来自空军系统的合作人员分组倒班调机，从八月到十二月，工作了四个多月。在张世龙先生的指导下，采取了多种补救措施，进入第四季度后，机器才可以勉强表演简单的加减运算。

调机期间，张先生叫我做一个脉冲发生器，给我画好了线路图，但没有标明元件的数值。我按照图纸接好了电路，自己选择了阻容元件。但通电以后，电路不产生振荡，产生不了脉冲。我多次更换不同数值的元件，还是没有效果，就是没有输出。那天正巧是我值大夜班，在实验室里找不到懂电路的老师，我耗了一夜，一事无成。第二天，我找到张先生，说明了情况，张先生给出一组阻容数值，我再去实验，线路马上产生了振荡，脉冲发生器做成了！

参加“北大一号”调试工作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受益匪浅。使我从书本知识跨越到了实践演练。对我随后走上工作岗位能够很快地胜任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光阴似箭，我们入学已六十年了。昔日的老师和同学的身影还历历在目。在北大学习的四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也借以此短文缅怀我们已故的张世龙老师、吴文达老师等。也缅怀我们班已故的同学：王选、杜明笙、陈景良、汤李明、龙世达。

Email: queendomchy@sina.com                2014.6

八秩抒怀

周锦君

破碎山河遍狼烟，献身救国任双肩。

去家投笔长城外，离职求学未名边。

雨化三千泽尚浅，燕园几度梦犹牵。

渐宽衣带终无悔，喜看黄昏霞满天。

附记：

    六十年后重聚北大，浮想联翩。我五岁（1938年）上小学，正值抗日战争，大半个中国沦于敌手，我当时所在的江西小镇也受到日军骚扰，亲眼目睹劫后惨状。小小年纪便深深感受到国家被践踏，人民受蹂躏的痛苦。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读历史是数不清的卖国条约，列强谁都可以任意宰割中国，幼小心灵就背负着沉重的民族屈辱，忧国忧民，便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战胜利，盼来的却是接受大员满天飞，贪污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生于教授家庭的我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美军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美国大兵奸污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更让已读高中的我震惊。

    1949年，抱着追求光明，创建新中国的美好愿望，16岁的我离开风景如画的江南，北赴荒凉的塞上。所幸当年领导还开明，也还有远见，1955年送我们到北大进修。在北大，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学到了方法，更受到北大严谨求实的学风熏陶，使我受益终身。 从“ε-δ”的极限定义，实数理论（划分，单调有界，区间套定理……），实变函数，测度论到概率论，我看到了数学怎样从具体到抽象，到更高层次的抽象，而又覆盖了更宽广的内涵。自然数0,1,2,3,4,5，…。要用严谨的数学语言界定（公理），为什么2+3=3+2？要严格证明。抽象的等价关系等价类其实小学生就遇到：1∕2=2∕4=3∕6……。数学无处不在，我感受到它的魅力，它的美妙和美丽。我们学院的某专业后来在国内小有名气，我想和我们这几个北大进修生带回了一点北大的治学精神不无关系。1984年，我院正式招收研究生，我被逼上马，怎么带？我不知道。就想到北大的一点，研究生总该有更坚实宽厚的理论基础，也想把现代数学工具引进某部技术。于是开设了近世代数，交换代数，代数数论，代数拓扑，甚至还啃了点代数几何，像啃天书。有点盲目性。很多我也没学过，我在北大学的是概率论专门化，就和学生一起讨论。尽管还有很多没有真懂，但为我们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起码的理论基础。1988年，首篇椭圆曲线密码文章问世，我们即跟踪学习研究。1990年全国密码学会议上，椭圆曲线密码成为热门话题。当时科学院数学所所长杨乐致辞：“数学所办了‘数论与密码’讨论班 ，百余人参加，经久不衰。”学长陶仁骥老师好心劝我：“周锦君，你不看看这次大会来了多少代数大家。”我自知我的代数和代数数论基础十分薄弱，有点自不量力。是北大给了我不畏权威的勇气，不计成败的精神，也给了我毅力和智慧。硬是坚持走自己想走的路，终于取得一点点成绩。目前它已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公钥密码体制。2004年我国也制定了椭圆曲线密码标准，作为商用密码体制。

     回首往事，虽几经坎坷，但对当年的选择和走过的道路无怨无悔。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

                                     周锦君 2014-5-6

简历：

1947——1949 长沙一中

1949——1952 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学员，教员

1952——1969 外语专科学校，外语学院，工程技术学院教员

（1955——1958北大数学力学系进修

1969——1971 五七干校劳动

1971——197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71——1982 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教员，副教授

1982——1999 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8年全军优秀教员并立二等功，1989年全国优秀教师，1990年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2000年学生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1999——  离休

通讯地址：郑州市俭学街6号信息工程大学第一干休所

    Email：jj____zhou33@163.com

五年大学生活片断

周芝英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六十年就过去了。至今还记得六十年前八月廿六日深夜，北大校车将我们接到外文楼时的情景。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硬座，倒下就睡着了，睡得那么香，直到第二天早上三年级同学来喊我们才醒来。老同学叫我们快去吃早饭，晚了就没有饭吃了，并发给每个人一个白色、平底、搪瓷的捷克碗和一双筷子。拿着碗筷，走出外文楼，迎着朝霞，三两新同学相伴，赶往大饭厅，五年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54级新生入学时，女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我们就分散住在老生宿舍里，过了一个月才搬到新宿舍——廿六楼，这一住就是五年，直到大学毕业。搬到新宿舍，大家都非常高兴，四人一间，两张上、下铺，一张大桌，一张小桌，一个书架，两边墙上还各有一个小墙柜。每层楼两头各有一个洗手间，有热水供应，楼内还有洗澡间。与我在中学住校几十人住一间，除了双层床房间里一无所有；洗脸间、厕所都在楼外的生活条件有天壤之别。现在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好了、太方便了。

