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懋：当代世界发展大趋势

发布时间:2014-05-14 15:46 作者:陈启懋；蒋保信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作为霸权国家（他们自称是领导国家）确实也在不少场合维护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例如：

 1969年苏联对中国进行核威胁，甚至企图对我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当苏联就此事试探美国的态度时，美国当时虽然与中国处于敌对状态，但对苏联意图明确表示反对，并立即制订了应急计划，还在报刊上揭露了苏联的企图，使苏联不敢妄动。美国这样做当然是从与苏联争夺霸权的大局出发，但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安全。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立即联合西方国家进行强烈谴责，要求苏联撤军，并对苏联实行制裁。美国还对阿富汗抵抗力量进行物质上、军事上的援助，对阿富汗人民抗苏斗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如果没有美国组织联军打败伊拉克，科威特就被伊拉克并吞了。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维护国际秩序的“世界警察”的角色，虽然这个“警察”往往不能很好履行自己的职责，有时滥用职权，有时又不作为，未能尽到责任。例如1994年卢旺达发生族冲突和种族灭绝事件，80多万人死于杀戮。美国和英法等国就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后来克林顿为此作了检讨并对卢旺达人民表示道歉。

渐进改革将推动美国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转型

蒋保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趋势？

  陈启懋：对美国社会也要全面分析。

 一方面，美国社会仍旧存在生产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固有的弊端。美国贫富差距十分突出，基尼系数在0.4以上，是西方国家中特别高的，而且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年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一些大企业主富可敌国，个人的资产总值比十几个贫穷的低收入国家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还要高，但仍有不少穷人要吃救济。据2013年公布的数据，目前有1/7的美国人（4800万人）依靠联邦政府的食品救助计划生活。迄今美国仍有3200万人没有医保，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舆论称美国已成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不久前美国纽约等城市兴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人民要求改变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

 但是另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社会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处在缓慢的不断演变、转型中。美国有改革、改良的传统。二十世纪以来，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就有三次：一次是二十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威尔逊总统领导的“进步主义运动”，这次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官商勾结、政界腐败、不法商人弄虚作假牟取暴利等丑恶现象。一次是三十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领导的“新政”，这是对美国资本主义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包括金融、工业、农业、税收、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在内的激进的改革，使美国摆脱了1929-1931年那次严重危机，重新焕发了生机。一次是六十年代的约翰逊总统主导的建设“伟大的社会”计划，把美国进一步推向“福利国家”的道路；与此同时的人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推动美国在反种族歧视上迈出了重要步伐。这三次社会改良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推动传统资本主义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

 美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与美国较早发现了垄断的危害而采取措施限制垄断资本有关。美国在1890年就制定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个法律制订后一段时间里受到垄断财团和各种势力的牵制，没有执行。老罗斯福任总统期间对反垄断动了真格。他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解散了摩根财团的北方证券公司（控制美西北部铁路运输）和美国烟草公司；并把洛克菲勒财团的美孚石油公司拆为三个，还在司法部内成立了反托拉斯局，使反托拉斯机制化。以后历届政府都认真执行反托拉斯法。认真反垄断使美国经济、社会能够避免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的“停滞”、“腐朽”而不断进步。

 罗斯福、威尔逊、约翰逊等人领导的改革，其主观意图都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但客观上使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萌生了一些新的因素、新的社会胚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城乡、工农差别基本消失，中产阶层扩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也呈现缩小的趋势；这些都为美国今后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转型准备着条件。目前的奥巴马政府也在继续推行改革。如他力图通过医疗改革法案，解决至今未能享受医保的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但法案受到重重阻力。这反映美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传统习惯势力的强大，使改革步履维艰。随着美国新一轮的科技、产业革命，美国有可能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克服各种阻力，逐步把改革推向前进。这种渐进的改革总将缓慢地推动美国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转型。

现在人们谈论着美国的衰落。不错，如果与战后初期美国一国的GDP占到世界GDP的40%以上的情况相比，美国是衰落了。根据IMF的统计，2012年美国的GDP为世界GDP的21.87%。但如果稍微认真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创新机制、吸引人才的机制仍十分强劲，纠错机制较健全，仍然富有生气，看不出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迹象。

 北欧、西欧国家在资本主义的转型发展中走在前列

 蒋保信：您怎么看待欧洲这些年来的发展和危机？

 陈启懋：欧洲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是现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是现代科学文明的发源地，也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也给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二战以后，欧洲的传统的殖民帝国主义又经受了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和洗礼，痛苦地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由于这种种历史因素，使欧洲(主要是西欧和北欧)走到了社会转型发展的前列。

