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略長，因為題目大）

“黨文化”的起源、內涵、特質與中國的現代走向

應克復

黨文化的概念

黨文化是共產黨所信仰所推崇的文化，是共產黨所遵循所踐行的文化。

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此黨文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貫徹於革命實踐所形成的一些原則，是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

黨文化是五四時期傳入中國、中共延安時期定局、1949年以來統治中國大陸的文化，是改造中國、改造國民思想的文化。是對中國社會的現代走向產生嚴重後果的文化。

黨文化是人類近代文明發展中的一種異質文化。

黨文化的起源與內涵

1

黨文化起源於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僅指馬克思還有恩格斯所創立的學說。廣義的馬克思主義還包括馬克思之後的原教旨主義者對馬克思學說的補充和發展，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的思想。

馬克思是黨文化的奠基人。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是黨文化問世的標誌性文獻。

馬克思對黨文化提出了以下基本信條。

暴力文化。認為無產階級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專政文化。“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比較完整提出“專政”概念的是1875年的《哥達綱領批判》——“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滅私滅資的共產文化。“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不斷革命文化。“這種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過渡階段。”（馬克思：《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

改造人性文化。“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同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上述馬克思所倡導的暴力文化，專政文化，共產文化，以及不斷革命、改造人性的文化，都貫穿着階級鬥爭這根紅線，因此都是階級鬥爭的文化。如同以後毛澤東所踐行的那樣：“以階級鬥爭為綱”。

2

20世紀初產生了列寧主義。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對馬克思主義的黨文化在推行過程中有所增補與創新，對黨文化內涵有了重要擴展。

關於暴力文化。暴力文化在馬克思的思維中僅指奪取政權的必要手段，列寧將暴力文化擴展到奪權之後的執政階段，即奪取政權和維護這個政權都必須依仗暴力。因此，我們看到，共產黨的整個統治過程都離不開血腥暴力的支撐。如列寧暴力奪權後，用武力解散立憲會議，消滅布爾什維克之外的一切黨派，鎮壓與蘇維埃政權的不同政見者。斯大林在集體化運動中消滅富農，30年代的大清洗、大屠殺等。毛澤東建國之初的消滅地主，鎮壓反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文化暴力），消滅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以及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主要打擊目標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等。

關於專政文化，列寧的發展有二。

一是對“專政”概念的表述（因為馬克思只提出了專政的概念，沒有對此概念內涵作出說明）：“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這就是說，這個專政是無法無天的暴力，是沒完沒了的恐怖。此類專政勢必導致人類由文明倒退到野蠻。

二是解決了專政的組織形式問題。因為馬克思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踐中無法進行操作。歷史上，即使是民主政體，國家權力也都是由統治集團的少數人所掌握和運作的，一個階級怎麼統治國家？憲政國家的所謂“主權在民”也是通過定期大選，將國家權力委託給某一政黨去執掌的。所以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由包括整個這個階級的組織來實現”，只能由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才能實現這種專政”（《列寧選集》第4卷，404頁）。可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專政”。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黨專政”與民主政體下的“黨執政”的重大區別。

區別在於：“黨專政”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無限的，而“黨執政”在時間和空間上是有限的。

在時間上，“黨專政”是一黨持續執政，永遠執政，無時間上的限制；而“黨執政”是在幾個政黨之間通過競選輪流執政的，有法定的執政周期。

在空間上，“黨專政”的權力無所不包，無孔不入，不但擁有國家政治權力，還擁有操縱整個社會經濟的權力，還擁有控制國民思想文化的權力；也就是，不但擁有國家權力，還擁有非國家權力的權力；後者通常為公民們所享有，卻被這個黨壟斷竊奪了。所以，黨專政的社會結構是一元的，除了黨還是黨。“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毛澤東語）而非專政國家的社會結構至少是三元的：國家，社會，公民。於是人們把“黨專政”的國家稱為“極權國家”。這是人類歷史上一種新型的國家形態。而“黨執政”的權力空間是有限的，它只擁有國家權力，而且只是國家權力中的行政權力，立法權和司法權分別由相應的國家機關去執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實行權力的分立與制衡，以防止權力的獨斷和濫用。至於非國家權力的領域，執政黨的權力是不能予以染指的。

這樣，列寧為黨文化增添了重要元素，那就是黨國極權文化。這種文化所派生的極權體制在蘇聯統治了74年，人民飽受其苦。1991年12月終於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台。這一體制在中國大陸自1949年降世以來，對人類文明的蹂躪，對人權的徹底剝奪，大陸的中國人已有了充分的領教。這種體制統治下的社會，可稱是“共產主義的人間地獄”並不為過。

列寧為黨文化增添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集中制文化。這種“集中制”從提出之時，就強調黨的中央對全黨乃至每個黨員具有“絕對權力”，認為這“是唯一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穿在整個黨章中”（《列寧全集》第7卷228頁）。這個“集中制”組織原則提出後立即受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著名領袖盧森堡的批評，說這是“極端的集中主義”，“無情的集中主義”。列寧因此將“集中制”更改為“民主的集中制”。但重點是“集中”，民主只是裝飾性的詞語。1920年列寧重申：無產階級專政“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列寧選集》第4卷200頁）；“的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同上，312頁）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並以此為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毛澤東對這一制度的詮釋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實際貫徹中，“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並不存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才得到切實的貫徹。這個“集中指導”是誰？是黨組織的第一把手，是黨的中央，特別是黨的主席，黨的總書記。民主要有一人來指導，還能有什麼民主？而且，貫徹民主集中制還規定了“四個服從”的具體法則：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可見，民主集中制就是“服從制”——是服從集中、服從中央的制度。其中“少數服從多數”似乎有些民主的意味，可惜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多數服從少數，全黨服從一人。斯大林任黨的總書記時期是這樣，毛澤東任黨的主席時期也是這樣。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共將民主集中制乾脆壓縮成一句話：“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中央是誰？按黨章規定，是黨的代表大會。可是按習慣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是總書記。所以，民主集中制可稱是一種獨裁制。集中制文化就是獨斷文化。

斯大林、毛澤東時期，黨文化又增添了兩個元素：神化文化和謊言文化。

黨文化增添了兩個新夥伴，說明這一文化現象已難以為繼。黨文化、即共產主義的推行本來就是以暴力開路、以暴力支撐的。現在除了暴力，還需要神化文化和謊言文化入流，才能維繫其壽命。這說明什麼呢？實際上，黨文化那一套所推行的時間極短，在蘇俄不過才二十幾年（1917—1937），斯大林就一面搞大清洗、大屠殺，一面神化自己，大搞個人崇拜，以掩飾自己的虛弱和虛偽。至於謊言充斥，極力掩蓋共產黨犯罪真相，更暴露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經營已日暮途窮。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極力樹立自己在黨內的權威，整肅黨內各路勢力，還以王實味作靶子，打壓不同聲音。文革初期更掀起了崇拜毛的狂熱，為這場運動開路。林彪是一個出色的吹鼓手。但不久發生的9·13（1971）事件給了毛、林以無情打擊。神話破滅了。毛從此一蹶不振。不過，謊言文化似乎經久不衰，因為它與共產極權共存，還因為媒體都是共產黨的喉舌。有人戲言，《人民日報》只有日期是真的。這未免是誇大之詞，反映了民眾對官方以謊言度日的譏諷和不滿。好在有了網絡，官方的聲音要一統天下已是明日黃花、昔日美夢了。讓人民生活在謊言中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3