        我们六班只有三个女同学，七班的管楚洤同学就分到了我们宿舍，四人家乡相距约有一千五百公里，却同住在一个12平方米的小屋，这是缘分。

       这是一个温馨的小屋，我们之间没有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四人友爱相处。冬天，有一次我打开窗户，外出时忘关了，上完课回到宿舍一看，四个人床上都覆盖了一层黄沙土，谁也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从邻屋借来一把小扫帚，嘻嘻哈哈像扫地一样把黄土扫掉。领教了北京冬天的风沙，以后谁也不敢随便开窗了。夏天，在常常是38度以上高温南方生活的我，习惯把棉被收藏起来，只留下一个被单。有一天夜里，冷空气来袭，我被冻醒，正想着这么冷怎么办时，一只手伸了过来，手里托着一条毯子，放在我床上。哦！是睡在下铺的管楚洤干的，把她的毛毯给了我。盖上毛毯，很快进入梦乡。

       金和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北京人，周末她回家，常常给我们带些好吃的，芝麻酱、北京枣……，芝麻酱真香，有次晚熄灯铃已响过，我们就黑着灯继续吃，直到把一瓶芝麻酱吃完才罢休。北京枣是金和家院子里长的，完全成熟了才把它打下来，吃起来枣味浓，脆又甜。后来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好吃的枣了。金和及她的家人热情、好客，有时我们参加十一游行后，接着参加天安门广场狂欢晚会，夜深了回不了学校，就住在她家，第二天吃完早饭才回学校。孙荀英是我们班的总干事，性格直率，徐州人，常笑我这个南京人“兰”“南”不分，并纠正我的发音。她喜欢唱歌，参加大学生合唱团。周日练歌回来，常在宿舍里唱会儿，在没有电视又无钱买收音机的年代，听到几句歌声也会令人心情愉悦。我不爱说话，也不善于说话，但喜欢听她们聊天，谈国事、家事、趣事。遗憾的是平时学业繁重，上课时数多，课后又各自上图书馆念书，只有睡觉时才回宿舍，闲聊的时候很少。

       我所在的六班，学习风气很浓、很正。每个人都学习努力，大家相互帮助。小班上习题课时，男同学对女同学很照顾，前排座位总是让给女同学，男同学龚光鲁戴眼镜，常坐在前排，离我很近，我发现他每次辅导老师说完题，不一会他题就做完了，然后就看他自带的数学书，书常是英文的。陈天权同学常被丁石孙老师叫上黑板，去做代数习题课上最后一道难题，很快他就做出来了，而我看见他上大课时，也总是自带一本外文书，一边听大课，一边看书。我有点奇怪，上大课不专心听讲，也不记笔记，那时课程还没有相应的教材，课后他们怎么复习？不久，就听班上同学讲，他们对数学都非常有兴趣，在中学就学了不少数学，甚至在数学刊物上还发表过文章，数学基础雄厚，现在这样的表现就不足为怪了。班上还有不少同学，像苏乙波、沈立、曾锦光、毛德行等，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很深刻，每当我问他们问题时，他们总是一针见血地把问题说到点子上，令我佩服。班上的团支书，王选同学，平时学习不显山不露水，期末考试全优。班上的体育委员康继鼎同学勤奋好学也是出了名的，他考虑问题全面而细致。 有次数学分析期末口试，考官是陈杰老师。答完最后一道题，陈老师已很满意，给他5分，但他没有结束考试的意思，提出要把这题从各个角度彻底说清楚，共要举出11个反例。陈老师让他坐在考场的一边去想这11个反例,自己进行下面同学的口试。等陈老师结束上午的口试后，他已想出10个反例，还差1个，他还想继续做下去，因陈老师还有下午的口试，只得中止。此时已过了中午食堂开饭的时间，陈老师请他去成府小镇吃了一顿。第二天，康继鼎向我们说考试情况，我感到他对未能当场想出第11个反例似乎有点遗憾，他在做学问上，道道地地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不是十全十美，是十一全十一美。

       初入北大数学系，多数同学学习并不轻松。记得有一次我在第二阅览室做数学分析习题，其中有一道题我想了很久未想出来，但又觉得应该做得出来，就这样，想跳过这道题，又想坚持做下去，最后整整一上午毫无收获，心情沮丧。回到宿舍遇见五班的陈华瑛同学，我问她这道题怎么做，她说要根据定义做，经她一点拨，题很快就做出来了。从中我领悟到学习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过去那种上完课就做题、题目会做就行了的学习方式要改变。并逐渐学会抠定义、举反例、反复琢磨定理的证明的这些学习方式。

       周围同学刻苦努力、不断进步的气氛感染着我。第一学期期末，体育测验，俯卧撑项目我得个2分，不及格，要求连续做两个，我一个都做不合格，真纳闷，我所在的中学体育课挺正规的，除一般球类、田径项目外，爬墙、爬杆、跳箱、跳山羊等技巧运行一样不少。再仔细一想，俯卧撑确实没训练过，怎么办？只有锻炼。于是每天早上去大饭厅吃饭前，先在宿舍楼前台阶上做几个，练习臂力。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学期开学初的补考，一次通过，如释重担。当时，北大考试制度非常严格，不及格就是不及格。不及格就得补考，毫不含糊，到二年级结束时，如果累计有两门功课补考两次还不及格，就得退学，以肄业论处。后来确实按规定执行了。