这种转型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各自为政的分散的独立民族国家向大一统的、联合的欧洲的转型。欧洲自16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立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各民族独立自主成长的需要，是历史的进步。但随着战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种分散的、狭隘的市场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产生了欧洲联合的运动。迄今欧盟已发展到27国。2002年欧盟实行统一货币，已有17个国家用欧元取代了它们各自的货币。2004年欧盟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建立了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盟签订了申根协定，加盟各国人民可在欧盟范围内自由来往。当前尽管欧盟内部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争吵、困难，尽管欧洲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参加欧盟，但欧洲联合的基础已经奠定，架构已经建立，欧洲统一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欧盟的建立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希望。既然曾经打得你死我活的欧洲国家今天可以联合，既然像法、德那样的世仇今天可以和睦相处，那么再经过二、三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人类社会为什么不能走向世界大同呢？

    二是西欧、北欧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转型。在这些国家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北欧的一些国家：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推行社会改革，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繁荣，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脑力劳动差别基本消失，社会福利涵盖到全体人民而且“从摇篮到坟墓”都管到了，政治民主，人民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特权消失，社会平等。

 有些同志认为这些国家事实上已实现了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社会民主党也不承认。它们认为自己还是资本主义，政治上仍然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尽管如此，这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因素确实很多，在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转型上站在前列。

 其次是英国、法国、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原有制度作了许多改革。它们都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行适当的国家调控，英、法国有经济占一定比重，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它们都在国民中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状态，即穷人、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小，大富翁也是少数，中等收入的中产阶层占了社会的大多数。

 与昔日比较今天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确实大变样了。难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震副总理在英国访问考察后对陪同人员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7。在西欧，英、法、德、荷、比是领头羊，其他参加欧盟的国家逐步跟上，程度参差不齐。

欧盟在转型中的阵痛

蒋保信：欧盟在转型中遇到的挑战有哪些？

     陈启懋：转型总是伴随着阵痛，有时是剧烈的阵痛。

欧共体（欧盟前身）成立后碰到了各式各样的困难，遭遇的大的危机就有1973年的石油-能源危机和七十年代后出现的“滞涨”。近年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危机来势很猛，不仅波及整个欧盟，而且影响全球经济。但这仍然是转型中的危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国家福利搞过头，超越了财政负担的可能性，也就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原是福利国家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这反映效率与公正难以兼顾，是个“世纪难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债务危机中，实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除冰岛外都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欧洲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经济也很好。这说明效率与公正的矛盾并非不能解决，问题在于切实提高生产效率，并适时进行调控，使福利水平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债务危机的重灾区，主要是较晚加入欧盟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它们的危机影响整个欧盟。这也反映欧盟发展中的问题--在各国财政体制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就把欧元区扩展到现有规模。调整福利水平使之与财政收入相适应往往遭到选民的反对，是个政治难题。

但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人们总不会因害怕忍受一时紧缩的痛苦而无所作为，坐以待毙。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经过艰苦、反复的协商、谈判，已采取若干调整、紧缩措施，情况已有所好转。

日本对战争罪行和军国主义思潮清算不彻底的历史原因

 蒋保信：日本的走向，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亚洲人民最为关心的。请您谈谈这些年来日本的走向。

  陈启懋：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日本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包括解除武装、解散原来的财阀企业、审判惩处战犯、为日本制订了“永远放弃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的和平宪法，剥夺了天皇的实权（宪法规定天皇仅为国家的象征，无“参与国政的权能”），等等。这个改造从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使日本从一个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国家转型为议会民主制国家。缺点是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和军国主义思潮清算得不彻底。这里有主客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日本投降时，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为减少士兵伤亡而接受了日本保留天皇制的条件，因此日本的投降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投降。作为统治集团首脑的天皇保留下来了，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除了少数臭名昭著的战犯外，也保留下来了，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仍然是这些人掌权。他们当然不会主动去清算战争罪行和错误思潮。这与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1945年德国是在首都柏林被攻克，全境为盟军占领的情况下投降的。希特勒自杀，法西斯统治集团被彻底摧毁。战后在德国政府中掌权的多为原来受法西斯迫害的人，他们自然对肃清法西斯残余及其影响很起劲。