黨文化中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那就是黨性，以及黨性與人性的關係。

馬克思沒有提出黨性的概念，但為這一概念提供了思想胚芽，那就是上述已提到的“兩個徹底決裂”。第一個決裂，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決裂，就是消滅私有制。第二個決裂，同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傳統觀念指什麼？似乎不甚明確。聯繫上一個決裂的明確指向，與此相對應的，應當是指私有觀念，就是要同私有觀念徹底決裂。

那麼，什麼是黨性？什麼是人性？

黨性和人性都是一個利益的問題。黨性就是黨的利益。它體現在黨的綱領、任務、路線、決策和黨的實踐活動之中。按照列寧的說法，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因此，黨性就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的階級性的集中表現。黨又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這樣，黨性又包含了人民性。按此邏輯，黨性不但包含了階級性、人民性，而且高於階級性、人民性，堅持了黨性，也就體現了階級性和人民性。所以，在共產黨的話語中，黨性就成了最高的原則。“黨性強”是共產黨員最優秀的品格了。那麼，共產黨有沒有自己的利益呢？沒有，它沒有也不應該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人性呢？是指人的個人利益，包括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利益，但物質是基礎。人要生存，首先得有基本的物質利益的保障。所以亞當·斯密說，人皆有利己之心。斯密以此為根據設計他的經濟理論。這是人性中最根本的規定性。人性若沒有這一規定性為基礎，人性中的其他問題都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如人性是善還是惡？怎樣理解人性的共性與個性？怎樣區分人性的階級性和非階級性？等。

共產黨在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之後，社會就只有共同利益了。這個共同利益大家必須去維護它，要維護它，前提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徹底決裂（也就是所謂“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社會才能生存和發展。這就是共產黨的黨性之所在。可是人性呢，卻是利己的，都在忙於謀求個人利益，這就與黨性發生了矛盾。怎麼克服這個矛盾呢？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與私有觀念實行徹底決裂，就是要除去人們的自利之心。

因此，共產主義的一項艱巨任務，或者說，要確立黨性，就要改造人性，使人性適應黨性。

怎麼改造人性呢？那就是不斷地進行思想改造，不斷地洗腦，不斷地進行革命大批判，不斷地鬥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批判一切宣揚人性的文化成果，把封、資、修的文化遺產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同時弘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崇高道德，宣揚一心為公、鞠躬盡瘁的模範事跡。這就是中共自立國以來特別是文革中所推出的一套改造人性的偉大工程。

另一方面，努力在人們心目中確立黨與黨性的崇高與神聖，以黨性壓倒人性。

——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自覺的獨立運動。”（馬克思語）——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武裝起來的黨，只有在它的領導下，才

能從勝利走向勝利。

——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共產黨必須領導一切。必須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聽黨的話，要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需要，做黨的馴服工具。——對黨的決定、黨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總之，在這個偉大的黨面前，個人的一切均應放棄：個人利益，個人意見，個人理想，個性，人的尊嚴，獨立的人格，乃至人的良心和良知……把一切獻給黨。這才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這就是共產黨所需要的人性。

那麼，這個改造人性的大工程其成效如何呢？

從最終結果上說，共產主義改造人性的工程是失敗的。

馬克思批判斯密“人性是利己的，即從個人利益來從事－切活動”的觀點。認為“私有制的建立”，才是“利己心”的源頭。按此邏輯，消滅了私有制人的利己之心也就自然消失了。事實並非如此。私有制不是利己心之源，而是相反，人的利己之心才產生私有制，並傳承數千年而不衰；以致“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成為人類的一種共識，一條基本法律規範了。這是人類文明積澱的一大成果。共產主義反其道而行之，要消滅私有制，剝奪一切有產者。可實踐證明，你可以動用國家權力消滅私有制，但權力卻不能消滅人的利己之心。公有制下，勞動者的利己之欲不能得到應有滿足，因此人們普遍地消極應付（所謂“出工不出力”），社會自然就陷於普遍的貧窮了。當私有經濟重新崛起之後，社會的經濟情況立即大為改觀。

自利之心是人的生物屬性、自然屬性。馬斯洛提出人的五種需要的理論。一是生理需要，二是安全需要，三是情感需要，四是互相尊重的需要，五是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是人的最高層次的需要。這五種需要都是自利性的，而且前四種需要與動物幾乎沒有差別，都是生物的自然的屬性，只有第五種需要，人才超越了動物。對於這種自利性的合理需要，我們應當給予滿足，並且改善它，而不是去改變它，改造它，乃至消滅它（所謂“徹底決裂”）。

美國現代社會生物學的奠基人愛德華·威爾遜(Edward·Wilson) 教授認為：“基因是自私的，它們必須自私。”英國著名的動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自私的基因》（1976）一書說明，一個成功的基因的特性是無情的自私性。基因，作為生物體中自我利益實現的基本單位，具有精確複製等特點。其中的一個基因與其他許多等位基因在遺傳中為了爭奪後代成為不共戴天的競爭者。那個利己的成功的基因是好的，而在競爭中失敗的基因便是壞的。這類成功的基因在基因庫中將會變得愈來愈多，這就是生物進化的原因。《自私的基因》對基因自私特性的發現是對達爾文物種進化——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學說的重要推進。

人的自私性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有着普遍的表現。

市場經濟中，企業家都要推出適應市場需要、有競爭力的商品，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民主政體下各政黨在大選中互相競爭，竭盡全力實現登上執政舞台的目的。高考、公務員等類考試中，應試者們無不絞盡腦汁，交出優秀的試卷以錄取為幸。運動員都希望自己成為冠軍。工作在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的每個人，無不期盼自己重用和擢升。那才貌雙全的女子多少引起同伴們的嫉妒，也會成為男人們青睞的目標。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優秀出眾，或以子女的出類拔萃而引以為榮。……此類自利性的事例不勝枚舉。那麼，我們怎樣來評價這種種社會現象呢？難道他們因為都懷抱自利的目的而都要加以貶斥嗎？

所謂共產主義改造人性的工程從最終意義上說是失敗的，並不否認在實施這一工程過程中在一定時期內所取得的某些成效。中共從延安時期開始的，1949年之後立即全面啟動改造人的這一工程，重點是改造、馴化知識分子群體，批判其資產階級世界觀，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意識形態。通過批判會，報告會，思想匯報、向黨交心，雷打不動的政治學習制度，辦各種學習班等方式，驅使知識分子脫胎換骨；還有每天從大大小小的媒體中，各種文藝作品中，經年久月地沐浴着黨文化的薰陶；更基礎、更長效的措施是將黨文化的一套內容編入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教材，進入學生的腦海，樹立他們的信仰，成為他們的人生規則。如此幾十年如一日的向中國人、向青年、向知識分子施以洗腦、灌輸、教化、示範，還有懲罰、恫嚇等文化暴力，怎麼不可能取得成效呢！不能說全部，但至少有相當大的一個群體，接受了黨文化後，其內心世界，像老太太的小腳被棉布層層地包紮起來了。人性，人的欲望，受到壓抑。個性化思維和獨立人格，被扭曲了。做黨的工具深入人心，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需要成為時尚美德。唯唯諾諾，唯上唯書，或見風使舵，阿諛逢迎，甚至是非不分，傷害同伴，竟成了一部分人的生存哲學、處世良方。這是中華民族的不幸，卻是改造人性的偉大成就。可惜這是一個非常態的年代，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個插曲。進步的法則終究要讓歷史回歸到人性開張的年代。