       在我们六班，政治风气也很好，积极向上，要求进步，入学不久，班上就发展一名新团员，班支书王选同学工作认真，组织委员金和同学积极实干，申请入团的同学也极其认真，入团申请书写了十六开大小的纸整整十六页，详细介绍自己的家庭及其社会关系、对党团组织的认识。支委会决定把申请书在团员中传阅，准备支部大会讨论。我当时觉得这样的申请书比我想象中的入党申请书还要真诚、深刻，表明申请人加入共青团的决心。最后支部大会一致通过。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班里经常开展体育活动。我们班的三个女同学有时在棉花地操场跑跑步、玩玩双杠，有时和班里男同学一起打排球。说起来是打排球，实际上是跟着玩球。中间休息时，还会有人花一角钱买一脸盆西红柿给大家吃，非常解渴。那时是九人排球，球场上跑动不大，只要敢把球接起来，或者能把球发过网就行。在男同学的带动下，我们三人球技有了不小进步，后来在系与系女生排球赛时，我们都当过后补队员。一年级时，系里组织过文娱表演，六班自编自演了一个活报剧“我们的遭遇”。几个男同学装扮成馒头、包子等食物，用语言、形体动作诉说各自的遭遇，讽刺大饭厅里出现的不爱惜粮食的行为，还得了系里文艺奖。课间休息，同学之间不时地会逗逗乐，俄语课的俞老师是上海人，说话有点口音，一次课上，他解释俄文单词积分、微分，下课就被快人快语的孙荀英学着说“结婚”，“离婚”，经她这么一学，这两个单词就记住了。

       56年暑假，二年级的课程全部结束了，六班也就消失了，但这两年受到的严格的基础课训练和同学之间的友谊使我终生难忘。

       同学们努力学习的劲头，在1956年国家制定科学规划，提出向科学进军的感召下达到了高峰。这年暑假学校没有安排任何活动，不少同学都有自己的打算，上图书馆念书，念三年级即将开设的专业的书。一天中午，在大饭厅前，我遇见背着书包，刚从图书馆出来的周巢尘同学，我问他，你最近怎么瘦了？他回答说：我正在看那汤松的《实变函数》，做后面的难题，体重掉了20斤。当时我很惊讶，记忆深刻。若干年后，得知他当了院士，我回想这次对话。他当院士是顺理成章的事，除了他的聪明才智，早在大学时代那样勤奋、执著、努力是他以后成功的坚实基础。

       56年暑假过后，整个年级分成三个专业。我选择了数学专业。四年级分专门化，我选择了比较实际的，与应用比较接近的微分方程专门化。三、四年级课程不少，专业基础课足有七、八门之多，加上选修课及各种讨论班，学业负担不轻。那时大家都想多学点专业知识，将来更好地工作，都自觉自愿地多听一些课。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大家踌躇满志，继续奋力实干的时候，政治风暴来临、劳动锻炼、大跃进、理论联系实际、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课程时上时停，只要有某方面的意见，要求停课，课就停了，任课老师怎能说个不字？谁又敢逆潮流而动？在我印象中，只有丁同仁老师的常微分方程课从头到尾上完了。最后还进行了口试。那是我在北大经历的最后一次口试。陈杰老师讲的复变函数基本讲完了，但没有考试。其它课程如实变、概率论、数理方程、计算方法、微分几何等，最后都没有结尾，也没有复习考试阶段，连笔试都没有，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习受到多大影响。

       专业的讨论班也是如此，由周毓麟先生和肖树铁先生指导的偏微分方程讨论班，每周一次，由学生轮流报告，只报告了两次就停止了，令人遗憾。肖先生对业务非常熟悉，记忆力极好。讲大课时没有讲稿，手里拿着一本彼得罗夫斯基的《偏微分方程》，进了教室就放在讲台上，整个讲课过程不用翻一下。周先生刚从苏联进修回国，他做学问严谨，关心我们的成长。喜欢踩着上课铃声走进教室，给我们讲授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受益匪浅。讨论班停了，意味着失去两位好老师对我们的具体指导，失去了这样一次自己独立而系统地阅读一本英文专业书的锻炼机会，实在可惜。

       不上课的时候，日子过得并不轻松。58年暑假前后，正值全国大跃进，学校里也热火朝天，学生纷纷走出校门，理论联系实际。微分方程专门化的同学组成几个战斗小组，去水利部、科学院、石油学院等单位，寻找我们可以做的实际问题。我们去科学院拜访了学部委员、偏微分方程专家吴新谋先生，他向我们介绍长江三峡建坝的一些设想，着重谈了坝的安全问题。听后很受鼓舞。这可是一项共产主义建设项目。回校后，成立水坝战斗小组，研究水坝的温度分布问题。从某单位得到一个水坝的原始数据后，用我们刚刚学到的差分方法，开始了持续半个多月的计算。系里在北阁一层为我们提供了一间房和几台电动或手摇计算机，还有不知从哪儿搞来的算盘。同学们分成两组，日夜两班倒。数理方程的辅导老师吴德佺也参与进来，对我们作指导。计算过程中，计算机常坏，用它省脑，不省时，用算盘不省心但可靠，大家喜欢用算盘。因为这里遇到的只是几个数的加、减、乘运算。就这样我们一层一层，一个点一个点逐步计算。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与政治相关联的事情，表现很耐心。计算进行到第七天，发现较底层的几个数据有误，怎么办？推倒重新算，一切从头开始。几声叹息后，继续鼓足干劲，埋头计算，只不过此时更加仔细，一人算，几人核算，确认无误后再往下算。又经过一周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黄乘规同学将此总结成一篇文章，以水坝战斗小组的名义，59年发表在北大学报上。后来学校在哲学楼一层举办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成绩展览。我们水坝组（吴老师和当时轮班的部分同学）有一张照片放在展览上。展览会即将结束时，我和张学琴同学去参观，工作人员将这张照片揭下来送给我们。至今这张照片还保存在我这里。照片反面还留有粘贴的痕迹。上面写着五八年暑假科研大跃进，为祖国第一项共产主义建设——长江三峡水坝日夜工作着（多么会畅想！这比二十一世纪初正在建设的长江三峡水坝早了四、五十年）。看完展览回到宿舍，张学琴和我为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同学们理论联系的累累硕果兴奋不已。张学琴当即提起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没过几天就登在了校刊上，如今照片上有两人（张学琴和白其峥）已离我们而去，愿他们在天之灵能感受到老同学对他们的怀念。