主观原因是冷战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后，美国改变了原来抑制日本的政策，改而采取扶植日本作为其反苏反共助手的政策，对清算日本战争罪行就更放松了。不少犯有大小战争罪行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当上了高官。像曾被作为战犯起诉的岸信介就当过日本首相。所以日本长期以来对侵略战争的罪行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与德国的情况成为鲜明的对照，是有历史原因的。对此，美国无疑负有重大的责任。

日本抓住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机遇，很快成为第二经济大国

 蒋保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很快就从战争的创伤中走了出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是怎样做到的？

    陈启懋：战后初期日本的吉田内阁审时度势，采取轻军备、重经济的方针，利用美苏矛盾的空间，大力恢复与发展经济，取得很大成功。以后日本的历届内阁继续奉行这个方针，使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连上几个台阶，到1968年就成为世界成为第二经济大国而且一直保留到2009年。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注意提高国民所得，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控制收入差距，所以日本的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3左右。日本虽然也有不少世界一流的跨国大企业，但贫富悬殊的现象却没有美国那样严重，因此社会比较稳定。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困难了差不多二十年，期间内阁更迭频繁，有一段时间一年就要换一个政府，但社会却很平静，没有听说过发生什么动乱。因为老百姓比较富裕，生活安定。

这次转型被称为日本继明治维新以后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选择。这次选择起初是被逼的，但后来日本主动抓住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机遇，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历史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选择。

 由于对战争历史问题态度不端正，日本想要成为“正常国家”并不容易

陈启懋：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国内的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思潮抬头，统治集团提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口号，后来为了减少对国际的刺激，把“政治大国”改为“国际国家”，以后又进一步改为“正常国家”。意思就是要摘掉日本战败国的帽子（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使日本成为与其实力相符的正常大国，包括能“堂堂正正”地拥有国防军（现在叫“自卫队”）。这个“正常国家”的诉求在日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二战”结束已经60多年了，不能说这个诉求完全没有道理。同样是战败国的德国早就做到了。但因为日本在对待战争历史问题上态度不端正，未能如德国那样正确对待自己的战争罪责，所以这个诉求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谅解、支持，受到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尤其持怀疑态度。因此要实现这一企图并不容易。

今天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蒋保信：当前日本正在走一条怎样的路？ 陈启懋：当前日本正面临第三次历史性的选择。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中国崛起并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日本走什么道路？是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是走霸权主义的道路？

  安倍是日本具有浓厚鹰派色彩的右翼政治代表。他上台后在政治上积极推行一条右倾路线：一再散播言论要否定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反省的“村山谈话”和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带头参拜供奉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竭力散播“中国威胁论”，攻击中国“要掠夺他国领土”；公然否认中日邦交正常以来两国领导人关于搁置钓鱼岛争议的默契；挑动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妄图构筑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以围堵中国；积极推动修改或“重新解释”和平宪法，以解决所谓“集体自卫权”问题，也就是要打破宪法规定的自卫队只能用于自卫，不能向海外出兵的规定；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代替原来基本上禁止武器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以促进“防卫产业”的发展，并向一些周边国家输出武器。

  安倍这样做究竟意欲何为？有一种看法认为，安倍正在把日本推上军国主义道路，有的甚至认为日本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现在日本的情况类似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的情况。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今天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走军国主义老路就是要废除和平宪法和战后建立的议会民主制，建立以军人为核心的法西斯政权，这在今天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日本人民决不会同意这样做。统治集团的主流、财界也不会赞同。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取得很大成功，发了大财。那些大财团、统治精英们觉得，不搞侵略也可以做生意，投资，赚大钱，何必回头走那条曾让自己碰得头破血流的老路呢？而且日本如搞军国主义，必将遭到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坚决反对。所以，在日本鼓噪军国主义的人只是极少数，成不了气候。

安倍正在改变和平发展的路线，走霸权主义的道路

 陈启懋：冷静分析，安倍推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并主张修改和平宪法，主要还是为了加速推进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过程，使日本不仅是经济强国，而且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以加强日本的战略地位，为日后美国势力逐步淡出亚太后与中国争夺亚太地区领导权做准备。日本没有能力遏制中国，但日本也决不会甘心做“小三子”，必欲与中国一争雌雄，至少要争一个并起并坐的地位。这说明，安倍正在改变和平发展的路线，走霸权主义的道路。日本工业发达、技术先进，军火产业（包括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潜力巨大，日本如在朝野对战争罪责缺乏认识的情况下摆脱和平宪法的约束大规模发展军事力量，必然构成对亚太地区甚至世界和平的威胁，人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安倍内阁的极右倾向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将只是一个短暂插曲