我們回過來再說黨性。

如前所述，黨性就是無產階級階級性的集中表現，黨性與階級性、人民性是一致的。可是，實際情形是怎樣的呢？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共產黨在奪了權、坐了天下後，其所作所為，與階級性、人民性是一致的嗎？沒有自己的利益嗎？共產黨的執政史使黨性之類的神話一一破滅了。共產黨奪權的革命，極權的統治，千方百計地維護其永續執政，一絲不苟地對人民實行全面專政，不就是為了一黨的私利嗎？共產黨執政後，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共產黨統治集團立即蛻變為一個新階級。南斯拉夫共產黨有一位僅次於鐵托的領導人叫吉拉斯，早在1956年就著述了《新階級》一書（美國出版）。在共產主義史上他是最早說出，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裡，在消滅了原有的剝削階級之後，又出現了一個比原來剝削階級擁有更多特權的新階級。他因說出這一真相被開除黨籍，入獄7年之久。這一著作為中國人所知道已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事了。中國人的覺悟比較低，直到九十年代才從自己的實踐中領悟到：中國產生了一個權貴特權階級——我不稱其為權貴資產階級，因為這個階級以權力為槓桿集中社會巨大財富為己所有，不具有“資本”的屬性。可見，共產黨的黨性就是專制性，自利性，這個黨不就是特權黨、竊國黨嗎？

這樣，所謂黨性與人性的矛盾，就是共產黨一黨之私利與社會公民基本權利之間的矛盾了。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提出共產黨不但要改造客觀世界，還有改造主觀世界。改造客觀世界，就是推翻舊社會，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階級。可是，客觀世界改造了那麼多年，產生了一個權貴特權階級，這個改造是成功的嗎？改造主觀世界呢，就是改造人性，改造人的自利之心，與私有觀念徹底決裂。遺憾的很，這個改造也是以失敗告終。

有的論者，在論述黨文化時，集中的談到黨性。給人的感覺，黨文化似乎就是一個黨性的問題。筆者認為，黨性問題確實是黨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但不能認為黨文化只是一個黨性問題。如上所述，黨文化有着豐富的內涵，他包含了共產黨為之遵循的一個文化系統。

4

現在可以概括出黨文化的全貌了：

1、                     暴力文化

2、                     專政文化

3、                     共產文化

4、                     黨國文化

5、                     集中、或獨斷文化

6、                     神化文化

7、                     謊言文化

8、                     黨性文化

上述黨文化全貌說明，黨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狹義和廣義的）有其同一性。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

為其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構成黨文化的基本內容乃題中之義。但兩者又有一定區別，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應具有學術性，其內容也更為廣泛些。

馬克思為黨文化奠定了基礎，謂黨文化之起源。列寧充實了馬克思提出的暴力文化和專政文化；

同時又擴充了黨國文化和集中制文化、即獨斷文化，在蘇聯、中國一度大力推行。之後，斯大林推出神化文化和謊言文化，毛澤東推崇有加。這是黨文化發展的第三階段，也是它的衰落階段。至於黨性文化也是神化黨的文化。可見，共產黨不是一個現代性的政黨。

黨文化這種文化現象的出現已有一個半世紀了。它在俄羅斯已被送入墳墓，成了人們的一種回憶。黨文化作為中共踐行的一種文化體系，一個多甲子年來一直是大陸的主流文化，各種媒體的主旋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卻遇到了另一種文化的挑戰，那就是民間社會激盪、奔突的自由主義文化。這種文化儘管一開始就受到鄧小平的打壓，然而同淺薄、理窮，尚有幾分霸氣的“主流文化”相比，它雄辯、自信、無懈可擊，其隊伍日益壯大，加之互聯網的推波助瀾，使其如虎添翼，日益顯示出不是主流文化的主流文化的巍巍身影。再看看黨文化現時的處境，它已被撕裂，已經破碎，官方卻仍在硬撐，喃喃地哼着“三自信”的小曲——“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不過是為黨文化注射強心劑罷了。可以預見，不久之時，中國文化的更新換代並不是天方夜譚。

黨文化是人類近代文化發展中的一種異質文化

生物在其進化中，由於基因變異，導致該物種的變化，產生一種新的生物。這種新的生物，或許是生物的進化，或許是生物的一種變異、蛻變。

將生物的變異現象引入文化研究，那麼人類文化發展中是否也存在這種變異現象呢？

西方文化，從古希臘發源，之後傳入羅馬，擴大到整個西歐，出現了泛希臘文化現象，形成一個文化系，稱之為西方文化。到近代，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西方文化有了提升和更新，又超越西歐，影響到世界各地。到了十九世紀中期，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其發源地也在西歐，在地域上也屬於西方的文化；但在內涵上，與原生態的西方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可稱它為西方文化中的一種異質文化。關於這一文化的內涵本文上述已作了簡介。現在要加以說明的是，這一文化與原生態的西方文化在基因上存在什麼差別，也就是說，這一文化異質在什麼地方？現提取三個方面加以說明。

1、                     權利為本文化，變異為權力為本文化

    以權利為本還是以權力為本，是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的分水嶺。

近代西方，思想家們提出“天賦權利”（或“天賦人權”）這一概念，認為人所具有的一些權利，如生命權（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自由權（人的言論和信仰等不受侵犯），財產權（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等，是天賦的，自然的。與此相聯繫，他們以自然法這一概念，說明天賦權利是自然法的固有內容，而自然法是宇宙的永恆法則，是上帝的意志；國家制定的實在法必須符合自然法為存在理由。可見“天賦權利”是神聖的。

洛克在闡明政府起源和目的時，對權利和權力的關係作了奠基性的論述。

洛克認為，在政府建立之前，人們處於自然狀態。每個人雖都擁有天賦權利，但自然狀態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個人的權利難免會遭到他人的侵犯。於是人們設置公共權力機構，制定大家必須共同遵守的規則，並把執行這些規則的權力委託給了這個公共權力機構，這就是政府。所以，政府起源於社會公眾的委託。建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的秩序，保護每個人的權利免遭侵犯。政府本身並沒有自己的目的（利益）。人們將治理社會這一份權力轉讓給了政府之後，個人原先所擁有的各項權利將永遠保存於自身，這部分權利是絕對地屬於個人的，任何情況下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由此可見，政府起源於人們的委託（契約），它的合法性必須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政府的權力對於公民的權利來說是從屬的，派生性的，政府的職責只是為了保障公民的權利，自身不應當再有什麼目的；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它不能超越公共權力的邊界侵入公民權利的私域，否則違背了人們建立政府的目的。一個政府如果踐踏公民權利，暴虐腐敗，為非作歹，力圖擁有絕對的權力，那麼，人民就無須再予以服從，這時候人人都有權利、也有義務抵抗暴政，並設立新的政府，以謀求他們的安全和保障。（見《政府論》下篇，1690年）