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理论联系实际运动，如同全国大跃进形势一样，逐渐降温。毕竟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教育方式，很快我们又回到了课堂。

       58年后期从苏联进修回国的张芷芬先生为我们讲授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并为我们和55级学生开设了常微分方程专门化讨论班，大家共学一本关于控制理论方面的俄文原著，让我们接触一些前沿知识。但讨论了几次就寿终正寝了。去东升人民公社参加秋收劳动，与社员讨论人民公社包干问题。当我们从乡下回校时，五年级上学期已快结束，眼看着就要从数学系毕业了。大概系里考虑了我们的情况及当时全国的形势，于59年初，让大家安下心来读一点书。总算有了读书的环境。老师仍像以前一样尽心尽力。张先生和丁同仁先生领着我们读一本英文版的常微分方程理论书，为我们讲解书中的难点。丁先生性情随和，讲课不紧不慢，话不多，几句就把问题交代清楚。张先生对学生热情、关心，对求知的劲头，难以忘怀。事隔五十多年后，有一次遇到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张先生，问及近况，她对我说，每周除游三次泳外，每天上午还要研究问题，写点儿文章。真是一位可敬的老师！这是后话。在二位老师的热心指导下，经过三、四个月的最后冲刺，我们领到了微分方程专门化的北大毕业证，上面盖有马寅初校长的大印。这就是我后来从未用过的、在北大学习五年的、引以为自豪的“证明”。

       五年大学生活结束了，相对六十年，五年并不长，但在我心中，这五年好长，经历了那么多事，认识了那么多人，值得珍惜！     

好了，不回忆了，不写了，把有限的篇幅留给那些会讲故事的人吧！

简历

1954年毕业于南师大附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1959年毕业留校，先后在高等数学教研室、数学信息实验室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1996年退休。

现通讯地址：北京大学数学学院

联系电话：010-62758834

Email：zhouzy@math.pku.edu.cn

                          周芝英 二O一四年三月于北大畅春园

六十年思绪：点滴和片段

朱必文

1、北大五年学习生活自我评价

    北大五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在此我只想做一个简单的自我评价。通过在北大的学习和环境熏陶，我兴趣较广，眼界较开阔，但也养成了眼高手低，见异思迁的毛病。这种毛病与北大有关，但主要是由自己造成的。如果自己有所认识，则北大五年学习生活仍是一笔极有价值的财富。

2、1957年为什么能侥幸过关

    我常常想，以我1957年的表现，如果给我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点也不冤枉的。那么，为什么我又能侥幸过关呢？有一种说法是，某高级领导人某夜到北大看了大字报后指示，鉴于北大的右派已经够数，某月某日之前划定的右派有效，某月某日之后就不要再划了，而我就是属于某月某日之后的。起初我对此深信不疑。后来，我又看了不少右派同学的言行记录，发现自己当时的认识，与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才是我能侥幸过关的根本原因。

3、从北京到扎兰屯

    我们数学力学系54级分三个专业。力学专业和计算数学专业都是四年制，1958年毕业。我是数学专业的，五年制，1959年毕业。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毕业分配搞得特别晚。我记得数学系的毕业典礼是在8月1号举行的，地点是办公楼礼堂。领到毕业文凭后，并未马上分配，还要等分配方案。等分配方案下来了，再填志愿。最后，我被分到内蒙古，要求9月18日之前到呼和浩特报到。这时已经是8月下旬了，虽然时间很紧，我还是回了一趟家。我家在湖南省桃源县，按当时的交通条件，乘火车和汽车，单程就要用三天到四天。除了看望年迈的外祖母，在家没有呆几天，就又匆匆往回赶了。在长沙我买了9月14号的开往北京的火车票，车次好像是6次或16次。列车从广州发车，我正担心上车后没有座位，谁知进了站后，就听到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字。一看，原来是林埜正站在一节车厢的门口叫我。林埜和我一样，也被分到内蒙古，也回了家。他在广州上车，他想：说不定能碰到朱必文。真巧，果然碰到了，两人都非常高兴。16号早晨，到达北京。值得一提的是，离开北京时是在前门车站上车，而回北京时则是在新建的北京站下车了。新的北京站是北京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成立十周年而建设的十大建筑之一，当时给我们的感觉真是无比宏伟，无比辉煌。

我和林埜在北大住了一个晚上，各自取了存放在北大的行李，第二天（17号）下午就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了。

18号清晨，我们到达呼和浩特。从铁路里程上讲，呼和浩特离北京只有六百多公里，虽然当时的火车用了十七八个小时，我们并不觉得多么遥远。但是，气候上的差别，一下火车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可能老天爷有意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故意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寒流，凛冽的寒风，叫我们哆嗦不已。对比头一天在北京时的情景，不由得想起“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诗句。好在经过打听，知道内蒙古人民委员会（当时的叫法，就是内蒙古政府），距车站不远。我们一路小跑，不久就找到了内蒙古人事局，还不到上班时间。等了一会儿，工作人员来了。他居然穿了一件军大衣，而我们则是一身单衣单裤。

其实，到人事局并非真正意义的报到，而是第二次分配。那位穿军大衣的同志对林埜说，你分到伊盟教师专科学校，学校在东胜，一会儿你去教育厅领路费。对我说，你分到内蒙古林学院，但林学院不在呼和浩特，在东部区的扎兰屯，那个地方风景很好。我一听他说风景好，心里立刻对自己说：知道知道。原来在学校等待分配结果的时候，学生干部们借了一些画报，其中有一篇介绍扎兰屯，称之为内蒙古的杭州。我想，我又去不了那里，不看也罢，以致连扎兰屯的名字也没有记住。经人一提起，心想一定是那个地方了。那同志又说，你去扎兰屯，还得回北京。一会儿，你去林业厅领路费。