  陈启懋：安倍的右倾路线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国土狭小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岛国，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欧盟、北美等区域性经济集团形成的今天，日本只有与中、印、韩、东盟等国家合作，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才能使自己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合作当然是关键性的。要与中国搞好合作，就必须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其他国家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中国无意也不会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日本谋求霸权。日本如走霸权主义道路中日就无法很好合作。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互补性强。日本如不谋求霸权，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则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钓鱼岛主权争议、东海海洋权益争议，从两国关系的全局来看，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只要日本承认并遵守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以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磋商过程中关于搁置钓鱼岛争议的默契，矛盾就可以得到缓解。中日双方都认为对钓鱼岛具有不可争辩的主权，两国间在对岛屿主权存在争议是明摆的事实，日本否认争议完全是自欺欺人。

   安倍要修改和平宪法，推动日本走上霸权主义道路并不容易。安倍及其内阁成员的否认战争罪责、参拜靖国神社等言行，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包括美国官方的批评、质疑；在内外压力下安倍内阁不得不收回其某些错误言论。安倍推动修宪以解禁集体自卫权遭到国内多数民众的反对，困难重重。安倍的政策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利益，2013年日本外贸出现了赤字。日对华出口贸易连续两年下降，2013已为韩国超过，失去其对华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财界担心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对安倍的政策不满。日本公共债务沉重，安倍内阁增加消费税以缓和矛盾，但增税可能影响经济复苏。安倍的执政正面临考验。

   从长远来看，日本人民必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日本总将走和平发展、与地区经济加强合作融合的道路。安倍内阁的极右倾向，只是一个短暂插曲。日本将在继续和平发展道路上前进并推动社会进步，逐渐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转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是前进了，而不是在倒退

  蒋保信：俄罗斯也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国家。怎样看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转型？

  陈启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就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型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转型至今没有结束，仍在进行中。如何看待这个转型？俄罗斯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按照“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的标准来衡量，很明显，俄罗斯是前进了，是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前进了，不是倒退。

    首先要看这次转型是解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束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从经济上说是一种备战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战争危险逼近的形势下搞这种经济体制有其合理性，使苏联能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初步工业化，为后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特别是30年代在农村强制搞“全盘集体化”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造成大饥荒，原为苏联“粮仺”的乌克兰在这次饥荒中非正常死亡就达到394.1万人。8战后苏联农业也一直萎靡不振。苏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但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下，农业一直过不了关，粮食产量直到1991年解体时还没有赶上沙俄时的最高水平。苏联工业在战前虽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战后和平环境下仍然坚持原来的备战体制不改，就阻碍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苏联解体前其官方公布的经济总量为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其中水分很大。据世界银行估计，实际上其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俄罗斯转型后有一段时间（1992-1998）里经济急剧下降，大致下降了一半。但自1999年起经济开始回升、起飞。据世界银行专家2007年4月17日发布的关于俄罗斯经济的报告，从1999年到2006年，俄经济年均增长6%，经济总量增加70%。9至2007年，俄经济总量已恢复到1990年水平。2012年GDP更达到2万多亿美元，约为1990年的一倍。10俄农业也有很大发展，现在已成为粮食出口国。

   其次，看转型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上述世界银行的报告还特别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从1999年到2006年俄经济增长70%，但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增长200%。11俄罗斯在转型初期虽然很困难但仍保持了苏联时期的福利制度。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俄各级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上采取了很多措施。据访问者反映，俄罗斯目前不仅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而且住房、水、电的价格特别低廉，对困难家庭、多子女家庭有各种补贴，最低工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转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明显高于苏联时期。

   再次，看转型是否促进了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苏联解体后过去领袖专政时期那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破坏法制的事件进一步被揭露出来。据苏共原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在他的《访谈录》中揭露，在斯大林专制统治下，不仅戕害了列宁的战友和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党集团”，处决了一批又一批“人民的敌人”，而且迫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人、军人、知识分子、旧官吏、旧军人及其家属、被俘的红军官兵、少数民族的普通百姓······受害者总数达3000万之众。12现在俄罗斯已转型为民主法治国家，这种可怕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了。

俄罗斯的民主虽带有威权主义色彩，但民主法治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

 陈启懋：俄罗斯的民主虽然被一些人批评不够完善，还带有较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但现在俄各级领导人和议员是选举产生的，俄实行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寡头”干政受到打击、限制，社会稳定，转型初期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已经平息下来。民主法治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大趋势已经确定。这对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历史性的大进步。在俄罗斯，虽然现在还有些人怀念苏联昔日超级大国的雄风，但真正想回复到过去那个时代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