洛克的上述思想包含了天賦人權論，人民主權論，契約論，政府權力有限論等重要思想，這些思想確立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嚴格界定了國家權力的界限，這是近代以來民主理論的最高成就。其實踐意義在於，為以後歐美各民主國家的立憲提供了思想指導。所以，洛克的思想豎起了憲政主義的旗幟，人類所有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無不集合到這一偉大的旗幟之下。憲政主義也就是民權主義——民有、民治、民享，以民權為本，以此規範政府的權力。這就是憲政。毛澤東說，憲法是“治國的總章程”。其實，毛並不知道憲法的本質。

馬列共產主義的黨文化，則是權力為本的文化，這正是權利為本文化的變異。

權力為本文化怎樣顛覆權利為本文化的呢？那就是推出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套新說（馬克思主義比洛克的憲政主義晚178年）；繼之，列寧推出黨國體制，嚴格的集中制，斯大林、毛澤東時期興起的神化運動以及瀰漫於社會的謊言文化。一時間，權利為本旳文化連影子也見不到了。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歸根到底在於出發點的不同。權利文化以個體為出發點，權力為本則以集體為出發點。

以國家（政府）的起源（產生）而言，權利為本文化的解釋是，為了保障社會上毎個人的權利不受侵犯，大家都贊成建立公共權力機構，並且都同意把管理社會這份權力轉讓、委託給這個機構，於是產生了政府。這裡，政府的權力是公民權利的派生物，並且只是為了保護毎個公民的權利。

權力為本的解釋，一出場就是階級，說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因此，國家是階級鬥爭中勝利了的階級的戰利品，即哪個階級在階級鬥爭中獲得了勝利，哪個階級就成了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民眾也就成了這個統治者的子民了。這裡講的始終是權力；是誰擁有權力？如何獲得這一權力？這一權力為誰謀取利益？

與權利文化相比，權利對於權力的源泉關係、派生關係、制約關系統統消失了，政府這個公共權力機構維護公民權利的職責也消失了。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這同“打天下，坐天下”的說法並無差別，而且還意味看，這個階級在革命勝利後將壟斷－切，主宰一切。蘇共和中共在獲得國家權力之後，就是如此。除了擁有和享有權力之外，公民權利根本不在其視線範圍之內。共產黨28年流血奮鬥為了什麼？權。不是人民的權利，而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權力。

前面提到，權力為本出發點是集體，常被堂皇沿用的是人民、國家等概念。實際上，這些概念不過是權力為本的掩飾物。比如，1949年之後的大陸中國稱“人民共和國”，但是，這個國家是人民主宰的國家嗎？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是國家元首還是政府首腦？都不是，是黨的總書記。憲法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其管理國家權力的。但人民代表大會不過是黨領導下的一個機構，無論行使立法權和監督權，都不能違背黨的意志，包括修建三峽大壩的決定，代表們一再予以反對也無濟於事。那麼，人民的意願（即使如何地普遍，如何地強烈）在人民代表大會這一組織中能起多大作用呢？所以，權力為本這種文化，出發點雖總是以集體的名義，可落腳點卻是特權者的利益。這不是很虛偽嗎？

特別是專政。專政這個字眼表示對權利的毀滅。共產黨通過專政來實施它的權力，通過專政來鞏固它的權力。為了堅持專政，不斷地確立階級敵人，不斷地消滅階級敵人，接着又去尋找新的階級敵人……如此延綿不絕，以致無窮。一部專政史，就是一部迫害人民的歷史。從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鄧小平，無不如此。從暴力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集團，對資改造，消滅個體農戶，反右，文革，到反自由化……就是人民權利不斷地慘遭剝奪的歷史。要確立公民權利文化，不但要否定權力為本文化，還必須否定專政，結束專政。

為了在民眾中樹立權力為本的信念，編造了國家的神話：

——國家是公民們安居樂業的福地。國家強大，才有人民的幸福。國家有尊嚴，人民才有尊嚴。社會崇尚國家意志，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國家榮譽，總之，國家至上，集體至上。公民對國家的服從是無條件的，不但在行動上，而且在思想上。公民對國家的奉獻應當是無保留的，除了生命、財產、個人理想，還有人的良心。對個人權益，即便是正當的，若與國家利益相矛盾，你就得放棄之，服從國家的需要。國家的理想，就是每個人的理想。國家的夢，就是你的夢。國家權力就是建立於無視、甚至無端地侵犯公民權利的基礎之上的。一個社會建立在這樣的政治關係之下，其現實必定是：

第一，         這個政權是極權、暴虐的政權，儘管它宣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第二，         人民是國家的奴隸，儘管這個國家標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

第三，         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往往遭受重挫，儘管它夢想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第四，         權力必定是全方位腐敗的，儘管它聲稱，讓“腐敗分子無葬身之地”。

中國雖經歷了三十幾年的改革，但權力為本的根基並無動搖。改革時停時退，艱難竭蹶。走向權

利為本的憲政大道尚有一番艱難困苦，卻是大眾嚮往的必由之路。它或許漫長，或許就在明天。

    2、財產私有文化，變異為財產公有文化

財產私有文化，在西方社會源遠流長。

人的利己之心使每個人都希望擁有財產。這種財產是指勞動和經營中所獲得的財產。財產所有者出於對財產安全的考慮，都希望自己的財產不被他人和國家侵奪，於是有了財產所有權的意識，由此產生了相應的法律。這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後的事。從財產為個人占有到保護財產所有權法律的產生，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

在西歐，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法律文本問世於公元前五世紀中葉的羅馬《十二銅表法》。該部法律的核心內容是維護財產私有制，該法頒布後羅馬市民實現了法律上的平等。

自公元六世紀至十二世紀，羅馬又先後編纂了四部法典。四部法典之匯編稱《國法大全》便是《羅馬法》。羅馬法對商品生產的各種法律關係，如所有權、債務、契約等都作了極為詳盡的規定。如恩格斯所說：“它是我們所知道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最完備形式。”（《馬恩選集》第3卷，143頁）羅馬法奠定了（歐洲）大陸法系的基石。

1215年為英王約翰簽署的《自由大憲章》則吹響了人類邁向憲政主義的號角，其主旨是限制王權，保障民權。其中規定，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收額外稅金；非經合法判決，國王不得將自由人逮捕，監禁，沒收財產。英國“光榮革命”後不久，洛克的人權論奠定之作《政府論》問世。洛克闡述了三項人的天賦權利：生命權，財產所有權，自由權。他把保障公民的財產權視為最重要的權利。他說：“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於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還說：“最高權力，未經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財產的任何部分。”（《政府論》下篇，77頁，87頁）

1804年，《法國民法典》（即《拿破崙法典》）問世，它規定了私人財產所有權無限制和契約自由的原則，規定全體公民民事權利平等。該法典是拿破崙最引以自豪的成就，因為他把絕對私人所有權作為它的原則。