人事局在政府大楼里。大楼南面一点，东西各有一座小一点的三层楼，教育厅和林业厅分别在那里边。我和林埜从大楼出来就暂时各分东西，各自领了路费，再会合在一起。我因为要回北京，须在呼和浩特住一晚。林埜去东胜，要先到包头，然后再换乘汽车。当天就有去包头的火车，他决定当天离开呼和浩特。傍晚时分我们在火车站前话别，互相勉励了一番，两人都诚恳表示要加强思想改造，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真是天真无邪。

我在第二天离开了呼和浩特，20日又回到北京。21日再乘火车去内蒙古东部区的那个风景很好的扎兰屯。22日在沈阳换车，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事先我不知道从哪里获知同届毕业且同专门化的高如瑛已经分配到辽宁省煤炭厅，想去找找她。谁知到了煤炭厅办公室，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我说我找高如瑛，对方回答我说:高主任开会去了。未找到“高主任”，便在街上闲逛了一阵，再乘车北上。23日到达齐齐哈尔，当天下午换乘开往满洲里的列车，到达扎兰屯时已经天黑。就这样完成了由北京到扎兰屯——我的奔赴工作岗位之旅。一周之后就是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日，我参加了扎兰屯的庆祝游行。游行尚未结束，天空飘起了雪花。好在前不久在呼和浩特刚刚见证了“北风卷地白草折”，对于“胡天八月即飞雪”也就能够处变不惊了。

4、被分配到力学教研室

到达内蒙古林学院后，便去人事科报到。人事科长知道我来自北大后，问我是什么系的。过去在北大，我们都只说数学系。现在新到一个单位，领导正式问我，我想应该回答一个正式名称，便说：数学力学系。领导听了就说，你去力学教研室吧。我不大情愿，便强调我是数学专业的，但领导则强调我是数学力学系的。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力学教研室。内蒙古林学院是1958年新建立的，是大跃进的产物。成立之初，借用了扎兰屯林校的校舍，两年后迁往呼和浩特。学校除有林学系、沙漠治理系外，还先后设有森林采伐运输系，林产化学系，森林工业系，林业机械系、林产工业系等工科性质的系，需要力学教师，我也就安下心来当一名力学教师了。以后，我的通讯处中便有力学教研室几个字。时间长了，可能有人就认为我是力学专业的。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出了一个纪念光盘，其中1954级数学专业学生名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但后来居然在力学专业中找到了。

5、文革中生怕被打成敌我矛盾

    自己虽然安心教学工作，教学效果也很不错，但终究是一个落后分子，大大小小的运动中经常挨批，经常做检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被贴了许多大字报，生怕被打成敌我矛盾。人处于这样一种境况是非常可怜的：明知自己并不是“敌人”，却不能自信，而时时提心吊胆。好在我既不是什么“权威”，也不是什么“苗子”，仅仅作为“大白旗”受到几次不大的冲击。

6、晒几首旧体诗

    文革中派仗开始时我成了逍遥派，对原来感兴趣的旧体诗词格律下了些功夫，并时有习作，现晒几首如下：

一、游大青山喇嘛洞（七律）

一线轻车沐曙光，因游古洞阅沧桑。

穹庐有尽周围碧，敕勒无垠马脱缰。

学子各当才气盛，老夫亦逞少年狂。

手中无有传神笔，大好风光放眼量。

            （作于1968年6月）

二、筒子楼即景（西江月）

习道家家起灶，  修行个个炼丹。

 开锅冒气教人馋：黄焖红烧白斩。

 学习天天布告，鏖兵处处棋盘。

 群居终日纵清谈：南北东西长短。

                    （约作于1969年）

    注：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常就各省市的武斗或其他特别事件发表各种布告。

三、悼念翦伯赞先生（七言古诗）

五柳先生言不谬，我乡民风贵古朴。秦人古洞今犹在，又逢愤世文士出。

我将文士比屈子，一人独清举世浊。遥向汨罗发一歌，亦当礼讚亦当哭。

先生出生桃花源，传闻祖居傍和阗。世代书香高门第，父子桃李香满天。

我生有幸为邻里，得闻轶事广风传。奎午太翁谙速算，学子层出从教鞭。

从来名师出高徒，太翁教子成左丘。人文数理皆学问，不治九章治春秋。

忆我少年慕俊杰，先生砥柱立中流。文质彬彬词章美，通史历画中国图。

京师学堂执教席，小子侥幸充门徒。一睹真容真为快，聆听汉学会北欧。

文坛一时风云起，也曾高位论红楼。阴山山麓印足迹，内蒙访古味隽悠。

拈袖拭去昭君淚，青冢赋诗称风流。俯瞰胡地三千里，千年迷雾辨匈奴。

真知灼见创让步，由此与世结仇雠。有人破门抒海瑞，株连先生坐文狱。

霎时阴霾漫天起，山雨欲来风满楼。豺狼当道狐群走，群狗猖狂扑老叟。

坠落陷阱被犬欺，忍气吞声待转机。忽见头上悬周粟，嗟来之声如刻骨。

先生愤臂一声呼，士可杀戮不可辱。呼声到处山崩裂，不食周粟与世绝。

宁为玉碎不瓦全，铿然有声声壮烈。细看玉石落地处，斑斑白发斑斑血。

更有烈女殉夫去，可叹双双成大节。视死如归应无憾，先生门徒满世间。

我取桃花源头水，祭奠先生上九天。若把伊甸比燕园，清静无为景物鲜。

我羡先生好造化，得此佳境度永年。 （1972年7月）

    注: 1956年先生参加北欧青年汉学家会议，回国后于北大办公楼礼堂作报告。休息时先生步下讲台走近听众，余少不更事，曾冒昧与先生攀谈。

7、学习图论并开始做研究

    1976年四人帮倒台前后，陶懋颀老师在内蒙古大学组织了一个图论讨论班，我闻讯后参加了。1977年年初，我们开始学习C.Berge的Graphs and Hypergraphs. 不久，陶老师调往中国科技大学，但他给我的影响却是很深远的。我试着在图论中做研究，1979年写出了第一篇论文（后来发表在《数学学报》1981年第四期），并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组合数学与图论学术会议。以后我还结合教学，写过几篇力学方面的论文。