   俄罗斯的转型确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前所述转型初期经济下降了一半，这一时期社会也动荡不安。其原因有人主要归咎于当时俄领导人经济改革决策的失误，有人认为主要是由于转型过程中一些特权阶层人士趁机大肆劫掠国家财富，造成混乱。笔者认为，这些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改革长期停滞，以至丧失了时机（上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已经晚了，国家已经病入膏肓，很难挽回局面，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方针、策略上犯了一些错误，苏联终于解体了。所以俄罗斯这次转型是被动的。这就难免要发生较大的动荡，付出较大的代价。俄罗斯转型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要不失时机、抓紧改革，主动转型，不要畏葸不前，丧失时机，最后被动转型。

发展经济，实行民主法治，是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方向

 蒋保信：对于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据您的观察和研究，它们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陈启懋：发展中国家中除拉美国家较早脱离殖民体系获得独立地位外，大部分都是“二战”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是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先后独立的。独立后除少数国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外，大部分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国家中也有不少在独立之初受苏联和中国的影响曾打过社会主义旗号，有一个材料说二战后一段时间内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有70多个，其中有些确实也想搞社会主义，13但先后都失败了，还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目前除委内瑞拉等少数拉美国家外，打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大多偃旗息鼓了。

    发展中国家中有一部分（主要是拉美的一些国家、转型的东欧国家和少数东亚国家）经济已有相当发展，人均GMP已达到7000美元以上。这些国家可以认为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中级阶段，被西方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中进国家”。其中有些大国近年来发展很快，形成了新兴大国群，如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在内的“金砖五国”（BRICKs）；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在内的“薄荷四国”(MINTs)等。但除了社会主义中国外，这些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它们发展的方向很明确，就是努力加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行列。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韩国、新加坡就是它们的榜样。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间还不长，经济刚刚开始发展，人均收入不高，政治上也不大稳定。这些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经济，实行民主法治，是这些国家的努力方向。

    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有一些国家还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或正在从前资本主义阶段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其中有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在经济上已纳入全球市场体系，国家很富，人民生活水平不低，但政治上仍滞留在封建王族统治或神权统治，社会生活中传统势力仍很强大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统治地位。还有些国家部族势力强大，虽建立了全国政府，但地方上仍是部族酋长统治、军阀割据。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或多或少在这些国家产生，但政权还不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这类国家大多数都很贫穷，人均产值不到1000美元。属于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由于贫穷落后，再加上外部因素的介入，许多国家政局、社会动荡不定，内战、内乱不止。这些发展中国家迟早要打破封建专制、军阀割据、闭关自守等等落后状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两大困境

蒋保信：发展中国家在转型中将会碰到什么问题？

  陈启懋：一是政治转型中的动荡。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民主化的浪潮，这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补课的性质，是这些国家在发展或转型中应有之义。但由于一些国家教派、民族、种族矛盾复杂，争斗不已，民主化过程中往往矛盾激化，引发动乱甚至内战。而外部势力的插手使情况更为复杂、纠结。现在拉美、东亚的一些国家已基本上或初步过了这个民主化的关，还有一些国家和中东、非洲的许多国家则正处于过程中。2011年起的“阿拉伯之春”，当前埃及、也门的动乱，叙利亚的内战都是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动荡。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虽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强力推动下实行了民主转型，也仍然免不了大大小小的动荡。

   西方有些评论家见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内乱，就惊呼民主出了问题，或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根本不适合搞民主，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像英国1640年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间经历了内战、独裁和复辟，到1688年才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政体，历时48年。法国在1789年爆发大革命，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与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到1875年成立第三共和国，才稳定了下来，历时86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转型中出现一段时期的动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进一步转型升级碰到困难，陷入滞胀。拉美首先碰到这个问题，所以称为“拉美陷阱”。后来东亚一些国家也碰到了同类问题，所以又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是它未能随着世界市场的变化、产业的改组转移而与时俱进地推动自己的产业转型升级，使之适应新的市场需求。而这些国家之所以未能转型升级自己的产业则又有政治、经济、社会、战略、政策等多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同样条件的亚洲“四小”都成功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实现了现代化。这说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地区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

    整个世界都在遵循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向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

 蒋保信：我注意到，当您提到美国和欧盟的发展时，都提到它们在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转变。

 陈启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自身客观规律性的“自然史的过程”。14从以上几类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都在遵循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在不断克服困难、危机中转型前进。总的来说是要向更高社会形态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达国家走在前面，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些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会越来越增加，终究会克服种种阻力，逐步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转型。其他国家也会逐渐跟上去，处于资本主义中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发展，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向资本主义转型。