西方社會從古代到近代，其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的演變，都貫穿着肯定和保障私有財產所有權的天賦權利，成為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法權傳統。到十八、十九世紀，終於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成為資本主義的靈魂和基礎。這一原則表示：第一，擁有私有財產是每個人的天賦權利；第二，私有財產在任何外力面前神聖不可侵犯；第三，政府以稅收和其它方式徵用人民財產時，一定要經人民或其代表的同意，並要有相應的政治法律程序保證之。

到此，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已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其深入人心與至高無上的權威性，我們可以從德國國王威廉一世拆除又重建一座私人磨坊這一事例中作為有力佐證。

1871年擁立為德國皇帝的威廉一世，在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宮。但行宮前有一座風車磨坊遮擋了行宮眺望的視線。威廉便派下屬與磨坊主協商，希望買下磨坊。但磨坊主人說，這是祖上傳下來的，不能在我手上敗了，軟硬不吃。國王於是下令強拆磨坊。不料磨坊主將國王強拆一事告上法庭，法庭也竟然受理了。法庭認為，被告擅用主權，侵犯了原告享有憲法既定的財產權利，違反了《帝國憲法》第79條第6款。法庭判決：責成被告人威廉一世在原地立即重建同樣大小的磨坊，並賠償原告其他損失150馬克。威廉履行了判決，重建了磨坊。此後該磨坊作為司法獨立、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象徵，被保留至今。

這一故事說明，在西方社會：1）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司法獨立。

此事發生在1871年，距《共產黨宣言》發表已有24年。即使在之後的幾十年中，馬克思關於以暴力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異質文化在西方社會中的影響也微乎其微。所以我說，馬克思這一改造社會的偉大計劃在西方社會遇上了難以逾越的高山。這裡我們亦可理解，改良主義在西方社會為什麼有着深厚的社會基礎，像馬克思這樣的激進分子真是鳳毛麟角。

馬克思主義誕生前的幾個世紀，譴責私有制的聲音就耳有所聞。十六世紀有莫爾的《烏托邦》，十七世紀康帕內拉的《太陽城》，之後，摩萊里，盧梭以及聖西門、傅立葉與歐文亦都同聲譴責私有制，夢想公有制。與馬克思同時代的拉薩爾、普魯東、費邊社等也都抨擊私有制，但他們都是遭到馬克思批判的社會改良主義者。空想的或改良的社會主義，也可以認為是西方社會的一種異質文化，因為它們都主張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但是，只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才是科學形態的社會主義。為什麼？區別只是在於，馬克思強調，不採取暴力革命手段去實現這一目標，你們這一改良主張永遠都是空中樓閣。可見馬克思主義是夠異質的了。

直到今天，私有制仍是西方社會不可動搖的基礎，馬克思關於以暴力消滅私有制的這一異質文化一直沒有得到西方社會的迴響，看來，在今後的文明發展史中也難以成為現實。

東方國家就不同了。這一異質文化在俄羅斯、中國等國家安家落戶，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造。消滅私有、推行公有對社會造成傷筋動骨的巨災本來應當在西方社會降臨的，現在這一苦難卻由這些東方國家來承受了。這些國家，經歷半個多世紀公有化的實驗，對人類作出的一個重大貢獻是，它揭示了一條真理：消滅私人財產所有權是一條死路，是對人類的滔天罪行！

也就是說，消滅私人財產所有權對於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都是一種異質文化，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

那麼，馬克思的公有化主張為什麼在西方社會沒有能夠留下歷史痕跡，在東方國家為什麼開花結果了呢？

……

這個結出的果是什麼樣的果？

原來以為，公有制能解放生產力，經濟將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從而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事實卻相反。公有制下，所有權虛擬，動力機制缺失，導致生產力疲軟，經濟萎縮，社會普遍貧窮，生活必需品匱乏。無論蘇聯和中國都發生過饑荒。中國1959—1962年農村因飢餓死亡人口達4000余萬之巨，創歷史記錄。

原來以為，公有制能消滅貧富差別，實現社會公平。可事實卻相反。公有制社會是官僚們的樂園，特權者的天堂。大饑荒年代，中國人在生存線上掙扎，可官僚們卻享受着特供。這種“特供”制度，在任何情況下從未中斷。改革以來，貧富差別更為突出，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財富。

原來以為，公有制能消滅剝削。可事實是，公有制下的剝削具有了新的形式，即藉助於權力進行“剝削”；這種剝削與私有制下經營過程中因利潤分配不公所存在的剝削不同，它其實是一種非法侵占與掠奪，比私有制的剝削更落後，更無人道。

原來以為，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能消除私有制下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避免因生產的無計劃性所造成的巨大浪費。可事實是，公有制下計劃經濟的一些重大決策，往往來自長官意志，並不尊重客觀規律和群眾意願。1958年的“大煉鋼鐵”，大辦“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三門峽、三峽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的失算等等，都是公有制時代留下的傷痛。這些無法統計的政績工程往往是留給後代的敗績工程，至今不絕。

公有制就是“全民枷鎖制”。此概念創意人是易中天。文革時提出的“全面專政”早在十年前就實行了。但表述不對。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而是“極權囯家對全體人民的全面專政”。公有制下，工人、農民除了“一切行動聽指揮” 地奉命扛活，一切權利皆被剝奪，連毎個人的飯碗也是被操控的。“不勞動者不得食”成了“不聽話者不得食”。易中天認為，公有制使中國倒退到了井田制時代。1958年毛澤東主觀地強行推行“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驅使“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直接導致1959－1962年的全國大飢荒，餓死四千萬囯民就是這個“枷鎖制”造成的惡果。

    公有制就是特權階級所有制；實質上是官僚們的私有制；這是特殊形態的惡的私有制，是良性私有制的變異；由此孵化出了一個新階級——一個在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上擁有和享有種種特權的新階級，在人類歷史上還未出現過這樣特殊的新階級。

現在我們可以說，這種異質文化就是劣質文化。

3、法治文化變異為人治文化

同財產私有文化一樣，法治文化在西方社會同樣有着十分悠久的傳統。

西方的法治文化的發展過程大致是這樣的：

——從古代到近代，國家所制定的法律是每個公民應當共同遵守的規則，不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普通公民。如同古雅典民主派領導人伯利克里（約前495—前429）所說：“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和寬恕的；但在公家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精神使我們心服。”（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130頁）所謂“法治國家”，公民要守法，政府官員更要守法。或者說，法治國家，不是看那裡的人民是否守法，而是看那裡的官員是否守法？有沒有駕於法律之上和界於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

可中國的傳統是，法律是皇上懲治百姓的緊箍咒，故稱“王法”，其法律所及不過是刑法而已。那些大小官吏或多或少享有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權，所謂“刑不上大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海外奇談。

——西方的法治文化，到了近代又增添了一個新內容：法律、尤其是憲法是保障公民權利、約束政府權力的利器。1215年英國的《自由大憲章》就是如此，它的精神就是限制王權，保障民權——人民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等權利不容國王侵犯。這就是憲政。