简历

1937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

1954年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学习，1959年毕业。长期从事于基础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在图论和一般力学中取得若干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1959年起任内蒙古林学院和内蒙古农业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91年访问美国东密歇根大学数学系并兼任教职。获内蒙古高校先进工作者、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政府特殊津贴等荣誉称号和奖励。爱好旧体诗词，著有论文《(0,1)-矩阵和律诗平仄与韵律正误判断系统》（未正式发表），为用电脑判别诗词格律的正误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可行算法。

住址：天津市河东区太阳城紫玉园7号楼1门102室

邮编：300252

电话：022-24697548

Email：biwenzhu@hotmail.com

学校是一个搞学问的场所，而学术活动的特色乃是它的独创和革新，它的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尊重实际的科学态度。

——周培源《访美有感》，1982年

朱建士——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功臣

报纸和网络评介文章摘录

朱建士(1936.3.28－2011.12.18 ) 流体力学专家。湖南长沙人。1958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毕业。历任二机部九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总工程师。是北京理工大学力学工程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和型号的物理设计工作，以及爆轰理论、爆炸力学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内爆过程首次计算和原子弹中子与中子源有关的流体力学过程的研究。主持完成的"核武器的一种新原理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人工核热微聚变增强装置"获国家发明三等奖；"核武器新构形的理论设计"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获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2002年获第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合著有《理论爆轰物理》等；撰有《定常爆轰数值模拟中人为粘性与人为反应的选取》、《爆轰中侧向膨胀和人为粘性反应》等论文和研究报告。 朱建士和邓稼先老先生一起为我国两弹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6年3月28日出生在长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湖南省战时第二保育院过着流亡生活。少年时代酷爱学习求知。1948年考入长郡中学读书,养成了对数学物理科学的浓厚兴趣和钻研问题的良好习惯,并在反内战、争民主的青年学生运动中经受了锻炼。长沙和平解放后,他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得以改善。他潜心读书,是三好学生。195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踏上理论研究之路。他学习刻苦,善于思考,注重研究方法,在同学中小有名气。他说:“大学的一、二年级,是我这一生学习过程中承受压力最大、最困难、最努力、收获最大的时期。它使我逐步掌握了科学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入门一一要善于在纷繁复杂的问题体系中抓出主要矛盾,理论论证要严格,思维逻辑要明晰。”

1958年大学毕业后,奉命参加中国核武器科研事业,进入国家第二机械部九所从事研究工作,在著名核物理科学家的率领下开始鲜为人知的攻关战斗。邓稼先进入九所，二机部又从各个高校挑选了28名大学生，人称二十八星宿。朱建士便是其中之一。朱建士记得，刚进九所时他们管邓稼先叫邓先生，邓稼先说，叫老邓，叫老邓。1960年参与中国首次原子弹力学过程的计算。1963年到核武器实验基地参与现场实验工作,以亲身的努力参与迎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95年朱建士当选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

据《长沙晚报》报道：

“2008年10月8日，阔别故乡50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功臣朱建士院士，在长郡中学105周年校庆之时重返校园。在校庆励志报告会上，‘两弹’研制背后的艰辛故事以及求知治学的心路历程，成了他送给后辈校友们最珍贵的见面礼。回忆起在长郡求学时，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讲起在西北的茫茫戈壁，和同事们幕天席地搞科研，一砖一石筑起现代化的科研基地；创业之初一个月洗不上一次澡，草绳捆起铺盖就是全部家当；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为国立下奇功的他们却没有享受庆功宴，甚至没拿到一分钱奖金；从第一颗原子弹爆响到第一颗氢弹研制成功，他们在全世界创下了历时最短、耗资最少的奇迹……从中国首颗原子弹成功爆响，到主持完成‘核武器的一种新原理突破’科研课题，朱院士一个多小时的演讲浓缩了一生的传奇经历。讲到动情之处，先后6次被现场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朱建士院士是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核理论设计专家，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4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郡中学的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现场的‘小学弟学妹’们‘三个不放弃’——落后时不放弃，逆境中不放弃，坚持个人发展服从国家需要不放弃。尽管治学严谨得几近刻板，但在当年的长郡同学眼中，朱建士不仅为人谦逊、随和，讲话风趣幽默，还是个浪漫的‘才艺青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俄语，外国民歌唱得有板有眼。阔别多年后与老同学重逢，他用俄语高歌一曲《我的祖国》，赢得了满座喝彩；在田径场上，跑步、体操、玩器械，他更是全能选手……”

2011年10月25日，在去世的前不到两个月，朱建士向北京理工大学的师生做了三小时的有关工程科学的报告。他说：“一个合格的工程科学家要知道所建议的工程方案的可行性到底怎么样；如果该建议可行，要知道实现这个建议最好的途径是什么；如果失败了，要知道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改正。为此要求工程科学家掌握：工程设计和实施的原理、工程问题的科学基础、工程问题的数学方法，而具有良好的数学、物理、化学、数值计算等方面的基础，对工程科学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2011年12月18日晚饭后，朱建士吃了一个芒果，后来出现呼吸困难、心率减慢、血氧饱和度降低等症状。经过近两小时抢救，于21点17分宣布抢救无效，临床死亡。死亡地点：绵阳科学城医院。医生的死亡诊断为：窒息（食物误吸）。