   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和发达国家内社会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增长，将使整个世界形势发生转折性的大变化。

  今天的世界存在各种风浪，但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

 蒋保信：在您看来，整个世界都在转型，那么现在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最近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为乌克兰问题闹得很紧张，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吗？

 陈启懋：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如环保问题、气候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防控问题，以及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如历史遗留下来的地缘政治矛盾、种族冲突、主权领土争端、恐怖活动，都是很大的问题、与全人类命运攸关的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但终究是人类在前进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困难。人类社会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充满各种风浪的，多灾多难的，但前景是明朗的。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过去后，世界就告别了革命和战争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凡能抓住机遇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享受和平红利并得到显著发展。中国在“文革”前一个时期所走的曲折道路与对时代认识的滞后有密切关系。八十年代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才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指明了方向，使我国经济取得了大发展。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各种风浪。我们要冷静沉着，牢牢掌握住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动摇。

     最近俄罗斯与美、欧围绕乌克兰问题爆发了新一轮激烈争斗，双方相互指责，还各自举行针对性的军事演习，西方对俄罗斯实行了制裁而且逐步升级。有些西方舆论惊呼“冷战再起”，有些担心可能发生热战，甚或“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实冷静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不是新冷战，而是后冷战时期的冷战余波，是冷战时期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斗争的继续。冷战与热战不同。近代每次热战都通过战胜国主导的国际会议划分了势力范围。例如一战后通过召开凡尔赛会议划分了势力范围，二战后期美英苏通过雅尔塔会议划分了势力范围。而冷战的结束是在和平条件下实现的，不可能像一战、二战那样召开战胜国会议干净利落地重新划定势力范围。这样就出现了冷战虽然宣告终结，但大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却没有结束。

    东西德统一时美国总统老布什和德国总理科尔曾向苏联保证决不搞北约东扩。但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转型初期经济急剧下降，国力一落千丈，西方国家把不搞东扩的诺言置之脑后。1997年至2004年北约先后搞了两轮东扩，把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都纳入了北约。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科索沃一战，不仅进一步肢解了南斯拉夫，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在前南地区以至整个东欧的影响。然而西方还不满足，继续步步紧逼。现在企图把原苏联除俄罗斯外最重要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拉出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纳入西方势力范围，这就不能不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当前双方虽然舌剑唇枪，矛盾尖锐，但都不愿与对方彻底闹翻。欧盟国家毗邻俄罗斯，目前相当一部分石油、天然气靠俄罗斯供应，更不愿与俄的关系搞得太紧张。估计双方经过反复较量，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较大，热战的可能性很小。乌克兰内部的族群矛盾比较纠结、麻烦。对乌克兰来说，最有利的还是妥善处理好国内俄、乌两大民族矛盾，与东西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

  吸取苏联的教训，不失时机，抓紧改革，主动转型

 蒋保信：刚才您分析了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转型以及发展趋势，它们对中国当下的转型有何启示？

   陈启懋：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正在加速发展。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际多极化、社会公正化四股大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我们一定要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更加全面客观认识这个转型中的世界，看清楚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同时要更加全面客观认识我们自己。

    中国同样处于转型过程中。我国从农业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化的公有制经济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并存的多元经济的转型，已经迈出了重大步伐，但还没有完成，仍在进一步进行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艰难地从以投资、出口拉动为主向以内需拉动为主，从高消耗、低效率向低碳经济、集约经济、环保经济转型。我们的政治体制正在从适应革命和战争需要的高度集中的威权体制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民主法治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总量虽已位列世界第二，但仍是一个人均GDP低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发展中国家。15我们处于并将在较长时期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先进国家比，我们不仅在经济、科技上而且在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上（如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法治环境、国民素质、基尼系数、城乡差别、管理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我们一定要顺应世界潮流，与时俱进，抓紧改革，主动推进转型，不要延误时机，陷于被动。改革必然要付出一定代价，要承担一定风险。有计划、有步骤主动改革，迎着风险上，就有可能胜利实现转型并把代价减少到较小程度。害怕风险，不敢触动、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和传统思想，长期拖延不决，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爆炸，引发政治、社会动荡、动乱，最后还是要转型。但这是被动的转型，必然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要正确吸取苏联--俄罗斯转型的经验教训，抓紧时间，克服种种困难，打破重重阻力，全面深入推进改革，主动转型。