中國自近代以來也陸續出台了多部憲法。這類憲法，即使予以實施了，也不能認為是實現了憲政。憲法中雖規定着公民權利的條款，這只是對西方國家憲法的抄襲而已，主政者是並不打算加以兌現的。此類憲法的宗旨其實是限制民權，保障執政者的權力。以中共的憲法而言，其實質是保障黨權，限制民權，同憲政主義的精神正好相反。

這裡需說明，什麼是憲政（這是近幾年為不少人談論的話題）？顧名思義就是依照憲法治國理改，這也是多數國人對憲政的理解。其實，憲政和依憲執政還是有差別的，特別像中國這種缺乏憲政主義文化傳統的國家。所以，前提是看所制定的憲法是否體現憲政主義精神，這就是，憲法是否限制王權，保障民權。中國現在雖然沒有了王權，但有黨權。那麼憲法是限制黨權、保障民權，還是保障黨權、限制民權呢？當下的中國顯然是後者。這就是為什麼憲法雖然也有民權的條款卻難以兌現的原因，而黨權不管憲法有無條款，都是切實兌現的。現行的憲法，一方面與憲政主義精神相牴牾；另方面，即使有憲政主義的某些元素也是不打算實施的，或在實施中大打折扣。中國要實現憲政，有待國民主權意識的提高和黨專政的退位。

馬克思是位法學博士，對西方的法治文化不但了解，而且是通曉的。現在要加以追究的，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與法治文化無緣呢？

沒有發現馬克思批判西方法治文化，他也沒有提出人治文化的明確主張。可共產黨——從蘇共到中共都是地地道道地踐行人治而野蠻地踐踏法治的，為什麼？原因在哪裡？

原因是馬克思主義要推翻資本主義社會，首先要否定資本主義那一套法權體系，乃至整個文明積澱。

無產階級以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需要法律依據嗎？消滅資產階級，剝奪資本，需要法律依據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新政權抱有敵意的人統統實行鎮壓，需要法律依據嗎？1918年1月5日，列寧動用軍隊驅散立憲會議，需要法律依據嗎？之後又取締全部非布爾什維克黨派，需要法律依據嗎？斯大林在合作化運動中，消滅200萬家富農，需要法律依據嗎？他搞大清洗，誅滅異己，陷害2000余萬無辜者，需要法律依據嗎？毛澤東搞暴力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對資改造，反胡風集團，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需要法律依據嗎？鄧小平“反自由化”，策動武裝部隊鎮壓89“六四”民主運動，需要法律依據嗎？如果都要有法律依據，那共產黨就不要搞社會主義了。

這又是為什麼？

這是因為，社會主義與之前的資本主義（或中國的前資本主義），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文明。這裡出現了文明的斷層，無法對接。特別是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還要加上所有制關係，沒有前後的承繼關係，只能對着幹。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要實行“兩個徹底決裂”。加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一套設想是先驗的，空想的，你在資本主義文明體系中連影子也找不到，資本主義任何一條現成的法律都不是為社會主義準備的。共產黨的革命目標和改造社會的共產計劃，決定了它不可能遵循既往法治規則。列寧正是這樣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說得對，干社會主義就是與無法無天聯繫在一起的。

那麼，革命黨是否也可以制定自己需要的法律呢？這很對呀，可是，第一，共產黨的領導人大都缺乏法治意識，他們只欣賞“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第二，自己制定一套法律，不是束縛了自己的手腳嗎？肯定會造成被動。第三，搞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經驗，只能摸着石頭過河。法制建設緩行吧！

還有一條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黨的領導大於天。毛澤東說：“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黨的領導”是第一原則，其他的都在此原則之下，法治甚至排不上號。多少年來一直爭論黨大還是法大？似乎沒爭出什麼結果。其實，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社會，是法大；在共產極權國家，是黨大。你不跨入世界文明大家庭，你永遠不會承認是法大。

1958年在北戴河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我們基本上不能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每次的決議都是法……”又說“要人治，不要法治。”在座的劉少奇插話：“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上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參考。”（崔敏：對法治建設有重大影響的兩件事。《炎黃春秋》2015年第2期）當時民法、刑法、訴訟法經多次修改，已經成熟，待全國人大通過施行。有了毛澤東這個“最高指示”，這三個法律從此廢止。

1961年，毛澤東發表關於“破除憲法迷信”的談話。毛說：“沒有憲法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將來如果有一天，條件成熟了，有人提議廢除憲法，永遠不要制定憲法，我會第一個舉手的。”毛的這番言論驚世駭俗，有人懷疑是否出自“偉大領袖”之口？經查，確有此言。

古希臘智者柏拉圖，對於法治的必要性說了這樣一句話：“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像是最野蠻的獸類一樣。”

羅馬共和國末期的一位思想家——西塞羅，就提出了“權力從屬於法律”的重要命題。他說：“因為法律統治執政官，所以執政官統治人民，並且我們真正可以說，執政官乃是會說話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會說話的執政官。”（《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74頁）

兩位思想家都生活在離我們兩千多年之前的古代社會，對法治文化卻已經有了如此洞見。比對毛澤東的奇談，可想而知，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裡！無論中共，或每個中國人，面對古人和世人，都大跌顏面。

進入後毛時代後，中共開始萌生了法治意識。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有了一個新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胡耀邦在報告中說，這“是一項及其重要的原則。從中央到基層，一切黨組織和黨員的活動都不能同國家的憲法和法律相牴觸。”這當然是一個進步。可是它沒有從制度上具體解決黨的領導與黨的活動如何受憲法和法律約束的問題。因此，之後黨的領導與活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邊界仍司空見慣。譬如，黨內大批貪腐分子他們在貪污犯罪過程中哪一個受到法律與制度的制約？我們只見到那些落網的罪犯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十六大則對法治國家設定在以下的框架之中，即“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個體系中的三大要素，居首者是“黨的領導”，而“依法治國”是小三子，居末位。其內在邏輯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都要統一到黨的領導之中去。也可以認為，依法治國以服從黨的領導為前提。那麼，當黨的利益與憲法和法律相牴觸時，是服從黨的領導還是遵守憲法和法律呢？答案不言而喻。所以，這個“三者有機統一”的表述比十二大出台的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是一個退步。

中國至今仍在人治王國的堡壘內向法治天地突圍。

中國現代走向中兩種文化之博弈

人類社會由古代社會演進到現代社會，有着共同的路向標誌，那就是由農業社會演進到工業社會，科學技術日益運用於生產各部門；思想信仰由君主主義演進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由君權演進到民權。現代社會的到來伴隨四大革命：工業革命，科學技術革命，思想文化革命，政治制度革命。這在西方國家比較典型，屬於原創型的現代社會。一些後進國家的現代化是對先進國家經驗、道路的嫁接。嫁接中有比較成功的，也有的經受挫折而走過彎路，情況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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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的路徑是怎樣的呢？

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大階段：1840年至1949年，計109年，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第二大階段：1949年至今，已有66年，中共一黨執政。這是根據文化的變遷來劃分的。

第一大階段又可分為兩段：一段是1840年至1911年，一段是1911年至1949年。

1840年鴉片戰爭成為中國近代史之開端。那以後西方列強侵入中國，與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但與此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西方文化潛入中國，影響中國，使中國出現了現代化的氣象。