附:悼念朱建士

94岁老人：潘老师作

朱子天赋智超群  勤学好问逾常人

犹记当年童稚样  天真活泼显聪明

国难当头无日宁  虽为稚子亦忧心

每遇疑难双眉皱  寻师解惑意方舒

立志科研忘晨昏  誓为祖国建功勋

长郡素称湘名校  北大更为中华魂

跻身名校科技林  朝夕不忘报国恩

学成致力尖端技  两弹一星中华兴

全心报国志未尽  古稀胜似年轻人

不畏旅途遥与远  无视生活苦和辛

有求必应欣然往  毫无半点自私心

可怜老母倚闾望  不见幺儿归省亲

恶耗传来我心惊  哀叹科海殒一星

鞠躬尽瘁忠心尽  如愿魂归八宝山

注：湖南第二保育院为抗日赴缅远征军中将师长，被誉为“当代文天祥”的齐学启之胞妹齐新所创建，收容抗日时期的难童300余名。潘老师是当年湖南省第二保育院的保育员。朱建士的母亲章荃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她受同学齐新之邀，成了保育院的老师，并先后将四个孩子都带到了保育院读书。朱建士是当年保育院的学生。

忆北大（诗二首）

朱学煜

我是8月14日才收到同学联欢会通知的。我很激动，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回忆在北大的五年校园生活；回忆老师的治学教育；回忆同学们的音容笑貌；总之，回忆在北大校园的点点滴滴。它犹如就在昨天，它漂浮在我的眼前，转眼间六十年。六十年的情怀忘不断。挥挥手，六十年前同学难说再见。挥挥手，六十年后同学渴望再见。

北大教育了我，培养了我，首先感谢北大所有老师的教育之恩。

六十年相聚不容易，我随笔几言，以表心意。

（一）难忘的六十年

相聚难，别亦难，六十年相聚在校园。

千般话，万言语，道不尽思念在盘旋。

在母校，五年整，感谢老师的教育情。

想当年，正年轻，刻苦学习不放松。

学做人，诚信重，从不害人自立功。

教学中，勤劳耕，桃李天下数不清。

知足乐，无人争，逍遥自在乐无穷。

盼老师，和学友，愉快开心更康宁。

（二）  爱与情

爱，那是无以伦比的爱，

情，那是无法忘却的情，

那就是你我同学之间的爱与情！

他象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肌体，

他象细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忘不了，情更浓，

忘不了，情谊重，

忘不了，六十年同学之间的爱与情！

最后祝，同学在今后的日子里，年年平安，岁岁如意！

朱学煜

2014年8月20日

Email：405214819@qq.com

北大百年校庆，使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北大精神的巨大感召力。毕业时间相差半个多世纪的北大校友，从千里万里之外来到北京，云集燕园。不论是白发苍苍、步履瞒珊的老者，还是生命与事业正值黄金时期的中年人，抑或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们都带着孩子般真诚与激动的表情。年届九旬的老校友张中行亲切地称北大为“娘家”。也有人把毕业之后重返北大叫作“朝圣”。的确，北大是许多北大人的精神圣地。回到这里，年龄、地位、身份的差别都不那么重要了，彼此之间都可以无拘无碍地交流，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论。应该说在北大最突出地体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人说，北大没有权威；也有人说，在北大谁也管不了谁。这些都是北大精神的形象写照。

                       丁石孙《北大的精神》

弹指一挥间60年

庄国强

1954年我从上海到北大上学，正逢华东地区水灾，火车好像船一样行进在水上，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才到北京。想起往事犹如昨天。

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回想当年我确实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给我戴帽确实戴错了。1963年摘帽时我就不再拥护了。戴帽戴错了，摘帽也摘错了！现在想想，当年的右派言论都是正确的，Right Is Right，右是正确的。北大的5.19将会像1919年胡适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名垂千史，林昭也会像秋瑾女士一样成为民族英雄、民族魂，中华民族的脊梁。

毕业前夕，王仁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送给我一篇他发表在力学学报上的论文单行本，签上他的名字，写“庄国强同学留念”，并谆谆教导我：毕业后不要自暴自弃，也许要去劳动，但我们都要去劳动。对此，我至今铭记在心，常常思念我的恩师---王仁老师。

毕业后被分配到力学所，三十多年后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范振民告诉我，原先我是被分配到力学所技校的，因为是右派，不要我，换成了范振民。我到力学所报到时，力学所的右派都到北大荒劳动去了，我成了“一枝独秀”，实际上我就像现在中关村的农民工，凡是需要劳动的任务，我就顶个名额，在清河农场，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我从来不写思想汇报，看见组织躲得远远的。

1959年干部下放劳动，我随力学所去了四川省资阳县永太人民公社。由于李井泉的极左路线，天府之国已经饿死人，进入困难时期。我们到了公社，书记开会时对我们说，当地有一种地方病，这个公社已经死了一千多人，因浮肿而死，遗传所的一个右派份子黄季芳也得了这种病，回北京后住北大医院，后来才知道病因是营养不良，根本不是什么地方病。当年公社的男劳力都抽调去大练钢铁，剩下的是妇女和老人，女的多男的少。当地养的鸡是公的多母的少，因为养母鸡有上交鸡蛋的任务。我们十个月只吃过三顿红薯干饭，其它时间一天三顿红薯，还吃不饱。当地农民男劳力一个月挣的工分相当于一元钱，妇女六角，半大小子三角。我住的村子都姓肖，有个小男孩叫肖明学，有一天我发现他妹妹发高烧，我问怎么不送医院看病，她妈妈只会哭，后来我知道因为没有钱，我背上生病的女孩去了镇卫生院，打了针，配了药，我付了二元多钱。有时候小男孩来找我，偷偷塞给我二根烤熟的玉米，我想那是他从地里偷来的吧。不知道他们家现在过的怎样了。