過去重點渲染前者而不強調後者，若如此，將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便失去了意義。

這一階段，清廷以為，中國屢屢敗於西方國家，因為洋人有洋槍洋炮。於是興辦洋務，有了堅船利炮，中國便可強大。對西方文化的方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1894—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中方徹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被迫簽訂《馬關條約》，賠償白銀兩萬萬兩，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等島嶼。說明僅器物層面向西方學習還不能使中國強大。正如當今學認為的那樣，這場戰爭是“現代囯家”與 “前現代國家”之間的一次較量，中國之敗，在於制度與觀念之敗。 因此，1898年康有為、梁啓超發動戊戌維新運動，目標指向政治體制改革。可惜這場運動很快被慈禧所鎮壓，記載於史冊的是“百日維新”。可是1900年又發生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事件。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中國賠款白銀四萬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在未還請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總計實九萬萬八千餘萬兩。此時滿清當局才意識到，有了堅船利炮尚不足以使中國強大，於是派遣大臣赴西方各國考察，擬學習人家的政治制度，不久出台“新政”計劃，宣布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至1916年為預備立憲時期；由於立憲派的施壓，又宣布提前於1913年召開國會。可惜這個計劃由於“錯時”而被蜂擁而起的革命浪潮所淹沒。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什麼呢？中國同西方國家交戰中屢屢失敗，說明中國比西方國家落後。落後在哪裡呢？開始認為軍力不如人。於是辦洋務，建新軍。後來認識到，要使中國強大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因此推出新政。這七十年的歷史中，清廷當局是一步一步地在向西方國家學習的，一步一步地在吸收西方文化，最後認識到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是民主政治，終於抓住了近代、現代化的關鍵。清廷這一時期的所作所為，總的說來，是應當肯定的。教訓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啟動晚了幾步。

以清廷為代表的東方專制主義與西方民主主義，構成1840年至1911年這一時期兩種文化衝突的主題。在衝突中大清皇朝的決策人西太后不是玩命抵擋，而是逐步地向西方文化靠攏，特別是在其晚年，終於作出引進西方民主政制的決策，擬制定憲法，召開國會。這對於年逾古稀的老太太來說（慈禧於1908年去世，享年74歲），是否也做到了與時俱進，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了。真想不到她為後人（例如毛、鄧等）作了個表率。

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皇朝，結束專制制度，初創中華民國。這次革命不再是“改朝換代”，不再是皇權易手。它是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延續兩千餘年的皇權專制制度的一次真誠的革命，是歷史的巨大進步。它得益於中國先進分子對西方文化真諦的領悟，是西方民主主義在古老東方國家的一次移植。可惜孫中山去世太早，逝世之前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囑。

辛亥革命後不久，中國出現了割據亂局，即使1928年蔣介石北伐後重建民國，中國也不能說是完全統一的。東北有張作霖、張學良部，新疆有盛世才部，西北有馮玉祥部，山西有閻錫山部，山東有韓復榘部，廣西有李宗仁、白崇禧部。不過他們都大體認同三民主義，認同中華民國。可謂統一中的不統一，不統一中的統一。在文化方面得到廣泛認同的三民主義屬於西方的文化脈絡。

可是，此時另一種文化侵入了中國，那就是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其標誌是1920年在共產國際的策劃下成立中國共產黨。11月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此宣言實際上沒有發表，只是作為收納黨員的標準。後有英文稿保存於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檔案中。1958年中譯稿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內部刊物上刊出）。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第一次黨代會。從當時制定的十分簡單的黨綱中（黨綱載言確立：“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可以知道它接受了“俄系文化”，即馬列的共產主義，即本文前面所述的“黨文化”，以後，中共便駛入了“俄系文化—黨文化”的軌道而至今。

1920年之後，中國的政治版圖上出現了兩個政黨、兩種政治勢力的對峙態勢。在文化結構上，出現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互不相容的文化衝突。雖然國共兩黨也曾兩度合作，但志不同，道亦不相謀，合作只是互相鬥爭的一種形式。從1920—1949年這段時間，國民黨是執政黨，共產黨是個在野黨，而且1920年之後的十五、六年間非常弱小，生存都很困難。它所信仰的馬列共產主義，影響有限，是一種弱勢文化。

不可忽視的是，在以後的日子裡，出現了有利於共產黨生長的條件。對中共來說，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是中共命運的轉折點，也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轉折點。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放棄了反共剿共，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中共此後的八年便是由弱轉強的黃金時期（中共利用抗戰時機，在敵後建立了大片根據地，軍隊由三萬餘人擴建到120萬人）。至1945年抗戰勝利，中共成了可以敢於與國民黨分庭抗禮、試比高低的強勁對手了。後來的三年內戰（1947—1949）證明了這一點。

共產主義在這一時期能在中國形成氣候，還有重要的國際背景，那就是國際輿情的左傾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引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廣泛詬病，資本主義似乎從此江河日下了……那麼，人類的前途在哪裡？此時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現在俄羅斯已改稱“十月政變”）。消息傳來，令許多知識分子激動興奮，以為從俄國革命中找到了出路，看到了曙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共誕生和壯大的思想基礎和社會背景。加上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在當時內憂外患的背景下——它要對付力圖顛覆民國政府的異黨，它要協調國民黨內各派系之間的關係，它要面對複雜的國際問題，更重要的，它要組織全國的軍力、財力、民力，抗擊入侵的強敵——難以推出憲政民主計劃，因此引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不滿，導致三、四十年代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盲目地投奔到共產黨的懷抱。

蘇俄的革命不僅直接影響中共，也影響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孫中山倡導“以俄為師”，讚賞列寧的黨國體制，將國家權力集中於黨，認為此種體制可以改變國民黨的分散狀態，鞏固革命成果。孫中山在1924年還提出“聯俄容共”政策，這更是他的一個重大失誤，給以後的蔣介石政權帶來無盡麻煩。

這一時期（1920—1949）俄系文化—黨文化的影響在逐步擴大之中，但主流文化是三民主義。需要注意的，這一時期的文化是多元的。馬列的共產主義文化並不因為與三民主義相異而遭遇圍剿、掃蕩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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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中國近代史，我們看到，無論是晩清的歷史還是民國的歷史，這中間所發生的－系列重大亊件和社會各領域的重大變化，都是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發生的，因而都是西方化的歷史過程；儘管這段歷史中記錄着種種波折和不幸，但畢竟是踉踉蹌蹌地在向着現代化、向着憲政民主方向前行。

但是，這一歷史進程到了1949年戞然中斷了。

隨着中共在內戰中獲勝成了大陸的統治者，它所信仰的－套文化也就成了統治大陸的主流文化了。從此時開始，中國的航船全面轉向俄化、赤化、馬列化、共產化。但是，統治你的思想是一回亊，人們腦子裡實際存在的思想又是一回亊。政權的改朝換代可以用槍桿子解決問題，文化的改朝換代卻要繁複得多。1949年之後，新政權和它所提倡的－套文化和人們腦子裡存在的文化實際上是脫節的。這種情況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尤其明顯。對於這種情況，毛澤東特別清楚。為了鞏固共產政權，必須重建中國的文化體系。這是擺在新統治者面前－項極其重要的戰略任務。

這樣，我們也就理解了，毛澤東為什麼總是拿知識分子開刀？為什麼沒完沒了地整肅知識分子？為什麼把階級鬥爭擴大到思想文化領域？為什麼總是喜歡在意識形態領域抓階級敵人？

1950年，也就是中共進城不久，就開展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可見清除西方文化這件事毛澤東看得何等緊廹。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從舊社會過來的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知識界、教育界頗有影響，都是一些學有造詣的專家。毛澤東就給他們洗腦、換腦，要他們脫褲子，割尾巴。召開不同規模的會議，眾目睽睽之下，要他們批判腦子裡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自辱自己如何一無是處，一文不值，表示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革心洗面，重新學習，努力改造，接受馬列主義的新思想。使他們顏面掃地，失去昔日的尊嚴，這就是毛澤東要達到的目的。接着又重點批判了一些代表性人物，如馬寅初，梁漱溟，俞平伯，胡風，胡適等。

1952年，又搞了一個大動作——對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這是對高校的一次大手術。它的意義是什麼？思想文化改朝換代除了破還要立。高等學校要培養共產主義人才，措施是大刀闊斧地砍掉反映西方文化結晶的一些重要學科，如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把共產主義先驗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和以共產主義先驗理論進行實驗的歷史，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聯共（布）黨史，中共黨史作為基本教材，對學生進行灌輸、教化。即使其他一些課程（如史學、文學等），也必須體現馬列主義為指導，無不滲透着黨文化的血脈。這是中共對國民實施黨化教育具有長效性的戰略舉措，其危害直至當下，將貽害百年。

1957年的反右運動危及整個知識階層。陽謀也好，陰謀也罷，共產極權主義與知識分子的自由思想反正不能共存共容。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是絕對不允有所批評的，否則就劃入右派，就是專政對象，而且不必經過任何手續，也不允許本人申辯一下。這是什麼？這就是暴力，非槍桿子的暴力，卻是以槍桿子為後盾的。這是中共改造社會、改造被統治者的一種基本方法。這次運動的實質是要消滅整個知識分子階層，使他們沒有自己的思想，失卻自己的人格，個個成為共產黨的馴服工具，成為黨奴。

這當然是毛澤東的一廂之願。

即使在全面專政的文革年代，即使在狂熱地崇拜毛澤東的愚忠年代，即使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無以復加的年代，中國還有林昭，有遇羅克，有張志新，有李九蓮，有王佩英，有顧准，有……他們對暴戾的專制統治，對毛澤東的無法無天，對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這不就是對黨文化的一種挑戰嗎？

到了1976年4月，周恩來去世後爆發於天安門廣場的“四五運動”，掀起了聲討“四人幫”的怒潮，實際矛頭指向毛澤東的獨裁統治，這是毛自己承認的。萬千詩歌鋪天蓋地，堆滿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其中有這樣一首：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這場壯麗的“四五運動”被毛定為反革命事件，該詩詞列為重要反革命案。毛死後不久，在黨內外強烈呼籲下，該事件的反革命定性即被推翻。

1978年5月，在胡耀邦策劃下，《光明日報》首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重要文章。一文激起沖天浪。“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由此在全國爆發。多少年禁錮人們思想的黨文化以及毛澤東的神像受到猛烈衝擊。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單出現了“民主牆”，以大字報的形式表達民眾對國家命運與前途的關切，成為自由民主主義思想的集散中心。1979年初，中央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參加者達四千人之眾。與會者思想活躍，深入廣泛地討論建國以來的大是大非問題。這一切都說明，黨內外都在集中火力掙脫專制主義的鐐銬！

這是自由民主主義凱歌行進旳年代，是令人永遠懷念的年代！

就在此時，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挺身而出，捍衛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提出作為黨文化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掀起“反自由化”運動。可惜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黨內響應者寥寥，幾乎是像唱獨角戲。1986年9月的三中全會上，在通過《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時，當時與會者主導性意見是不將“反自由化”寫入決議，鄧大為惱怒地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還說：“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看來，鄧大人有點失去理智了。鄧對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大為不滿，以非組織手段將之罷黜。1987年1月，胡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悼念胡的學潮隨即勃起，旋即成為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面對學潮，鄧束手無策，竟策動軍隊進城血洗天安門廣場；並對趙紫陽因反對對學運進行鎮壓而廢黜其總書記的職務，又非法將其幽禁至死。

鄧小平主持改革開放十年，史家評論說：“即使將來的人們忘記了那十年，也不會忘記那一天。” 更何況鄧氏的十年改革是為了延續中共之統治。89“六四”屠城事件是中共統治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它表明，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已被人民所唾棄，當朝的只能用槍桿子誠惶誠恐地渡過自己的余日。在思想文化領域，也表明，主流的黨文化出現了由進攻轉向防守、由主動轉向被動、由優勢轉向劣勢的歷史性轉變。

不久，1991年底，從俄羅斯那邊傳來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的消息，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七十四年的紅旗落地，昔日輝煌於世的社會主義母國大國悄無聲息地被人們所唾棄。接着柏林牆被推倒，德國統一。東歐諸國擺脫蘇聯的羈絆而獨立。一場波瀾壯闊的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已成定局。

此時期的中國，因鄧小平的跛足改革路線積累起大量的社會矛盾。民間的維權運動此起彼伏。中國這個巨人搖搖晃晃，蹣跚而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面大旗不好扛啊！鄧之後的江、胡兩任總書記，只能不惜投入巨大的財力、物力、人力、警力，以維穩為綱，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守住共產黨這片江山社稷。

停頓不行，倒退更不可能。畢竟民智已開。不論是“兩頭真”的老人，還是80後的年輕人，都在一再呼籲：何時憲政大開張？人們都已覺悟：不從政治體制改革中消解黨國極權體制，一切都將徒勞。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些人類主流價值，不要看還在受到打壓，但已成為當今中國思想文化的潛主流。而黨文化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在現代化潮流中已被衝擊得七零八落。真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不廢江河萬古流

3

黨文化隨中共的誕生而降世，隨中共的發展而完善，隨中共登上統治舞台而成為統治中國人的文化；而其它文化、特別是體現人類共同價值的西方文化則淪落為受批判、遭禁錮的文化。當然，中國人，其中包括多數知識分子，對於馬、列、毛主義為思想庫的黨文化曾一度是認同的，是作為科學形態的文化來加以接受和學習的。但是，積六十餘年之經驗，中國人愈來愈明白，這種文化沒有給中國引向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的光明前景，沒有推動中國的現代走向，反倒愈來愈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重重阻力，給中國人帶來無數傷痛。由此，經過反省深思，方知這一文化原來是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一種異質文化。這就是為什麼，自1976年之後的後毛時期以來，中國經濟獲得快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社會矛盾卻有增無減，人民仍生活在專制主義的囚籠之中，新聞與言論自由的空間嚴加打壓，以言入罪仍影隨知識群體，文化暴力的棍子在他們頭上揮舞，恐怖的烏雲漂泊在他們之間，因此，認清以專制與共產為核心的黨文化與人類主流文化相衝突之本質，繼之埋葬這一文化形態，實在是當今中國的一項首要任務。

                                                               2015-5-2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