回北京后，沈志荣先生点名要我当他的助教，在科大力学系、工程热物理系上理论力学习题课，三天去科大，三天在力学所，在科大的办公室还有我一张床铺，我把一本苏联的理论力学的习题集，全做了一遍。最开心的事是没有人管我了。

1963年我调离力学所，文革时我在沈阳自动化所，1967年清队时我被五花大绑挂牌批斗，关了十个月的牛棚，十人一间屋，天天劳动，当过木工、水暖工、泥瓦工、搬运工，打扫过厕所。我们十个“牛鬼蛇神”，品种俱全，挂牌时打上XX游街示众，也是一道风景线。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以后分散到国内国外，彼此以棚友相称。

走资派所长和我们一起劳动，他夫人是计算所所长，文革中自杀未遂，他们无儿无女，他每天要回家做饭，每次来牛棚坐在我床边，有一天他感叹说，还是你们好，吃食堂，不要自己做饭，我说我们是全托，你是半托。

1970年我到锦西出差，路过锦州看望苏乙波，他在锦州师范学院，在实验室，他用电炉煮面条招待我。我告诉他很多小道消息，他是闻所未闻。分别时我们订下攻守同盟，以后谁都不承认这次会晤。蒋巍也在沈阳，文革时在建筑队当装卸工谋生，他在文革中才摘帽，文革后在沈阳工业学院当老师。

1980年我去长沙参加人工智能会议，在会议上遇见张锦文，他对我说：你猜我和谁住一屋，是谭天荣。谭天荣告诉我，他从劳改农场回到家乡务农，幸亏已到文革后期，若早一、二年，就被农民打死了，即使当农民也是同工不同酬。文革后去了湘潭大学，他说湘潭大学四个骨干教师就是北大四个右派，他还送我一本湘潭大学学报，内有一篇他的论文，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的一种解法。

后来我从事人工智能，与马希文有多次交往，请他来所里讲学，请他当所学术委员。丁石孙先生曾帮我邀请王浩先生与我所座谈关于人工智能与机器定理证明。

1983年通过赵立人的帮助我调到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一直到退休。在科大的17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教书，科研，带研究生，参加社会活动，我和赵立人一起做了很多有益社会的事情。

刚到科大时，我们同年级的同学有6人，科大有个北大同学会，最多时有一百十几个会员。1958年科大刚成立时，科学院各个所的右派被驱逐出所，科大全要，当时科大书记刘达说：这些人都是宝贵财富。科大有北大的遗传基因，我到了科大后，好像从来没有政治学习过。

1984年我在青岛和方励之一起在石老人海滨游泳，他刚从欧洲回来，在上海交大、同济作了全面西化的演说，我们很担心他。他告诉我：胡启立找他谈话，说了三点，说他是党内少有的专家，要他体谅中央的难处，叫他不要写检查，以后还要说真话。隔了一年，我在外地出差，从电视上看到免去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调到北京天文研究所。我回到科大后，上面布置学习，好像要大家批判老方，系里的老师除了我没有一个发言，我说中央这次调老方去北京天文台，也就是告诉老方，以后地球上的事你不要管了，要管你就管地球外的事。

1989年我们系里的小马书记对我说，上面要让上北京的学生写交待材料，有的学生老老实实写了材料，她说这是要入档案的，我对她说，你先不要交上去，我叫学生拿回去重写。我把学生叫来，要他们相互转告，取回材料重写，就写没有去天安门。

2000年我退休后移民到美国，至今巳有14年了，民主的社会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相比于专制社会，不知好多少倍。到美国后，心脏搭了四根桥，胃里长了肿瘤切除三分之一，享受了美国医疗福利。我在中国学习社会主义却在美国享受社会主义。回想我这一辈子，过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当然比起夹皮沟的右派，我还算幸运的，但也影响了我的家人，我女儿在文革中读中学，经常因为我这个右派父亲而遭男同学痛打，我弟弟也因为我未能上大学。

我这辈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也能苦中作乐，故能活到现在，我帮助过很多人，影响过很多人。我的学生给我写信说，有的事情对我来说也许是举手之劳，但对他们却是影响一辈子的事。我虽身在美国，但爱国之情永远也割不断，我体会爱国之情就是乡情、亲情、友情和舌尖之情，跟政府、政党是没有关系的。感谢在北京的同学让我们60年后有一次相聚的机会，我还要感谢中美两个大国给我养老送终。

（2014年6月）

简历

1936年10月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宁波。

1954年上海市上海中学毕业

1954—1958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固体力学专门化毕业。

1958—1961中科院力学所

1961—1964中科院山西分院自动化所﹝太原﹞

1964—1982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1982—1999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系，1987年分系后任管理科学系副系主任、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教授。1993年澳大利亜蒙纳西大学访问学者

通讯地址；美国；51 burnett ave s apt207 reton

WA 98057-2144

tel：001-425-917-2087

中国；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老干部处

tel；0551-63603922

Email;zhuang3610@163.com

gqz3610@gmail.com

2875861640@qq.com

莫道桑榆晚  微霞尚满天

                     刘禹锡句

编后语

这次《六十年情怀》文集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共收到来稿66篇，原稿按姓氏拼音顺序收入。另外，收录了三位老师（丁石孙、张世龙、陈耀松）的文章，把丁石孙老师的文章作为本文集的代前言。还收录了已故王选同学在数学学院九十周年庆的回忆文章。收到朱学煜同学的文章时纸质本已经发排了，把它收录在这个电子版本中。编辑组感谢同学们的支持。祝同学们身体健康、颐养天年。

编辑组（以姓氏拼音为序， *为组长  **为副组长）

陈家鼎**  洪允楣    金  和**  李旺尧   廖祖伟

   毛德行    沈国钧    田立青    王振东   武际可* 

叶其孝    张恭庆    周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